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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山西会馆碑刻解密
因为编修《徐州园林志》工作之需，我曾登云龙山踏访碑刻。就中，有五方碑石记载山西会馆兴废事颇详，遂逐一辨识之、抄录之。为方便文化同好作进一步研究，特将山西会馆五碑内容公诸于众，并将先读之感简述于后。由于年深月久，碑面文字已有漫灭不清者。凡阙文，均以“□”如数代之。 立碑刊文，公诸于世，本无“秘密”可言；惟前人有意，后人无心，碑上文字，渐被漠视，一旦辨读，不由人大吃一惊。“解密”之说，由此而起。 会馆五碑，除一碑、即《庙田地契碑》嵌于山西会馆门厅外，其余四碑、即《 创修五灵尊神碑记》、《重修山西会馆碑记》、《重修山西会馆记》、《扩修相山祠记》均嵌于山西会馆正殿南北山墙内侧。其文如次： 碑一：《扩 修 相 山 祠 记》 云龙山之东北，旧有相山神祠，或云颛顼之裔伯姬与篯铿同受封于彭，上应房宿，主马政，能兴云雨，庇百姓。历来久远，弗可考，第其神，既一方之望，香火之繁，祷祝之众，阅千百年莫知其始。久则必灵，即其福国庇民之意亦未可废也。康熙四年春，牛君孟阳偕其友徐君来自三晋，力新之。今已八十余稔，渐至倾猗，□修之众且靡所依托。刘君国忠、孙君仁麟、李君纯儒、景君文炳，晋人也。约其友之贾于彭者凡二十余人，以商诸郡，经历武公、应侯公亦晋人也，各捐资（助）之，更拓而广焉。计旧制山门□殿而已，兹复增南北楼各三楹、庑四楹，又南楼三楹、东楼七楹，而斯祠遂巍峩壮丽，为一郡之胜地。殿既广，复增祀伏魔帝君及祝融、河伯、增福司神位。晋之诸君子当岁时伏腊，集其同乡，觞酒相乐，以寄其故土之思□桑梓之好，而彭之民庶复以时会集贸易，其地而颓败零落之墟改而为熙攘繁盛之境矣夫古往今来地之兴废不常，人之聚散靡定，城市都邑类皆然焉。矧空山而有祠宇，萍水之合而来君子乎？相祠之由来久，至神之颠末不可求。久可知也？久不可知。几盛衰，其间曩之摧朽倾颓者，至牛、徐两翁而一振。今又得刘君诸同志而再振。不然，则亦榛莽丘墟、狐踪鬼影而已，乌覩层楼傑阁者有加焉。如五台、九华、泰祠、嶧庙之盛，吾又乌知其不复为荒烟残照、狐兔踪迹耶？虽然不卜其地卜其人，观三晋诸君子意气豪迈，品谊敦篤，或其后人之宦游于此，显著于彭门者，弥益昌炽而其踵继前人之所行而更城郭之可知也。独是神之为颛顼后，颇少据。以余臆见，昔项籍为相人，称西楚，都彭城，或后人有悯其死者，为立祠，故有相祠之名乎！是为记。 乾隆七年孟夏月望日 赐进士出身 敕授文林郎江南徐州府教授壬子山东乙卯湖北两闱文武同考官合肥田实发撰并书 众商：郭乾吉 郭 照 刘广益 王承志 来克伦 李伋 刘集益 黄文铭 李麟趾 李士宏 曹世彬 赵士杰 贾 珍 侯成章 许川 曹永盛 薛嘉功 张义盛 黄泰盛 孙二林 冯太顺 张祖骞 岳衡 燕侣鸣 王嘉绩 刘恒益 韩世华 范彤 刘洪盛 许国宰 张新盛 牛恒基 督工：杨绍 住持僧：普恒 徒：通勤 通才 碑二：《庙田地契碑》 是庙之南 昭敬院扩建于乾隆七年春，工既告竣，遂为营置庙田九十亩，以供朝夕焚修之资，以为住持日用之需。其地坐落在东醮村，立有印契存照。恐流传遗失，特勒石庙壁，用垂永久，即人事变迁、住持更替，惟兹石凿凿传不朽云。 卖地文约： 张南今有东醮村祖遗经分地九十亩，出卖与庙会首、山西商人刘国忠之名下，永远为香火地。同中言明，值价银每亩二两三钱五分，共银二百一十一两五钱。当日（验）其地内四至分明，并无包占他人田土，亦无户族人等□□，如有异说，尽在卖主一面承管。其田不粮，随例过割。恐后无（凭），立此卖约，永远存照。 