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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泗如有待 千秋曜魁星
——李蟠生平简述 有人说，李蟠是徐州千年科举史上唯一的“状元”。这话自有其文化背景，但不甚准确。鉴于徐州的第一位“状元”邵世矩所依托的“齐”朝过于短命、且有“傀儡政权”之嫌，所以邵世矩“第一状元”的文化定位不为大众熟悉。邵氏事略，见《沛县志》、《徐州府志》及《徐州廉吏》诸书。此为题外话，先予说明，当无碍于后人对邵世矩与李蟠的评价。 一、李蟠的“籍贯” 李蟠（1655—1728），字仙李，号根庵，又号莱溪，清江南彭城县人，为彭城望族李氏之十一世孙。 鉴于“彭城县”于李蟠逝世后的第五年、即雍正十一年（1733）改为“铜山县”，故李蟠又可称为“铜山人”。复因李蟠故里之程子院村于1953年徐州区划调整时划归丰县，所以，当代复有“丰县人”之说。而据李鸿民先生《家世说源》载：“（彭城李氏）徐州一支究系何时迁来？史无记载，据推断，当在五世至八世之间。”若以“五世”算，是为李蟠曾祖之曾祖；即以“八世”算，亦为李蟠之曾祖。依照户籍“落地生根”之原则，说李蟠为“彭城人”或“铜山人”较宜；但这又不妨碍说李蟠“祖籍”于丰县。 二、李蟠的功名之路 李蟠虽“状元及第”，但因有“己卯科场案”牢狱之灾，而宦途中辍，大功未成，故生平事迹不见载于“国史”。有载，也只是关于李蟠考中状元及己卯顺天科考案的点滴资料，如《清史稿•本纪七• 圣祖本纪二》载： ──（康熙三十六年）秋七月癸未，群臣请上皇太后徽号，三上，不允。乙未，以朔漠平定，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先师。赐李蟠等一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晋封大将军伯费扬古一等公，参赞以下各授世职。辛丑，免旗兵借帑。乙巳，遣官赉外藩四十九旗兵。丁未，上巡幸塞外。 如《清史稿• 卷一百八• 志八十三•选举三》载： ──康熙三十八年（1699），帝以北闱取士不公，命集内廷覆试。列三等以上者许会试，四等黜之。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御史鹿祐劾顺天闱考试不公，正考官修撰李蟠遣戍，副主考编修姜宸英牵连下吏，未置对，死狱中。宸英浙江名士，善属古文，举朝知其无罪，莫不叹惜。 如《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五载： ——康熙三十八己卯（1699），皇帝在八月辛未（初六），任命翰林院修撰李蟠为顺天乡试正考官，翰林院编修姜宸英为副考官。十一月丁酉（初三），“江南道御史鹿祐，疏参顺天乡试正副考官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等，以宾兴论秀之典，为纵恣行私之地。实为有玷清班，请立赐罢斥”。 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顺天乡试，所中式者，童稚甚多，物论腾沸，大殊往昔。考试系国家大典，所当严饬，以示警戒。御史鹿祐，题参可嘉。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将李蟠等严加议处。”。