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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江湖(田秉锷先生文字集)
[楼主]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2015/03/18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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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江湖

菜九段文

天上掉下个田秉锷,于是便有了一个人的江湖。

先生不是一个名满天下、著述等身的人,其影响主要在徐海一带,而远未播及全国,这与他的功力修为极不相称。因为在菜九看来,较之于那些名满天下、著述等身诸公,田先生的文字高出的可不是一点点,即以《江湖心雨》所包含的精彩,当今之世又有谁能望其项背。

窃以为,田先生的出现实在是一个异数,因为在我们这种荒唐世道,实不宜产生田先生这种精彩绝伦、辉映古今之人。如果是上苍垂怜中华道统之离散将绝,特降田先生来展示其固有风采,则为时代之幸。于菜九个人来说,先生的出现更是上天的恩赐。田先生是我命中的贵人。二十多年前,菜九很偶然地认识了田先生,从此便一直得到田先生的关爱与提携——从指引研究方向,到提供发表阵地,到规范学术领域,菜九一步步地成长起来,并袭用了田先生的若干皮毛,渐渐有了招摇的资本。

 田先生是菜九的前辈,学识水平更远胜于菜九,本不该由菜九来写田先生的推介文字,世上哪有学生推介老师的道理?但菜九自忖,对田先生蕴含价值的了解,当世或无人能及,何况《江湖心雨》一书是菜九央求了近一年的时间,才说动了田先生,从而辑录成集的。因此,至少菜九可以说一说自己的学习心得。

江湖向来不是褒义词,但在田先生心目中,江湖还是颇受推崇的。他在《永恒的江湖》中坦言:“感知了江湖的博大——其大无所不包,江湖的生机——其机无所不化,江湖的规则——其则优胜劣汰,江湖的宿命——其命盈缩有期由此想到,菜九曾与田先生一起出席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亲耳听他自承在专家面前只能算是游击队。其实,那些与会专家的学术素养还真比不上田先生呢。田先生原本是有学术追求的圈内人,也有了不小的学术建树,但由于他的特立独行,总显得很另类。田先生最初让我心动的文字,就是他赠予我的《金瓶梅人性论》。按说这种偏向于学术的文字应该充满学究气,但田先生的洒脱自如让菜九深深折服。因为菜九也是有志于研究人性的,不曾想这种学术性很强的内容居然可以被打造成灵动无限的杰作,不由得心生景仰而效仿之。他后来越来越疏离他原来的学术圈子,可能正是受不了圈子里的迂腐气。菜九观察过一些学界大佬的文字,那真叫非常地高屋建瓴,但也非常地于事无补。田先生与那个圈子渐行渐远,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先生看似淡出学术圈,做了一个江湖散人,实则是走进了无所不包的文化江湖,也只有这种无边广大的江湖,才能承载得起田先生的不羁之才,并让他获得了鲲鹏搏击九天的自由。田先生对自己要求较以往更高,且非常严苛,可以借用田先生《晚香斋笔记》序来界定其江湖操守:“放下文学的功利暂且不谈,我一直坚持认为,一个文化人、一个精神领域的劳动者,谁如果梦想用一点个人化的独特创造回报我们的人民与国家,他就一定要在文化的传承上先建立某种绵长的联系,接着须在创造实践中致力于某种超越,这才可以获得做‘文化人’最基本的认证。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混文化、玩文化,结果大抵只能混出玩出伪文化、自欺文化及欺人文化,时过境迁,一切这样的文化都必然灰飞烟灭。”他的自律应该是“江湖人能做的大抵还是结好自己的网,静待个人的萤灯鱼汛 (周庆明画集序)

 

人在江湖的田先生到底结的是怎样的网,菜九以为他是在极细致地做着存亡继绝的事业。可以与之相较的,当数考古工作者的田野作业,只是后者发掘与拼接的是消失了的事件脉络,田先生的发掘与接续更侧重于已基本式微的文化元气及正在灭绝的民风民气的脉络。同样是抢救性的挖掘,田先生更着眼于挽回急骤下坠的道德人心。须知,存在了几千年的中华道统,经过大规模多轮次有系统地长时间斫杀,早已气若游丝,其中很多可贵的东西只有江湖上才会有些微残存。所以先生的步入江湖,实则是开启了一个更加崇高的事业。

基于礼失而求诸野原理,田先生近二十年精力都放在乡土化本地化上面,而徐州这块文化热土,又为田先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江湖运作空间。像马尔銮、庄静、刘惠民、张伯英、李蟠、山西会馆等若干历史记载片段,有些是田先生的独力发掘,有些是得到田先生的大力鼓吹,它们虽然只是揭开了历史的一角,已足以见证徐州这块文化宝地的丰厚蕴藏。很多事情,只须抖落覆盖的尘土,让其重见天日,其价值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文集中的相当篇什,可以视作田先生这二十年来的部分江湖心得,不仅反映了田先生在这块热土上的用功,忠孝节义等绵绵不绝的夫子之道也在他的文字中熠熠生辉。

我差不多读过田先生的所有著作,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还是《江湖心雨》里的80篇短札,将其视之为田先生一生中最炫丽的人生华章或不为过。经田先生点化而出道的菜九,对什么样的文字才能称得上好文字,也有一些管见私得,现借着田先生的文字,说出来与大家共同参详。

依菜九的菜鸟见识,好文字的要义是,守正道,持正义,有气力,有章法,有张弛。当此数者具,便当讲清楚,写流畅,做到洒脱而自然,流畅而有个性。以上诸要素,《江湖心雨》尽皆包罗,而且最为重要的守正道,又是田先生做得最好的。先生的正道就是仁道,它不是空洞的大道理,实是由无数淳厚的乡土情致累积而成。先生每见一善事,每见一可嘉许之处,必以最大的善意发现其蕴藏之美,并不悯言辞大力表彰出之。田先生此举并非滥用慷慨,实则是当今可以嘉许之事已成稀缺之物,任何一点真善美,于匡扶社会正义都弥足珍贵。尤其是很多陈年旧事,经先生以大爱之心尽力描摹,顿时满纸生香,为当下污浊的生活,引入了一泓清泉,让仁爱的种子在社会上生根发芽。所谓拨乱世返之正,大概就是这种功效吧。长期以来,田先生不懈传递着江湖中蕴含的质朴,苏解着社会麻木的坚冰,“让每个人都从温情中受益”。所谓挽回一点元气,便留得一线生机。

《江湖心雨》涉及了多种文化领域,有文学评论,有艺术品鉴,有辞赋创作,有历史考据,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均精彩纷呈。如同一个江湖高手,无论什么样的家伙式,一旦田先生操之手中,都能舞弄出精彩。到底田先生是绝顶高手入了江湖,还是江湖让他成了绝顶高手?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但菜九更认可江湖的历练让田先生功力更高。因为《江湖心雨》全是近二十年的文字,而且愈往后愈好。何以年届古稀的田先生笔力竟然远过其盛年,观其序王先生画传或可窥其端倪。其曰:“王仲博先生的艺术成就,之所以高出众‘乡贤’,内中含着必然性之因素:国学奠基,为一;高端师承,为一;万里胸襟,为一;与时俱化,为一。”这四个必然,至少田先生得其三,其所未得者,菜九以为高端师承也。因为田先生所处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师,如果真要寻其师承,当直继孔孟及前世诸贤。四者之外,就数江湖历练为其最大臂助了——远离了权力允许的学术游戏,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心智得以大开。先生的事例揭示了一个秘密,就是与权力话语的距离越远,心智复苏的机会越大,所得也越多。

菜九对自己折叠语言的能力一向比较自负,但读了《江湖心雨》,就感觉到我的所谓能力,真是太小儿科了,至少是档次太低了些。因为不具备田先生的丰厚学养,很多东西尤其是境界方面的内容是出不来的。更令人感佩不已的是,田先生用简短的语句裹挟巨大的容量,往往一个句子就打穿了一个思维通道,让人看到一直在回避的种种真相。比如:

在生命的漂流中人们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周沛生《草木纪事》序)

“实录直书”的原则,往往让位于“为尊者讳”的谀笔。(《风雨岁月》序)

好在谎言与偏见的维持费用太昂贵,当撒谎者因撒谎而筋疲力尽,真实自然会水清沙白。(《邳睢铜抗战史新考》序)

统治与统治精神不是一回事。统治精神的实用形态又与它的原生形态不是一回事。(《北京立了圣人像》)

其实,前人是没有耐心等待后人的。(《梦寻勺圃》)

在今天,在中国,在美化自己与抹黑他人的完美结合中,“民间”的声音只能沦为“边缘话语”了。为《马尔銮传》序)

生命奄忽,万物难久,芸芸众生,各自空忙,真的没有几个人能悟透生命耗散中的创造义务。(《读老耘书画兴怀》)

     在形而上的理性青空,美永远是飘扬不逝的呼唤。(《男性的尴尬。》)

此消彼长的人格较量从来都是时代历史的产物。(《哭泣创造人格尊严》)

     生命的胜利,并不是占有多多益善的岁月。(《时间恋》)

值得思念的历史,永远有凡夫俗子难以企及的精彩。(《梦寻勺圃》)

真不知需要多少力量与热量,才能将这些话语糅合熔结成一个整体。因为这些话最经得起咀嚼,当其蕴含的滋味被一点一点地咂出来时,顿时让人感到心如过电,欲辩忘言。而且田先生说这些话时,似乎根本没有发力,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劲道内敛,绵绵而出,用最轻灵的笔触,锻造出了最沉重的锤击,并一记记地落在人的心尖上,绵绵作痛,久久不已。

以轻灵的笔触,写沉重的话题,应该是田先生的独门神功——拆解的娴熟,叙述的平和,又那么收纵自如,不经意地就从他所点评的一切事物中,轻松自如地切割出普世的意义,给人启迪给人教益,而且都是田先生的独得之秘。

 

先生的文字充分证明了这样一条铁律:只有能穿透历史的声音,才能给人以震撼。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人此话或者可与菜九所论相互印证——无论研究写作都是个力气活。宝藏在江湖,唯力大者得之。先生的力气的核心是夫子之道。依田先生之见,孔夫子要么被利用虚饰,要么被误读泼污,目的都在于愚民。所以“误解孔子,于孔子个人造不成任何危害,受害的却是今天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 (《北京立了圣人像》)先生不受愚,所以有气力。最近菜九与田先生相约写孔子研究,最后发现根本插不上手,因为田先生所知太精深了,菜九也因此见识到田先生是如何从孔夫子那里获得正能量的。根据菜九的理解,田先生步入江湖之前是主攻文学评论的,这一点已充分体现在他众多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非常到位的评价中。他的江湖作业用到最多的,又是后来增进的解剖历史的功力,此功力绝不在文学评论之下。在田先生这里,这两者又完美结合、密不可分,犹如双剑合璧,威不可当。所以,田先生每每从一个事件一件作品中解读出无穷无尽的内涵,比如读万历皇帝,读金瓶梅,好像有无数的门径可以进入,并读出无数迥乎常人的世相。此时的田先生,在菜九心目中如同大闹长坂坡的常山赵子龙,一身都是胆,招招都见血,在整个中国大文化的领地里往复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先生见证了太多的苦难与堕落,洞见到苦难与堕落背面隐藏着的深层内核,但他的文字并没有多少愁苦之声与愤懑之色。因为他仍然坚信只有“当人性恢复了良知,历史才随之恢复记忆”(《庄静文集》跋)。“人性向善、向上、向好、向美是大势”(《历史的深处》小序)在他的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动摇。所以他的文字总是那么平和澹定,从容不迫,充满智慧。

正因为这样,所以田先生的文字最能唤起人们的思考与警醒。而他达到这种目的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如同钻石有着无数的面,面面均折射出他无穷的光芒。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文是字是画是事是历史是现实,一旦触动田先生的机栝,他心中丰厚的蕴藏,那些对人生的深度思考,便如长江大河奔腾而出,与其所评论物事融为一体,很难分出他是在评物还是在述己,而且这类深刻的思考在集子中俯拾皆是:

阅读是一种因为了解而接近的过程。文学人不能靠文学而安身立命,但文学却可以涵养其人性。(《与梦同行》序)

命运真是不能以“后果”来修定“前因”的!庄静文集序)

历史情结不是单纯的“回头看”,在“回头看”的那一瞬间,你如果愿意倾听,历史会告诉你许多的隐秘与玄机。《民间百态》序)

 “冤”的话题,太沉重。在中国,没有人扛得起。 “冤”的话题,也太暗昧。在中国,亦没有人勘得破。《马尔銮传》序)

 

先生似乎不以写诗著称,但人们可以从他的笔下看到诗情满怀,诗样的语句在他的文字中处处流淌:

  百年冷却,热血是否还有春温?百年漂洗,记忆是否还会殷红?(《“戊戌六君子”百年祭有感》)

 原创的画,方有“大美”。惟“大美”之作,可与天地齐物!鲜活的画,方有“生命”。惟“生命”之歌,可与风雷交响!(《读尹成先生的花鸟画》)

历史,在中国民间故事中现出本相。人民,在中国民间故事中找到位置。(《写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徐州分卷〉出版之际》)

 作家使命感愈高,则创作真实感愈低;作家应时之笔愈多,则传世之作愈少。(《故乡寻梦》)

传统的脉络,遥接宋元;造化的濡染,映照当今;在无限江山与圆熟技法的结合点上,浸润为美仑美奂的时代画卷。(《超越仁智的拥抱》)

欣赏曹杰书法篆刻,于现代人的审美创造中你会隐隐聆听到中华书道的千秋回响。《曹杰书画集》序)

永远是作品说话。永远是欣赏者的理解破译创作者潜藏于作品中的暗寓。永远是形式变革承载精神超越。永远是创作与欣赏的双向互动成全流行再扬弃流行。(《李天池金石书画精品集》序)

我最心折田先生讲清楚的功力。他特别擅长以简短的文字包容很宽泛与深奥的内容,常常在短小的篇幅中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风土人情的信息量,历史演进的信息量,文化艺术的信息量,价值取向的信息量,而且都是正能量。我从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当代人做到这一点,这也是田先生始终让我景仰之处。

我以前向朋友推荐田先生担任学术指导时,声称没有什么是田先生不知道的。但《江湖心雨》一书,让我觉得田先生胸中所藏又远远高出了我的评价。因为知道与知道得鞭辟入里,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年介绍菜九与田先生结识的冯保善先生曾经感慨道,田先生是大才,如果不是局促在徐州一隅,绝对是可以发挥更大影响的。菜九也为田先生而抱屈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等到有了点长进之后,便觉得早先的抱屈世俗了一些。我等抱屈的意思无非是以为田先生的影响不大,实在是一件亏大了的事,实际上亏的并不是田先生,而是整个时代整个民族。当年老子青牛出关,被关尹子截住,留下了道德五千言。不若此,则老子默默无闻。但五千言于老子何干何惠?不留五千言无损于老子,损的是中华民族嘛。田先生名声盛否,又与田先生何干?世人不知田先生,损失的是世人嘛。其《读老耘书画兴怀》曰:“老耘走了,把书画留在人间。在灵魂深处,他相信自己,他也相信时间。”这既是在写刘惠民先生,也可以看作是田先生对传名一事的夫子自道。当年的老子、孔子,也都是没有庙堂话语权的江湖散人,最后还不都步入到整个中华文明的正中央?如果认可《邳睢铜抗战史新考》序中所说,“一本书的价值,永远与它所提供的精神营养的多寡相关”。那么田先生自己的书,一定会因为能提供足够多的精神营养而具备了不朽价值。

 

一直以来,菜九对那些有可能传之久远机缘的人不住灌输,要早日圈定个人的领地,建一园,筑一山,凿一泉,植一畦,然后可以徜徉其中,终老天年。我也始终在揣度,到底什么是田先生的个人领地,但始终没有得出个所以然来。经过反复研读江湖心雨》后,不免对早先的私心忧虑哂然而笑,菜鸟就是菜鸟,总是那么小家子气,田先生又哪里稀罕这种菜九翘望不已的个人领地,他早已真实地拥有一个江湖。

人事有代谢,江湖则永存。江湖何以永恒,无非是其无所不包。先生结构出的文字的江湖、学问的江湖,亦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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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作者:小雅无尘  发表时间: 2015/03/18 14:44 

-501
[楼主]  [3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18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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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楼]  作者:小雅无尘  发表时间: 2015/03/18 20:18 

看到了学识与心血!
佩服

※※※※※※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楼主]  [5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19 09:00 