同中 梁彩臣 仇玉彩 宫（弓）行 张 明 同（证） 吴 氏 叔 ： 张 霖 碑三：《 创修五灵尊神碑记》 徐州之南，出郊里许，有云龙山焉。层峦跌巚，秀出云霄，且龙脉蜿蜒，实为邑之胜地。西商来铜贸易者，即于山下修造会馆公所，内设关帝位，并以金龙大王、两福神、火神附焉。盖极一郡之崇观，诚通帝座会诸神之附丽，响应尘寰，此创建之所由兴也。特题写神位森严，神威未著，欲开丈六之光，尤赖十方之力。乾隆十九年，盐商大增号、充实号、义合号、乾元号、恒益号、元丰号、公昇号、恒基号、济公号、双兴号，公议捐资七十二千，存贮公所，二十余年，营运滋息，共得本利六百一十六千七百三十文。三十六年重修会馆，用钱八十三千。凡此皆众商营运之功，而寔双兴号郭名人麟者搃其成，未一日失□也。嗣后人麟旋里，其弟大器继焉。大器去徐，又嘱其侄名辅臣、世臣者，度材鸠工，无旷时日。辅臣遂于四十五年六月起塑五圣尊神于龛，后加围板，龛前修佛光。凡工匠黝垩之功，六阅月而其工告成。金光闪烁，赫濯□灵于兹，如在□□。并于会馆之外相山庙装塑神像金□及灵□法像，均于十二月初九日告竣。共计费钱五百二十一千二百二十四文。余项十二千五百零六文，给付主持，□为数无多未足充公用也。自输躬逢盛事，敬诸神威，既仰呵护之灵威，凭□□□以此见众商及郭氏兄弟叔侄之以诚相召，以义相感，得与云龙胜地相传不朽□是为记。 铜山县盐商大兴邵□愉撰文 塑匠 郭□ 如 住持 □□ 乾隆四十七年岁次壬寅正月 碑四：《重 修 山 西 会 馆 碑 记》 殿宇之设，所以安神灵也；会馆之修，所以敦桑梓也。桑梓敦而神灵之祀崇，神灵安而桑梓之谊愈笃，二者不相妨而实相须也。诗有之：敬恭明神。又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会馆虽无事铅华，而敬神、事人、讲信、修睦其有关人心、风俗之原者，岂浅显哉！癸未之岁，予游彭城。彭城古宋国也地，楚汉遗迹，所在多有，而云龙山为最胜。每于春秋佳日，诣黄茅冈，登放鹤亭，一览众山，旷如也，奥如也。旋而左顾，见有榱角崇隆，台榭壮丽，蔚然于山之东者，则山西会馆在焉。往而观之，知其建于众会馆前，迄今徐人犹有老会馆之目。但创造有年，不无剥蚀，厨竈尤狭小也，门庭尤偪窄也。山径之崎岖，犹未能荡荡平平也。晋之诸君子，将改而兴之，而督理殊难得其人。赵君文瑞，乃勇于为善，毅然独任，自甲申夏五，审势度地，鸠工庀材，无间风雨，晨夕奔走其间，凡六阅月之久，而工始告成。向之狭小者，今扩大矣。向之偪窄者，今宏敞矣。向之山径崎岖，今则履道贞吉矣。而神采焕发、庙貌庄严，不益足以答神贶之庥、而遂桑梓乐乎？董是役者将书其事以勒诸石，而嘱予为之记。予自维謭陋，不足以传斯盛举，然重当事之命，且乐付君子后而不欲负彭城一游也。爰诺而志之。至于前事，公捐之人，构料兴工之费，与夫经始落成之日月，则又陈其颠末如左： 宾山 宗伊鸾 谨记 岐阳 乔凤仪 敬书 李公盛捐制钱伍拾千文 袁生生捐制钱伍拾千文 郭富兴捐制钱伍拾千文 刘源茂捐制钱叁百伍拾千文 乔信成捐制钱四百捌拾千文 周信裕捐制钱陆百捌拾千文 刘洪绪捐制钱陆百柒拾弍千二百捌拾文 经理首事 郭英徵 郭卫城 王建基 赵仰岐 住持僧 广琦 徒 绪坡 道光三年岁次己酉仲春榖旦 碑五：《重修山西会馆记》 昔东坡守徐州，上言其地三面被山，其城三面阻水，极□形胜□州固江淮之屏蔽亦南北之襟要也。以故，商贾云屯，会馆林立，然徐之人以老会馆称者，则惟云龙山畔之山西会馆焉。始建于国朝康熙间，奉关圣帝君、金龙大王、火德星君、财福二神、相山显□王、灵官诸神像。历年既久，屡圮屡葺，渐扩旧制，如今式。殆咸丰初，封狐雄虺，蹂躏南北，市井驿骚，于是向之称为殿宇巍峨者，则见其倾猗矣；向之称为垣墉峻整者，则见其颓危矣；向之称为簷楹丹艧者，则见其残缺矣。向之观为旯石完固者，则见其残缺矣。