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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江湖(田秉锷先生文字集)
[楼主]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2015/03/18 14:27
点击:9160次

一个人的江湖

菜九段文

天上掉下个田秉锷,于是便有了一个人的江湖。

先生不是一个名满天下、著述等身的人,其影响主要在徐海一带,而远未播及全国,这与他的功力修为极不相称。因为在菜九看来,较之于那些名满天下、著述等身诸公,田先生的文字高出的可不是一点点,即以《江湖心雨》所包含的精彩,当今之世又有谁能望其项背。

窃以为,田先生的出现实在是一个异数,因为在我们这种荒唐世道,实不宜产生田先生这种精彩绝伦、辉映古今之人。如果是上苍垂怜中华道统之离散将绝,特降田先生来展示其固有风采,则为时代之幸。于菜九个人来说,先生的出现更是上天的恩赐。田先生是我命中的贵人。二十多年前,菜九很偶然地认识了田先生,从此便一直得到田先生的关爱与提携——从指引研究方向,到提供发表阵地,到规范学术领域,菜九一步步地成长起来,并袭用了田先生的若干皮毛,渐渐有了招摇的资本。

 田先生是菜九的前辈,学识水平更远胜于菜九,本不该由菜九来写田先生的推介文字,世上哪有学生推介老师的道理?但菜九自忖,对田先生蕴含价值的了解,当世或无人能及,何况《江湖心雨》一书是菜九央求了近一年的时间,才说动了田先生,从而辑录成集的。因此,至少菜九可以说一说自己的学习心得。

江湖向来不是褒义词,但在田先生心目中,江湖还是颇受推崇的。他在《永恒的江湖》中坦言:“感知了江湖的博大——其大无所不包,江湖的生机——其机无所不化,江湖的规则——其则优胜劣汰,江湖的宿命——其命盈缩有期由此想到,菜九曾与田先生一起出席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亲耳听他自承在专家面前只能算是游击队。其实,那些与会专家的学术素养还真比不上田先生呢。田先生原本是有学术追求的圈内人,也有了不小的学术建树,但由于他的特立独行,总显得很另类。田先生最初让我心动的文字,就是他赠予我的《金瓶梅人性论》。按说这种偏向于学术的文字应该充满学究气,但田先生的洒脱自如让菜九深深折服。因为菜九也是有志于研究人性的,不曾想这种学术性很强的内容居然可以被打造成灵动无限的杰作,不由得心生景仰而效仿之。他后来越来越疏离他原来的学术圈子,可能正是受不了圈子里的迂腐气。菜九观察过一些学界大佬的文字,那真叫非常地高屋建瓴,但也非常地于事无补。田先生与那个圈子渐行渐远,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先生看似淡出学术圈,做了一个江湖散人,实则是走进了无所不包的文化江湖,也只有这种无边广大的江湖,才能承载得起田先生的不羁之才,并让他获得了鲲鹏搏击九天的自由。田先生对自己要求较以往更高,且非常严苛,可以借用田先生《晚香斋笔记》序来界定其江湖操守:“放下文学的功利暂且不谈,我一直坚持认为,一个文化人、一个精神领域的劳动者,谁如果梦想用一点个人化的独特创造回报我们的人民与国家,他就一定要在文化的传承上先建立某种绵长的联系,接着须在创造实践中致力于某种超越,这才可以获得做‘文化人’最基本的认证。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混文化、玩文化,结果大抵只能混出玩出伪文化、自欺文化及欺人文化,时过境迁,一切这样的文化都必然灰飞烟灭。”他的自律应该是“江湖人能做的大抵还是结好自己的网,静待个人的萤灯鱼汛 (周庆明画集序)

 

人在江湖的田先生到底结的是怎样的网,菜九以为他是在极细致地做着存亡继绝的事业。可以与之相较的,当数考古工作者的田野作业,只是后者发掘与拼接的是消失了的事件脉络,田先生的发掘与接续更侧重于已基本式微的文化元气及正在灭绝的民风民气的脉络。同样是抢救性的挖掘,田先生更着眼于挽回急骤下坠的道德人心。须知,存在了几千年的中华道统,经过大规模多轮次有系统地长时间斫杀,早已气若游丝,其中很多可贵的东西只有江湖上才会有些微残存。所以先生的步入江湖,实则是开启了一个更加崇高的事业。

基于礼失而求诸野原理,田先生近二十年精力都放在乡土化本地化上面,而徐州这块文化热土,又为田先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江湖运作空间。像马尔銮、庄静、刘惠民、张伯英、李蟠、山西会馆等若干历史记载片段,有些是田先生的独力发掘,有些是得到田先生的大力鼓吹,它们虽然只是揭开了历史的一角,已足以见证徐州这块文化宝地的丰厚蕴藏。很多事情,只须抖落覆盖的尘土,让其重见天日,其价值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文集中的相当篇什,可以视作田先生这二十年来的部分江湖心得,不仅反映了田先生在这块热土上的用功,忠孝节义等绵绵不绝的夫子之道也在他的文字中熠熠生辉。

我差不多读过田先生的所有著作,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还是《江湖心雨》里的80篇短札,将其视之为田先生一生中最炫丽的人生华章或不为过。经田先生点化而出道的菜九,对什么样的文字才能称得上好文字,也有一些管见私得,现借着田先生的文字,说出来与大家共同参详。

依菜九的菜鸟见识,好文字的要义是,守正道,持正义,有气力,有章法,有张弛。当此数者具,便当讲清楚,写流畅,做到洒脱而自然,流畅而有个性。以上诸要素,《江湖心雨》尽皆包罗,而且最为重要的守正道,又是田先生做得最好的。先生的正道就是仁道,它不是空洞的大道理,实是由无数淳厚的乡土情致累积而成。先生每见一善事,每见一可嘉许之处,必以最大的善意发现其蕴藏之美,并不悯言辞大力表彰出之。田先生此举并非滥用慷慨,实则是当今可以嘉许之事已成稀缺之物,任何一点真善美,于匡扶社会正义都弥足珍贵。尤其是很多陈年旧事,经先生以大爱之心尽力描摹,顿时满纸生香,为当下污浊的生活,引入了一泓清泉,让仁爱的种子在社会上生根发芽。所谓拨乱世返之正,大概就是这种功效吧。长期以来,田先生不懈传递着江湖中蕴含的质朴,苏解着社会麻木的坚冰,“让每个人都从温情中受益”。所谓挽回一点元气,便留得一线生机。

《江湖心雨》涉及了多种文化领域,有文学评论,有艺术品鉴,有辞赋创作,有历史考据,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均精彩纷呈。如同一个江湖高手,无论什么样的家伙式,一旦田先生操之手中,都能舞弄出精彩。到底田先生是绝顶高手入了江湖,还是江湖让他成了绝顶高手?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但菜九更认可江湖的历练让田先生功力更高。因为《江湖心雨》全是近二十年的文字,而且愈往后愈好。何以年届古稀的田先生笔力竟然远过其盛年,观其序王先生画传或可窥其端倪。其曰:“王仲博先生的艺术成就,之所以高出众‘乡贤’,内中含着必然性之因素:国学奠基,为一;高端师承,为一;万里胸襟,为一;与时俱化,为一。”这四个必然,至少田先生得其三,其所未得者,菜九以为高端师承也。因为田先生所处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师,如果真要寻其师承,当直继孔孟及前世诸贤。四者之外,就数江湖历练为其最大臂助了——远离了权力允许的学术游戏,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心智得以大开。先生的事例揭示了一个秘密,就是与权力话语的距离越远,心智复苏的机会越大,所得也越多。

菜九对自己折叠语言的能力一向比较自负,但读了《江湖心雨》,就感觉到我的所谓能力,真是太小儿科了,至少是档次太低了些。因为不具备田先生的丰厚学养,很多东西尤其是境界方面的内容是出不来的。更令人感佩不已的是,田先生用简短的语句裹挟巨大的容量,往往一个句子就打穿了一个思维通道,让人看到一直在回避的种种真相。比如:

在生命的漂流中人们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周沛生《草木纪事》序)

“实录直书”的原则,往往让位于“为尊者讳”的谀笔。(《风雨岁月》序)

好在谎言与偏见的维持费用太昂贵,当撒谎者因撒谎而筋疲力尽,真实自然会水清沙白。(《邳睢铜抗战史新考》序)

统治与统治精神不是一回事。统治精神的实用形态又与它的原生形态不是一回事。(《北京立了圣人像》)

其实,前人是没有耐心等待后人的。(《梦寻勺圃》)

在今天,在中国,在美化自己与抹黑他人的完美结合中,“民间”的声音只能沦为“边缘话语”了。为《马尔銮传》序)

生命奄忽,万物难久,芸芸众生,各自空忙,真的没有几个人能悟透生命耗散中的创造义务。(《读老耘书画兴怀》)

     在形而上的理性青空,美永远是飘扬不逝的呼唤。(《男性的尴尬。》)

此消彼长的人格较量从来都是时代历史的产物。(《哭泣创造人格尊严》)

     生命的胜利,并不是占有多多益善的岁月。(《时间恋》)

值得思念的历史,永远有凡夫俗子难以企及的精彩。(《梦寻勺圃》)

真不知需要多少力量与热量,才能将这些话语糅合熔结成一个整体。因为这些话最经得起咀嚼,当其蕴含的滋味被一点一点地咂出来时,顿时让人感到心如过电,欲辩忘言。而且田先生说这些话时,似乎根本没有发力,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劲道内敛,绵绵而出,用最轻灵的笔触,锻造出了最沉重的锤击,并一记记地落在人的心尖上,绵绵作痛,久久不已。

以轻灵的笔触,写沉重的话题,应该是田先生的独门神功——拆解的娴熟,叙述的平和,又那么收纵自如,不经意地就从他所点评的一切事物中,轻松自如地切割出普世的意义,给人启迪给人教益,而且都是田先生的独得之秘。

 

先生的文字充分证明了这样一条铁律:只有能穿透历史的声音,才能给人以震撼。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人此话或者可与菜九所论相互印证——无论研究写作都是个力气活。宝藏在江湖,唯力大者得之。先生的力气的核心是夫子之道。依田先生之见,孔夫子要么被利用虚饰,要么被误读泼污,目的都在于愚民。所以“误解孔子,于孔子个人造不成任何危害,受害的却是今天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 (《北京立了圣人像》)先生不受愚,所以有气力。最近菜九与田先生相约写孔子研究,最后发现根本插不上手,因为田先生所知太精深了,菜九也因此见识到田先生是如何从孔夫子那里获得正能量的。根据菜九的理解,田先生步入江湖之前是主攻文学评论的,这一点已充分体现在他众多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非常到位的评价中。他的江湖作业用到最多的,又是后来增进的解剖历史的功力,此功力绝不在文学评论之下。在田先生这里,这两者又完美结合、密不可分,犹如双剑合璧,威不可当。所以,田先生每每从一个事件一件作品中解读出无穷无尽的内涵,比如读万历皇帝,读金瓶梅,好像有无数的门径可以进入,并读出无数迥乎常人的世相。此时的田先生,在菜九心目中如同大闹长坂坡的常山赵子龙,一身都是胆,招招都见血,在整个中国大文化的领地里往复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先生见证了太多的苦难与堕落,洞见到苦难与堕落背面隐藏着的深层内核,但他的文字并没有多少愁苦之声与愤懑之色。因为他仍然坚信只有“当人性恢复了良知,历史才随之恢复记忆”(《庄静文集》跋)。“人性向善、向上、向好、向美是大势”(《历史的深处》小序)在他的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动摇。所以他的文字总是那么平和澹定,从容不迫,充满智慧。

正因为这样,所以田先生的文字最能唤起人们的思考与警醒。而他达到这种目的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如同钻石有着无数的面,面面均折射出他无穷的光芒。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文是字是画是事是历史是现实,一旦触动田先生的机栝,他心中丰厚的蕴藏,那些对人生的深度思考,便如长江大河奔腾而出,与其所评论物事融为一体,很难分出他是在评物还是在述己,而且这类深刻的思考在集子中俯拾皆是:

阅读是一种因为了解而接近的过程。文学人不能靠文学而安身立命,但文学却可以涵养其人性。(《与梦同行》序)

命运真是不能以“后果”来修定“前因”的!庄静文集序)

历史情结不是单纯的“回头看”,在“回头看”的那一瞬间,你如果愿意倾听,历史会告诉你许多的隐秘与玄机。《民间百态》序)

 “冤”的话题,太沉重。在中国,没有人扛得起。 “冤”的话题,也太暗昧。在中国,亦没有人勘得破。《马尔銮传》序)

 

先生似乎不以写诗著称,但人们可以从他的笔下看到诗情满怀,诗样的语句在他的文字中处处流淌:

  百年冷却,热血是否还有春温?百年漂洗,记忆是否还会殷红?(《“戊戌六君子”百年祭有感》)

 原创的画,方有“大美”。惟“大美”之作,可与天地齐物!鲜活的画,方有“生命”。惟“生命”之歌,可与风雷交响!(《读尹成先生的花鸟画》)

历史,在中国民间故事中现出本相。人民,在中国民间故事中找到位置。(《写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徐州分卷〉出版之际》)

 作家使命感愈高,则创作真实感愈低;作家应时之笔愈多,则传世之作愈少。(《故乡寻梦》)

传统的脉络,遥接宋元;造化的濡染,映照当今;在无限江山与圆熟技法的结合点上,浸润为美仑美奂的时代画卷。(《超越仁智的拥抱》)

欣赏曹杰书法篆刻,于现代人的审美创造中你会隐隐聆听到中华书道的千秋回响。《曹杰书画集》序)

永远是作品说话。永远是欣赏者的理解破译创作者潜藏于作品中的暗寓。永远是形式变革承载精神超越。永远是创作与欣赏的双向互动成全流行再扬弃流行。(《李天池金石书画精品集》序)

我最心折田先生讲清楚的功力。他特别擅长以简短的文字包容很宽泛与深奥的内容,常常在短小的篇幅中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风土人情的信息量,历史演进的信息量,文化艺术的信息量,价值取向的信息量,而且都是正能量。我从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当代人做到这一点,这也是田先生始终让我景仰之处。

我以前向朋友推荐田先生担任学术指导时,声称没有什么是田先生不知道的。但《江湖心雨》一书,让我觉得田先生胸中所藏又远远高出了我的评价。因为知道与知道得鞭辟入里,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年介绍菜九与田先生结识的冯保善先生曾经感慨道,田先生是大才,如果不是局促在徐州一隅,绝对是可以发挥更大影响的。菜九也为田先生而抱屈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等到有了点长进之后,便觉得早先的抱屈世俗了一些。我等抱屈的意思无非是以为田先生的影响不大,实在是一件亏大了的事,实际上亏的并不是田先生,而是整个时代整个民族。当年老子青牛出关,被关尹子截住,留下了道德五千言。不若此,则老子默默无闻。但五千言于老子何干何惠?不留五千言无损于老子,损的是中华民族嘛。田先生名声盛否,又与田先生何干?世人不知田先生,损失的是世人嘛。其《读老耘书画兴怀》曰:“老耘走了,把书画留在人间。在灵魂深处,他相信自己,他也相信时间。”这既是在写刘惠民先生,也可以看作是田先生对传名一事的夫子自道。当年的老子、孔子,也都是没有庙堂话语权的江湖散人,最后还不都步入到整个中华文明的正中央?如果认可《邳睢铜抗战史新考》序中所说,“一本书的价值,永远与它所提供的精神营养的多寡相关”。那么田先生自己的书,一定会因为能提供足够多的精神营养而具备了不朽价值。

 

一直以来,菜九对那些有可能传之久远机缘的人不住灌输,要早日圈定个人的领地,建一园,筑一山,凿一泉,植一畦,然后可以徜徉其中,终老天年。我也始终在揣度,到底什么是田先生的个人领地,但始终没有得出个所以然来。经过反复研读江湖心雨》后,不免对早先的私心忧虑哂然而笑,菜鸟就是菜鸟,总是那么小家子气,田先生又哪里稀罕这种菜九翘望不已的个人领地,他早已真实地拥有一个江湖。

人事有代谢,江湖则永存。江湖何以永恒,无非是其无所不包。先生结构出的文字的江湖、学问的江湖,亦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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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作者:小雅无尘  发表时间: 2015/03/18 14:44 

读了此文
对田先生添了许多的好奇心
对其作品也充满了阅读的期待
更对菜先生的文字有了不少钦佩。
这样的好文发来四十港,
谢谢!

※※※※※※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楼主]  [3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18 14:58 

序:一个人的江湖(菜九段)第一编  春风望雨——序跋1.人有难 天知否——岳德章《马尔銮传》序2.让历史唤醒家国关注——杨蕴《邳睢铜抗战史新考》序3.羽化而登仙——《老耘书画集》序4、天地悠悠 惟美可传——《王仲博书画集》序5.刀光剑影,孰罪孰功?——菜九段《屠刀集》序6.嘤鸣友声满江湖——李鸿民《徐淮唱和集》序7.永恒的江湖——《周庆明画集》序8.生命旅行与艺术留迹——《李天池金石书画精品集》序9.永恒的巾帼风华──《庄静文集》跋文10.天命有待——《草木纪事》序 11.天地何长久  人道居之短——李承《路》再版小序12.心路花雨入梦来——赵军《与梦同行》序13.徜徉于奸雄与英雄之间——董尧《北洋兵戈》序14、超越仁智的拥抱——《西楚山水画会会员作品集》序15.一路花雨是平生——《郑正画集》序16.向心海漫游——栾晓明《血月》序17.孤舟横海照月华──《樱桃小镇的女人》序18.生命因选择而鲜活——丁召山《风雨岁月》序19.珍藏生存的密码——宋传恩《民间百态》序20.生命,如果是可以穿越的——张雨晨《光阴的升华》序21.炼就精金方为“书”——《曹杰书画集》序22.太虚幻境谁逍遥——《故乡寻梦》序23.盘马弯弓尽骄姿——张劲书法赏识24.沛泽剑气开紫云——读纪伟书法兼论“泗上书派”25.暗香浮动中的流年风华——读杨刚良《晚香斋笔记》留言26.吟诗好似成仙骨——读胡成彪诗词有所感27.丝路剑气独萧然——李德西书法看罢碎语28.《乡风》发刊辞29.《徐州风光》序30.岳海映雪照南天——铜山《岳海孙氏族谱》序31.聆听永恒的人民话语——写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徐州分卷》出版之际32.龙在我心——写在《龙图腾》文前33.领异黄淮墨牡丹——《冯梦白画集》序34.要唤醒红楼梦,先唤醒自己——周伯华《红楼梦新探》序35.浩然与溟涬同科——菜九段《历史的侧影》序36朝 华 夕 拾 亦 醉 人──《历史的深处》小序 第二编  夏云唤雨——赋铭1.紫荆赋2.徐州赋3.沛公园赋4.金石园赋5.敬安赋6.宝莲寺赋7.好人赋8.康馨园赋并序9.康园小记10.墨洁堂小语11.清园记12.麦香小筑记13.田氏族谱八修序14.圣旨博物馆建成碑记15.珠山公园建设记第三编  秋月思雨——随笔1.“戊戌六君子”百年祭有感2.“宽容滞后”与东方智慧的自我消解——展读《明史》的文化反思3.哭泣创造人格尊严——“魏晋风骨”又一面 4.怀念流失的国土5.东方有绿林——中国“树文化”演绎 6.梦寻勺圃——对张伯英先生迟到六十周年的缅怀7.徐泗如有待  千秋曜魁星——李蟠生平简述8.一篇诬告大字报──晒晒己卯顺天乡试“揭文”9.刘邦给我们留下一面“五星”红旗——汉高祖刘邦的“遗产”点击10.人心倾斜与中国历史分合——以两汉三国为例11.男性的尴尬——兼及《红楼梦》的“性别观” 12摇落深知宋玉悲——《金瓶梅》的美学眩惑13历史 惰 性 的实 证 形 态—《金瓶梅》的世俗文化14.北京立了圣人像——兼说对孔子的“误解”与“利用”第四编  冬雪梦雨——片扎1.有生命,呼吸也精彩——观尹成花鸟画2.漂流长江——吴以徐印象3.时间恋:东方长梦的残局 4.中国古代“公车族” 5.又见流萤6.“状元碑”出土记7.徐州状元碑园游记8.“三十三间楼”见证9.“银箱子”劫案10.风雨明祖陵11.卡拉麦里野马12喝咸水的骆驼13.徐州山西会馆碑刻解密14.八年《守湖州》清名满界首——徐艳琴抗日时期掠影15.徐州:运河记忆——一座城市因水而生的文化追述16.心怀苍生之忧——未刊稿《政治诛戮》卷首语17、无真相  即无真理——由《文汇报》一则“旧闻”引发的辨析18.腾云气势壮神州——徐州书画源流述略19.刘永福:因时势而被夸大的近代抗法英雄?    第一编  春风望雨——序跋   ——岳德章《马尔銮传》序 读岳德章先生的《马尔銮传》,我内心的悲凉无可名状。或许,是岳德章先生的作品,触动了我刻意回避的一个历史主题;或许,是这一主题的悬疑结论再次让我陷入茫然。《马尔銮传》叙述的是一个真实的英雄传奇。1938年,日寇侵华,占领徐州。家住徐州北郊、即铜山县第二区口上村(马家口)的农民马尔銮毁家卖田,置枪购炮,拉起队伍,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战。他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农民。拉起的队伍一个团,人称“马团”。 自然,“马团”像她的缔造者一样,也是一支超乎党派而存在的军队——真正意义的“人民军队”。八年抗战结束,马尔銮认为自己完成了抗日的任务,所以,解散“马团”,即开始了经济创业。当时,他也没有忘记,将“马团”最好的枪支送给了共产党人胡大勋领导的“运河支队”。回顾马尔銮与他农民兄弟的抗战,同共产党的游击队没有摩擦,倒是与国民党的游击队、即铜山县县长、保安司令耿继勋的队伍发生过碰撞。待日军投降、全国相庆的时候,评价马尔銮的抗日之功摆在了当时的政府面前。让今天所有的意识形态宣传家不愿承认的是,他八年的老对手国民党人耿继勋没有贪天之功,没有指鹿为马,而是将马尔銮的抗日事迹上报“党国”,故而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予马尔銮特别通令嘉奖,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同时还奖励他一笔丰厚的奖金。又过了五年,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共产党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马尔銮被捕,1951年,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杀于徐州南郊黄茅岗,罪名是“匪首”。抗日的“马团”定性为“匪”,马尔銮自然是货真价实的“匪首”。“哪个坟头里都有冤死的鬼。”这是童年在田野里躲疟疾、躺在韩家老林的大桑树下听母亲说的。那时的印象极为淡漠,死是个遥远的话题,鬼是个朦胧的存在。今天,读《马尔銮传》,突然忆及老人的叹息,它穿越时空,凝聚了更多的无奈与悲凉。“冤”的话题,太沉重。在中国,没有人扛得起。“冤”的话题,也太暗昧。在中国,亦没有人勘得破。基于“伸冤”之难,或“翻案”之难,我钦佩《马尔銮传》作者的文化清醒和历史良知。看来,他是要以只手倒悬日月的气度,来为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群体的爱国事业寻找一个不被扭曲的“名分”或晚了一个花甲的人民“认可”。“正”与“邪”,“是”与“非”,早已在中国老百姓的心里判定了。但“民间”的话语是没有法理性的,也是没有权威性的。因而,我又怀疑岳德章先生的《马尔銮传》在表明了个人的文化立场后,依然无法更改那个冷漠的权力对马尔銮的不实之判。中国现代史的结论因为党争的背景,注定是二元的。在今天,在中国,在美化自己与抹黑他人的完美结合中,“民间”的声音只能沦为“边缘话语”了。“悲观”之为虚妄,正与“乐观”同。所以,我仍然愿意抱着黎明的期待,看历史囘漩到日月朗照、鹿马显形。马尔銮,是人民英雄,是国家英雄。他不是党派英雄。故而,一党一派的否定,还不是历史的终极结论。一个生命会死亡,一个家族会沉沦,一个团体会消失,一个时代会结束,但中华民族是不会消亡的,所以,民族的英雄必将永存。“伸冤”与“翻案”,倘若是针对着古代历史的,那还是一个“自由话题”;倘若针对着的是一个现、当代问题,则必是一个不准老百姓七嘴八舌的“禁题”。《孟子·公孙丑上》引《太甲》语曰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而社会的“冤枉”,“天作孽”者极少,而大都是“人作孽”使然。一部人类的灾难史,即是一部“人作孽”的记录,与“三年自然灾害”、“七月唐山地震”等基本扯不上关系。将“人作孽”硬宣传为“天作孽”,一是推卸权力本该承担的责任,二是“欺民”,三是“欺天”。马尔銮历经刀兵,他见过血——日本侵略者的血。所以,临刑,他慨然而赴。“五十一年又是一条汉子”的期许,有些迷信,又充满豪情。在心里,我敬他。敬他爱国,敬他爱民,敬他有血性,敬他有作为。《马尔銮传》是一个爱国者的命运悲剧,是一部被人为颠倒了的历史,是一曲欲哭无泪的挽歌,是一笔有借据却无人偿还的旧债。“冤有头,债无主”,连判定他死罪的人都灰飞烟灭了,我们还向谁诉求?《马尔銮传》的另一个学术价值是,它将以人民群众可歌可泣的斗争与牺牲,补充、丰富那部残缺的党派色彩浓烈而“大话西游”式的“徐州抗战史”。仰观高天,日月轮回而无声,这让我相信大自然是漠然于人间悲喜的;而反观人间,在经受了一遍又一遍的宣传淘洗后,谎言还是没有多少“人心”的市场。《马尔銮传》的刊行,或许是一份“抗拒忘却”、“抵制愚民”的纪念。在毛泽东还是一介书生的时候,他写过一阕《贺新郎》,是赠给他爱人的,词中有句云:“人有病,天知否?”今日借来,改易一字,算是对马尔銮的追念。201110月秋深于徐州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4楼]  作者:小雅无尘  发表时间: 2015/03/18 20:18 

看到了学识与心血!
佩服

※※※※※※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楼主]  [5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19 09:00 