三十九庚辰（1700）正月辛酉（二十七日），“覆试顺天己卯科中式举人”，次日，康熙帝复谕大学士等曰：“昨览覆试之卷，今科乡试，诚不允当。派出监考阅卷诸臣，亦甚懦弱。诸臣不拟题启奏，反强请朕命题。又谓所学疏浅，其试卷亦屡请朕定其优劣。朕不允行，仍令诸臣较阅。诸臣倘怀顾忌，不分满州、汉军及南北卷，总合一处，定其次序。朕以为宜按项定其差等。况诸臣俱系制艺出身之人，而寥寥数卷，反不能较阅耶？朕于诸事，惟期合宜耳。虽宗室大臣之子，岂肯徇情？诸臣有何畏忌？即令乡会试科场，俱遣官考试，朕何尝主试？此试卷，朕亦大略阅过。尔等持出，传谕九卿科道，齐集详阅具奏”。二月乙丑（初一），奏事主事存柱，捧出康熙三十八年中式举覆试文卷，传谕大学士等日：“此科中式举人，因有情弊，为人指参。朕亦闻外议纷纭，故行覆试，以验其实。朕亲命题，特命皇子、重臣、侍卫，严加监试。朕初谓必有不能终卷者，及阅各卷，俱能在文，尚属可矜。至于落第者，在外怨谤，势所必有，焉能杜绝？诸生试卷，著学士布泰赍回，将朕此意，传谕九卿，即于九卿前启封。照所定等第，缮写进呈。”又命中书班第，复传谕曰：“朕弃时文已久，览今文体，较前稍变。诸生试卷，朕一一观其大略。诸臣所拟等第俱当。三等以上者，皆可观。有在三等，朕拔置二等者；亦有在四等，朕拔置三等者；四等果属不堪，著令黜革。三等以上者，仍令其会试’” 史载不详，这是后人漠然于李蟠生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好在地方史志、李氏家谱及私人著述等对李蟠生平事迹尚有记述。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刊行、即由余家谟修、王嘉诜纂的七十六卷本《铜山县志》，该书卷五十《人物》中，依次载有李向阳、李弇、李蟠、李杜、李光璧祖孙五代生平事略。该志所录《旧志•圭美堂偶然集序》收录蒋攸銛《修撰李公传》，是为所能见较早之李蟠传略。再如清同治本《徐州府志》卷八之《选举表》载有李向阳、李蟠科举记录。该志卷二十二《人物传》载有李蟠事略。而最大量的资料是来于《李氏祖谱》和李蟠的《偶然集》。综合这一系列的资料，我以为王顼龄《根庵七十诞辰序》、蒋攸銛《修撰李公传》、孙运锦《根庵公传》是理清李蟠生平最重要的史料文案。 据《根庵七十诞辰序》载，“幼年梦神人受一金盒，启之有状头之祥。读书一目数行，过辄成诵，操管滚滚数千言，刻烛立就，而气昌理正，法备词腴，直追唐宋诸名家手笔。试必冠军，入词场文坫，与海内诸名士角艺，靡旌帜，破壁垒，决不肯作第二人也。” 据《修撰李公传》载，李蟠“幼歧嶷，读书十行俱下，为文洋洋数千言，下笔不加点。康熙二十九年举人，三十六年成进士。制策问军政、吏治、河防诸事，蟠条对剀切，治河策尤称上意，遂擢为一甲第一人，授修撰，入国史馆，纂修《一统志》。会暹罗来朝，赐蟠一品服，命充馆伴。蟠宣扬德意，音出如洪钟；使臣额手，庆得识天朝第一人物。” 据《根庵公传》载，“公幼歧嶷，读书十行俱下，为文洋洋数千言，下笔不加点。弱冠补博士子弟。慕东南山水之胜，买棹渡江，遍历吴山、天目、钱塘、镜湖，三阅月而归，文亦奇横。康熙庚午举于乡，丁丑成进士。制策问军政、吏治、河防等事，公条对剀切详明，其治河一策，尤称圣意，遂擢为一甲第一人。胪唱时，上为破颜，为得人喜，且以徐方濒河，公徐人，睿鉴故不爽也。时，殿试展期孟秋，方酿雨，郁蒸殊甚，公体胖不支，执笔莫能下。薄暮得雨，燃烛握管，漏下三商，殿上人寥寥，监视王公大臣趣公，公仰视曰：‘皇上以国计民生策士，亦欲多士以嘉谟入告尔，诸公不使尽一日所长耶？’雨后风大作，殿高敞，烛不能燃，监视官命从人以毡幄公案。