今年春，山右诸君同乡议曰：国家中兴以来，数十年矣，寰海清平，商民安乐，及今不修，将有栋折榱崩之患，其何以襄笾豆事、言桑梓欢也？乃量力输财，卜吉兴役。工，不喜其奇巧也，惟选其善良者；材，不贵其华美也，惟取其坚实者。经之营之，阅五月而悉还其旧。昌黎有云：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仆之为是记也，岂惟乐今之有事于徐者能继乎昔、尤愿后之有事于徐者克继乎今也。 锦昌公助钱叁拾千文 恒源号助钱贰拾千文 长盛号助钱壹拾千文 恒泰茂助钱壹拾千文 张万顺助钱贰拾千文 裕源号助钱拾伍千文 石众顺助钱拾伍千文 德源长助钱壹拾千文 德和泰助钱壹拾千文 谷顺号助钱壹拾千文 任久顺助钱四拾千文 王广盛助石灰陆千斛 春茂荣助钱叁拾千文 隆泰号助钱伍拾千文 德泰成助钱伍拾千文 永泉茂助钱壹百千文 树慎成助钱壹百千文 敬胜吉助钱壹百千文 谨丰典助钱（叁）百伍拾千文 董玉明助钱壹拾千文 以上共助钱玖百捌拾千文。 历年积存钱四百弍拾千零捌百陆拾陆文。 砖瓦木石人工、金装油漆家具等，共使钱壹千伍百弍拾陆千柒百柒拾文，除讫，净亏挪项钱（壹）百弍拾伍千玖百零四文。 经理人： 任耀魁 李士美 廉 贤 乔树德 范隆运 范亢宗 高德山 孟守漳 候选教谕廪贡生 杨守慈 撰书 光绪十三年岁次丁亥六月丁浣 榖日碑 解读简述 解读这五通碑，可以发现许多不但今人不知、而且地方史志亦未见载的历史事实。这些历史事实对于研究徐州古代商业史、城建史、移民史、宗教史、风俗史等，都有重要价值。粗读一过，发现颇多，择其大端，胪列如下： 其一、徐州云龙山东麓山西会馆之建，始于清初，当不迟于康熙四年（1664）；此后，历经乾隆七年（1742）、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四十五年（1780）、道光三年（1823）、光绪十三年（1887）多次修复、扩增、重建，始有二十世纪之面目。 上为徐州山西会馆建馆史梗概，而实际情况则稍有曲折。据光绪十三年《重修山西会馆记》（即：碑五）载：徐州“商贾云屯，会馆林立，然徐之人以老会馆称者，则惟云龙山畔之山西会馆焉。始建于国朝康熙间，奉关圣帝君、金龙大王、火德星君、财福二神、相山显□王、灵官诸神像。” “碑五”揭示了如下历史事实：（1）徐州曾经“会馆林立”；（2）山西会馆于诸会馆中最大、最老，故名“老会馆”；（3）“老会馆”始建于康熙年间；（4）“老会馆”内供奉众多神灵。（5）“老会馆”乃山西同乡（山右诸君）捐资重修。 但“碑五”也留下了历史的“疑点”，此即“山西会馆”何以供奉“相山显□王、灵官诸神像”？据“碑一”《扩修相山祠记》载：“云龙山之东北，旧有相山神祠”，“香火之繁，祷祝之众，阅千百年莫知其始。”这就存在一种可能：作为“老会馆”的“山西会馆”，是否由原“山西会馆”与“相山神祠”合并而成呢？勘比“碑一”：《扩修相山祠记》、“碑三”：《 创修五灵尊神碑记》，上述“可能”变成了“事实”。 《扩修相山祠记》载：康熙四年，晋商牛孟阳与其友徐某，对破败的相山神祠“力新之”。因赖山西人捐修，故“相山神祠”渐成山西人集聚之所而有了“会馆”功能。八十余年后，即到了乾隆七年，相山祠“渐至倾猗”，所以又有山西商人刘国忠、孙仁麟、李纯儒、景文炳等“约其友之贾于彭者凡二十余人”，并报经郡府领导批准，对相山祠“更拓而广焉”。除修复山门、大殿外，还“增南北楼各三楹、庑四楹，又南楼三楹、东楼七楹”。殿庑既广，功能益增，“晋之诸君子当岁时伏腊，集其同乡，觞酒相乐，以寄其故土之思□桑梓之好，而彭之民庶，复以时会集贸易”，其地亦由“颓败零落之墟，改而为熙攘繁盛之境”，“巍峩壮丽，为一郡之胜地”。这一时段，“相山祠”虽无“会馆”之名，却已有“会馆”之实。 