杨蕴《邳睢铜抗战史新考》序 ——抗日战争虽然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但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党派的意识形态宣传,又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对同一个战争、同一个胜利有着不同的认知。近年,对立的认知正在互相靠拢,但还不能说已经统一于一个客观真实。曾经“伪史”流行!曾经“伪识”泛滥!曾经功过易位、皂白错置!曾经强分过“红色”抗日、“蓝色”抗日、“积极”抗日、“消极”抗日……其实,这都是与血、与火、与牺牲、与人民命运、与民族道义不在一个价值范畴内的强词夺理。  杨蕴先生所著《邳睢铜抗战史新考》一书,是经陈恒礼先生介绍予我的。青眼相望,嘱我为序,且有“以助声色”之期待。其实,一本书的价值,永远与它所提供的精神营养的多寡相关,序、引之类,山间之浮云、水上之波影而已。我每每怀着敬畏之心思考历史,并一直忌惮于以所谓批判的、扬弃的、优于古人、高于前鉴的“革命”态度评说历史。不是不能,而是不敢。不是不想,而是无权。可以拥有的,或仅是阅读的选择及思考的自由。近年,“抗日战争”又成为历史思考的热点。杨蕴先生顺应这个大势,推出了《邳睢铜抗战史新考》。环境的因素之外,我以为或是作者的民族责任心促使他作出了个人化的历史判断。该书稿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史证”,第二部分“战事”,第三部分“人物”。全书二十多万字,附历史图片近二百幅。“史证”部分的亮点,是作者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侵华日军在徐州地区的调防情况,以及国共两党领袖人物和军政要员在邳、睢、铜地区的联系。“战事”部分的看点是作者运用编年体式,系统介绍了日方、伪方、国府方、中共方的军事斗争情况,并对邳、睢、铜根据地所发生的著名战斗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和记述。“人物”部分的看点是对八路军、新四军系统六十位县团级和将军级以上人物的简历及征战邳睢铜的简况予以介绍。书名既标为“新考”,作者确在“考”字上下了一番功夫。即便不能对每一桩历史事件、每一个历史人物做出详尽的考索,但对大事件、关键人物的考辨则是用力颇多、收效甚佳的。资料上的突破,还在于部分章节引用了解密不久的历史资料。而我对该书的欣赏,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对徐州地方抗日斗争历史的客观把握和公正认识;二是它将坚定而忠诚的家国信念灌注于文本的始终。抗日战争虽然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但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党派的意识形态宣传,又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对同一个战争、同一个胜利有着不同的认知。近年,对立的认知正在互相靠拢,但还不能说已经统一于一个客观真实。曾经“伪史”流行!曾经“伪识”泛滥!曾经功过易位、皂白错置!曾经强分过“红色”抗日、“蓝色”抗日、“积极”抗日、“消极”抗日……其实,这都是与血、与火、与牺牲、与人民命运、与民族道义不在一个价值范畴内的强词夺理。好在谎言与偏见的维持费用太昂贵,当撒谎者因撒谎而筋疲力尽,真实自然会水清沙白。就《邳睢铜抗战史新考》一书而言,它不可能洗尽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浸润,但是作者已经做了真诚的努力。七十五年前,全面的抗日战争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其时,是一种外部的、恶的力量让安逸的、懦弱的、麻木的、各顾各的中国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洗心革面,奋发而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八年抗战,千万人牺牲,这才迎来胜利。一个小国,欺负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国际上的支援,后果仍难以推断。我不能释怀的是:一个养兵千日的中华大国,何以要让平民百姓们拿“血肉”、“筑长城”,去自己保卫自己呢?一部抗日战争史,既充满可歌可泣,又充满反日仇日,何以淡化了当时的国家责任和民族痼疾呢?当国家需要智者而缺乏智者,当国家需要英雄而缺乏英雄,当国家需要呵护而缺乏呵护的时候,你真的不能只是谴责侵略者。羊弱,狼则逐之;牛健,虎则畏之。有“大民”则有“强国”;有“小民”则必“弱国”;当国家权力大面积腐败,当“人民”被虚拟化、渺小化的时候,当平民百姓因贫富的极端悬殊而失去“幸福感”的时候,甚至当富人因极度的富裕而麻木了富裕、并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国家兴亡还能找到人民吗?从这个思维视角扫描抗日战争的历史,相信中国人都会渐渐变得聪明起来。“人民”爱“国”,还要“国”能爱“民”。进而,我要感谢杨蕴先生以他所著的《邳睢铜抗战史新考》一书,重提一个被人忽略的主题,此即重振爱国主义。而今的思维惯势是,每提“抗日”,必导“仇日”。仇日恨日,作为历史情绪,可以理解;但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内部问题。内部问题永远要内部解决。呼喊“仇外”的口号,只是口号,无助于让中国的老百姓幸福。如果认为“爱国主义”太大、太难以把握,我想不妨让权力者们有一点公正之心、知耻之心、廉洁之心、敬畏之心,让无权者们有一点责任感、正义感、团结心、上进心……人人都知道有个“家”,也知道有个比“家”还大的“国”。倘能如此,鲁迅所忧虑的“国民性”的痼疾也就药到病除了;“九·一八”不会重演,“八·一三” 不会重演,“七七事变”亦永远不会重演。在“国史”的大体系里,“地方史”每每以它的丰富细节还原历史的生动性和亲切性。《邳睢铜抗战史新考》是一本会让徐州人重温历史,进而焕发家国之情的好书。为之序,并与读者共勉。                   201137于徐州黄河新村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老耘书画集》序 老耘先生辞世翌年(2000),经董尧先生策划,由岭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老耘书画集》。老耘先生的书画作品得以以大大缩小了的印刷形态刊布天下。局外人咸为先生憾:以九十三岁的高寿,有生之年,竟然未能亲见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此非终生之痛乎?这是活人推己及人的善意,但已与永逝者无涉。听董尧先生说,老耘先生作书作画近八十年,一路散花,一路遗珠,似乎已经充分领略了自由挥洒的快意、并展示了半赠半鬻的风致。他对“出版”的“从无兴趣”,没有矫情的色彩——原作以原色原大流布于民间,不是比压缩了、易质了的集纳形态更真切地体现了艺术的生命力和生命的艺术美吗?相比于那些痴痴以著“书”、却无“说”可立者,老耘先生的拒不出书,则绝对传递了一个书画大家的自信。2007年,老耘先生仙逝第九年,又是董尧先生与郑正先生共同策划了《老耘书画二集》的出版。作为老耘先生的入室弟子,董先生亦已七十有七。虽然步履轻健,文思敏锐,毕竟岁月雕镂,今不如昔。但董先生是知难而上者。师生情分,乡邻道义,二有其一,他都会殚精而赴;何况在“文革”动乱中他们还有一段同被践踏的命运呢?董尧先生之幸,幸有名师之诲;老耘先生之幸,幸有高徒之敬。世道日变,人情日新,能遭逢如此“老派”的师生之谊,我不敢再以浮言虚誉相赞。郑正先生亦老耘先生弟子,八十有三,耄耋之年,仍热心恩师遗集编著,诚可感也。《老耘书画集》卷首,曾刊有二序。一为董尧先生的《蛰居未必不风流》,一为叶耀才先生的《可惜无声》。两篇序文,虽各有侧重,但相辅相成,映显了老耘先生作为书画大家的风采。董序披露了一则艺术轶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老耘先生持草书作品“墨林人瑞,鲁殿灵光”条幅谒见齐白石,齐翁当即题赠:“惠民(老耘名)笔墨活脱灵动,再努力必不让张癫醉素也!”这一勉励式的“不让”的预言,借了老耘此后数十年的“努力”真正得以实现。铺展开老耘先生的苏轼《前赤壁赋》草书十二屏(137㎝×41.4㎝×12)和苏轼《后赤壁赋》草书十屏(137㎝×34.5㎝×10),以及他的杜甫《秋兴》八首草书八屏(137㎝×34.5㎝×8),再比比张旭、怀素的狂草之章,我相信有鉴赏力的人都会慨叹:各有千秋!足以抗礼!叶耀才先生的序文,通过对老耘先生书画作品的解析,认定“老耘的艺术,在这个热闹的纷繁的时代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清新、简净、和谐的特例。”叶先生“可惜无声”之叹,于书画之外,当然还流露了对老耘先生浓烈的人文关怀。书画原本“无声”, 叶序借齐白石故事引发可惜之叹,或还有对老耘先生宏才弃置、生不逢时的叹惋。对于书家、画家而言,点、划、色、象倘若模拟了自己灵魂的舞蹈,配不配音乐,又有何妨呢?老耘先生沉埋于无声、或眷恋于无声,除体现了书画创作的特征外,其受命运之钳制,局外人则多所不知。因为与董尧先生的接触,我在二十年前即断断续续从他口中知道了老耘先生的坎坷人生、传奇人生和艺术人生。很贴近,又很遥远;很亲切,又很淡漠;时而勾画着造访这位老人的或然性情节,时而又将他定格为永恒的健康与忙碌,而将拜谒一推再推。还有更多的明天,更多的机会,打开柴门,扫却落叶,一杯烈酒,一盏清茗,谈到海阔天空……直到有一天,董先生告诉我:老耘先生走了!我才大惊大悔:不可能,这么快呀!因为在我坚定不移的先验印象中,他永远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长者。其实,董尧先生也有过主动邀请的表示:哪天,我带你看看刘先生!不知是我的疏懒,还是我和那位老者的缘分太浅,在一个大幅度重合的空间和时间范畴内,我还是没有亲聆大智之乐的机运!老耘先生走后,董尧先生继续向我讲述着老耘的故事。已知的,新知的,编在一起,连缀成一帧书画大家长寿而又悲辛的画卷。“老耘”,乃刘惠民先生自号。刘惠民(1907——1999),号金蟾溪上人、又号香雪轩主、借庵、墨耘老人、老耘。因晚岁于书画作品多题署“老耘”,故世人即遗其真名而直呼“刘老耘”、“老耘”、“刘墨耘”等。先生祖籍砀山县,辛亥革命时(1911)举家迁于萧县故黄河滩之迎风口村。其时,砀、萧二县皆属江苏省徐州府,加之迎风口村距徐州城仅仅25公里,所以老耘先生的书画成就与长于他的萧龙士及幼于他的朱德群、刘开渠、郭公达、郑正等人的艺术成就,都是超出当代所谓国画乡、县的局限,借了徐州文化圈融合、托举之力,进而才升华、提高到国家级水准的艺术例证。如果缺少了徐州这一方域性的过渡平台,边远地区的乡与县,很难直接象生产“土特产”一样推出大家。民国时代,老耘先生凭借丰裕的家资,读经、研史、习医、学画、演武、练书,自幼便打下了文武兼备及书画双修的知识功底;人到中年,他既是名扬一方的医生、拳师,又是才华过人的书家、画家。进入共和国时代,因为他家曾经广有田亩而被划为“地主”,由此堕入苦海。当一个人长期处在非人的政治惩罚中时,他所拥有的艺术才华必然遭到否定。老耘先生,是涉过生命的炼狱有幸活到重获人格尊严与艺术尊重的。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老耘先生即便在九死一生的困境,也从未荒疏他的书艺与画艺。收入本集的书画作品即是这种困而有为、穷而后工的例证。上世纪的动乱年代,先生在家乡难以存身,流落徐州,在好心人掩护支助下,苟延生命,无以为报,则援翰为章,泼墨成卷,秀才人情纸一张,于是一大批书画作品在生命的挣扎和人情的关爱中应劫而生。压在箱底多年后,收藏者展示把玩,日光朗照,暖风吹拂,每一处点划濡染都复活了老耘先生布衣之雄的大师风范。本来,我是要刻意回避“大师”二字的,所以前面的追述里我反复提到了“大家”。老耘先生乃一书画巨人,时下,还没有望其项背的生徒。若称“大师”,不但缺乏学院的、系科的、家法的、教科书式的结构性传承,而且少了些荣损与俱、互相哄抬的网络性纽结,因而老耘与老耘书画作为独立的艺术个案,暂时还不具备登高招摇、顺风大呼的影响。惟其如此,老耘的人格魅力与老耘书画的艺术价值才有别于院校翰林及他们的应命而作。老耘走了,把书画留在人间。在灵魂深处,他相信自己,他也相信时间。一切超值的竞拍或垄断式打压,都将在漫漫岁月中消解为后人、后后人的哈哈一笑。老耘先生的书艺精华,集中于狂草纵横。叶耀才先生评为“元气淋漓,变化从心”,甚为确当。以我浅识,则为“结构循法度,点划注元神”。先生的画艺成果,体现为写意花鸟。叶耀才先生评为“生机焕发,精气充盈”,亦为高屋建瓴之论。我在画外,不知画理,读老耘先生画,不见笔,不见墨,惟见造化生机引带出鸟语花香。一页页,翻展着老耘先生的墨迹,我体验到雪泥鸿爪的苍凉。生命奄忽,万物难久,芸芸众生,各自空忙,真的没有几个人能悟透生命耗散中的创造义务。老耘先生肯定是了然此生所求的,所以,他用一支柔性的笔,描绘出一种草芥生命的强力反弹。艺术在剥离了一切形而上学的说教后,一定要显现它的感染与共鸣,才能为人珍视。老耘先生的字与画,在当今拍卖市场上并不多见,却被普通人视若珙璧。本集收入的书画作品,都是老耘先生非常时期在徐州所画、且被徐州民间珍存。度过清寒,迎来春暖,热心人崔祖连先生出其所藏,于是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艺术组合。感谢创作者的同时,我们还应感谢收藏者。艺术的发展与传播,风起云涌,推波助澜,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这才有季节轮回,人间向善。我相信有天才、有运命、有因果、有罪有罚、有毁有成、有播种有收获、有羽化有登仙。所以为了预见老耘先生的艺术不朽,我用“羽化而登仙”作为本文的标题。不必为老耘的盛世不显而不平。张癫醉素,在其有生之年,谁又曾紫绶金冠?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自古皆然,又何必为城狐社鼠的窜跳而生忿?海天茫茫,大野苍苍,人如朝露,谁可久长?人创造,人永恒,有限的生命,始有机会作延展性扩张。老耘先生用他一生九十三年的苦难,锻造书艺画艺,江河不废,其书其画或可历百代而不老也。  2007520于徐州黄河新村书屋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6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19 09:36 

嘤 鸣 友 声 满 江 湖
——李鸿民《徐淮唱和集》序

己丑中秋,李公乐农先生之《徐淮唱和集》编竟成帙,嘱我校理并短章代序。桑梓之亲勿论,景行之敬长怀,受命若惊,秋夜观诵,诗情满纸,快意淋漓,吾于是深味先睹之乐。
《徐淮唱和集》略分四编,依次于“唱和编”辑录先生诗二十五首、诗友唱和三十二首,于“自吟编”辑录先生自咏六十九首、自撰联四幅,于“友声编”辑录诗友题赠之诗、词、联计三十五首,于“序跋编”辑录友人题撰及作者自撰之序、跋、短文计二十一则。或因虑及该书之主体文案多为附丽于徐州、淮安二市文化背景之诗情对话,故而先生有意拈出“徐淮唱和”四字为全帙作标识。如此命名,可谓准确而平实。
“唱和”之风,弥漫诗坛,自古垂今,不绝如缕。所谓俗人俗唱,雅人雅和,各扬其声而又发乎其情。《诗》云:“叔兮伯兮,唱予和汝。”而“唱和”之本质,则为“嘤其鸣也,求其友声”,君子周行,山呼海应也。唯因“唱和”常有,故诗坛多响应而诗人亦少孤寂。
巡行于《徐淮唱和集》的声律平台,一路探访,一路倾听,我触意于乐农先生无尊无卑的诗情派对,或询而答,或忆而慰,或留而别,或赠而谢,平等交往,和谐相处,君子之交,水乳互融。这让我油然萌生喊山应声、望海浮楼之神往。虽然乐农先生淡出宦境,仅以书家、文人之身份活动于社交空间,我仍然惊叹于先生所特有的亲和力、凝聚力和君子情怀。如此众多之诗友、文友、书友或茶友,以乐农先生为核心,抟聚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文群落,相聚则推心置腹,相别则魂牵梦绕,静而思之,又岂可归因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所为,即有所获;有所持,即有所交;此诚“以诗会友”之必然,亦复桃李成蹊之奇观。比于当今盛世之官场诸公、宦海政要,或位尊而凌贱,或道衰而退贤,台上一呼百诺,台下孤家寡人,不以为失,反以为得;乐农先生之洁帆溯流、优游江湖,其智慧与品格已进三舍。
退而言诗,乐农先生以及与之唱和者,多非专业诗人。彼之唱和,皆风生水起,月移影动,情之所至,自然生发,因而我不准备对《徐淮唱和集》作过分严格的诗学考量。这并非降格以求。若放大背景,环视域中,共和国一花甲,国学中辍,礼教式微,诗艺之道,久耽沉埋,诗继唐、宋者,国无一子,即能承续晚清、民国者,亦鲜有人。时下,虽诗社林立,诗刊星罗,而佳作美章,万不及一。故以诗艺衡其成者,传承尚且无脉,胜蓝何曾有望?所幸者,政治强力可以腰斩传统,而无计禁锢人心,勃勃诗情终在国学热之烘照下,焕然为人民大众之自诉与相呼。人在即“人情”在,“人情”在即“诗情”在,“诗情”在即“诗艺”重光有日也。作为文化个案,《徐淮唱和集》的刊布,对于光大中华诗艺而言自有其一叶知春之启迪。
我收回目光,在《徐淮唱和集》的微观世界里徜徉,发现几乎每一组唱和或每一首题赠后,都掩映着一段遥遥相望、心心相印的故事。如“友声编”第一首诗,为王洪明“五绝”题赠:“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侠行。其人虽已邈,千载溢芳馨。”初吟,知礼赞二古人;细考,方悉此诗实属意于乐农先生。王洪明,淮安涟水人,淮安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1957年错划“右派”,备受磨难,壮岁无子,后唯依养女照料生计。“文革”结束,王氏冤案昭雪,回城任教,而养女却因农村户口而滞留乡下。多次上访,均无结果。乐农先生1984年出任淮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接王氏上访,当即批转市公安局局长,首列理由四条,复明确指示:“建议调查,如果属实,立即解决。”不日,养女户口迁城,王洪明赋诗相赠,又送与养女、外孙之全家福以作留念。考一诗之本末,竟是一家之命运、三代之感戴,何其真挚!何其凝重!
又该编第二首祝尔康《送李鸿民返徐赴任》曰:“云龙三月花含笑,楚秀柳丝情茵茵。人山浩浩皆朋友,文海淼淼一知音。”诗中“知音”,自当为乐农先生。妙在诗后附言,点化人生际遇:“知遇之恩,无以相报,仅石子三枚,留君临池镇纸之用。三石为磊,愿君与文房四宝常相厮守。望笑纳。1991年3月。”询祝氏事,乐农先生曰:“祝先生乃淮阴市教育局干部,1957年打成‘极右’,劳改十余载,因档案失落而久久不能落实政策。1984年秋,叩门相访,闻之恻然,即嘱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员:‘找到证人,即是档案,何必死守条条框框!’祝先生旧案推翻,遂为淮阴市最后、最慢、亦是我接手后最快落实政策之右派。”
举此二例,已知与乐农先生唱和者,多为命运交响。或点水润枯,或隙光烛暗,不当其境,孰知知己之难觅!总之,唱有分量,和有功德,诗情、人望、政风、民心,尽在其中。
又“唱和编”载高鸣珂《赠李鸿民诗人》一章,原诗书于一处方笺上,后书作者姓名、年月及吟赠时年龄(八十八岁)。喜获赠诗,乐农先生当即和诗一首。念及二人从未谋面,云雁相寄,略嫌率意,遂泼墨挥毫,书成行草,裱为一轴,思以当面呈谢。因我见证此一过程,故先生约我同去高先生寓所。至,方知老人已入院养疾。转赴医院,见老人已重症昏迷。儿女们答应,老人一旦醒来,定让他先看看乐农先生的诗与书。不久,高老去世。我估量《和高鸣珂先生》一诗或是高老生命中最后之诗情回音。斯人已逝,和诗尚存,友声之应,又岂是职业、地位之异所阻绝!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中国诗人的唱和传统,上继国风而下开诗教;可以断言,只要诗意之酝酿在诗苑有花有蕊,苦吟之诗句,亦可以唱和之甘甜滋润诗心之荒寒。《徐淮唱和集》仅从一个侧面、一个瞬间表现了徐州与淮安两地诗人之间的理解与善缘。“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这已是世人耳熟能详的流水欢歌;如今,清清的泗水运河仍然将徐、淮二市上下维系,故人情之相濡、诗情之相染,又期乎必然也。
乐农先生从政已逾六十载,虽宦迹不出徐沛淮濆,然心忧苍生,情系家国之意,殷殷于怀,未曾稍释;年且八旬,诗情焕然,吾谓或“泛爱众而亲仁”者矣。为诗集序,并为先生寿。

2009年10月31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永 恒 的 江 湖
——走近自由书画家周庆明
(周庆明画集序)


在周庆明先生学画四十年数后,他的第一个部画集悄然问世。
所有的从容与淡定,都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他无须拿自己的画去换取柴米油盐,亦无须借了画作去标榜身价。写字,作画,皆为生命中的闲逸之事——兴之所至,信手拈来,雪泥鸿爪,行云流水,事前决无适应谁、听命谁、服从谁、服务谁的先验设定;倘无那份闲情逸致,则冷落楮墨,横陈笔砚,经年累月亦无尺幅之稿。问庆明先生与书画之缘,彼笑曰:客串而已,票友而已,岂有他哉!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种活法,或近于潇洒!
书、画这东西,亦如文字,在本质上均属“形而下”之粗活。自神其术、自炫其技、自昂其值的风习,还是近二十年的“丑人多作怪”。匠作者的主体因素之外,或与权力保镳、舆情误导、世风萎靡、民智蒙昧有关。而辩证法的冷峻在于:“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若明乎此,你自可在轻呷一盏香茗、或细品一杯醇酒之间,坐看幻海蜃楼的消失、及金钟玉磬的湮灭。
我感性地欣赏周庆明先生的字与画,以为无须寻找什么美学理论的支撑。退到“外行看热闹”的门槛之外,那毕竟是有“热闹”可看的具象与神韵。笔墨、造型、立意、寄托皆勿论,一个“非功利”,一个“重情趣”,一个“有自我”,庆明先生的字、画已与坊间为追风、趋时、迎合、猎奇而推出的大小制作拉开了档次。如此说来,庆明先生的书画在艺术精神上或可与明、清画家们的清供自赏、林下嘤鸣相呼应。以古人为参照,评旦今人,风险颇大——开倒车不至于,但易于犯厚古薄今之病则无疑。我作这一比较的用意只是想申明:中国艺术的精神元质,大抵要靠那些最少商品意识、最有家园之恋的弟子门生加以传承。这与孔门学术仿佛,子贡虽精于货殖,长于外交,但传播儒教还要靠拙于言词而笃于孝道的曾参。
庆明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师从徐州宿儒王仲博先生学习绘事,师从徐州草书名家刘惠民(老耘)先生学习书道,故源流自洁、师道自正、眼界自高而气度自雄。及壮,曾先后创办工厂,经营企业,钟情收藏,营造园林。闲暇日,则偶一弄笔,澄怀向壁,自作自赏,出示同好,茶酒品评,亦乐在其中、醉在其中也。
三年前,庆明曾以斗方之作贻我。尺幅虽小,气象颇大,审视良久而意境无疆。我于是云山雾道曰:“亮公若恒心于花鸟小品,必卓然大成。”今视此集,果然皆小品,果然皆佳作,“小品”不小,惟“品”是高,又确乎无可怀疑。
在此坦言,本人较为厌恶权威电视台年年推出的戏剧小品。那一类小品的狂潮漫卷,只表明中国人悲剧精神、正剧精神的消弭。其实小品潮的无休无止正从“游戏”的层面上,揭示着中国人“国民性”的痼疾:拒绝深邃的、哲理性的思考,而沉缅浅层的、乐感性的自慰。与戏剧小品形成两极对照的书画小品,则以它的个别关注、个性书写而张扬着个人审美与个体自主。虽不能一概而论,就周庆明先生的书画小品而言,我的判断当不为虚誉。
近年(不出二十年),书画艺术的繁荣有目共睹。甚至,随着收藏、投资热的波及,书画艺术大有异化为敲门砖、致富路、登龙术的“显学化”趋势。对书画艺术而言,这不知是福还是祸。
在拍卖槌下,中国书画也已有了“天价”造势。尽管众生皆引颈望天,我知道写字人、画画人都还无法脱离黄尘。飞鸟在天,其卵在泽,再伟大的艺术,都是艺术家扎根于他个人的那片沃土创造的啊。从周庆明先生以及许多实力派书画家的生存状态,我感知了江湖的博大——其大无所不包,江湖的生机——其机无所不化,江湖的规则——其则优胜劣汰,江湖的宿命——其命盈缩有期。江湖人能做的大抵还是结好自己的网,静待个人的萤灯鱼汛……
是为小引,以期与周庆明先生相忘于江湖。

2010年2月11日
刊载《文艺生活(艺术中国)》>> 2010年 >> 第11期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7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19 09:36 

   ——《王仲博书画集》序我相信,人与人走远或走近,一定不是必然的。晚春,因事乡居,忽接贾长祐先生来电,嘱为王仲博先生书画集拟一短序。理由毋庸置疑,即王先生乃“沛县老乡”。让我不可推却的感性观照则是:次日,风雨交加,春寒倒流,长祐先生搭公交,换三轮,奔波六十里,将王仲博先生之书画资料送至我乡间蜗居。再后来,与周庆明、贾长祐、周节文、李天池诸先生相聚,我才得悉王仲博先生之书画,创量极大,流布极散,尽其家藏,仅得三帧;而今,经诸公荟萃者,已达百帧之多,其间寻访之艰、搜求之难,固不可尽述。当此师道凌替、乡谊浇薄之世,衮衮诸公,孰知敬老?芸芸众生,孰知尊师?而庆明、长祐、节文、天池诸公,缅师恩而承师训,继绝学而传绝艺,非为名计,非为利谋,一以恢宏徐州艺术之大美、探寻徐州艺术之源流为旨归,诚为难得,非人可及。有感乎诸君子古道热肠,我虽援翰无文,亦不敢置身事外、再作壁上之观。王仲博先生1901年生于江苏沛县,1926年毕业于南京艺专,历任江苏省立中学及师范教职。抗日军兴,即于1937年入川,由江苏省后方联合中学,转入教育部第三教师服务团所立中山中学担任教育行政及教学工作。共和国建,王仲博先生返乡出任徐州公、私立中学教职。1962年从徐州市第二中学退休,1987年逝世。先生自入南京艺专始,即师承名家(萧俊贤、王东培、谢公展、刘海粟等),陶醉绘事,积六十年之功,卓然成一大家。限于徐州之境如此,大于徐州之域亦如此。此非虚誉,有目共睹,展阅是册,高山仰止,已无待乎长管窥天、巨蠡测海也!为慎言计,我以王仲博先生之艺术定位询于周节文先生,复询于周庆明先生。二公皆以“李可染外,二十世纪徐州山水、花鸟画第一人”相推许,我以为至确、至当。相同的评价还来自赵宗基先生、刘梦笔先生。这都是跳出门户、放眼百年的评量。录此存照,以验虚实。王仲博先生的艺术成就,之所以高出众“乡贤”,内中含着必然性之因素:国学奠基,为一;高端师承,为一;万里胸襟,为一;与时俱化,为一。倘其出川之后,或宁,或京,或杭,或沪,择一而居,其与李可染双星耀驰,烛照华夏,又岂难事哉?人生谋而后定,无待假设。欧阳修有一梦,借其诗而泄天机:“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这是既当官、又当明星的筹划。究其实,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王仲博先生一生,亦可借“舍身取艺”四字概括之。可告慰于先贤者,人生匆迫,艺术长存,王仲博先生的书画精品长留人间,将以天人合一之大美,昭示着生命的永恒与造化的隐秘。明乎此,我不再为先生艺名默默而生憾。人无百年命,艺有千秋香,复何求哉!复何求哉!“徐州英伟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区域。”这是千年之前外地人对徐州人才辈出的赞美。“人才”之分,有大有小,有文有武,自不可一概而论。日月逆行,回望当年,王仲博先生高蹈于他艺外无梦的人间天堂,仰观山水,俯察花鸟,形诸笔墨,物我相融,故其画作,不论在民间的、或学院的层面上,都已达到了二十世纪精英文化的高端水准。时日愈久,功利愈淡,王仲博先生文化遗产的越代价值便愈获公认。此无可疑也,亦无可易也。沛县人或徐州人的遗憾,是因为后知后觉而失去了与王仲博先生的生命对话,进而也失去了对王仲博先生文化遗产的全面接收。明珠散轶,月影跳池,纵有回天之力,已不可失而复得!仅以先生最后十年创作论,长驻幷州,周览山川,太行吕梁,尽收笔底,其巨幅山水不下百帧,除少量流布晋省外,大多为日、韩商贾低值抢购,名作外流,岂能无憾?这叫人近而缘远。缘分是有的,且看深、浅、远、近吧!隔着岁月,观画者逡巡丹青,力求破解七彩润濡的无言之教。食蔬求嫩,食果求鲜,“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就绘画艺术之绝尘静美而言,我还是渴望朝花夕拾的发现。匠人或貌取,哲人固神传。当我们眺望前尘时,自然要向一切远行的开拓者致敬。201056于徐州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刀光剑影,孰罪孰功? ——菜九段《屠刀集》 菜九段先生将《屠刀集》发送来时,我没看内容即大吃一惊:这菜九先生是要倡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还是赞同在山间水涯,落草为寇,拿了屠刀去剪径劫路?及至看了《屠刀集》的目录,我才明白,“屠刀”云者,实在是隐含着某种“切割”或“决裂”的快意;这既暗合了菜九段近年来的学术关注,又与他的学术发现触动了盛世学府的深潭积淀、进而引发了沉渣泛涌有关。历史一贯用刀剑说话。待收起刀剑,仍然是刀剑的主人们、即权力者说话。所以,评说历史,平民的语言是最为苍白无力的。不评说,还能看出个经纬纵横来,一评说就乱码如云。刀剑或权力说话的实例极多、极多。我们看惯了的投票选举、举手表决、民意测验、舆论监督等等,那都是做戏,那都是个假。因而,当你不曾“提三尺剑,马上得天下”,或尚未领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夺权或保权诀窍,最好不要评说历史、尤其不要评说“中国式”的改朝换代史。菜九段先生对刀剑与权力的话语权似乎比我还漠然。他相信历史的真相可以通过历史工作者的探微烛隐而显现,他还相信历史认识的乱象,也可以通过还原历史真相而得到澄清。所以,他安于且乐于以“业余”的立场,营构着“民间”的历史思维,进而对受刀剑与权力影响、且习以为常的历史判定一再说“不”。这有些引火烧身,与我的明哲保身大不相同。我主张,不要喊醒沉睡者。别人不论出于休息的或寻梦的目的而沉睡,都是他的权利与选择;倘能大梦黄粱,出将入相,即便醒来成空,也是难得的经历啊!我还主张不在主流的、宣传式的历史判定与现实判定之外寻找真理,因为我相信只有主流流到罗布泊的沙海,涛声沉寂,才能轮到沙鸣风语。话说白了,即便你手握真相与真理,你也不要为谬误者证谬,你久以为“谬”者,他方以为“正”,道不同,自不可为谋也!何不等他南辕北辙、绕地球一圈而回到原点后,再听他说说“飞去来”的感受?人之不同,各如其面。菜九段坚持着他历史学者的认真,我则乐于闲观雁南飞、水东流。所以,在这种态势下,菜九段先生期我为序,我大抵只能说些隔靴搔痒的浮言虚语。《屠刀集》收文二十篇,有专论历史的,有专论现实的,因而,对《屠刀集》的内容,不好用一语概括。菜九段说:“何智丽、王朔等篇什夹杂于古代事件中,颇显不伦不类,菜九此举,是为了将这种稍轻体量的文字,穿插在长篇大论之中,以弛缓读者神经。这是做惯了编辑的菜九的一点小伎俩,望读者诸君勿以错简待之。”此话,也不可全信。对于悉菜九段的读者而言,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正是菜九段的看家拳法。所以,《屠刀集》的编纂采用今昔相揉,完全符合了菜九段的学术期待:借助历史的探求,启迪今日的智慧。读者呢,只要你读进去了,我估计一定可以在厘清那些客观性的历史老账的同时,也会让主观性的认知能力有一种因人而异的变化。菜九段的《千古忽悠鸿门宴》,《千古不散鸿门宴》、《汉高祖招谁惹谁了》、《才高九斗说项羽》等文字,大抵都是针对那些不读史书、没读懂史书、或虽然读过史书(教科书)而又满脑子偏执之念者的。我相信菜九段的以理服人、以证服人。他学医出身,一贯重诊断,重病象,重药理,重疗效,以这样的“对症下药”,鲜有不药到病除、或药到病轻者。前提是,病人要愿意配合。现在的形势则是:病人坐大堂,在给医生把脉开药方。当病态思维宣布建康就是疾病时,你还说什么呢?菜九段坚持自己医生的操守。当他的历史论文借“网络”而流布时,他怀抱着河清海晏的理想。我不恋“网”,正如许多人不恋教、不恋党、不恋团、不恋军一样;但漫游网路,我还是感慨于“网”上好人多、好事多、好东西多,但不可掩盖的是由于“撒谎体制”和“仇恨哲学”的泛漫,网管们所操控的言论主流还是“骗”与“骂”的风华依旧。 菜九段对千年历史的“自说自话”都能“犯了众怒”,“激起公粪”, 招来各种污言秽语,这让我判断:骂人与撒谎,一定是安稳的职业。有人受命而为,终生尽职尽心而不疲。北京大学某姓教授,在电视荧屏上大骂香港人是“狗”。上网浏览,碰巧看到、且听到了他的那番表演。我真不知道他那样表演是受了谁的暗示或支撑。由菜九段的个人被骂和香港人的群体被骂,我开始反思“中国式”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为什么在唱尽千歌万曲之后,总是独独留下了“红歌”。有人说,“红歌”发于心田,有人说,“红歌”来于指令,小民不知也。回到阅读《屠刀集》的感受,麻木如我者,也有一种舒心的快意——就“刀”而言之,则好比挥着镰刀,在庄稼地里割草。野草虽然生机勃勃,但它们长不出五谷粮食来。即便你割不尽野草,但是请相信,割一片野草,就成全一片庄稼。从割草者的、或农耕者的视野看,菜九段无疑是个有责任心的庄稼人。菜九段的庄稼是历史科学。有科学,就有反科学。有人种庄稼,有人撒草籽。现在,有灭草剂了。灭草剂有专门杀草叶的,也有杀草根的,一撒灭一片,十分方便。但是,灭草剂的副作用也不小,它既能杀野草,也能杀庄稼啊。所以我认为,根除杂草还是镰刀、锄头方便而环保。菜九段固恋他手中的“刀”,或与我有其同虑吧!点数《屠刀集》的篇目,三分之二在说秦汉之交的那段历史。那段历史,群雄逐鹿,风云变幻,煞是好看。唯如此,后代的看客也特别多。看门道,看热闹,各随其便。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问题是,由“历史关注”引动的闲言碎语,每每又受了“戏剧精神”、或“宣传情怀”的俘获;如此,“历史话语”便有了更加浓厚的“现实功能”。换言之,说历史,评古人,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站队”或“政治表态”。在这一“古为今用”的大环境里,菜九段的历史辨析,自然就触动了时代的痛点、痒点或私点。这就注定,《屠刀集》的内容虽然多为历史论析,但作者不是与司马迁、班固们交流,而是与误读了《史记》、《汉书》、进而背离了司马迁、班固们的现代学者打笔墨官司。历史论题的现代性,既让《屠刀集》跳出了乾嘉学派饾饤必考的琐屑,又让《屠刀集》呈现了网络对话的机智与明快;而在终极的祈盼里,菜九段似乎不是在争一个输赢——他早已明白,历史精神的回归,其实是现实良知的回归。梁启超曾说过:“未成熟的见解公布出来,会自误误人。”不少“学者”一开口就胡说历史,原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原错”在于“迷信”。既然错读了教科书、错拜了老师、错信了伟人的最高指示,则一旦唤醒了“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历史就是一盘人人可以勘破的残棋。以古观今,则一切游戏都是一目了然的。“褒贬出之胸臆,美恶系其爱憎”,这是极坏的史学风气。今天的史学界,也不容乐观。在“专业”的、“学院”的派系之外,活跃着菜九段先生这样的历史发烧友,该是中国历史学的幸运吧。2012419于彭城搜狐原创/历史 > 架空历史 http://vip.book.sohu.com/book/124866/>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8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19 11:50 