既得高第，诸公乃啧啧叹公伟度。” 孙氏《根庵公传》的可贵之处在有两点，一是记述了东南游历对李蟠视野拓展的意义，二是描绘了李蟠殿试的具体情节。东南游历事详见李蟠《与吴丰玉书》，殿试后情节则详见李蟠《报母家书》。 综合历史资料，后人能够粗线条地勾画出李蟠的生命轨迹： ——因祖上数代皆以耕读传家，其父李弇、其祖李向阳又为科举入仕，所以李蟠自幼即受到正规而良好的六艺、五经之教。 ——李蟠自幼聪明过人，读书一目十行，为文洋洋洒洒。 ——李蟠的读书道路亦有曲折。“少自放弃，不事诗书，饮酒纵博无虚日；忽一旦，买棹走武林，由淮抵扬，涉长江，遍历嘉苏，登吴山、天目之巅，渡钱塘、望海门、泊西湖者，三阅月，耳目为之转换，心胸为之荡涤，魂魄骨髓为之沐浴而剔濯，恍惚若有所得，亟怀之而归。归，辄键户，不复出，常凝坐一室，前所阅历，觉时时在侧。每夜探书，见夫纵横排宕、波涛万顷者，则江声在吾户牖也；见夫奇壁插天、嵯峨万状者，则名岳起吾方寸也；见夫含英咀华、秾纤毕具，青黄紫绿，炫目移情者，则为鸟语花香，供吾清玩也；见夫锦绣绮縠，粉米鱼虫，辉煌焜耀，异珍罗列者，则崇楼峻阁、市井庐廛，列吾几席也。如是者三年，无时而非曩所游者，无地而非曩所游者，私心常恐人知，有来分吾好者，而世人固不知也。”此李蟠夫子自道，当真实可靠。无浪子回头及顿然醒悟之经历，定无后来之金榜题名。 ——李蟠于康熙十三年（1674）为“生员”（秀才），康熙二十九年（1690）中举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中进士一甲一名（状元）。其年龄分别为二十岁、三十六岁、四十三岁。这证明李蟠是大器晚成的。 ——李蟠的成才，除父、祖之教外，“母教”的作用不可或缺。其母董氏，“家世江都，后以军功移镇辽东，遂入籍于广宁；及外祖问羲公复籍江都，举天启甲子孝廉，历任前礼部仪制主事，与先王父为同榜，因缔姻焉。”董氏淑惠，“夙娴《内则》，动必合经……躬操家政，内外肃然……抚幼叔三人，幼姑三人，提携保抱，护爱备至。”教育李蟠，“尤义方有训，俨若严师。每呼蟠而诏之曰：汝家累业诗书，汝祖、汝父有隐德，汝生之辰，青麟应兆，后世有弗昌，昌必在汝，汝其勉之。”当李蟠高中状元时，其母反生隐忧道：“吾儿志大而疏，今邀荣逾分，恐贻陨越忧。”后李蟠被谪，其母反而安慰道：“安遇顺时，闭门悔罪，诚可回天，必有还期，当为母子如初。”“诚可回天”，让老人家说对了。可惜，老人已走。 ——李蟠独占鳌头之荣耀，后人虽可想见，但总归朦胧。其《报母家书》因系私家信函，故描述最为详尽而真切：“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殿试，七月十七日胪传……十七日黎明，天子升太和殿，王公大臣朝贺毕，新进士百五十九人倶跪丹墀阶下，听后胪传……殿上方高唱，第一甲第一名某人：如是者三还，不敢应……内大臣方于众人丛中，拉起，领向丹墀跪下，对天颜不过咫尺矣……传旨，状元押榜出中门……簪花披锦，饮酒上马，鼓乐前导，伞盖旌旗，簇拥载道……大堂下马，谢恩饮宴，居中，南面坐……次日，赐恩荣宴于礼部……第四日，召至午门，赐晶顶金座朝帽一顶，锦地蟒花袍一件，银带缨络、汗巾、合包、佩刀、朝靴、锦袜……五日，状元率进士上谢恩表。旁午，天子御保和殿召见，问里居、世系、年庚，一一启奏……六日，上翰林院任……八月初二日，状元率诸进士行释菜礼。一人独立丹墀，鸣赞唱……”邀此恩荣，李蟠虽感惶恐，但是他依然清醒：“读书之愿虽完，立身之事方始，不敢博名高，不敢务骤进，多读书，近正人，无贻羞于祖父，无贻累于子孙而已。” 