-501
[楼主]  [6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19 09:36 

嘤 鸣 友 声 满 江 湖
——李鸿民《徐淮唱和集》序

己丑中秋,李公乐农先生之《徐淮唱和集》编竟成帙,嘱我校理并短章代序。桑梓之亲勿论,景行之敬长怀,受命若惊,秋夜观诵,诗情满纸,快意淋漓,吾于是深味先睹之乐。
《徐淮唱和集》略分四编,依次于“唱和编”辑录先生诗二十五首、诗友唱和三十二首,于“自吟编”辑录先生自咏六十九首、自撰联四幅,于“友声编”辑录诗友题赠之诗、词、联计三十五首,于“序跋编”辑录友人题撰及作者自撰之序、跋、短文计二十一则。或因虑及该书之主体文案多为附丽于徐州、淮安二市文化背景之诗情对话,故而先生有意拈出“徐淮唱和”四字为全帙作标识。如此命名,可谓准确而平实。
“唱和”之风,弥漫诗坛,自古垂今,不绝如缕。所谓俗人俗唱,雅人雅和,各扬其声而又发乎其情。《诗》云:“叔兮伯兮,唱予和汝。”而“唱和”之本质,则为“嘤其鸣也,求其友声”,君子周行,山呼海应也。唯因“唱和”常有,故诗坛多响应而诗人亦少孤寂。
巡行于《徐淮唱和集》的声律平台,一路探访,一路倾听,我触意于乐农先生无尊无卑的诗情派对,或询而答,或忆而慰,或留而别,或赠而谢,平等交往,和谐相处,君子之交,水乳互融。这让我油然萌生喊山应声、望海浮楼之神往。虽然乐农先生淡出宦境,仅以书家、文人之身份活动于社交空间,我仍然惊叹于先生所特有的亲和力、凝聚力和君子情怀。如此众多之诗友、文友、书友或茶友,以乐农先生为核心,抟聚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文群落,相聚则推心置腹,相别则魂牵梦绕,静而思之,又岂可归因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所为,即有所获;有所持,即有所交;此诚“以诗会友”之必然,亦复桃李成蹊之奇观。比于当今盛世之官场诸公、宦海政要,或位尊而凌贱,或道衰而退贤,台上一呼百诺,台下孤家寡人,不以为失,反以为得;乐农先生之洁帆溯流、优游江湖,其智慧与品格已进三舍。
退而言诗,乐农先生以及与之唱和者,多非专业诗人。彼之唱和,皆风生水起,月移影动,情之所至,自然生发,因而我不准备对《徐淮唱和集》作过分严格的诗学考量。这并非降格以求。若放大背景,环视域中,共和国一花甲,国学中辍,礼教式微,诗艺之道,久耽沉埋,诗继唐、宋者,国无一子,即能承续晚清、民国者,亦鲜有人。时下,虽诗社林立,诗刊星罗,而佳作美章,万不及一。故以诗艺衡其成者,传承尚且无脉,胜蓝何曾有望?所幸者,政治强力可以腰斩传统,而无计禁锢人心,勃勃诗情终在国学热之烘照下,焕然为人民大众之自诉与相呼。人在即“人情”在,“人情”在即“诗情”在,“诗情”在即“诗艺”重光有日也。作为文化个案,《徐淮唱和集》的刊布,对于光大中华诗艺而言自有其一叶知春之启迪。
我收回目光,在《徐淮唱和集》的微观世界里徜徉,发现几乎每一组唱和或每一首题赠后,都掩映着一段遥遥相望、心心相印的故事。如“友声编”第一首诗,为王洪明“五绝”题赠:“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侠行。其人虽已邈,千载溢芳馨。”初吟,知礼赞二古人;细考,方悉此诗实属意于乐农先生。王洪明,淮安涟水人,淮安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1957年错划“右派”,备受磨难,壮岁无子,后唯依养女照料生计。“文革”结束,王氏冤案昭雪,回城任教,而养女却因农村户口而滞留乡下。多次上访,均无结果。乐农先生1984年出任淮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接王氏上访,当即批转市公安局局长,首列理由四条,复明确指示:“建议调查,如果属实,立即解决。”不日,养女户口迁城,王洪明赋诗相赠,又送与养女、外孙之全家福以作留念。考一诗之本末,竟是一家之命运、三代之感戴,何其真挚!何其凝重!
又该编第二首祝尔康《送李鸿民返徐赴任》曰:“云龙三月花含笑,楚秀柳丝情茵茵。人山浩浩皆朋友,文海淼淼一知音。”诗中“知音”,自当为乐农先生。妙在诗后附言,点化人生际遇:“知遇之恩,无以相报,仅石子三枚,留君临池镇纸之用。三石为磊,愿君与文房四宝常相厮守。望笑纳。1991年3月。”询祝氏事,乐农先生曰:“祝先生乃淮阴市教育局干部,1957年打成‘极右’,劳改十余载,因档案失落而久久不能落实政策。1984年秋,叩门相访,闻之恻然,即嘱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员:‘找到证人,即是档案,何必死守条条框框!’祝先生旧案推翻,遂为淮阴市最后、最慢、亦是我接手后最快落实政策之右派。”
举此二例,已知与乐农先生唱和者,多为命运交响。或点水润枯,或隙光烛暗,不当其境,孰知知己之难觅!总之,唱有分量,和有功德,诗情、人望、政风、民心,尽在其中。
又“唱和编”载高鸣珂《赠李鸿民诗人》一章,原诗书于一处方笺上,后书作者姓名、年月及吟赠时年龄(八十八岁)。喜获赠诗,乐农先生当即和诗一首。念及二人从未谋面,云雁相寄,略嫌率意,遂泼墨挥毫,书成行草,裱为一轴,思以当面呈谢。因我见证此一过程,故先生约我同去高先生寓所。至,方知老人已入院养疾。转赴医院,见老人已重症昏迷。儿女们答应,老人一旦醒来,定让他先看看乐农先生的诗与书。不久,高老去世。我估量《和高鸣珂先生》一诗或是高老生命中最后之诗情回音。斯人已逝,和诗尚存,友声之应,又岂是职业、地位之异所阻绝!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中国诗人的唱和传统,上继国风而下开诗教;可以断言,只要诗意之酝酿在诗苑有花有蕊,苦吟之诗句,亦可以唱和之甘甜滋润诗心之荒寒。《徐淮唱和集》仅从一个侧面、一个瞬间表现了徐州与淮安两地诗人之间的理解与善缘。“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这已是世人耳熟能详的流水欢歌;如今,清清的泗水运河仍然将徐、淮二市上下维系,故人情之相濡、诗情之相染,又期乎必然也。
乐农先生从政已逾六十载,虽宦迹不出徐沛淮濆,然心忧苍生,情系家国之意,殷殷于怀,未曾稍释;年且八旬,诗情焕然,吾谓或“泛爱众而亲仁”者矣。为诗集序,并为先生寿。

2009年10月31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永 恒 的 江 湖
——走近自由书画家周庆明
(周庆明画集序)


在周庆明先生学画四十年数后,他的第一个部画集悄然问世。
所有的从容与淡定,都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他无须拿自己的画去换取柴米油盐,亦无须借了画作去标榜身价。写字,作画,皆为生命中的闲逸之事——兴之所至,信手拈来,雪泥鸿爪,行云流水,事前决无适应谁、听命谁、服从谁、服务谁的先验设定;倘无那份闲情逸致,则冷落楮墨,横陈笔砚,经年累月亦无尺幅之稿。问庆明先生与书画之缘,彼笑曰:客串而已,票友而已,岂有他哉!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种活法,或近于潇洒!
书、画这东西,亦如文字,在本质上均属“形而下”之粗活。自神其术、自炫其技、自昂其值的风习,还是近二十年的“丑人多作怪”。匠作者的主体因素之外,或与权力保镳、舆情误导、世风萎靡、民智蒙昧有关。而辩证法的冷峻在于:“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若明乎此,你自可在轻呷一盏香茗、或细品一杯醇酒之间,坐看幻海蜃楼的消失、及金钟玉磬的湮灭。
我感性地欣赏周庆明先生的字与画,以为无须寻找什么美学理论的支撑。退到“外行看热闹”的门槛之外,那毕竟是有“热闹”可看的具象与神韵。笔墨、造型、立意、寄托皆勿论,一个“非功利”,一个“重情趣”,一个“有自我”,庆明先生的字、画已与坊间为追风、趋时、迎合、猎奇而推出的大小制作拉开了档次。如此说来,庆明先生的书画在艺术精神上或可与明、清画家们的清供自赏、林下嘤鸣相呼应。以古人为参照,评旦今人,风险颇大——开倒车不至于,但易于犯厚古薄今之病则无疑。我作这一比较的用意只是想申明:中国艺术的精神元质,大抵要靠那些最少商品意识、最有家园之恋的弟子门生加以传承。这与孔门学术仿佛,子贡虽精于货殖,长于外交,但传播儒教还要靠拙于言词而笃于孝道的曾参。
庆明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师从徐州宿儒王仲博先生学习绘事,师从徐州草书名家刘惠民(老耘)先生学习书道,故源流自洁、师道自正、眼界自高而气度自雄。及壮,曾先后创办工厂,经营企业,钟情收藏,营造园林。闲暇日,则偶一弄笔,澄怀向壁,自作自赏,出示同好,茶酒品评,亦乐在其中、醉在其中也。
三年前,庆明曾以斗方之作贻我。尺幅虽小,气象颇大,审视良久而意境无疆。我于是云山雾道曰:“亮公若恒心于花鸟小品,必卓然大成。”今视此集,果然皆小品,果然皆佳作,“小品”不小,惟“品”是高,又确乎无可怀疑。
在此坦言,本人较为厌恶权威电视台年年推出的戏剧小品。那一类小品的狂潮漫卷,只表明中国人悲剧精神、正剧精神的消弭。其实小品潮的无休无止正从“游戏”的层面上,揭示着中国人“国民性”的痼疾:拒绝深邃的、哲理性的思考,而沉缅浅层的、乐感性的自慰。与戏剧小品形成两极对照的书画小品,则以它的个别关注、个性书写而张扬着个人审美与个体自主。虽不能一概而论,就周庆明先生的书画小品而言,我的判断当不为虚誉。
近年(不出二十年),书画艺术的繁荣有目共睹。甚至,随着收藏、投资热的波及,书画艺术大有异化为敲门砖、致富路、登龙术的“显学化”趋势。对书画艺术而言,这不知是福还是祸。
在拍卖槌下,中国书画也已有了“天价”造势。尽管众生皆引颈望天,我知道写字人、画画人都还无法脱离黄尘。飞鸟在天,其卵在泽,再伟大的艺术,都是艺术家扎根于他个人的那片沃土创造的啊。从周庆明先生以及许多实力派书画家的生存状态,我感知了江湖的博大——其大无所不包,江湖的生机——其机无所不化,江湖的规则——其则优胜劣汰,江湖的宿命——其命盈缩有期。江湖人能做的大抵还是结好自己的网,静待个人的萤灯鱼汛……
是为小引,以期与周庆明先生相忘于江湖。

2010年2月11日
刊载《文艺生活(艺术中国)》>> 2010年 >> 第11期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7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19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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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8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19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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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9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19 12:12 

——周沛生《草木纪事》序

 这篇序文,十年前即该写。没写,不是我慵懒,是沛生太慎重。周沛生是我的学生。私心却当他是“文友”。揣着“师”的架子太累,好不习惯;何如徜徉文坛,无长无幼,无尊无卑,文之所在,道之所存,以求终身砥砺之乐哉。“敏于事,讷于言”,是沛生的做人仪范。“内秀”,是康明超对沛生的评价,我以为至当。白发催老,岁月不居,遥想从一班学子中最先认识文笔卓异的沛生,竟有二十又五个春秋!当我在徐州城里固守着有恒心、无恒产的书生考量时,沛生回到沛县,从文员做起,历任乡党委副书记、县文体局长、县报总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一个狭隘的空间里,作着他广阔的文化拓展。虽然我十分清醒在生命的漂流中人们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却仍然坚定地相信:沛生的文学梦不会改变,而他的终极成就一定是在文曲星的烛照下臻于圆满的。三十而立,允许不立;四十不惑,允许有惑;五十知天命,则不允许再懵懂无知。即使不知“天命”,“人命”、自己的“人命”总要在年过五十时能大彻大悟方好。想到了“五十”的坎儿,本文才定下“天命有待”的标题。星空茫茫,人海昏昏,谁能一一对应谶纬家的天人设定呢?所以,退一步,我主张“五十知人命”。丁亥仲夏,因参加沛县汉文化高层论坛而与沛生见面。他出示一扎文稿,说是准备结集出版,并希望我为这部文稿作序。接过文稿,我并未喜形于色。但心中的快慰亦如久旱逢雨,雨后复见新篁簇发、青叶齐绽。沛生告诉我,交给我的文稿,并非全帙。大抵是为了减轻我的阅读压力,他只抽取了一部分代表作。我读得很慢,像品茗一杯铁观音或大红袍,总想用舌尖的感觉还原武夷山的丽日朗月或夕雨朝雾。一页页翻展着,渐渐入定,我开始以沛生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以沛生的心灵感受这个社会。当我读完这摞文稿,并最终走出沛生的散文天地时,已经不能用超然的衡文或匠气的说艺来虚应沛生对“序文”的期待。“文”是一个世界,“生活”或“生命”是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可以打通,两个世界也可以绝缘。打通有打通的精彩,绝缘有绝缘的单纯。沛生的散文,是将“文运”与“人命”打通的。仅此一点,他的散文便有了心灵史、家族史、乡村史的厚重。“文笔”化成“史笔”,这长长短短的文字,也就纪录了时代变迁的苍黄与朝生暮死的轮替。“史”,是一种“后时性”的认定。“岁月绵邈,居今思古”,固然要借助史传;其实,今天过去,就是明天;英年而逝,顿成古人,当生活日日更新的时候,生活亦日日堆积着历史。沛生的心思,大抵有一种抵抗遗忘的焦虑,所以他才凝神涤虑,抚今追昔,一一记录下成长的苦涩,以及在这由苦涩酝酿甘甜的过程中亲情、友情、民风、乡风的渐进或突变。生活、生命,搭乘“文”的舟楫,漂出忘川,变成永恒。文章的价值,因为能“让历史告诉未来”而趋于不朽。原来,我以为很了解沛生。读着他的散文,我将这种了解又延伸到他的外祖父、外祖母、舅舅、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恩师、同学、街坊邻居所组结的开放体系里。当所有的人物都在自己的坐标上呼吸明灭的时候,我进而感受到:人生若有大彻大悟,其实一定是在读懂了我们生息其间的那本无字的天地书之后。岁月使我们相隔,文章使我们接近,作为老师,我看重沛生历经宦波而能葆有对乡村,对农民,尤其对农民中最卑微的贫弱者的牵挂与颂扬。一切群体都在分化着,农民阶层自不例外。有人说,农民是“弱势群体”。此言似是而非。农民是分散的,构不成“群体”,故弱而又弱。在这样一个农业转型、农村变迁、农民彷徨的历史关头,沛生的散文为传统农村、传统农民、传统农业文化留下了一幅幅最后阶段的风俗画、风景画。于深深的人道同情外,或者还有绵绵的桑梓眷恋。即便生活于本乡本土,而乡土的与时俱变仍然让人有失去家园的空落。沛生的散文,难道不是我们这一代人、两代人共同的记忆?从形式美上把握,沛生的散文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仪态,有一种触景生情的点化机巧,还有一种开阖有度、收放自由的结构组合;语言则一以清新、洗练为本。因而,读沛生的散文,自在而轻松,可以坐读,可以读一段畅想一段,也可以掩卷遐思,任马由缰。结果,每每在一些小空间里,你会发现自己早已失落于大天地中的纯美。陶渊明红尘一去归去来,写下了一串美诗美文。那是他不到五十岁时的清醒。黄庭坚的诗中,也有解脱之念。我喜欢的黄氏名句是:“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只要你听到了天籁的启示,即便不入桃源、不登快阁,又何愁没有美文妙诗传播于世?2007629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天地何长久  人道居之短