——《李天池金石书画精品集》序老一代勿论,在共和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徐州金石名家中,李天池先生是入道既早、扬声又著的一位。1990年,他的《天池刻十二生肖印》编成,1992年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刊行海内,其时徐州金石篆刻的艺术群体尚不能列队猛进。弹指二十年,白云苍狗,重读书画界知名人士们对李天池治印技艺的旧评,弱化了虚誉,仍然让我们相信这当是对李天池艺术才华最真实、最权威的鉴定。考虑到旧书难觅,姑摘录片言以见推奖之意:——沈鹏语:“语石精舍,肖形印存。”——陆俨少语:“翰墨因缘。”——刘江语:“徐州李天池君作图象印,简朴生动,颇具汉魏遗风。同一题材有多种表现手法。有的吸取战国时变异或较抽象手法;有的录两汉较为概括写实之风;有的取先秦大块黑白对比;有的参以宋元洗炼线描;也有的则可见受到现代图案、或国外动物画装饰性夸张造型等之影响。但都能熔化于方寸之间,铸成既有传统图象之风范,亦有现代意识之表露,并初具个人审美观及表现手法的作品模式。洋洋大观,实为难能可贵,为印林又添一新花。”——王伯敏语:“天池制十二生肖形百余方,以形写形,以形生神,于趣中藏拙,颇见生趣,是为难得也。”——欧阳中石语:“天池所制肖形极得神韵逸致,颇耐寻味。或如汉画,或如文字,皆意态生动,古趣盎然,观之雅甚,扪娑其间,获慰良多。因题数语,以志我愫。”——李铎语:“天池制印,宛转有情趣,疏密得规矩,纵横无拘束挪让,出奇肆刀耕剑劈,气度恢宏,诚印界之佳品也。”——陈振漉语:“天池君作生肖印,潜心攻艺,颇得古风,予所素喜也。闻时有结集之意,此大好,足为印坛增色。予以篆刻一技,自古名家辈出,而图形生肖之属则问津者稀。甚望天池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期有大成。爰志数语,以为张之。时天池负笈浙江美院,学成归里已三载矣。”立此存照,日月为证,无须溢扬,已趋定评。2008年夏秋间,两三次杯酒抒怀,天池均告我将有书、画、印合集面世。我乐见其成、允为其序,而不惮坛下论道、寺外说法之忌。天池聪明,于艺事为多面手,书、画、印皆佳。即不称“三绝”,在徐州书画圈中,亦鲜有比肩而立者。吾意得之天分,非碌碌磨杵之辈可望项背。惜明于此而暗于彼,与自炫其术,自秘其技,粗劣满纸,反昂其值者相比,天池又略显木讷。行虽近仁,已远浮利,苟不折腾,何来热闹?此艺坛宏道,天池不染,染亦不濡其墨,斯不知此种独钓寒江之自信能否维持到春雨江南!看天池悠然于亮公先生圣旨博物馆及点石园诸多繁务之中,不急不躁,无悔无怠,偶有宽余,信手珠玑,我豁然于守中抱一、随遇而安即为上上智慧。天池闻此言,或许淡然一笑:江山野人,率性而作,何来智慧不智慧?而我却认定,“智慧”即在“性”中,若性中有此慧根,一滴甘霖,足成参天之树。若无,则不可点化,更不可说破。浏览天池的书、画、印诸艺作,我惊异于他在不自由空间内的自由拓展。画的自由度体现为收缩后的视觉复原;书的自由度体现为点划任我而能呼应规范;印的自由度体现为去留随意而能相反相成。在这些领域,天池都表现了得心应手、行云流水的舒展。因而,我私心称许他的书、画、印都有独属天分的超逸。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天池的勤勉,亦不是漠视他与时俱进的功力积累,我只想强化申明:艺关别才,非天分中有一痴情,万不可蜃楼搭梯,幻海放帆。我不想、也不能将天池的艺术成就与同时代的艺术家们作一横向比较。我以此为惭愧。惭愧于孤陋寡闻,不知方今艺术界谁为泰山北斗。我也以此为幸运,幸运于远离尘嚣,不知当下农贸市场秕糠涨价几何。面对天池的作品,我有一种赏心悦目的快感。游目方寸,放怀云天;逡巡辙迹,命驾六合;玄思悠悠,乐而忘返。这或许就是其意境浩然所致吧。永远是作品说话。永远是欣赏者的理解破译创作者潜藏于作品中的暗寓。永远是形式变革承载精神超越。永远是创作与欣赏的双向互动成全流行再扬弃流行。站在这样一个艺术启蒙的基点上我权衡天池的书、画、印创作,它当然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生生不息的人文结构。在天池创作的至高点上,我期待他有一览众山小的苍莽情怀。痴迷于艺术,而又不以艺术的商品化为谋生手段,这是天池的生存特色和两难之境。对此,我给予深深理解。生逢斯世,资本对艺术家和艺术品的收购是江河大势;连带着,还有诱导艺术消费者唯“价格”是论。很少有人经得起“价格”麻醉。一旦艺术家们也混迹市井,锱铢必较,艺术创造即还原为“百工”考物;“高价”、“天价”不再稀罕,唯“无价”之宝旷世无觅也!天池的作品,不入俗流,大美无言,格调高雅,属阳春白雪,唯有缘者识而宝之! 2009317于益芳斋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永恒的巾帼风华──解读庄静(《庄静文集》跋文) 当人性恢复了良知,历史才随之恢复记忆。在辛亥革命行将一百周年、在因两党斗争而导致国土分裂六十一年后的今天,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平民百姓终于可以冷静而公平地谈论海峡那一边的同胞乡亲了。庄静进入我的视野。严格说来,那个民国女子的模糊身影不是今天、少说也是在十五年前我陪同程荣华先生去运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庄访问一个“胡风分子”时,就已经与大运河的潋滟明波融汇成了一团不解之谜。那个“胡风分子”叫庄涌。是诗人,是个理想主义者,在中日徐州会战的枪炮轰鸣中,他喊出了抗日救亡的诗声。这庄涌,就是庄静的幼弟。姐姐为了坚持她的忠诚,涉过海峡;弟弟则相信理想,留下来迎接太阳。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点,姐姐都得不到弟弟的音问;弟弟却是幸福的,二、三十年的铁窗生涯让他沉醉于疯癫之境,因失去记忆而失去痛觉、复失去思念!与庄涌生命前期抒情诗、讽刺诗以及他生命后期黑色幽默的人生臆想不同,庄静的人生是一篇只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大赋。与庄涌因追求光明而飞蛾投火不同,庄静的人生因肩负着国家的、民族的、人道的使命而能赴汤蹈火、一以贯之。将庄静、庄涌姐弟的人生轨迹作一对比,你心如明镜,你无言诉求。命运真是不能以“后果”来修定“前因”的!弟弟因热情而燃烧,燃烧的必然是自焚其身。姐姐因信仰而磨砺,磨砺的极致是九死不悔。庄静一生事迹,见庄大奎先生《庄静女士事略》。《事略》虽“略”,而庄静音容在焉,品德在焉,风范在焉;望文兴叹,抚今追昔,读者亦不能不心生山高水长之思。斯人已逝,功业长存,则又是无可怀疑的。庄静几乎是中华民国的同龄人。她的幸与不幸,也都紧紧维系于她与民国命运的休戚与共。是中华民国的文化启蒙让她成为一个相信自由、民主,信奉三民主义,渴求妇女解放,怀抱仁慈博爱的新女性。当然,她过早的政治成熟、坚定的政治选择、不悔的政治操守,也让她与生活于共和国环境里的父老乡亲因疏离而隔膜。好在亲情斩不断,而蒙昧主义又走不远,所以庄静的历史定位必将在中国大陆、尤其她的故乡邳州或徐州获得一个公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弱女子,总能在民族危难关头肩负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任:──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庄静曾发动组织“北平妇女救国同盟会救护队”,率队南下淞沪战区,救护伤患官兵。──1933年,日军进攻长城古北口,二十九军奋起抗战。北平各界组织“北平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 庄静又出任救济慰劳组主任,亲率救护队开赴前方救护伤患战士。──1938年,中原抗战,庄静奉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蒋宋美龄之命,偕唐国桢、谭春荣等,于河南信阳一带抢救战区难童一千余人,分别送往广西及四川。入川途中,庄静与难童所乘之卡车翻覆,致其腰部受伤,但所幸全部儿童无一伤亡。苟利家国忘生死,常怀黎庶抱精诚。这种大仁、大爱与大勇,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历史年轮。没有人敢于否定,也没有人能够否定。仅此,有良知的华夏儿女就应该年年岁岁向庄静这样的前人献上一束芬芳的鲜花。庄静应该无愧人生,因为她的人生是完整的。怀抱一种信仰,经营一番事业,认定一条道路,追求一种幸福;有曲折没有间断,有低潮没有背叛,以自我的色彩展现自我的价值,这是十分难得的。人成就大事,须有“定力”。庄静在无意间为随风偃伏的芸芸众生提供了一种无悔的参照。在生命的终点,庄静因为不能魂归故里也许有着些许的遗憾。我想,即使有遗憾,她也能笑慰平生。她是达人,她是智者,阿里青山埋忠骨,日月碧水慰剑魂,又何憾焉!又何畏焉!感谢程荣华先生在逾越了古稀之年后、仍斟字酌句地编辑了这部《庄静文集》。《文集》让历史再现,《文集》亦让文集的作者复活。而今,借了这本“文集”,读者得以走进中华民国的历史清空,并走进庄静的精神世界。愿迟到的理解架起一座便桥,我们翘首以待,庄静踏云而归…… 2010929  书于徐州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9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19 12:12 

——周沛生《草木纪事》序

 这篇序文,十年前即该写。没写,不是我慵懒,是沛生太慎重。周沛生是我的学生。私心却当他是“文友”。揣着“师”的架子太累,好不习惯;何如徜徉文坛,无长无幼,无尊无卑,文之所在,道之所存,以求终身砥砺之乐哉。“敏于事,讷于言”,是沛生的做人仪范。“内秀”,是康明超对沛生的评价,我以为至当。白发催老,岁月不居,遥想从一班学子中最先认识文笔卓异的沛生,竟有二十又五个春秋!当我在徐州城里固守着有恒心、无恒产的书生考量时,沛生回到沛县,从文员做起,历任乡党委副书记、县文体局长、县报总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一个狭隘的空间里,作着他广阔的文化拓展。虽然我十分清醒在生命的漂流中人们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却仍然坚定地相信:沛生的文学梦不会改变,而他的终极成就一定是在文曲星的烛照下臻于圆满的。三十而立,允许不立;四十不惑,允许有惑;五十知天命,则不允许再懵懂无知。即使不知“天命”,“人命”、自己的“人命”总要在年过五十时能大彻大悟方好。想到了“五十”的坎儿,本文才定下“天命有待”的标题。星空茫茫,人海昏昏,谁能一一对应谶纬家的天人设定呢?所以,退一步,我主张“五十知人命”。丁亥仲夏,因参加沛县汉文化高层论坛而与沛生见面。他出示一扎文稿,说是准备结集出版,并希望我为这部文稿作序。接过文稿,我并未喜形于色。但心中的快慰亦如久旱逢雨,雨后复见新篁簇发、青叶齐绽。沛生告诉我,交给我的文稿,并非全帙。大抵是为了减轻我的阅读压力,他只抽取了一部分代表作。我读得很慢,像品茗一杯铁观音或大红袍,总想用舌尖的感觉还原武夷山的丽日朗月或夕雨朝雾。一页页翻展着,渐渐入定,我开始以沛生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以沛生的心灵感受这个社会。当我读完这摞文稿,并最终走出沛生的散文天地时,已经不能用超然的衡文或匠气的说艺来虚应沛生对“序文”的期待。“文”是一个世界,“生活”或“生命”是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可以打通,两个世界也可以绝缘。打通有打通的精彩,绝缘有绝缘的单纯。沛生的散文,是将“文运”与“人命”打通的。仅此一点,他的散文便有了心灵史、家族史、乡村史的厚重。“文笔”化成“史笔”,这长长短短的文字,也就纪录了时代变迁的苍黄与朝生暮死的轮替。“史”,是一种“后时性”的认定。“岁月绵邈,居今思古”,固然要借助史传;其实,今天过去,就是明天;英年而逝,顿成古人,当生活日日更新的时候,生活亦日日堆积着历史。沛生的心思,大抵有一种抵抗遗忘的焦虑,所以他才凝神涤虑,抚今追昔,一一记录下成长的苦涩,以及在这由苦涩酝酿甘甜的过程中亲情、友情、民风、乡风的渐进或突变。生活、生命,搭乘“文”的舟楫,漂出忘川,变成永恒。文章的价值,因为能“让历史告诉未来”而趋于不朽。原来,我以为很了解沛生。读着他的散文,我将这种了解又延伸到他的外祖父、外祖母、舅舅、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恩师、同学、街坊邻居所组结的开放体系里。当所有的人物都在自己的坐标上呼吸明灭的时候,我进而感受到:人生若有大彻大悟,其实一定是在读懂了我们生息其间的那本无字的天地书之后。岁月使我们相隔,文章使我们接近,作为老师,我看重沛生历经宦波而能葆有对乡村,对农民,尤其对农民中最卑微的贫弱者的牵挂与颂扬。一切群体都在分化着,农民阶层自不例外。有人说,农民是“弱势群体”。此言似是而非。农民是分散的,构不成“群体”,故弱而又弱。在这样一个农业转型、农村变迁、农民彷徨的历史关头,沛生的散文为传统农村、传统农民、传统农业文化留下了一幅幅最后阶段的风俗画、风景画。于深深的人道同情外,或者还有绵绵的桑梓眷恋。即便生活于本乡本土,而乡土的与时俱变仍然让人有失去家园的空落。沛生的散文,难道不是我们这一代人、两代人共同的记忆?从形式美上把握,沛生的散文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仪态,有一种触景生情的点化机巧,还有一种开阖有度、收放自由的结构组合;语言则一以清新、洗练为本。因而,读沛生的散文,自在而轻松,可以坐读,可以读一段畅想一段,也可以掩卷遐思,任马由缰。结果,每每在一些小空间里,你会发现自己早已失落于大天地中的纯美。陶渊明红尘一去归去来,写下了一串美诗美文。那是他不到五十岁时的清醒。黄庭坚的诗中,也有解脱之念。我喜欢的黄氏名句是:“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只要你听到了天籁的启示,即便不入桃源、不登快阁,又何愁没有美文妙诗传播于世?2007629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天地何长久  人道居之短

——李承《路》再版小序

  李承女士的《路》再版,其堂伯乐农先生嘱我为序,于公于私,皆不可推却。惟惧于疏离文学太久,每恐心境的清寒难以再现丝路花雨的明丽。一年前接到赠书,匆匆泛览,当时的感受是:人生大不易,夜长,梦长,熬过来,天就亮了。“熬过来”的话,受教于家母。我所以相信这条平民语录,是经了岁月苍黄的印证。不料,这话竟也适于李承的山重水复及柳暗花明!既然承诺写序,我便再次翻开书,希望在《路》的字里行间找到作者的创作密码。循着“英”的故事,我踏上一条穿透时空的神游之路。黄土青山,塞北江南,高天飞雪,云中鸣雁,在一个权力伟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穷挥发中,我看到那个作为“烈士”遗孤的小女孩将她的命运放逐于时代的狂潮。几度绝望,又几度热望;几度落帆,又几度起航;在经风雨、见世面之后,她以过来人的清醒,回望履痕,记录下个人及家庭的幸与不幸,给读者一个解读共和国时代平民悲欢的契机。因此,《路》飘洒着知识女性的一路惨淡,一路芳华。《路》虽然扇动起“文学”的翅膀,但它不宜称为“小说”。说它是 “命运纪实”或“履历长编”也许更为恰当。一本书,一条路,一场梦,一生情,神光离合之间,它超越了“自叙传”、“回忆录”所承载的个人悲欢,且以大量的“人证”与“物证”展示了人民的无奈与时代的辉煌,或百姓的卑微与权力的伟大。仅就“纪实”而论,我已不可再作“文学”的赏析。面对作者苦菊酿蜜的创造,读者只有默默地给予认同、理解,并祝愿明天花更好,月更圆。此时,反思我对“创作密码”的刺探,自己已不禁哑然失笑:天籁之乐,可以不要音符;大美之画,可以不要七彩;纯情之文,又何必遵循一个预定的创作程序呢?“纪实”的使命,是“实话实说”。这“实说”的“实话”,既不承担“教材”的传道使命,也不遵循“宣传”的灌输宗旨,甚至也不与“主旋律”的“红歌”相呼应,它仅仅以“说话者”所要表现的生命历程为线索、以其独立观察与个性思考为依据,再现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实录大传”。《路》,即是“英”的、或李承的“史记”。自己有机会对自己或自己的亲人作一次历史的审视,何其幸运乃尔!仅此,《路》的出版发行就达到了它最基本的文化目标。当然,《路》的成功不仅在它完成了“历史内涵”的追光摄影,而在人性的、人情的层面,李承借助揽镜自照,定然已对“人”的宿命有了更为知性的体认。 “路在脚下,人在旅途。”这话早被时人说泛了、说俗了。但“一人一条路”的事实每每被人忽略。“人”不同,“路”有异,经历了直曲险夷的考验,“人”与“人”拉开了距离。《路》中与《路》外,芸芸众生,大都相信自己的青春是要领袖教导、导师开路、统帅引领、舵手指航的。惟有“英”,她信而不信、疑而不疑,在一条夹缝中,彷徨而寻觅,寻觅而坚持,终于适者生存,渡过劫波,抵于彼岸。如果作类乎“文学”的赏析,“英”的个性中早已投射了“奶奶”太多的光与影。“英”也许曾经不理解“奶奶”,而正是“奶奶”的那句遗言——“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成全了“英”的劫后余生!一句话,传递了一个家族的人格信仰,因而,“英”身上那九死不悔的坚柔、一叶知秋的敏感及寸草春辉的良知,都来源于性格化的家族良知。“文学”少年事。今天的所谓“文学青年”,在网络达人的浅笑里,有洗不尽的幼稚与天真。这是我不愿把《路》视为“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与通体作伪的盛世浮华或万窍一音的平民无语拉开一段距离,我倾向于将《路》视为女性“心灵史”或平民“断代史”的结晶。超越沛县、徐州这狭小的空间局限,“英”的视角所及,分明是一幅共和国初期的“流民图”或“灾变图”。若无人记录,星坠木鸣,天崩地裂,皆会融入忘川;而有人记录,风起云飞,击筑引吭,在在都是佳话。所以《路》中的文字,从“存史明鉴”的角度看自有其青石勒铭的价值。《路》原来是属于一个人的。至多,它属于一个家族。今天看来,它已经是社会的“公产”。谁说“人民”非要别人来“代表”呢?《路》以有条不紊的叙述,经纬着作者的回忆之梦。向生命的昨天、前天延伸,再延伸……回忆如潮,曾经沧海,作者但取一瓢饮;思念如歌,天籁齐鸣,作者惟循一径行。故而在她匆忙拾掇遗珍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闲暇聆听每一段时光的流波低语。好在,作者记下了生命的流程,至于对“罪”与“罚”的拷问,必然会由读者在各自的阅读中加以完成。我知道,向“历史”要“思想”是浅薄的。因为,历史不是哲学。历史的答案、人文的臧否,都在历史的叙述里。你淡然叙述,“思考”早在其中,而不必标明“伤痕”与“批判”。《路》所能印证的是,在最高权力统一话语的超稳定时代,人民可以不说话,但人民何时停止过思考呢?《路》再版,作者对局部章节作了小小的调度。这不改变《路》的生命反思基调。依然很远很远,我怅惘星空。此时,我不必详细了解月亮上有无环形山,只要它的清辉照亮荷塘,照亮曲径,照亮我的前路与心海,这月色就是人间的绝美之象。行笔至此,想起了曹操的诗句,掇而为题。是为序,期与作者、读者相忘于江湖。  201285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赵军《与梦同行》序 在徐州的文学圈子中,赵军是出名的谦谦君子。因为我久已疏离于这个圈子,所以与他的个人接触也就直落“君子交,淡如水”的随缘之境。其实,我与许多朋友也都处在这种不即不离、不温不火的弹性维度之内。固执自我,守望相思,弃绝所有的形色符号或电讯彩铃,只在毫无节律的意识流中匆匆相逢、又匆匆相别。接到赵军的电话,说将有新作问世,询问我是否可以为之序。没有犹豫,便答应了。我知道这是埋于心底的信任在回应一种诉求。再一次接到他的电话后,便是几个文学朋友推杯换盏,海天放言。临别,赵军将《与梦同行》的文稿交给我。他无语相托,我无言相许。阅读是一种因为了解而接近的过程。赵军造“梦”,且甘愿“与梦同行”,化而为文,则一文一梦,连缀成亦梦亦醒、亦色空的明灭幻境。梦境中之赵军,或许是最为感性的,于是我借文学之梦幻而走近他生命之真实。示人以真实,需要胆量;积久成习,即为性格。阅读《与梦同行》,我得以沿着“文心”之幽径,直达作者“人心”之显微,这种间接了解,在情绪转换中或已超过了直面赵军时的人生晤谈。可以推想,赵军并未把《与梦同行》当作个人传记加以营构,尽管文学的自白是打了折扣的,我仍然相信从《与梦同行》的蛛丝之间,已经钩沉出作者的少年青梦与壮岁旷怀。我每每慨叹文心老去。阅读赵军,油然而生惺惺相惜之慨。因为在文学及艺术的圈子中,“中青年”的称号最有弹性,故自恃年少者众,承认年长者寡,这大抵是恐惧于老之将至、江郎才尽而绝缘于文学的灵感。赵军冷静承认自己不再是“文学青年”,并且坦言“岁月催人老,十年磨一剑”,我以为这当是出之生命清醒及文学自信。《与梦同行》收入作者四十篇散文。小部分是议论文字,大部分是叙事文字,而正是其中的叙事文字构成了这部集子的个人化视点及自诉性特征。我欣赏赵军不经意间涉笔成趣的人生故事,我推测他的人生故事对他人生信念的滋润,我更想探究在跨越了昨天的梦境之后,作者对于今日之醒识作何提炼。不是想为赵军的未来创作作出局外人的设计,只是希望太热切,期待他明天的充盈与辉煌。说到散文,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陈年话题。一个“散”字,既给作者以无限自由,又让作品滑入永不定型的浮动。如此,评论散文之优劣也就更其困难。我的取巧,是不再关注散文的形态百变,而只在散文精神、即“文心”真伪上作出基本界定。此或谓“万物一理”,亦可谓“不变应变”。站在这么一个唯心的、甚至不乏偏颇的立场上考量《与梦同行》,我窥见了作者的思想成熟与人情冷峻。当芸芸众生都在追求物质的沉实与情欲的飘然时,赵军分明看破了这一切背后的虚妄。他选用一个“梦”字作主题词来概述十年(或更长时段)的精神感悟,即为明证。呼应这一理解,我欣赏他的《红尘》情思,我同情他的清水河“忧郁”,我羡慕他的“窑湾”友谊,我赞同他的“艾安”祝愿……总之,凡属引动良知复苏的启蒙意识,我都视为赵军的人文自觉。人要醒,能醒即大智慧。可惜,很多聪明人还都聪明在黄粱美梦之中。伪文学大行于官方报刊,伪文伪情,伪评伪奖,安于文心之伪而窃喜,岂不悲哉!这是一个圈套,精神招安毁灭多少独立性创造!文学人不能靠文学而安身立命,但文学却可以涵养其人性。赵军在尘嚣日上的人世间选择文学,选择“沉默”,肯定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古人谓“力莫如好,好莫如一”,赵军立志弄文,已有三十年积累,文学如歌,踏歌而行,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复何求焉?而长足之旅,五洲八极,皆可丈量,唯心路之旅,忽焉万里,瞬息百年,化而为文,定然无可方驾。更何况“文心”与“民心”的山海呼应呢!常识告诉我们,散文与诗歌均是倾向于个人表述的文体,唯因“个人表述”之后还有一个“大众接受”的传播过程,所以任何个性化的创作都有大众化的评价作为终极裁定。这就决定了文学创作必然遵循的开放原则和开放体系。在这一社会结构中的作家创作,自然也都是阶段性的。赵军推出《与梦同行》,是对其散文集《呼唤真诚》以及抒情诗集《早熟的秋天》的超越。当读者捧读《与梦同行》时,一种更强烈的期待已被点燃。为自己,也为读者,赵军又要“心血灌溉,去换取属于自己的点点滴滴”了。                       2009113 寒潮中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10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19 14:02 

徜徉于奸雄与英雄之间
——《北洋兵戈》序
十卷本系列纪实文学《北洋兵戈》是董尧先生的有谓之作。
为十人立传,耗二十年功,积三百万言,先生大可无憾矣。丹青施于天地,臧否贯乎古今,物议何如,不必理它,做成了一件自我选择的事,总是痛快淋漓的。
名为“纪实文学”,“史传”的色彩毕竟浓烈。故《北洋兵戈》既可视为小说家言,亦可作史读、作野史读、作闲史读、作逸史读、作奸雄史读、作英雄史读......无意间,董尧先生又做了一回太史公。幸甚!幸甚!
这太史公很难做。一难,相隔时距太短,历史的混沌尚未沉淀出水清沙白的了然;二难,主流偏见太重,武断的谳议依然左右着官方民间的口舌。你写,你写什么?你凭什么写?好在,董尧先生早在写作的中途,即已脱离了鱼贯相随的精神队列,借“离休"之机,完成了他无职无位的平民回归。每每相聚,杯酒畅言,董尧先生无不慨然于精神之自由、纵笔之自由得来不易。常聚常饮,常饮常醉,常醉而常清明,醉眼中回望二十年心路,《北洋兵戈》只能是一个平民文化人历史思索后的个人话语。
目下流行的中国近、现代史,将公元l912年至公元l928年间的中华民国史定性为“军阀政府”背景下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是不很恰当的。如果多一点历史的权衡,我们自会承认,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当年的理想,辛亥之后九十年尚未完全成就,谁又有权利气壮如牛地将中华民国最初的十六年描成污团?中国,至今依然还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不确定因素极多,所以这期间多无验之成效的思维定式、行为定式或权力定式。中华民国初期的大局波荡,这也是武人、文人、能人、坏人一逞其志的诱因。
《北洋兵戈》纪实文学的传主共十人,不论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抵皆为否定对象。董尧先生为这些历史人物立传,无异于公开了一种有别于政治审判的文化评判立场。这是需要胆气的。粗览《北洋兵戈》,我知道董尧先生的文化评判还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理解和人文宽容。因为,他追踪的是历史的人迹,并由此探寻历史的人心、人情或人智;转换为文字,《北洋兵戈》自然也成为一份迟到的关于中华民国初期风云人物的奋斗、发达、寂灭的记录。何必要分什么反与正呢?那是戏台的演出之需。生活中,没有人来得及丈量人性,匆匆过客,抓住了所求,又纷纷抛弃了所得。我钦佩董尧先生的写作毅力。我更钦佩他对十位传主的人性、人格所作的历史开掘。辫帅张勋,何其“反动"耳!但他的政治忠诚所折射出的人格坚定,正是他之后纷纭政坛上消磨最甚的良知良能。他如吴佩孚、段琪瑞、张作霖诸公,在爱国守节的层面上,也是没有污点的。
因为资料所限,《北洋兵戈》一书目前还做不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大略如此,皂白仿佛,作者与读者,基本可以无憾也。是为序。万千言又在序外。
2001年6月16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超 越 仁 智 的 拥 抱
——《西楚山水画会会员作品集》序