三、李蟠的短暂仕途 丁丑科擢一甲第一人后，李蟠被清王朝授于“翰林院修撰”，入国史馆，纂修《一统志》。至于传记所载“暹罗来朝，赐蟠一品服，命充馆伴”事，乃临时安排。赐一品服，而非一品官。 考“翰林院修撰”，乃“翰林院”常设中级官职。远在周朝，即设此职，其名为“外史下士”。后周改称“著作中士”，至唐朝，称“史馆修撰”；至金代，始称“翰林修撰”。元朝，称“翰林国史院修撰”。明代则直呼“修撰”。清代因之，惟多少无定员。虽然官秩仅为“从六品”，但限定要“授第一甲第一名”，即非“状元”不授。 出任翰林院修撰一年，李蟠的主要精力放在编辑《一统志》上。《一统志》为记载全国舆地之总志，元朝始有此名。元有官修《大元大一统志》，为继承唐《元和郡县志》与宋《元丰九域志》等总括性的全国舆地志书而作，今此书已佚。明有官修《大明一统志》。清有官修《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等，李蟠参修之《一统志》即《大清一统志》。 康熙三十八己卯（1699），康熙皇帝在八月辛未（初六），任命翰林院修撰李蟠为顺天乡试正考官，翰林院编修姜宸英为副考官。这种安排，亦为清朝惯例。顺天乡试考场设于京城，故主考官，总是由上一年的新科状元担任。 依制，顺天乡试共考三场，八月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考卷改毕，依次择优录取，并于九月五日放榜。顺天乡试发榜后，物议沸腾，落第考生揭文于市，斥责正考官李蟠、副主考姜宸英瞻顾情面，纳贿徇私，所取皆朝臣及官家子弟。更有人指责李蟠投靠内监鲍三老，品行不端，贪财如命，考试前后收受贿银一万多两。并编一歌谣讥讽为：“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 揭文一出，京城哗然。当年十一月丁酉（初三日），江南道御史鹿祐上疏康熙皇帝，弹劾顺天乡试正副考官李蟠、姜宸英：“以宾兴论秀之典，为纵恣行私之地，实为有玷清班，请立赐罢斥。”见疏，康熙帝大怒，即告谕大学士等：“顺天乡试，中式者童稚甚多，物议腾沸，大殊往昔。考试系国家大典，所当严饬以警戒。御史鹿祐题参可嘉。”同时传旨：“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将李蟠等严加议处。” 接旨，九卿等部门不敢怠慢，于十一月十四日上奏康熙帝，提出将李蟠、姜宸英撤职查办。康熙皇帝开始虽严厉批评了顺天乡试，但对九卿等提出的处理意见却又有所保留，遂传旨说：“此科考试，不公已极。且闻代倩之人，亦复混入。科场大典，岂容如此！此案若照议完结，仍不知警，著将所中举人通行集内廷复试。如有拖故不到者，即行黜革。其考官等处分，候复试后具奏。” 依康熙谕旨，将顺天乡试已取举人，齐集内廷，由皇帝亲自命题复试。正式复试，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正月辛酉（二十七日）举行。此前，康熙帝传旨：“朕亲自命题，特命皇子、重臣、侍卫严加监视。”为保持公正，还增派诸多朝臣参与其事。复试次日，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此试卷，朕亦大略阅过。尔等持出，传谕九卿科道，齐集详阅具奏。”遵旨，参与之大臣对复试考卷，先拟出等第，最后送康熙皇帝钦定。康熙皇帝看后，大致同意，并作了适当调整。他说：“诸臣所拟等第俱当，三等以上者，皆可观。