——李承《路》再版小序

  李承女士的《路》再版,其堂伯乐农先生嘱我为序,于公于私,皆不可推却。惟惧于疏离文学太久,每恐心境的清寒难以再现丝路花雨的明丽。一年前接到赠书,匆匆泛览,当时的感受是:人生大不易,夜长,梦长,熬过来,天就亮了。“熬过来”的话,受教于家母。我所以相信这条平民语录,是经了岁月苍黄的印证。不料,这话竟也适于李承的山重水复及柳暗花明!既然承诺写序,我便再次翻开书,希望在《路》的字里行间找到作者的创作密码。循着“英”的故事,我踏上一条穿透时空的神游之路。黄土青山,塞北江南,高天飞雪,云中鸣雁,在一个权力伟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穷挥发中,我看到那个作为“烈士”遗孤的小女孩将她的命运放逐于时代的狂潮。几度绝望,又几度热望;几度落帆,又几度起航;在经风雨、见世面之后,她以过来人的清醒,回望履痕,记录下个人及家庭的幸与不幸,给读者一个解读共和国时代平民悲欢的契机。因此,《路》飘洒着知识女性的一路惨淡,一路芳华。《路》虽然扇动起“文学”的翅膀,但它不宜称为“小说”。说它是 “命运纪实”或“履历长编”也许更为恰当。一本书,一条路,一场梦,一生情,神光离合之间,它超越了“自叙传”、“回忆录”所承载的个人悲欢,且以大量的“人证”与“物证”展示了人民的无奈与时代的辉煌,或百姓的卑微与权力的伟大。仅就“纪实”而论,我已不可再作“文学”的赏析。面对作者苦菊酿蜜的创造,读者只有默默地给予认同、理解,并祝愿明天花更好,月更圆。此时,反思我对“创作密码”的刺探,自己已不禁哑然失笑:天籁之乐,可以不要音符;大美之画,可以不要七彩;纯情之文,又何必遵循一个预定的创作程序呢?“纪实”的使命,是“实话实说”。这“实说”的“实话”,既不承担“教材”的传道使命,也不遵循“宣传”的灌输宗旨,甚至也不与“主旋律”的“红歌”相呼应,它仅仅以“说话者”所要表现的生命历程为线索、以其独立观察与个性思考为依据,再现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实录大传”。《路》,即是“英”的、或李承的“史记”。自己有机会对自己或自己的亲人作一次历史的审视,何其幸运乃尔!仅此,《路》的出版发行就达到了它最基本的文化目标。当然,《路》的成功不仅在它完成了“历史内涵”的追光摄影,而在人性的、人情的层面,李承借助揽镜自照,定然已对“人”的宿命有了更为知性的体认。 “路在脚下,人在旅途。”这话早被时人说泛了、说俗了。但“一人一条路”的事实每每被人忽略。“人”不同,“路”有异,经历了直曲险夷的考验,“人”与“人”拉开了距离。《路》中与《路》外,芸芸众生,大都相信自己的青春是要领袖教导、导师开路、统帅引领、舵手指航的。惟有“英”,她信而不信、疑而不疑,在一条夹缝中,彷徨而寻觅,寻觅而坚持,终于适者生存,渡过劫波,抵于彼岸。如果作类乎“文学”的赏析,“英”的个性中早已投射了“奶奶”太多的光与影。“英”也许曾经不理解“奶奶”,而正是“奶奶”的那句遗言——“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成全了“英”的劫后余生!一句话,传递了一个家族的人格信仰,因而,“英”身上那九死不悔的坚柔、一叶知秋的敏感及寸草春辉的良知,都来源于性格化的家族良知。“文学”少年事。今天的所谓“文学青年”,在网络达人的浅笑里,有洗不尽的幼稚与天真。这是我不愿把《路》视为“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与通体作伪的盛世浮华或万窍一音的平民无语拉开一段距离,我倾向于将《路》视为女性“心灵史”或平民“断代史”的结晶。超越沛县、徐州这狭小的空间局限,“英”的视角所及,分明是一幅共和国初期的“流民图”或“灾变图”。若无人记录,星坠木鸣,天崩地裂,皆会融入忘川;而有人记录,风起云飞,击筑引吭,在在都是佳话。所以《路》中的文字,从“存史明鉴”的角度看自有其青石勒铭的价值。《路》原来是属于一个人的。至多,它属于一个家族。今天看来,它已经是社会的“公产”。谁说“人民”非要别人来“代表”呢?《路》以有条不紊的叙述,经纬着作者的回忆之梦。向生命的昨天、前天延伸,再延伸……回忆如潮,曾经沧海,作者但取一瓢饮;思念如歌,天籁齐鸣,作者惟循一径行。故而在她匆忙拾掇遗珍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闲暇聆听每一段时光的流波低语。好在,作者记下了生命的流程,至于对“罪”与“罚”的拷问,必然会由读者在各自的阅读中加以完成。我知道,向“历史”要“思想”是浅薄的。因为,历史不是哲学。历史的答案、人文的臧否,都在历史的叙述里。你淡然叙述,“思考”早在其中,而不必标明“伤痕”与“批判”。《路》所能印证的是,在最高权力统一话语的超稳定时代,人民可以不说话,但人民何时停止过思考呢?《路》再版,作者对局部章节作了小小的调度。这不改变《路》的生命反思基调。依然很远很远,我怅惘星空。此时,我不必详细了解月亮上有无环形山,只要它的清辉照亮荷塘,照亮曲径,照亮我的前路与心海,这月色就是人间的绝美之象。行笔至此,想起了曹操的诗句,掇而为题。是为序,期与作者、读者相忘于江湖。  201285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赵军《与梦同行》序 在徐州的文学圈子中,赵军是出名的谦谦君子。因为我久已疏离于这个圈子,所以与他的个人接触也就直落“君子交,淡如水”的随缘之境。其实,我与许多朋友也都处在这种不即不离、不温不火的弹性维度之内。固执自我,守望相思,弃绝所有的形色符号或电讯彩铃,只在毫无节律的意识流中匆匆相逢、又匆匆相别。接到赵军的电话,说将有新作问世,询问我是否可以为之序。没有犹豫,便答应了。我知道这是埋于心底的信任在回应一种诉求。再一次接到他的电话后,便是几个文学朋友推杯换盏,海天放言。临别,赵军将《与梦同行》的文稿交给我。他无语相托,我无言相许。阅读是一种因为了解而接近的过程。赵军造“梦”,且甘愿“与梦同行”,化而为文,则一文一梦,连缀成亦梦亦醒、亦色空的明灭幻境。梦境中之赵军,或许是最为感性的,于是我借文学之梦幻而走近他生命之真实。示人以真实,需要胆量;积久成习,即为性格。阅读《与梦同行》,我得以沿着“文心”之幽径,直达作者“人心”之显微,这种间接了解,在情绪转换中或已超过了直面赵军时的人生晤谈。可以推想,赵军并未把《与梦同行》当作个人传记加以营构,尽管文学的自白是打了折扣的,我仍然相信从《与梦同行》的蛛丝之间,已经钩沉出作者的少年青梦与壮岁旷怀。我每每慨叹文心老去。阅读赵军,油然而生惺惺相惜之慨。因为在文学及艺术的圈子中,“中青年”的称号最有弹性,故自恃年少者众,承认年长者寡,这大抵是恐惧于老之将至、江郎才尽而绝缘于文学的灵感。赵军冷静承认自己不再是“文学青年”,并且坦言“岁月催人老,十年磨一剑”,我以为这当是出之生命清醒及文学自信。《与梦同行》收入作者四十篇散文。小部分是议论文字,大部分是叙事文字,而正是其中的叙事文字构成了这部集子的个人化视点及自诉性特征。我欣赏赵军不经意间涉笔成趣的人生故事,我推测他的人生故事对他人生信念的滋润,我更想探究在跨越了昨天的梦境之后,作者对于今日之醒识作何提炼。不是想为赵军的未来创作作出局外人的设计,只是希望太热切,期待他明天的充盈与辉煌。说到散文,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陈年话题。一个“散”字,既给作者以无限自由,又让作品滑入永不定型的浮动。如此,评论散文之优劣也就更其困难。我的取巧,是不再关注散文的形态百变,而只在散文精神、即“文心”真伪上作出基本界定。此或谓“万物一理”,亦可谓“不变应变”。站在这么一个唯心的、甚至不乏偏颇的立场上考量《与梦同行》,我窥见了作者的思想成熟与人情冷峻。当芸芸众生都在追求物质的沉实与情欲的飘然时,赵军分明看破了这一切背后的虚妄。他选用一个“梦”字作主题词来概述十年(或更长时段)的精神感悟,即为明证。呼应这一理解,我欣赏他的《红尘》情思,我同情他的清水河“忧郁”,我羡慕他的“窑湾”友谊,我赞同他的“艾安”祝愿……总之,凡属引动良知复苏的启蒙意识,我都视为赵军的人文自觉。人要醒,能醒即大智慧。可惜,很多聪明人还都聪明在黄粱美梦之中。伪文学大行于官方报刊,伪文伪情,伪评伪奖,安于文心之伪而窃喜,岂不悲哉!这是一个圈套,精神招安毁灭多少独立性创造!文学人不能靠文学而安身立命,但文学却可以涵养其人性。赵军在尘嚣日上的人世间选择文学,选择“沉默”,肯定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古人谓“力莫如好,好莫如一”,赵军立志弄文,已有三十年积累,文学如歌,踏歌而行,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复何求焉?而长足之旅,五洲八极,皆可丈量,唯心路之旅,忽焉万里,瞬息百年,化而为文,定然无可方驾。更何况“文心”与“民心”的山海呼应呢!常识告诉我们,散文与诗歌均是倾向于个人表述的文体,唯因“个人表述”之后还有一个“大众接受”的传播过程,所以任何个性化的创作都有大众化的评价作为终极裁定。这就决定了文学创作必然遵循的开放原则和开放体系。在这一社会结构中的作家创作,自然也都是阶段性的。赵军推出《与梦同行》,是对其散文集《呼唤真诚》以及抒情诗集《早熟的秋天》的超越。当读者捧读《与梦同行》时,一种更强烈的期待已被点燃。为自己,也为读者,赵军又要“心血灌溉,去换取属于自己的点点滴滴”了。                       2009113 寒潮中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10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19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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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11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0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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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12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1 09:06 

孤舟横海照月华

──朱秀丽《樱桃小镇的女人》序

《樱桃小镇的女人》是朱秀丽的第一部散文集。我看重“第一”的份量,所以真诚地祝福她。青云碧海,春风银帆,世界有多大,她的感受、意度、智慧就该有多大才是。
隔着岁月,复隔着空间,朱秀丽对我的了解及我对她的了解、大抵只能借一个“淡”字来形容。好在,她的作品搭起了一座桥,精神的互通,总是可以因缘俱化的。
朱秀丽的人生遗憾或是没有读“中文系”,“政教系”的学历总是让她心生某种怯意。以我评量,不读“中文系”正是她的人生大幸。“热爱”是起点,从这个“起点”足以眺望任何“顶峰”;而“专业”凭证的作用到底几何,至今无人说得清。
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热爱”的温度,那就只是“发烧友”而已。当“热爱”在热身、热心之后引燃起生命创造的连锁反应,那么你生命的潜能有多大、社会的欲求有多大,你的终极成就便有多么伟大!朱秀丽完全有机会验证此言不虚,别的文学朋友亦可以验证此言不虚,只要你“吾道一以贯之”。
我忌惮于大言说事、虚誉论人,因为“零距离”夸赞、即是“零”的馈赠。就朱秀丽的精神素禀与写作技艺而论,她的发展空间异常宏阔,当下一刻的证据便是《樱桃小镇的女人》。此集收入作者九十六篇散文,略分五辑,依次为:“爱的天空”、“婚姻物语”、“那时花开”、“风过无痕”、“悠然博记”;在作者的构思意向里,则分别承载着她“亲情”、“爱情”、“友情”、“哲思”、“博览”的阅读期待。近百篇文字,已经足可展示创作者的人生理念和艺术风旨。朱秀丽告诉我:“我的这些小文字是在毫无功利的背景写出的,率性而为。”我信其“无功利”之言,我尤看重其“率性而为”之道。一部书如果构成一个世界,《樱桃小镇的女人》恰恰是朱秀丽精神漫游的“清明上河图”。所有的博大、高远、悠长与永恒,都在点化、润染、分解、组合后异化为抽象的文字符号;经过阅读者的二次解密,朱秀丽的精神家园里即已高朋满座、至亲如云了。
既钟情于文学创作,故再无寂寞。这与传统文人的孤独傍徨形成巨大反差。老子孤独,骑青牛而西入流沙;孔子孤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们的孤独,皆可归因于绝响无应。至于后人的追捧,则多是望尘莫及的空叹,在老子与孔子的生命里,何以有触膝谈心、把盏论道的快意?今昔相比,我等小人物比古圣贤幸运多矣!键盘一按,博文四海,嘤嘤之鸣,友声山呼,再想拒人于千里之外,哪里还由得了你?热闹来了,寂寞没了,生逢斯世,岂不快哉!
世风如此,文运如此,弄文学者大抵只能“随其波而逐其流”。若有卓荦不群之志,则又当自辟蹊径焉。我想提醒朱秀丽的,即在于此。待我写出上面的文字,旋又哑然失笑。其实,朱秀丽是明于宿命的。读她的《外祖母》一章,每于叙事中感受议论,每于议论中聆听抒情,平平淡淡的铺排里,分明含着炽烈的诉求──“若干年后,我终于明白,不懂心理学的外祖母不自觉地做着心灵的舞蹈,在苦闷的日子里寻找心灵的自在……我的幸福感和外祖母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既然作者与异代的亲人都没有“代沟”,那么她与中国传承千秋百代的经典文明自然也是没有隔阂的。毕竟,“心灵的舞蹈”与“心灵的自在”是永远属于探索者、仁爱者、谦卑者、孤独者的。
一篇序文的承载量极小。就书而评书,《樱桃小镇的女人》已经显现了朱秀丽散文文风的清新、条畅、绵密与从容;而在行文构思之前,作者每以她女性的敏感测知人海底层的压力与反弹,并能捕捉到震波的起伏。这种能力不靠学院培养,而与一个人生存状态所伴生的文化良知、道德素禀相关。若能长葆发荣于本我的浩然之情,则何山不攀?何海不渡?于是,我有了“孤舟横海”的文题。曾与朱秀丽说起当“大作家”、写“大文章”事,虽近戏言,却属正道。盖“大”之设定,非关“名头”之高、非关“数量”之巨,而仅与作家的社会责任、艺术创新、时代建树、历史影响成其正比。人生非前定,那就让我们取法乎上上之策!文将终,忽然想起孟子的告诫:“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此言可听、可不听。两千五百多年过去,游于孔、孟圣人之门者千千万万,哪一个又做了哑者?故即便“大家”在前,亦允许我们成为“大家”啊!
舟楫我有,大海无边,何不凌波以进!
是为序,以与作者、读者共勉。
2010年6月18日 于徐州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向 心 海 漫 游
——栾晓明 《血月》序

人生充满误解,朋友也不例外。在徐州的文学小圈子里,我与栾晓明先生相识二十多年,是来往不多,交情不浅的朋友,竟然误解他只能写"诗"而不善"小说"。直到有一天,电话拨过来,说小说集即将刊布,缺一序文,踅摸半天,也只有劳你说几句真话了。闻言大惊大喜,随之便哑然失笑:我之孤陋,固不可饶恕,晓明的不善指山说磨,不能借海扬波,也是一个现代作家走向大红大紫的障碍呀!
  遭逢盛世,文化普及,获取"作家"的身份认证是很容易的。不够美满的是,大作家多有,好作品少无,这让芸芸众生减却了对那个光彩称号的敬意。我曾经预测,当今,在中国,一切"伟大"都将贬值。"作家"本不伟大,何能幸免?"作家",或许正在蒸发为一种与创作、与作品无涉的虚拟头衔,以致在文学的荒园里每一个稻草人都有一顶吓不退雀儿的帽子。
  默默写作,默默发表,现又默默结集,晓明用他低调值的身份显示,酝酿着高质量的文学创作,即此一点,便与文坛上的嚣嚣诸公形成巨大反差。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自信者沉默,我相信晓明是这样的写家。
  秋日临窗,我在逍遥的阅读中走向晓明的精神世界。淮海大地,百里煤海,古城徐州,千家万户,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晓明小说的关注点就是这一"空间"的人世沧桑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地方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让真实的"徐州"与"徐州人"借了小说形态走向世界,不论打几个折扣,这都是一项功德性的文字积累。我固执于"空间"真实,是厌弃了当代名作家们肆无忌惮的"幻造"中国的行政区划。省是假省,市是假市,县是假县,更遑论人物的赵钱孙李。据说,是怕引起文字官司。其实,这种政区幻造之风折射的是文学环境的粗鄙和作家人格的孱弱。
  "空间"仅仅是一个"场",生命场中的命运线纵横交错,勾连出生活的喜怒哀乐和人物的生老病死。有幸被作家捕捉到,写入作品,虽改头换面,对原型而言,皆是一种羽化登仙的缘分。加一倍的苦难,与加一倍的欢乐,都是作家赋予的,因而一切客观性的现实主义都以主观性的理想主义为基点。作品,其实是作家理想形态的符号化体现。站在这个视点上浏览晓明《血月》中的二十篇小说,我首先惊异于其故事的残酷性和倾向的一致性竟能贯穿始终。我理解了何谓直面人生,何谓创作良知。
  《洋槐花》还有些田园牧歌的柔情,《吃阳光》、《血月》已经触到了低层受侮辱、受奴役者的苦难与醒悟,而在《恐龙吞吐着腥风》及《塌陷路》里,小人物的本能伸张与生活吁求即已造成了权势者的麻烦,由此触及到的是一个近乎永恒的人道主题。生灭在一瞬间,荣辱在一瞬间,当生活的河面恢复平静时,婚庆的鼓乐早已在后人的记忆中删除了前人的痛苦。掩卷反思,晓明的小说确实将悲天悯人播种在了我的心田。
  有功利的写作,没有勉强的阅读。因而用阅读者的现在时感受来衡估作者的过去时创作,真伪易判,高下易判,成败亦易判。我无法进行全面的横向对比,就我零零碎碎的阅读感受而言,收入本集的大多数篇章当之无愧的是"文学"、是"文学精品",是大浪淘沙后有可能存之久远的"文学经典"---而当今,不少入"文学"之流的"宣传品",因为有电视、电影的改编形态,正摇身一变为"艺术"。"作家"背叛"文学",总拿"商业"为借口,但谁能让春花秋叶峥嵘四季呢?太阳也会落,何况粗糙的文字、媚势的思想!
  写作很慢。不是横竖撇捺写起来慢,而是感受人生、消化悲喜颇费时日。晓明弄文学三十年,粹然成编者,仅此小说一集。烈火炼钢,流水淘金,小说中的旷达语、智慧语、禅机语、善良语,哪一句不是作者面壁自审、自励的结晶?宁可慢些,也要好些,栾晓明先生有这份作家的自爱。
  二十多年前,我讲授外国小说时曾虚说好故事、好结构、好语言的"三好"标准。这是老掉牙的不能与时俱进的陈词旧调。但我以为据此颇能方便地分辨良莠。"三好",极难做到。观之当今文坛,有"一好","二好",已属佳作。借了这标准审视栾晓明先生的小说,我以为"好故事"是他的拿手菜,语言其次,结构再次。他的小说结构并不存在毛病,多篇横比,只是变化少。他的语言,绘声绘色,精炼凝重,决无拖泥带水之处,且又以描摹劳动者歪打正着的声口为绝招。诗人修养,小说家情怀,双修双得,故能如此。我欣赏晓明将客观描述与主观自白缠绵交织的铺排方式,这增加了语言的黏稠度或浸透性,但忌不要走过头,那样又可能牺牲了语言的自然和表述的明快。在语言锤炼的终极,站着思想;最后,很可能是精神的透明度、自由度选择了与之相应的语言表述。因而,我们又可以这么论定:小说家其实是哲学家。他们与一般学院派哲学的不同就在于每每是在全局性地拷问了荣与辱、成与败、乐与苦、生与死之后,又决绝地放弃全局而把玩个别的人、个别的事,借手心的一滴水,追怀大海之梦。
  栾晓明先生肚里有很多故事,写在小说里的,微乎其微。他若有心,可以写出更多更美的小说。大器之成,期以时日,松柏不与桃李争色,又何疑焉?写作毕竟很苦,向自己心海的漫游比向大千世界的寻觅还艰辛。清晰于人生一世的精神归宿,再想一想可以承担的道义之责,让我们各有选择。
2005年11月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13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3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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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14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3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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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15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3 14:42 