在明晰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大势之后,浏览“西楚山水画会”的山水画创作,有两种感观强烈而异趣:一是顺乎情理,二是出乎意想。
顺乎情理的是:“西楚山水画会”作为一个地方的、民间的、以画会友的画家群体,他们的山水画创作张显着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传统的脉络,遥接宋元;造化的濡染,映照当今;在无限江山与圆熟技法的结合点上,浸润为美仑美奂的时代画卷。
出乎意想的是:在商业炒作甚嚣尘上、名位座次高下相倾的世俗风潮中,“西楚山水画会”的画家朋友们不论是画风、画韵及绘画艺术的个人标格,都表现了疾风劲草、卓荦不群、阳春白雪、高屋建瓴的独家风范和大家品位。剥离了与绘画无关的玉嵌金装,抛弃了追风逐浪的浮誉虚价,如果仅对艺术品作艺术考量,“西楚山水画会”诸先生的作品,已经可以当之无愧地比肩于中国山水画的时代精品。
写下我的读画观感,心里明丽而坦荡。这与学院派的“评论”无涉,亦与门户间的说项无染。平民艺术,由平民解读,哪儿还顾忌“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的分道扬镳呢?好在,一切热闹都会变冷,物换星移,白露为霜,倒是老百姓的行外闲话,印证着一个个原形毕露、灰飞烟灭的虚无宿命。
我尊重“西楚山水画会”的画家朋友,并看重他们的山水丹青,决无附丽佳作而让虚言飙升含金量的妄念。画家可以、而且应当选择沉默。他们的画作早已是主客相融的符号话语和艺术体系。一默如雷,电走龙蛇,有谁能捂住彻天的虹霓和触地的闪雷呢?
交往中,“西楚山水画会”的朋友告诉我,画会成立之初即有一次南下、一次西上的巡展。1991年仲春,“西楚山水画会”在上海美术家画廊举办画展,上海著名画家程十发、唐云、沈柔坚、刘旦泽等亲临观赏,公认是“小小画会,震动大上海”。1992年金秋,“西楚山水画会”西上青海西宁展出,大西北画家惊叹“西楚山水画会”的“东方魅力”。
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个大系。明清两代,因闭门仿拟成风,险些扼杀了山水画应有的自然灵气。仅仅凭借极少数山水画大家的勉力孤持,山水画才得以在命悬一线后存亡继绝。二十世纪,西画东进,民族虚无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短兵相接,中国山水画又几乎沦入窒息之境。二十世纪下半叶,由傅抱石与李可染二先生为领军人物的新山水画派崛起,传统的中国山水画遂在“对景写生”、“对景创作”的艺术实践中,以及“为祖国山河立传”的艺术感召下涅槃新生。
也许是个巧合,“西楚山水画会”在李可染先生的故乡徐州宣告成立。画会成员,不少人曾与李可染先生有过艺术交往,可以算其“私淑弟子”;有些人则无缘拜谒,仅能心仪大师,承其辐射而已。所以冷静地分析,“西楚山水画会”的成员们在艺术倾向上尽管与李可染先生的艺术哲学大势一致,却又是超越“门户”、拒绝“攀附”、敢于和“大师”保持距离的独立“画人”。
“西楚山水画会”是一个独立的、以徐州为空间依托的艺术群体。因为独立,所以有活动自主,有探索空间,有发展潜势,有自家本色;故而也才有独特的审美悬念,并为自己的存在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山光水色间穿行,每一幅画都打开一扇窗扉,每一位画家又都撑起一片天地。明暗互照,真幻交映,让我产生一丝眩惑:从自然山水到画中山水,这中间是经历了一次“搬山运动”、还是一次“造山运动”呢?搬山是苦工,造山靠点化,其间是否又有文野异形、仙凡异质的升华呢?
带着疑问,我聆听“西楚山水画会”诸先生的画外心语,虽然漫不经意,却也真实流露了他们的大美之梦。
虽然古人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还是不能拒绝高山流水的天籁之声。从这个角度看,画家又是有话语权的。当然,画家真正的话语载体是画作。画行天下,有目共睹,俗笔自俗,神墨自神,又何疑焉!
徐州别称“西楚”,始于项羽。作为一个“空间”概念,“西楚”与“东楚”、“南楚”鼎足共峙,表现了楚文化的波及范畴;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西楚”则蕴含了浓重的悲剧精神和悠长的英雄缅怀。“西楚山水画会”的朋友们高扬“西楚”的旗帜,或许寄寓了空间突围和历史超越的双重意愿。
其实,徐州是一个因“山”而固、因“水”而兴的城市。得山水形胜之利,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里不断推出华夏文明顶尖级的“时代巨人”。因为与“巨人”为亲、为邻、为友,这又成就了徐州人的大器。圣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对徐州人而言,则是山水同乐,仁智双修。消弭了仁与智的对立,那该是何等的气度、何等的高度呢!
由“山水画”,推及“山水”;由“山水”,还原“人生”;一来一往,山水变了,人生也变了。藉此,我渐渐读懂了“西楚山水画会”诸先生的大艺大作。
山水无尽,山水画无尽,山水画家的艺术事业亦处在一个无尽的开放体系里。这给“读画”、“说画”者留下了巨大的议论空间。允许你说山水画的哲学隐喻是对立统一,山水画的人文眷恋是天人合一,山水画的道德潜义是爱国主义,山水画的艺术渴求是继往开来……但这些飘浮着的“画外音”,或许永远触及不到山水画家们心灵深处那一份山水之爱、山水之恋、以及挥洒丹青时的山水之乐。

2008年7月7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11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0 08:43 

一 路 花 雨 是 平 生
——《郑正画集》序

碧柳垂丝,连翘吐金,海棠如丹,梨花似雪,正是一年春好。
与董尧先生相约,访郑正先生于彭城西关。
郑正先生的生活,近年来为城乡双栖——徐州西郊五十里萧县刘套镇有其故园,徐州市内有其新居;城市、乡村轮流住,既领略都市的繁华与虚饰,又领略乡村的恬淡与平静。虽然这和我的生存状态有相似之处,但我仍不敢断言,在轻而易举的空间转换中,郑正先生的精神固恋是否还依然是小村庄、黄河滩、绿柳居、老梨园呢?我说出自己的疑问,董尧先生说,郑正先生乡居者多,城居者少,他太恋家了。
“恋家”,对一个老农民与一个艺术家而言,其含义与影响每每大不同。老农恋家,安土重迁,他的实践与思维可以合二而一;艺术家的恋家,则在土地之外,有着更多形而上的思缕。具有一种心思即可种地,具有十种思维才能进入艺术创造。
闻叩门声,先生出,依然笑容可掬,依然卓尔伟岸,决无望九老翁萎靡之状。我瞬间的感受是:天年之福,固不可人人得之,惟仁者寿、劳者康也。
预知我们造访,先生早已烹茶相待。茶香与花香、书香、墨香相映,让人眩然于日月同辉、少长咸宜的谐和之中。
近期,人民美术出版社将推出郑正先生的书画合集。依例,书前必置一序文;鉴于我曾为老耘(刘惠民)先生的书画集草拟过序文,所以,郑正先生、董尧先生并出版方,皆有意嘱我为序。
谈话无主题,亦无旋律。犹如春风从田野、林间穿过,带来了麦苗的清新之气、菜花的馥郁之香,复糅合了远处桃花、梨花的断续清氛,逐渐酝酿成一种春天的眩惑。那该是一种“画境”吧,有如郑正先生的花鸟、山水画之境;又该是一种“诗境”吧,有如局外人读画而醉的诗心与诗梦……
当我依次打开郑正先生在二十年间出版的多个画集,我们的交谈突然变成了“画外音”。
画在,则丹青含情;书在,则点划有义;“情”与“义”俱在,而“画外音”则在穿越时空之后变成了不绝如缕的艺术回响和生命回响。
突然间,我清醒了自己在这一刻所应具备的身份:一个倾听者,一个记录者,一个在画外游走却可以与画家进行心灵对话、进而暂时放弃“自我”的“非我”。
就在获得这一份清醒的同时,我从自己的躯壳中解构而出,以无形无质的纯精神状态飞向郑正先生的七彩画界。一瞬间,诸多平面的画幅,都有了多维的具象;而寂静的画面之外,则平添了风语、鸟鸣、还有郑正先生的朗朗笑声。飞翔于这视像的界域,我感知的是一个画家从青春到白首的艺术沧桑。
世人说惯了“人书俱老”或“人艺俱老”,可极少有人感同身受地体味这“俱老”背后的人生艰辛或艺术执着——稍一不慎,这“书”字、“艺”字就湮灭了,留下的惟有一个“老”字。当生命与“创造”疏离后只剩下一个空壳的“老”字,那才是最悲凉的“不得善终”。郑正先生可谓幸也!望九之岁,身心俱健,米寿之年,丹青不老,而且有新作、新集行世,这让我大为惊诧与感动。
我与郑正先生相识是经过了董尧先生的引荐。既造访过他在刘套的村庐,又造访过他在徐州的楼宇,既看过他写字作画,复与之品茗谈心,偶尔也曾举杯痛饮、尽兴方休。在距离之外、相望之中,我领悟到君子交、淡如水的清纯与疏朗。描述这种忘年交的关系,或可用“相知无疑、相和无碍”来表示。
而董尧先生与郑老的关系,则在乡谊之外,增加了诸多“同甘共苦”或“同命相怜”的况味。董尧先生今年八十有二,他与郑正先生、刘老耘先生是同乡文友,共同的政治命运,相近的文化追求,使他们彼此深知。所以既有人称他们三人为“刘套三杰”, 也有人称他们为“龙城三友”。惟知之深,反言之简。
董尧先生插言:郑先生被社会公认的成就有两点,其一,他一生从艺,衰年变法,将自己的绘画艺术推进到一个炉火纯青、美轮美奂的境界;其二,他一生诲人,有教无类,在广角辐射的师道传承中,壮大了“龙城画派”的队伍,促使萧县成为中国著名的“国画之乡”。
听着董尧先生的提示,我陷入悠悠的遐想。一个画家、书家,博得虚名易,达于精绝难;独怀一技易,广授百徒难。而郑正先生的卓绝之处即在于他以近乎普罗米修斯的情怀,将艺术的火种,撒向莽原,完成了绘画艺术在局部地区(如安徽萧县,如江苏徐州)向“庶民”的倾斜及向“民间”的回归。
我问郑老,一生授徒多少。他说:在学校教授美术课,那就算不清了。仅以1985年退休回乡创办全国第一家“农民书画院”计算,即已有二百余人学而有成、并以书画为业。接着,郑正先生历数这些弟子们的社会背景:耕者、贾者、屠者、医者、渔者、林者、游学者、执教者、家居者并失业者……一近笔墨丹青,则皆为书家、画家。孔夫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郑老或近之。
当不少老人以“风烛”之态,畏惧于无常之手在黑暗中突然叩门时,郑正先生正在为年轻后生打开窗户,让阳光射入。“畏死”与“珍生”一体两面,而郑正先生则于高年高寿之岁,尽情让自己的、他人的生命承受日华七彩、星月清辉,并时时沐浴在鸟语花香之中。写下这主观性表述,我即知道已经超出了美术的疆界,正在延入人生哲学的领地。谁又敢断言,画家的艺术营造绝缘于灵魂的召唤、或艺术的画幅隔膜于信仰的皈依呢?郑正先生选择生命的乐观,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因而他一生都有花雨相随。
郑正先生出身于耕读世家。其舅父萧龙士先生,自幼研习书画,并受业于吴昌硕、齐白石诸大师。一生擅长大写意花鸟,为安徽画坛领军人物。郑正先生自幼在舅父指点下学画,尽得形神兼备之道。1949年春,青年郑正随萧龙士、刘惠民二先生入京,谒见齐白石先生。白石老人观郑正画兰竹长条,连呼好好,即于画幅题词:“足下正在妙龄,竟能坚持不辍,将来君像板桥不足道也。”
时代不靖,人生多舛,虽九死而不悔,郑正先生始终没有放弃画笔。与郑板桥的桀骜孤持相异,郑正先生则在与庶民百姓打成一片时获得人生的理解和艺术的赞誉。他的写意花鸟除宗法于萧龙士先生外,每每有白石老人的自然天趣、怡然生机,此正可告慰于前贤、而启迪于后昆。师承之道的确立,或在电光石火之间,自与束脩之礼无关。
向郑正先生告辞后,我与董尧先生行走在春风春阳里。说了许多话,都围绕着郑正先生。我们的一致评价是:
郑正先生一生的艺术成就,大收获在下半生——七十以后的画作,构图简约,笔力苍雄,墨色之润濡,意境之点化,每有出人意想处;
他将个人创作与教化弟子相结合,实现了双赢——此非简单的“教学相长”,而是在普及了审美教育之后的审美创造,实现了一变为十,十变为百的艺术裂变;
郑正先生在农村,以家为校,开展艺术教育,附带还引动了“花鸟画、山水画重回田园、山林”的呼唤……
话题落到艺术的价值空间与艺术家的生存空间。我们一时无语。
在我的心里,依然憧憬着那个曾经响彻云天的诺言:艺术为人民服务。其实,庶民百姓是十分现实的,当艺术名家、大家的艺术品在拍卖行瞒天过海时,庶民百姓用墨笔在大红纸上写出一个大大的“福”字,贴在家中,也记在心上。这让我有些相信:当许诺者背弃诺言时,人民并未绝望。而郑正先生则选择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因而书画艺术,已成为他与人民的共同关注。
2012年4月于彭城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12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1 09:06 

孤舟横海照月华

──朱秀丽《樱桃小镇的女人》序

《樱桃小镇的女人》是朱秀丽的第一部散文集。我看重“第一”的份量,所以真诚地祝福她。青云碧海,春风银帆,世界有多大,她的感受、意度、智慧就该有多大才是。
隔着岁月,复隔着空间,朱秀丽对我的了解及我对她的了解、大抵只能借一个“淡”字来形容。好在,她的作品搭起了一座桥,精神的互通,总是可以因缘俱化的。
朱秀丽的人生遗憾或是没有读“中文系”,“政教系”的学历总是让她心生某种怯意。以我评量,不读“中文系”正是她的人生大幸。“热爱”是起点,从这个“起点”足以眺望任何“顶峰”;而“专业”凭证的作用到底几何,至今无人说得清。
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热爱”的温度,那就只是“发烧友”而已。当“热爱”在热身、热心之后引燃起生命创造的连锁反应,那么你生命的潜能有多大、社会的欲求有多大,你的终极成就便有多么伟大!朱秀丽完全有机会验证此言不虚,别的文学朋友亦可以验证此言不虚,只要你“吾道一以贯之”。
我忌惮于大言说事、虚誉论人,因为“零距离”夸赞、即是“零”的馈赠。就朱秀丽的精神素禀与写作技艺而论,她的发展空间异常宏阔,当下一刻的证据便是《樱桃小镇的女人》。此集收入作者九十六篇散文,略分五辑,依次为:“爱的天空”、“婚姻物语”、“那时花开”、“风过无痕”、“悠然博记”;在作者的构思意向里,则分别承载着她“亲情”、“爱情”、“友情”、“哲思”、“博览”的阅读期待。近百篇文字,已经足可展示创作者的人生理念和艺术风旨。朱秀丽告诉我:“我的这些小文字是在毫无功利的背景写出的,率性而为。”我信其“无功利”之言,我尤看重其“率性而为”之道。一部书如果构成一个世界,《樱桃小镇的女人》恰恰是朱秀丽精神漫游的“清明上河图”。所有的博大、高远、悠长与永恒,都在点化、润染、分解、组合后异化为抽象的文字符号;经过阅读者的二次解密,朱秀丽的精神家园里即已高朋满座、至亲如云了。
既钟情于文学创作,故再无寂寞。这与传统文人的孤独傍徨形成巨大反差。老子孤独,骑青牛而西入流沙;孔子孤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们的孤独,皆可归因于绝响无应。至于后人的追捧,则多是望尘莫及的空叹,在老子与孔子的生命里,何以有触膝谈心、把盏论道的快意?今昔相比,我等小人物比古圣贤幸运多矣!键盘一按,博文四海,嘤嘤之鸣,友声山呼,再想拒人于千里之外,哪里还由得了你?热闹来了,寂寞没了,生逢斯世,岂不快哉!
世风如此,文运如此,弄文学者大抵只能“随其波而逐其流”。若有卓荦不群之志,则又当自辟蹊径焉。我想提醒朱秀丽的,即在于此。待我写出上面的文字,旋又哑然失笑。其实,朱秀丽是明于宿命的。读她的《外祖母》一章,每于叙事中感受议论,每于议论中聆听抒情,平平淡淡的铺排里,分明含着炽烈的诉求──“若干年后,我终于明白,不懂心理学的外祖母不自觉地做着心灵的舞蹈,在苦闷的日子里寻找心灵的自在……我的幸福感和外祖母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既然作者与异代的亲人都没有“代沟”,那么她与中国传承千秋百代的经典文明自然也是没有隔阂的。毕竟,“心灵的舞蹈”与“心灵的自在”是永远属于探索者、仁爱者、谦卑者、孤独者的。
一篇序文的承载量极小。就书而评书,《樱桃小镇的女人》已经显现了朱秀丽散文文风的清新、条畅、绵密与从容;而在行文构思之前,作者每以她女性的敏感测知人海底层的压力与反弹,并能捕捉到震波的起伏。这种能力不靠学院培养,而与一个人生存状态所伴生的文化良知、道德素禀相关。若能长葆发荣于本我的浩然之情,则何山不攀?何海不渡?于是,我有了“孤舟横海”的文题。曾与朱秀丽说起当“大作家”、写“大文章”事,虽近戏言,却属正道。盖“大”之设定,非关“名头”之高、非关“数量”之巨,而仅与作家的社会责任、艺术创新、时代建树、历史影响成其正比。人生非前定,那就让我们取法乎上上之策!文将终,忽然想起孟子的告诫:“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此言可听、可不听。两千五百多年过去,游于孔、孟圣人之门者千千万万,哪一个又做了哑者?故即便“大家”在前,亦允许我们成为“大家”啊!
舟楫我有,大海无边,何不凌波以进!
是为序,以与作者、读者共勉。
2010年6月18日 于徐州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向 心 海 漫 游
——栾晓明 《血月》序

人生充满误解,朋友也不例外。在徐州的文学小圈子里,我与栾晓明先生相识二十多年,是来往不多,交情不浅的朋友,竟然误解他只能写"诗"而不善"小说"。直到有一天,电话拨过来,说小说集即将刊布,缺一序文,踅摸半天,也只有劳你说几句真话了。闻言大惊大喜,随之便哑然失笑:我之孤陋,固不可饶恕,晓明的不善指山说磨,不能借海扬波,也是一个现代作家走向大红大紫的障碍呀!
  遭逢盛世,文化普及,获取"作家"的身份认证是很容易的。不够美满的是,大作家多有,好作品少无,这让芸芸众生减却了对那个光彩称号的敬意。我曾经预测,当今,在中国,一切"伟大"都将贬值。"作家"本不伟大,何能幸免?"作家",或许正在蒸发为一种与创作、与作品无涉的虚拟头衔,以致在文学的荒园里每一个稻草人都有一顶吓不退雀儿的帽子。
  默默写作,默默发表,现又默默结集,晓明用他低调值的身份显示,酝酿着高质量的文学创作,即此一点,便与文坛上的嚣嚣诸公形成巨大反差。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自信者沉默,我相信晓明是这样的写家。
  秋日临窗,我在逍遥的阅读中走向晓明的精神世界。淮海大地,百里煤海,古城徐州,千家万户,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晓明小说的关注点就是这一"空间"的人世沧桑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地方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让真实的"徐州"与"徐州人"借了小说形态走向世界,不论打几个折扣,这都是一项功德性的文字积累。我固执于"空间"真实,是厌弃了当代名作家们肆无忌惮的"幻造"中国的行政区划。省是假省,市是假市,县是假县,更遑论人物的赵钱孙李。据说,是怕引起文字官司。其实,这种政区幻造之风折射的是文学环境的粗鄙和作家人格的孱弱。
  "空间"仅仅是一个"场",生命场中的命运线纵横交错,勾连出生活的喜怒哀乐和人物的生老病死。有幸被作家捕捉到,写入作品,虽改头换面,对原型而言,皆是一种羽化登仙的缘分。加一倍的苦难,与加一倍的欢乐,都是作家赋予的,因而一切客观性的现实主义都以主观性的理想主义为基点。作品,其实是作家理想形态的符号化体现。站在这个视点上浏览晓明《血月》中的二十篇小说,我首先惊异于其故事的残酷性和倾向的一致性竟能贯穿始终。我理解了何谓直面人生,何谓创作良知。
  《洋槐花》还有些田园牧歌的柔情,《吃阳光》、《血月》已经触到了低层受侮辱、受奴役者的苦难与醒悟,而在《恐龙吞吐着腥风》及《塌陷路》里,小人物的本能伸张与生活吁求即已造成了权势者的麻烦,由此触及到的是一个近乎永恒的人道主题。生灭在一瞬间,荣辱在一瞬间,当生活的河面恢复平静时,婚庆的鼓乐早已在后人的记忆中删除了前人的痛苦。掩卷反思,晓明的小说确实将悲天悯人播种在了我的心田。
  有功利的写作,没有勉强的阅读。因而用阅读者的现在时感受来衡估作者的过去时创作,真伪易判,高下易判,成败亦易判。我无法进行全面的横向对比,就我零零碎碎的阅读感受而言,收入本集的大多数篇章当之无愧的是"文学"、是"文学精品",是大浪淘沙后有可能存之久远的"文学经典"---而当今,不少入"文学"之流的"宣传品",因为有电视、电影的改编形态,正摇身一变为"艺术"。"作家"背叛"文学",总拿"商业"为借口,但谁能让春花秋叶峥嵘四季呢?太阳也会落,何况粗糙的文字、媚势的思想!
  写作很慢。不是横竖撇捺写起来慢,而是感受人生、消化悲喜颇费时日。晓明弄文学三十年,粹然成编者,仅此小说一集。烈火炼钢,流水淘金,小说中的旷达语、智慧语、禅机语、善良语,哪一句不是作者面壁自审、自励的结晶?宁可慢些,也要好些,栾晓明先生有这份作家的自爱。
  二十多年前,我讲授外国小说时曾虚说好故事、好结构、好语言的"三好"标准。这是老掉牙的不能与时俱进的陈词旧调。但我以为据此颇能方便地分辨良莠。"三好",极难做到。观之当今文坛,有"一好","二好",已属佳作。借了这标准审视栾晓明先生的小说,我以为"好故事"是他的拿手菜,语言其次,结构再次。他的小说结构并不存在毛病,多篇横比,只是变化少。他的语言,绘声绘色,精炼凝重,决无拖泥带水之处,且又以描摹劳动者歪打正着的声口为绝招。诗人修养,小说家情怀,双修双得,故能如此。我欣赏晓明将客观描述与主观自白缠绵交织的铺排方式,这增加了语言的黏稠度或浸透性,但忌不要走过头,那样又可能牺牲了语言的自然和表述的明快。在语言锤炼的终极,站着思想;最后,很可能是精神的透明度、自由度选择了与之相应的语言表述。因而,我们又可以这么论定:小说家其实是哲学家。他们与一般学院派哲学的不同就在于每每是在全局性地拷问了荣与辱、成与败、乐与苦、生与死之后,又决绝地放弃全局而把玩个别的人、个别的事,借手心的一滴水,追怀大海之梦。
  栾晓明先生肚里有很多故事,写在小说里的,微乎其微。他若有心,可以写出更多更美的小说。大器之成,期以时日,松柏不与桃李争色,又何疑焉?写作毕竟很苦,向自己心海的漫游比向大千世界的寻觅还艰辛。清晰于人生一世的精神归宿,再想一想可以承担的道义之责,让我们各有选择。
2005年11月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13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3 09:33 

——丁召山《风雨岁月》序   读丁召山先生的《风雨岁月》,我深为感动。虽然我们年龄稍有悬殊,但都经历了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今的近六十年变迁。其间经济上的大锅饭、大饥饿,政治上的大批判、大动乱,思想上的大解放、大反思,人性上的大醒悟、大回归,让我们这一、两代人备尝从冰点到沸点所有的欲生和欲死。可以说,生命所能承受的,我们都经历过了。曾经沧海,感同身受,所思所想,无须沟通,这真要感谢我们伟大的时代,让每一个身处幸福之中的人都有一个隐痛的伤疤。《风雨岁月》是丁召山先生个人的奋斗史,或生命全记录;再放大一层,则又是他家族的生活史。读《风雨岁月》,我起码知道了召山先生祖辈、父辈以及与其祖、父两代平辈的诸多亲戚、朋友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可惜的是,上两代人中很多人还没有得到温饱、没有见到公平,便撒手人寰了。读这些文字,我每每双目泫然,因为在我的亲人中,也有不少人没有等到这一天。“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岂不痛哉?召山先生涉过苦海,到达新岸,可喜可钦的是他没有忘记来自祖辈、父辈的教诲,没有忘记曾经的艰辛,更没有忘记自己所承担的向下一代人传递生命信息的责任,于是,凝神涤虑,握管濡墨,记录下所有的生命感悟。若干年后,这又是一笔价值连城而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家族得之,则家族兴;村镇得之,则村镇兴;流于市井,传之其人,苟有幸而读之,则必有振聩发聋、醍醐灌顶之效也。曾闻伟人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话,揭示了一个未来性的真理。因为在今天,历史是容不得人民群众参与创造的。人民,至今被一个强大的异己力量“代表”着。等到人民真的可以决定权力的组成、并能够有效的监督权力的运作,那时,他们才算回归于《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主体的地位。惟因为处于“权利虚拟”的尴尬之境,一切“历史性”的文本,亦都与人民无关。在这一背景下,丁召山先生推出了他的个人史、家族史,无疑是一个特例。我将《风雨岁月》的编纂视为作者的人生醒悟。丁召山先生说:“我自觉写出了真情。那段平常而又令人难忘的经历,于我,于朋友,于家人、于一切今后有机会偶尔读到到这本书的人,都是一种倾诉。”岂止是“倾诉”呢?这分明是悲辛交并的史传文字。庶民百姓而能够拥有自己的史传文字,这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其时,历史记录属于帝王将相。即便帝王将相们杀人放火、禽兽不如,自有史官为其树碑立传。“实录直书”的原则,往往让位于“为尊者讳”的谀笔。明乎此,我更倾向于将《风雨岁月》的出版,视为历史文本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实践活动的自然回归。当然,该书展示的经济交往、政治变迁、文化活动、风俗演化等,都以它的数字精确、场面生动而有历史见证的魅力。这么说吧,作为一个庶民百姓自叙传的《风雨岁月》,它所包含的历史细节的真实、人民情绪的真实,会远远超过一个县、一个市的官方“年鉴”的全部含量,因为“宣传”的“表扬与自我表扬”,并不接受“实践”的检验。局限于“历史”的漫谈,总让漫谈变得生涩而沉重。而读者看到的,则是丁召山先生不假修饰的、原生态的人生。看他的人生经历,同一年龄段的朋友也许会说:他经历的,我们都经历过了,又没有上山打虎、下海捉龙的传奇呀!言外之意,因“经历”过而不必再回首。此正大谬不然。同为“经历”,你坚持否?同为“困境”,你抗争否?同为“迷惘”,你反思否?同为“欢乐”,你珍重否?尤其当为了生存而遭逢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碰得头破血流之后,你是否能像丁召山先生那样靠着“愈败愈战”的精神,以新的选择,来开辟新的生路呢?人,一定要经历“走投无路”之困。丁召山如是说。这是含金量极高的过来人语。书中,这样的真情、真理性自白多多益善,你即便“经历”了,倘懒于思考,仍然会隔膜于智慧。《风雨岁月》是一个完整而又完满的人生故事。八章文字,从天真“童年”起步,历经“苦难乡村”,走入“军营生活”,品尝“返乡”苦涩,开始“村官生涯”,见证“古镇故事”,驾驭“远飞畅想”,漫谈“人生感悟”;最后,作者将人生划成了一个“圆”:以“苦难”始,至“甜蜜”终;以“困守”始,至“开拓”终。作品揭示的则是超越了个人、家庭变迁,而升华为磨难求经、修行成佛的哲理。明乎此,再回首检点作者的贩鸡蛋、贩黄豆、搞船运、卖肥皂、收兔子、收废铁、开发伊犁、考察俄罗斯、进军酒泉、会战彰武,经营福尔的种种经历,我突发的感慨即是:值得!召山先生说:我爱生活,爱这个世界。而今天,人间的“爱”正在弱化。我倒是期望《风雨岁月》的刊行,能有助于中国民间“爱”的复苏。生活在无爱或伪爱的环境里太久,内心便滋生了浓浓的怀疑情绪。一般说来,神秘预言家的话固必信,宣传家的话尤应质疑;小道消息固不可信,主流传媒更须掂量。读召山先生的自叙传,我唤回了一丝心灵的暖意。生命,因选择而辉煌。从某个角度看,《风雨岁月》一书就是展示人生面临困境而调适心态、调整部署、改变方向、再行突击的不断努力。惟抱了如此积极的人生信念,《风雨岁月》一书的作者才在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赢得了事业、家庭、友谊、健康、智慧、人望等的多重胜利。倘遇有心人将召山先生的故事编成曲艺,排为戏剧,唱于花前月下,演于大庭广众,未始不让观者长太息以饮泣,哀民生之多艰;复破涕而为笑,信好人终平安。一路阅读,一路品鉴,画面五彩缤纷,感受五味杂陈,在经历了千回百转之后,读者与作者共同面对苦尽甘来的大团圆结局。最后,我一页页细读作者的那九条人生感悟,有如面对哲人。我明白:过来即智慧。而惟进入了智慧之境、自在之境的人,才是一本真正的书。我为读者庆幸《风雨岁月》的出版。如果不写《风雨岁月》,召山先生的人生之书便处在一种“自读”的状态,至多是妻子、女儿、儿子或身边极近的几个人在阅读他;而今,《风雨岁月》出版了,一个人的经历与智慧变成了社会财富,这真是功德无量。是为序,与作者共勉。2011109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宋传恩《民间百态》序

 宋传恩先生的《民间百态》一书,将因其忠实记录渐次消亡的民间生活形态而具有民俗史、社会史乃至人类学的价值。化用一句时代的谐语:“他不是一个人在写作。”因为与传恩先生同其经历、同其隐忧、同其渴求的人还很多。他作了田野调查,又有案头梳理,所以他的写作既填补了一个学术空白,又了却了一代人的心愿。我们很幸运,生活在千年不遇的大转型时期。失去了很多,得到了很多,闭上眼睛想一想,最让人难以释怀的似乎还是童稚的记忆。这份记忆如果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模糊了,淡忘了,化成青烟飘逝了,就一任它飘逝好了。问题在于,这份记忆并不是我们个人的,甚至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随着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的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戛然而止,生活于这一特殊时段的人们甚至来不及酝酿情绪,就被剥下旧行头,套上新服装,从演出“传统戏”,改而演“现代戏”了。千年帝国,千年家园,千年的石磙、石磨、石碾子、铁铧犁、纺棉车、弹花弓、油坊、酱园、渔鼓、琴书、打腊、斗拐、迎神、送灶、媒妁、牙行、铁匠炉、木匠铺……统统从现代人的视线中消失无踪。纯粹的现代人竟然感觉不到损失,只因他们没有传统;而中年以上的人们,往往有被“腰斩”的创痛。或许,这就是辞旧迎新的代价。生活总在波涛汹涌中日新月异。为了“记忆”不被“忘却”,为了“进化”不再“缺环”,有心人记下前人的生命轨迹。面对汗牛充栋的历史文案,很少有人再嗅到这些“明日黄花”的芬芳馥郁。传恩作为小说家,则多了一份历史的惦恋。文学创作之余,他不避繁琐,钩沉辑佚,撰述了这部理应由方志学者担当的《民间百态》。这次“客串”,收获都在意想之中。不是多写一部书的问题,多写一部书,又算什么呢!而面对这部行将问世的书稿,传恩自己一定会有换位思维的清朗及蜕变羽化的畅快。文学的利器,是“虚构”。史册的价值,是“真实”。当传恩将自己的笔触从“虚构”回归“真实”,再从“实境”反观“幻景”,相信他对文学的认识将趋于理性,而对历史的追怀将浸透怅惘。悚然而醒,无待鸡鸣;云山飞渡,何劳舟楫呢?“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历史情结不是单纯的“回头看”,在“回头看”的那一瞬间,你如果愿意倾听,历史会告诉你许多的隐秘与玄机。聆听历史教诲,你将受益终生。比之相信神秘的“天人感应”,还不如相信真切的“古今沟通”为好。总之,历史的虬枝上挂着智慧之果,只看你是否摘取它。传恩先生决意去摘取历史的智慧之果。心想事成,想摘,他就摘到了。《民间百态》一书,既完成了它还原历史背景、追述历史细节的使命,也完成了它探究生活技巧、思考生命创造的使命。因而,这部书才能在“述旧”的表象下点燃“创新”的激情。这话不是说说而已。比如打油,或磨豆腐,传统作坊里可是既有物理运动,又有化学反应的。再比如碾米,或磨面,磨房碾屋里也用杠杆原理,也是有优选法的。即便再粗朴的人生技艺,都是人类因地制宜、因材取道的最佳选择。正可谓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人不离艺,百能百巧,道不离器,器不离道,生生不息,由低向高……比之现代人会用手机而不知手机之理、会用电脑而不晓电脑之秘来,使用石磙、石磨的前人倒是活得明明白白。如果让我比较一下今人与前人的生活差别,我则敢说:前人的生活舒缓,今人的生活匆迫;前人生活知道珍惜,今人生活习惯浪费;前人的生活离劳动近,今人的生活离享受近;前人的生活离创造近,今人的生活离风尚近;前人的生活将人与人拉近,今人的生活让人与人疏离;前人生活在自己的手艺里,今人生活在别人的服务里……对照这一份今昔之异,我的无名隐忧越发沉重:城市化是不是一个圈套?全球化是不是一个陷阱?中国人是不是因为急于现代化而正在毁根接枝、斫干催芽呢?没有走回头路的意思。只是感到行色匆匆,中国人沿路丢了太多的珍宝。“破字当头,立在何方”?数十年来,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太习惯于在“改革”的旗帜下否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传统了。站在这个思维的起点上,我感谢传恩先生对中国百姓的生存历史给以文化关注。《民间百态》一书于“存史”的价值之外,定当还有她“反思”及“前瞻”的价值。2011726伏中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14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3 11:09 