有在三等，朕拔置二等者；亦有在四等，朕拔置三等者；四等果属不堪者，著令黜革。三等以上者，仍令其会试。”其实，“四等”为预想之“等”，考毕，并无“四等”。 复试结束，真相已清楚，康熙帝态度亦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从告谕大学士之旨可获印证：“朕初谓必有不能终卷者。及阅各卷，俱能成文，尚属可矜。至于落第者在外怨谤，势所必有，焉能杜绝！” 复试之榜于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一日公布。与揭文攻击的“纳贿营私、逢迎权要”相反，李蟠与姜宸英在顺天府乡试中录取的人员中，意无一黜落者！至于揭文攻击李蟠有万两白银之贿，亦查无实据，纯属诬陷。 鹿祐上疏后，李蟠、姜宸英实际上已被刑部隔离起来。从康熙三十八年九月中旬起，李蟠进入了他生命中最难熬的七个月。 “天子察其冤，不即于下理，命章京一人监守司寇外署，十日一更，最后得王君达卿。”但毕竟皇帝有言在先，说“其考官处分，俟复试后具奏”，并要“严加议处”。为维护最高权力的信义形象，康熙皇帝还是决定将李蟠流放沈阳尚阳堡三年。当年三月，李蟠踏上流放辽东之路。 四、归隐林下 春去春又来。康熙四十二年（1703）初春，李蟠平反赐还。当年夏秋之交，山东遭大水之灾，清廷派钦差大臣穆和伦指挥分三路人马，进入灾区赈济。李蟠奉命赴蒙阴协助救灾。是年冬，李蟠回彭城，自此，他就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隐居生活。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就是这一次南巡，让天子与天子门生见到了最后一面。二月初九日，康熙在皇太子允礽、皇十三子允祥等扈从下离开京城，第二天在张家湾登舟南行。十七日到天津，二十二日进入山东境内。因为乘船而进，视察河工，所以未去济南，未登泰山，而是沿运河经临清、聊城、济宁、徐州，直达黄、运交口之清河县。然后到扬州、苏州、淞江、杭州。因为路经徐州，所以康熙帝想到了李蟠。圣心眷顾，这才有了李蟠的御舟见驾。君臣说了什么，史无记载。惟孙运锦《根庵公传》有几句含糊其词的虚语：“乙酉南巡，公迎圣驾河干，侍卫引登御舟，复蒙温谕。受圣明特达之知，而投闲终老，则天也。” 对于李蟠的隐居生活，诸家皆语焉不详。 蒋攸銛《修撰李公传》谓：“归居林下，时以著述自娱。” 孙运锦《根庵公传》谓：“公既归，居林下者数十载，惟与二三耆旧相酬唱；当事有造访者，率谢之，弗报。”此“当事者”，指当政者。一脱宦海，即绝宦游，由此也可以看出李蟠的做人原则。其实，李蟠对“当事者”并非一概排斥。所谓贤者交、不贤者避而已。从李蟠仅存诗文看，他与徐州知州姜焯即关系密切。 五、永存的文化影响 李蟠考上了状元，博取了最高的功名，却没有在仕途上出将入相，名垂国史。这是不可否认的人生遗憾。 问题的另一面是，李蟠高中状元已经完成了他作为读书人的最高使命。完成了学业积累，完成了人格磨练，而且赢得了社会对他的认可。即此一点，便起到了激励徐州后生的楷模作用。状元不能永存，状元精神、状元影响则是永存的。 从“仕宦”的价值标准看，李蟠的后半生交了白卷。从“艺术”的价值标准看，李蟠的后半生则交了一份高分卷。 这有他的诗、他的文、他的字等加以证明。 一篇《廷对制策》，它所包含的治吏、治民、治水的智慧，不但三百年前有用，而且三百年后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组《徐州十景诗》、一组《白燕诗》，即可以视为两曲心灵的长歌。