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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落深知宋玉悲
——《金瓶梅》的美学眩惑 因为我不十分相信后出的、或泊来的艺术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规范，所以迟迟未就《金瓶梅》的“美学”价值作出评估。但谁能说《金瓶梅》的阅读魅力与“美学”无涉呢？故顺乎大流，以今方古，也只好拾起“美学”话题，虚说《金瓶梅》的奥妙。心里毕竟不踏实，这犹如张开今日的网，不知能否罩住昨天的鱼呢！ 一、“通”的艺境 我将“通”的观念引入对《金瓶梅》的美学评析，其实得力于《金瓶梅》的启示。 初读《金瓶梅》，追着故事走，追着人物命运走。读呀读的，读到事败人亡，心里一片空虚。最初的感受，自己是旁观者。故事、人物都在对岸。说是隔岸观火，真有几分相像。“岸”造成“隔”，“隔”就是距离，距离产生“美”，这都是俗说，其实，“美”的生成不这么简单。对岸是“美”，此岸才可观到“美”；对岸无“美”，此岸何以有“美”可观？我以为，因有了距离，清醒感、安全感、超然意识、臧否理念倒是带给读者一份逍遥。一部书，拿得起，放得下，或赞许，或否定，都是随心所欲的，这还不算逍遥吗？ 这逍遥，是“隔”出来的，是因为读者的浅读辄止、与作者的有意为之取得了呼应而造成的。如果单从创作的角度思考，“隔”的第一效应恰是作者求之不得的。犹如一堵墙，表面上看是挡住了“外来者”，实质却是保住了“内居者”。《金瓶梅》开卷推出“四贪词”，拉出一个批判酒、色、财、气的架势；而第一回又揭出“情色”二字，用刘邦、项羽两个古人为鉴，这都是在砌墙自卫，表白作者是站在社会伦理纲常的立场上，遵循主旋律，努力做一位德艺双馨的小说家。而小说家的主要精力，却是在向世人展示酒、色、财、气的强势引力，进而表现着人性的必然与生活的必然。理性否定与感性肯定，在此构成一对创作矛盾。这矛盾贯穿《金瓶梅》的始终。由于理性的苍白和感性的鲜活强弱不成比例，所以我甚至怀疑兰陵笑笑生是在玩弄欲擒故纵的把戏。砌一堵墙，或许就是为了激起墙外人逾墙而进或掏洞而窥的欲望呢！ 随着阅读的深入和思考的跟进，我越发坚定了上述判定。层层设障，是为了让读者层层穿越；处处批判，是为了让读者处处留意。 欣欣子说《金瓶梅》“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1我以为是在有意泄露天机，并佐证了这部书的精神魅力即在于引发兴趣，转移情绪，让人享受一次灵魂的美餐；而它反证的则是书中人的生活（浸淫着酒色财气的生活）、又正是读者缺少而艳羡的。 卖啥偏不吆喝啥。兰陵笑笑生带有自卫性又带有试探性地给读者下了一个套儿，半是掩饰，半是展示，铺开了酒色财气的人生长卷。 让我以潘金莲为线索人物检点一下酒色财气的辩证法。张大户“万贯家财”，占一“财”字，故能买下潘金莲为使女；潘金莲“自幼生得有些颜色”，占一“色”字，所以高价出售，卖银三十两。张大户以“财”买“色”，并享受（收用）了这“色”，引起了主家婆的“攘骂”，“气”随之产生。张大户“赌气”，倒陪房奁嫁出潘金莲。武大郎无“财”娶妻，纯属偶然，所以看不住这“色”。西门庆有“财”，有貌，有“酒”作媒，引得潘金莲移情别恋。在嫁给西门庆后，潘金莲的“色”与众妻妾的“色”相互较量，占了不少便宜，但终也不能得到独宠，所以潘金莲“气”不平，“气”不愤，暗地里再与小奴仆、小女婿胡混。“气”使人发狂，“气”使人争斗，一部《金瓶梅》是一部男女的、家庭的因“酒”、“色”、“财”而发作的“意气史”。在西门庆死后，潘金莲以残败之“色”被吴月娘发卖。武松有了“财”，买下潘金莲。由于不为渔色，只为报仇，故潘金莲被杀。这应了一句俗话：“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潘金莲三十三年的生命史简化后，其实就是酒、色、财、气的相辅相成、相克相生。 《金瓶梅》开卷的《四贪词》，抛出了酒、色、财、气四条线，这四条线绵延曲折，一贯到底，串通了无数悲欢。这四条线，可谓故事线、情节线，但归根结底是“主题线”。本文用一个“通”字加以概括，相信得其仿佛。张竹坡评其“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乃千万根共具一体，血脉贯通，藏针伏线，千里相牵。”