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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此文
对田先生添了许多的好奇心 对其作品也充满了阅读的期待 更对菜先生的文字有了不少钦佩。 这样的好文发来四十港， 谢谢！ ※※※※※※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
| 天 地 悠 悠 惟 美 可 传 ——《王仲博书画集》序我相信，人与人走远或走近，一定不是必然的。晚春，因事乡居，忽接贾长祐先生来电，嘱为王仲博先生书画集拟一短序。理由毋庸置疑，即王先生乃“沛县老乡”。让我不可推却的感性观照则是：次日，风雨交加，春寒倒流，长祐先生搭公交，换三轮，奔波六十里，将王仲博先生之书画资料送至我乡间蜗居。再后来，与周庆明、贾长祐、周节文、李天池诸先生相聚，我才得悉王仲博先生之书画，创量极大，流布极散，尽其家藏，仅得三帧；而今，经诸公荟萃者，已达百帧之多，其间寻访之艰、搜求之难，固不可尽述。当此师道凌替、乡谊浇薄之世，衮衮诸公，孰知敬老？芸芸众生，孰知尊师？而庆明、长祐、节文、天池诸公，缅师恩而承师训，继绝学而传绝艺，非为名计，非为利谋，一以恢宏徐州艺术之大美、探寻徐州艺术之源流为旨归，诚为难得，非人可及。有感乎诸君子古道热肠，我虽援翰无文，亦不敢置身事外、再作壁上之观。王仲博先生1901年生于江苏沛县，1926年毕业于南京艺专，历任江苏省立中学及师范教职。抗日军兴，即于1937年入川，由江苏省后方联合中学，转入教育部第三教师服务团所立中山中学担任教育行政及教学工作。共和国建，王仲博先生返乡出任徐州公、私立中学教职。1962年从徐州市第二中学退休，1987年逝世。先生自入南京艺专始，即师承名家（萧俊贤、王东培、谢公展、刘海粟等），陶醉绘事，积六十年之功，卓然成一大家。限于徐州之境如此，大于徐州之域亦如此。此非虚誉，有目共睹，展阅是册，高山仰止，已无待乎长管窥天、巨蠡测海也！为慎言计，我以王仲博先生之艺术定位询于周节文先生，复询于周庆明先生。二公皆以“李可染外，二十世纪徐州山水、花鸟画第一人”相推许，我以为至确、至当。相同的评价还来自赵宗基先生、刘梦笔先生。这都是跳出门户、放眼百年的评量。录此存照，以验虚实。王仲博先生的艺术成就，之所以高出众“乡贤”，内中含着必然性之因素：国学奠基，为一；高端师承，为一；万里胸襟，为一；与时俱化，为一。倘其出川之后，或宁，或京，或杭，或沪，择一而居，其与李可染双星耀驰，烛照华夏，又岂难事哉？人生谋而后定，无待假设。欧阳修有一梦，借其诗而泄天机：“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这是既当官、又当明星的筹划。究其实，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王仲博先生一生，亦可借“舍身取艺”四字概括之。可告慰于先贤者，人生匆迫，艺术长存，王仲博先生的书画精品长留人间，将以天人合一之大美，昭示着生命的永恒与造化的隐秘。明乎此，我不再为先生艺名默默而生憾。人无百年命，艺有千秋香，复何求哉！复何求哉！“徐州英伟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区域。”这是千年之前外地人对徐州人才辈出的赞美。“人才”之分，有大有小，有文有武，自不可一概而论。日月逆行，回望当年，王仲博先生高蹈于他艺外无梦的人间天堂，仰观山水，俯察花鸟，形诸笔墨，物我相融，故其画作，不论在民间的、或学院的层面上，都已达到了二十世纪精英文化的高端水准。时日愈久，功利愈淡，王仲博先生文化遗产的越代价值便愈获公认。此无可疑也，亦无可易也。沛县人或徐州人的遗憾，是因为后知后觉而失去了与王仲博先生的生命对话，进而也失去了对王仲博先生文化遗产的全面接收。明珠散轶，月影跳池，纵有回天之力，已不可失而复得！仅以先生最后十年创作论，长驻幷州，周览山川，太行吕梁，尽收笔底，其巨幅山水不下百帧，除少量流布晋省外，大多为日、韩商贾低值抢购，名作外流，岂能无憾？这叫人近而缘远。缘分是有的，且看深、浅、远、近吧！隔着岁月，观画者逡巡丹青，力求破解七彩润濡的无言之教。食蔬求嫩，食果求鲜，“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就绘画艺术之绝尘静美而言，我还是渴望朝花夕拾的发现。匠人或貌取，哲人固神传。当我们眺望前尘时，自然要向一切远行的开拓者致敬。2010年5月6日于徐州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刀光剑影，孰罪孰功？ ——序菜九段《屠刀集》 菜九段先生将《屠刀集》发送来时，我没看内容即大吃一惊：这菜九先生是要倡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还是赞同在山间水涯，落草为寇，拿了屠刀去剪径劫路？及至看了《屠刀集》的目录，我才明白，“屠刀”云者，实在是隐含着某种“切割”或“决裂”的快意；这既暗合了菜九段近年来的学术关注，又与他的学术发现触动了盛世学府的深潭积淀、进而引发了沉渣泛涌有关。历史一贯用刀剑说话。待收起刀剑，仍然是刀剑的主人们、即权力者说话。所以，评说历史，平民的语言是最为苍白无力的。不评说，还能看出个经纬纵横来，一评说就乱码如云。刀剑或权力说话的实例极多、极多。我们看惯了的投票选举、举手表决、民意测验、舆论监督等等，那都是做戏，那都是个假。因而，当你不曾“提三尺剑，马上得天下”，或尚未领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夺权或保权诀窍，最好不要评说历史、尤其不要评说“中国式”的改朝换代史。菜九段先生对刀剑与权力的话语权似乎比我还漠然。他相信历史的真相可以通过历史工作者的探微烛隐而显现，他还相信历史认识的乱象，也可以通过还原历史真相而得到澄清。所以，他安于且乐于以“业余”的立场，营构着“民间”的历史思维，进而对受刀剑与权力影响、且习以为常的历史判定一再说“不”。这有些引火烧身，与我的明哲保身大不相同。我主张，不要喊醒沉睡者。别人不论出于休息的或寻梦的目的而沉睡，都是他的权利与选择；倘能大梦黄粱，出将入相，即便醒来成空，也是难得的经历啊！我还主张不在主流的、宣传式的历史判定与现实判定之外寻找真理，因为我相信只有主流流到罗布泊的沙海，涛声沉寂，才能轮到沙鸣风语。话说白了，即便你手握真相与真理，你也不要为谬误者证谬，你久以为“谬”者，他方以为“正”，道不同，自不可为谋也！何不等他南辕北辙、绕地球一圈而回到原点后，再听他说说“飞去来”的感受？人之不同，各如其面。菜九段坚持着他历史学者的认真，我则乐于闲观雁南飞、水东流。所以，在这种态势下，菜九段先生期我为序，我大抵只能说些隔靴搔痒的浮言虚语。《屠刀集》收文二十篇，有专论历史的，有专论现实的，因而，对《屠刀集》的内容，不好用一语概括。菜九段说：“何智丽、王朔等篇什夹杂于古代事件中，颇显不伦不类，菜九此举，是为了将这种稍轻体量的文字，穿插在长篇大论之中，以弛缓读者神经。这是做惯了编辑的菜九的一点小伎俩，望读者诸君勿以错简待之。”此话，也不可全信。对于熟悉菜九段的读者而言，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正是菜九段的看家拳法。所以，《屠刀集》的编纂采用今昔相揉，完全符合了菜九段的学术期待：借助历史的探求，启迪今日的智慧。读者呢，只要你读进去了，我估计一定可以在厘清那些客观性的历史老账的同时，也会让主观性的认知能力有一种因人而异的变化。菜九段的《千古忽悠鸿门宴》，《千古不散鸿门宴》、《汉高祖招谁惹谁了》、《才高九斗说项羽》等文字，大抵都是针对那些不读史书、没读懂史书、或虽然读过史书（教科书）而又满脑子偏执之念者的。我相信菜九段的以理服人、以证服人。他学医出身，一贯重诊断，重病象，重药理，重疗效，以这样的“对症下药”，鲜有不药到病除、或药到病轻者。前提是，病人要愿意配合。现在的形势则是：病人坐大堂，在给医生把脉开药方。当病态思维宣布建康就是疾病时，你还说什么呢？菜九段坚持自己医生的操守。当他的历史论文借“网络”而流布时，他怀抱着河清海晏的理想。我不恋“网”，正如许多人不恋教、不恋党、不恋团、不恋军一样；但漫游网路，我还是感慨于“网”上好人多、好事多、好东西多，但不可掩盖的是由于“撒谎体制”和“仇恨哲学”的泛漫，网管们所操控的言论主流还是“骗”与“骂”的风华依旧。 菜九段对千年历史的“自说自话”都能“犯了众怒”，“激起公粪”， 招来各种污言秽语，这让我判断：骂人与撒谎，一定是安稳的职业。有人受命而为，终生尽职尽心而不疲。北京大学某姓教授，在电视荧屏上大骂香港人是“狗”。上网浏览，碰巧看到、且听到了他的那番表演。我真不知道他那样表演是受了谁的暗示或支撑。由菜九段的个人被骂和香港人的群体被骂，我开始反思“中国式”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为什么在唱尽千歌万曲之后，总是独独留下了“红歌”。有人说，“红歌”发于心田，有人说，“红歌”来于指令，小民不知也。回到阅读《屠刀集》的感受，麻木如我者，也有一种舒心的快意——就“刀”而言之，则好比挥着镰刀，在庄稼地里割草。野草虽然生机勃勃，但它们长不出五谷粮食来。即便你割不尽野草，但是请相信，割一片野草，就成全一片庄稼。从割草者的、或农耕者的视野看，菜九段无疑是个有责任心的庄稼人。菜九段的庄稼是历史科学。有科学，就有反科学。有人种庄稼，有人撒草籽。现在，有灭草剂了。灭草剂有专门杀草叶的，也有杀草根的，一撒灭一片，十分方便。但是，灭草剂的副作用也不小，它既能杀野草，也能杀庄稼啊。所以我认为，根除杂草还是镰刀、锄头方便而环保。菜九段固恋他手中的“刀”，或与我有其同虑吧！点数《屠刀集》的篇目，三分之二在说秦汉之交的那段历史。那段历史，群雄逐鹿，风云变幻，煞是好看。唯如此，后代的看客也特别多。看门道，看热闹，各随其便。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问题是，由“历史关注”引动的闲言碎语，每每又受了“戏剧精神”、或“宣传情怀”的俘获；如此，“历史话语”便有了更加浓厚的“现实功能”。换言之，说历史，评古人，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站队”或“政治表态”。在这一“古为今用”的大环境里，菜九段的历史辨析，自然就触动了时代的痛点、痒点或私点。这就注定，《屠刀集》的内容虽然多为历史论析，但作者不是与司马迁、班固们交流，而是与误读了《史记》、《汉书》、进而背离了司马迁、班固们的现代学者打笔墨官司。历史论题的现代性，既让《屠刀集》跳出了乾嘉学派饾饤必考的琐屑，又让《屠刀集》呈现了网络对话的机智与明快；而在终极的祈盼里，菜九段似乎不是在争一个输赢——他早已明白，历史精神的回归，其实是现实良知的回归。梁启超曾说过：“未成熟的见解公布出来，会自误误人。”不少“学者”一开口就胡说历史，原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原错”在于“迷信”。既然错读了教科书、错拜了老师、错信了伟人的最高指示，则一旦唤醒了“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历史就是一盘人人可以勘破的残棋。以古观今，则一切游戏都是一目了然的。“褒贬出之胸臆，美恶系其爱憎”，这是极坏的史学风气。今天的史学界，也不容乐观。在“专业”的、“学院”的派系之外，活跃着菜九段先生这样的历史发烧友，该是中国历史学的幸运吧。2012年4月19日于彭城搜狐原创/历史 > 架空历史 http://vip.book.sohu.com/book/124866/>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 生 命 旅 行 与 艺 术 留 迹——《李天池金石书画精品集》序老一代勿论，在共和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徐州金石名家中，李天池先生是入道既早、扬声又著的一位。1990年，他的《天池刻十二生肖印》编成，1992年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刊行海内，其时徐州金石篆刻的艺术群体尚不能列队猛进。