太 虚 幻 境 谁 逍 遥
——吴广川《故乡寻梦》序
己丑岁尾,吴广川先生电话相告,说是已将历年创作之歌词、新诗、散文、评论等统编成帙,名之为《故乡寻梦》。行将刊布,电子快邮,询我观感,嘱为短序。我随即打开文件,作竟日之长读。但觉行云流水,诗情画意,陶然间已是晚霞夕照、星海青空、冷月寒辉、夜氛醉人。虽然我知道自己的文字不可能附丽于广川的寻梦之旅,但文友之知、乡谊之亲、外加先睹为快之感受,终也应借此机会,申述我千虑之一得。
广川是文学多面手。不论在沛县文学圈儿里、还是在徐州文学圈儿里,能象广川那样戏剧、曲艺、新诗、散文、旧诗、歌词、小说、评论等都能得心应手者,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绝无仅有。这让人无法相信或无法理解:此天分乎?亦勤奋乎?
广川还是文学的长青树。花甲虽过,古稀尚远,若追溯其文学历练,竟也已有四十多个春秋!四十年,白了少年头,而广川的文学激情和文学才华,一毫未见减却,这又是他的人生之谜。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本书,生就是封面,死就是封底。”广川先生如是说。读书、爱书、写书、藏书,直至生生死死而不弃,好一个“书生本色”!人生既然是一本书,不知广川要把属于他的那本书写到多厚、做到多美呢?
相隔百里,烛光照梦,我想起广川的诗人风华、赤子情怀,为之喜,为之贺,亦为之忧。喜与贺,自不待言,有他的文学成就为证;所谓忧者,则并不专对他一个人。做作家而恋写作者,天下芸芸,却很少有人悟得:“作家”有身份而“写作”非事业!君不见,种田即打粮,植树可摘果,惟文章不可当饭吃!但作家又不能喝西北风,故作家之宿命便应了如下俗话:“端人碗,服人管。”“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创作的悖论必然是:作家使命感愈高,则创作真实感愈低;作家应时之笔愈多,则传世之作愈少。正因恐惧沦入此境,故吾有畏焉。立此存照,与广川共勉。写到这儿,我想起了陶渊明,大抵为了避免“拿人家手软,吃人家嘴短”,陶诗人抛下一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其实他真正的忧虑是怕久耽官场而习于假话。在《感士不遇赋》的序文中,他写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当此士大夫斯文扫地、廉耻剥落之时,陶渊明虽然无力移风易俗,却也不愿意同流合污,故弃官乡居,似乎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广川无须做五柳先生,只是要从心所欲,自然成文,弃绝宣传,只凭良知。
阅读《故乡寻梦》,触动了我麻木的乡情。比之广川的阳光情愫、赤子怀抱,我的文心似乎更趋于灰暗。广川只小我两岁,而他看人、看事、看物的视角,总能疏离丑陋而捕捉到善与美。我羡慕他长葆诗心与童心:
——“天上一轮明月/地上万里清辉/风也如水/月也如水/静静地/我好像在等谁/又不知在等谁/只有明月/和我遥遥相对”;
——“ 铺开中国地图/寻找我的故乡/虽然看不到生养我的小村庄/我却能找到她的方向”;
——“带一片蛙声/带几声蝉鸣/带一缕炊烟/带一片月光/还有,还有,带一把故乡的泥土/风雨中,让它温暖我的胸膛”;
——“静静地/品一杯苦酒/不知在把什么等候/直到黄昏和怅惘/慢慢地爬上心头”;
——“这风雨交加的世界哦/这酸甜苦辣的人生/有多少人和事让你难忘/我收藏感动/那饥饿中的一块面包/那悲伤中的一缕温情/那病床前的一束鲜花/那寒夜中的一朵笑容/哦,我收藏感动,收藏感动/它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穿行花径,随手采撷,每一节诗行,都营造一方诗人的牧歌田园。我于是明白,人的“经历”都是实在的,时过境迁,“经历”蜕化为“记忆”即已残破;当“记忆”经过“想象”的补缀、“梦化”为精神依恋时,人的生存就开始了虚无缥缈的自慰。你伸手抓过去,以为那是真实,一松手,你又一无所有了。所幸,广川将“梦”锁在了诗里、文里、书里。“梦”不再逃逸,一切空幻又都化为实在。需要指出的是,这“实在”只在书里,因而是你的书建构了一个近在咫尺、而又独属于你的“太虚幻境”。
我是赞成一个人要有两个世界的。惟有物质,故厚重;惟有精神,故高尚。作家借创作而将二者合一,则功在社会而利在个人,何其幸也!能不珍乎!广川怀抱乐观主义,建构他的精神殿堂,此殿堂虽然还不是“广厦千万间”,可以“大庇天下寒士”,但已小可容身、大可会友,咫尺千里,曲径通幽,悠游其间,何其逍遥!


《红楼梦》里有一方“太虚幻境”,那是警幻仙子点化贾宝玉的地方。虚境不虚,幻境不幻,今生与来世,何处温柔乡?终于,贾宝玉还是从让他消魂的“太虚幻境”走出来了。留恋即是“醉”,走出即是“醒”,我们为贾宝玉高兴,也为自己高兴。
哪里还有让作家、诗人迷途不返的洞天福地?
哪里还有让作家、诗人轻车熟路的武陵桃源?
抛个疑问给广川先生,待他收回撒向昨天的那张网之后,也许会将网撒向明天;待他收回撒向故乡的那张网之后,也许会将网撒向天下。
时在三九,怅望阳春,蓬门不掩,花径弄影,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2010年1月15日 于徐州黄河新村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盘 马 弯 弓 尽 骄 姿
——张劲书法欣赏

欣赏张劲书法,每有出人意想、点划莫测之趣;亦有圆融俊秀、骤现雄杰之象。其时,我的定势认同是:“人书俱健”、“笔墨皆宜”。
评张劲书法,或可谓“书如其名”:“张”即“张而有度”,“劲”即“劲而有神”,“有度”而“有神”,故尽得外扬内敛之美。
这都是好话,又都是实话——不要以为“夸赞语”就一定虚而不实。欣赏书法与欣赏绘画、音乐、戏曲等一样,原为一快事;既为“快事”,所以评价起书法作品来,自然是心口如一、快人快语。君不见,歌场戏院,台上一曲,台下喧呼,鼓掌喝彩,各随其便;倘闻其荒腔走板、忘词跑调,你可以不喝彩,甚至可以喝倒彩。这便是创作、演出的不能自由和欣赏、评价的充分自由。现在,艺术评价还不能做到“快人快语”,因为大环境不允许。而大环境是由中国主流传媒的矜持基调所决定的,是由“表扬与自我表扬”是时代的主旋律所决定的。虽然如此,我对张劲书法艺术的评论,仍然要坚持实话实说的原则,这是由我的行为习惯及与张劲的关系所决定的。都是沛县人,都是乡亲,都视艺术真实为从艺底线,因而虚与周旋与我如浮云。
张劲,字子若,号八方斋主,1970年生于沛县。原为军旅书法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就职于沛县文联书画院,为沛县书协副主席。他的书法作品所呈现的成熟之美,我仅仅视为一种“底线性”景观。倘低于此线,则一切头衔皆虚有其名;而高于此线,才是名实有归。张劲如此,沛县一大批全国书协成员均如此。他们的书品与人品,都在给中国书协的名望加分。
以张劲的年龄、经历,书法造诣达到今天的高度,是得之于“天分”,还是得之于“人谋”呢?我想,主要是“人谋”在起作用。听说,张劲在刚上小学不久,即由其父请托于孟昭俊先生:“孩子小,爱写字,请您教他练练书法吧!”因为都是唐楼人,又是世交,所以虽然既无“束脩”之馈,又无仪拜之礼,昭俊先生还是时不时对他的书法加以指教;于此同时,他又得到表哥朱效民先生的指点,故张劲的字自小即能写得中规中矩。到十六岁读初中时,他正式拜孟昭俊先生为师。登堂入室,艺舟沧海,亲承教化,意度自开,故从师第二年,张劲参加徐州市硬笔书法大赛,即荣获一等奖,由此他成为江苏省硬笔书法协会会员。1989年,张劲读高三,参加全国十二万人海选的硬笔书法大赛,复获三等奖,由此他成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追述张劲的少年经历,我意在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书法是张劲的“童子功”。父辈的期待,师长的点拨,个人的兴趣,持之以恒的磨练,诸因素缺一不可,这才玉成了张劲书法的龙腾虎跃。
岁月冉冉,艺路漫漫,回首往事,张劲或有几分怆然、几分庆幸。他早已不必遗憾于当年没有考上大学,他甚至应该庆幸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如果没有1990年的应征入伍,如果没有龙岩军营的青灯黄卷,如果没有龙岩博物馆的双人联展,如果没有福州军区的高端交往,如果没有与福建省张维、潘玉兰、吴乃光诸名家的书艺对话,总之,如果不是命运安排,让这个农家子弟穿上绿军装,张劲的书法是否能有今日的气度呢?这肯定是要留上一份悬念的。而生命不承认假设。毕竟,张劲是进入部队服役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一个舞刀弄枪的环境里,书法已是张劲放不下的牵挂——昨日的记忆,明天的幻想,都在军营的一片草绿中化为笔走龙蛇的向往与腾飞。
十三年的军旅生涯让张劲看到了一个大世界。万里路、万卷书何足道哉!所以,当张劲解甲归里时,他的书法早已濡染了军旅的豪情与苍凉。
再回龙城,再承师教,张劲心中似乎扫荡了许多积滞的挂碍,而腕底的功力似乎也有了入木三分的通透。终于,在打下了“童子功”的基础后,又经持之以恒的研磨,他开始了砥砺以进的登峰突击。而今,张劲年届不惑,可他三十岁后的书法之作,即已趋向成熟。这在书法家中,可以算是“少年有成”了。
读他的戊子岁(2008)书岳飞《满江红》,其大张大阖、气韵生动、浓淡有度、风采飘然之象,非规规写手可以布局。
读他的丁亥岁(2007)“行端好比松傲雪,贪念犹似蚁决堤”联,则点划活脱、方圆皆得、行止有仪、落落大方,形式与内容的合璧,已有水到渠成之象。
读他的丙戌岁(2006)“客路青山外”诗歌条幅,中以淡墨出之,于浓淡观照、干湿转换中,适现信笔游走的快意。
我个人偏爱的,或是他书于戊子岁(2008)的“耕夫碌碌多无隔夜之粮”的百子铭团扇行草。此幅之妙,全在自由挥洒,清雨泻池,点滴成纹,满而不堵,疏而不断,实为才情舒展后的偶然天成。同样风格的或者还有“山谷字无奇姿”语录行草斗方。此语录中数语,可用以评价张劲书法:“字不能写得如老牛上山,使观者感到吃力,能似轻车之奔驰者方好。行云流水,小鱼活泼,快马加鞭。”
张劲,人有佛相;字亦有“大自在”之态。小字俊秀,榜书亦放得极开;行草劲健,隶书也饶有古趣。所以我并不以他参加的展出、或得到的奖项来衡量他的艺术成就。但中国的国情与民情,是极看重参展与获奖的。顺乎舆情,特补列如下:
他的书法作品已入展——全国第四届新人新作展、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首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扇面书法展、全国首届行书展、“小榄杯”全国县镇书法展、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全国大型书法展、“洗夫人奖”全国书法艺术大展、“走进青海”全国书法艺术大展、“高恒杯”全国书法艺术大展、迎奥运千龙书法展、“走进新世纪”江苏省青年书法篆刻精品展、当代江苏书法篆刻精品晋京展等。
他的书法作品已获得——“林散之奖”南京书法传媒三年展佳作奖、首届中国书法篆刻银奖、人民的好总理全国书画大展金奖、蝴蝶之梦全国书画大展银奖等,共二十余次。
张劲曾在福建龙岩市博物馆举办个人书展。其书法作品刊载于《书法》、《青少年书法》、《书法报》、《青少年书法报》、《中国书画报》等多种专业报刊。
人说:书法已经成为纯粹的现代艺术。这话不错。但它的“现代性”不应该是跳出“汉字”规范的“美术化”努力,或纯然线条化的“画字”技艺;书法的“美学指标”永远也不应该侵夺中国汉字的“表意功能”。明乎此,张劲的书法探求既没有疏离过中国的文化传统、又没有忘记从传统的书写方式中寻找自我的新路。因而,面对张劲的书法创作,你既有畅饮百年陈酿的微醺,又有品茗明前龙井的清新。为了让观者获得这种美学感受,张劲可是用了“十年一剑”的磨洗之功。对此,他表白甚少。但从字里行间,人们还是看到了他融通碑帖、兼容汉晋的努力。晋隋(行草)俊逸,守之则易巧;秦汉(魏隶)厚重,守之则易拙。张劲鉴乎两难,而超乎两难,倾心于在行草上左右逢源,借“笔意”曲尽委婉,凭“墨意”挥洒灵性,基本做到了:劲利豪爽,点划多有情趣;风范物候,气脉灌乎精神。
书法实践之外,张劲还十分关注书学传统的承继。积数年之功,他编纂出版了具有“沛县书法史”性质的大型资料图集《汉风流韵》。对一个县而言,这是具有开拓性的文化工程。
“人书俱老”是对书法的旧评。我以为“书老”与“人老”每不搭界。张劲“年”不老,“字”已老,自是好事。字“老”而不株守,“老”而思“变”,“老”而思“新”,则“健”、“雄”、“苍”、“浑”必随之,到了那个境界,登顶一望,群山皆低,始或能领悟:笔墨雕虫,惟诚可贵;雪泥鸿爪,仅慰平生而已。愿张劲和沛县书法界的朋友们心存高远而志存高洁。

2011年10月1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16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4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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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17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5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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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18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6 13:10 

《乡 风》发 刊 辞
天地有风,古今有风。
风是宇宙的呼吸,自然,风又是生命之源。
乘着风,《乡风》降临人间。
面对城市化的趋势,要为地域文化及乡野文明留一片小小的生存空间,是越发困难了。惟清醒于务本为要,《乡风》才发愿固守庶民的精神家园。
从我们的家园向外眺望,乡风已不再清新,乡情亦不再淳厚。望乡兴叹,眷恋难迁。
世界性、全球化的呼唤,谁知道是不是一个美丽的圈套?信息化、智能化的狂潮,谁又知道是不是一个未知的陷阱呢?
站在城与乡的结合部上,立在今与昔的过渡带上,走在中与西的交汇点上,停在梦与醒的临界线上,我们思考《乡风》的风源与风向。八风周转,日月轮替,我们将时刻牵挂着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以及一切民间原生态的质朴创造。
民间的,永远是基础性的。
民众的,永远是主体性的。
《乡风》起于徐州。这是一片孕育了大汉文明的历史沃壤。太厚太厚的传统与太新太新的时尚,无疑都会滋养着《乡风》的春华与秋实。风行无碍,《乡风》在浩然于江湖时将不忘以兼容大度为立身之本。
但愿这不是农业文明最后的诗情浪漫。
但愿这不是乡土文化最后的田园牧歌。
在本质上,《乡风》鼓荡的是遍布城乡而又四季分明的和谐。

2007年10月于益芳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徐 州 风 光》
——摄影作品集•序言

摄影是瞬间的艺术,而为了眼前的这组留影,徐州的摄影家却整整守候了六十年。
揿下快门,你便摄下芝麻开花的永恒。
忘记选景,你便面对白驹过隙的虚空。
于是,责任心唤起了摄影家的清醒:摄影活动决不能与历史擦肩而过!
摄影家捧起相机,开始与历史结伴而行。
黑白的世界,七彩的世界,迎面飞来,与摄影家的寻觅相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交映成流动的昨天与今天。
一张张美图组接,从1948,到2008,六十年沧桑巨变,复活记忆,再现风华,这就是我们的家乡——美丽的徐州、富饶的徐州、情义的徐州、和谐的徐州。
尽管远离尘嚣,万籁俱寂,我们仍然透过摄影画面听到了眼睛与心灵的对话。
眼睛说:我搜寻美、发现美、最后将美定格。
心灵说:我感应美、陶醉美、最后将美珍藏。
今天,是摄影家借给我们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明天,我们的眼睛将在徐州发现更多的美。
今天,是摄影家的心灵撞击了我们的心灵,明天,我们的心灵也将被家乡更多的美感动。
其实,在摄影的天地之外,每一个徐州人都已见证了徐州的巨变,并且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和谐与安定。
大美,无须刻意修饰。
大爱,无须做作表白。
沐浴在徐州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里,怎能不唤起我们生逢盛世的感恩!
大美激发大爱,大爱珍惜大美,在摄影作品含蓄的表述里,我们终于领悟了天地人和谐相融的永恒主题。


2008年6月1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岳海映雪照南天
——铜山《岳海孙氏族谱》序

辛卯金秋,辛亥百辰,铜山岳海孙氏诸贤有续修《映雪堂岳海孙氏族谱》之议。孙君晋平,乃余之文友,告以盛举且命为序。余闻命而惧,于私有同源之亲,于公有赞善之义,固不可不作、不可不思也。
考“映雪堂”一脉,固得“号”于晋征南长史孙康,而得姓之祖非齐田一脉孙书莫属。岳海孙氏,出鲁南峄县牛山,牛山孙氏乃明末清初迁自晋中太原,再上溯则咸归孙氏乐安之主脉也。征之《唐书》,传承有序;佐之晋碑,凿凿精实,自是毋庸烦言。新近,疑古之风起于青萍,学院史家,江湖学者,由孙武、孙膑之年谱考索进而质疑典籍,乃至斥唐书而驳晋碑。此又小儒雕虫,无损桢干;池蛙弄波,不碍江河矣。而家乘之修,咸承旧典,支干相属,一脉相通,后生修谱,岂能数典忘祖、别开生面欤?
念谱谍之兴也久。如古之《世本》,乃先秦帝王家谱;而二十五史之设,概为帝王将相立传,此中“表”、“志”、“传”、“纪”诸文字,皆王侯之谱牒也。唐宋以降,庶民得录名谱牒,此又“民本”之一张、“民命”之一尊也。谱之修,聚千枝而通其本;谍之撰,明一脉而浚其源。故谱牒乃宗族大事,诚不可等闲而视之也。古人谓“三世不修谱为不孝”,此极言之也。而依程子之议:“家法坏,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坏,人家不知来处。”故宗谱之修自是关乎“修身齐家”之举,舍此,何来“治国、平天下”之功?
孙氏一脉,自孙书得姓,其后嗣才俊,孙武、孙膑固为其佼佼者也。垂延两千余年,英贤名世,豪杰辈出,如孙策、孙权、孙康、孙中山辈,亦皆命世之雄也。然长河浪涌,征帆万里,道德传家,前贤后昆,代有翘楚,孙门峥嵘,自是尽人皆知矣
欣逢治世,百姓小康,岳海孙氏一族于造桥、修路、建祠、立碑之余,复有梳理二百年传统、刊行岳海支谱之谋。此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之举也。人贵自知,家贵自谋,期以岁月,或有潜龙腾跃,一光天宇者乎!
岳海地当徐东,北倚岱嶽,南踏淮堧,东望瀛海,西扶芒砀,诚生息之所、发达之基也。孙氏一脉,于前清康熙年间迁于兹,聚族而居,蔚为大族。为志其始迁祖奠基之功,特录康熙圣谕以为勉:
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照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惩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警忿以重身命。
拳拳之念,眷眷在民,百年兴思,万岁可铭。是为序。

2011年12月初冬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19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31 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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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01 15:13 