○2可谓知音。 悲观地扫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人都有一部酒色财气史。差别在于：一是比例的倚轻倚重，二是“气”的控制与否。这是一种人生事实。《金瓶梅》正视了这一人生事实，又加以高度典型化处理，因而分外具有参照性和震撼力。如果说潘金莲的情感生活可以与许多女读者相通，那么西门庆的情感生活无疑便与大多数男读者相通。 “相通”不是“相同”。这是一种“顺向”的理解，“肯定”是主流，但不排斥“局部否定”。它唤起的是主客观照，以及在相互观照后的释放压抑，渲泄自我。“外向性”的阅读，完成的却是“内向性”的心灵自诉；到了这一步，才可算得上进入了艺术的、美学的享受层面。 潘金莲、西门庆因为蒙垢日久，误解年深，仍被正统的读者或评点家视为邪恶。为了不开罪于圣贤，本文并不张扬“人尽潘金莲”或“人尽西门庆”的精神判语。“相通”的例子，较中平的还有孟玉楼。她是唯一不贪“财”嫁给西门庆的。进入西门府，她在西门庆众妻妾中排名第三，不前不后，不热不冷，是个最不招惹是非的人。这中间并无奥妙，若有，那也是孟玉楼有肚量，不找气生，不惹气受。第七回，她与张四的对话，是系统的“世故宣言”。孟玉楼闹中取静的做人仪范，印证了“气”的可控制性。在酒、色、财、气的相互消长中，“财”是物质基础，“色”是情欲目标，“酒”是催化因子，“气”是欲望膨胀。四者之中，“气”最活跃、最张狂、最易伤人又最易自伤。潘金莲的“气”，咄咄逼人，常处在八方挑衅的位置；李瓶儿的“气”，长吁短叹，总脱不了自艾自怨的状态；孟玉楼的“气”，云卷云舒，一派高高挂起的仪范。三人相比，潘金莲多损人，李瓶儿多被损，孟玉楼多超脱。“气”之为用，利害因人而异。由孟玉楼的肚量折射的人生哲理或许就是“性格即命运”。 孟玉楼跳出酒色财气，与潘金莲陷入酒色财气一样，都有社会实证价值，因而孟玉楼这一形象多了几分理性的可爱。理性的孟玉楼与感性的潘金莲在西门府里是一对好朋友，这在书内的小世界里是可信的，在书外的大世界里也是可信的。《金瓶梅》用它的小世界努力润融大世界时，内外贯通，虚实相照，一步步逼近那种凝炼的艺术之境、美学之境。山有山脉，水有水源，在脉源相通的全景烘托下，块石滴水也才会有山河之韵。《金瓶梅》的“通”，小而言之，是作品自身情节与命意的相通，进而促成作者与读者的相通；大而言之，是书内小世界与书外大世界的相通。因而“通”的艺境，又是由“创作”与“阅读”两个环节共同营造的：创作时，作者先有一以当十的内容浓缩；阅读时，读者复有举一反三的内容扩展；一呼一应，《金瓶梅》故事才有了恒读恒新的启示价值。读罢《金瓶梅》，做菩萨，做君子，做小人，做禽兽，都是人的选择，但《金瓶梅》自有它的幽香缈缈。 二、“真”的透析 或许，用“真”的标准评判“虚构”的艺术创作本身就是矛盾的。而我的评述底线是：“真”其实是一种“本原属性”；不论主观情思，还是客观事物，有本原可溯，能够溯其本原的，即为真实，否则便是虚假的。 小说的真实，由此剖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家心灵的，二是社会实证的。这好象是个极浅显的问题，在操作上的困难，即因“伪文学”的介入。在意识形态占绝对统治的艺术氛围里，这类作品屡见不鲜。好在兰陵笑笑生是创作上的自由人，没有权力干预，他可以直面社会真实。即便如此，要在小说里再现真实的大千世界也并非轻而易举。流览《金瓶梅》故事，让人有时间倒流、阅尽沧桑的醒悟。这导源于《金瓶梅》故事的“原生态真实”或“全景性真实”。所谓原生态，是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统一；所谓全景性，是指人、家庭、社会、国家的相互依存。由于故事从生活中来，又处处以生活为参照，所以故事中人便是生活中人，每一个人身上都承载着他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生活的全部信息。张竹坡甚至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3看来他是有眼光的。 《西游记》中人物，可以不稼不穑，不工不商，不食人间烟火；《水浒传》中人物，也可以风高杀人，月黑放火，不受王法约束；惟《金瓶梅》人物生活在严格的经济约束、政治约束、伦理约束、习俗约束之下。