弹指二十年，白云苍狗，重读书画界知名人士们对李天池治印技艺的旧评，弱化了虚誉，仍然让我们相信这当是对李天池艺术才华最真实、最权威的鉴定。考虑到旧书难觅，姑摘录片言以见推奖之意：——沈鹏语：“语石精舍，肖形印存。”——陆俨少语：“翰墨因缘。”——刘江语：“徐州李天池君作图象印，简朴生动，颇具汉魏遗风。同一题材有多种表现手法。有的吸取战国时变异或较抽象手法；有的录两汉较为概括写实之风；有的取先秦大块黑白对比；有的参以宋元洗炼线描；也有的则可见受到现代图案、或国外动物画装饰性夸张造型等之影响。但都能熔化于方寸之间，铸成既有传统图象之风范，亦有现代意识之表露，并初具个人审美观及表现手法的作品模式。洋洋大观，实为难能可贵，为印林又添一新花。”——王伯敏语：“天池制十二生肖形百余方，以形写形，以形生神，于趣中藏拙，颇见生趣，是为难得也。”——欧阳中石语：“天池所制肖形极得神韵逸致，颇耐寻味。或如汉画，或如文字，皆意态生动，古趣盎然，观之雅甚，扪娑其间，获慰良多。因题数语，以志我愫。”——李铎语：“天池制印，宛转有情趣，疏密得规矩，纵横无拘束挪让，出奇肆刀耕剑劈，气度恢宏，诚印界之佳品也。”——陈振漉语：“天池君作生肖印，潜心攻艺，颇得古风，予所素喜也。闻时有结集之意，此大好，足为印坛增色。予以篆刻一技，自古名家辈出，而图形生肖之属则问津者稀。甚望天池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期有大成。爰志数语，以为张之。时天池负笈浙江美院，学成归里已三载矣。”立此存照，日月为证，无须溢扬，已趋定评。2008年夏秋间，两三次杯酒抒怀，天池均告我将有书、画、印合集面世。我乐见其成、允为其序，而不惮坛下论道、寺外说法之忌。天池聪明，于艺事为多面手，书、画、印皆佳。即不称“三绝”，在徐州书画圈中，亦鲜有比肩而立者。吾意得之天分，非碌碌磨杵之辈可望项背。惜明于此而暗于彼，与自炫其术，自秘其技，粗劣满纸，反昂其值者相比，天池又略显木讷。行虽近仁，已远浮利，苟不折腾，何来热闹？此艺坛宏道，天池不染，染亦不濡其墨，斯不知此种独钓寒江之自信能否维持到春雨江南！看天池悠然于亮公先生圣旨博物馆及点石园诸多繁务之中，不急不躁，无悔无怠，偶有宽余，信手珠玑，我豁然于守中抱一、随遇而安即为上上智慧。天池闻此言，或许淡然一笑：江山野人，率性而作，何来智慧不智慧？而我却认定，“智慧”即在“性”中，若性中有此慧根，一滴甘霖，足成参天之树。若无，则不可点化，更不可说破。浏览天池的书、画、印诸艺作，我惊异于他在不自由空间内的自由拓展。画的自由度体现为收缩后的视觉复原；书的自由度体现为点划任我而能呼应规范；印的自由度体现为去留随意而能相反相成。在这些领域，天池都表现了得心应手、行云流水的舒展。因而，我私心称许他的书、画、印都有独属天分的超逸。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天池的勤勉，亦不是漠视他与时俱进的功力积累，我只想强化申明：艺关别才，非天分中有一痴情，万不可蜃楼搭梯，幻海放帆。我不想、也不能将天池的艺术成就与同时代的艺术家们作一横向比较。我以此为惭愧。惭愧于孤陋寡闻，不知方今艺术界谁为泰山北斗。我也以此为幸运，幸运于远离尘嚣，不知当下农贸市场秕糠涨价几何。面对天池的作品，我有一种赏心悦目的快感。游目方寸，放怀云天；逡巡辙迹，命驾六合；玄思悠悠，乐而忘返。这或许就是其意境浩然所致吧。永远是作品说话。永远是欣赏者的理解破译创作者潜藏于作品中的暗寓。永远是形式变革承载精神超越。永远是创作与欣赏的双向互动成全流行再扬弃流行。站在这样一个艺术启蒙的基点上我权衡天池的书、画、印创作，它当然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生生不息的人文结构。在天池创作的至高点上，我期待他有一览众山小的苍莽情怀。痴迷于艺术，而又不以艺术的商品化为谋生手段，这是天池的生存特色和两难之境。对此，我给予深深理解。生逢斯世，资本对艺术家和艺术品的收购是江河大势；连带着，还有诱导艺术消费者唯“价格”是论。很少有人经得起“价格”麻醉。一旦艺术家们也混迹市井，锱铢必较，艺术创造即还原为“百工”考物；“高价”、“天价”不再稀罕，唯“无价”之宝旷世无觅也！天池的作品，不入俗流，大美无言，格调高雅，属阳春白雪，唯有缘者识而宝之！ 2009年3月17日于益芳斋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永恒的巾帼风华──解读庄静（《庄静文集》跋文） 当人性恢复了良知，历史才随之恢复记忆。在辛亥革命行将一百周年、在因两党斗争而导致国土分裂六十一年后的今天，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平民百姓终于可以冷静而公平地谈论海峡那一边的同胞乡亲了。庄静进入我的视野。严格说来，那个民国女子的模糊身影不是今天、少说也是在十五年前我陪同程荣华先生去运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庄访问一个“胡风分子”时，就已经与大运河的潋滟明波融汇成了一团不解之谜。那个“胡风分子”叫庄涌。是诗人，是个理想主义者，在中日徐州会战的枪炮轰鸣中，他喊出了抗日救亡的诗声。这庄涌，就是庄静的幼弟。姐姐为了坚持她的忠诚，涉过海峡；弟弟则相信理想，留下来迎接太阳。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点，姐姐都得不到弟弟的音问；弟弟却是幸福的，二、三十年的铁窗生涯让他沉醉于疯癫之境，因失去记忆而失去痛觉、复失去思念！与庄涌生命前期抒情诗、讽刺诗以及他生命后期黑色幽默的人生臆想不同，庄静的人生是一篇只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大赋。与庄涌因追求光明而飞蛾投火不同，庄静的人生因肩负着国家的、民族的、人道的使命而能赴汤蹈火、一以贯之。将庄静、庄涌姐弟的人生轨迹作一对比，你心如明镜，你无言诉求。命运真是不能以“后果”来修定“前因”的！弟弟因热情而燃烧，燃烧的必然是自焚其身。姐姐因信仰而磨砺，磨砺的极致是九死不悔。庄静一生事迹，见庄大奎先生《庄静女士事略》。《事略》虽“略”，而庄静音容在焉，品德在焉，风范在焉；望文兴叹，抚今追昔，读者亦不能不心生山高水长之思。斯人已逝，功业长存，则又是无可怀疑的。庄静几乎是中华民国的同龄人。她的幸与不幸，也都紧紧维系于她与民国命运的休戚与共。是中华民国的文化启蒙让她成为一个相信自由、民主，信奉三民主义，渴求妇女解放，怀抱仁慈博爱的新女性。当然，她过早的政治成熟、坚定的政治选择、不悔的政治操守，也让她与生活于共和国环境里的父老乡亲因疏离而隔膜。好在亲情斩不断，而蒙昧主义又走不远，所以庄静的历史定位必将在中国大陆、尤其她的故乡邳州或徐州获得一个公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弱女子，总能在民族危难关头肩负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任：──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庄静曾发动组织“北平妇女救国同盟会救护队”，率队南下淞沪战区，救护伤患官兵。──1933年，日军进攻长城古北口，二十九军奋起抗战。北平各界组织“北平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 庄静又出任救济慰劳组主任，亲率救护队开赴前方救护伤患战士。──1938年，中原抗战，庄静奉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蒋宋美龄之命，偕唐国桢、谭春荣等，于河南信阳一带抢救战区难童一千余人，分别送往广西及四川。入川途中，庄静与难童所乘之卡车翻覆，致其腰部受伤，但所幸全部儿童无一伤亡。苟利家国忘生死，常怀黎庶抱精诚。这种大仁、大爱与大勇，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历史年轮。没有人敢于否定，也没有人能够否定。仅此，有良知的华夏儿女就应该年年岁岁向庄静这样的前人献上一束芬芳的鲜花。庄静应该无愧人生，因为她的人生是完整的。怀抱一种信仰，经营一番事业，认定一条道路，追求一种幸福；有曲折没有间断，有低潮没有背叛，以自我的色彩展现自我的价值，这是十分难得的。人成就大事，须有“定力”。庄静在无意间为随风偃伏的芸芸众生提供了一种无悔的参照。在生命的终点，庄静因为不能魂归故里也许有着些许的遗憾。我想，即使有遗憾，她也能笑慰平生。她是达人，她是智者，阿里青山埋忠骨，日月碧水慰剑魂，又何憾焉！又何畏焉！感谢程荣华先生在逾越了古稀之年后、仍斟字酌句地编辑了这部《庄静文集》。《文集》让历史再现，《文集》亦让文集的作者复活。而今，借了这本“文集”，读者得以走进中华民国的历史清空，并走进庄静的精神世界。愿迟到的理解架起一座便桥，我们翘首以待，庄静踏云而归…… 2010年9月29日 书于徐州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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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于奸雄与英雄之间
——《北洋兵戈》序 十卷本系列纪实文学《北洋兵戈》是董尧先生的有谓之作。 为十人立传，耗二十年功，积三百万言，先生大可无憾矣。丹青施于天地，臧否贯乎古今，物议何如，不必理它，做成了一件自我选择的事，总是痛快淋漓的。 名为“纪实文学”，“史传”的色彩毕竟浓烈。故《北洋兵戈》既可视为小说家言，亦可作史读、作野史读、作闲史读、作逸史读、作奸雄史读、作英雄史读......无意间，董尧先生又做了一回太史公。幸甚!幸甚! 这太史公很难做。一难，相隔时距太短，历史的混沌尚未沉淀出水清沙白的了然；二难，主流偏见太重，武断的谳议依然左右着官方民间的口舌。你写，你写什么?你凭什么写?好在，董尧先生早在写作的中途，即已脱离了鱼贯相随的精神队列，借“离休"之机，完成了他无职无位的平民回归。每每相聚，杯酒畅言，董尧先生无不慨然于精神之自由、纵笔之自由得来不易。常聚常饮，常饮常醉，常醉而常清明，醉眼中回望二十年心路，《北洋兵戈》只能是一个平民文化人历史思索后的个人话语。 目下流行的中国近、现代史，将公元l912年至公元l928年间的中华民国史定性为“军阀政府”背景下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是不很恰当的。如果多一点历史的权衡，我们自会承认，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当年的理想，辛亥之后九十年尚未完全成就，谁又有权利气壮如牛地将中华民国最初的十六年描成污团?中国，至今依然还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不确定因素极多，所以这期间多无验之成效的思维定式、行为定式或权力定式。中华民国初期的大局波荡，这也是武人、文人、能人、坏人一逞其志的诱因。 《北洋兵戈》纪实文学的传主共十人，不论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抵皆为否定对象。董尧先生为这些历史人物立传，无异于公开了一种有别于政治审判的文化评判立场。这是需要胆气的。粗览《北洋兵戈》，我知道董尧先生的文化评判还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理解和人文宽容。因为，他追踪的是历史的人迹，并由此探寻历史的人心、人情或人智；转换为文字，《北洋兵戈》自然也成为一份迟到的关于中华民国初期风云人物的奋斗、发达、寂灭的记录。何必要分什么反与正呢?那是戏台的演出之需。生活中，没有人来得及丈量人性，匆匆过客，抓住了所求，又纷纷抛弃了所得。我钦佩董尧先生的写作毅力。我更钦佩他对十位传主的人性、人格所作的历史开掘。辫帅张勋，何其“反动"耳!但他的政治忠诚所折射出的人格坚定，正是他之后纷纭政坛上消磨最甚的良知良能。他如吴佩孚、段琪瑞、张作霖诸公，在爱国守节的层面上，也是没有污点的。 因为资料所限，《北洋兵戈》一书目前还做不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大略如此，皂白仿佛，作者与读者，基本可以无憾也。