领异黄淮墨牡丹
——《冯梦白画集》序

丁亥中秋后,我去邳州木头汪拜会冯梦白先生,他正患小恙,却依然亲和,依然慈祥,依然眼里飘出微笑,依然说到绘画、说到牡丹便充满欣悦。握别依依,我心凄凄,毕竟是年近八旬的高寿了!
入冬,时不时想到沂河岸边那个寂静的小村。先生的病早该好了吧!他一定又在洁白的宣纸上润染出一团锦簇、一脉清香了吧!或许是感应,不久,电话铃起,隔着二百里烟霭,传来先生浓重的沂河乡音:我打算出本画集,咱俩熟,你知道我的情况,这序言,只有托你写了!他没客气,我未犹豫,就这样说定了。
由一个画外人对一部画集作序,只能算“客串”。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因而我的序言模样的文字,对梦白先生人生、人品这涉及“人文”层面的内容,或能述其悲辛;而对他艺格、艺境这属于“艺术”领域的话题,大抵只能得其仿佛了。隔行如隔山,隔山打牛的神通吾不备焉。
梦白先生出邳州冯氏望族。原名宪法,字景熙,民国十八年生于邳城东十余里之木头汪村。村傍沂河,西望艾山,颇有钟灵毓秀之气。先生初读诗书,继入新式小学,后升山东临沂师范。喜绘事,为花鸟画家王小古先生入室弟子。共和国初,任乡村教师,一晃四十年,直到退休。所喜者,惟绘事不辍。课余挥墨,墨化五彩,水性、墨性、纸性、笔性,一一于人性之明悟中融贯为风姿绰约的画卷。甘苦备尝,寒暖自知,在玄运的精神清空,任伯年的意境清奇,徐文长的水墨酣畅,吴昌硕的古朴苍劲,齐白石的自然天趣都是他的艺术仪范。四师同尊,又最敬白石。“梦白”之更名,即缘曾于梦中得白石指点的醒悟励志。
取法前贤,追慕大师,这决定了梦白先生的绘画艺术以遵循传统为基本取向。若限于此,并止于此,他只能算个画师,至多是一位熟能生巧的画师。但先生的“梦白”之愿自有一个高远的期许,为了达于是境,先生又时时以师法自然、贯通天人为从艺大道,且坚持五十年而不辍。
十年面壁,佛知。五十年问花,天知。几乎是水到渠成,梦白先生有了双向的师承、双重的取法,因而他的水墨花卉也有了双重的艺术元质,这便是人的笔墨辛劳与超人的造化天成的合二而一。
这么说,似有宣说神秘论的嫌疑,其实,对于每一个专业领域里抱一精进之士而言,枯井涌泉、天雨落花都不是奇迹。
记得多年前我浏览先生的牡丹写生画稿,每一页都一无例外地标明了名称、瓣型、花色、叶状及临摹时日。就创作而言,每一幅写生稿都可以还原为一次画家对花当歌、别花当哭的超验经历。
为了画好牡丹,梦白先生曾七次远赴山东菏泽牡丹园写生。晨起,步行七里入园。中午不吃不歇,一直画到红日西坠。诚则灵,灵则验,其时菏泽牡丹园亦仅有六株绿牡丹,为先生精诚所感,园丁特持一株相赠。从一株到十株,再到一家满院,终于,梦白先生的牡丹园扩展到四亩之大……
为画葡萄,则院中栽葡萄。为画荷,则水塘栽荷。为画牡丹,则院内院外尽植牡丹。这样的画家,这样的画,已经超越了咫尺纤缟,而将生命与艺术延伸向无尽的天地、无尽的岁月。
梦白先生将人与花的阻滞打通了。他的画,是人智对花魂的解读,也是花魂向人世的显身。对于丹青技法,梦白先生独有蹊径。他曾对我说:“我画牡丹,先借画葡萄之法,又借画墨荷之法,才形成今天的规矩。水墨花鸟,法虽相通,但求‘润’之术稍异。‘润’则出‘神’,不‘润’则死。”我问求“润”之道,先生说:“求‘润’之道,在乎用水。水少,无质感,易呈枯势;水多,无层次,易显湿态。只有用水适中,才能当时出‘润’,画面干爽后仍然也‘润’。”
“润境”,其实就是生命的鲜活。有呼吸,有悲欢,有画外之音,有形外之神。说者易,行者难,非当众表演、信笔涂抹、快马三刀之辈所愿意承认者也。
梦白先生的墨葡萄、墨荷、墨藤、墨牡丹皆冠绝一方,识者叹为观止。他的画展,曾先后在邳州、徐州、菏泽举办,他的画作亦多次在徐州市、江苏省乃至全国大展中获奖。而这一切都未曾干扰先生的心海平静。我懂先生的心:奖,再大,也是少数人关在小屋子里评出来的,而艺术欣赏则是大世界里大众的精神美餐。这正象央视的满汉全席大比拼不能代替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一样简单。
牡丹的最宜生长地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因而我用“领异黄淮”礼赞牡丹,亦礼赞以画牡丹为艺术指归的梦白先生。先生画牡丹有心领神会、脱胎换骨之妙,彩牡丹与墨牡丹同趋化境,而我私心更推许其墨牡丹独步当今画坛。
今昔相照,这是一个艺术自由的时代。同类艺术相照,这又是一个艺术不平等的时代。歌唱家吼一嗓子,出场费三万五万,而民间歌手,玉音绕梁,唱半天,一顿饭。画界、书界无不如此。冷静地说一句,大抵是:上帝死了,人类疯了。谁疯让谁疯,庶民百姓绝大多数不疯。我与梦白先生心灵相通,故引为知己,他的画,我的文章,都是为了不疯狂的庶民百姓而作的。
疯狂的艺术氛围,构成了另一个世界。
有艺高而名微者,有艺劣而名噪者,有艺美而价廉者,有艺俗而值昂者,有敬艺而无名者,有借艺而沽名者,有生而名扬者,有没而名灭者……高天流云,长川逝水,弹指百年,谁能不朽?最后,一定是庶民百姓的群体认同,连缀成不绝如缕的良知裁判,将浮名淘尽,将珍品留下。
想到梦白先生眼中的笑意,我心充满温暖。他应该乐观,乐观于生命的刚健,乐观于艺术的长春。牡丹的美是永恒的,伴着这样的大美大艳,表现这样的大美大艳,是多少世才修得的福分呢?
先生的画结集出版(当然只是百不及一的一小部分),我不认为是一种狭隘的个人成果的展示。或许,这是先生借此提醒世人,在人生的种种不如意之外,还有一个美的境界,等待我们共同经营、共同享受。仁者寿,智者乐,惟以此相祝。


丁亥年十一月二十七日(2008年1月5日)
于彭城黄河新村益芳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要唤醒“红楼梦”,先唤醒自己
周伯华《唤醒红楼梦》序

红楼“梦”,“梦”红楼,一个“梦”字万人愁。
说不清,道不明,不清不明才是“梦”。
是“红学”,是“曹学”,人在“梦”中没法说。
是“红梦”,是“楼梦”,红、楼都在“迷梦”中。
这是许多读《红楼梦》、说《红楼梦》者的尴尬。
因为《红楼梦》已将“真事”“隐去”,故而寻找“真事”、“真境”、“真人”、“真情”是为解读《红楼梦》的第一要务。基于这种追本溯源的渴望,周伯华先生借助“有史则考,有隐则索”的研究方法,立志要将《红楼梦》“索隐派”的未竟事业发扬光大。
可是,“索隐派”早已被主流“红学”宣判为猜“笨谜”、“牵强附会”了啊!而周伯华先生却固执着他的索隐与考求。面对主流红学,周伯华不惟显示了他的“勇敢”,更显示了他的“智慧”。因而他的反问也是那么坚定:既然用物理学的方法解决物理问题、用化学的方法解决化学的问题是科学的,为什么用索隐的方法解决索隐的问题就是违反学术常规的呢?
于是,沿着对“金陵十二钗”的“猜想”,周先生一一开启了“将真事隐去”的红楼秘辛。许多论证,疑前人所未疑,发前人所未发,石破天惊,醍醐灌顶,因为能与《红楼梦》作者闪闪烁烁的夫子自道相呼应、能与脂砚斋言之凿凿的评批之语相贴合、复能获得《红楼梦》故事的“内证”支撑,故而已经接近了庖丁解牛的“神遇”之境。
“唤醒红楼梦”,是周先生的愿望。看来,《唤醒红楼梦》的推出,已显示他的这个愿望正在接近实现。
“梦”里的灯光,不如醒来的太阳。
“梦”里的温柔,不如醒后的牵手。
“梦”里山珍海味,醒来味同嚼蜡。
“梦”里海誓山盟,醒来万念俱空。
当周伯华先生固执于“唤醒红楼梦”时,他的无上功德是借此而触动了中国文学中索隐性作品、或映射性作品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我扭曲,进而也唤醒了《红楼梦》外芸芸众生所压抑的几多悲辛。
进而我有理由坦言:在今天,在中国,“梦”是不甘奴化的希望,“醒”是告别愚化的智慧;又何限“红楼”、“青楼”、“庙堂”、“江湖”?


2012年9月16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21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02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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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城 金 石 园 赋

庚寅之秋,八月过望,黄绿相染,淳风和畅,彭城金石园克期成焉。云龙水涯,青衫红袖,竞先睹以惬快;凤凰山麓,舆轮軨轩,恐后至以怊怅。路人咸曰:添新景于湖畔,步旧路于山旁;丹砂浸血,金印连岗;诚可一游,莫负秋光。吾闻讯而倦怠,知言传乎夸张,惟目见而可证,扪潜识而自量。于是乘兴而来,尽情而往。
绕琴台而无音,步宏苑而徜徉;寻锱铢之遗宝,托万钧于指掌。辨篆纹于形似,考铭右而神扬;惊丹书之铁笔,敷青史之华章。漫行漫远,曲径无尘,或砺金石不渝之操;渐思渐深,芳林垂露,突怀日月长恒之想。千秋其训,如雷霆以慑魂魄;九州协心,任风雨以奏宫商。青玉无语,惟锲痕以存梦;金印有托,赖鋳铁以写状。封金挂印,弃利禄如粪土;入帐夺玺,辨忠奸而爵王。惟五德以终始,历百代而俯仰;鉴雕镂之凹凸,出龙虎之帝乡。访公侯兮孰在,唱大风兮云扬。抚今追昔,忧从中来,或春湖光景,洗昏目于一时;或秋山蝉吟,醒迷魂于彷徨。龙门吴钩,劈中条以探海;夔峡楚剑,贯匡庐而向洋。天倾西北,落星如雨;地裂东南,十日齐煌。孰神矢以射乌?信盘古而遗杖。雕大美乎天地,捧娲石以怅望。叹九鼎兮沉浮,悲八卦兮无常,倘玉石兮同焚,虽窃符兮赵亡。黄河如带,万水沉沙;泰山如砥,千峰卧羊;丹书铁券,灰飞烟灭;镂金锲玉,电火燐光。又何者为久、何者能长?且如飞絮,轻轻飏飏,得抔土而生灵根,遇坚崮而充鸟肠;沉浮由风,生灭由雨,差之毫厘,别如天壤。木犹如此,可堪人命?游戏白驹,谁待黄粱?
归饮清茗,虚室生白;幽兰无语,风骚齐香;视其雕虫,固形神而兼备;思彼斗筲,或萤灯而蚊唱。何如黔首,守兹田亩,一载植谷,十岁栽桑。一丝一缕,可经可纬,虽柔细而成锦;半蔬半粮,亦饱亦饥,足延命于纣商。逍遥信步,周游邻庄,看草蔓江湖,卉集庙堂,花灿南国,雪舞北疆,知天地之有道,谅虎政兮难长。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敬 安 镇赋

平原弥望,屋舍俨然;阡陌交通,百里敬安。
天融春夏秋冬之和,地控丰沛萧铜之边,人怀忠孝节义之想,物尽农林牧渔之产。敬想犹龙,俯风云之际会;安承大象,仰日月之明鉴。惟敬近礼,惟安近贤,敬安之得名,或必有谓焉。
百年转瞬,访耄耋以说古;千秋弹指,循经典以知前。传南巡以歇马,信明帝以紧鞍,当其时也,旌旃蔽日,金轮衔连,万姓担壶,百僚随辇,逥巷灯火,通衢管弦,斯固皇恩浩荡,天颜近于咫尺;民泽涌流,佳话传乎长年。梦青骓以长啸,惜金辂而不还;感苍黄之反覆,信恩遇之有缘。惟敬安之名,不胫而走,商旅之兴,不招自繁。草庐瓦舍,高下错落;亦商亦农,贫富无间;城隍日固,绕四围以连带;市廛相望,开六门以立关;堑壕荻芦,历兵戈以清潇;并池莲藕,涉旱涝以媚艳;听八千人家四方调,鸡犬闻声;瞰十庙神祗三炷香,烟霭燎天。云燕春归,恩义及乎天羽;红鲤秋回,福祉融于灵泉。教堂金鈡,冀迷羊而知反;戏院箫鼓,慰儒牛之悲欢;九州黄壌,吾土为厚;八井碧波,此水最甜;感蛩吟兮一夕,固人命而万年。
洎乎民国肈立,共和再建,敬安黎庶,于世转轮。政风丕变,卑微咸知蹈砺;宏教复兴,庶民自化斯文。大道昌行,迷信绝于道路;教育普及,庠序遍乎乡村。修身齐家,开其广德之径;观过戒愆,敞其自强之门。及至抗日军兴,万姓抃踊,斯土多有鹰扬之士;待其建国谋定,六合歆康,此邑间出虎威之臣。少奇一巡,紧握农夫之手;大僚再访,抚慰乡民之心。学子金榜,被龙纹乎天地;文士银钩,描凤舞于烟云。变草庐而瓦舍,改悬鹑而丝纶,有飞车以代步,借网络而览新,畴昔不见者今见,前人不闻者我闻。至若层寓临空,商厦连云,曲水直街,新客故人,笙歌鸣夜,群操惊晨,香茗会友,清酒宴宾,即非一地之独有,恰传古镇之精神。
新国而新民,新民而新镇,兴工商以致富,赖农林而求稳。冬麦夏菽,遵物候而少变;红桃黄杏,顺舆情而更新;烧饼馒头,乃寻常之餐饭;辣汤热粥,实晨昏之滋润。鱼生于斯而恋池,鸟生于斯而依林。桂香暗渡,扬胡琴以叹秋;柳丝轻飏,横芦笛以唱春;饮水思源,涓滴皆银河之濡;践土怀柢,隆平尽泰山之琛。孤松迎客,庆有立足之隙;群鹤负仙,宁失展羽之云?土有肥脊,岁岁春种秋收;人无贤愚,在在后果前因。文者铺其句,诗者敲其韵,歌者畅其怀,舞者醉其魂,方丹青以写意,复点画以传神。去浮言兮百巧,存恋情兮一真。终而有铭,聊舒微忱:
周巡千山,陟彼高岗;雄览万国,暇寐一堂。
君子怀土,高士恋乡;故园乔木,敝墅新篁。
殷宋神韵,楚汉脊梁;铜沛浸润,汴泗酝酿。
农商翼辅,文教阜昌;风俗之染,三代同光。
明星有烂,淑慎其身;王事敦我,蔽芾甘棠。
亲怀无极,赑屃负图;远志有度,金雀鸣坊;
汲井思饮,雪域流水;卜云其吉,惟吾乡邦。
2010年8月17日 初稿于敬安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宝 莲 寺 赋

辛卯之岁,莲艳之月,斥资两亿、兴工三载之宝莲寺告竣开光。当此之时,卿云腾宇,绿木绕山,佛面生辉,金轮周转,钟鼓震地,香火燎天,一城同贺,万民争传,斯固佛界之宏构、俗世之盛典矣。
吾念兹寺之兴,或顺乎天意,或应乎人愿。借山起势,倚驮蓝以增高;因水造景,萦不牢以致远;巧托旧名,捧蟠桃以献寿;例循新规,塑金身以参禅。廊周回而贯通,径曲直而勾连,殿高下而错落,阁居中而俯览。金瓦红墙,展梵宇之华彩;重檐叠脊,呈隋唐之风范;钟楼回响,祈平安于曲巷;鼓亭传声,颂祥和于丰年;九品莲台,崇七佛以临世;三宝香殿,敬世尊以坐禅。一花一木,皆为大千世界;自迷自觉,均属人生夙缘。知大悲兮无泪,信大悟兮无言,叹宏寺之巍峨,怜佛居乎人间。
若夫经诵渐沉,香客渐返,满寺花雨,一山莺啭,独对真佛,寂步禅院,望金阙兮止步,循丹墀兮登殿,聆梵乐兮绕梁,瞻佛光兮映栏,朝灵山兮心静,惟慈佛兮神安。于是名心惭消,利欲愧减,始悟空门之去私、幻境之启善也。至其弥勒捻指,通天成阁,龙华树下,漫说三会之法;贝叶经里,且寻无上真言。方知佛出西土,救神洲之黎庶;龙潜东溟,滋旱臯之蕙兰;跨水起桥,走南北之行旅;逆波举棹,渡醒醉以长帆;孽缘有尽,苦海无边,顿悟即性,回头是岸;焚香自诉,百念归于慈悲;持戒布施,一诚鉴乎昊天。苟能春雨同潤,秋枝再榮,复何期期于削发留发、僧面佛面?
将去宝刹,回望旃檀,惟秦镜兮无尘,执公器兮守廉,望景星兮高耿,驱安舆兮平原,既一身于树下,定焚香乎千年。感而成铭,聊诉尘缘:
不二之法,出乎一心。
千饭之钵,置诸福田。
金刚之身,贵乎童真。
拒染之境,御守有盐。
无迷之教,惟其正觉。
持戒布施,慈航无边。
十方道场,弹指而寂。
万物等尘,唯我宝莲。

撰于2011年7月1日宝莲寺开光吉辰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好 人 赋并序
公元二零一零、二零一一两年期间,沛县有张公兰、刘庆超、孙沛丽三人荣登“中国好人榜”,故“好人沛县”之誉,一时遍乎寰中。为扬善旌贤计,中共沛县县委、县政府遂将“中心公园”易名“好人公园”。吾闻之,沛然兴思,短赋成章。
大千世界,亿万庶众,名缰利锁,咸入彀中。
有好人出,则云开而雾散,忽雨霁而霞红;又春风以绿岸,早林莽以绽英。联袂而行,则芝兰漫野、馥郁千里;守望而居,则婵娟浣纱、鸿雁沉影。友好人而谋善事,亦何幸焉。
好人可亲,善士必敬;皆先人以后己,恒务实而忘名;惟尊老而抚幼,必去私以为公;播慈爱于闾里,广仁义乎乡亭。故好人易为,无我即超凡入圣;善事易行,利人即亮节高风。为官立朝,福泽流于天下;斯民在野,恩惠济乎苍生;家有孝子,褒其天伦之乐;国多忠臣,成乎社稷之功。既绝涓埃之私蓄,复怀横舟之襟情;八方响誉,鸿志不迷,三更敲门,酣梦不惊,亦何乐哉。
好人循道,踵足以继,每见贤而思齐;善士重节,闻声相和,恒景业而追从。好师好徒,鉴乎言传身教;好父好子,系于一脉相通;好朋好友,贵其志同道合;好官好民,赖于德草德风。惟善可染兮,惟德有承;编钟和韵兮,孤掌不鸣。一夫知耻兮,独善其身;九流怀德兮,天地大同。感好人而好报,聊短章以抒情。
2011年11月11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康馨园赋并序

康馨园定销房为徐州市建设投资总公司投标承建。自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八日奠基兴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日竣工验收,三易寒暑,八亿投入,六十八栋楼宇拔地而起,三千余户居民喜迁新居。广厦庇寒,功著人间,感而成文,或志百姓之喜焉。
岁移节变,雪尽梅妍,泛阳气于柔条,浮晴光乎郊原。疑探亲乎浣溪,似寻友乎桃源。除夕炮竹,互贺乔迁之喜;元宵灯火,高照阖家之欢。别蓬门与瓮牖,离陋巷与颓垣,抔故居之厚土,培新宅之青杉。彭门东隅,泗水北岸,昔乔家湖,今康馨园,去黄芦与残荻,起红墙与雕栏;展花阶以百丈,拥金屋而千间。曲径三折,过家门以出入;修竹十圃,掩邻窗而隐现。华灯夜放,凤还巢而将息;瑶草晨露,鹰离崖而摩天。垣墙绕邸,耸阁凌山,一区为家,百姓同院。新居新邻,惟里仁之为美;高楼高眺,期云霞之长斓。大道之行,信江河以归海;天下为公,赖日月以明善。观风雷乎槛外,涉寒暑而长安。
撰于彭城 辛卯新正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康 园 小 记

李公乐农先生之有康园,犹子美之有草堂、梦得之有陋室也。园在徐州丰县之黄楼,因旧庐,起垣墙,锄荒秽,植佳木,三年而规模成焉。吾仰公道德文章,乐于从游;公容我狂狷闲放,宥于接纳,故得有康园承教之幸。于是,乃知公营康园之劳,理康园之趣,别康园之恋,居康园之乐也。至若竹风入怀,梅月窥心,蕉雨润目,枫霜映鬓,思接天地,神运古今,其乐之深,又唯公自知也。青春进仕而得民望,花甲退养再沐乡音,归去来兮,故园可依。园成日,冯亦吾先生题曰康园。民康育我,我康济民,天地为小,百姓为大,复何忧哉!