诗心悠悠，孰与高翔？ 李蟠考中了状元，“学而优则仕”的路，并未走通。所以，李蟠还是平民。他的诗，他的文，他的书法，他的交游，他的希望与伤感，他的关注与同情，都还是“民间”的。因而，李蟠在江湖，不在庙堂；他属于百姓，不属于官僚；他的精神与中国文化史上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处在一个等高线上。如果读一读李蟠的《山东人食树皮殆尽》、《流民叹》，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关怀，真是与《诗》、《骚》之魂遥相呼应的。 李蟠的诗文，还记录了他那个时代的徐州世情与风物。今人展读，抚今追昔，历史即在不断的阅读中变得鲜活而生动。 2011年5月31日于徐州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一篇诬告大字报 ──己卯顺天乡试“揭文”简析 “文革”中的“大字报”，害人不少。其实，“大字报”古已有之。导致徐州状元李蟠壮志难酬的那篇《揭文》（亦称《揭帖》），即是一篇害人的“大字报”。此《揭文》原载于萧奭《永宪录》，后被民国人收入《古今笔记精华》卷一“史谭”，题为《清康熙己卯顺天乡试之狱》；后又被商衍鎏收入《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之中。 不同的是，萧奭《永宪录》直录《揭文》而相信《揭文》，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则论证《揭文》之“伪”、而为李蟠、姜宸英作“无罪”之辩。 一、商衍鎏断言《揭文》为“怨谤蜚语” 商氏指出：“揭文出于怨口，非尽可凭。”又曰：“揭文之诋毁过当，不尽实情。”最后，商氏总结道：“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乡试，御史鹿祐劾顺天乡试闱考试不公，正考官修撰李蟠遣戍、副考官姜宸英下狱，圣祖命集内廷亲命题复试，令皇子重臣侍卫严加监视，各卷具能成文，三等以上者皆可观，始知实为落第士子怨谤蜚语之所致；令列三等以上者许会试，四等果属不堪者黜之。” 二、蒋攸铦判定《揭文》为“不得志者乃为蜚语” 己卯乡试事件发生八十多年后，江苏巡抚中蒋攸铦在《李蟠传》写道：“三十八年主顺天乡试，鄂尔泰、史贻直、励杜訥诸名臣咸出其门，而不得志者乃为蜚语中蟠。事闻，复试殿庭，无一黜落者，得解。” 三、孙运锦揭露鹿祐借《揭文》参劾李蟠出于私心 清道光举人、铜山名士孙运锦撰《根庵公传》，谓：“是科，中州某公官御史，以子属公，公弗能徇其情，遂首先发难。”此“某公”，即江南道御史鹿祐。走李蟠门径，不通，即翻脸不认人，倒打一耙，反诬李蟠、姜宸英“以宾兴论秀之典，为纵恣行私之地，实为有玷清班，请立赐罢斥。” 四、内廷复试成绩证明《揭文》乃望空编织 据蒋攸铦《李蟠传》与孙运锦《根庵公传》载，“复试殿庭，无一黜落者，得解。”因而“三等以上者皆可观”是真实的；而“四等果属不堪者黜之”则为假设之词。复试既“无一黜落者”，即证明李蟠与姜宸英取士惟才是举，出以公心，《揭文》所谓“顺天大主考李蟠、姜宸英等，绝灭天理，全昧人心，上不思特简之恩，下不念寒士之苦，白镪熏心，炎威眩目”等，皆为诬蔑之语。 五、《揭文》充满人身攻击 《揭文》攻击的对象一是“中堂四五家”、“部院数十人”的朝中大吏，二是李蟠与姜宸英。