是为序。万千言又在序外。 2001年6月16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超 越 仁 智 的 拥 抱 ——《西楚山水画会会员作品集》序 在明晰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大势之后，浏览“西楚山水画会”的山水画创作，有两种感观强烈而异趣：一是顺乎情理，二是出乎意想。 顺乎情理的是：“西楚山水画会”作为一个地方的、民间的、以画会友的画家群体，他们的山水画创作张显着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传统的脉络，遥接宋元；造化的濡染，映照当今；在无限江山与圆熟技法的结合点上，浸润为美仑美奂的时代画卷。 出乎意想的是：在商业炒作甚嚣尘上、名位座次高下相倾的世俗风潮中，“西楚山水画会”的画家朋友们不论是画风、画韵及绘画艺术的个人标格，都表现了疾风劲草、卓荦不群、阳春白雪、高屋建瓴的独家风范和大家品位。剥离了与绘画无关的玉嵌金装，抛弃了追风逐浪的浮誉虚价，如果仅对艺术品作艺术考量，“西楚山水画会”诸先生的作品，已经可以当之无愧地比肩于中国山水画的时代精品。 写下我的读画观感，心里明丽而坦荡。这与学院派的“评论”无涉，亦与门户间的说项无染。平民艺术，由平民解读，哪儿还顾忌“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的分道扬镳呢？好在，一切热闹都会变冷，物换星移，白露为霜，倒是老百姓的行外闲话，印证着一个个原形毕露、灰飞烟灭的虚无宿命。 我尊重“西楚山水画会”的画家朋友，并看重他们的山水丹青，决无附丽佳作而让虚言飙升含金量的妄念。画家可以、而且应当选择沉默。他们的画作早已是主客相融的符号话语和艺术体系。一默如雷，电走龙蛇，有谁能捂住彻天的虹霓和触地的闪雷呢？ 交往中，“西楚山水画会”的朋友告诉我，画会成立之初即有一次南下、一次西上的巡展。1991年仲春，“西楚山水画会”在上海美术家画廊举办画展，上海著名画家程十发、唐云、沈柔坚、刘旦泽等亲临观赏，公认是“小小画会，震动大上海”。1992年金秋，“西楚山水画会”西上青海西宁展出，大西北画家惊叹“西楚山水画会”的“东方魅力”。 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个大系。明清两代，因闭门仿拟成风，险些扼杀了山水画应有的自然灵气。仅仅凭借极少数山水画大家的勉力孤持，山水画才得以在命悬一线后存亡继绝。二十世纪，西画东进，民族虚无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短兵相接，中国山水画又几乎沦入窒息之境。二十世纪下半叶，由傅抱石与李可染二先生为领军人物的新山水画派崛起，传统的中国山水画遂在“对景写生”、“对景创作”的艺术实践中，以及“为祖国山河立传”的艺术感召下涅槃新生。 也许是个巧合，“西楚山水画会”在李可染先生的故乡徐州宣告成立。画会成员，不少人曾与李可染先生有过艺术交往，可以算其“私淑弟子”；有些人则无缘拜谒，仅能心仪大师，承其辐射而已。所以冷静地分析，“西楚山水画会”的成员们在艺术倾向上尽管与李可染先生的艺术哲学大势一致，却又是超越“门户”、拒绝“攀附”、敢于和“大师”保持距离的独立“画人”。 “西楚山水画会”是一个独立的、以徐州为空间依托的艺术群体。因为独立，所以有活动自主，有探索空间，有发展潜势，有自家本色；故而也才有独特的审美悬念，并为自己的存在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山光水色间穿行，每一幅画都打开一扇窗扉，每一位画家又都撑起一片天地。明暗互照，真幻交映，让我产生一丝眩惑：从自然山水到画中山水，这中间是经历了一次“搬山运动”、还是一次“造山运动”呢？搬山是苦工，造山靠点化，其间是否又有文野异形、仙凡异质的升华呢？ 带着疑问，我聆听“西楚山水画会”诸先生的画外心语，虽然漫不经意，却也真实流露了他们的大美之梦。 虽然古人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还是不能拒绝高山流水的天籁之声。从这个角度看，画家又是有话语权的。当然，画家真正的话语载体是画作。画行天下，有目共睹，俗笔自俗，神墨自神，又何疑焉！ 徐州别称“西楚”，始于项羽。作为一个“空间”概念，“西楚”与“东楚”、“南楚”鼎足共峙，表现了楚文化的波及范畴；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西楚”则蕴含了浓重的悲剧精神和悠长的英雄缅怀。“西楚山水画会”的朋友们高扬“西楚”的旗帜，或许寄寓了空间突围和历史超越的双重意愿。 其实，徐州是一个因“山”而固、因“水”而兴的城市。得山水形胜之利，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里不断推出华夏文明顶尖级的“时代巨人”。因为与“巨人”为亲、为邻、为友，这又成就了徐州人的大器。圣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对徐州人而言，则是山水同乐，仁智双修。消弭了仁与智的对立，那该是何等的气度、何等的高度呢！ 由“山水画”，推及“山水”；由“山水”，还原“人生”；一来一往，山水变了，人生也变了。藉此，我渐渐读懂了“西楚山水画会”诸先生的大艺大作。 山水无尽，山水画无尽，山水画家的艺术事业亦处在一个无尽的开放体系里。这给“读画”、“说画”者留下了巨大的议论空间。允许你说山水画的哲学隐喻是对立统一，山水画的人文眷恋是天人合一，山水画的道德潜义是爱国主义，山水画的艺术渴求是继往开来……但这些飘浮着的“画外音”，或许永远触及不到山水画家们心灵深处那一份山水之爱、山水之恋、以及挥洒丹青时的山水之乐。 2008年7月7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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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舟横海照月华
──朱秀丽《樱桃小镇的女人》序 《樱桃小镇的女人》是朱秀丽的第一部散文集。我看重“第一”的份量，所以真诚地祝福她。青云碧海，春风银帆，世界有多大，她的感受、意度、智慧就该有多大才是。 隔着岁月，复隔着空间，朱秀丽对我的了解及我对她的了解、大抵只能借一个“淡”字来形容。好在，她的作品搭起了一座桥，精神的互通，总是可以因缘俱化的。 朱秀丽的人生遗憾或是没有读“中文系”，“政教系”的学历总是让她心生某种怯意。以我评量，不读“中文系”正是她的人生大幸。“热爱”是起点，从这个“起点”足以眺望任何“顶峰”；而“专业”凭证的作用到底几何，至今无人说得清。 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热爱”的温度，那就只是“发烧友”而已。当“热爱”在热身、热心之后引燃起生命创造的连锁反应，那么你生命的潜能有多大、社会的欲求有多大，你的终极成就便有多么伟大！朱秀丽完全有机会验证此言不虚，别的文学朋友亦可以验证此言不虚，只要你“吾道一以贯之”。 我忌惮于大言说事、虚誉论人，因为“零距离”夸赞、即是“零”的馈赠。就朱秀丽的精神素禀与写作技艺而论，她的发展空间异常宏阔，当下一刻的证据便是《樱桃小镇的女人》。此集收入作者九十六篇散文，略分五辑，依次为：“爱的天空”、“婚姻物语”、“那时花开”、“风过无痕”、“悠然博记”；在作者的构思意向里，则分别承载着她“亲情”、“爱情”、“友情”、“哲思”、“博览”的阅读期待。近百篇文字，已经足可展示创作者的人生理念和艺术风旨。朱秀丽告诉我：“我的这些小文字是在毫无功利的背景写出的，率性而为。”我信其“无功利”之言，我尤看重其“率性而为”之道。一部书如果构成一个世界，《樱桃小镇的女人》恰恰是朱秀丽精神漫游的“清明上河图”。所有的博大、高远、悠长与永恒，都在点化、润染、分解、组合后异化为抽象的文字符号；经过阅读者的二次解密，朱秀丽的精神家园里即已高朋满座、至亲如云了。 既钟情于文学创作，故再无寂寞。这与传统文人的孤独傍徨形成巨大反差。老子孤独，骑青牛而西入流沙；孔子孤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们的孤独，皆可归因于绝响无应。至于后人的追捧，则多是望尘莫及的空叹，在老子与孔子的生命里，何以有触膝谈心、把盏论道的快意？今昔相比，我等小人物比古圣贤幸运多矣！键盘一按，博文四海，嘤嘤之鸣，友声山呼，再想拒人于千里之外，哪里还由得了你？热闹来了，寂寞没了，生逢斯世，岂不快哉！ 世风如此，文运如此，弄文学者大抵只能“随其波而逐其流”。若有卓荦不群之志，则又当自辟蹊径焉。我想提醒朱秀丽的，即在于此。待我写出上面的文字，旋又哑然失笑。其实，朱秀丽是明于宿命的。读她的《外祖母》一章，每于叙事中感受议论，每于议论中聆听抒情，平平淡淡的铺排里，分明含着炽烈的诉求──“若干年后，我终于明白，不懂心理学的外祖母不自觉地做着心灵的舞蹈，在苦闷的日子里寻找心灵的自在……我的幸福感和外祖母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既然作者与异代的亲人都没有“代沟”，那么她与中国传承千秋百代的经典文明自然也是没有隔阂的。毕竟，“心灵的舞蹈”与“心灵的自在”是永远属于探索者、仁爱者、谦卑者、孤独者的。 一篇序文的承载量极小。就书而评书，《樱桃小镇的女人》已经显现了朱秀丽散文文风的清新、条畅、绵密与从容；而在行文构思之前，作者每以她女性的敏感测知人海底层的压力与反弹，并能捕捉到震波的起伏。这种能力不靠学院培养，而与一个人生存状态所伴生的文化良知、道德素禀相关。若能长葆发荣于本我的浩然之情，则何山不攀？何海不渡？于是，我有了“孤舟横海”的文题。曾与朱秀丽说起当“大作家”、写“大文章”事，虽近戏言，却属正道。盖“大”之设定，非关“名头”之高、非关“数量”之巨，而仅与作家的社会责任、艺术创新、时代建树、历史影响成其正比。人生非前定，那就让我们取法乎上上之策！文将终，忽然想起孟子的告诫：“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此言可听、可不听。两千五百多年过去，游于孔、孟圣人之门者千千万万，哪一个又做了哑者？故即便“大家”在前，亦允许我们成为“大家”啊！ 舟楫我有，大海无边，何不凌波以进！ 是为序，以与作者、读者共勉。 2010年6月18日 于徐州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向 心 海 漫 游 ——栾晓明 《血月》序 人生充满误解，朋友也不例外。在徐州的文学小圈子里，我与栾晓明先生相识二十多年，是来往不多，交情不浅的朋友，竟然误解他只能写"诗"而不善"小说"。直到有一天，电话拨过来，说小说集即将刊布，缺一序文，踅摸半天，也只有劳你说几句真话了。闻言大惊大喜，随之便哑然失笑：我之孤陋，固不可饶恕，晓明的不善指山说磨，不能借海扬波，也是一个现代作家走向大红大紫的障碍呀！ 遭逢盛世，文化普及，获取"作家"的身份认证是很容易的。不够美满的是，大作家多有，好作品少无，这让芸芸众生减却了对那个光彩称号的敬意。我曾经预测，当今，在中国，一切"伟大"都将贬值。"作家"本不伟大，何能幸免？"作家"，或许正在蒸发为一种与创作、与作品无涉的虚拟头衔，以致在文学的荒园里每一个稻草人都有一顶吓不退雀儿的帽子。 默默写作，默默发表，现又默默结集，晓明用他低调值的身份显示，酝酿着高质量的文学创作，即此一点，便与文坛上的嚣嚣诸公形成巨大反差。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自信者沉默，我相信晓明是这样的写家。 秋日临窗，我在逍遥的阅读中走向晓明的精神世界。淮海大地，百里煤海，古城徐州，千家万户，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晓明小说的关注点就是这一"空间"的人世沧桑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地方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让真实的"徐州"与"徐州人"借了小说形态走向世界，不论打几个折扣，这都是一项功德性的文字积累。