田秉锷谨志
庚辰五月十一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墨 洁 堂 小 语
  吾与孟昭俊先生定交二十载,始羡其为书家,终慕其为君子。得君子交,吾何幸焉!昭俊善书,以端庄富丽为宗。不秘其技,不神其术,不昂其值,不沽其利,故求学者众而求书者夥矣。徐沛间以书法名世者比比,萧然不售者寥寥,昭俊孤持不群,岂非君子乎!吾于是知书家或缘才情,而君子必出天性也。孟子倡养气之说,盖有忧也。沛城南十六里孟双楼,有墨香斋,乃昭俊垂髫临池之地。甲申暮春,倦游思归,昭俊小兴土木,修葺归居。工将竣,吾访之。绿树如盖,小院荫荫,精舍无尘,岁华寂寂。庭中有可玩之汉石宋刻,堂上尽足观之古帖新图,俯仰其间,忽忘凡嚣,清茗一杯,宾主皆欢,吾复知乡居之乐矣。临行,昭俊命吾为序,不敢辞。退而思其居,得墨香二字,固其宜也。古人谓:文章末技,壮夫不为,书画雕虫,豪侠嗤之。备一说也,开一境也,又何禁乎殊途同归?书家者流,染于性也。毛颖纵横,纸上驰骋,虽无关乎庙堂清浊,江湖寒暖,而颜柳方正,苏黄坚刚,亦自有大丈夫风骨在焉。艺无贵贱,精诚自高,得乎心而应乎手,自然之道也,唯入化境者可以神会,吾何疑哉!因昭俊弄笔而不染,近墨而不黑,故私许是居为墨洁堂焉。

田秉锷
2004年6月13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清 园 记
庚寅榴月,余游黄楼,于康园晤李君玉岭。久闻其名,咸归美誉,今见其人,如沐春风。鹤发慈颜,卓尔有儒者之仪;乡音慰语,怡然为友于之亲。握手相问,遥忆华年,竟与吾有邻窗苦读之遇,负笈金陵,五载清灯,随园学子,清凉书生,岂意相期于衰年耶!日近午,君邀乐农公与余至其园庐,且笑指花木曰:有庐而无名,君能为我颜其额乎?
君之园庐在凤城南十里庙之东。庙久圮,神失栖所,今惟田舍比比。小园无足一亩,北起云楼,南植竹木,东近耆旧,西有芳邻,花香应时,鸟鸣慰人,诚为退思之佳境、励志之净土也。至若登楼一望,青杨十里;扶树而思,红尘百年;两袖清风,夜半不惊;万念隐恻,惟民是忧;斯亦足养李君浩然之气矣。口碑在在,何待吾铭?清官洁操,自垂嘉声。故以“清”字状其园,或近乎实也。
天清而无尘,水清而无染,境清而无烦,心清而无罔。如此大福分,万不可妄求,惟精勤者、慈悲者、献身者、爱人者得之。得而不我有,是为大有;清而不自命,是为达命。清园怅望,举世滔滔,宦海沉浮,洁者寥寥。惟清园主人当清而无愧矣。
有江南先生撰《上善若水》十万言,版行于世,以褒扬李君勤政爱民之德。君惧于盛名难副,遂尽购其书,秘而藏之。吾索其书而读之,方知四海昏昏,终有醒者。秦政一弹指,何逆天命民彝哉?
2010年6月于彭城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麦 香 小 筑 记

吾不知先祖自鲁中播越南下,何以栖迟于敬安小镇。或平畴沃野宜耕,或通衢八达宜商,或四季分明宜居,或民风醇和宜处,赁舍而宅,二百年乐不思鲁,田氏一脉俨然敬安旧族矣。及吾长,奔竞于稻粱,沉溺于文牍,虽游学金陵,徜徉秦淮,流寓邳州,涤缨沂泗,寄籍彭城,俯仰黄楼,亦终知江山信美而非吾土,岁月奄忽唯可少留耳。癸未夏月,吾营方寸之地以为庐,怅于铭之无号,其时桐花映日,塘蛙吟月,黄金铺野,麦香入梦,吾于是借麦香二字以号是居。麦秋种而夏收,涉四季寒暑,始成其精纯,亦五谷之特秀者矣。吾居此而感稼穑之苦,丰廪之乐,又何憾焉。

2003年6月于麦香小筑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滕鱼田氏族谱八修序

丁亥十月,秋霜初染,麦禾青碧,红叶如丹,德杰、素军、素馨自滕州南下彭城,以族谱八修事告于余,复命缀文为序,期以述其事、阐其义、旌其盛而赞其功也。
诸君将归,吾无壮辞相遗,惟清核时疫,潜运精诚,沐浴焚香,临池拜命,殊 不负宗亲之托并列祖之望焉。
是年入腊,序文初成,余捧稿北上,就教于滕州宗亲。不意枣庄田湾田姓有倡修“华夏田氏通谱”之议。闾里相望,声息相通,宏议初起,父老争传。响应者以为导湖川而归海,质疑者以为乱昭穆而欺天。众口喧喧,久不能一,我滕鱼田氏族谱八修之事遂寝而勿议。
庚寅春,族谱八修之役再起,余闻命,复上滕州。主事诸宗亲德成、德杰、素馨、素军、素申、中山等共以文案之任嘱我。愧于敝幽,惶于责望,吾何敢爽性以拒劳、嘿然以自擅哉!
族谱七修,之今二十载,忆其盛状,则四轮辐辏,函电交驰,阖族熙熙,如在昨日矣。廿春秋一弹指,吾族俊彦复有族谱八修之倡。初闻之,难免猝然之惊;静思之,始萌心领之会。世纪更始,民主启蒙,太平有象,海内澄清,国学重光,儒道再兴,吾族挟教化之长,得风气之先,重建家祠,高起祖庙,延展旧谍,再续新谱,亦可谓光复祖德,增华宗轨,御风而举,乘时而进者矣。
当下一刻,思接千载,丽日透窗,心无纤尘,吾于是知吾国、吾民、吾族、吾辈之幸也。仅以续谱事论之,即为一证。吾滕鱼田氏族谱,肇修于六世祖士臣、士俊公,时在明嘉靖四年也;二修于明崇祯十一年,上距始修已百有十三载;三修于清乾隆十二年,与二修相间百又九载;四修于清同治五年,越三修则百又十九载;五修于民国二十一年,距四修亦六十六秋;六修于公元一九六二年,距五修三十载;七修于公元一九九一年,距六修二十九载;八修虽跨越新纪元却无隔世之憾也。
考八修之期运,固前疏而后密;诵十世之典要,则德厚而教长。
念明清两朝,皇恩浩荡,吾族先人犹难免流徙江湖、背井离乡之忧。千里睽违,百年参商,同宗相逢,视若陌路,苟延性命,天各一方;即如此,吾族有识、有志、有德、有学之士亦不忘以敬祖尊宗、溯源追流、理脉明系、续谱传训为己任,此亦难乎哉!亦贤乎哉!每念及此,常怀感佩;承续前构,孰不凄惶?庄子借山木以叹运命,孔子观逝水而悲年华,虽谓大仁大智,又何预乎百姓之艰危忧乐哉!国事国谋,家事家为,吾族之兴,又岂待他人乎?
要之,则达乎知时,贵乎知任,乃为修齐治平之道也。木因春而华,乘夏而果,望秋而实,临冬而凋,此顺生而成者也。木犹如此,何况人乎!
远而言之,吾田四祖:虞帝乃血缘之祖,胡公乃开基之祖,完公乃得姓之祖,真公乃赐号之祖。近而言之,吾滕州、鱼台田氏,系出山东诸城庞戈庄丰公一脉,是为鲁西南“紫荆堂老三房”之第三房也。《田氏总谱总序》谓:“吾先祖丰,原为诸城庞戈庄一支。其长子子纪于永乐初年迁居大野城北,以姓氏为庄名,故名田庄;次子子成永乐二年迁居大野城西双碑坡,后为田桥;三子子开由诸城迁居鱼台县东南四十五里田辛庄。”吾子开公一脉,复于田辛庄转徙苏鲁,星罗百村,历六百年寒暑,展二十代峥嵘,赖耕织以持家,惟敬天而顺命,践诗礼以修己,善邻里而友朋,故得子孙康乐而蔚成大族矣。缅怀吾族之兴旺发达,则信天人有感、家国连体、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之应矣。
数典敬祖,铭之念之,此血脉之源、灵魂之本也。而传承乃宏图,续谱为大业,故谱谍乃吾族之河图洛书也。乾道四象,元贞利亨,千古一田,各有大命,吾族子弟,固当自勉而自励矣。
谱谍之修,至为繁屑。一凭财力之济,二需人力之劳,三借学力之持,鼎力合谋,缺一难竟其功。八修谱即将刊行于世,特片言以存要,谅吾族子弟尽知执事者之不易也。
国有史乘,发乎三代,秘阁藏典,犹难逃劫运。家有谱谍,盛乎赵宋,体制百变,莫衷一式。欧阳永叔创《图谱之法》,苏允明重小宗之理,而后垂成法式,为天下效慕。虽创格高瞻,守制宏远,亦须因势而革、乘时而变也。吾族谱八修,形制或当小易、意蕴谅可出新耳。以吾愚见:倡男女平等为一,传富贵同尊为一,注寿夭之期为一,绘分合图略为一,创新规新训为一,统族标家徽为一。视其可为,斟酌损益,唯主事诸君子高识是裁矣。
史传贵实,难逢直疏之笔;谱谍忌伪,常遇膺鼎之章。盖世风浮薄,难乎信美也。至若同姓不同谱者,因总源为一,故而皆为田姓亲族。惟因其来久远,分流歧出,断不可妄接、妄续。仅以堂号之别,吾田即有贫骄堂、风翔堂、紫荆堂、北平堂、雁门堂、凤鸣堂、德蔚堂、守正堂、荆茂堂之异,百枝竞秀,孰能一“堂”独统?言及各堂行辈之高下,私意以为只宜体认,不宜刀裁,尤不可以乘除框定世代、以加减指认行辈,此种妄猜、妄定之事,不惟欺祖,而且诓今;不惟骗人,而且害己,理应为我滕鱼田氏后人之诫。吾滕鱼田氏之谱,根茎清晰,源流有秩,自可免蹈虚攀冒认、谀祖夸宗之病矣。德在谱里,功在谱外,惟望吾田氏子弟日日向上,岁岁向善也。
厚培沃壤,发紫荆之绚美;
广种福田,醉金谷之馨香;
高起津梁,览四海之丽观;
深基灵府,仰五德之堂皇;
困而有志,广恒业而恒产;
富而好仁,褒悲悯乎万方。
前缘邈邈,后生恢恢,固不可尽言矣。是为序,祈与吾族宗亲共勉耳。
十七世孙 秉锷 敬撰于彭城小居
时在庚寅年五月十二日(2010•6•23)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24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08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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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5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13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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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6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16 09:01 