约束的存在，不单表明生活的残酷性，还特别表明了生活的真实性——生活是有条件的，创造了条件，或改变了条件，也就改变了生活，改变了命运。 在拙著《别具一格的艺术追求》一文中，我提出《金瓶梅》由“借水浒”到“反水浒”的变异，举出了“西门庆死而转生，武二郎胜而变败”的例证，由此证明《金瓶梅》的真实性，当是更有力度的。武松是《水浒传》中的“上上人物”，在《水浒传》中，他能“胜恶虎”，而在《金瓶梅》中，他却不能“胜恶人”。武松与西门庆在两部书中的胜败异势，最真实地再现了权力社会、金钱社会对他们“时代英雄”的塑造过程。西门庆是《金瓶梅》中的“时代英雄”，比武松是《水浒传》中的“时代英雄”更具有社会的实证色彩。“吾谓人皆可以为西门庆，其不果为者，大抵为父母之所管，亲友之所阻，诗书之所劝，刑法之所临，而其心固未必不作非非想也。”○4文龙虽然很正经，也会反向思维！ 与《水浒传》分道扬镳后，《金瓶梅》以西门庆为一号男主角，导演了一出世俗大戏。在家里，他有一妻五妾，群奴群婢；在社会上，他广交狐友，通官通商。因而他的发财、升官、纳妾、嫖娼、结友、生子、求佛、问道……这种种人生风光都不再是偶然的，不再是浪漫的。西门庆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是基于他与他的社会环境保持了最大的一致性。如果将西门庆“这一个”与武松的“那一群”作一个横向对比，谁更符合封建皇权长治久安的升平之道呢？公允地说，西门庆更符合常态社会的常态要求。 孟超高呼“西门庆万岁”，而且判定“西门家世，永固无疆”，○5固是愤世嫉俗的真话。 泛漫地看中国历史，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水浒时代”是间歇性的，很短很短，故“造反者”是人群中的极少数；“金瓶梅时代”却是连续着的，很长很长，故而“西门庆”代不乏人、州不乏人、县不乏人。 西门庆的典型性、真实性不是孤证。在《金瓶梅》的小说世界里，凡有名有姓的人物，不分官民，不分主仆，不分贫富，不分男女，任意挑出一个作生态还原，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打着深刻的社会烙印，并有着类别的、族群的典型性。 庞春梅，是潘金莲的贴身丫头。由“贴身”而“贴心”，渐渐与潘金莲朱墨相染，成为《金瓶梅》一书不可或缺的人物。从表面上看，有了春梅，这部大书才能“金”、“瓶”、“梅”齐全；而从命运上看，春梅由“奴婢”向“半主子”、“主子”的变迁更揭示了人性的裂变或身价的升沉。主子不是天生的，贵族不是天生的，时来运转，顺乎其变，蚂蚁也会变成大象！因而，庞春梅的形象塑造激活了奴婢们的富贵梦。张竹坡认为：庞春梅与玳安，是作者“特特用意写之”，目的是“见得一部炎凉书中翻案故也”。○6“翻案”，就是发展、变化、时来运转、面目全非，这便是回应了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 秋菊，与庞春梅同时买入西门府，同为潘金莲贴身丫头，但在“人下人”的困境中久受欺凌。秋菊的命运，不是先验的，它是由许多真实的生活因素构成的，如相貌、性格、关系、机遇等。春梅与潘金莲贴身而贴心，秋菊则贴身而离心。离心的结果是挨打挨骂。挨打挨骂又促成了她的反抗。虽然秋菊式的反抗缺乏英雄主义，但毕竟是她的告密揭发最终让潘金莲奸情败露、而被逐出家门。“主子”败在“奴才”手里，这事实让主子们警惕，又让奴才们扬眉。 无须枚举更多的人物例证，我们即可感受真实的震撼力。将艺术的“真”上升到“美学”高度来认识，在我还考虑到对阅读者认知体系的确立，“真”有着启蒙性铺垫或定向性引导。从“非阅读”进入“阅读”，灵魂即受了一次沐浴。周而复始的沐浴，阅读改变阅读者。从这个视点上回望人的读书历程，“真”对“善”、“美”的塑造是无可替代的。结果，阅读“真”的文学作品，完善“美”的人生追求，一前一后，顺势而成。 前文论真实时，我提出“条件说”。有此一说，衡量文艺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的真伪就有了一份方便。比如，金钱是生活的物质条件，权力是生活的政治条件，相貌、才思是生活的情感条件，亲友是生活的社交条件等，每一侧面，都因条件不同而影响人的生活质量。西门庆有足够多的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他纳妾、买官、买奴婢、请客交友……一路无阻。