我固执于"空间"真实，是厌弃了当代名作家们肆无忌惮的"幻造"中国的行政区划。省是假省，市是假市，县是假县，更遑论人物的赵钱孙李。据说，是怕引起文字官司。其实，这种政区幻造之风折射的是文学环境的粗鄙和作家人格的孱弱。 "空间"仅仅是一个"场"，生命场中的命运线纵横交错，勾连出生活的喜怒哀乐和人物的生老病死。有幸被作家捕捉到，写入作品，虽改头换面，对原型而言，皆是一种羽化登仙的缘分。加一倍的苦难，与加一倍的欢乐，都是作家赋予的，因而一切客观性的现实主义都以主观性的理想主义为基点。作品，其实是作家理想形态的符号化体现。站在这个视点上浏览晓明《血月》中的二十篇小说，我首先惊异于其故事的残酷性和倾向的一致性竟能贯穿始终。我理解了何谓直面人生，何谓创作良知。 《洋槐花》还有些田园牧歌的柔情，《吃阳光》、《血月》已经触到了低层受侮辱、受奴役者的苦难与醒悟，而在《恐龙吞吐着腥风》及《塌陷路》里，小人物的本能伸张与生活吁求即已造成了权势者的麻烦，由此触及到的是一个近乎永恒的人道主题。生灭在一瞬间，荣辱在一瞬间，当生活的河面恢复平静时，婚庆的鼓乐早已在后人的记忆中删除了前人的痛苦。掩卷反思，晓明的小说确实将悲天悯人播种在了我的心田。 有功利的写作，没有勉强的阅读。因而用阅读者的现在时感受来衡估作者的过去时创作，真伪易判，高下易判，成败亦易判。我无法进行全面的横向对比，就我零零碎碎的阅读感受而言，收入本集的大多数篇章当之无愧的是"文学"、是"文学精品"，是大浪淘沙后有可能存之久远的"文学经典"---而当今，不少入"文学"之流的"宣传品"，因为有电视、电影的改编形态，正摇身一变为"艺术"。"作家"背叛"文学"，总拿"商业"为借口，但谁能让春花秋叶峥嵘四季呢？太阳也会落，何况粗糙的文字、媚势的思想！ 写作很慢。不是横竖撇捺写起来慢，而是感受人生、消化悲喜颇费时日。晓明弄文学三十年，粹然成编者，仅此小说一集。烈火炼钢，流水淘金，小说中的旷达语、智慧语、禅机语、善良语，哪一句不是作者面壁自审、自励的结晶？宁可慢些，也要好些，栾晓明先生有这份作家的自爱。 二十多年前，我讲授外国小说时曾虚说好故事、好结构、好语言的"三好"标准。这是老掉牙的不能与时俱进的陈词旧调。但我以为据此颇能方便地分辨良莠。"三好"，极难做到。观之当今文坛，有"一好"，"二好"，已属佳作。借了这标准审视栾晓明先生的小说，我以为"好故事"是他的拿手菜，语言其次，结构再次。他的小说结构并不存在毛病，多篇横比，只是变化少。他的语言，绘声绘色，精炼凝重，决无拖泥带水之处，且又以描摹劳动者歪打正着的声口为绝招。诗人修养，小说家情怀，双修双得，故能如此。我欣赏晓明将客观描述与主观自白缠绵交织的铺排方式，这增加了语言的黏稠度或浸透性，但忌不要走过头，那样又可能牺牲了语言的自然和表述的明快。在语言锤炼的终极，站着思想；最后，很可能是精神的透明度、自由度选择了与之相应的语言表述。因而，我们又可以这么论定：小说家其实是哲学家。他们与一般学院派哲学的不同就在于每每是在全局性地拷问了荣与辱、成与败、乐与苦、生与死之后，又决绝地放弃全局而把玩个别的人、个别的事，借手心的一滴水，追怀大海之梦。 栾晓明先生肚里有很多故事，写在小说里的，微乎其微。他若有心，可以写出更多更美的小说。大器之成，期以时日，松柏不与桃李争色，又何疑焉？写作毕竟很苦，向自己心海的漫游比向大千世界的寻觅还艰辛。清晰于人生一世的精神归宿，再想一想可以承担的道义之责，让我们各有选择。 2005年11月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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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 诗 好 似 成 仙 骨
——读胡成彪诗词有感 知胡成彪先生为“文人”，不知其为“诗人”。一天，与李鸿民先生同车来沛，闲聊中提及邹徐文先生写朦胧诗的趣闻。徐文先生现为中共徐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此前，曾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主政少暇，每吟朦胧诗以自遣。遇询其玄机者，徐文先生恒推“成彪以解”。 解得朦胧诗，天分一定了得。从那一刻起，我才将副县长的成彪与诗人成彪迭成同一个印象。 今年五月十七、十八两日，沛县举办汉文化高层论坛，我有幸忝列末座。提前一日报到，住歌风宾馆。巧的是，一进大门就遇到了胡成彪先生。 依然热情洋溢，依然笑容灿烂。 晚上，与培封、洪川、继明、成彪诸君闲话一室，乡音如乐，不觉陶然。临别，成彪出示诗稿一册，谓为政余戏笔，请予斧正。吾何人？竟敢指数风骚？ 打开诗稿，大吃一惊，所谓“诗词百首”原来都是旧体！成彪自署“湖西迂人”，何“迂”之有？从旧体诗的严整，“迂”到新乐府的朦胧，不知是由清醒转糊涂、还是从糊涂转清醒？ 读到很晚，有些兴奋了，无诗的心海里竟也波荡月影。 很喜欢成彪的诗。喜欢诗中未经淘漉的清纯，喜欢虽经规范依然奔放的自由，喜欢他的不经意，喜欢他的无雕饰，并在个人化的喜欢之后，漫无涯际地作个人化观照。 从“文人”到“诗人”，这可不是“零距离”换装。在传统文人的精神世界里，“文”与“诗”是合二而一的。新派文人，多弃诗守文。当这个“文”结晶为文案八股的时候，文人的歌吹便也丢失了自己。基于这种理解，我倾向于将文人的“诗化”视作个人吐纳、个人呼吸的复苏。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圣人的话，成彪或许听到了。 想学诗，哪里学？向谁学呢？最大的迷惘群体是无所事事的离退休老者，最大的误区是老年大学课堂。人生既已疏离创造、陷入优容之境，还有什么情绪属于诗歌？ 二十世纪，几乎整整百年，中国诗教割裂。谁要学诗，大抵只有直攀唐宋，追踪李杜。成彪是否也有如此的心路求索？ 吟诵成彪的诗词，我感受到的是古韻新声的交融： ——湖面宽宽天色好，蝉声切切柳堤长。小船无舵随风走，带起红莲一径香。 ——屋外一泉日夜流，以为天麓是源头。水声未与清溪去，相伴春回相伴秋。 ——屋前屋后尽红紫，我自匆忙浑不知。香气暗袭巾袖满，蓦然已到落花时。 ——残荷经雨倍萧煞，唯借秋风忆逝华。欲向淤泥寻旧韻，尚期来岁发新芽。 摘出四首七绝，无须串解，无须索典，那种旋转裕如、收放自由、点化到位、寄托幽远的风致，都是一般时下诗人望尘莫及的。 从炼字锻句上分析，成彪的诗多以口语入韻。用时下口语，其实比借取古人成词成句连缀成百衲衣困难许多。“难”且示人以“浅”，很需要勇气。这正如古人写诗，有典不用，犹如有权势不逞，纯以人格魅力征服朝野。 一路读来，我发现成彪对诗式的掌控已经相当熟练。七绝之外，七律、五律、古风及词牌、曲律等，几乎皆有佳篇。此时，我心里的艳羡潜滋暗长。叙年齿，我长于成彪；论学历，我高于成彪；即便说到对古典诗歌的追崇，我也自信并不弱于成彪，唯诗歌创作，眼高手低，不肯多抛心力。说起来，是不作为，也许在更真实的层面上是“骨里无诗莫浪吟”。写到这儿，我才明悟：许浑的吟诗“仙骨”之说，原是大实话、大真理。 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诗，这个“优”便是命中敲定。成彪之幸，即骨相有诗，当该成为诗人。从政与作诗，自古不分彼此，到今天也应完美结合。可惜，仕途文人醒者太少。 写诗，非同儿戏。在中国当诗人，意味着加入历史（纵）的、时代（横）的大海选。所以我希望成彪志存高远，鹏举青云，垂翼四海，横绝八荒…… 在我朦胧的直觉里，炼字、炼词、炼句，走出惯常的久已疲劳的流行式，追求陌生化，大抵是成彪诗词的当务之急。古人讲“富于万篇，窘于一字”，即指这一关口；过了这一关，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这才是诗的创造。 最后抄录陆放翁诗句以相勉： 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 夜来一映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 2007年6月13日于紫电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丝 路 剑 气 独 萧 然 ——读李德西书法作品碎语 己丑中秋后七日，我识青海省书协副主席李德西先生于徐州点石园。引荐者李天池先生，相约者周庆明先生，清茗促膝，杯酒交欢，窗外丽日，帘内新友，斯固一时之雅集也。 人之相识，缘也；人之相知，道也。此亦孔子所谓“道不同不与为谋”之鉴。而我之知德西、及德西之知我，则又在相识之前。 丁亥夏日，徐州孔子学会聚谈，徐崇先先生持新版诗集赠我。展而诵之，云霞满纸，盖徐先生之诗均由李德西书法再现，故有诗情画意之趣。李德西何如人也？竟有如此高卓放达之书风，吹拂徐海，牵我心旌！席间虽未详询，但惺惺之意，固已潜动。不久，《书画名家》杂志于徐州望湖楼召开笔会，执行主编朱天杰先生以澳门艺术季刊《国粹》创刊号贻我，随手翻阅，恰有《朱痕•墨迹》一文是介绍李德西其人、其事、其书、其艺者。德西或不知，作为读者之一，我已假阅读之便不唯暗暗窥知其少年艺梦，亦已领略其天命风华。匆匆二载，今春李天池先生因筹划举办“李天池书画展”及版行《李天池书画篆刻集》，嘱我为序，且一文二用。应命而思，不敢敷衍，徘徊案头，而成《生命旅行与艺术留迹》一文。德西与天池友善，自能读其书，赏其作，进而借一短文，神交一文友。 及至握手晤对，此一高大、沉静、儒雅而又坦诚之书家，总让我惊诧与照片中形象相比，更其平易，更其亲和。呼吸之间，无须言表，我与德西似已跨越了有形之空域及无形之时序。 德西先生君子坦荡，愿听我云山雾道，书外评书。吾谢不能。此非生分，亦非客套，实因我著文而德西作字，所持各异，所求不一也。“文”与“字”，本为一体，自“书艺”与“文艺”剖分，一株之佳木竟歧出双色之蓓蕾；故文人论书，鲜有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者。客观而思之，与其以外行之热闹，干扰内行之静虑，以他人之虚誉，托举本我之自信，无如对书问字，澄怀凝神，心雷一默，绝胜千呼！ 德西先生君子虚怀，不以我为浅陋，殷殷之望，出之至诚。吾于是不敢以清高拒友情，故试为之言曰： ——德西生于山东，长于青海，东方春雨，西方烈风，从高原飞车，到宣纸走笔，遂使其苍松伟岸而成就一生之书家宿命。人皆有宿命，苦不能早知。德西知之，故坦言：“书法不是我的一部分，而是我的全部。”人自知，始自为，自知乃智慧，自为乃勇力。众生芸芸，蝇营狗苟，或临渴而掘井，或借花而献佛，或朝三而暮四，或缘木而求鱼，自知自为者，万不及一。德西自知其命，自拓其道，烈火涅槃，羽化不迷，此大智慧、大修为也。其书家之正果，必瓜熟而蒂落。 ——技有师承，艺有门派，故能纵贯有续，横列成阵。考之华夏艺术史，前恒传之，后恒信之，渐成师道法式。而我颇疑门派传承之非实。即以书艺论，《法书要录》列蔡邕传书艺，自汉迄唐共二十三人。因“蔡邕受于神人”，故前提既幻，一切皆虚。或望山问樵，而险夷则自探；或临津问渔，而潮汐则自测；或入园叩扉，而幽径则自步；或规矩前定，而玄机则自熟。德西习书，初未急于寻师，他说：“青海没这种习惯，孔夫子没去过的地方。”幸而儒风淡远，幸而师道不倡，方让德西借天分之赤诚，得以拥抱书艺之精纯。无待游方僧人，直入大雄宝殿，拜真神，诵金经，一部泰山《金刚经》成为李德西书法宿命的一贯追求。有意无意，其书法执著竟然呼应了孔圣人的“吾道一以贯之”。如此表述，私心无谤毁书苑高门及书坛尊长之念，唯痛于书艺从描红学步、临帖漫游，亦步亦趋在碑帖名家屁股后面讨生活，也未曾大家辈出。见怪不怪的书法世相是，字有六书，书有四体（当然还可增益），穷年碌碌，鲜有备者，故精一体而自喜，肖一家而自负，泉泻沙海，渐行渐细，书仿前贤，愈写愈僵，青蓝之出，谈何容易？入“派”则“派”束之，求“师”则“师”缚之，一如京剧名家，一招一式，一声一腔，惟妙惟肖，喝彩满堂，又何曾出师承一步？小才而言，师承或不可缺；大器而言，师承固如牢笼。德西求为大器，岂可以“门派”方之！ ——德西之书，溃围而出，就形符体系而考量其源，前代诸家几乎无所偏取。唯如斯，方成就其纵横在我、开阖心出之性情自现及大美不雕。德西书法，粗看惊阵势，细看惊点划；苟观者戒浮躁，则知其深浑；若评者戒虚华，则知其真美。艺之为道，不重复先贤难，不重复自己尤难。德西临池，一以“变道”主其“书道”，此险径也，亦正路也。吾于是明悟：“字迹”即“心迹”，“书运”即“人运”。评论有谓德西书法以“民间书风”为本源者，此言有理而理有未备。书分民间与庙堂，此书评家后出之说，由此而诱导出“书以人贵”的二元标的。回首中国书法史，经典又何曾分民间与官方？我读德西先生1995年所书“书缘”斗方，知其可与晋人陆机《平复帖》抗丽；我观其“孔雀东南飞”中堂及李白“梦游天姥”中堂，知其可与晋人索靖《出师颂》媲美；因取法高远，为心所化，故形法笔墨，唯我独存。至于是境，又何求于字字有来历、章章有本源？ 李德西先生学书于青藏高原，天风高吹，绝少污染，当他杖笔代剑直下昆仑的时候，中原文化正经历着连微笑露几齿、鼓掌须几声皆入程式之大一统格局。德西想什么，吾愚不敏，想当然而推定：其独行书坛或是对这种标准化、模式化之无言抗拒。 艺术史有加法，亦有减法。师古肖古，今即是古，减法也；师古融今，古已化今，加法也。化用王静安先生语，书或亦有“有我之书”、“无我之书’、独创之书、仿拟之书。德西视书法为生命，当有志“有我”并独创耳，亦必有志于为中国艺术史增加若干新元素、新分解、新化合耳。 2009年11月3日 寒潮中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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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风》发 刊 辞