关于李蟠的出身，《揭文》谓“数世长随”，即祖、父皆为仆役。此乃信口雌黄。李蟠祖父李向阳为明朝天启举人，授金山卫教授；父李弇为南明选贡，入清不仕。又谓“投身鲍氏”，即李蟠中状元后投内监鲍三老门下。此亦无中生有。攻击姜宸英则谓“八旬老子，拔置清班”；“不赴亲丧，早已窥其短行”。 姜宸英于康熙三十六年中丁丑科探花时，年届七十。呼为“八旬老子”，硬加十岁，在人年龄上做文章，可谓极端无聊。至于责其“不赴亲丧”，更为污词。姜宸英为人重孝，某年，姜宸英游学客居中州，忽有一梦，梦中自己吃一颗大梨，味道甘美。他正思留于母亲吃，可梦醒了。为此，他作《梦梨诗》寄给弟弟。正巧，其母亦在这天生病想吃梨子而不得。看到弟弟的复信后，姜宸英毅然归家，待候老母。故《揭文》以不孝攻姜宸英，可谓无的放矢。 六、《揭文》的炮制反映了官场权力之争 清初乡试每于八月举行，“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放榜日期，则“大省于九月五日前，中小省于八月终，后应试人众试卷增加，考官校阅不及，每以限迫逾期。”倘若顺天乡试九月五日发榜，其《揭文》必出于九月五日以后。而御史鹿祐之弹劾上于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丁酉（初三日），此距发榜不到五十日。因而，可以肯定，《揭文》的出笼必然在旬月之间。舞弊皆为暗箱操作，《揭文》作者却在一千五百余字的短文里揭发了保和殿大学士王煕、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各贿赂三千、工部尚书熊一潇、左都御史蒋宏道各贿赂白银万两、年羹尧潜通一万、胡承谟半万、李景年八千、史贻直、潘维震二人因乃父为主考而高中、韩孝基、张三弟因若翁现居礼部而过关……揭发对象，二、三十人，皆罪案确凿，即朝廷彻查，也不能如此即快有详。惟其信誓旦旦，才露出了瞎编的尾巴。《揭文》最后，竟以“或刺之于国门，或杀之于车下”相威胁，更现出了文化流氓的嘴脸。竟读《揭文》，即知非乡野文人所为。作文者，必熟悉官场，洞悉派系，这才能拉一批，打一批，以便扰乱视听，浑水摸鱼。因而，《揭文》的出笼是官场矛盾借科举事件而进行的一种较量。 七、从己卯乡试得人之盛看《揭文》作者“全昧人心” 《揭文》骂李蟠、姜宸英等“绝灭天理，全昧人心”。从己卯乡试得人之盛看，则清初乡试之得人，几乎无过于此次者。据蒋攸铦《李蟠传》载：“三十八年主顺天乡试，鄂尔泰、史贻直、励杜讷诸名臣咸出其门。”上列三人，两人为相，一人为尚书。据孙运锦《根庵公传》载，“己卯主顺天乡试，得人极盛：蒋虞山、鄂西林、史溧阳三相，励公廷仪等八尚书，赵侯赤鼎元、熊涤斋、徐坛长诸名宿，咸出其门。”大才既已入选，落榜者终未见后来居上，这也证明己卯顺天乡试的录取工作是公正的。 八、从处理之轻知康熙皇帝并未真信《揭文》蜚语 清初处理科考舞弊案极重。若《揭文》述实，不要说李蟠、姜宸英无活路，即相关行贿大僚亦万难活命。案发后，朝野震动，康熙传谕：“顺天乡试，所中式者，童稚甚多，物论腾沸，大殊往昔，考试系国家大典，所当严饬，以示警戒，御史鹿祐题参可嘉，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将李蟠严加议处。”接旨后，九卿、詹事、科道必不敢怠慢。而“议处”未出，内廷复试已毕。康熙皇帝复传谕：“试卷即于九卿前启封，照所定等第，缮写进呈。三等以上者仍令会试，四等果属不堪，著令黜革。原主考官李蟠遣戍。”这道圣旨下得很怪，因为复试成绩并未出来。