他的人生幸福，大都是用金钱买来的。叶小凤骂《金瓶梅》“实淫书也”，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多情好色，人之常情”。○7 因为幸福可以用钱买，自然无钱也就失去了不少幸福，《金瓶梅》中的大小奴婢，先是失去金钱支配权，再失去人身自主权，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匮乏雪上加霜。一部《金瓶梅》，绝大部分内容表现的是金钱支配权向人身支配、精神支配的异化过程。当西门庆用钱买了官，借官发了更大的财，占有了更多的女性，获取了更尊贵的社会追捧时，他的大红大紫所揭示的生活哲理有了更强的摇荡人心的动力。 有人不能理解西门庆一妻五妾的家庭格局，由此怀疑该书女性形象的孱弱与苍白。我以“条件说”衡量之，恰恰发现了这群女性的心灵真实。孙雪娥以“婢女”升格为“妾”，李娇儿以“妓”赎身为“妾”，都是人生升值，姑勿论。孟玉楼原为“寡妇”，做“妾”，终比守寡强，所以她乐于为“妾”。潘金莲原为人妇，但丈夫“人物猥衰，甚是憎嫌”，所以宁可为“风流”男人的“妾”，也要跳出“悔气”。李瓶儿原为人妇，有较为安稳的日子，但丈夫耽于酒赌，让她冷落，所以在偷情尝到甜头、丈夫暴死后决心改嫁为“妾”。 文龙斥责潘、孟、李诸人嫁入西门家是“直与猪狗同眠，豺狼共食”，○8其实，她们每个人都作了“条件”比较，每个人都有追求，每个人都有情感误区，但做“妾”又确乎是自愿的。人各不同，背景有异，虽为人妾，但一言一笑，无不各具情态，各有风韵，真的再现了生活的多样与人心的变异。 “真”的另一领域是人心、情爱，《金瓶梅》写性、写情，虽有前鉴，但作为一部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它的性、情、爱的描写仍然在超越了生孕目标后，张扬了更浓烈的快乐原则。欣欣子谓“人皆好之，人皆恶之”，○9只对了一半。正确的、近乎真实的状况是“人皆好之，人皆讳之”。所谓“讳”，不公开宣扬而已。《金瓶梅》公开宣扬了，遂被斥为犯了“渲淫”之罪。这罪不在兰陵笑笑生，而在人类本身。四百多年前，有人不避秽名（他自己隐了真名，只用化名）写出了性爱的种种情致，那份胆识，或许来自对人生“真实”一面的信仰。 三、“悲”的文心 “悲剧美”是一种崇高美。这从古希腊悲剧时代就获取了公认。中国古代文学体系里没有西方式的典范悲剧，但悲剧意识却广泛分布在诗歌、散文、小说、戏曲里。以长篇小说为例，其悲剧精神有一个由淡而浓的变化过程。 《三国演义》的悲剧精神因追怀历史而沉郁，又因历史远行而超然。 《水浒传》的悲剧精神在曲终人散处，前面的内容则浸淫着“豪杰喜剧”的韵味。 《西游记》写佛仙故事，照理该有大慈大悲，但“猴”的神通与顽皮仍然倾向于“喜剧”挥发。 《金瓶梅》出，悲剧精神借平民生灭得以深层次酝酿。 我在《别具一格的艺术追求》一文中曾下判定：“《金瓶梅》是家庭悲剧，虽然有黑社会的杀人越货。《金瓶梅》是女性悲剧，虽然也有须眉命殉夭折。”在《金瓶梅》之前，中国还没有一位作家如此广泛而深刻地表现过平民家庭的暴富暴衰、以及平民女性的不幸与死亡。创作新领域的拓展，其实来源于作者创作新理念的萌发。虽然在小说发端作者就不无偏见地宣说：撞着美女，“豪杰都休”，大有将女性视为“祸水”之意；初次概述全书故事，提及潘金莲时，作者也老大不客气地评说：“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这都有点早打招呼，以免上当的意味。随着故事进展及人物性格发展，作者的“画外音”渐弱，人物的光辉，人性的可爱，人命的可叹，一一自由展现出来。女性的美，从形体到精神，获得立体再现。 以潘金莲为例，在嫁给武大前，已有两次被卖的经历。命运的不能自主，让人物灵魂压抑。嫁给武大，等于“卖”，等于赔本发卖。身处此境，她对美满婚配、甚至美满性爱的渴望都应视为合情合理。即便和西门庆成奸并谋害了丈夫，这一刑事犯罪仍然不能作为否定她原初美好追求的预定事实。进入西门府，潘金莲在妻妾中排于末位，这又是一个打击。所谓“争宠”，也有“宠爱”太少的缘由。杀武大，是两人合谋犯罪。西门庆先死，惩罚由潘金莲一人承担，这难免让读者有一丝心理倾斜；加之，不是受到“法律”的惩罚，而是受到私人性质的“报仇”或“报复性”的谋杀，这更让旁观者有一种莫名的怅惘。以武松打虎之勇，设计杀一妇人，潘金莲的死也因此增加了悲剧的阴冷。 