天地有风，古今有风。 风是宇宙的呼吸，自然，风又是生命之源。 乘着风，《乡风》降临人间。 面对城市化的趋势，要为地域文化及乡野文明留一片小小的生存空间，是越发困难了。惟清醒于务本为要，《乡风》才发愿固守庶民的精神家园。 从我们的家园向外眺望，乡风已不再清新，乡情亦不再淳厚。望乡兴叹，眷恋难迁。 世界性、全球化的呼唤，谁知道是不是一个美丽的圈套?信息化、智能化的狂潮，谁又知道是不是一个未知的陷阱呢？ 站在城与乡的结合部上，立在今与昔的过渡带上，走在中与西的交汇点上，停在梦与醒的临界线上，我们思考《乡风》的风源与风向。八风周转，日月轮替，我们将时刻牵挂着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以及一切民间原生态的质朴创造。 民间的，永远是基础性的。 民众的，永远是主体性的。 《乡风》起于徐州。这是一片孕育了大汉文明的历史沃壤。太厚太厚的传统与太新太新的时尚，无疑都会滋养着《乡风》的春华与秋实。风行无碍，《乡风》在浩然于江湖时将不忘以兼容大度为立身之本。 但愿这不是农业文明最后的诗情浪漫。 但愿这不是乡土文化最后的田园牧歌。 在本质上，《乡风》鼓荡的是遍布城乡而又四季分明的和谐。 2007年10月于益芳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徐 州 风 光》 ——摄影作品集•序言 摄影是瞬间的艺术，而为了眼前的这组留影，徐州的摄影家却整整守候了六十年。 揿下快门，你便摄下芝麻开花的永恒。 忘记选景，你便面对白驹过隙的虚空。 于是，责任心唤起了摄影家的清醒：摄影活动决不能与历史擦肩而过！ 摄影家捧起相机，开始与历史结伴而行。 黑白的世界，七彩的世界，迎面飞来，与摄影家的寻觅相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交映成流动的昨天与今天。 一张张美图组接，从1948，到2008，六十年沧桑巨变，复活记忆，再现风华，这就是我们的家乡——美丽的徐州、富饶的徐州、情义的徐州、和谐的徐州。 尽管远离尘嚣，万籁俱寂，我们仍然透过摄影画面听到了眼睛与心灵的对话。 眼睛说：我搜寻美、发现美、最后将美定格。 心灵说：我感应美、陶醉美、最后将美珍藏。 今天，是摄影家借给我们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明天，我们的眼睛将在徐州发现更多的美。 今天，是摄影家的心灵撞击了我们的心灵，明天，我们的心灵也将被家乡更多的美感动。 其实，在摄影的天地之外，每一个徐州人都已见证了徐州的巨变，并且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和谐与安定。 大美，无须刻意修饰。 大爱，无须做作表白。 沐浴在徐州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里，怎能不唤起我们生逢盛世的感恩！ 大美激发大爱，大爱珍惜大美，在摄影作品含蓄的表述里，我们终于领悟了天地人和谐相融的永恒主题。 2008年6月1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岳海映雪照南天 ——铜山《岳海孙氏族谱》序 辛卯金秋，辛亥百辰，铜山岳海孙氏诸贤有续修《映雪堂岳海孙氏族谱》之议。孙君晋平，乃余之文友，告以盛举且命为序。余闻命而惧，于私有同源之亲，于公有赞善之义，固不可不作、不可不思也。 考“映雪堂”一脉，固得“号”于晋征南长史孙康，而得姓之祖非齐田一脉孙书莫属。岳海孙氏，出鲁南峄县牛山，牛山孙氏乃明末清初迁自晋中太原，再上溯则咸归孙氏乐安之主脉也。征之《唐书》，传承有序；佐之晋碑，凿凿精实，自是毋庸烦言。新近，疑古之风起于青萍，学院史家，江湖学者，由孙武、孙膑之年谱考索进而质疑典籍，乃至斥唐书而驳晋碑。此又小儒雕虫，无损桢干；池蛙弄波，不碍江河矣。而家乘之修，咸承旧典，支干相属，一脉相通，后生修谱，岂能数典忘祖、别开生面欤？ 念谱谍之兴也久。如古之《世本》，乃先秦帝王家谱；而二十五史之设，概为帝王将相立传，此中“表”、“志”、“传”、“纪”诸文字，皆王侯之谱牒也。唐宋以降，庶民得录名谱牒，此又“民本”之一张、“民命”之一尊也。谱之修，聚千枝而通其本；谍之撰，明一脉而浚其源。故谱牒乃宗族大事，诚不可等闲而视之也。古人谓“三世不修谱为不孝”，此极言之也。而依程子之议：“家法坏，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坏，人家不知来处。”故宗谱之修自是关乎“修身齐家”之举，舍此，何来“治国、平天下”之功？ 孙氏一脉，自孙书得姓，其后嗣才俊，孙武、孙膑固为其佼佼者也。垂延两千余年，英贤名世，豪杰辈出，如孙策、孙权、孙康、孙中山辈，亦皆命世之雄也。然长河浪涌，征帆万里，道德传家，前贤后昆，代有翘楚，孙门峥嵘，自是尽人皆知矣 欣逢治世，百姓小康，岳海孙氏一族于造桥、修路、建祠、立碑之余，复有梳理二百年传统、刊行岳海支谱之谋。此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之举也。人贵自知，家贵自谋，期以岁月，或有潜龙腾跃，一光天宇者乎！ 岳海地当徐东，北倚岱嶽，南踏淮堧，东望瀛海，西扶芒砀，诚生息之所、发达之基也。孙氏一脉，于前清康熙年间迁于兹，聚族而居，蔚为大族。为志其始迁祖奠基之功，特录康熙圣谕以为勉： 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照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惩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警忿以重身命。 拳拳之念，眷眷在民，百年兴思，万岁可铭。是为序。 2011年12月初冬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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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异黄淮墨牡丹
——《冯梦白画集》序 丁亥中秋后，我去邳州木头汪拜会冯梦白先生，他正患小恙，却依然亲和，依然慈祥，依然眼里飘出微笑，依然说到绘画、说到牡丹便充满欣悦。握别依依，我心凄凄，毕竟是年近八旬的高寿了！ 入冬，时不时想到沂河岸边那个寂静的小村。先生的病早该好了吧！他一定又在洁白的宣纸上润染出一团锦簇、一脉清香了吧！或许是感应，不久，电话铃起，隔着二百里烟霭，传来先生浓重的沂河乡音：我打算出本画集，咱俩熟，你知道我的情况，这序言，只有托你写了！他没客气，我未犹豫，就这样说定了。 由一个画外人对一部画集作序，只能算“客串”。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因而我的序言模样的文字，对梦白先生人生、人品这涉及“人文”层面的内容，或能述其悲辛；而对他艺格、艺境这属于“艺术”领域的话题，大抵只能得其仿佛了。隔行如隔山，隔山打牛的神通吾不备焉。 梦白先生出邳州冯氏望族。原名宪法，字景熙，民国十八年生于邳城东十余里之木头汪村。村傍沂河，西望艾山，颇有钟灵毓秀之气。先生初读诗书，继入新式小学，后升山东临沂师范。喜绘事，为花鸟画家王小古先生入室弟子。共和国初，任乡村教师，一晃四十年，直到退休。所喜者，惟绘事不辍。课余挥墨，墨化五彩，水性、墨性、纸性、笔性，一一于人性之明悟中融贯为风姿绰约的画卷。甘苦备尝，寒暖自知，在玄运的精神清空，任伯年的意境清奇，徐文长的水墨酣畅，吴昌硕的古朴苍劲，齐白石的自然天趣都是他的艺术仪范。四师同尊，又最敬白石。“梦白”之更名，即缘曾于梦中得白石指点的醒悟励志。 取法前贤，追慕大师，这决定了梦白先生的绘画艺术以遵循传统为基本取向。若限于此，并止于此，他只能算个画师，至多是一位熟能生巧的画师。但先生的“梦白”之愿自有一个高远的期许，为了达于是境，先生又时时以师法自然、贯通天人为从艺大道，且坚持五十年而不辍。 十年面壁，佛知。五十年问花，天知。几乎是水到渠成，梦白先生有了双向的师承、双重的取法，因而他的水墨花卉也有了双重的艺术元质，这便是人的笔墨辛劳与超人的造化天成的合二而一。 这么说，似有宣说神秘论的嫌疑，其实，对于每一个专业领域里抱一精进之士而言，枯井涌泉、天雨落花都不是奇迹。 记得多年前我浏览先生的牡丹写生画稿，每一页都一无例外地标明了名称、瓣型、花色、叶状及临摹时日。就创作而言，每一幅写生稿都可以还原为一次画家对花当歌、别花当哭的超验经历。 为了画好牡丹，梦白先生曾七次远赴山东菏泽牡丹园写生。晨起，步行七里入园。中午不吃不歇，一直画到红日西坠。诚则灵，灵则验，其时菏泽牡丹园亦仅有六株绿牡丹，为先生精诚所感，园丁特持一株相赠。从一株到十株，再到一家满院，终于，梦白先生的牡丹园扩展到四亩之大…… 为画葡萄，则院中栽葡萄。为画荷，则水塘栽荷。为画牡丹，则院内院外尽植牡丹。这样的画家，这样的画，已经超越了咫尺纤缟，而将生命与艺术延伸向无尽的天地、无尽的岁月。 梦白先生将人与花的阻滞打通了。他的画，是人智对花魂的解读，也是花魂向人世的显身。对于丹青技法，梦白先生独有蹊径。他曾对我说：“我画牡丹，先借画葡萄之法，又借画墨荷之法，才形成今天的规矩。水墨花鸟，法虽相通，但求‘润’之术稍异。‘润’则出‘神’，不‘润’则死。”我问求“润”之道，先生说：“求‘润’之道，在乎用水。水少，无质感，易呈枯势；水多，无层次，易显湿态。只有用水适中，才能当时出‘润’，画面干爽后仍然也‘润’。” “润境”，其实就是生命的鲜活。有呼吸，有悲欢，有画外之音，有形外之神。说者易，行者难，非当众表演、信笔涂抹、快马三刀之辈所愿意承认者也。 梦白先生的墨葡萄、墨荷、墨藤、墨牡丹皆冠绝一方，识者叹为观止。他的画展，曾先后在邳州、徐州、菏泽举办，他的画作亦多次在徐州市、江苏省乃至全国大展中获奖。而这一切都未曾干扰先生的心海平静。我懂先生的心：奖，再大，也是少数人关在小屋子里评出来的，而艺术欣赏则是大世界里大众的精神美餐。这正象央视的满汉全席大比拼不能代替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一样简单。 牡丹的最宜生长地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因而我用“领异黄淮”礼赞牡丹，亦礼赞以画牡丹为艺术指归的梦白先生。先生画牡丹有心领神会、脱胎换骨之妙，彩牡丹与墨牡丹同趋化境，而我私心更推许其墨牡丹独步当今画坛。 今昔相照，这是一个艺术自由的时代。同类艺术相照，这又是一个艺术不平等的时代。歌唱家吼一嗓子，出场费三万五万，而民间歌手，玉音绕梁，唱半天，一顿饭。画界、书界无不如此。冷静地说一句，大抵是：上帝死了，人类疯了。谁疯让谁疯，庶民百姓绝大多数不疯。我与梦白先生心灵相通，故引为知己，他的画，我的文章，都是为了不疯狂的庶民百姓而作的。 疯狂的艺术氛围，构成了另一个世界。 