生命,如果可以穿越的
——张雨晨《光阴的升华》序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阅读到张雨晨的青春结集:《光阴的升华》。当然,经过了客体文案向主体感受的转化之后,我嗅到的大抵还是属于生命潜层最易于物化为春花秋月的少年情愫。
阅读与沉思之后,我惊异于“90后”拥有的生命鲜嫩、以及疏离于浮薄的生命本真。于是,我既倾向于将出版《光阴的升华》视为作者对已有成果的自我肯定,又将《光阴的升华》的出现,视为中国“新生代”文学者对自我选择的信心。自然,这一本书就有了某种超越个案的时代征候。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集,《光阴的升华》以其体式的多样性显示着作者的文学功力。散文、小说、评论,以扇面展开,让作品集呈现着视角的恢宏。徜徉其间,以个人口味论,我特别欣赏张雨晨对自己散文的铺排与开掘。目空七十年,她一伸手,就抓住了民国年间新仕女文学的遗吟雅韵,进而育化出灵机独运的“雨晨情结”。《宁静》固“宁静”到诗情醉人,《热闹》亦“热闹”至主客融洽,《平凡》呢,则“平凡”出人生精彩。幽谷竹篁,清茶鸣泉,聆听风语,仰观云容,作者打开一扇门,我们就进入了自己精神的五陵原,俯仰啸傲之后,你还有什么阅读欲求呢?
我欣赏张雨晨的这部作品集,或者还有非文学的思虑。面对文学荒原,失望酝酿已久。我对中国的当代文学已经不敢怀抱希望。只是静静地,守住残年而期待未来者引发属于未来的生机。及至阅读张雨晨,我发现自己的绝望原来也异常脆弱。
《光阴的升华》出之一个“90后”之手,出于这么一个浮沫泛滥、无所锚附的大伪盛世,这让我极为惊异。甚至,我阅读张雨晨的最初一刻,我都怀疑自己是否在面对昙花一现的文学幻境。我摸摸自己,自己是真实的,于是,我断定对象的真实。
《光阴的升华》于“文学”的价值外,分明揭示了作者的“文化”警醒。这“警醒”的表征即是作者坚定于书写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思想,而漠然于嚣嚣天下的宣传大势。终于,我绕过“文学”而对一个文学耕耘者及一部文学作品作出了“文化”的评定。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它不能唱“红歌”,因为文学的“红歌”不存在。“红歌”只存在于宣传与灌输之后的随声附和里;而文学,永远以她的原创,推出“新歌”。既然中国当代的文学因为受着权力磁场的过度吸纳,而迷惘太久、太深,那么,就任其迷惘也罢;因为对于所有的迷惘者而言,任其迷惘,即是大爱。
长江后浪推前浪,看谁拍在沙滩上!
睡熟的人,正在贪恋美梦,喊醒他,是很不厚道的呀。因而,我们只好与醒者对话。
今天,张雨晨钟情于“纯文学”或“雅文学”的滴灌与喷洒、剪裁与定型、提纯与复壮……只凭了这份定力,我就可以为她瞻视前路而设想明天。生命,如果是可以穿越的,张雨晨的明丽肯定会在中国文学的涅槃重生里。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炼 就 精 金 方 为 “书”
——《曹杰书画集》序

认识曹杰先生十年,很欣赏他的中楷与小楷。在别的书家挥舞狂草、率尔酬应之际,曹杰静心于楷书,兼及篆隶,走刀金石,这让我心生惊诧。
学书,“楷”为基础。“草圣”张伯英,偏工章草,每与人书,下笔必先为楷。董其昌自谓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乃在小楷。而当代,书家如林,精于楷者寥寥无几。绕过“楷体”而成家,是中国当代书坛的喜剧与悲剧。喜剧是速成,悲剧是速朽,放眼黄道三十春,大浪淘沙留几人!
曹杰依然埋着头,写着字,恭谨而闲雅,沉密而秀润,稍息,则怅望南天,目渺断鸿,放飞着他的龙门腾跃之梦。在梦想的起点,曹杰用十四年的军旅生活滋润了书法的灵根,启蒙老师是营教导员谢继昌;1997年复员后,他先后拜周庆明学画、李天池学书、鹿守璋学书法篆刻,又进山东师范大学中国书画专业研读。近乎三十年的金石书画涵养,已让曹杰成为徐州书坛长于楷体的实力派书家和篆刻高手。
浏览曹杰的书法篆刻作品,我用“精金美玉”一语概括自己的感受。
扬子云在《法言•问神》中提出:“书,心画也。”而王右军每叹:“夫书者,玄妙之伎,自非达人君子,不可与谈斯道。”二人的表述都偏于神秘兮兮。我则以书道当入于“临摹”、出于“临摹”为要;或如黄山谷所诫:“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换言之,即从“守法”起步,到“变法”登峰。
曹杰的书法篆刻,早已跨越了“守法”的基础阶段,而驰驱于“变法”的高端层面。观其书作《大学》、《心经》、《徐州赋》 及篆刻《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更灯火五更鸡》、《良禽择木而栖》诸篇什,每让人有“梦回大唐”的眩惑。考其点划,宛转藏锋,留得笔住,无直率流滑之象;视其篇章,天真烂漫,姿态横出,有收放自然之道。谋篇而行云流水,不因“熟”而见俗态;布局则别开生面,反因“生”而展秀色。庄子曰:“目击而道存。”欣赏曹杰书法篆刻,于现代人的审美创造中你会隐隐聆听到中华书道的千秋回响。
一言以蔽之,曹杰书法更多体现了中国书道的传统风范。这与书界的求新、求奇、求怪、求险、求丑之风大异其趣;甚至与书展、画廊的商业谋划分庭抗礼。某日,与曹杰谈起市上有人悬石垂笔,表演书法,请他表态。他淡然一笑道:传统的,才是正道;字,总要好好写啊。由此,我探知了曹杰的定力。
想起了李世民的学书心得。他认为,书学与诸艺一样,未尝有学而不得者。倘有学而不得,其病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方今之世,芸芸诸公,不精半艺,冒顶空号者多多;衡其值,亦皆湖边光景耳。人生一世,与其力竭于宦、心疲于位、情倦于嬉、才尽于名,何不像曹杰那样,砚磨天风,笔走龙蛇,舞蹈于方寸咫尺之间,上叩唐宫而远启汉阙,在古今对话中聆听书道真言呢?
书道之外,曹杰还兼及丹青。其佛屠造像,传神精绝,文人山水,意境悠远,每每有意中之趣、象外之韵也。
闻其书画合集即将刊布,为之序,复祝大成。
2012年5月26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15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3 14:42 

太 虚 幻 境 谁 逍 遥
——吴广川《故乡寻梦》序
己丑岁尾,吴广川先生电话相告,说是已将历年创作之歌词、新诗、散文、评论等统编成帙,名之为《故乡寻梦》。行将刊布,电子快邮,询我观感,嘱为短序。我随即打开文件,作竟日之长读。但觉行云流水,诗情画意,陶然间已是晚霞夕照、星海青空、冷月寒辉、夜氛醉人。虽然我知道自己的文字不可能附丽于广川的寻梦之旅,但文友之知、乡谊之亲、外加先睹为快之感受,终也应借此机会,申述我千虑之一得。
广川是文学多面手。不论在沛县文学圈儿里、还是在徐州文学圈儿里,能象广川那样戏剧、曲艺、新诗、散文、旧诗、歌词、小说、评论等都能得心应手者,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绝无仅有。这让人无法相信或无法理解:此天分乎?亦勤奋乎?
广川还是文学的长青树。花甲虽过,古稀尚远,若追溯其文学历练,竟也已有四十多个春秋!四十年,白了少年头,而广川的文学激情和文学才华,一毫未见减却,这又是他的人生之谜。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本书,生就是封面,死就是封底。”广川先生如是说。读书、爱书、写书、藏书,直至生生死死而不弃,好一个“书生本色”!人生既然是一本书,不知广川要把属于他的那本书写到多厚、做到多美呢?
相隔百里,烛光照梦,我想起广川的诗人风华、赤子情怀,为之喜,为之贺,亦为之忧。喜与贺,自不待言,有他的文学成就为证;所谓忧者,则并不专对他一个人。做作家而恋写作者,天下芸芸,却很少有人悟得:“作家”有身份而“写作”非事业!君不见,种田即打粮,植树可摘果,惟文章不可当饭吃!但作家又不能喝西北风,故作家之宿命便应了如下俗话:“端人碗,服人管。”“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创作的悖论必然是:作家使命感愈高,则创作真实感愈低;作家应时之笔愈多,则传世之作愈少。正因恐惧沦入此境,故吾有畏焉。立此存照,与广川共勉。写到这儿,我想起了陶渊明,大抵为了避免“拿人家手软,吃人家嘴短”,陶诗人抛下一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其实他真正的忧虑是怕久耽官场而习于假话。在《感士不遇赋》的序文中,他写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当此士大夫斯文扫地、廉耻剥落之时,陶渊明虽然无力移风易俗,却也不愿意同流合污,故弃官乡居,似乎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广川无须做五柳先生,只是要从心所欲,自然成文,弃绝宣传,只凭良知。
阅读《故乡寻梦》,触动了我麻木的乡情。比之广川的阳光情愫、赤子怀抱,我的文心似乎更趋于灰暗。广川只小我两岁,而他看人、看事、看物的视角,总能疏离丑陋而捕捉到善与美。我羡慕他长葆诗心与童心:
——“天上一轮明月/地上万里清辉/风也如水/月也如水/静静地/我好像在等谁/又不知在等谁/只有明月/和我遥遥相对”;
——“ 铺开中国地图/寻找我的故乡/虽然看不到生养我的小村庄/我却能找到她的方向”;
——“带一片蛙声/带几声蝉鸣/带一缕炊烟/带一片月光/还有,还有,带一把故乡的泥土/风雨中,让它温暖我的胸膛”;
——“静静地/品一杯苦酒/不知在把什么等候/直到黄昏和怅惘/慢慢地爬上心头”;
——“这风雨交加的世界哦/这酸甜苦辣的人生/有多少人和事让你难忘/我收藏感动/那饥饿中的一块面包/那悲伤中的一缕温情/那病床前的一束鲜花/那寒夜中的一朵笑容/哦,我收藏感动,收藏感动/它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穿行花径,随手采撷,每一节诗行,都营造一方诗人的牧歌田园。我于是明白,人的“经历”都是实在的,时过境迁,“经历”蜕化为“记忆”即已残破;当“记忆”经过“想象”的补缀、“梦化”为精神依恋时,人的生存就开始了虚无缥缈的自慰。你伸手抓过去,以为那是真实,一松手,你又一无所有了。所幸,广川将“梦”锁在了诗里、文里、书里。“梦”不再逃逸,一切空幻又都化为实在。需要指出的是,这“实在”只在书里,因而是你的书建构了一个近在咫尺、而又独属于你的“太虚幻境”。
我是赞成一个人要有两个世界的。惟有物质,故厚重;惟有精神,故高尚。作家借创作而将二者合一,则功在社会而利在个人,何其幸也!能不珍乎!广川怀抱乐观主义,建构他的精神殿堂,此殿堂虽然还不是“广厦千万间”,可以“大庇天下寒士”,但已小可容身、大可会友,咫尺千里,曲径通幽,悠游其间,何其逍遥!


《红楼梦》里有一方“太虚幻境”,那是警幻仙子点化贾宝玉的地方。虚境不虚,幻境不幻,今生与来世,何处温柔乡?终于,贾宝玉还是从让他消魂的“太虚幻境”走出来了。留恋即是“醉”,走出即是“醒”,我们为贾宝玉高兴,也为自己高兴。
哪里还有让作家、诗人迷途不返的洞天福地?
哪里还有让作家、诗人轻车熟路的武陵桃源?
抛个疑问给广川先生,待他收回撒向昨天的那张网之后,也许会将网撒向明天;待他收回撒向故乡的那张网之后,也许会将网撒向天下。
时在三九,怅望阳春,蓬门不掩,花径弄影,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2010年1月15日 于徐州黄河新村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盘 马 弯 弓 尽 骄 姿
——张劲书法欣赏

欣赏张劲书法,每有出人意想、点划莫测之趣;亦有圆融俊秀、骤现雄杰之象。其时,我的定势认同是:“人书俱健”、“笔墨皆宜”。
评张劲书法,或可谓“书如其名”:“张”即“张而有度”,“劲”即“劲而有神”,“有度”而“有神”,故尽得外扬内敛之美。
这都是好话,又都是实话——不要以为“夸赞语”就一定虚而不实。欣赏书法与欣赏绘画、音乐、戏曲等一样,原为一快事;既为“快事”,所以评价起书法作品来,自然是心口如一、快人快语。君不见,歌场戏院,台上一曲,台下喧呼,鼓掌喝彩,各随其便;倘闻其荒腔走板、忘词跑调,你可以不喝彩,甚至可以喝倒彩。这便是创作、演出的不能自由和欣赏、评价的充分自由。现在,艺术评价还不能做到“快人快语”,因为大环境不允许。而大环境是由中国主流传媒的矜持基调所决定的,是由“表扬与自我表扬”是时代的主旋律所决定的。虽然如此,我对张劲书法艺术的评论,仍然要坚持实话实说的原则,这是由我的行为习惯及与张劲的关系所决定的。都是沛县人,都是乡亲,都视艺术真实为从艺底线,因而虚与周旋与我如浮云。
张劲,字子若,号八方斋主,1970年生于沛县。原为军旅书法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就职于沛县文联书画院,为沛县书协副主席。他的书法作品所呈现的成熟之美,我仅仅视为一种“底线性”景观。倘低于此线,则一切头衔皆虚有其名;而高于此线,才是名实有归。张劲如此,沛县一大批全国书协成员均如此。他们的书品与人品,都在给中国书协的名望加分。
以张劲的年龄、经历,书法造诣达到今天的高度,是得之于“天分”,还是得之于“人谋”呢?我想,主要是“人谋”在起作用。听说,张劲在刚上小学不久,即由其父请托于孟昭俊先生:“孩子小,爱写字,请您教他练练书法吧!”因为都是唐楼人,又是世交,所以虽然既无“束脩”之馈,又无仪拜之礼,昭俊先生还是时不时对他的书法加以指教;于此同时,他又得到表哥朱效民先生的指点,故张劲的字自小即能写得中规中矩。到十六岁读初中时,他正式拜孟昭俊先生为师。登堂入室,艺舟沧海,亲承教化,意度自开,故从师第二年,张劲参加徐州市硬笔书法大赛,即荣获一等奖,由此他成为江苏省硬笔书法协会会员。1989年,张劲读高三,参加全国十二万人海选的硬笔书法大赛,复获三等奖,由此他成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追述张劲的少年经历,我意在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书法是张劲的“童子功”。父辈的期待,师长的点拨,个人的兴趣,持之以恒的磨练,诸因素缺一不可,这才玉成了张劲书法的龙腾虎跃。
岁月冉冉,艺路漫漫,回首往事,张劲或有几分怆然、几分庆幸。他早已不必遗憾于当年没有考上大学,他甚至应该庆幸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如果没有1990年的应征入伍,如果没有龙岩军营的青灯黄卷,如果没有龙岩博物馆的双人联展,如果没有福州军区的高端交往,如果没有与福建省张维、潘玉兰、吴乃光诸名家的书艺对话,总之,如果不是命运安排,让这个农家子弟穿上绿军装,张劲的书法是否能有今日的气度呢?这肯定是要留上一份悬念的。而生命不承认假设。毕竟,张劲是进入部队服役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一个舞刀弄枪的环境里,书法已是张劲放不下的牵挂——昨日的记忆,明天的幻想,都在军营的一片草绿中化为笔走龙蛇的向往与腾飞。
十三年的军旅生涯让张劲看到了一个大世界。万里路、万卷书何足道哉!所以,当张劲解甲归里时,他的书法早已濡染了军旅的豪情与苍凉。
再回龙城,再承师教,张劲心中似乎扫荡了许多积滞的挂碍,而腕底的功力似乎也有了入木三分的通透。终于,在打下了“童子功”的基础后,又经持之以恒的研磨,他开始了砥砺以进的登峰突击。而今,张劲年届不惑,可他三十岁后的书法之作,即已趋向成熟。这在书法家中,可以算是“少年有成”了。
读他的戊子岁(2008)书岳飞《满江红》,其大张大阖、气韵生动、浓淡有度、风采飘然之象,非规规写手可以布局。
读他的丁亥岁(2007)“行端好比松傲雪,贪念犹似蚁决堤”联,则点划活脱、方圆皆得、行止有仪、落落大方,形式与内容的合璧,已有水到渠成之象。
读他的丙戌岁(2006)“客路青山外”诗歌条幅,中以淡墨出之,于浓淡观照、干湿转换中,适现信笔游走的快意。
我个人偏爱的,或是他书于戊子岁(2008)的“耕夫碌碌多无隔夜之粮”的百子铭团扇行草。此幅之妙,全在自由挥洒,清雨泻池,点滴成纹,满而不堵,疏而不断,实为才情舒展后的偶然天成。同样风格的或者还有“山谷字无奇姿”语录行草斗方。此语录中数语,可用以评价张劲书法:“字不能写得如老牛上山,使观者感到吃力,能似轻车之奔驰者方好。行云流水,小鱼活泼,快马加鞭。”
张劲,人有佛相;字亦有“大自在”之态。小字俊秀,榜书亦放得极开;行草劲健,隶书也饶有古趣。所以我并不以他参加的展出、或得到的奖项来衡量他的艺术成就。但中国的国情与民情,是极看重参展与获奖的。顺乎舆情,特补列如下:
他的书法作品已入展——全国第四届新人新作展、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首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扇面书法展、全国首届行书展、“小榄杯”全国县镇书法展、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全国大型书法展、“洗夫人奖”全国书法艺术大展、“走进青海”全国书法艺术大展、“高恒杯”全国书法艺术大展、迎奥运千龙书法展、“走进新世纪”江苏省青年书法篆刻精品展、当代江苏书法篆刻精品晋京展等。
他的书法作品已获得——“林散之奖”南京书法传媒三年展佳作奖、首届中国书法篆刻银奖、人民的好总理全国书画大展金奖、蝴蝶之梦全国书画大展银奖等,共二十余次。
张劲曾在福建龙岩市博物馆举办个人书展。其书法作品刊载于《书法》、《青少年书法》、《书法报》、《青少年书法报》、《中国书画报》等多种专业报刊。
人说:书法已经成为纯粹的现代艺术。这话不错。但它的“现代性”不应该是跳出“汉字”规范的“美术化”努力,或纯然线条化的“画字”技艺;书法的“美学指标”永远也不应该侵夺中国汉字的“表意功能”。明乎此,张劲的书法探求既没有疏离过中国的文化传统、又没有忘记从传统的书写方式中寻找自我的新路。因而,面对张劲的书法创作,你既有畅饮百年陈酿的微醺,又有品茗明前龙井的清新。为了让观者获得这种美学感受,张劲可是用了“十年一剑”的磨洗之功。对此,他表白甚少。但从字里行间,人们还是看到了他融通碑帖、兼容汉晋的努力。晋隋(行草)俊逸,守之则易巧;秦汉(魏隶)厚重,守之则易拙。张劲鉴乎两难,而超乎两难,倾心于在行草上左右逢源,借“笔意”曲尽委婉,凭“墨意”挥洒灵性,基本做到了:劲利豪爽,点划多有情趣;风范物候,气脉灌乎精神。
书法实践之外,张劲还十分关注书学传统的承继。积数年之功,他编纂出版了具有“沛县书法史”性质的大型资料图集《汉风流韵》。对一个县而言,这是具有开拓性的文化工程。
“人书俱老”是对书法的旧评。我以为“书老”与“人老”每不搭界。张劲“年”不老,“字”已老,自是好事。字“老”而不株守,“老”而思“变”,“老”而思“新”,则“健”、“雄”、“苍”、“浑”必随之,到了那个境界,登顶一望,群山皆低,始或能领悟:笔墨雕虫,惟诚可贵;雪泥鸿爪,仅慰平生而已。愿张劲和沛县书法界的朋友们心存高远而志存高洁。

2011年10月1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16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4 13:23 

沛 泽 剑 气 开 紫 云
——读纪伟书法兼论“泗上书派”

“以文会友”,语出《论语•颜渊》:“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文章开篇,即引曾子语,并无自炫之意。在我,仅仅表达了身处沛县文化群体的自幸与自珍。“文”,是个颇为泛漫的概念。在曾子眼里,凡“五经”、“六艺”之道,皆为“文”; 而在我的眼里,凡“文学”、“艺术”之道,皆为“文”。于是,在沛县大文化的“文友”之会中,我认识了纪伟。
这种“认识”是那么自然而顺绥,又是那么亲近而玄远,在了无功利、了无挂碍的淡然一笑中,我以直观的感受面对纪伟先生的书道和书品、人道和人品。初识纪伟和纪伟的书法是在2000年举办的沛县书画展上,而再一次近距离欣赏纪伟书法则是在2010年之春的“刘邦文化万里行”活动中。仍然是无须言说、淡然一笑,即穿越五百年宿命;这让我相信,相识即是善缘。省略了一切灯光、布景的烘托,我认识的是一个单纯的书法家的纪伟,是一个在笔墨点划中释放自我而又找回自我、呈现自我而又超越自我的纪伟。此外,还需要做什么理性的抽绎吗?人们会说,让认识在“第一印象”停步,总免不了有几分朦胧吧?而自信的判断总是坚持:连“第一印象”的认可都无法立足,何以再有“相期百年”的祈盼呢?
这正契合于我“君子交”的理念。“君子交”颇有“中庸”之风。中之不偏,庸之不倚,较宜于在不亲不疏的观照中,领悟纯艺术的感染与辐射。近之则亲,亲则易褒;远之则疏,疏则易贬;而褒贬失度正是这个“粉丝”时代的通病。
后来,承孟昭俊先生指教,我便分外注意纪伟的书法动向。
纪伟,1972年11月生于沛城一个颇有文化氛围的家庭。其祖父,在民国时代便在沛城中心的鼓楼旁边开着一家文房四宝与古玩店,故家风传承,纪伟自幼即喜于艺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始,孟昭俊先生在沛县文化馆举办书法教学班,纪伟闻讯,报名听课,遂登堂入室。1996年,他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大专班,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沛县书协副主席。自1996年参加全国首届行草书展,至2010年参加江苏省第四届青年篆刻展,纪伟已参加省级以上全国书法、篆刻大赛近二十次,获新世纪“兰亭杯”全国书画大奖赛特等奖、“联合国文化遗产年”中国艺术作品展书法一等奖 、“神内杯”全国青少年书法大赛银奖等各种大奖十余次。
浏览日多,印象日深,在“第一印象”的好感之外,我又心生了一份惊诧的悸动。读纪伟书法,我每每感受剑气横空的浩然,并自然联想起杜甫《剑器行》的名句:“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爧如羿射九日落,娇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这只是一种个人化的艺术联想。因为,毛笔的轻柔与钢剑的峻利是无论如何也搭不上茬的啊!
但是,我分明已感受到了纪伟书法扑面的剑气弧光、和那剑气弧光后所屏蔽着的书剑情怀。这在书风俗媚、书魂飘飖、书道零替、书家遵旨的今天,任何个别书家的探索或都可归入“非主流”的独唱。而从“书在江湖”、“书在民间”的视点眺望,如纪伟这样“独唱”的书家,在中国或许正是沉默的多数。一旦摆脱了“工程文化”的诱导,或“名家分爨”的排序,定然是由今天这沉默的多数,来书写中国书法新时代的自由与辉煌。
于“书道”内悟出“剑道”,或于“剑道”内悟出“书道”,并不是欣赏者的飞狐夜鸣。因为古人们也曾时不时将“书”与“剑”相提并论。王实甫《西厢记》一本一折,张生出场,即自报家门曰:“小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书指书籍,剑指宝剑,连用则指读书做官、仗剑从军。而最权威的例证则见《史记•项羽本纪》:“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
当项羽将“书”与“剑”对立起来时,“书家”与“剑客”则分别从对方的技艺里扑捉到出神入化的灵感。唐代,张旭尝与裴旻、吴道子相遇于洛下,各陈其能。裴舞剑一曲,张草书一壁,吴画一壁,时人以为一日获睹“三绝”。而唐文宗则在这江湖的“三绝”之外,特降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书道”与“剑道”结缘,浅言之,仅是书法史的一段神奇佳话;深思之,则是天人感应、内圣外王之学的一种显现。须知,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操“管”与仗“剑”,仅为“器”之差别,于“道”则为一也。
纪伟学书,师事泗上孟昭俊先生。由汉隶入门,上临甲骨籀篆,下习唐楷行草,尤倾心研磨张旭、怀素诸家碑帖,积二十年寒暑,最后结撰于老隶而挥洒于行草。这正好玉成了他拙巧相辉、动静相宜的二元风格或双峰优势。展卷生辉,烟霞满纸,观者每于俊逸中见其刚劲、于舒放中见其收纳、于开阖处见其圆融、于掩映中见其连贯,而灵光一闪的则是其抑之愈扬的书剑情愫。
观其五年前至去岁隶书联“有酒须邀客饮,无诗且抱书眠”、“国色天香献瑞,富贵花开呈祥”、“凭栏看远岫,倚石听流泉”、“汉之源楚风汉韵茶香里,龙飞地虎啸龙吟青史中”等作品,多有本色,而渐趋老健苍雄;观其八年至三年前草书条幅“天高云淡…”、“大风起兮…”、“学如逆水行舟…”、“一弦飞矢…”等作品,蜕变升华之迹尤为显著,运笔濡墨,如风行水上,行其当行,止其当止,尽得“红雨随心”、“青云着意”之妙。如果将“一弦飞矢鸣画戟,十万雄兵卸征衣”联作为纪伟草书成熟期的标志性作品,则可以判定:近两三年来,纪伟草书真正进入了挥洒由我、心外无物的“自由王国”。作为观者,我对他的“楼台山色里,杨柳水声中”、“诗情秋水远,画意晚山明”、“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等“戊子岁”作品尤为欣赏。
“书法”之道,于今为倡。“书法”之用,于今为广。而“书学”之迷惘,亦于今为甚。要之,则学书者易患买珠还椟之病耳。楚人卖珠,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缉以翡翠,尽其华美之形;郑人惑于外而忘其内,买其椟而还其珠。今好书之徒,每有抱形遗神之论、求新出怪之举,“画”字如图,点墨似沙,拙劣无比,诩为“天书”。不能卒读,谈何书艺?
吾尝读郑子经《衍极》,叹秦灭古文,书有八体;新莽改定,复有六书;《唐六典》载其时刊正之文,其体有五;宋人论文字之大变有八;流风浩荡,古今一致,其人亡,其书存,其间作者何止百千?而汉字为中华文化命脉之现实,八风不移。譬如“轨”所以行车,车行而不可毁其轨;“水”所以行舟,舟行而不可废其水。书法之道,乃“小学”一支。故书法本根,全在文字。考唐代以前,文人书家皆通小学;两宋之后,“小学”渐衰,故书家徒留点划;清代“小学”昌隆,可惜今日已少其继者,故点划亦不轨于汉字之道。隔膜于“小学”,而敢矜然以“大师”相鼓吹,此或孔子所判:“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让我欣慰的是,沛县书法群体——不限于加入省书协、全国书协者——立足传统,鼓励创新,书道宏阔,书风端正,师友砥砺,各显风华,有着显著的成绩与广泛的影响。身处沛泽,纪伟也幸。在这个健康的艺术环境里,纪伟上承师道而中联知己,做出了领异标新的成绩。个人的天分、悟性、修养、苦练之外,当与沛县龙城水乡的地利人和密不可分。假以时日,锐意猛进,纪伟必将迎来更加充盈的收获。以我印象,纪伟是谦谦君子;以我浅识,纪伟书道走的是由平趋夷之路。今后,“笔法”之外于“墨法”上若再放宽一步,则化境即近。
我想起近年来徐州有人在提倡“彭城书派”。
从书法的交流体系、艺术共性、彼此呼应、各呈异彩等方面考察,沛县的“泗上书派”几乎是呼之欲出的现实。在这个书派内,已经过世的书家有冯亦吾、朱焰、张敬斋、周默龙、刘爱圃、刘乐农、丁抡一、张孝恺诸先生;年已长而书风刚健者有孟昭俊、景大文、陈宝德、贾长佑、赵峰、刘林玉、任泽华、贺本荣、张华、宋志佛诸先生;年虽少而书风厚重者有胡成彪、张劲、纪伟、张宜顺、高作林、朱茂东、王乃胜、逯国胜、李新景、孙立志、王文学、李文、张成舟、刘德杰、阎增、郝锋、张爱军、李新华、张立新、王永恩、高绪辉、孟宪春、孟庆随、袁天民、李玉民、张恩诚、张正红、赵雷、郑恒良、王舸、王海、王延平、魏晋、于安纪、李德习诸先生。长者“君子以厚德载物”,少者“君子以自强不息”,融融和和,共谋大道,又何患乎书山无路、书海无舟?
书此,仅与纪伟并沛县书法家共勉。
2011年9月秋中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暗香浮动中的流年风华
——杨刚良《晚香斋笔记》留言