康、乾间两次重修“相山祠”，无一不是山西商人的义举。而于此同时，山西商人亦在“相山祠”旁建起了“山西会馆”。佐证见“碑三”：《 创修五灵尊神碑记》。此记载：“徐州之南，出郊里许，有云龙山焉……龙脉蜿蜒，实为邑之胜地。西商来铜贸易者，即于山下修造会馆公所。”关于建造会馆的准确纪年，此碑未注。但它却记载了“重修会馆”的时段：“乾隆十九年（1754）公议捐资七十二千”、“（乾隆）三十六年，重修会馆”、“（乾隆）四十五年六月，起塑五圣尊神于龛，六阅月而其工告成”、“并于会馆之外相山庙，装塑神像金□及灵□法像，均于十二月初九日告竣”。 重修会馆、起塑五圣尊神而与装塑相山庙神像同步施工，这就证明“会馆之外相山庙”与会馆或仅一墙之隔。 此后的趋势肯定是“山西会馆”日益扩大，“相山庙” 日益缩小，故到了道光三年再一次重修山西会馆时，“相山庙”遂不再被提及。对此，“碑四”：《重修山西会馆碑记》还有一段若明若暗、言之成理的解释：“殿宇之设，所以安神灵也；会馆之修，所以敦桑梓也。桑梓敦而神灵之祀崇，神灵安而桑梓之谊愈笃，二者不相妨而实相须也。”“相须”的结果，是“相山祠”完全融入了“山西会馆”；“山西会馆”亦真正完成了它的“馆庙合一”。“馆”还是“会馆”；“庙”则是将“五灵尊神”── 关圣帝君、金龙大王、火德星君、财神、福神之“庙”与“相山神”、“灵官诸神”── 伏魔帝君、祝融、河伯及增福司神之“庙”合二为一、做到了十神共祀。关于“相山祠”融入“山西会馆”的时间，鉴于“碑四”即“道光碑”中已不再提及，所以判定当不迟于嘉庆年间（1796──1820）。 其二、山西会馆作为晋商活动中心，靠山西商贾之捐资，方能维持其二、三百年之繁荣。修缮资金，尚有小部分来自供职于徐州之晋籍官吏。 山西会馆“五碑”，落款位置皆有捐资者名单。这是一份难得的“公益名单”或“慈善名单”。 “碑一”：《扩修相山祠记》有捐资者名姓，但无捐资之数。康熙四年春修相山祠，赖牛孟阳与其友徐君二人之力。乾隆七年修相山祠，捐资者为刘国忠、孙仁麟、李纯儒、景文炳及“其友之贾于彭者，凡二十余人”；闻讯，任职徐州之“经历武公、应侯公”二人，亦“各捐资助之”。“经历武公”即武承运，山西汾阳人，乾隆元年出任徐州经历。“应侯公”背景不详。撰写《扩修相山祠记》者，为合肥人田实发。田氏乾隆二年出任徐州教谕。 “碑二”：《庙田地契碑》载乾隆七年春“昭敬院”扩建告竣后、为营置庙田九十亩所立地契全文。此碑之重要价值有二：一是石上“地契”，世传较少，徐州境内，或绝无仅有；二是彰显晋商仗义疏财精神。营置九十亩庙田者，即“碑一”载扩修相山祠之晋商刘国忠。“值价银每亩二两三钱五分，共银二百一十一两五钱。”古今易位，孰能竞拍九十亩土地献于公用？ “碑三”：《创修五灵尊神碑记》所载捐资者有商号，如盐商大增号、充实号、义合号、乾元号、恒益号、元丰号、公昇号、恒基号、济公号、双兴号等；亦有个人，如郭人麟（双兴号老板、为兄）、郭大器（为弟）、郭辅臣（为侄）。开始，郭人麟搃其成；人麟旋里，其弟大器继焉；大器去徐，又嘱其侄辅臣继之。重修会馆，创修尊神，自乾隆三十六年，迄乾隆四十五年，未一日有失。晋商精神，尽在其善始善终。 “碑四”：《重修山西会馆碑记》载捐资者七人（李公盛、袁生生、郭富兴、刘源茂、乔信成、周信裕、刘洪绪），捐资总数为二千三百三十二千二百文。少者五十千文，多者依次递增为捐制钱三百五十千文、四百八十千文、六百七十二千二百八十文、六百八十千文。按嘉、道年间金、银、铜比价：一两白银价铜制钱一千文，则少者五十千文即五十两白银，多者六百八十千文即六百八十两白银。参照“碑二”地价，捐资多者等于一次捐地二百八十九亩！ “碑五”：《重修山西会馆记》载捐资者二十家，捐资总额九百八十千文。按上文比价计算，则每家平均捐资白银四十九两。 