有艺高而名微者，有艺劣而名噪者，有艺美而价廉者，有艺俗而值昂者，有敬艺而无名者，有借艺而沽名者，有生而名扬者，有没而名灭者……高天流云，长川逝水，弹指百年，谁能不朽？最后，一定是庶民百姓的群体认同，连缀成不绝如缕的良知裁判，将浮名淘尽，将珍品留下。 想到梦白先生眼中的笑意，我心充满温暖。他应该乐观，乐观于生命的刚健，乐观于艺术的长春。牡丹的美是永恒的，伴着这样的大美大艳，表现这样的大美大艳，是多少世才修得的福分呢？ 先生的画结集出版（当然只是百不及一的一小部分），我不认为是一种狭隘的个人成果的展示。或许，这是先生借此提醒世人，在人生的种种不如意之外，还有一个美的境界，等待我们共同经营、共同享受。仁者寿，智者乐，惟以此相祝。 丁亥年十一月二十七日（2008年1月5日） 于彭城黄河新村益芳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要唤醒“红楼梦”，先唤醒自己 周伯华《唤醒红楼梦》序 红楼“梦”，“梦”红楼，一个“梦”字万人愁。 说不清，道不明，不清不明才是“梦”。 是“红学”，是“曹学”，人在“梦”中没法说。 是“红梦”，是“楼梦”，红、楼都在“迷梦”中。 这是许多读《红楼梦》、说《红楼梦》者的尴尬。 因为《红楼梦》已将“真事”“隐去”，故而寻找“真事”、“真境”、“真人”、“真情”是为解读《红楼梦》的第一要务。基于这种追本溯源的渴望，周伯华先生借助“有史则考，有隐则索”的研究方法，立志要将《红楼梦》“索隐派”的未竟事业发扬光大。 可是，“索隐派”早已被主流“红学”宣判为猜“笨谜”、“牵强附会”了啊！而周伯华先生却固执着他的索隐与考求。面对主流红学，周伯华不惟显示了他的“勇敢”，更显示了他的“智慧”。因而他的反问也是那么坚定：既然用物理学的方法解决物理问题、用化学的方法解决化学的问题是科学的，为什么用索隐的方法解决索隐的问题就是违反学术常规的呢？ 于是，沿着对“金陵十二钗”的“猜想”，周先生一一开启了“将真事隐去”的红楼秘辛。许多论证，疑前人所未疑，发前人所未发，石破天惊，醍醐灌顶，因为能与《红楼梦》作者闪闪烁烁的夫子自道相呼应、能与脂砚斋言之凿凿的评批之语相贴合、复能获得《红楼梦》故事的“内证”支撑，故而已经接近了庖丁解牛的“神遇”之境。 “唤醒红楼梦”，是周先生的愿望。看来，《唤醒红楼梦》的推出，已显示他的这个愿望正在接近实现。 “梦”里的灯光，不如醒来的太阳。 “梦”里的温柔，不如醒后的牵手。 “梦”里山珍海味，醒来味同嚼蜡。 “梦”里海誓山盟，醒来万念俱空。 当周伯华先生固执于“唤醒红楼梦”时，他的无上功德是借此而触动了中国文学中索隐性作品、或映射性作品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我扭曲，进而也唤醒了《红楼梦》外芸芸众生所压抑的几多悲辛。 进而我有理由坦言：在今天，在中国，“梦”是不甘奴化的希望，“醒”是告别愚化的智慧；又何限“红楼”、“青楼”、“庙堂”、“江湖”？ 2012年9月16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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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夏云唤雨——赋铭
紫 荆 赋 天地奇卉佳木之属夥矣，紫荆不与焉。古今惊艳叹美之作众矣，紫荆不受焉。徘徊穷僻，无备君子爱赏；婆娑荒原，偶发野人眷怜。赏怜与吾何加焉？荆华兮一笑，紫霞兮尽染。 吾识卿卿也久，隔短墙，临茅檐；只恐卿卿笑我，垂暮气，销华年。可怜青鸟衔石，冀东溟兮尘起；常恨白驹穿隙，望西厢兮月圆。懵懵小儿，折青条兮自策。碌碌学子，割紫云兮互炫。累累伤枝，遇歧黄兮成药。灼灼英蕤，引蜂蝶兮飞仙。花随梅绽，翻少迎春之誉。叶后杨凋，惜蒙怯霜之判。怀冰心之寞寞，发香蕊之妍妍。齐桓好兮勿惊，夫子恶兮无怨。天然本色，自绝夺朱之想。原始秉性，孰抱赴阙之愿？比之温室羞花、暖房瑶草，霜亦超然，雪亦淡然。回看牡丹国色，惊天香兮照影；芙蕖士节，羡红裙兮荡船；昙花初醒，举子寻芳乎后土；梅英乍醉，隐者踏雪乎孤山。林林总总，皆缘闲士之一顾；悲悲切切，徒博佳人之欢颜。未若吾花，久厌苏杭天府，无恋匡衡名岩。傍村依社，临寒渠兮惊梦；席天幕地，越荒丘兮胜蓝；省却匠理，束百枝而无反侧；勿事裁剪，固一本而尽璀璨。兄弟和合，紫香长绕；手足兮炊，黄叶留连。魂兮归来，止流沙兮却步；木兮固植，受大命兮不迁。赋为短章，思接霄汉，寒冬尽兮香岛回，花枝好兮金瓯全，岁荣枯兮终夫始，命修短兮可在天？ 2007年12月25日于益芳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徐 州 赋 并 序 田秉锷 （刊发于《光明日报》2008-03-04） 丁亥三月，春雨霏霏，友生雅集，清茗代酒，云山雾道，各言忧乐。有越中某君者，行商十载，积资小康，临窗望远，忽发浩叹曰：“徐方信美，而非吾土，或将买舟南下，作归老之计矣。”叩所以，始坦言相告：“是州衣山带河，缬红萦碧，固五省通衢、八方都会也；然当于要冲，兵家必争，聚散莫测，沉浮无常，此亦明矣。”始闻其言，悚然有警；退而思之，哀其多虑。遂点串句逗，连缀经纬，草成白文，思以赠之，或可醒其锦归之梦、而固其卜居之志哉。 徐州之得名，其来尚矣。 虽日月盈缩，河山消长，城郭迥非，衣冠苍黄，幸于有籍可案，免堕无珠之盲。《三坟》线踪，风移乎燧人；《五典》丝迹，俗易于羲皇。炎黄绸缪而东夷昧爽(1)，尧舜画野而徐土阜昌(2)。大禹分州(3)，海岱其表里；篯铿封土(4)，烛熹乎彭方。当其时也，淮沂流波，沉鳞竞跃乎白沙；蒙羽腾雾(5)，呦鹿群鸣于青冈。苍龙舞雩，潜溟壑于泗水；金凤来仪，栖孤桐乎峄阳。石有八音(6)，悬浮磬而礼崇；土分五色(7)，献包茅以贡长。民居兹而富，国赖是以强，东方乐土，固不待虚饰而铺张。 尔后，彭运八百(8)，禘祀斩乎武丁；徐数千秋(9)，金瓯残于穆王(10)。然福源已浚，薪火再扬，否极泰来，乾道重刚。彭姓流徙而彭城永固，徐裔百转而徐山高昂。天佑吾民，瓜瓞绵绵；地护我土，黍稷穰穰。笑商台以先焚(11)，惜周社而继亡(12)。彭彭天鼓，声振霄汉；舒舒徐风，夫何久长！ 春秋入宋，曾为陪都；战国归楚，雄列边壤。应人顺天，三户而亡秦族；感时知命，一夫足兴汉邦。天地翻覆，郡国互代，则有泗水、沛郡、楚国、彭城国相赓续。一方大国，千叶王侯，绵延隋唐，连丝断藕。降而宋元，临河泗以称大府；垂而明清，眺江淮乃列名州。奎娄分野(13)，据九夷之归地；汴泗交流，当吴鲁之分疆。湍洑九转而金鼎隐匿(14)，明光七曜而古佛安详(15)。汉魏有禅代，丰沛同炎凉。城堞时毁弃，铜山屏风霜。岁月奄忽，百代一瞬，有灭国而无亡州，不亦信乎！又何惧乎兵家鹬争、池鱼获殃哉！ 或曰：“天下之大，方州多矣，汝何矜矜于一郡而夸示童蒙？”吾谢之曰：徐州固为苏省之北陲、华夏之东邦，然山不管窥，海不勺量，人不貌取，珠不斛装；虽名郡丛立，如斯州之地利人和者，罕有其匹也，乞为智者道之。 徐偃避战(16)，怜其民以怀大仁；彭祖斟雉(17)，敬其君而献至诚；季子挂剑(18)，恤其友以践宏义；纪信赴汤(19)，救其主而行纯忠。一脉正气，百代同风，此数子者，孰云无义？孰云无情？ 南台戏马(20)，项羽扛鼎；北山布阵，韩信鏖兵(21)；美酒宴宾，寄奴北伐(22)；花园遣将(23)，德邻驱虫。武风荡荡，武魂悠悠，此数子者，孰言无勇？孰言无功？ 石渠校书(24)，刘向达乎天命；金马论难(25)，刘歆精于文衡；秘阁著录，子玄通乎史辨(26)；陋巷苦吟，后山成其三宗(27)。道德文章，与时俱化，此数子者，孰谓无树？孰谓无成？ 楚歌四面，虞姬别营(28)；乌孙聘汉，解忧西行(29)；令娴秀口(30)，诗坛兴怨；盼盼苦心(31)，燕楼长空。巾帼颖出，须眉感愧，此数女者，孰叹无德？孰叹无容？ 武则建乎勋业，文则显于功名；女子贞烈以温婉，男儿豪侠而热情；山川毓秀，钟乎生民，徐人大任，岂非天统？ 至若秦皇东游，无厌王气(32)，空捞沉泗之鼎。张良西出，有怀天书(33)，屡显建策之能。则天机微启，刘季振雄；万骑奔突乎西路，五星连珠于东井(34)；灭秦翦楚，七年功成。除残去秽，拨乱反正。海内乂安，高台歌风(35)。衣锦还乡，孰有此荣？俗儒嘲其“无赖”，信史赞其“大圣”(36)。朝菌不见月朗，至人预知日彤。赤帝之验，天人之应，或断非非之念而神赫赫之功耳。闾里将相，原无圣贤之师；布衣天子，不假尺土之封。国家有事，决于庶人；苟当其任，即享其名。徐沛王气，发乎人心；九州论剑，何预神定？ 而今创业之辈竟有以兵地雁惊者，是不知徐州者矣。风水长在，周天而行，既眷隆乎前贤，岂漠视于后生？帝王之业，可逐鹿而获麟；屠沽之利，何聚金而化铜？ 要之，则徐土沃壤，宜植嘉禾；丰沛源泉，适酝琼浆；唯圣贤者飨之矣。故老聃布道(37)，沛泽流韵两千年。仲尼观水(38)，吕梁悬水三十丈。子长采风(39)，歌台沽酒访遗老。孟坚作铭(40)，泗亭烹茶话沧桑。流风所及，云帆汴泗；乘时而动，直辔帝乡。玄德守沛(41)，还待温侯射戟。孟德入徐(42)，寄意云长受降。昌黎宦冷(43)，香山情长(44)，太白留句叹子房(45)。东坡知徐，子由对床(46)，范公生死恋徐方(47)。康熙驻跸，乾隆南巡，润之七次登龙冈(48)……此不可解之秘也，亦无由道之缘矣。适彼乐土，游彼乐乡，鸿鹄一举，排云直上。 畏战者恒曰：徐方乃四战之地，故民无百年之安，城无越代之完。此论亦似是而非者焉。夫战，非河山之诱也，非城郭之招也。无喋血之将，何以有屠城之悲？无好战之徒，何以有频战之乱？故止战，在理政而解纷，又控骄以任贤；此乃弭乱之大道、求治之重典。若遇外战，则敌我不两立，家国无两全；卫国为本，御辱当先，又何惧乎兵凶而战险？抗日军兴，徐州会战，千秋一劫，孰敢坐观？神鬼决力，淮海大战，共和定鼎，天下大安。考之史乘，验之方志，徐州故不乏战乱，四千年间，小战四百，大战二十，屠城而灭者，亦仅一次而已。吾何惑哉！吾何惧哉！ 淡出记忆，直面今天，徐州风物，尽收目前。六十年无战事，此非和平之城欤！三代人兴大业，此非财富之都欤！ 倚九里而筑垒，面云龙而悬斗。左子房以驯狮(49)，右楚王而牵牛(50)。黄河西来以南曲，运水北至而东走。群峰拱卫，二水绕流。金城启钥，汤池行舟。干戈入库，征马饮厩。六畜兴旺，五谷丰收。八风拂煦，四轮辐辏。内外同欲，上下同谋。江山和谐，人神共求。如此际遇，诚百代之无期、千秋之绝有也。既民望之所归，复天命之所修。生于盛世，岂能无为！建我新城，安可袖手！纳天下之货殖，交四海之朋友。功德迈乎往哲，膏泽存于身后，又何疑焉！又何求焉？ 文之无华，其行也短。附丽雄州，岂不汗颜？姑且以汗濡毫，铭之俗韵：前朝曲终，往事千年。春风故垒，芜城新颜。黄楼碧水，五云青山。孰会吾意，下笔茫然。白驹过隙，沧海桑田。闲赋徐州，冷暖同天？ [注释] (1)东夷：据《后汉书•东夷传》，引《王制》并《竹书纪年》，言夷有九种，古徐国即“徐夷”所建。 (2)尧舜画野：即舜分天下为十二州事，徐州为其一，见《史记•五帝本纪》。 (3)大禹分州：因治水之便，禹分天下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见《史记•夏本记》并《尚书》。 (4)篯铿：彭祖，其分封徐方建大彭国事，并见《春秋》、《左传》、《世本》、《国语》等书。 (5)蒙羽：蒙山、羽山，九州初分时，皆属徐州。 (6)石有八音：指磬石，徐州产，见《尚书•禹贡》。 (7)土分五色：夏初徐州贡五色土于朝，见《史记•夏本记》。 (8)八百：传彭祖寿八百，见《列子》，此指大彭国运祚。 (9)千秋：徐国终始。自夏初至春秋，有国千年以上，见《后汉书•东夷传》并《左传》。 (10)穆王：周穆王。徐偃王强大，朝者三十六国，故穆王曾出兵伐徐，见《后汉书•东夷传》并《博物志》。 (11)商台：商纣王兵败，自焚鹿台，见《史记•殷本纪》。此证商灭而徐州在。 (12)周社：周朝社稷。此证周亡而彭城仍在。 (13)奎娄：星名。据《汉书•地理志》，彭城东南之睢宁、取虑当奎、娄分野；彭城西北之沛、砀为房、心分野。今仅以奎娄指代徐州星野方位。 (14)金鼎：指周鼎，传说沉于彭城泗水。 (15)古佛：指徐州云龙山大石佛，凿于北魏。 (16)徐偃：即徐偃王，参见注(10)。 (17)斟雉：见屈原《天问》，言彭祖向尧帝献雉羹事。 (18)挂剑：吴公子季札事，见刘向《新序》。 (19)赴汤：汉王刘邦被围荥阳，纪信扮汉王出东门，诳楚王项羽，汉王从西门遁。见《史记•项羽本纪》。 (20)戏马：项羽都彭城，曾于南山戏马，故徐州有“戏马台”。 (21)鏖兵：传韩信于徐州九里山设伏击楚，后遂有《十面埋伏》之曲。 (22)寄奴：徐州人南朝宋武帝刘裕乳名。先后北伐南燕、后秦，皆驻节彭城。 (23)花园：徐州花园饭店，现代名人蒋介石、冯玉祥、周恩来、李宗仁等皆曾下榻于此。