《晚香斋笔记》是杨刚良先生的散文结集。
“晚香”二字,取自北宋名相韩琦“休嫌老圃秋容淡,我爱黄花晚节香”的诗句。从诗句到斋号,从斋号到文集标识,这是一个自然的诗化过程或升华过程
秋灯自灿,夜声渐寂,提着晚香斋文稿漫步回家,我猜不到杨刚良君的文字色彩是冷的、还是热的。我有些怕,害怕刚良君的文字因为太明丽而炫惑了我的昏昏之目。毕竟,大伙儿都适应了伪饰,以至作伪已经泛化为一种系统工程,不少操言论之业的有才之士,碌碌一生都献给了这个伟大的事业。大话好说,几乎没有人可以靠个人的真诚与世俗的虚华相抗。走着,想着,旋又哑然失笑。我笑自己的幼稚与偏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孔夫子的大话。我可不敢说:我不撒谎,撒谎就封住我的嘴!我不发违心之论,违心而书就折断我的笔!举世滔滔,皆为郑声,你还装什么假正经?
此后数日,我并未马上展读《晚香斋笔记》。俗务难却,我怕时读时辍不但肢解了对象的完整性,也消解了主观的热情。终于有一天,我断然地摒弃了所有的应景,坐下来,就着一杯红茶,邀约半窗丽日,静静地走进《晚香斋笔记》的神光艺境。
当我从阅读的精神漫游中走出,便感到就“文学”的话题而言,已经无须再向刚良君敷衍陈言了。他是一个成熟的思想者,是一个可以自由驾驭诸多文学体式的作家,真的不用别人再说结构、说语言、说构思、说主题了。用我并不生动的比喻来表述,这正如一个狙击手,已经占据了最佳的伏击位置,搭建了敌方难以发现的个人掩体,配备了最精良的带有红外瞄准仪的狙击步枪,而敌方指挥官或其他重要目标又都进入到有效射程之内,只要扣动扳机,弹无虚发,想打哪个打哪个。成功,胜利,都稳稳攥在自己的手里,异己的声响,只会起到干扰作用。身在其外,我们最好选择沉默。沉默,其实就是最大的信任。
如果傍着“文学”的边儿说几句话,我也只能表示对刚良君文学能力或文学精神的赞许。《晚香斋笔记》是一部“大散文”结集。“大散文”之“大”,即体式多样,文笔多变,文思多元。《晚香斋笔记》达到了这个“大”的水准。《生命抒情》重于写人叙事,情在其中;《世象漫议》重于辩析议论,理在其中;《山水寄情》重于记录行踪,景在其中;《文史寻趣》重于文化探求,识在其中;《幽默小屋》重于捕捉故事,趣在其中。一部散文集,表现了刚良君多方面的文学功力,因而我认为他是徐州文学圈里少见的多面手。现实的期待就是:如何确立一个目标,选定一个蓝图,开辟一条路径,实现一种有限的胜利,此后是扩大这一胜利,创造独属于杨刚良一生结晶的文学成就。
这不是虚说。诵读了《晚香斋笔记》,我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刚良君身上弥足珍贵的文化品质,正是出于对这种品质日渐销熔的杞忧,我才进而预言,倘若刚良君此心此情长葆,且又不弃文学,则文学必以社会认同、进而是历史认同,回报他对文学的投入。这个日渐边缘化的品质就是真诚、善良,并为保有自己的真与善,抗拒精神招安或精神奴役。下面,不妨以刚良的作品作证。
集中的《世象漫议》,体式近乎“杂文”。“杂文”愤激,是青年文体,是正义文体,我怕动气,久不敢写,亦不敢读。这是私心与退步的表现。刚良敏于思,快于言,可谓良知刚健。《当干部真好》、《干部鱼》等都是一针见血的好文字。我不希望刚良久耽此道,只希望他常怀此醒。有醒思方有卓识,弄文字庶不至跌入帮闲者流,这才会渐入悲天悯人的文学高端。
集中的《幽默小屋》,可以视为微型小说。《诗歌的作用》、《贵病》、《找驴》都是一言解颐的妙文。短而有曲,淡而有趣,均表现了刚良会说故事并借故事抑恶扬善的本领。故事是叙事类文学形式的主要支撑。会说故事,写小说成功了一大半。如果在理性上又具备了高屋建瓴的真、善、美熔裁,还有什么样的小说艺境是不能达到的呢?
放下文学的功利暂且不谈,我一直坚持认为,一个文化人、一个精神领域的劳动者,谁如果梦想用一点个人化的独特创造回报我们的人民与国家,他就一定要在文化的传承上先建立某种绵长的联系,接着须在创造实践中致力于某种超越,这才可以获得做“文化人”最基本的认证。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混文化、玩文化,结果大抵只能混出、玩出伪文化、自欺文化及欺人文化,时过境迁,一切这样的文化都必然灰飞烟灭。
在阅读《晚香斋笔记》的过程中,我欣喜地感到杨刚良君正在传承与超越两个方面不懈努力。《文史寻趣》仅仅显示了他尊重传统、承袭国学的一种渴望。先强攻并占领这一领域,再自由出入这一境界,多花些气力,补补缺课,这是大有裨益的。谁也不要幻想,用一种初中生的神童天赋,歪打正着,天马行空,真的能写出中华文学史诗般的巨著。传承的最大领域,当然不是原始状态的礼乐射御书数,它应是中华哲学与中华伦理的总和。痞子成作家,痞子成艺术家,痞子成企业家,痞子成富翁,在一个转型社会都是可能的。但我相信民主,相信科学,相信文明世界的公认文明,尤其相信全民文化水准普遍提高之后一种清醒而不盲从、现代而不浅薄的艺术鉴赏将大浪淘沙,冲洗尽一切浮薄的艺术赝品,而还人民艺术、高雅艺术一个历史公正。
黄花之香,冲寒而溢,黄花之美,抗节而生。杨刚良君以“晚香”为室名,盖有深意焉。当这“晚香”飘到我的书桌前时,已经变成了一缕淡淡的“暗香”。暗香是不张扬的,不强加的,不浮躁的,不浓艳的。人品之香,艺品之香,皆为“暗香”之属,所以我将本文的标题锁定在“暗香”的层面。酝酿文学、艺术以及一切文治武功,都以酝酿人品、人格为先决条件,因而我又将“暗香”的有无、浓淡归附在人生的根本目标之上。流年似水,有空流者,有不空流者,因人而异。写下这个标题,仅仅表示了我的向善之愿与共勉之意。坐在窗前,仰望前方,蓝天、白云、丽日,让人忘却了身处冬日。而在我们心中,或许早已是春天,永远是春天了。冬春之交,梅花先放,缕缕暗香,启示芸芸庶生,一个新的季节轮回已不可避免地开始。我想,刚良君也一定感受到了这物候之变与命运之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又何疑焉?又何忧焉?


2007年12月25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17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5 09:09 

吟 诗 好 似 成 仙 骨
——读胡成彪诗词有感
知胡成彪先生为“文人”,不知其为“诗人”。一天,与李鸿民先生同车来沛,闲聊中提及邹徐文先生写朦胧诗的趣闻。徐文先生现为中共徐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此前,曾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主政少暇,每吟朦胧诗以自遣。遇询其玄机者,徐文先生恒推“成彪以解”。
解得朦胧诗,天分一定了得。从那一刻起,我才将副县长的成彪与诗人成彪迭成同一个印象。
今年五月十七、十八两日,沛县举办汉文化高层论坛,我有幸忝列末座。提前一日报到,住歌风宾馆。巧的是,一进大门就遇到了胡成彪先生。
依然热情洋溢,依然笑容灿烂。
晚上,与培封、洪川、继明、成彪诸君闲话一室,乡音如乐,不觉陶然。临别,成彪出示诗稿一册,谓为政余戏笔,请予斧正。吾何人?竟敢指数风骚?
打开诗稿,大吃一惊,所谓“诗词百首”原来都是旧体!成彪自署“湖西迂人”,何“迂”之有?从旧体诗的严整,“迂”到新乐府的朦胧,不知是由清醒转糊涂、还是从糊涂转清醒?
读到很晚,有些兴奋了,无诗的心海里竟也波荡月影。
很喜欢成彪的诗。喜欢诗中未经淘漉的清纯,喜欢虽经规范依然奔放的自由,喜欢他的不经意,喜欢他的无雕饰,并在个人化的喜欢之后,漫无涯际地作个人化观照。
从“文人”到“诗人”,这可不是“零距离”换装。在传统文人的精神世界里,“文”与“诗”是合二而一的。新派文人,多弃诗守文。当这个“文”结晶为文案八股的时候,文人的歌吹便也丢失了自己。基于这种理解,我倾向于将文人的“诗化”视作个人吐纳、个人呼吸的复苏。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圣人的话,成彪或许听到了。
想学诗,哪里学?向谁学呢?最大的迷惘群体是无所事事的离退休老者,最大的误区是老年大学课堂。人生既已疏离创造、陷入优容之境,还有什么情绪属于诗歌?
二十世纪,几乎整整百年,中国诗教割裂。谁要学诗,大抵只有直攀唐宋,追踪李杜。成彪是否也有如此的心路求索?
吟诵成彪的诗词,我感受到的是古韻新声的交融:
——湖面宽宽天色好,蝉声切切柳堤长。小船无舵随风走,带起红莲一径香。
——屋外一泉日夜流,以为天麓是源头。水声未与清溪去,相伴春回相伴秋。
——屋前屋后尽红紫,我自匆忙浑不知。香气暗袭巾袖满,蓦然已到落花时。
——残荷经雨倍萧煞,唯借秋风忆逝华。欲向淤泥寻旧韻,尚期来岁发新芽。
摘出四首七绝,无须串解,无须索典,那种旋转裕如、收放自由、点化到位、寄托幽远的风致,都是一般时下诗人望尘莫及的。
从炼字锻句上分析,成彪的诗多以口语入韻。用时下口语,其实比借取古人成词成句连缀成百衲衣困难许多。“难”且示人以“浅”,很需要勇气。这正如古人写诗,有典不用,犹如有权势不逞,纯以人格魅力征服朝野。
一路读来,我发现成彪对诗式的掌控已经相当熟练。七绝之外,七律、五律、古风及词牌、曲律等,几乎皆有佳篇。此时,我心里的艳羡潜滋暗长。叙年齿,我长于成彪;论学历,我高于成彪;即便说到对古典诗歌的追崇,我也自信并不弱于成彪,唯诗歌创作,眼高手低,不肯多抛心力。说起来,是不作为,也许在更真实的层面上是“骨里无诗莫浪吟”。写到这儿,我才明悟:许浑的吟诗“仙骨”之说,原是大实话、大真理。
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诗,这个“优”便是命中敲定。成彪之幸,即骨相有诗,当该成为诗人。从政与作诗,自古不分彼此,到今天也应完美结合。可惜,仕途文人醒者太少。
写诗,非同儿戏。在中国当诗人,意味着加入历史(纵)的、时代(横)的大海选。所以我希望成彪志存高远,鹏举青云,垂翼四海,横绝八荒……
在我朦胧的直觉里,炼字、炼词、炼句,走出惯常的久已疲劳的流行式,追求陌生化,大抵是成彪诗词的当务之急。古人讲“富于万篇,窘于一字”,即指这一关口;过了这一关,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这才是诗的创造。
最后抄录陆放翁诗句以相勉:
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
夜来一映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

2007年6月13日于紫电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丝 路 剑 气 独 萧 然
——读李德西书法作品碎语

己丑中秋后七日,我识青海省书协副主席李德西先生于徐州点石园。引荐者李天池先生,相约者周庆明先生,清茗促膝,杯酒交欢,窗外丽日,帘内新友,斯固一时之雅集也。
人之相识,缘也;人之相知,道也。此亦孔子所谓“道不同不与为谋”之鉴。而我之知德西、及德西之知我,则又在相识之前。
丁亥夏日,徐州孔子学会聚谈,徐崇先先生持新版诗集赠我。展而诵之,云霞满纸,盖徐先生之诗均由李德西书法再现,故有诗情画意之趣。李德西何如人也?竟有如此高卓放达之书风,吹拂徐海,牵我心旌!席间虽未详询,但惺惺之意,固已潜动。不久,《书画名家》杂志于徐州望湖楼召开笔会,执行主编朱天杰先生以澳门艺术季刊《国粹》创刊号贻我,随手翻阅,恰有《朱痕•墨迹》一文是介绍李德西其人、其事、其书、其艺者。德西或不知,作为读者之一,我已假阅读之便不唯暗暗窥知其少年艺梦,亦已领略其天命风华。匆匆二载,今春李天池先生因筹划举办“李天池书画展”及版行《李天池书画篆刻集》,嘱我为序,且一文二用。应命而思,不敢敷衍,徘徊案头,而成《生命旅行与艺术留迹》一文。德西与天池友善,自能读其书,赏其作,进而借一短文,神交一文友。
及至握手晤对,此一高大、沉静、儒雅而又坦诚之书家,总让我惊诧与照片中形象相比,更其平易,更其亲和。呼吸之间,无须言表,我与德西似已跨越了有形之空域及无形之时序。
德西先生君子坦荡,愿听我云山雾道,书外评书。吾谢不能。此非生分,亦非客套,实因我著文而德西作字,所持各异,所求不一也。“文”与“字”,本为一体,自“书艺”与“文艺”剖分,一株之佳木竟歧出双色之蓓蕾;故文人论书,鲜有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者。客观而思之,与其以外行之热闹,干扰内行之静虑,以他人之虚誉,托举本我之自信,无如对书问字,澄怀凝神,心雷一默,绝胜千呼!
德西先生君子虚怀,不以我为浅陋,殷殷之望,出之至诚。吾于是不敢以清高拒友情,故试为之言曰:
——德西生于山东,长于青海,东方春雨,西方烈风,从高原飞车,到宣纸走笔,遂使其苍松伟岸而成就一生之书家宿命。人皆有宿命,苦不能早知。德西知之,故坦言:“书法不是我的一部分,而是我的全部。”人自知,始自为,自知乃智慧,自为乃勇力。众生芸芸,蝇营狗苟,或临渴而掘井,或借花而献佛,或朝三而暮四,或缘木而求鱼,自知自为者,万不及一。德西自知其命,自拓其道,烈火涅槃,羽化不迷,此大智慧、大修为也。其书家之正果,必瓜熟而蒂落。
——技有师承,艺有门派,故能纵贯有续,横列成阵。考之华夏艺术史,前恒传之,后恒信之,渐成师道法式。而我颇疑门派传承之非实。即以书艺论,《法书要录》列蔡邕传书艺,自汉迄唐共二十三人。因“蔡邕受于神人”,故前提既幻,一切皆虚。或望山问樵,而险夷则自探;或临津问渔,而潮汐则自测;或入园叩扉,而幽径则自步;或规矩前定,而玄机则自熟。德西习书,初未急于寻师,他说:“青海没这种习惯,孔夫子没去过的地方。”幸而儒风淡远,幸而师道不倡,方让德西借天分之赤诚,得以拥抱书艺之精纯。无待游方僧人,直入大雄宝殿,拜真神,诵金经,一部泰山《金刚经》成为李德西书法宿命的一贯追求。有意无意,其书法执著竟然呼应了孔圣人的“吾道一以贯之”。如此表述,私心无谤毁书苑高门及书坛尊长之念,唯痛于书艺从描红学步、临帖漫游,亦步亦趋在碑帖名家屁股后面讨生活,也未曾大家辈出。见怪不怪的书法世相是,字有六书,书有四体(当然还可增益),穷年碌碌,鲜有备者,故精一体而自喜,肖一家而自负,泉泻沙海,渐行渐细,书仿前贤,愈写愈僵,青蓝之出,谈何容易?入“派”则“派”束之,求“师”则“师”缚之,一如京剧名家,一招一式,一声一腔,惟妙惟肖,喝彩满堂,又何曾出师承一步?小才而言,师承或不可缺;大器而言,师承固如牢笼。德西求为大器,岂可以“门派”方之!
——德西之书,溃围而出,就形符体系而考量其源,前代诸家几乎无所偏取。唯如斯,方成就其纵横在我、开阖心出之性情自现及大美不雕。德西书法,粗看惊阵势,细看惊点划;苟观者戒浮躁,则知其深浑;若评者戒虚华,则知其真美。艺之为道,不重复先贤难,不重复自己尤难。德西临池,一以“变道”主其“书道”,此险径也,亦正路也。吾于是明悟:“字迹”即“心迹”,“书运”即“人运”。评论有谓德西书法以“民间书风”为本源者,此言有理而理有未备。书分民间与庙堂,此书评家后出之说,由此而诱导出“书以人贵”的二元标的。回首中国书法史,经典又何曾分民间与官方?我读德西先生1995年所书“书缘”斗方,知其可与晋人陆机《平复帖》抗丽;我观其“孔雀东南飞”中堂及李白“梦游天姥”中堂,知其可与晋人索靖《出师颂》媲美;因取法高远,为心所化,故形法笔墨,唯我独存。至于是境,又何求于字字有来历、章章有本源?
李德西先生学书于青藏高原,天风高吹,绝少污染,当他杖笔代剑直下昆仑的时候,中原文化正经历着连微笑露几齿、鼓掌须几声皆入程式之大一统格局。德西想什么,吾愚不敏,想当然而推定:其独行书坛或是对这种标准化、模式化之无言抗拒。
艺术史有加法,亦有减法。师古肖古,今即是古,减法也;师古融今,古已化今,加法也。化用王静安先生语,书或亦有“有我之书”、“无我之书’、独创之书、仿拟之书。德西视书法为生命,当有志“有我”并独创耳,亦必有志于为中国艺术史增加若干新元素、新分解、新化合耳。

2009年11月3日 寒潮中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18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26 13:10 

《乡 风》发 刊 辞
天地有风,古今有风。
风是宇宙的呼吸,自然,风又是生命之源。
乘着风,《乡风》降临人间。
面对城市化的趋势,要为地域文化及乡野文明留一片小小的生存空间,是越发困难了。惟清醒于务本为要,《乡风》才发愿固守庶民的精神家园。
从我们的家园向外眺望,乡风已不再清新,乡情亦不再淳厚。望乡兴叹,眷恋难迁。
世界性、全球化的呼唤,谁知道是不是一个美丽的圈套?信息化、智能化的狂潮,谁又知道是不是一个未知的陷阱呢?
站在城与乡的结合部上,立在今与昔的过渡带上,走在中与西的交汇点上,停在梦与醒的临界线上,我们思考《乡风》的风源与风向。八风周转,日月轮替,我们将时刻牵挂着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以及一切民间原生态的质朴创造。
民间的,永远是基础性的。
民众的,永远是主体性的。
《乡风》起于徐州。这是一片孕育了大汉文明的历史沃壤。太厚太厚的传统与太新太新的时尚,无疑都会滋养着《乡风》的春华与秋实。风行无碍,《乡风》在浩然于江湖时将不忘以兼容大度为立身之本。
但愿这不是农业文明最后的诗情浪漫。
但愿这不是乡土文化最后的田园牧歌。
在本质上,《乡风》鼓荡的是遍布城乡而又四季分明的和谐。

2007年10月于益芳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徐 州 风 光》
——摄影作品集•序言

摄影是瞬间的艺术,而为了眼前的这组留影,徐州的摄影家却整整守候了六十年。
揿下快门,你便摄下芝麻开花的永恒。
忘记选景,你便面对白驹过隙的虚空。
于是,责任心唤起了摄影家的清醒:摄影活动决不能与历史擦肩而过!
摄影家捧起相机,开始与历史结伴而行。
黑白的世界,七彩的世界,迎面飞来,与摄影家的寻觅相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交映成流动的昨天与今天。
一张张美图组接,从1948,到2008,六十年沧桑巨变,复活记忆,再现风华,这就是我们的家乡——美丽的徐州、富饶的徐州、情义的徐州、和谐的徐州。
尽管远离尘嚣,万籁俱寂,我们仍然透过摄影画面听到了眼睛与心灵的对话。
眼睛说:我搜寻美、发现美、最后将美定格。
心灵说:我感应美、陶醉美、最后将美珍藏。
今天,是摄影家借给我们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明天,我们的眼睛将在徐州发现更多的美。
今天,是摄影家的心灵撞击了我们的心灵,明天,我们的心灵也将被家乡更多的美感动。
其实,在摄影的天地之外,每一个徐州人都已见证了徐州的巨变,并且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和谐与安定。
大美,无须刻意修饰。
大爱,无须做作表白。
沐浴在徐州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里,怎能不唤起我们生逢盛世的感恩!
大美激发大爱,大爱珍惜大美,在摄影作品含蓄的表述里,我们终于领悟了天地人和谐相融的永恒主题。


2008年6月1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岳海映雪照南天
——铜山《岳海孙氏族谱》序

辛卯金秋,辛亥百辰,铜山岳海孙氏诸贤有续修《映雪堂岳海孙氏族谱》之议。孙君晋平,乃余之文友,告以盛举且命为序。余闻命而惧,于私有同源之亲,于公有赞善之义,固不可不作、不可不思也。
考“映雪堂”一脉,固得“号”于晋征南长史孙康,而得姓之祖非齐田一脉孙书莫属。岳海孙氏,出鲁南峄县牛山,牛山孙氏乃明末清初迁自晋中太原,再上溯则咸归孙氏乐安之主脉也。征之《唐书》,传承有序;佐之晋碑,凿凿精实,自是毋庸烦言。新近,疑古之风起于青萍,学院史家,江湖学者,由孙武、孙膑之年谱考索进而质疑典籍,乃至斥唐书而驳晋碑。此又小儒雕虫,无损桢干;池蛙弄波,不碍江河矣。而家乘之修,咸承旧典,支干相属,一脉相通,后生修谱,岂能数典忘祖、别开生面欤?
念谱谍之兴也久。如古之《世本》,乃先秦帝王家谱;而二十五史之设,概为帝王将相立传,此中“表”、“志”、“传”、“纪”诸文字,皆王侯之谱牒也。唐宋以降,庶民得录名谱牒,此又“民本”之一张、“民命”之一尊也。谱之修,聚千枝而通其本;谍之撰,明一脉而浚其源。故谱牒乃宗族大事,诚不可等闲而视之也。古人谓“三世不修谱为不孝”,此极言之也。而依程子之议:“家法坏,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坏,人家不知来处。”故宗谱之修自是关乎“修身齐家”之举,舍此,何来“治国、平天下”之功?
孙氏一脉,自孙书得姓,其后嗣才俊,孙武、孙膑固为其佼佼者也。垂延两千余年,英贤名世,豪杰辈出,如孙策、孙权、孙康、孙中山辈,亦皆命世之雄也。然长河浪涌,征帆万里,道德传家,前贤后昆,代有翘楚,孙门峥嵘,自是尽人皆知矣
欣逢治世,百姓小康,岳海孙氏一族于造桥、修路、建祠、立碑之余,复有梳理二百年传统、刊行岳海支谱之谋。此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之举也。人贵自知,家贵自谋,期以岁月,或有潜龙腾跃,一光天宇者乎!
岳海地当徐东,北倚岱嶽,南踏淮堧,东望瀛海,西扶芒砀,诚生息之所、发达之基也。孙氏一脉,于前清康熙年间迁于兹,聚族而居,蔚为大族。为志其始迁祖奠基之功,特录康熙圣谕以为勉:
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照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惩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警忿以重身命。
拳拳之念,眷眷在民,百年兴思,万岁可铭。是为序。

2011年12月初冬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19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3/31 18:43 

聆听永恒的人民话语
——写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徐州分卷》出版之际

悄悄地,天地回暖,人间迎春。
同样也在悄无声哗、毫不张扬的城乡采录和案头梳理后,由徐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担纲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徐州分卷》顺利通过了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的最终审定。
听说,这是全国第一部“市”一级的民间故事全书。
当我在殷召义、姚克明等先生的书案上看到这煌煌七大卷、累计超过二百一十万言的书稿时,灵光激越,便立刻感受到一座历史名城、一个文化大市的时代气韵必然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及高屋建瓴的文化创造有着最为奔劲、最为畅达的对接。
礼赞的话是说不尽的。但是读者们还是要真诚感谢为编纂这套七卷本全书而辛苦劳作了两年多的专家和朋友们。走访、采集、筛选、整理,将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定格为时代范本,这是很累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你们无怨无悔地做了,不为名,不为利,只想着为人民留言,为历史存真,谁又能否认你们已将个人的聪明才智、心血汗水融入于全民族的文化创造之中呢?春风化雨,百川归海,属于人民的,将永远不朽。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是一项国家级文化工程。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下,这一工程自2004年4月启动,计划用十年时间,完成覆盖全国所有市县的三千卷鸿篇巨制。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中国民间故事作家底式盘点和全方位汇编。存亡续绝,继往开来,利在当代,功要千秋,故而“全书”的立项,表现了卓越的文化远见和赤诚的文化责任感。
响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倡议,徐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闻风而动,在二十多年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对徐州六县五区的民间故事遗存进行了又一次地毯式排查和钻探式挖掘,终于从近千万字的资料中荟萃了这徐州卷的精华稿本。这样,徐州民俗文化工作者就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提前七年率先在江苏省第一个完成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市县卷的编纂任务。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为徐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有如此出色的工作而欣喜。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生活日新月异。这让人易于产生一种误解: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失去其存续价值。当这种误识浸润、漫延、扩大成对域外文明的追风、模仿、顶礼膜拜时,无须外人的文化侵略,中国人自己已经自弃瑰宝、自断脉源,进而放弃了对文化主权的维护。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文化自毁趋势。有鉴于此,文化界的有识之士才大声疾呼拯救儒家文化,重建国学;拯救民俗文化,重塑民魂。前者属雅文化,后者属俗文化,一雅一俗,两只脚立地,两只手擎天,这才有中华文明的自主空间。有人要压缩这个空间,有人要放弃这个空间,事关民族生存,岂可等闲视之?
不要小看民俗文化。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在民俗文化的氛围中生存繁衍的。民俗文化有三个领域,即民俗、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三足鼎立,建构起一座没有围墙、不收学费的民间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人人为师,人人为徒,青春播种,白首耕耘,一生都在收获民族智慧的硕果。所以,珍惜民俗文化,就是珍惜我们的文化生命。而民间故事又是民间文学的主潮。在这一领域有中国最大的作者群体和听众群体,因而这里也是中国最大的庶民话语平台和最大的百姓教化基地。在作者与听众、故事与人生的相互送转中,中国百姓得以打破社会壁垒,实现角色转换和价值飞跃。最后,每一个说故事、听故事的人也都走入故事,参与了对故事情节的推进——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的推进。
历史,在中国民间故事中现出本相。
人民,在中国民间故事中找到位置。
故而《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出版,在终极的意义上是对人民、人民话语、人民意愿的朝拜或朝圣。
翻开中国文化史或文学史,可知一切“小传统”都来于“大传统”,一切“雅文化”都源于“俗文化”。缩小范围,也可以说一切叙事性的文学,如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都是在同样叙事性的民间故事的沃壤里抽蕾绽花,吐露芬芳的。《庄子•外物》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由此可证,先秦两汉的“小说”就是民间故事,而非文学史家们所认定的“小说”。文人小说,比这类民间故事晚出了一千五百年还多。一部中国文学史,文人小说如涓涓细流,时断时续,而民间故事则滔滔不绝,波澜壮阔。重视民间故事,正是文学的返朴归真!
在长期的迷惘之后,我们总算恢复了文化清醒。由于对民间文化的一切保护性、抢救性筹划都是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基础性工作,所以除了各级民间文艺家协会全力以赴外,全社会各行各业亦都有责无旁贷的保护与抢救任务。
如果说保护与抢救是一个系统工程,还有待通盘谋划,订出细则,那么人人可以参与的当务之急便是停止建设性破坏,停止改头换面,停止移花接木,停止功利开发,停止拔苗助长的商业展示,停止一切割裂环境的标本化处理……让传统的民间文化先在它的原生态环境里恢复元气,接着再议其余。当然从民间文化的生成机制考察,一切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又都是不可摧毁的。人民是它的主人,人民生活是它的依托,人民与人民生活生生不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从属于人民的民间文化失去信心?
徐州市是国务院第二批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徐州的得名,可以追溯到虞舜和夏禹时代,舜分天下为十二州,徐州为其一;禹分天下为九州,徐州亦为其一。这体现了远古东夷(淮夷、徐夷)文明的全国性影响。此后,在这片土地上彭祖建大彭国,徐人建古徐国,项羽建西楚国,刘邦建大汉朝,金戈铁马,风云变幻,二千多年,徐州的名城风采与日俱增。
历史证明,徐州是一片神奇而厚重的土地。在这片土地生息着的徐州人亦不断用他们的文化创造为中华文明添色加彩。而徐州的民间故事,正是徐州人对自身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文学化及艺术化的表述。
一方水土,一方风习,一方歌哭,一方气度,徐州的民间故事必然也用它机智、幽默、乐观、明朗的旋律,表现着徐州的城市精神与市民情绪。
人民长久,决定了故事长久。
生活常新,决定了故事常新。
徐州人民既然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日新月异的环境中,徐州的民间故事亦必然能在一个开放的体系里不断更新与超越。我是在徐州民俗文化的哺育中长大的,我对民俗文化抱着永远的乐观主义,所以我相信:明天,徐州的民间故事将更加生动活泼、意趣盎然。

2007年2月18日于紫电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龙 在 我 心——写在《龙图腾》出版时
自序——龙在人心
这是一本说“龙”的小书。因为“龙”与中华民族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相关,本书自然也边缘性地触及到了“龙图腾”话题。
我们生活在“后图腾时代”。曾有的“图腾”历经改易,早已失却了原质原创;留下的,仅仅是一些记忆残片或旧梦组合。作为图腾的“龙”,固亦免不了在中国人的生命传承中不断形变。古诗所谓“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空飞”,或许就是“龙”的劫后新生。
虽然“龙不隐鳞,凤不藏羽”,但画龙、说龙依然十分困难。究其难画、难说之因,除了“龙”作为天地生灵的神通无限、变化万端、难以把握之外,主要来自古今认识的差异。
古人认为,龙是“鳞虫之长”,承认了这一“真实”,此后才放大出、演义出种种神异。
今人认为,龙是前朝“传说”,可归入“虚拟”范畴,在“虚拟”的前提下一切活龙活现的“真”,自然归结为“幻”。
一个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生了:同样说龙、画龙、雕龙、舞龙,古人出之“信”,今人出之“疑”,古人出之“畏”,今人出之“戏”;延续千万年的祖先崇拜、天地敬畏,终于在“大批判”、“破四旧”的余波中化为娱乐大众、点缀升平的“戏说”。
说“龙”,自然出现了两个领域。一个信仰的领域,一个非信仰的领域。
本书的任务,肯定不是描画今天流行的种种龙符号。
我们的思维底线是:承认“龙”是中国人真实的精神创造,因而自然也承认它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存在、文化存在、哲学存在,或呼应宗教情结的神学存在。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除极少数思想家(如王充辈)质疑过“龙”的神异性之外,中华民族从民族精神的大势上一直坚信龙的实在性、神异性以及龙对本民族生存的支配性影响。
龙的神化与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自强、自立处在一个积极互动的平衡体系里。
而另一种精神的奇局则是:“龙”作为超生物的“鳞虫之长”,它在中国人的意念中不单是一个独立于人类的客体,也是一个与人类异形同质、甚至可以自由转化的精灵。龙可化人,人可化龙的设定,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尝试,是中国人自我神化的实践。因为“龙”的介入,“人”有了无限的升华空间。
翻展史书,以龙喻人的例证不胜枚举。所谓“张氏十龙”、“卞氏六龙”、“公沙六龙”、“荀氏八龙”等等,无不在人与龙的类比中,表现了中国人自我超越的理性。诸葛亮被人称为“卧龙”,千百年后,“卧龙岗”仍然龙气不散。嵇康不但有“卧龙”之名,而且龙性难驯,这却招致杀身之祸,我们可作的解释或是:“卧龙”斗不过“飞龙”……最成功的化龙者还是老子,他乘云气而养阴阳,高翔在“道”的青空,让孔子顶礼膜拜,赞其为人中之龙。在世俗的向往里,“龙门”的存在,更让一切凡鱼有了化龙的希望。
反思龙文化的生成,它的人文功效是远远超过神化抽象的;故极而言之,“龙”,是为“人”而存在的。评价龙和龙文化,与科学或迷信无涉,与民主或专制无涉,这只是对中国人历史上精神创造的再认识。
西方人在历史上也有种种精神创造。而今,高度文明的西方世界也还广泛地尊重着他们祖先开创的“上帝信仰”等,这似乎可以算作一个宽容的精神参照。
而新时代的中国精英为什么要借“废龙”造势,来表现他们对“全球化”的响应或对“世界性”的归顺呢?
一个富有凝聚力的星系,不会无条件接纳既无内聚力、也无外引力的宇宙尘埃!西方的信仰者,绝不会接纳东方的信仰背叛者。
面对龙命、龙运的颠荡,我们曾经怀疑“龙”是否还有自我维持、自我庇护的神通。现在看来,属于杞人忧天。
龙,在中国人心中。中国人在,人心不死,则龙不灭,又何疑焉?