如果皆为“三等以上”，则录取公道，李蟠无罪；如果皆为“四等不堪”，则录取不公，李蟠大罪。事在两可之间，康熙皇帝为何不经九卿、詹事、科道提出“议处”方案、便乾纲独断，责令将“原主考官李蟠遣戍”呢？结论只有一个：康熙皇帝见查无实据，知《揭文》为蜚语，又不能不有所表示，故从轻发落，“遣戍”了之。 九、从李蟠迎驾看君臣情义未了 康熙四十二年春，李蟠平反昭雪，从辽阳归彭城。是年夏，即奉命赴蒙阴救灾。事毕，复回彭城。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南巡，过徐州，于舟中接见李蟠。此一破格接见，表示康熙皇帝对李蟠圣眷未歇，起码康熙皇帝未将李蟠视为“罪人”。此时，上距《揭文》诬告仅五年。舟中迎驾后，李蟠不再出仕，或君臣已经达成默契。臣不愿给君添乱，君不愿强臣之难。如此而已。 总之，《揭文》毁了李蟠的政治前程，而不能毁灭他的生命与人格。 （此文置《揭文》前，配一风景图） 附：康熙己卯顺天乡试《揭文》 朝廷科目，原以网罗实学，振拔真才，非为主考纳贿营私、逢迎权要之具。况圣天子加意文教，严饬吏治。凡属在官，自宜洗涤肺肠，以应明诏。不意顺天大主考李蟠、姜宸英等，绝灭天理，全昧人心，上不思特简之恩，下不念寒士之苦，白镪熏心，炎威眩目！中堂四五家尽列前茅，部院数十人悉居高第，若王、李以相公之势，犹供现物三千；熊、蒋以致仕之儿，直献囊金满万。史贻直、潘维震因乃父皆为主考，遂交易而得售；韩孝基、张三弟以若翁现居礼部，恐磨勘而全收。年羹尧携湖抚资囊潜通一万，朱世衍舁督学秽蓄直达寝门。励廷仪则畏宗亲要路，兼受苞苴；收严密乃修同谱私情，不嫌乳臭。总是老师分上，且期囊槖之取盈，故舍其姪而独取其婿；更恐言路关头，必欲逢迎之尽致，遂因其弟而并及其兄。尤可丒者，宛平之门馆，私人亦不敢违其嘱讬；所可奇者，总督之长班，贱役致无弗尽其收罗。费士龙以居停关说，半现半赊；蒋廷锡馈学道遗赀，如携如取。王守烈凴虞山一饯，数月前先结狐群；廖赓萤恃相国专房，百名外续居狗尾。张融许魁选而得羲经之殿，嫌其少也；姚观以同乡而兼姻娅之亲，岂为文乎！三场代笔，魏嘉谟遂占高魁；午夜夤缘，刘师恕俨居首选。胡承谟之半万，均係徽商；李景年之八千，专为废籍。编修岂能荫姪？知借力于家兄；僉事诚为有儿，亦贻谋于乃祖。超熊诏因王以通李，数倍于王；徐陈基献靳以媚姜，名先于靳。二贺父子异籍，且大神通；两黄兄弟连名，若合左劵。魏龙巨万，洵是魁才！吴李多赀，果为首选！借藏身为活计，徐用锡之阴谋；讬假馆以夤缘，谢绪宏之狡术。胡天不吊，任与独少佳儿；黄物有灵，叔璈岂真难弟！不阅文而专阅价，满汉之巨室欢腾；变多读而务多藏，南北之孤寒气尽。取人如此，公论谓何？况夫数世长随，擢居鼎贵；八旬老子，拔置清班。朝廷待彼不为薄矣，二君设心何其谬哉！独不念天听若雷，神目如电，严虞惇抚床而嘱，何偏直受命之辰；黄梦龄馈参为名，何必在赴宴之后？龙门未启，题目可以喧传？蕊榜未悬，元魁何由预报？售关节于杀妻之凶犯，岂谓知人？寄耳目于舐痔之怀来，宁云择侣？呜呼噫嘻！投身鲍氏，固已薄其为人；不赴亲丧，早已窥其短行。身辱者心必丧，孝亏者忠必衰。似此败检，贻玷清流，以御魑魅，未足蔽其厥辜；肆诸市朝，庶少伸夫公道。吾辈进退不苟，死生惟命，务请尚方之剑，斩彼元凶！当路风闻既确，目击又真，何惜弹劾之章，达诸天听！不然，苟白简之迟迟，致群情之汹汹，一旦有义士者挺身而起，或刺之于国门，或杀之于车下，四方闻之，恐笑士大夫之无人也！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