悲剧的“悲”感，来自有价值的、美好的事物的毁灭，因而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死亡都具有悲剧美的效应。兰陵笑笑生在制造死亡之前，也刻意于创造崇高，创造美，创造价值。这一倾向，早已被细心的评点家发现。 东吴弄珠客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10 廿公曰：“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也大慈悲矣。”○11 张竹坡曰：“此仁人志士……悲愤呜咽，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12 紫髯狂客曰：“趣如《西门传》而不善读之……而悲伤零落，寓乎其间，世人一时不解者也。”○13 看看惠莲这个典型。她原名叫宋金莲，因为与主子重名，改惠莲。为尊者讳，惠莲一出场就输了做人的尊严。她聪明，美丽，打得好秋千，烧得好菜，能言会唱，善解人意，遂成为西门庆的勾引对象。这对她来讲，是一次攀高枝的机会，岂能不应？应了，透露了风声，她又百般遮掩，百计讨好女主人。不断地放弃自尊，却也并未赢得尊重。她的自杀，有为了丈夫的一面，也有自尊醒悟的一面。有自杀的勇气，便有崇高残留着。 李瓶儿也是一个典型。先通奸，后嫁人，本不高尚，但李瓶儿进入西门庆大院后，轻财重义，广结人缘，未始不是一大智慧。原先对花子虚，她有些悍妇气象；跟了西门庆，则一改素常而有了贤妻风范。生了官哥儿，李瓶儿又焕发了“母性”、“母爱”。最后她一病不起，也是“母爱”断肠的结局。李瓶儿的死让读者反思对女性评判的标准。仅仅以“丈夫”为参照，会提出“贞洁”的标准。显然这是“大男子主义”或“男性中心论”作祟。为什么不以女子“个人”、不以“儿女”、不以“父母”、不以“朋友”、不以各种相关者为参照来理解女人呢？ 《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写过死人的事。但挥刀而战，势如砍瓜切菜，作者很少有悲悯之心。《金瓶梅》不再超然，它写生之难，它写死之痛，上自主子，下至奴仆，一一表示了对生命毁灭的哀情。读到人死灯灭，谁还能麻木不仁！因而《金瓶梅》唤起的是生命的警觉与诫惧。 《金瓶梅》后，又有《红楼梦》出。《红楼梦》写家庭，写女性，抒发悲剧精神显然是受了《金瓶梅》影响。曹雪芹的朋友“脂砚斋”见证：《红楼梦》“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壼奥。”○14 人生短暂，白驹过隙，聪明人洞悉及时行乐的道理，并不理会他人悲欢。因而我们有理由看重悲天悯人的文字。有如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亦如冰冷世界的一星炭火，给无助以相助，给绝望以希望，文心与良知，借悲情而张扬。《金瓶梅》作者的悲怆之情，深藏在琐屑的叙事里或言情里。细细咀嚼小说绘声绘色的文字，我们才会有一种思通天地、神运古今的浩然。悲在其中，美亦在其中，人性苏醒了，神性也开启了。《金瓶梅》一百回，写到小玉在永福寺偷窥雪洞和尚普静诵念解冤经咒的场面，其中的偈语，不可轻轻略过。普静发慈悲心，正如作者同。 【注释】 ○1○9欣欣子：《金瓶梅词锋话序》。 ○2○12张竹坡：《竹坡闲话》。 ○3○6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4○8文龙：《金瓶梅回评》。 ○5孟超：《金瓶梅人物论》代跋。 ○7叶小凤：《小说杂论》。 ○10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 ○11廿公：《金瓶梅跋》。 ○13紫髯狂客：《豆棚闲话总评》。 ○14脂砚斋：《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2008年9月7日改定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 菜九段001 | 9160 | 07-28 10: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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