虽然未曾计算五碑捐资总数，我已在确切的、冰冷的数字后，看到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情义汉子。面对山西会馆的记事碑，谁能说“生意人”锱铢必较？谁能说“十商九奸”？ 其三、解读山西会馆藏碑，亦可推定晋商对徐州之经济推动与文化影响。有清一代，二、三百年之东西（苏晋）交流，徐州既成全了晋商，晋商亦成全了徐州，在双向互动中，徐州受益匪浅，并获文化升华。 当代徐州人说徐州，总爱夸言其“九州之一”的辉煌及“五省通衢”的繁荣，可见徐州人还是极为看重徐州的交通优势和商业优势的。遗憾者是，关于徐州明、清及近代之商业史料却极为难得。山西会馆藏碑则从一个狭小的侧面，向后人揭示了徐州清代的商贸状况。 关于徐州清代“商号”之行业与命名，今人知之甚少。而据“碑三”载，乾隆十九年，参与捐资之山西“盐商”，即有：大增号、充实号、义合号、乾元号、恒益号、元丰号、公昇号、恒基号、济公号、双兴号等。十家盐商，必非全部，晋商之外，当有他籍人氏。证据之一，即撰写此通碑文之邵某，便自署“大兴”（今属北京市）人。而“碑五”披露“商号”之多，又胜“碑三”，计有：恒源号、长盛号、恒泰茂、张万顺、裕源号、石众顺、德源长、德和泰、谷顺号、任久顺、春茂荣、隆泰号、德泰成、永泉茂、树慎成、敬胜吉、谨丰典等十七家之多。看名号，是既有商业性、又有文化性。上举仅限贾于徐之“晋商”，“晋商”外，全城“徐商”群体，其众可想而知！ 关于徐州之商业环境，不但可由“商号”多寡判定，而且可由“利润”厚薄推断。碑三：《 创修五灵尊神碑记》无意间留一经营记录：乾隆十九年，十家盐号公议捐资七十二千，存贮公所。经二十余年营运滋息，共得本利六百一十六千七百三十文。到乾隆三十六年重修会馆，用钱仅八十三千。今人面对这笔历史老账，一会惊叹晋商善于“以钱生钱”，二会惊叹徐州商贸赚钱容易。试想二十年间，七十二千钱变成六百一十六千钱，翻了八点五五倍；即今日炒股，又当如何?这则资料刊石虽已二百四十年，及今展读，仍让人拍案称奇。想来此非孤例。天时、地利、人和齐备，谁还会武断判言：徐州兵家必争之地、易乱不易治、宜战不宜商？ 山西商人到徐州，落地生根，迎风开花，在给徐州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给徐州带来文化繁荣。“庙会文化”或为其一。上文已述，山西会馆是“馆”、“庙”合一的。先是，一座庙供五尊神（五灵尊神：关帝、金龙大王、福神、财神、火神），此后，一座庙供十尊神（五灵尊神外，再加祀相山神、伏魔帝君、祝融、河伯、增福司神）。神多，即护佑多，香火旺，诸神庙会除引来善男信女，还引来百戏百业。因为山西会馆关帝庙会的存在，徐州云龙山庙会于佛教文化外，丰富了民间宗教的色彩。 徐州云龙山东麓，曾经“会馆林立”。有“山西会馆”，或也有“湖南会馆”、“徽州会馆”。因为缺乏文献之证、文物之证，数百年经济史一片空白。这让我们分外珍惜山西会馆碑刻的历史文献价值。 解读山西会馆藏碑，我心生感动。晋商入徐州，发了自己，也发了徐州；他们捐资财，建会馆，在徐州留一砖木建筑，亦留下创业者的足迹、创业者的文化、创业者的大爱与影响。有的晋商衣锦还乡，有的晋商乐不思蜀，可以断言，今天的徐州人，必有不少是二、三百年前晋商的后代。不论睹物思人、还是慎终追远，我们都要用一种开放的、宽容的、敬畏的心态面对历史、面对生活。 2010年6月21日于徐州 刊《徐州史志》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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