小 引——龙 之 恋
中国龙图腾,这是一久已存在的文化事实。
中国人深信:龙在天上,龙在海里,龙在一切显灵而又通灵的地方,龙是自己的守护神,龙变化万端,龙兴风行雨,龙惩恶扬善,龙潜勿用或龙飞在天,都是运数天机……
尽管龙庭的龙椅上百年缺席着一位龙冠、龙袍的真龙天子,但中国人依然认定自己这个民族中,只有最高贵的家族才配称为“龙族”。或许是因为显性的“龙族”缺失着,中国的士农工商才敢于公开表白:我们是龙的传人!
要知道,在清朝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平民百姓自认龙种或觊觎龙位,都是大逆不道的僭越!
天翻地覆,物换星移,“龙”在中国有了全民性,于是全民族都有了龙性。
在一个“后图腾时代”,告别了原始思维的中国人竟然如此强烈地保留了原始况味的龙之恋,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谜、是一个奇迹、是一个超验的启示。
连时间也无可奈何。人变,龙变,唯人与龙的关系不变。仅此一点,就该让一切自诩有文化、有思想的学者作一番文化的思索了。
奇怪的是,在全民族的龙之恋背景下,有人却质疑龙符号、龙文化的时代价值和民族价值。遮遮掩掩,终也露出了“废龙”的意图。
这叫多事。
多事必取辱。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龙微笑着。当龙也也失去耐性,油然而云、沛然而雨、轰然而雷、洗涤九州的时候,相信一切枯枝败叶都会随着滔滔洪流漂向大海。雨过天青,神龙无迹,在新一轮风雨到来之前,连最纯钝的农夫都知道,二月二,龙抬头,说不定哪一天,它还会重降甘霖。
龙,是一个真切的文化存在。只要中国的文化继续波澜壮阔,相信在这文化的波涛中便有神龙沉浮。
乘着今天的风,悬起昨天的帆,向着前天的海洋驶去,这就是本书的寻龙之旅。

2008年7月9日
[楼主]  [20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01 15:13 

领异黄淮墨牡丹
——《冯梦白画集》序

丁亥中秋后,我去邳州木头汪拜会冯梦白先生,他正患小恙,却依然亲和,依然慈祥,依然眼里飘出微笑,依然说到绘画、说到牡丹便充满欣悦。握别依依,我心凄凄,毕竟是年近八旬的高寿了!
入冬,时不时想到沂河岸边那个寂静的小村。先生的病早该好了吧!他一定又在洁白的宣纸上润染出一团锦簇、一脉清香了吧!或许是感应,不久,电话铃起,隔着二百里烟霭,传来先生浓重的沂河乡音:我打算出本画集,咱俩熟,你知道我的情况,这序言,只有托你写了!他没客气,我未犹豫,就这样说定了。
由一个画外人对一部画集作序,只能算“客串”。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因而我的序言模样的文字,对梦白先生人生、人品这涉及“人文”层面的内容,或能述其悲辛;而对他艺格、艺境这属于“艺术”领域的话题,大抵只能得其仿佛了。隔行如隔山,隔山打牛的神通吾不备焉。
梦白先生出邳州冯氏望族。原名宪法,字景熙,民国十八年生于邳城东十余里之木头汪村。村傍沂河,西望艾山,颇有钟灵毓秀之气。先生初读诗书,继入新式小学,后升山东临沂师范。喜绘事,为花鸟画家王小古先生入室弟子。共和国初,任乡村教师,一晃四十年,直到退休。所喜者,惟绘事不辍。课余挥墨,墨化五彩,水性、墨性、纸性、笔性,一一于人性之明悟中融贯为风姿绰约的画卷。甘苦备尝,寒暖自知,在玄运的精神清空,任伯年的意境清奇,徐文长的水墨酣畅,吴昌硕的古朴苍劲,齐白石的自然天趣都是他的艺术仪范。四师同尊,又最敬白石。“梦白”之更名,即缘曾于梦中得白石指点的醒悟励志。
取法前贤,追慕大师,这决定了梦白先生的绘画艺术以遵循传统为基本取向。若限于此,并止于此,他只能算个画师,至多是一位熟能生巧的画师。但先生的“梦白”之愿自有一个高远的期许,为了达于是境,先生又时时以师法自然、贯通天人为从艺大道,且坚持五十年而不辍。
十年面壁,佛知。五十年问花,天知。几乎是水到渠成,梦白先生有了双向的师承、双重的取法,因而他的水墨花卉也有了双重的艺术元质,这便是人的笔墨辛劳与超人的造化天成的合二而一。
这么说,似有宣说神秘论的嫌疑,其实,对于每一个专业领域里抱一精进之士而言,枯井涌泉、天雨落花都不是奇迹。
记得多年前我浏览先生的牡丹写生画稿,每一页都一无例外地标明了名称、瓣型、花色、叶状及临摹时日。就创作而言,每一幅写生稿都可以还原为一次画家对花当歌、别花当哭的超验经历。
为了画好牡丹,梦白先生曾七次远赴山东菏泽牡丹园写生。晨起,步行七里入园。中午不吃不歇,一直画到红日西坠。诚则灵,灵则验,其时菏泽牡丹园亦仅有六株绿牡丹,为先生精诚所感,园丁特持一株相赠。从一株到十株,再到一家满院,终于,梦白先生的牡丹园扩展到四亩之大……
为画葡萄,则院中栽葡萄。为画荷,则水塘栽荷。为画牡丹,则院内院外尽植牡丹。这样的画家,这样的画,已经超越了咫尺纤缟,而将生命与艺术延伸向无尽的天地、无尽的岁月。
梦白先生将人与花的阻滞打通了。他的画,是人智对花魂的解读,也是花魂向人世的显身。对于丹青技法,梦白先生独有蹊径。他曾对我说:“我画牡丹,先借画葡萄之法,又借画墨荷之法,才形成今天的规矩。水墨花鸟,法虽相通,但求‘润’之术稍异。‘润’则出‘神’,不‘润’则死。”我问求“润”之道,先生说:“求‘润’之道,在乎用水。水少,无质感,易呈枯势;水多,无层次,易显湿态。只有用水适中,才能当时出‘润’,画面干爽后仍然也‘润’。”
“润境”,其实就是生命的鲜活。有呼吸,有悲欢,有画外之音,有形外之神。说者易,行者难,非当众表演、信笔涂抹、快马三刀之辈所愿意承认者也。
梦白先生的墨葡萄、墨荷、墨藤、墨牡丹皆冠绝一方,识者叹为观止。他的画展,曾先后在邳州、徐州、菏泽举办,他的画作亦多次在徐州市、江苏省乃至全国大展中获奖。而这一切都未曾干扰先生的心海平静。我懂先生的心:奖,再大,也是少数人关在小屋子里评出来的,而艺术欣赏则是大世界里大众的精神美餐。这正象央视的满汉全席大比拼不能代替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一样简单。
牡丹的最宜生长地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因而我用“领异黄淮”礼赞牡丹,亦礼赞以画牡丹为艺术指归的梦白先生。先生画牡丹有心领神会、脱胎换骨之妙,彩牡丹与墨牡丹同趋化境,而我私心更推许其墨牡丹独步当今画坛。
今昔相照,这是一个艺术自由的时代。同类艺术相照,这又是一个艺术不平等的时代。歌唱家吼一嗓子,出场费三万五万,而民间歌手,玉音绕梁,唱半天,一顿饭。画界、书界无不如此。冷静地说一句,大抵是:上帝死了,人类疯了。谁疯让谁疯,庶民百姓绝大多数不疯。我与梦白先生心灵相通,故引为知己,他的画,我的文章,都是为了不疯狂的庶民百姓而作的。
疯狂的艺术氛围,构成了另一个世界。
有艺高而名微者,有艺劣而名噪者,有艺美而价廉者,有艺俗而值昂者,有敬艺而无名者,有借艺而沽名者,有生而名扬者,有没而名灭者……高天流云,长川逝水,弹指百年,谁能不朽?最后,一定是庶民百姓的群体认同,连缀成不绝如缕的良知裁判,将浮名淘尽,将珍品留下。
想到梦白先生眼中的笑意,我心充满温暖。他应该乐观,乐观于生命的刚健,乐观于艺术的长春。牡丹的美是永恒的,伴着这样的大美大艳,表现这样的大美大艳,是多少世才修得的福分呢?
先生的画结集出版(当然只是百不及一的一小部分),我不认为是一种狭隘的个人成果的展示。或许,这是先生借此提醒世人,在人生的种种不如意之外,还有一个美的境界,等待我们共同经营、共同享受。仁者寿,智者乐,惟以此相祝。


丁亥年十一月二十七日(2008年1月5日)
于彭城黄河新村益芳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要唤醒“红楼梦”,先唤醒自己
周伯华《唤醒红楼梦》序

红楼“梦”,“梦”红楼,一个“梦”字万人愁。
说不清,道不明,不清不明才是“梦”。
是“红学”,是“曹学”,人在“梦”中没法说。
是“红梦”,是“楼梦”,红、楼都在“迷梦”中。
这是许多读《红楼梦》、说《红楼梦》者的尴尬。
因为《红楼梦》已将“真事”“隐去”,故而寻找“真事”、“真境”、“真人”、“真情”是为解读《红楼梦》的第一要务。基于这种追本溯源的渴望,周伯华先生借助“有史则考,有隐则索”的研究方法,立志要将《红楼梦》“索隐派”的未竟事业发扬光大。
可是,“索隐派”早已被主流“红学”宣判为猜“笨谜”、“牵强附会”了啊!而周伯华先生却固执着他的索隐与考求。面对主流红学,周伯华不惟显示了他的“勇敢”,更显示了他的“智慧”。因而他的反问也是那么坚定:既然用物理学的方法解决物理问题、用化学的方法解决化学的问题是科学的,为什么用索隐的方法解决索隐的问题就是违反学术常规的呢?
于是,沿着对“金陵十二钗”的“猜想”,周先生一一开启了“将真事隐去”的红楼秘辛。许多论证,疑前人所未疑,发前人所未发,石破天惊,醍醐灌顶,因为能与《红楼梦》作者闪闪烁烁的夫子自道相呼应、能与脂砚斋言之凿凿的评批之语相贴合、复能获得《红楼梦》故事的“内证”支撑,故而已经接近了庖丁解牛的“神遇”之境。
“唤醒红楼梦”,是周先生的愿望。看来,《唤醒红楼梦》的推出,已显示他的这个愿望正在接近实现。
“梦”里的灯光,不如醒来的太阳。
“梦”里的温柔,不如醒后的牵手。
“梦”里山珍海味,醒来味同嚼蜡。
“梦”里海誓山盟,醒来万念俱空。
当周伯华先生固执于“唤醒红楼梦”时,他的无上功德是借此而触动了中国文学中索隐性作品、或映射性作品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我扭曲,进而也唤醒了《红楼梦》外芸芸众生所压抑的几多悲辛。
进而我有理由坦言:在今天,在中国,“梦”是不甘奴化的希望,“醒”是告别愚化的智慧;又何限“红楼”、“青楼”、“庙堂”、“江湖”?


2012年9月16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21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02 13:31 

浩 然 与 溟 涬 同 科
——菜九段《历史的侧影》序
菜九段先生的新书《历史的侧影》将要版行海内,嘱我为序。油然想到程千帆先生关于如何写序言的教诲,不觉怅然。1993年圣诞节前,为了延请程千帆先生担任《淮海文汇》杂志的学术顾问,我在冯保善先生陪同下,叩响了程先生南大南秀村寓所的门环。先生和善如佛,慨然应允了我们的请求。那天谈了很多,其中便有作序的两难。话头是由某学生请程先生为其新书作序引发的。程先生说,当时没有应允。我与保善先生问何以故,程先生说:写序,就要有好说好,有歹说歹。如果有三条长处,我写三条;有两条短处,我写两条;自己就感到说了实话,心里高兴。但求序者多喜人说好,多怕人说歹。我不说真话,我不高兴;听我说歹,人不高兴,又何必找这份不愉快呢?最后,先生绕回话头,微笑着说:“序文我不作,你要出书,我乐于题签,我的字还是不错的!”
教言在耳,先生已经远行。
菜九段先生是我的朋友,也曾经在程千帆先生治下编过中华大典文学典。为他的新书作序,自然也要坚持程千帆先生的教诲:有好说好,有歹说歹。
菜九段不姓“菜”,亦不叫“九段”。菜九段,网络笔名也。在《古史杂识》的前言里,作者这样解释:“菜九乃菜九段之省称,而菜九段作为网名,则是超级菜鸟之意。本意是说上网的水平很差,但也不妨推广到其他方面。”
我识菜九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他就职于江苏古籍出版社,担任中华大典文学典的编辑,业余时间对写新诗投入颇多,给我的印象是,其关注点似乎偏重于对生命意义的探求,这样的创作与探求甚得我心。
1993年秋,我从徐州市文化艺术研究所调入《淮海文汇》杂志社。该杂志的前身是《淮海论坛》双月刊。1994年元月,更名《淮海文汇》,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当年即刊发菜九的人生感悟两则。但在1995年末,菜九段忽赐我《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一稿,心中不由一懔:莫非这个医学学士、中医学硕士、新诗写手,改行搞历史了。及读文章,更觉惊异。徐州是汉天子、汉功臣的故乡,至今汉文化研究者人才济济,这么一个机密问题竟然被非徐州籍的客串学者抓去,真让人赧颜怀愧。此文刊布后,徐州汉文化学者多所扬誉。后来,一半相约,一半相赐,菜九先生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于《淮海文汇》上刊出了他关于“秦楚之际”的历史研究论文竟有七篇之多。如《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秦代楚地吏治松懈刍议》、《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试论三户亡秦的历史应验》、《项羽分封新论》、《鸿门宴结局与刘项关系识论》、《项羽败亡原因新探》等。看一看标题,即可估量出菜九段独特的学术眷顾和学术考量。《淮海文汇》1997年年底停刊。十数年后,回首前尘,我仍然坚信菜九段的那些篇文字为这个小刊物创造了学术光荣。此后在我编辑《徐州文史资料》时,曾向菜九段约稿。他的长篇论文《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一经刊出,学术界就有人指出它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
以上,是我站在纯然“编务”立场对菜九段若干篇论文刊布过程的怀想。当菜九段告别纸质载体,游弋于网络天地的时候,他的学术研究才算是跨越了热身期、走向了超越与创造。作为朋友,我们一直热线联系。关注他飞翔的时候,我也放飞自己的文化之梦。曾经两次约他参加沛县刘邦文化节 ,我也多次南下金陵相访。饮酒泗上,登歌风台以说古;品茗白下,游玄武湖而讽今。年龄悬殊,专业反差,江淮阻滞,稻粱忧烦,似乎都没有限制我们对《史记》这一本书、对刘邦、项羽这一对古人、对“秦楚之际”这一特殊时段、以及对两汉文化诸悬案难题的思考。比如“秦楚之际”,也就是从陈胜起义,到楚汉相争的这段岁月,司马迁曾以“月表”的方式加以排列,可见是万分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为补史书对这一特殊时段的省略之憾,我与菜九先生曾拟仿《资治通鉴》体例,合撰《秦楚纲鉴》一书。思路理清后,所有的案头梳理工作都由菜九先生一人完成。六十万言,如沙堆山,检讨懒怠之外,我深佩菜九的学术坚忍。网上诸友,但知菜九出言快捷,横扫落叶,极少有人知道他是扎死营、打硬仗的角儿。
2005年,菜九先生推出史学文集《古史杂识》。“古史”云者,仍是以“汉史”为主,以“秦楚之际史”为主。纸本的东西,让人踏实,但毕竟流布不广,知者不众。广大网友,多是通过虚拟化的刀兵布排,认识了菜九段的斩关夺隘。这也让久耽学院自傲的史学教授们屡屡惊诧:教科书外,居然还有天地!
历史被误读,由来已久。历史被戏说,则是近年的热闹景。结果是历史的蒙昧主义泛滥而世人不觉。一个民族愚昧与否,有一个参照系,即看这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认识是否客观清醒。数典忘祖,数典侮祖,或既不数典,又不要祖宗的现代人真还不少。因而,历史精神的迷误,已是一个严重的时代问题。
重温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历史是一个消失的过程。连历史本身都消失了,它还在乎后人的指指戳戳吗?读史,是一个借史而引动的启蒙运动、智慧工程。我们在追寻历史虚实、真伪时,其实是在寻找今日如何活得明白;换言之,进入历史,是在寻找今日的精神幸福。
菜九先生明白这一点。当他选择以《史记》为资料库构建个人的话语平台时,他已经把历史的哲学思辨放到了追求的首位;把开辟第二战场,建立个人的学术根据地当成了阶段性任务;把一个科学工作者注重事实、质疑求证的学术品格贯穿于始终。我欣赏他的挑战气度,我尊重他的平民探究,我佩服他每于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我尤其惊叹他突破陈见每每推导出颠覆性的结论。
《历史的侧影》一书是菜九先生继《古史杂识》后的又一学术研究随笔集,除了改写了《古史杂识》的相关篇目外,又增加了一些精彩章节,如论张良,论陈胜,论义帝,论刘项、论鸿门宴等都是经过网络锤炼的。与《古史杂识》比,语言更加犀利,立论更加冷峻。该书除表现菜九先生在研究方面的写作追求外,还将给网络以学术,给学术以自由,给“史记学”一份惊喜。
时下有“草根”或“山寨”文化盛行。菜九段的史论文字虽然游离于学院派之外,但其不媚俗、不仿拟、重独见、重原则的风格,却恰恰张扬了近代国学大师们倡导的自由精神。
从这个角度看,菜九段是一位精神斗士。
菜九段有一份工作,他的做学者、做写手,都是业余的。自然有其长项,也有其弱势。长项是他的自由搜索,博览约取,见缝插针,无往不通;弱势是因为他没有受过学院派的史学训练,因而不能保证学术文章的四平八稳,无懈可击。说“翻案文章”,言重了;但菜九段的大多数文章都带有针对性或矫正性。也因其缺了最基本的文史学术写作调教,故而菜九的行文无所顾忌,笔下毫无遮拦,不依不饶,言辞咄咄逼人,杀伤力甚强,难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有违忠恕之道。英气不可缺,霸气不可长。可能要等到他真正变得老奸巨滑的那一天,这些学术写作上的小瑕疵,才会从他的笔下淡出。另外,就是学术建构的任务,目前,已有阵列,已有声威。但“细柳营”的营建,对周亚夫来讲,比打一两场小胜仗更重要。但不客气地说,学术构建的重任,以菜九先生目前的学术准备,恐怕还需期以时日。
尽管如此,借着网络交锋,菜九段还是磨砺出了自己的学术机敏和坚韧。但上阵之前,我知道他的读书求知从未放松过。“好古敏以求之”,这是孔子的教诲。菜九段或者已得一“敏”字。以我对他的学术期盼而言,“敏”之后,他的学术风格还会趋向中平。但菜九似乎也太满足于这个“敏”字了,由此,其最终的学术追求,可能也将终止于这个“敏”字。因为我不止一次听菜九说自己,一个学术上的门外汉,能搞成这个样子,也说得过去了。老实说,他的这种态度,我是不满意的。但考虑到他非专门训练的基础条件,他的这种态度或者也是一种自知之明。
历史太厚重。历史谜太多。以历史作为思想话题,是聪明的选择,也是疲劳的选择。为了节省体力,攀登高峰,我们在旅游沿途肯定要忽略许多风光秀美的景点。这是我对菜九先生的提醒。不过,我相信他将是一个笑傲雪峰蓝天的人。
是为序,并摘庄生语、太白诗为题。恰好菜九对庄、李二家也颇有心得,可谓不谋而合。仅以此与朋友共勉。
2009年1月30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朝 华 夕 拾 亦 醉 人
──《历史的深处》小序
田秉锷
铜山是我的桑梓之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区划调整,原属铜山县的敬安镇划归沛县。新为沛县人的敬安人,不能不珍藏一丝铜山记忆。
乡土之恋与乡风之醉,真是无药可解。当《历史的深处》这部钩沉铜山古今文明的书稿由董尧先生转交我时,一种冷冻封存的归属眷恋竟也在心海荡起涟漪。
对于祖辈繁衍生息的这片土地,我知之甚详而爱之甚深。我知道,铜山县称名,虽较邳州、沛县、丰县、睢宁县迟了多个朝代,但作为徐州州府治所及大彭国、徐国、吕国、西楚国、楚国、彭城国的都邑城郭,铜山所承载的历史负荷和文化价值则是超乎“县”量的。方域有盈缩,领属有分合,惟其区域中心地位迄今无少变。如果将九州之一的徐州视为一张网,铜山则永远处在其千丝万缕的焦点之上。因而,要准确地评析铜山,亦必须用“大于县”的、即“大铜山”的视野去把握这片黄土青山的灵异特质和浩然气韵。
由铜山县地方志办公室主编的《历史的深处》用不小的篇幅,对铜山县的历史文明作了一次鸟瞰式的巡礼。视野之广、搜求之全、剪裁之巧、探赜之深在同类编著中确乎有高屋建瓴之处。虽然由地方政府部门整理地方文化已成大势,我仍然认为《历史的深处》编纂成帙是出之一种人文自觉,亦是成全了一项文化功德。编著者的苦心孤诣,或是借了传统性的素材来表达某种前瞻性的期待。毕竟,铜山拥有太多的历史荣耀。对后人而言,缅怀固然欣慰,继承亦在理中,发扬乃为本分,超越还看修为。就常规思维而言,凡述旧之编,皆出新之章,亦无疑也。
有书在此,读而自知,无庸繁言。作为先入为主的序文,我想就这部书的文化含量说几句题解性的白话:
历史走行着,愈走愈远;历史掩埋着,愈埋愈深。
命中注定,后人永远追不上前人。他们有幸而能看到的,或只是前人的背影与履痕。明乎此,本书选择“历史的深处”作标题,固已表现了编著者的思维冷峻。他们似乎是在提醒读者:面对这么一个似曾相识的文化选题,不可作景点推介看,不可作旅游指南看,不可作乡土教材看,甚至亦不可作方志辑轶看;尽管横向铺排的形式感极强,但这部书却是触意于纵向掘进、即历史拓展的。在将读者领到历史的入口处时,编著者即停下脚步,竖一路标,便十分信任地看你前行。历史深深,有如沧溟;湿足即止,捧沙而归;潜幽以探,骑鲸而还;一瓢之饮,略知滋味;吐唾其间,百味尽知。因而,这部书设定的“深”度,不惟与铜山县的文明史相一致,而且也与读者的历史情怀、探索精神、生命良知相一致。于是,我乐观地展望,谁缘《历史的深处》一路前行,谁就登山情满于山、观海意溢于海!
历经刀兵洗礼、人文濡染,铜山不再是一片单纯的自然“空间”,它已经充分被社会化、人格化了。惟如此,铜山人如将铜山视为一位同甘苦、共患难、托生死、寄身家的朋友,亦未尝不可。倘若这一设定成立,则铜山就成了铜山人历史功业的永恒见证,铜山人的前世今生亦都雕镂在铜山的山山水水之间了。山为骨骼,水为血脉,土为筋肉,草木为须发,日月为耳目,风雷为气息,生乎其间,成乎其性,天人感应,物我相融,谁又能将人类的进化与造物的庇护分开?
上面这番虚话,或为我的读后感言。回归于历史的话题,人们又总是慨叹历史的“差异性”;而在我的眼里,历史的“统一性”当更为固执。因为历史的主体是人,人性向善、向上、向好、向美是大势,所以历史的“统一性”即表现为不息的前进与不息的创造。就铜山历史而论,自彭祖开国,刘向谈经,刘裕北伐,万子抗清,张胆造桥,乃至孙生刺汪,皆无不印证着铜山人的大智与大勇。饮铜山的水,想天下的事,这或者就是铜山人的地域素禀。换言之,铜山人每每有大作为,要么是在“走出”铜山而实现了空间突围之后、要么是在“凌越”铜山而实现了精神质变之后;谁也不能漠视,正是这一方黄土青山托举起铜山人的丈夫豪情与女儿柔情!
因为意念相通,历史与我们只隔一层纸。点透这层纸,清风与花香从那边逸入。谁说朝花夕拾就错过了季节呢?
是为序,愿我们以及时播种、辛勤耕耘并顺利收获来充实自己的历史。。
2010年6月6日于徐州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22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03 11:01 

第二编 夏云唤雨——赋铭

紫 荆 赋

天地奇卉佳木之属夥矣,紫荆不与焉。古今惊艳叹美之作众矣,紫荆不受焉。徘徊穷僻,无备君子爱赏;婆娑荒原,偶发野人眷怜。赏怜与吾何加焉?荆华兮一笑,紫霞兮尽染。
吾识卿卿也久,隔短墙,临茅檐;只恐卿卿笑我,垂暮气,销华年。可怜青鸟衔石,冀东溟兮尘起;常恨白驹穿隙,望西厢兮月圆。懵懵小儿,折青条兮自策。碌碌学子,割紫云兮互炫。累累伤枝,遇歧黄兮成药。灼灼英蕤,引蜂蝶兮飞仙。花随梅绽,翻少迎春之誉。叶后杨凋,惜蒙怯霜之判。怀冰心之寞寞,发香蕊之妍妍。齐桓好兮勿惊,夫子恶兮无怨。天然本色,自绝夺朱之想。原始秉性,孰抱赴阙之愿?比之温室羞花、暖房瑶草,霜亦超然,雪亦淡然。回看牡丹国色,惊天香兮照影;芙蕖士节,羡红裙兮荡船;昙花初醒,举子寻芳乎后土;梅英乍醉,隐者踏雪乎孤山。林林总总,皆缘闲士之一顾;悲悲切切,徒博佳人之欢颜。未若吾花,久厌苏杭天府,无恋匡衡名岩。傍村依社,临寒渠兮惊梦;席天幕地,越荒丘兮胜蓝;省却匠理,束百枝而无反侧;勿事裁剪,固一本而尽璀璨。兄弟和合,紫香长绕;手足兮炊,黄叶留连。魂兮归来,止流沙兮却步;木兮固植,受大命兮不迁。赋为短章,思接霄汉,寒冬尽兮香岛回,花枝好兮金瓯全,岁荣枯兮终夫始,命修短兮可在天?

2007年12月25日于益芳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徐 州 赋 并 序

田秉锷

(刊发于《光明日报》2008-03-04)

丁亥三月,春雨霏霏,友生雅集,清茗代酒,云山雾道,各言忧乐。有越中某君者,行商十载,积资小康,临窗望远,忽发浩叹曰:“徐方信美,而非吾土,或将买舟南下,作归老之计矣。”叩所以,始坦言相告:“是州衣山带河,缬红萦碧,固五省通衢、八方都会也;然当于要冲,兵家必争,聚散莫测,沉浮无常,此亦明矣。”始闻其言,悚然有警;退而思之,哀其多虑。遂点串句逗,连缀经纬,草成白文,思以赠之,或可醒其锦归之梦、而固其卜居之志哉。



徐州之得名,其来尚矣。
虽日月盈缩,河山消长,城郭迥非,衣冠苍黄,幸于有籍可案,免堕无珠之盲。《三坟》线踪,风移乎燧人;《五典》丝迹,俗易于羲皇。炎黄绸缪而东夷昧爽(1),尧舜画野而徐土阜昌(2)。大禹分州(3),海岱其表里;篯铿封土(4),烛熹乎彭方。当其时也,淮沂流波,沉鳞竞跃乎白沙;蒙羽腾雾(5),呦鹿群鸣于青冈。苍龙舞雩,潜溟壑于泗水;金凤来仪,栖孤桐乎峄阳。石有八音(6),悬浮磬而礼崇;土分五色(7),献包茅以贡长。民居兹而富,国赖是以强,东方乐土,固不待虚饰而铺张。
尔后,彭运八百(8),禘祀斩乎武丁;徐数千秋(9),金瓯残于穆王(10)。然福源已浚,薪火再扬,否极泰来,乾道重刚。彭姓流徙而彭城永固,徐裔百转而徐山高昂。天佑吾民,瓜瓞绵绵;地护我土,黍稷穰穰。笑商台以先焚(11),惜周社而继亡(12)。彭彭天鼓,声振霄汉;舒舒徐风,夫何久长!
春秋入宋,曾为陪都;战国归楚,雄列边壤。应人顺天,三户而亡秦族;感时知命,一夫足兴汉邦。天地翻覆,郡国互代,则有泗水、沛郡、楚国、彭城国相赓续。一方大国,千叶王侯,绵延隋唐,连丝断藕。降而宋元,临河泗以称大府;垂而明清,眺江淮乃列名州。奎娄分野(13),据九夷之归地;汴泗交流,当吴鲁之分疆。湍洑九转而金鼎隐匿(14),明光七曜而古佛安详(15)。汉魏有禅代,丰沛同炎凉。城堞时毁弃,铜山屏风霜。岁月奄忽,百代一瞬,有灭国而无亡州,不亦信乎!又何惧乎兵家鹬争、池鱼获殃哉!
或曰:“天下之大,方州多矣,汝何矜矜于一郡而夸示童蒙?”吾谢之曰:徐州固为苏省之北陲、华夏之东邦,然山不管窥,海不勺量,人不貌取,珠不斛装;虽名郡丛立,如斯州之地利人和者,罕有其匹也,乞为智者道之。
徐偃避战(16),怜其民以怀大仁;彭祖斟雉(17),敬其君而献至诚;季子挂剑(18),恤其友以践宏义;纪信赴汤(19),救其主而行纯忠。一脉正气,百代同风,此数子者,孰云无义?孰云无情?
南台戏马(20),项羽扛鼎;北山布阵,韩信鏖兵(21);美酒宴宾,寄奴北伐(22);花园遣将(23),德邻驱虫。武风荡荡,武魂悠悠,此数子者,孰言无勇?孰言无功?
石渠校书(24),刘向达乎天命;金马论难(25),刘歆精于文衡;秘阁著录,子玄通乎史辨(26);陋巷苦吟,后山成其三宗(27)。道德文章,与时俱化,此数子者,孰谓无树?孰谓无成?
楚歌四面,虞姬别营(28);乌孙聘汉,解忧西行(29);令娴秀口(30),诗坛兴怨;盼盼苦心(31),燕楼长空。巾帼颖出,须眉感愧,此数女者,孰叹无德?孰叹无容?
武则建乎勋业,文则显于功名;女子贞烈以温婉,男儿豪侠而热情;山川毓秀,钟乎生民,徐人大任,岂非天统?
至若秦皇东游,无厌王气(32),空捞沉泗之鼎。张良西出,有怀天书(33),屡显建策之能。则天机微启,刘季振雄;万骑奔突乎西路,五星连珠于东井(34);灭秦翦楚,七年功成。除残去秽,拨乱反正。海内乂安,高台歌风(35)。衣锦还乡,孰有此荣?俗儒嘲其“无赖”,信史赞其“大圣”(36)。朝菌不见月朗,至人预知日彤。赤帝之验,天人之应,或断非非之念而神赫赫之功耳。闾里将相,原无圣贤之师;布衣天子,不假尺土之封。国家有事,决于庶人;苟当其任,即享其名。徐沛王气,发乎人心;九州论剑,何预神定?