文中指中日徐州会战中方在此统筹全局。德邻，李宗仁字。 (24)石渠：汉石渠阁，皇家藏书秘阁，刘向曾于此主校百家经典。 (25)金马：汉皇家藏书处。刘歆曾在此与诸儒论辩。 (26)子玄：唐史学家刘知几。 (27)后山：宋诗人陈师道。 (28)虞姬：项羽美人。霸王别姬事发生于徐州东南垓下。 (29)解忧：楚王刘戊孙女，赴乌孙和亲五十年，立功西域。 (30)令娴：刘令娴，徐州人，南朝著名女诗人。 (31)盼盼：关盼盼，唐徐泗濠节度使张愔妾，愔死，孤守燕子楼。 (32)王气：秦王见东南有天子气，游而厌之，故徐州丰县有厌气台，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捞鼎彭城泗水亦出此。 (33)天书：黄石公兵书。张良隐下邳，得之圯桥。见《史记•留侯世家》。 (34)五星：五星出东井，汉元年沛公入咸阳天象，大吉之兆。 (35)歌风：唱《大风歌》，汉十二年高帝讨英布胜，过沛，招乡亲饮酒，击筑唱《大风歌》。今沛县有歌风台。 (36)大圣：《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司马迁对刘邦赞语。 (37)布道：老子沛泽布道，见《庄子•天运》。 (38)观水：孔子于彭城吕梁观水，并见《庄子》、《列子》。 (39)采风：司马迁为著《史记》，曾去徐沛一带访遗。 (40)作铭：《汉书》作者班固至沛县，作《泗水亭铭》。 (41)守沛：刘备事。射戟：吕布事。并见《三国志》。 (42)入徐：曹操事。攻土山，关羽降之。 (43)宦冷：韩愈曾任徐泗濠节度掌书记，驻徐州，不甚得志。 (44)情长：白居易事。白氏少年随父居徐州，后多有题咏徐州诗句。 (45)叹子房：李白东游下邳，有《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诗。 (46)对床：苏轼知徐，其弟苏辙送至，宿州衙逍遥堂，对床而卧八十日方离徐州。 (47)恋徐方：范仲淹事。范公生于徐州，故于徐州，结生死不解之缘。 (48)登龙冈：龙冈指徐州南郊云龙山，毛泽东一生七次巡徐州。 (49)驯狮：言徐州东郊子房山与狮子山相邻。 (50)牵牛：状徐州西郊楚王山与卧牛山相依。 2007年6月13日于紫电斋 （刊发于《光明日报》2008-03-04）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沛 公 园 赋 仆客香城，节次小满，越飞云桥，游沛公园。徜徉百度，俯仰万变。优哉游哉，流连忘返；文心感赋，冀附丽于盛世；满笺浮语，希相勉乎华年。 吾观斯园，固沛泽之宏玩：四门高敞，百姓如归；七景含巧，一游魂牵：望林泉高致，梯田环以绿水；登龙卧云山，岗阜拔乎莽原；觅花泥雨润，栈桥惊鸿照影；过新晴西园，半岛佳木荏苒；方问田求舍，疑入桃源村落；复阡陌歌风，总归汉家管弦。移步换影，惊神光兮离合；欲去还留，信萍水兮有缘。清泉环绕，浚穷泽以流泻；浓荫合围，发枯枝以蕾现；夭桃弱柳，上悬碧叶翠茎；劲松挺柏，下临绿菱红莲。群蛙百虫，笙簧之乐齐振；青雀黄鹂，八音之喉宛转。静心观鱼，方知鱼水兮有终；凝眉探花，始悟花雨兮无间。因风问俗，百里乡音疑旧识；凭栏听琴，一曲大风云外传。目逡巡兮顾盼，心徘徊兮留恋；观流波兮远志，闻笑语兮启颜；弃独乐而不取，融涓埃于洪川。邀汉皇以重游，幸斯园兮何感？ 沛公园者，诚沛公之园也。归去来兮，游子悲其故乡；何曾往兮，后生思吾汉皇。本一介之布衣，乃泗上之亭长；愧猥伏于下尘，恒粪土乎庙堂。送徒郦山，哀生民之无路；观政咸阳，抱丈夫之行藏。剑鸣丰西，白帝殒其舛命；云合芒砀，王气现于徐方。张赤帜于沛庭，祭蚩尤乎明堂。尔后，救东阿，屠城阳，困雍丘，战外黄，为子羽兄，拜砀郡长，陈留献粟，宛城归降，沛公之威名，遂遐迩兮弘扬。咸阳休兵，八百里秦川异帜；轵道降王，四十代国祚沦丧。五星现于东井，两汉肇基壩上。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据雍州而窥六合；兵发三秦，檄传十罪，出潼关以收八方。荥阳对垒，磨砺汉王太阿剑；鸿沟划界，巧施留侯回马枪。待十面埋伏掩旌旃，四方楚歌号悲凉。历拨乱兮反正，幸金瓯兮无伤。咒白水兮源竭，祈炎精兮祚长。故史公推许，赞其大圣旷世；陆生赋诗，颂为日出扶桑。 叹往事兮千秋，唯乡国兮不迁。庆政通而人和，故经营此名园。望游子兮来归，享国泰而民安；邀五里之三侯，作旬日之长筵。集百二之夭童，招泗上之硕彦。爰周行以十里，吾思接乎千年：知形迹兮穷朽，惧功业兮消散；念萧曹兮安在，追平勃乎凌烟；何彷徨于穷巷，复翱翔乎云端？咸归结于运命，固庸夫之自眩。或一啸先声，发九州之昏聩；或三思后作，扬八风之舟帆。效汤武之鼎革，忍舍七尺之躯；救黎庶于冻馁，宜享百代之荐。思沛公兮未遇，聊短章以记感。享太平以勿怠，吟大风而浩然。 2009年7月15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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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秋月思雨——随想
“戊戌六君子”百年祭有感 热血冷却，疑问尚存 在中华万年历书上，1898年9月26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十三日)被涂上血色。 这一天，“戊戌六君子”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喋血北京菜市口刑场。 百年冷却，热血是否还有春温? 百年漂洗，记忆是否还会殷红? 这，只是我心里的一丝躁动，旋又压抑为沉默的超然。谁都明白，一个潇洒的时代，并不宜于谈论任何严肃的命题。有多少人会背负百年惦恋而放弃享受稍纵即逝的人生逸乐呢? 终于握起笔，用稀释的淡墨去勾勒那幅血凝的画图，不是出于高尚的史识或应时的文心；我只是觉得100年的风风火火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泰斗们并没有坦诚回答“戊戌六君子”蒙难这一“史实”所必然连带的历史疑问。百年反复，误识汹汹，常识性的清明之见反而屡遭批驳。 所以，本文不触及史学家们对戊戌变法“史实”的纷纭聚讼及对戊戌变法“教训”的冷峻判罚，只是“有感而发”，“感”之者亦是“戊戌六君子”走后100年间中国思想界的粗疏。 “国”有希望，则“士”有精诚 生命视“死亡”为最后的痛苦，尤其是种种血腥的刑杀之后还要蒙以恶名、罪名的“死亡”。“戊戌六君子”接受了死亡，接受了死亡之痛苦。 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等了100年，等不来圆满的答案：“戊戌六君子”到底为谁舍生赴死? 为国家死，为民族死，亦泛说也。 既为国家，复为民族，却被握有国家、民族之最高权力者所诛杀，这是牺牲者的不幸?还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追怀“戊戌六君子”之死，我常常跳不出思维的困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能让它的知识分子(士)为它的利益杀身以赴，这国家、这民族必有存在与发展的希望。而这国家、这民族的实际操纵者用杀戮回应忠贞，则这国家、这民族无疑又在自断其根、自塞其源的昏乱中呈现绝望。“希望”与“绝望”的悖论，从大屠杀中揭示出来，国人却每每不悟——杀人的“国家辩解”压倒了被杀的“国士宣言”，这是周而复始的梦魇!一旦杀人者也顶着国家、民族的金冠，为国为民的牺牲定然呈现着滑稽。 思维倘能再进一步，思想的主人必然会对“国家”、“民族”作一番“人文认识”。因为，“国家”、“民族”不论表现着多么巨大的包容性，其内核都是一定空间背景下的“人”，都是顺应社会结体而将“个人”凌驾于“全民”之上的“人”，于是，“国家”、“民族”的“简化形式”，自然由“人”的“简化形式”得以体现。考虑到“戊戌六君子”的事业均在中华帝制的背景下拓展，所以“忠君”、“报国”的主题不容忽略。 如果不从光绪皇帝的“明定国是诏”上看出国家前途，不从帝党的政治倾向上看到国运转机，不从“一个人”或“一群人”身上测定出国事可为，“戊戌六君子”的行动就失去了必有的政治判断。事实是，“戊戌六君子”皆洞明时势而怀抱忠贞。于是，“国士”赴“国难”，便不可能绝缘于“国君”情结。反之，“国事”倘已败坏到连“国家象征”的人都一无所是，为国家民族的牺牲自然蜕化为“愚忠”。 “戊戌六君子”的牺牲，赢得为国捐躯的美名，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色彩。这不是污点。即便“戊戌六君子”走后的百年期间，结束了封建帝制的中华大国也舍不得告别专制。没有帝王的帝王意识不断以国家、民族、党派的名义驯化普遍的个人崇拜，没有帝王的帝王专制又不断以国家、民族、党派的威权惩处坚持个人意志的异己。在这软硬兼施的双重制约下，中国大地上不再有“士”之“知己”或为“知己”去死之“士”! 不知何种原因，“国家”剔除不了它“专制”的基因；“民族”的神圣外衣下，又总掩饰着与“民族”大多数人无关的个人野心。于是，国家与民族的“价值体系”上下松动。 “国家”出了问题，还是“国士”出了问题呢? 让“国家”重建它的价值体系，还是让“国士”重建他的牺牲精神? 走了100年，思想又回到元点：“国士”为谁而活的旧题，必然连带着“国家”值不值得“国士”为它去死的反命题。“国士”与“国家”必须等价。等价，才可互换。 在严格的人生哲学意义上，从古至今一切受褒奖的个人牺牲，都可以用这个“等价原则”再加评估。这或许太商品化了，但商品化的公平也是思想的觉醒。 质言之，当广大的知识分子以“戊戌六君子”为典型反思人生取舍时，握有国家权柄的天之骄子定然要以慈禧太后为鉴戒作出权衡…… “养士”，无须乞求 终于，大清的江山还是毁在反叛的知识分子之手。不是手下留情、没有斩尽杀绝，而是“国家”将“国民”与“国士”置于鱼肉的地位，逼使“国士”走向对立。 从“国”与“家”的关系，从“国家”与“国士”的关系设喻，这叫“打着家鸡飞上天”，或“马棚牛栏大围猎”。中国历史一以贯之的“养士”之风，蜕变为“逐士”或“诛士”，后果当然十分严重。“士风”之颓败几乎直接诱发着“国运”艰危!当政治家以“皮”与“毛”比喻“国家”与“士”的关系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成为对知识分子的警告；而在反向的哲学观照中，没有人注意毛发的脱落正预示生命的血气已亏! “戊戌六君子”的喋血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悲剧。不论夕阳西下的大清帝国，还是匆匆收场的洪宪王朝、轮流坐庄的北洋政府，甚至后来的政治权威，都无一例外地警戒着知识分子的呼吸。如果不是钻入纯科学、纯学术、纯琐屑的“业务”中作蜷伏之状，即便稍作政治欠伸便可能招致囹圄之灾或杀身之祸。从秋瑾、徐锡林，到李大钊、瞿秋白，从李公朴、闻一多，到遇罗克、张志新，20世纪起伏着一条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痕。 我常常想起飞蛾投火，如果那些生灵压根儿便厌弃了光明呢? 我又常常想起放火烧荒，不管你是益虫还是害虫，统统化为灰烬。 在无比崇高的国家旗帜之下，真的要用普遍的沉默来凝固无比崇高的稳定吗? “戊戌六君子”是一个群体，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也以“群体”的生态形式，表达着他们的故国情思。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宿命牺牲同样是“群体”的。总结以“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为发端的学生运动，我对20世纪“国士”的报国情怀有了铭心的感动。青史黄旧，那焦脆的书页何能再经血染? 从盛于战国的“养士”的命题，到宋太祖赵匡胤“不杀读书人”的许诺，中国的政治宽容找到实证。其实，“养士”与“养农”、“养兵”相比，源于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的稳定与发展之需。 或许“养士”的吁求太软弱了。海阔鱼跃，天高鸟飞，何用乞求人类的施舍?只是，人类太专横，误认自己是地球的唯一主宰而滥施渔猎，才造成生态环境的失衡。在政治上、思想上，不也存在着那种相依相存、相克相生的“生态平衡”吗?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吁求“养士”才是可以谅解的。 为问新世纪：“国士”存否?“国士”强否?此后，才可与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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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流失的国土”