“宽容滞后”与东方智慧的自我消解
——展读《明史》的文化反思
一、周而复始的“杀人游戏”
本文之论题,闪烁于心,已历十载。
当日,为撰写《金瓶梅与中国文化》一书,临时抱佛脚,我补读明代史料。楔入点,是雒于仁的《四箴疏》。所谓“四箴”,与《金瓶梅》卷首的《四贪词》,正好内容一致,互成观照。一个小小的七品京官(大理寺评事),竟然直斥万历皇帝犯了酒、色、财、气这“四贪”之病,还要献“四箴”以匡正之,可谓胆大包天!
这可气坏了27岁的青年天子。大年初一,他便召来阁臣申时行等,一面自辩并无“四贪”之病,一面责令阁臣将雒于仁“置之重典”。龙颜一怒,岂等儿戏?这“重典”的常规,大都是钢刀一挥,人头落地,而且遗臭万年,让你永不得翻身。实际的处置,让我大吃一惊:雒于仁死罪免了,活罪不免,“斥为民”,将不再有利用“言论自由”而大放“毒草”的权利。
不论史书、史家的评判如何,我对万历皇帝自兹却有了一份好印象。酒、色、财、气四病, 他当然是赖不掉的;但一念向善,慎于杀戮,却与他的先辈帝王稍有不同。我曾设想,若让雒于仁将《四箴书》献给明太祖朱元璋,或明成祖朱棣,或明武宗朱厚照,或明世宗朱厚熜呢?掉脑袋的可能性在十之八九矣!
在补读明史的日子里,我一直放不下对帝王们维护君权的思考。“君权”,在帝制时代,就是“国权”。权力一旦上升到国家层次,它就获得了最为充分的行使理由。国家,就是一个人,就是那个头戴皇冠的人。一个人,无限膨胀;万万人,无限缩小。生命的价值,在相逆的流变中,越发不可同日而语。终于,帝王升腾为“龙”,臣民堕落为“虫”。“龙”的另一种称谓,叫“虎”。臣子们都忧心忡忡:“伴君如伴虎”。“虎”是能吃人的,所以有一种吃人哲学便产生了,曰:“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你若不想被“虎”吃,只有一种选择,即不去伴“虎”,不去做“虎”的臣。但这也不行,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你还是逃不脱,你还得去做“王臣”。
在“君权”的俯视之下,是没有“民权”的。
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百姓的梦想之一,便是能逃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见,“皇帝”并不是一个让人信任的角色。
实际的情况常是:臣子们因为还没有“忠”(“傻”)到“想死”、“爱死”、“找死”的地步,所以不妨一面高喊“武战死,文谏死”,一面生着法儿绕过死亡,高官厚禄,寿终正寝。如此,在绝对的“君权”与绝对的臣服之间,始终进行着一种生死较量。万历皇帝的可爱,是因为他并未得到“帝王术”的“真传”,对臣下的不恭(含着百分之百忠诚)仅仅发一通脾气,小示惩戒而已。
漫游明史的飘逝岁月,大量的感性史料涌入我的视野;我甚至嗅到浓烈的血腥,神秘地漫过历史的荒原,引燃后来人的恐怖,又激发后来人的思索。
朱元璋从刀丛剑棘中走来,他见惯了流血。虽然马皇后以菩萨心肠奉劝“惟以不杀人为本”,但朱元璋每于皇位上稍感不适,即大开杀戒,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一案,洪武二十六年蓝玉一案,共诛戮臣子在两万以上。平时因言致诛、因疑见杀者,比比皆是也。
他的儿子朱棣,从侄儿手中抢得玉玺,也是“杀”字当头,绝少恻隐。建文四年,燕兵破南京,虽未屠城,而建文宫中之宫人、女官、内官诛戮几尽。方孝孺不为其用,灭“十族”,死者873人!
“大明”王朝一开张,天下便弥漾着肃杀的阴氛。一直到万历上台,“杀人游戏”几乎是不间断地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搬演。
诛戮,则出威严;诛戮,则成安定;诛戮后稍加安抚与追谥,则又最易于博取仁君与圣主的美名。在“杀”与“谥”的轮番轰击下,不少怀抱精忠报国之梦的士大夫,甚至不惜以颈血涂抹青史,去换取英名永垂。
结果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帝王的借“杀”以立威,与臣子们的借“死”以显名,竟然平衡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宦海蜃景!看来,“忠”也罢,“傻”也罢,怕也罢,不怕也罢,毕竟是有人迎着死亡大踏步走向一个慷慨的终结了!
这是帝王的“杀人游戏”培养出来的?还是“杀人游戏”的第二步工程诱导出来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但在心灵深处,还是惊叹于这“游戏”于“诛身”之外,又有那么强烈的“诛心”效能,以至于许许多多的华夏英才在被剥夺了第一精魄之后,还要感恩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二、名垂青史的“精神诱骗”
由明万历皇帝一件不顺心的小事,我借机走进明史;绕了一个圈子,匆匆走出,身上早吓出冷汗淋漓。还是隔岸观火好!还是清谈历史好!又麻木地生活了许多岁月,当我即将踏上21世纪的台阶,突然感到自己对两千多年间中国封建帝王的“杀人游戏”的思考,竟然没有结论。
历史云帆高挂,消逝于海天之角,它并不期待后来人的结论。历史,以历史行程为结论。
而我重新开始历史的漫游,完全是书生意气使然。因为,读史而生的忧患,一直萦绕心头:为什么“杀人游戏”成为“帝王术”的精髓?为什么牺牲了那么多的生命仍然唤不起对生命的珍重?为什么血色淡去人们总习惯遗忘曾经的历史?为什么无补于生命的旌表竟能抚慰最惨绝的精神创痛?
既然读史,允许我再一次借历史作证。
前文提及永乐皇帝南京杀方孝孺事,原因极简单——不为我用也。平民遇到这类事,多用“选择术”,工具不合手,再换一件,决然不会一不合用,便加毁弃。皇帝不行,不为君用,等于欺君,罪当诛焉。诛有不当,亦不认账,这叫“杀无赦”。终永乐之世,方孝孺诸案不得翻旋。
朱棣死,其子朱高熾即位,是谓“仁宗”。“仁宗”确实有仁义恻隐之心,八月即位,十一月即赦建文帝“奸党族属”,“并放还家,给还田产”。但这次赦免,是有严格政策尺度的,“奸党”还是“奸党”,“奸党”已受显戮,存下的只有遗属;“可宥为民”者,原本无罪啊!这种留着“尾巴”的平反,已经让受难者感激涕零了。岁月抚平创痛,好像当年什么也没发生。此时,只有皇恩浩荡。
方孝孺呢?铁铉呢?黄子澄呢?齐泰呢?能够笑慰九泉吗?活人满足了,于是便机会主义地替死人颂扬皇恩,一切抹平,皆大欢喜。此时,上距建文诸臣死难,二十有二年。
由此,我总结成一个政治公式:“前皇诛罪,后帝赦过”。再剖论一下,则是:“前皇树威,后帝立德”;或“前皇量刑,后帝布礼”;或干脆说,“前皇赊账,后帝还钱”……
特别具有悲剧性的是建文帝朱允炆。他以“皇太孙”身份入承大统本来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诏命,合法又合情,却偏偏被叔叔抢了皇冠。有明一代,建文帝无追谥;直到清乾隆元年,才由灭掉了明朝的清朝皇帝,给他追谥曰“恭闵惠皇帝”。此时上距建文帝逊国334年!这是一种难以打破的政治纪录。它显示,迟到的春天,有限的生命是等不来的。宽容,总是迟于事变。“宽容滞后”如果“滞后”太久,则纯然是一种安慰(对后人)、一种象征(对政治)。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了建文帝那个最小的儿子。父亲蒙难,他仅两岁。留下一命,拘于禁内,一禁54年。当这个“建庶人”(无名)被释放而出居凤阳时,竟不识牛、羊为何物!亦何悲哉!!
就是那个给“建庶人”创造新生活的明英宗,复辟当月(天顺元年春正月)即将少保、兵部尚书于谦斩于东市(同难者还有大学士王文及太监多人)。明知于谦卫国有功,还要诛杀无赦,盖出于杀一儆百也。杀而又悔,悔又不救,直到他的儿子朱见深即位,才给于谦平反冤案。杀戮与平反,间隔八年。于谦之子于冕,即在父案平反后,由谪戍之地回到家乡,领到原有田产,且袭封“千户”之职。于冕心里,一定是充满第二次解放的欣悦!
竖翻史书,“宽容”虽然“滞后”,魅力却足以粉饰前衍、再布新恩。前皇杀人,叫“臣罪当诛”;后帝昭雪,叫“吾皇圣明”。总之,皇帝永远有理。如果说每一次龙颜大怒都是“罪臣”们在“自蹈死地”,那么每一次迟到的追认或追谥都在“向前看”的鼓励下,引发新的效忠。几乎没有人叩问:设若当日便不滥杀无辜,何必今日旧案重提?劫后余生,后来人似乎不敢再作任何一点常识性的计较。苍天有眼啊,皇天有眼!善恶有报啊,苦尽甘来!思想一旦通达、驯顺到这宿命的自慰,接下来必然是山呼万岁、万万岁了!
让我还以于谦为例,再说皇恩无涯。
明宪宗朱见深给于谦平反,仅是复其官职。这意在显示:英宗杀于谦错了,恢复其原有名号即算“摆平”。
到了明孝宗朱祐樘(英宗之孙,宪宗之子)登基,不满一年,他便加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
又过了102年,在万历十八年,明神宗感到谥于谦“肃愍”不能体现褒扬之意,又改谥“忠肃”。
于谦对此,一无所知。他生命的最后印象是京师苦寒,阴霾翳天。
于冕对此,亦一无所知。在应天府尹的位子上致仕时,他或许以无子而伤怀。
只有杭州、河南、山西的于谦祠里,香火不绝。这是中国老百姓于朝廷的虚幻褒扬之外,用他们的怀念回应历史的吁求。
历史进展到这一步,朝廷的政治功德基本上圆满了。血色淡入忘川的逝波,英名写在木制的牌位上,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讨个说法,说法有了。讨个公道,公道有了。实实在在的生命上,似乎就是为了兑换成史册上一段盖棺定论的文字。生命的实在性,与文化的缥缈性,就这样借一片血色混化为历史的完美!
三、搬石砸足的自我惩罚
迟到的“宽容”,是一种无补于事实的精神安慰。后于事变,后于历史,后于播种与收割,在地净场光之后,说许多不关丰欠的空话;这就使“宽容”的“落实政策”因失落特殊的对象而变得无的放矢。
见怪不怪的是,中国的历史典籍上充满了这种“后发”之势的“宽容”之论。我们姑且称这种源于史家史笔的“宽容”叫做“历史宽容”。经过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一盆浑水终于澄清,所以史书上给许多曾被他们时代误解、误杀、误贬的人恢复名誉。如秦人杀商鞅,罪名曰“反”;秦人杀韩非,罪名曰“不为秦”,经司马迁依史核定,皆为不实之词。这种借助文化反思,在岁月演进中生发的“历史宽容”不在本文议论之范畴,故而就此打住。
我关注的,是导源于皇权的宽严反复。“严”,是权力的“严”,“严”到“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或大辟,或车裂,或凌迟,或夷族;“宽”,是权力的“宽”,“宽”到平反昭雪,官复原职,甚至再追加诸多光彩的头衔。前文,我称这种宽严反复为“杀与谥的轮番轰炸”,历史这么演下来,观众都习以为常了。看杀人,你可以落泪,为好人被杀而落泪;看昭雪,你又落泪,为皇上圣明而落泪。感人的戏文,总是成功的戏文,作为历史悲喜剧的总编剧与总导演,皇权在高高的皇座上微笑:百姓真是傻种!
其实,权力们才是愚昧的。在封建帝制结束了一百年的今天,一个书生的文化反思,相信比一群皇帝高明百倍千倍。
假若明太祖不杀叶伯巨,而且十分重视他上疏中的三点批评(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相信燕王靖难取代建文帝的皇家悲剧就不会发生。
假若明成祖不杀方孝孺,所谓“建文奸党”原本就不存在,也就没有必要因为皇家内部矛盾而再兴文狱、再禁“诽谤”。永乐大帝可以集中精力干更多的好事。
假若明英宗不杀于谦,而且予以重用,边庭之患可以稍解;石亨的谋反,曹吉祥的谋反,就不至两次酿成刀兵之乱。
假若明世宗不杀夏言,不杀曾铣,不杀沈铄,不杀杨继盛……则奸臣严嵩、严世蕃乱政乱国之祸则得以遏制,嘉靖之世必不至使大明王朝由盛而衰也。
假若明熹宗不杀万燝、杨涟、左光斗等人(狱中加害也),宦官魏忠贤专权必受约束,“东林党”连及的“党人”之灾,以及天下书院之毁,都不可能导致大明王朝元气大伤。
“宽容”,对于忠臣的宽容,对于持不同政治见解忠臣的宽容,是封建皇权一直处置不好的一个难题。难在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你只要让我“难堪”,我就让你“难活”,于是出现了“逆龙鳞”的种种因谏(言)致祸的牺牲。这都是政治权力太热衷于“热处理”造成的血腥之案。“热处理”不能永远热下去,此后,便是“冷处理”;“冷处理”的任务是给因言、因文、因诗致祸的忠贞之士平反冤假错案。上文,我于闪烁之间,已经触及到“生命价值”这一“人道”命题,点到即止,不再详述;毕竟,在今天,这一命题已经“常识化”。我想侧重阐明的是:即便一点儿也不衡量生命的价值,单从“政权”的“利益”这个商业化的命题上加以衡量,用“热处理”对政治(文化)异己加以消灭,则害莫大焉。
我所摘引的明代史料已经显示:当政治的、文化的宽容失去了“现代性”(或“现时性”),一律以政治(文化)惩罚取代政治(文化)谅解,首先是主流政治、主流文化自己打碎了一面可以自照的镜子;或者说,在政治踌躇满志对不同(异己)见解或理论实施闪击时,它自己失去了即时改正错误的机会。连一个农夫,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时当春夏,可以补种,不去补种;秋风秋霜里,悔言欠收,又有何用?
“宽容滞后”,在“后时性”的特征充分体现时,反射到政治(政权)主体,这仅仅是一种自慰性的低诉——骗了别人,再去骗自己。
重复着的、一代又一代的追谥(从夏言到杨涟,都被一再追谥),几乎变成了一种政治仪式。为自己博取宽容之名,必牺牲父祖之清望也。倘若透视其中的心灵隐密,我以为并不是良心发现,并不是灵智开启,它或许就是一点标新立异的权变。
谁也没有认错,明英宗不必替明成祖认错,明庄烈帝亦不必替明熹宗认错。只是时过境迁,当事人已死,后人感到没有必要为前人的欠账偿付利息,才将旧债券一把撕掉,换上一张不再欠账、两讫两平的凭证……
正如人死不能复生,历史不因后发的“平反昭雪”而改变,一切既成的危害也不因为对历史有了一纸“决议”或新的统一口径的“共识”而自动消失。终于有一天,人们看到,中国的专制皇权崩溃了,它是在不断强化着对臣民的愚弄时,愚弄了自己,在不断强化着对臣民的惩罚时,惩罚了自己。
四、走出“消解”的文化期待
为了减少枝蔓,我尽力利用自己补读明史的印象性资料,来论证在政治的宽严相济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如何左右逢源的。
说实话,我喜欢明史中的人与事。有时,会感到明朝人离我们很近。明朝人的可爱与可憎都是那样鲜明如绘。
明世宗嘉靖年间,出了个奸臣严嵩,很有名,现在已可见详论严氏父子的专著,但我更喜欢那一群不知死活、屡屡上谏天子的愚臣。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为了皇帝的亲生母亲蒋氏的册文,即要不要删去“圣母章圣皇太后”前的“本生”二字,220名朝臣跪伏左顺门,高呼请愿,哭声震阙。嘉靖帝(时年18岁)大怒,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廷杖。一阵乱棍打过,17人竟毙于杖下。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开始。有悍君,自有强臣,终嘉靖之世,“言官”言事,非言官亦言事,杨最、杨爵、沈炼、杨继盛 皆以谏言杀身,但海瑞仍然抬棺上疏。因为诛戮是“热处理”的,反而在“火线”上成全了一大批不怕死、只认理的男子汉。
到了明熹宗时代,情况已有不同。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头儿,影响着少心缺肺的皇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么多进士及第的朝廷命官,如崔呈秀、田呈、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等,却成为助纣为虐的“五虎”(另有武臣为“五彪”)。李鲁生、李蕃、李恒茂这“三李”,为魏忠贤倡立“生祠”,丧尽了士人气节。淫威之下,必有鹰犬,士人的分化让人怀疑圣人之徒也会蜕变。
做“诤臣”与做“媚臣”,历史上都不乏其人。这要看“智慧”往哪儿用。或看怀抱的是什么“智慧”。当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有二十四大罪时,他早已看到“左右既畏而不敢言,外廷又皆观望而不敢言”,还是坚持了他的“激扬讽议”,不计生灭。上列崔呈秀辈,则“智慧”误用矣!
进一步,死;退一步,生。在生与死的背景下,选择进退,英雄与懦夫自然分为二拨。本文标题我已将“宽容滞后”与“东方智慧”的“自我消解”联系在一起,现在看来并非过虑。中国读书人的聪明,既可能因为“威胁”而扭曲,也可因“利诱”而扭曲,信乎也哉!
因为在“事变”的“现实”状态,政治保持着它的惩创的势能,所以“智慧”蜷曲着,沉默不语;在“事变”的“追叙”状态,政治(文化)宽容已经姗姗来迟,所以“智慧”复苏,高谈阔论。这让我尤其对一切“马后炮”式的文化哲理抱着警戒。由此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大都是在历史走过后,由宽容的政治所允许的中和之音。依照这中和之音的音阶,我们可以吟歌任何历史阶段的悲欢;但是,只要另一个“事变”进入它倒计时的“现实”状态,这“宽容滞后”所允许的歌曲,还是休止为好。于是,我在行文接近尾声时,才较为自信地断言:只有“现实”的政治(文化)宽容,才是有价值的;“滞后”的“宽容”,仅仅是一种“后历史的智慧”;作为“精神”,它不能变成“物质”。
如果希望一种伟大的智慧不在文化的寒暖中自我消解,我们只有选择“宽容”。“宽容”当然不是放纵“毒草”。在一种思想的“群落”里,我们共同承受阳光,我们共同抗御狂风。
乞求“宽容”显然是没有出息的。我们不乞求,只是预测天气转暖的疾缓,播下五谷的种子。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27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17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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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8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23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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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9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24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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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30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27 12:40 