我不能讳言自己的后知后觉与麻木不仁。直到阅读了金辉先生的《西藏墨脱的诱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和李尚坚先生的《喜玛拉雅山寻觅》(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我才较为清晰地知道，1962年的中印边境之战“胜利”结束了三四十年后，中国竟还有96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在不声不响、不尴不尬中沦入印度军队的占领之下。 我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嘲弄。 上述两部书，皆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金书获“第六届解放军文艺奖”，李书被辑入“中国边疆探察丛书”畅行海内。基于正常信息的正常传播，我以为在跨世纪与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或许可以聆听到中国人对这两部书的反映，以及对归属于“西部”的那片沦丧国土的惊叹。但是，沉默之霜，遍被华夏。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理喻中国官方与民方的超然、冷漠、镇定及大度…… 最不能明状的悲哀，是我无所诉求，无所谴责。国土沦丧，“国”无反应，连时代神经系统的舆论传媒，也不见一丝震颤。 兴亡谁家事？得失浑不知！ 静下心来，重翻这两部读了多少遍的书，越发感谢金辉（解放军军旅作家）与李尚坚（边疆史学者）用他们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亲身经历铸成了石破天惊的作品，让有限的、极有限的中国人从一个民间的、远不权威的的侧面，获得了国土沦丧的“知情权”。 我以为，事关国土得失，领土完整，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向中国民众保密。 事实是，中国民众以中印边境的领土沦丧并不知情。以官方批准的、公开发行的各种中国地图为例，一律用一条“已定”的国界线宣示着虚拟化的控制。 真相时时嘲笑地图：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的东、中、西三个部位，都跨越那条“已定”的国界北侵100公里左右。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领土上，驻扎着印度的20万大军！与这支越位的军队相比，中国的边防部队在人数、地面火力、空军支持上都大大弱于对方。潜在的趋势必然是：我若苟且隐忍，人必得寸进尺。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96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是在二战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印度人单方面侵占的。金辉书中惊呼：“96000平方公里的国土——等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等于三个台湾、六个北京市——相当于一个匈牙利、两个丹麦、三个比利时，相当于六个科威特，相当于十个英阿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相当于二十个日俄吵得不可开交的北方四岛。96000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这是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的最大的一片土地——那是中国版图的一百零一分之一。” 这领土是中国的，它是西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在唐朝与中央王权缔结盟好，在元朝并入中国版图，清初一度被准噶尔吞并，但在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政府三路大军齐发，终于将16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永久性地并入中国的版图。西藏再一次遭遇蚕食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殖民了印度次大陆的英国人觊觎中国西藏，屡屡派人深入西藏搞特务性勘测丈量，并抛出了单方面疆界线“麦克马洪线”。但西藏地方政府、清政府、甚至那位急于当皇帝的袁世凯的民国政府，一直都没有承认英国人的强加。 二战后，独立了的印度，却越过“麦克马洪线”，变本加厉侵占中国领土。1962年10月20日打响的中印边界反击战，中国军队全线获胜。胜利之师，也是仁义之师，给俘虏包扎伤口，修好所缴获的车辆，汽车加满油，武器擦干净，一件不留地归还印度。当将3968名俘虏送回去时，中国军队从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又后撤20公里，以期在中印两军之间建一道40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先维持和平，再商谈边界纠纷。但印度人不领情，你退20公里，我进20公里，结果是中国军队的实际控制线在“胜利”之后反而大大后撤了。历史的僵局，以中国领土的不完整形态维持着。1991年12月16日，李鹏总理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曰：两国领导人重申，将通过友好协商早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办法。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保持实际控制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美国《纽约时报》称：这次访问使印度获得的东西将大大超过中国。 印度舆论则普遍认为：中国方面终于面对和承认了中印边界的现实，而且说这是印度的“不战而胜”。 此时，中国的官方舆论无任何成败、得失之评述。 人民大众因不知情、或受宣传纪律、言论口径之限而沉默。十亿人沉默，有人视为正常。 12年过去了。“早日”的“友好协商”不知下文。 白发可以染黑，青春不能永驻，今天变成昨天，现实变成历史，待到流血的伤口结成坚硬的伤疤，我们能否心安理得地说：伤已愈，痛已止，何必提，前世事！ 在向“早日”靠近的日日夜夜里，印度人对已占的中国领土充分地“印度化”。原本生活着20多万中国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的中国领土上，印度人已经移民繁衍700万人！ 上述资料均引自金辉作品。为了让没读过此书的同胞感性地认识这片国土，请允许我再引用一些该书的资料。 这里，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故乡； 这里的森林资源，占西藏总量的80%以上； 这里的水利资源，可以建成“世界上可以设想的最大水电站”；装机容量最低也可在5000万千瓦以上，是葛洲坝电站的17倍，比长江三峡大坝电站要大3倍，若按目前全国出电率平均水平计算，每年可发电2250亿千瓦，按每度5分钱计价，年创收即可达112.5亿元。仅此一项，西藏地方财政收入将提高129倍。而1995年的国家援藏总额为62.6亿元。 这里是西藏的西双版纳或“江南天堂”，其自然条件比宝岛台湾还好。台湾已经养活了2千万人，3倍于台湾的这片领土，足以养活6千万人！而现在的西藏高原，自然条件很差，养活2百万人已感困难。 21世纪，人类的生存空间日蹙一日，中国人还能继续默许有限的领土为人强占吗？李尚坚书中写道：“墨脱南面的大片领土，就这样没有枪声，没有炮火，在互赠礼物的氛围中被敌人侵占去了。这似乎是笑话，但绝不是笑话，而是确确实实的历史事件。” 但愿中国的当代人不要将“笑话”留给后代！ 不同权力层次的人，将面对不同层次的考验。 96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考验中国执政党，考验中国领袖，考验中国政府，考验中国外交，考验中国的军力军心，考验中国舆论，考验中国的综合国力，考验中国人的家国观念，总之，考验中国在历史横断面上完成时代任务的能力。 一时的舆论控制，不能延续百年、千年。 而历史将考验一切权力者和他的奴仆。考验就是考验。它不是政治广告。它不是可以绕行的政治圆盘道。历史证明，中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接受巨大考验的。 有两个中国将军，让我肃然起敬。感谢金辉在书中用有限的文字，留下他们的音容。 一位是“死不瞑目”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将军。为了祖国安全，他的足迹遍于西藏的边防哨所。目睹国土削割，他常常双目泫然。在山南军分区，他深入连队视察，山路崎岖，他拽着马尾巴倒地牺牲。追怀这位爱国将军，人们称其牺牲处为“将军崖”。 另一位是“大声疾呼”的西藏军区参谋长毛海青将军。1991年6月16日，他在西藏国防线巡视，因“黑鹰”（直升飞机）坠毁而牺牲。牺牲前，他一直主张对印度占我领土不能等闲视之，不能再沉默。在成都家中，他接待金辉，一再叮咛：“中印边界问题一定要说，要宣传，要让全国人民知道，在全世界都喊响！”这是生命的最后陈述，这是一个中国将军的生命呐喊。 两位将军，用他们的言行显示，中国军队有希望，中国军队可堪大任。 丧权辱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老例。金辉书中说到的晚清四帝因丧失国土而不得立“神功圣德碑”事，颇警策意味，故照录于兹： “清东陵和清代西陵，埋葬着清朝入关后九个皇帝（末代皇帝溥仪1967年死后葬入北京西郊八宝山公墓）。九座帝陵中，有五座在神路前方，立有‘神功圣德碑’，另外四座陵则无此碑。立功德碑的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前五帝，无碑的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后四帝。其分界线在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国难不已的鸦片战争。据说，清王朝有一项规矩：凡帝王有失国之尺地寸土者，不得立此碑。” 此虽无补于“事”，却责过于“史”，未尝不是一种励功诫过的手段。而对那四座无功德碑的荒陵，我曾经心生一份怆然：康熙与乾隆们做梦也想象不到一个强弓强马打天下的勇武家族，竟会衍生出一个又一个只顾恋个人权力，却不用这个权力巩固疆土的不肖儿孙！ 或许，责怪那几位孱弱而年幼的帝王（道光除外）有失公允，因为晚清残局中说话算数的是那位垂帘听政的慈禧老佛爷。抓权抓到死，误国亦误到死，堂堂大清，毁在一个人手里，岂不悲哉！ 尺地寸土，考验忠奸。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历史规矩。喜马拉雅山的雪峰之下，本该飘扬起中国国旗啊！这国旗，何时才能与雪峰相照？ 2003年12月29日于紫电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