梦 寻 勺 圃
——对张伯英先生迟到六十周年的缅怀

在冬去春来之时,张伯英先生走了。
“勺圃”毁弃,田园荒芜,六十年春花秋月,连婴儿的记忆都已衰老,何况后知后觉们原本就没有记忆!
所幸,他在纸上、石上留下了铁划银钩的墨痕。高蹈于“碑”、“帖”之上的,是一位诗人、学者艺术版的遗嘱。
张伯英先生是徐州文化史上最后的“儒者”。“儒”家者流,曾是一个人群。他们集结于先秦,游文于六经,志在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而已。好景不长,遭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儒”的第一大劫难。汉朝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们“学而优则仕”,经历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两千年大幸福。
张伯英先生赶上了科举考试的末班车,登科中举,光耀门楣;可惜大清王朝的衰亡,中断了他的仕宦宏途。既无缘于庙堂,遂转蓬于江湖,发为文,发为诗,发为书,皆末技也。这叫“无心插柳”。而在张伯英先生心里,他最认同的角色,也许还是那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
“儒,柔也。”这是《说文》的权威阐释。
大抵为了遏制“伯英”这个名字的“英霸(伯)”之气,先生的谱名被定为“启让”,与“让”字呼应,先生的字选了“勺圃”二字。“让”字,最早见《尚书•尧典》:“允恭克让。”那是宏扬帝王之德的褒词。“勺圃”,直解为“一勺之圃”,真是小而又小的一方生存空间。
或许这就是“儒”的宿命。在一个封杀了“儒”的“后秦”时代,张伯英被禁锢了政治生命之后,大约只能“游于艺”了——这还是孔圣先师的教导;而遗憾在于,此时的“艺”,早已舍弃了“六艺”中礼、乐、射、御、教的必修科目,仅留一片“书”的方寸。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书家”鸣世,非张伯英先生素志也明。
榆 庄 远 眺
2004年春夏之交,为撰写《徐州历史文化丛书》的《徐州名人》卷,我请孙统义先生引领,初访张伯英先生的桑梓之地铜山县三堡镇榆庄村。绕庄有碧水如带,远眺有青山为屏,惊叹是一处风水宝地。
在先生的书法传人孙鸿啸老人的农家小院,听孙先生说张家旧事。鸡鸣犬吠之声,穿透百年岁月,从西南面的张家老宅传来,让我眩惑于“今”即是“昔”,“昔”即是“今”,在今昔迭印中,张伯英先生的青春岁月已经永远留在了榆庄。
清同治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871年9月8日),张伯英诞生于榆庄故宅。名讳伯英,谱名启让,字勺圃,一字少溥,成年后又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
榆庄还叫榆庄,但今日的榆庄人已不再是当日的榆庄人。低徊俯仰于绿杨烟霭之中,哪一片世纪的砖瓦,还能向我诉说张伯英先生的童稚与青春?
旧地重游,往往是新梦的点燃。在榆庄的楼堂瓦舍间穿行,我恍然于日月逆行……
明中叶嘉靖年间,浙江绍兴人张棋过江渡淮,看中了铜山县的好风水,遂定居于铜山吕梁。这位叫张棋的山阴人,就是张伯英的十二世祖,也即是徐州山阴张氏的始迁祖。
至张棋子应科,张家又移居徐州城。应科子张垣(又名垣崇),字曙三,明朝武举,以荐任河南归德通判(正六品)。明末动乱,以身殉国。
垣子胆,明崇祯癸酉(1633)武举,随父任归德营参将。父死难,率所部直击叛帅。入清,随豫亲王南征,授副总兵职。积功,疏题天津总兵,廷议会推开(封)归(德)提督总兵(从一品)。因受中伤,毅然辞军职,回徐州养亲。后诰授骠骑将军。张胆的人生亮点是义修荆山桥。该桥全部巨石券砌,长362丈5尺,顶宽1丈9尺,共40余孔,耗银26800两,历时两年始成。湖流巨浸,七省孔道,因此桥而成坦途。
胆六子,其中五个儿子身膺重任。其次子道瑞,即张伯英八世祖。道瑞,字履贞,武进士出身,仕至福山游击,署徐州副总兵。
道瑞孙朝锦,字霞抒,恩岁贡生,官上元(江宁)训导。在他未做官前,曾拜了张伯行为师修程朱之学,且以仁义称著。某年岁饥,他出粟数千斛(一斛五斗,约百斤),救济贫乏。可惜,朝锦英年早逝,未能有大功于社稷。
朝锦子随,字子正。因父早殁,随事母极孝。其母石氏,为徐州知州石杰(浙江桐乡人,进士,于乾隆二年出任是职)之女。每当母怒,张随总是长跪自责,直到母亲气消怒解。
随子省斋,字鲁门,以附生议叙盐运知事,积军功,加州同衔,世人咸称清毅先生。清毅先生出仕时,捻军之乱方炽,他练丁壮,组民军,筑圩寨,建社仓,堵御捻乱,有功地方,逝后祀于徐州乡贤祠。这位清毅先生即是张伯英先生的曾祖父。
省斋之子达,字卓堂,为张伯英先生祖父。张达不到十岁,“七经皆成诵”,“为文援笔立就,嗜今隶书,得颜平原遗意”。成年,张达奋身军旅,亦未尝一日废书。他曾经表白:“学当识其大者,非第沾沾腥腐之文为科目地,而世之少自异者,又耗心力于考证,纤琐以为博,支离以为新;其于身世之大,所以自治治人者,反在所略,是相率出于无用也。”忆及这么一位能文、能武、能修身、能治世的书法家祖父,后人自可从“家教”方面探知张伯英成才的必然性。
张伯英先生之父名仁广,字溥原,以“通判”衔,分职东河,前后治河三十年,调钱发物,一尘不染,“未尝乞贵人”,亦“不假人一钱”。入民国,遂不复仕,“读书作字”,终老乡里。
此时此刻,榆庄静悄悄,榆庄平淡淡。谁知道,隔着岁月,这儿也曾经藏龙卧虎!
生活过,就是生命;存在过,就是永恒。如果你认为追怀是虚幻的,那么榆庄内的老宅以及榆庄村西的老林,则早已先于我的追怀而将一切尘封。我相信,历史一定是以历史的自信储存记忆的。今天,这记忆只是有选择的复活了一小部分,仅此一丝亮光,已经再现了绝代风流的奇异。
同治十年辛未,吉羊之岁,七月炎夏,那份酷热与酷热中的葱绿,一定依如今世。在这个不缺水草的月份,一个羊命的婴儿降生。无须看“八字”,溥原公与陈夫人便对长子的降生抱了极度的乐观。
这一年,卓堂公亦晚年得子。张伯英一出世,就有了一个同庚同运的小叔叔,这就是张从仁(云生)。张从仁的不幸是,出生不久,生母去世;而他的幸运则是,大嫂刚生了侄子,一乳哺二婴,叔侄有如双胞胎一样,得到了最温馨、最公平的呵护。
诗礼之家,经书启蒙,张伯英与张从仁从牙牙学语开始,就被一种浓浓的书香与淡淡的槐香吸引着,步入了耕读互济的人生设计。
张伯英诞生后,又有三个弟弟相继出生,他们分别是铭让(仲警)、猷让(叔庚)、循让(季遵)。这个家庭,祖父与父亲出仕在外,祖母金太夫人卧病,四个姑姑待字闺中,故全家上下,只有伯英之母陈夫人主政。遥想当年,她才是个二、三十岁的女子,却自觉以《朱子家训》为参照,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自奉俭约,法肃辞严。张家虽佃田百亩,不愁吃穿,谁若抛洒一粒粮食,她都要立予训斥。待儿子们依次进到私塾读书,除完成老师布置的课业外,她还要日日耳提面命,进行忠、孝、勤、俭的教育。“母教”,是张伯英兄弟的人生启蒙。
清光绪元年(1875)乙亥,张伯英五岁,与其叔父张从仁入村塾读书。两个五岁的娃娃走入课堂,书包里除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及《论语》等课本外,还有一方沉甸甸的石砚。这方石砚是张伯英祖母金太夫人的奁中之物。秘藏多年,终于等到了幼子、长孙双双入学的吉祥时光。砚为钟式,背镌梅花鹿、灵芝草及万字,暗寓“福”、“禄”、“寿”三愿。这方砚,由张伯英叔侄二人共用,陪他们走过了十年寒窗、两度科考,一直到1938年日寇占领徐州,家中文稿荡然无存,此砚仍在榆庄家中幸留。后人解读金太夫人赠砚的爱心与苦心,或许是人生宿命早已规范了张伯英这个书法巨擘的沉浮行藏。
村塾学童的生活,无趣而漫长。所幸,张伯英读书成瘾,写字有癖,到十岁时,他临写颜鲁公《勤礼碑》已经有模有样。春节将临,他随父亲溥原公去从叔幼卿先生家中拜会,适见幼卿先生正在书写春帖。初生牛犊不怕虎,伯英遂效其笔势,一挥而成,点划成阵。两位长者(其实才年届而立)亦颔首称许。
清光绪九年(1883),张伯英十三岁。七年多的寒窗苦读,他已经将四书五经吟诵如流。这一年,宿儒王蕴山担任了他的经史导师。在学识拓展的同时,他的书法功力亦日渐深厚。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伯英随母亲去外祖父家省亲,在外叔祖陈逊斋先生处,他意外获赠了《清河书画坊》一书以及明代书法名家王铎书法屏条一幅。一书一屏,让张伯英展玩不厌。小小年纪,他已经明白:艺无止境,天外有天。从此,他练习书法更加刻苦而自觉。
清光绪十一年(1885),张伯英十五岁,已经是一位英俊少年。而在他的村塾中,又来了一老三少四个人。老者是他的新老师徐忠清(葵南)先生,少者则是徐先生的长子、次子和幼子。徐先生的幼子即张伯英的终生挚友、此时年仅五龄的同窗伙伴徐树铮(又铮)。师生相识,徐先生即以徐州府学山长刘慈民先生的《偶句集古》相赠。
徐葵南先生家于徐州城南四十里萧铜交界处的醴泉村,为徐州宿儒,多年来均以教馆受聘于徐州城乡。溥原先生延徐葵南先生入塾为师,既考量到儿子的学业渐广,又考量了葵南先生的学海渊深,所以才作了这个影响张伯英一生一世的决定。
榆庄村塾最后两年的攻读,让张伯英完成了道德文章的飞跃,也让童稚而又聪慧的徐树铮深深地记住这位异姓兄长……
在这一时期,因徐奎南先生还在徐州守备李秀岭的家馆任教,张从仁、张伯英叔侄亦曾在李家附读,遂与李秀岭之子李辅中相识。
而当我与孙统义先生徘徊曲径的时候,榆庄的新篁新柳早已漠然于昨天的霜风。我有一种迟来的失落与怨悔。其实,前人是没有耐心等待后人的。
彭 城 追 忆
回徐州不久,我就完成了张伯英小传的初稿。即便在定稿付印之后,我仍然遗憾于不能勾勒出张伯英在徐州生活的动态画面。
主航道云帆高挂,六十年中流放舟,谁还会注意小河湾里的风景?只要你想刻意回避,你就能修养成只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甚至不见泰山的本领。
浏览中国二十世纪的“书法”艺术史,张伯英无疑是一座被人故意漠视的峰峦。这是一套思想的魔术。灯光一闪,大幕一开,山岭消失了。于是,有人快意于创造了一种随心所欲的历史。
当我续上思念,准备在云龙山麓遥想张伯英的青春神韵时,一砖一瓦的物证都没有找到。云龙山还在,云龙书院消失了。而后人出之旅游、或纪念目的而垒起的墙垣,压根儿就与当年的精舍讲堂沾不上一点儿边际。
清光绪十三年(1887),张伯英十七岁。告别榆庄村塾,步入徐州府学的殿堂。在云龙讲舍里,由江南鸿儒冯煦(蒿庵)先生主讲经纶;在云龙明伦堂,由地方硕学王鹤琴主持会课。一时间,徐州青年才俊如祁世倬(汉云)、陈弢素(璞完)、王学渊(惺三)等,咸聚云龙书院。明师指点,挚友砥砺,张伯英漫步于九曲云龙山头,感受了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超越。这一年,祖父卓堂公将珍藏大半生的万寿祺(年少)《遯渚倡和集册》交给张伯英保管,以示寄托。次年,张伯英随祖父游历金陵,得书法名家包世臣所著《安吴论书》、《艺舟双辑》诸书,受其影响,此后习书每以北碑为宗。回徐州后,勤习《龙门二十品》及《张玄墓志》,故其书法结体谨严,骨力雄健,每为蒿庵师称道,许为后起之秀者。
清光绪十五年(1889),张伯英年十九。是冬,迎娶夫人崔右铭(敬宜)。夫人与先生同庚,乃铜山缙绅崔弼均之女,能诗善画,且精于装治碑刻拓本。婚后,相继得长子寿慈、长女慈慧、次子恺慈。为家庭生活计,张伯英始于徐州城内设馆授业。从以人为师,到做人师表;从为人子,到为人父;张伯英在二十岁左右就完全走向了人格独立和思虑成熟。
大清王朝气数将尽,而张伯英似乎还不能忘怀于登科进仕。一边授徒,一边自修,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伯英二十七岁,终于考中了丁酉科拔贡,依例,出任直隶州州判。
前路一派光明,张伯英踏上学而优则仕的康庄大道。乐极生悲的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崔夫人因上一年生育次女慈勤而染病不治,竟在她三十一岁时撒手人寰。张伯英痛失爱妻,作《崔敬宜传》以寄哀情。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诏补并行庚子、辛丑恩科,张伯英赴金陵应顺天乡试,与其叔云生同科中举。发榜之前,有乌鸦在榆庄村的树上大声鸣叫。闻其声,张宅上下皆惊,以为不祥。独陈夫人大声说:“乌鸦乌鸦来报喜,一科两个举。”不几日,信差报捷,叔侄同登,传于乡里,蔚为佳话。为了以示区别,乡人称张从仁为“老举人”,称张伯英为“小举人”。
京 华 相 思
妻子去世后,张伯英度过了四年孤寂的岁月。光绪三十一年(1905),续娶夫人段端书。段夫人出萧县望族。婚后,相继得三女慈祺、四女慈融、五女慈荃、三子宇慈。
远方的呼唤传来,张伯英应时而动,跨出徐州城门,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先是随时任广东雷阳道台的萧县段书云(少沧)先生赴广东襄理文牍,并兼任其家馆教职,后出任广东学务公所课长。旋北归,先后任安徽省视学、津浦铁路南段总局文案,并入南京高等学堂研治新学。宣统二年(1910),张伯英当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前的南京,文人荟萃,墨客云集,早已中了探花、曾任安徽巡抚的冯煦先生此时以苏浙皖三省“查赈大臣”的名义驻节南京,张伯英重游师门,相与论诗衡文,兼及金石书画,眼界更高,腕力更强,善书之名,闻于金陵。宣统三年(1911),辛亥军兴,张伯英设馆于南京下关,与徐树铮同寓。经徐氏引荐,入第一军任秘书。
在新旧交替之际,张伯英以他“不惑”之智,一步跨入民国时代。徐树铮的引荐至关重要,但张伯英四十多年的学养积累和人生历练毕竟是他成功的关键。
此后的路,比较顺畅。民国元年(1912)四月,张伯英由南京转赴北平,出任民国政府陆军部编纂,次年,改任陆军部秘书。民国四年(1915),兼任徐树铮所办北平正志学校教习,教授国学及书法。民国五年(1916),出任民国政府国务院秘书,兼陆军部秘书。民国六年(1917)获准拓印故宫所藏《三希堂帖》及《快雪堂法书》,并作校勘。触摸皇家珍存秘藏,让张伯英深受启迪,从此,他告别了残存的那点江湖情结,而获得了纵贯古今的庙堂气度。
民国七年(1918)一月二十八日(丁巳年腊十六日),张伯英于隆福寺书肆购得宋拓弘文馆本王羲之“十七帖”。带回寓所,与溥原公鉴赏。千古名帖,父子同阅,欣欣之意,不能自已。溥原公特作阅帖赞,命先生书于“十七帖”后。自兹,张伯英遂以“小来禽馆”名其书斋,并特制“铜山张氏小来禽馆”印,钤于是帖之卷首。这一年,张伯英出任国务院秘书厅帮办。次年,因病请辞帮办职及陆军部秘书职,仍以“参议上行走”,留厅视事。民国九年,溥原公去世;民国十二年,陈夫人去世。张伯英葬先人于榆庄西二里之王桥西、塔山之前。张伯英请挚友、光绪解元、京师大学堂教授、正志中学教务长姚永概为父亲撰述墓志铭。这则墓志铭借张从仁之口,说出了对张伯英兄弟的评价:“吾兄诸子,伯英得其学,铭让得其勤,猷让得其慎,循让得其淡。至于志行坚卓,兄所独也。”
治丧毕,张伯英在徐州居数月,会亲访友、诗歌唱和之外,还搜集了十余方汉画像石,并得拓片数幅。无意之间,张伯英成了徐州汉画像石的首位收藏家与研究者。这一时期他收藏的汉画像石,在共和国建立后由其次子恺慈(孝遐、晓霞)全部捐赠国家,成为日后建成的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最初的珍藏,。
民国十三年(1924),张伯英五十四岁。年初开始,他将自民国十一年夏天手录所藏的北魏墓志一百零九篇装订成册。过录全用正楷,深得北碑神韵;因意在存文,故既有文史价值,又可以窥见张伯英小楷功力。
同年,张伯英就任民国临时执政府秘书,这一年,一位日本人委托中介,欲以二万大洋购买先生所藏“十七帖”馆本。先生执于善本国宝不可流于外人之手而拒之。
秘书长。虽政务繁巨,但稍有闲暇,先生即投身碑帖研究。当年春,他喜获包世臣手稿四通,内有《十七帖疏证稿》。同时,他再次获准拓印《三希堂帖》数通,续为校勘。因恐善本流失,张伯英特将《十七帖》馆本转售教育部。入冬,北风萧杀,京华奇寒,从河北廊坊传来惊天噩耗,先生同窗挚友徐树铮将军被冯玉祥部下刺杀。
张伯英痛感政途险恶、国事难为,遂于民国十五年(1926)春天病辞临时政府各职。进京十五年,皆赁屋而居,五迁(东城报房胡同、大石作、慈慧殿、法通寺、东四十条)之后,他在好友张相文(蔚西)先生的帮助下,购得北京地安门外北官坊口十三号旧宅一所。因处明相李东阳(西涯)旧居李公桥之东,乃以“东涯老屋”命室名,自兹书法作品始有“东涯老人”之署。
彻底脱离了政坛,张伯英以一个独立文化人的身份,自励自强于北平这个文化之都。一心无牵挂,矢志于他的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又经二十多年磨砺,一个书法巨子得到了时代公认。
若从生活上看,张伯英的活动范围日渐狭小。北官坊口旧宅,坐北朝南,三进院,正厅三大间,三进正厅连接东西两厢,厅前一大院,院中花木扶疏。正厅窗明几净,为张伯英披览诗文、临池弄笔之所。苟无外出,他的一日劳作,均在此厅。会客,则多在前院西厅“汉画室”。再西的西侧房,是张氏家塾,儿孙辈读四书五经,均在此。
若从交谊上看,辞职后的张伯英基本上不再与政界、军界人物交往。过从甚密者,非诗人、文人、即书家、画家。定居北官坊口前后与之交往的文化人先后有林纾(琴南)、梁上栋、赵椿年(剑秋)、齐白石、姚永概(叔节)、华世奎(璧臣)、白坚(坚甫)、秦树声(幼衡)、傅增湘(叔和)诸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惺惺相惜,同命相怜,这有助于张伯英在集思广益的吸纳中酝酿时代英华。
2005年初春,我与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周传家先生从后海北街的恭王府绕行去鼓楼,过北官坊口,按图索骥,终于也未进得张伯英故居。事后我安慰自己:即便踏入先生故居,又有谁烹茶待客呢?北官坊口十三号将不断迎来它新的住户,但它的老房东已经塑造了北官坊口十三号永恒的品格;作为回报,这处旧宅亦将不息地复活思念。
值得思念的历史,永远有凡夫俗子难以企及的精彩。
这里应该有三十万字的铺排,才能再现张伯英先生七十九年的峥嵘。这里应该有八音交融的旋律,才能告慰张伯英先生厚德载物的寂寞。而我,却只能将思念剪碎,希冀它化成漫天的花雨……
张伯英先生是大智慧。
大智慧明于进退。徐树铮死,张伯英退,这是先生在用自己的余生酬报知己。新进者以为段政府前的学潮惨案促成张伯英辞职,误矣!
1937年,王克敏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三次登门邀约张伯英出山任职,张伯英不为高官厚禄所动。最后一次谈话闹到面红耳赤。王说:“你就是诸葛亮,我三顾茅庐也该出山了。”张答:“我没有诸葛亮之才,但我可以效仿诸葛亮之德。”
在日寇侵华的危急关头,张伯英支持长孙儒和参军御敌。此后儒和抗日负伤,立功疆场,兵退台岛,升任“中将”。由此反证,张伯英的暮年退养,并非人生绝望,在他的督责下,诸子诸孙皆激流勇进,各显风流。
大智慧明于使命。一人一个命,有醒有不醒。张伯英是醒者。他醒悟于生命的短促和使命的神圣,总能集中心力去完成独属他的宏图大业。有人把张伯英看成鬻书延命的书家,此乃大误。翻展六十二卷、一百四十万言的《黑龙江志稿》,我们才知道何谓“学问”、何谓“学问家”。就在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将中国东三省鲸吞的危急关头(1929—1932),张伯英为黑龙江编省志,爱国情怀,不言自明。
如有闲暇,我们还应该依次展阅《徐州续诗徵》、《东涯随笔》、《法帖提要》、《阅帖杂咏》、《庚子消夏录》、《小来禽馆诗稿》诸书。这是张伯英遗惠后人的精神财富。虽然“公产”公享,但是徐州人、徐州文化的幸运,并不在于坐享其成。要认识,要理解,此后才是真正的继承与发扬。《阅帖杂咏》是张伯英的诗体书论,论深论浅,自在人为,仅其韵语妙言,已让后生赧颜。“帖评近著徒纷繁,稍喜惜翁知本原。难与浅人为深语,妄云所作尽空言。”隔世重读,谁敢以“空言”相薄?
在思念的最表层,我惊叹张伯英“彭城书体”(伯英体)那熔铜铸鼎的沉著与雄浑。有人用“根植汉魏,化以苏黄,自成面目,不落窠臼”为评,得其仿佛。先生的入室弟子启功、孙方等人,继其志,传其艺,海内共仰,始知张派书法后继有人。
1949年1月14日(戊子年腊月十六日),张伯英病逝北平寓所。闻讯,齐白石老人于《阅帖杂咏》册后题诗致哀曰:“写作妙如神,前身有夙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
六十年一轮回,又到鼠年岁尾。迷雾渐消,霜月澄碧,冷静的季节,让我们对前世、对今生都有了冷静的理解。张伯英功德圆满,实现了他的人生设计。后来者何去何从,只有让后来者自我选择、自我修持。
2008年12月19日于益芳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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