而今创业之辈竟有以兵地雁惊者,是不知徐州者矣。风水长在,周天而行,既眷隆乎前贤,岂漠视于后生?帝王之业,可逐鹿而获麟;屠沽之利,何聚金而化铜?

要之,则徐土沃壤,宜植嘉禾;丰沛源泉,适酝琼浆;唯圣贤者飨之矣。故老聃布道(37),沛泽流韵两千年。仲尼观水(38),吕梁悬水三十丈。子长采风(39),歌台沽酒访遗老。孟坚作铭(40),泗亭烹茶话沧桑。流风所及,云帆汴泗;乘时而动,直辔帝乡。玄德守沛(41),还待温侯射戟。孟德入徐(42),寄意云长受降。昌黎宦冷(43),香山情长(44),太白留句叹子房(45)。东坡知徐,子由对床(46),范公生死恋徐方(47)。康熙驻跸,乾隆南巡,润之七次登龙冈(48)……此不可解之秘也,亦无由道之缘矣。适彼乐土,游彼乐乡,鸿鹄一举,排云直上。

畏战者恒曰:徐方乃四战之地,故民无百年之安,城无越代之完。此论亦似是而非者焉。夫战,非河山之诱也,非城郭之招也。无喋血之将,何以有屠城之悲?无好战之徒,何以有频战之乱?故止战,在理政而解纷,又控骄以任贤;此乃弭乱之大道、求治之重典。若遇外战,则敌我不两立,家国无两全;卫国为本,御辱当先,又何惧乎兵凶而战险?抗日军兴,徐州会战,千秋一劫,孰敢坐观?神鬼决力,淮海大战,共和定鼎,天下大安。考之史乘,验之方志,徐州故不乏战乱,四千年间,小战四百,大战二十,屠城而灭者,亦仅一次而已。吾何惑哉!吾何惧哉!
淡出记忆,直面今天,徐州风物,尽收目前。六十年无战事,此非和平之城欤!三代人兴大业,此非财富之都欤!
倚九里而筑垒,面云龙而悬斗。左子房以驯狮(49),右楚王而牵牛(50)。黄河西来以南曲,运水北至而东走。群峰拱卫,二水绕流。金城启钥,汤池行舟。干戈入库,征马饮厩。六畜兴旺,五谷丰收。八风拂煦,四轮辐辏。内外同欲,上下同谋。江山和谐,人神共求。如此际遇,诚百代之无期、千秋之绝有也。既民望之所归,复天命之所修。生于盛世,岂能无为!建我新城,安可袖手!纳天下之货殖,交四海之朋友。功德迈乎往哲,膏泽存于身后,又何疑焉!又何求焉?

文之无华,其行也短。附丽雄州,岂不汗颜?姑且以汗濡毫,铭之俗韵:前朝曲终,往事千年。春风故垒,芜城新颜。黄楼碧水,五云青山。孰会吾意,下笔茫然。白驹过隙,沧海桑田。闲赋徐州,冷暖同天?

[注释]

(1)东夷:据《后汉书•东夷传》,引《王制》并《竹书纪年》,言夷有九种,古徐国即“徐夷”所建。
(2)尧舜画野:即舜分天下为十二州事,徐州为其一,见《史记•五帝本纪》。
(3)大禹分州:因治水之便,禹分天下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见《史记•夏本记》并《尚书》。
(4)篯铿:彭祖,其分封徐方建大彭国事,并见《春秋》、《左传》、《世本》、《国语》等书。
(5)蒙羽:蒙山、羽山,九州初分时,皆属徐州。
(6)石有八音:指磬石,徐州产,见《尚书•禹贡》。
(7)土分五色:夏初徐州贡五色土于朝,见《史记•夏本记》。
(8)八百:传彭祖寿八百,见《列子》,此指大彭国运祚。
(9)千秋:徐国终始。自夏初至春秋,有国千年以上,见《后汉书•东夷传》并《左传》。
(10)穆王:周穆王。徐偃王强大,朝者三十六国,故穆王曾出兵伐徐,见《后汉书•东夷传》并《博物志》。
(11)商台:商纣王兵败,自焚鹿台,见《史记•殷本纪》。此证商灭而徐州在。
(12)周社:周朝社稷。此证周亡而彭城仍在。
(13)奎娄:星名。据《汉书•地理志》,彭城东南之睢宁、取虑当奎、娄分野;彭城西北之沛、砀为房、心分野。今仅以奎娄指代徐州星野方位。
(14)金鼎:指周鼎,传说沉于彭城泗水。
(15)古佛:指徐州云龙山大石佛,凿于北魏。
(16)徐偃:即徐偃王,参见注(10)。
(17)斟雉:见屈原《天问》,言彭祖向尧帝献雉羹事。
(18)挂剑:吴公子季札事,见刘向《新序》。
(19)赴汤:汉王刘邦被围荥阳,纪信扮汉王出东门,诳楚王项羽,汉王从西门遁。见《史记•项羽本纪》。
(20)戏马:项羽都彭城,曾于南山戏马,故徐州有“戏马台”。
(21)鏖兵:传韩信于徐州九里山设伏击楚,后遂有《十面埋伏》之曲。
(22)寄奴:徐州人南朝宋武帝刘裕乳名。先后北伐南燕、后秦,皆驻节彭城。
(23)花园:徐州花园饭店,现代名人蒋介石、冯玉祥、周恩来、李宗仁等皆曾下榻于此。文中指中日徐州会战中方在此统筹全局。德邻,李宗仁字。
(24)石渠:汉石渠阁,皇家藏书秘阁,刘向曾于此主校百家经典。
(25)金马:汉皇家藏书处。刘歆曾在此与诸儒论辩。
(26)子玄:唐史学家刘知几。
(27)后山:宋诗人陈师道。
(28)虞姬:项羽美人。霸王别姬事发生于徐州东南垓下。
(29)解忧:楚王刘戊孙女,赴乌孙和亲五十年,立功西域。
(30)令娴:刘令娴,徐州人,南朝著名女诗人。
(31)盼盼:关盼盼,唐徐泗濠节度使张愔妾,愔死,孤守燕子楼。
(32)王气:秦王见东南有天子气,游而厌之,故徐州丰县有厌气台,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捞鼎彭城泗水亦出此。
(33)天书:黄石公兵书。张良隐下邳,得之圯桥。见《史记•留侯世家》。
(34)五星:五星出东井,汉元年沛公入咸阳天象,大吉之兆。

(35)歌风:唱《大风歌》,汉十二年高帝讨英布胜,过沛,招乡亲饮酒,击筑唱《大风歌》。今沛县有歌风台。

(36)大圣:《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司马迁对刘邦赞语。

(37)布道:老子沛泽布道,见《庄子•天运》。

(38)观水:孔子于彭城吕梁观水,并见《庄子》、《列子》。

(39)采风:司马迁为著《史记》,曾去徐沛一带访遗。

(40)作铭:《汉书》作者班固至沛县,作《泗水亭铭》。

(41)守沛:刘备事。射戟:吕布事。并见《三国志》。

(42)入徐:曹操事。攻土山,关羽降之。

(43)宦冷:韩愈曾任徐泗濠节度掌书记,驻徐州,不甚得志。

(44)情长:白居易事。白氏少年随父居徐州,后多有题咏徐州诗句。

(45)叹子房:李白东游下邳,有《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诗。

(46)对床:苏轼知徐,其弟苏辙送至,宿州衙逍遥堂,对床而卧八十日方离徐州。

(47)恋徐方:范仲淹事。范公生于徐州,故于徐州,结生死不解之缘。

(48)登龙冈:龙冈指徐州南郊云龙山,毛泽东一生七次巡徐州。

(49)驯狮:言徐州东郊子房山与狮子山相邻。

(50)牵牛:状徐州西郊楚王山与卧牛山相依。



2007年6月13日于紫电斋

(刊发于《光明日报》2008-03-04)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沛 公 园 赋


仆客香城,节次小满,越飞云桥,游沛公园。徜徉百度,俯仰万变。优哉游哉,流连忘返;文心感赋,冀附丽于盛世;满笺浮语,希相勉乎华年。
吾观斯园,固沛泽之宏玩:四门高敞,百姓如归;七景含巧,一游魂牵:望林泉高致,梯田环以绿水;登龙卧云山,岗阜拔乎莽原;觅花泥雨润,栈桥惊鸿照影;过新晴西园,半岛佳木荏苒;方问田求舍,疑入桃源村落;复阡陌歌风,总归汉家管弦。移步换影,惊神光兮离合;欲去还留,信萍水兮有缘。清泉环绕,浚穷泽以流泻;浓荫合围,发枯枝以蕾现;夭桃弱柳,上悬碧叶翠茎;劲松挺柏,下临绿菱红莲。群蛙百虫,笙簧之乐齐振;青雀黄鹂,八音之喉宛转。静心观鱼,方知鱼水兮有终;凝眉探花,始悟花雨兮无间。因风问俗,百里乡音疑旧识;凭栏听琴,一曲大风云外传。目逡巡兮顾盼,心徘徊兮留恋;观流波兮远志,闻笑语兮启颜;弃独乐而不取,融涓埃于洪川。邀汉皇以重游,幸斯园兮何感?
沛公园者,诚沛公之园也。归去来兮,游子悲其故乡;何曾往兮,后生思吾汉皇。本一介之布衣,乃泗上之亭长;愧猥伏于下尘,恒粪土乎庙堂。送徒郦山,哀生民之无路;观政咸阳,抱丈夫之行藏。剑鸣丰西,白帝殒其舛命;云合芒砀,王气现于徐方。张赤帜于沛庭,祭蚩尤乎明堂。尔后,救东阿,屠城阳,困雍丘,战外黄,为子羽兄,拜砀郡长,陈留献粟,宛城归降,沛公之威名,遂遐迩兮弘扬。咸阳休兵,八百里秦川异帜;轵道降王,四十代国祚沦丧。五星现于东井,两汉肇基壩上。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据雍州而窥六合;兵发三秦,檄传十罪,出潼关以收八方。荥阳对垒,磨砺汉王太阿剑;鸿沟划界,巧施留侯回马枪。待十面埋伏掩旌旃,四方楚歌号悲凉。历拨乱兮反正,幸金瓯兮无伤。咒白水兮源竭,祈炎精兮祚长。故史公推许,赞其大圣旷世;陆生赋诗,颂为日出扶桑。
叹往事兮千秋,唯乡国兮不迁。庆政通而人和,故经营此名园。望游子兮来归,享国泰而民安;邀五里之三侯,作旬日之长筵。集百二之夭童,招泗上之硕彦。爰周行以十里,吾思接乎千年:知形迹兮穷朽,惧功业兮消散;念萧曹兮安在,追平勃乎凌烟;何彷徨于穷巷,复翱翔乎云端?咸归结于运命,固庸夫之自眩。或一啸先声,发九州之昏聩;或三思后作,扬八风之舟帆。效汤武之鼎革,忍舍七尺之躯;救黎庶于冻馁,宜享百代之荐。思沛公兮未遇,聊短章以记感。享太平以勿怠,吟大风而浩然。
2009年7月15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23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07 10:02 


彭 城 金 石 园 赋

庚寅之秋,八月过望,黄绿相染,淳风和畅,彭城金石园克期成焉。云龙水涯,青衫红袖,竞先睹以惬快;凤凰山麓,舆轮軨轩,恐后至以怊怅。路人咸曰:添新景于湖畔,步旧路于山旁;丹砂浸血,金印连岗;诚可一游,莫负秋光。吾闻讯而倦怠,知言传乎夸张,惟目见而可证,扪潜识而自量。于是乘兴而来,尽情而往。
绕琴台而无音,步宏苑而徜徉;寻锱铢之遗宝,托万钧于指掌。辨篆纹于形似,考铭右而神扬;惊丹书之铁笔,敷青史之华章。漫行漫远,曲径无尘,或砺金石不渝之操;渐思渐深,芳林垂露,突怀日月长恒之想。千秋其训,如雷霆以慑魂魄;九州协心,任风雨以奏宫商。青玉无语,惟锲痕以存梦;金印有托,赖鋳铁以写状。封金挂印,弃利禄如粪土;入帐夺玺,辨忠奸而爵王。惟五德以终始,历百代而俯仰;鉴雕镂之凹凸,出龙虎之帝乡。访公侯兮孰在,唱大风兮云扬。抚今追昔,忧从中来,或春湖光景,洗昏目于一时;或秋山蝉吟,醒迷魂于彷徨。龙门吴钩,劈中条以探海;夔峡楚剑,贯匡庐而向洋。天倾西北,落星如雨;地裂东南,十日齐煌。孰神矢以射乌?信盘古而遗杖。雕大美乎天地,捧娲石以怅望。叹九鼎兮沉浮,悲八卦兮无常,倘玉石兮同焚,虽窃符兮赵亡。黄河如带,万水沉沙;泰山如砥,千峰卧羊;丹书铁券,灰飞烟灭;镂金锲玉,电火燐光。又何者为久、何者能长?且如飞絮,轻轻飏飏,得抔土而生灵根,遇坚崮而充鸟肠;沉浮由风,生灭由雨,差之毫厘,别如天壤。木犹如此,可堪人命?游戏白驹,谁待黄粱?
归饮清茗,虚室生白;幽兰无语,风骚齐香;视其雕虫,固形神而兼备;思彼斗筲,或萤灯而蚊唱。何如黔首,守兹田亩,一载植谷,十岁栽桑。一丝一缕,可经可纬,虽柔细而成锦;半蔬半粮,亦饱亦饥,足延命于纣商。逍遥信步,周游邻庄,看草蔓江湖,卉集庙堂,花灿南国,雪舞北疆,知天地之有道,谅虎政兮难长。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敬 安 镇赋

平原弥望,屋舍俨然;阡陌交通,百里敬安。
天融春夏秋冬之和,地控丰沛萧铜之边,人怀忠孝节义之想,物尽农林牧渔之产。敬想犹龙,俯风云之际会;安承大象,仰日月之明鉴。惟敬近礼,惟安近贤,敬安之得名,或必有谓焉。
百年转瞬,访耄耋以说古;千秋弹指,循经典以知前。传南巡以歇马,信明帝以紧鞍,当其时也,旌旃蔽日,金轮衔连,万姓担壶,百僚随辇,逥巷灯火,通衢管弦,斯固皇恩浩荡,天颜近于咫尺;民泽涌流,佳话传乎长年。梦青骓以长啸,惜金辂而不还;感苍黄之反覆,信恩遇之有缘。惟敬安之名,不胫而走,商旅之兴,不招自繁。草庐瓦舍,高下错落;亦商亦农,贫富无间;城隍日固,绕四围以连带;市廛相望,开六门以立关;堑壕荻芦,历兵戈以清潇;并池莲藕,涉旱涝以媚艳;听八千人家四方调,鸡犬闻声;瞰十庙神祗三炷香,烟霭燎天。云燕春归,恩义及乎天羽;红鲤秋回,福祉融于灵泉。教堂金鈡,冀迷羊而知反;戏院箫鼓,慰儒牛之悲欢;九州黄壌,吾土为厚;八井碧波,此水最甜;感蛩吟兮一夕,固人命而万年。
洎乎民国肈立,共和再建,敬安黎庶,于世转轮。政风丕变,卑微咸知蹈砺;宏教复兴,庶民自化斯文。大道昌行,迷信绝于道路;教育普及,庠序遍乎乡村。修身齐家,开其广德之径;观过戒愆,敞其自强之门。及至抗日军兴,万姓抃踊,斯土多有鹰扬之士;待其建国谋定,六合歆康,此邑间出虎威之臣。少奇一巡,紧握农夫之手;大僚再访,抚慰乡民之心。学子金榜,被龙纹乎天地;文士银钩,描凤舞于烟云。变草庐而瓦舍,改悬鹑而丝纶,有飞车以代步,借网络而览新,畴昔不见者今见,前人不闻者我闻。至若层寓临空,商厦连云,曲水直街,新客故人,笙歌鸣夜,群操惊晨,香茗会友,清酒宴宾,即非一地之独有,恰传古镇之精神。
新国而新民,新民而新镇,兴工商以致富,赖农林而求稳。冬麦夏菽,遵物候而少变;红桃黄杏,顺舆情而更新;烧饼馒头,乃寻常之餐饭;辣汤热粥,实晨昏之滋润。鱼生于斯而恋池,鸟生于斯而依林。桂香暗渡,扬胡琴以叹秋;柳丝轻飏,横芦笛以唱春;饮水思源,涓滴皆银河之濡;践土怀柢,隆平尽泰山之琛。孤松迎客,庆有立足之隙;群鹤负仙,宁失展羽之云?土有肥脊,岁岁春种秋收;人无贤愚,在在后果前因。文者铺其句,诗者敲其韵,歌者畅其怀,舞者醉其魂,方丹青以写意,复点画以传神。去浮言兮百巧,存恋情兮一真。终而有铭,聊舒微忱:
周巡千山,陟彼高岗;雄览万国,暇寐一堂。
君子怀土,高士恋乡;故园乔木,敝墅新篁。
殷宋神韵,楚汉脊梁;铜沛浸润,汴泗酝酿。
农商翼辅,文教阜昌;风俗之染,三代同光。
明星有烂,淑慎其身;王事敦我,蔽芾甘棠。
亲怀无极,赑屃负图;远志有度,金雀鸣坊;
汲井思饮,雪域流水;卜云其吉,惟吾乡邦。
2010年8月17日 初稿于敬安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宝 莲 寺 赋

辛卯之岁,莲艳之月,斥资两亿、兴工三载之宝莲寺告竣开光。当此之时,卿云腾宇,绿木绕山,佛面生辉,金轮周转,钟鼓震地,香火燎天,一城同贺,万民争传,斯固佛界之宏构、俗世之盛典矣。
吾念兹寺之兴,或顺乎天意,或应乎人愿。借山起势,倚驮蓝以增高;因水造景,萦不牢以致远;巧托旧名,捧蟠桃以献寿;例循新规,塑金身以参禅。廊周回而贯通,径曲直而勾连,殿高下而错落,阁居中而俯览。金瓦红墙,展梵宇之华彩;重檐叠脊,呈隋唐之风范;钟楼回响,祈平安于曲巷;鼓亭传声,颂祥和于丰年;九品莲台,崇七佛以临世;三宝香殿,敬世尊以坐禅。一花一木,皆为大千世界;自迷自觉,均属人生夙缘。知大悲兮无泪,信大悟兮无言,叹宏寺之巍峨,怜佛居乎人间。
若夫经诵渐沉,香客渐返,满寺花雨,一山莺啭,独对真佛,寂步禅院,望金阙兮止步,循丹墀兮登殿,聆梵乐兮绕梁,瞻佛光兮映栏,朝灵山兮心静,惟慈佛兮神安。于是名心惭消,利欲愧减,始悟空门之去私、幻境之启善也。至其弥勒捻指,通天成阁,龙华树下,漫说三会之法;贝叶经里,且寻无上真言。方知佛出西土,救神洲之黎庶;龙潜东溟,滋旱臯之蕙兰;跨水起桥,走南北之行旅;逆波举棹,渡醒醉以长帆;孽缘有尽,苦海无边,顿悟即性,回头是岸;焚香自诉,百念归于慈悲;持戒布施,一诚鉴乎昊天。苟能春雨同潤,秋枝再榮,复何期期于削发留发、僧面佛面?
将去宝刹,回望旃檀,惟秦镜兮无尘,执公器兮守廉,望景星兮高耿,驱安舆兮平原,既一身于树下,定焚香乎千年。感而成铭,聊诉尘缘:
不二之法,出乎一心。
千饭之钵,置诸福田。
金刚之身,贵乎童真。
拒染之境,御守有盐。
无迷之教,惟其正觉。
持戒布施,慈航无边。
十方道场,弹指而寂。
万物等尘,唯我宝莲。

撰于2011年7月1日宝莲寺开光吉辰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好 人 赋并序
公元二零一零、二零一一两年期间,沛县有张公兰、刘庆超、孙沛丽三人荣登“中国好人榜”,故“好人沛县”之誉,一时遍乎寰中。为扬善旌贤计,中共沛县县委、县政府遂将“中心公园”易名“好人公园”。吾闻之,沛然兴思,短赋成章。
大千世界,亿万庶众,名缰利锁,咸入彀中。
有好人出,则云开而雾散,忽雨霁而霞红;又春风以绿岸,早林莽以绽英。联袂而行,则芝兰漫野、馥郁千里;守望而居,则婵娟浣纱、鸿雁沉影。友好人而谋善事,亦何幸焉。
好人可亲,善士必敬;皆先人以后己,恒务实而忘名;惟尊老而抚幼,必去私以为公;播慈爱于闾里,广仁义乎乡亭。故好人易为,无我即超凡入圣;善事易行,利人即亮节高风。为官立朝,福泽流于天下;斯民在野,恩惠济乎苍生;家有孝子,褒其天伦之乐;国多忠臣,成乎社稷之功。既绝涓埃之私蓄,复怀横舟之襟情;八方响誉,鸿志不迷,三更敲门,酣梦不惊,亦何乐哉。
好人循道,踵足以继,每见贤而思齐;善士重节,闻声相和,恒景业而追从。好师好徒,鉴乎言传身教;好父好子,系于一脉相通;好朋好友,贵其志同道合;好官好民,赖于德草德风。惟善可染兮,惟德有承;编钟和韵兮,孤掌不鸣。一夫知耻兮,独善其身;九流怀德兮,天地大同。感好人而好报,聊短章以抒情。
2011年11月11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康馨园赋并序

康馨园定销房为徐州市建设投资总公司投标承建。自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八日奠基兴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日竣工验收,三易寒暑,八亿投入,六十八栋楼宇拔地而起,三千余户居民喜迁新居。广厦庇寒,功著人间,感而成文,或志百姓之喜焉。
岁移节变,雪尽梅妍,泛阳气于柔条,浮晴光乎郊原。疑探亲乎浣溪,似寻友乎桃源。除夕炮竹,互贺乔迁之喜;元宵灯火,高照阖家之欢。别蓬门与瓮牖,离陋巷与颓垣,抔故居之厚土,培新宅之青杉。彭门东隅,泗水北岸,昔乔家湖,今康馨园,去黄芦与残荻,起红墙与雕栏;展花阶以百丈,拥金屋而千间。曲径三折,过家门以出入;修竹十圃,掩邻窗而隐现。华灯夜放,凤还巢而将息;瑶草晨露,鹰离崖而摩天。垣墙绕邸,耸阁凌山,一区为家,百姓同院。新居新邻,惟里仁之为美;高楼高眺,期云霞之长斓。大道之行,信江河以归海;天下为公,赖日月以明善。观风雷乎槛外,涉寒暑而长安。
撰于彭城 辛卯新正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康 园 小 记

李公乐农先生之有康园,犹子美之有草堂、梦得之有陋室也。园在徐州丰县之黄楼,因旧庐,起垣墙,锄荒秽,植佳木,三年而规模成焉。吾仰公道德文章,乐于从游;公容我狂狷闲放,宥于接纳,故得有康园承教之幸。于是,乃知公营康园之劳,理康园之趣,别康园之恋,居康园之乐也。至若竹风入怀,梅月窥心,蕉雨润目,枫霜映鬓,思接天地,神运古今,其乐之深,又唯公自知也。青春进仕而得民望,花甲退养再沐乡音,归去来兮,故园可依。园成日,冯亦吾先生题曰康园。民康育我,我康济民,天地为小,百姓为大,复何忧哉!

田秉锷谨志
庚辰五月十一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墨 洁 堂 小 语
  吾与孟昭俊先生定交二十载,始羡其为书家,终慕其为君子。得君子交,吾何幸焉!昭俊善书,以端庄富丽为宗。不秘其技,不神其术,不昂其值,不沽其利,故求学者众而求书者夥矣。徐沛间以书法名世者比比,萧然不售者寥寥,昭俊孤持不群,岂非君子乎!吾于是知书家或缘才情,而君子必出天性也。孟子倡养气之说,盖有忧也。沛城南十六里孟双楼,有墨香斋,乃昭俊垂髫临池之地。甲申暮春,倦游思归,昭俊小兴土木,修葺归居。工将竣,吾访之。绿树如盖,小院荫荫,精舍无尘,岁华寂寂。庭中有可玩之汉石宋刻,堂上尽足观之古帖新图,俯仰其间,忽忘凡嚣,清茗一杯,宾主皆欢,吾复知乡居之乐矣。临行,昭俊命吾为序,不敢辞。退而思其居,得墨香二字,固其宜也。古人谓:文章末技,壮夫不为,书画雕虫,豪侠嗤之。备一说也,开一境也,又何禁乎殊途同归?书家者流,染于性也。毛颖纵横,纸上驰骋,虽无关乎庙堂清浊,江湖寒暖,而颜柳方正,苏黄坚刚,亦自有大丈夫风骨在焉。艺无贵贱,精诚自高,得乎心而应乎手,自然之道也,唯入化境者可以神会,吾何疑哉!因昭俊弄笔而不染,近墨而不黑,故私许是居为墨洁堂焉。

田秉锷
2004年6月13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清 园 记
庚寅榴月,余游黄楼,于康园晤李君玉岭。久闻其名,咸归美誉,今见其人,如沐春风。鹤发慈颜,卓尔有儒者之仪;乡音慰语,怡然为友于之亲。握手相问,遥忆华年,竟与吾有邻窗苦读之遇,负笈金陵,五载清灯,随园学子,清凉书生,岂意相期于衰年耶!日近午,君邀乐农公与余至其园庐,且笑指花木曰:有庐而无名,君能为我颜其额乎?
君之园庐在凤城南十里庙之东。庙久圮,神失栖所,今惟田舍比比。小园无足一亩,北起云楼,南植竹木,东近耆旧,西有芳邻,花香应时,鸟鸣慰人,诚为退思之佳境、励志之净土也。至若登楼一望,青杨十里;扶树而思,红尘百年;两袖清风,夜半不惊;万念隐恻,惟民是忧;斯亦足养李君浩然之气矣。口碑在在,何待吾铭?清官洁操,自垂嘉声。故以“清”字状其园,或近乎实也。
天清而无尘,水清而无染,境清而无烦,心清而无罔。如此大福分,万不可妄求,惟精勤者、慈悲者、献身者、爱人者得之。得而不我有,是为大有;清而不自命,是为达命。清园怅望,举世滔滔,宦海沉浮,洁者寥寥。惟清园主人当清而无愧矣。
有江南先生撰《上善若水》十万言,版行于世,以褒扬李君勤政爱民之德。君惧于盛名难副,遂尽购其书,秘而藏之。吾索其书而读之,方知四海昏昏,终有醒者。秦政一弹指,何逆天命民彝哉?
2010年6月于彭城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麦 香 小 筑 记

吾不知先祖自鲁中播越南下,何以栖迟于敬安小镇。或平畴沃野宜耕,或通衢八达宜商,或四季分明宜居,或民风醇和宜处,赁舍而宅,二百年乐不思鲁,田氏一脉俨然敬安旧族矣。及吾长,奔竞于稻粱,沉溺于文牍,虽游学金陵,徜徉秦淮,流寓邳州,涤缨沂泗,寄籍彭城,俯仰黄楼,亦终知江山信美而非吾土,岁月奄忽唯可少留耳。癸未夏月,吾营方寸之地以为庐,怅于铭之无号,其时桐花映日,塘蛙吟月,黄金铺野,麦香入梦,吾于是借麦香二字以号是居。麦秋种而夏收,涉四季寒暑,始成其精纯,亦五谷之特秀者矣。吾居此而感稼穑之苦,丰廪之乐,又何憾焉。

2003年6月于麦香小筑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滕鱼田氏族谱八修序

丁亥十月,秋霜初染,麦禾青碧,红叶如丹,德杰、素军、素馨自滕州南下彭城,以族谱八修事告于余,复命缀文为序,期以述其事、阐其义、旌其盛而赞其功也。
诸君将归,吾无壮辞相遗,惟清核时疫,潜运精诚,沐浴焚香,临池拜命,殊 不负宗亲之托并列祖之望焉。
是年入腊,序文初成,余捧稿北上,就教于滕州宗亲。不意枣庄田湾田姓有倡修“华夏田氏通谱”之议。闾里相望,声息相通,宏议初起,父老争传。响应者以为导湖川而归海,质疑者以为乱昭穆而欺天。众口喧喧,久不能一,我滕鱼田氏族谱八修之事遂寝而勿议。
庚寅春,族谱八修之役再起,余闻命,复上滕州。主事诸宗亲德成、德杰、素馨、素军、素申、中山等共以文案之任嘱我。愧于敝幽,惶于责望,吾何敢爽性以拒劳、嘿然以自擅哉!
族谱七修,之今二十载,忆其盛状,则四轮辐辏,函电交驰,阖族熙熙,如在昨日矣。廿春秋一弹指,吾族俊彦复有族谱八修之倡。初闻之,难免猝然之惊;静思之,始萌心领之会。世纪更始,民主启蒙,太平有象,海内澄清,国学重光,儒道再兴,吾族挟教化之长,得风气之先,重建家祠,高起祖庙,延展旧谍,再续新谱,亦可谓光复祖德,增华宗轨,御风而举,乘时而进者矣。
当下一刻,思接千载,丽日透窗,心无纤尘,吾于是知吾国、吾民、吾族、吾辈之幸也。仅以续谱事论之,即为一证。吾滕鱼田氏族谱,肇修于六世祖士臣、士俊公,时在明嘉靖四年也;二修于明崇祯十一年,上距始修已百有十三载;三修于清乾隆十二年,与二修相间百又九载;四修于清同治五年,越三修则百又十九载;五修于民国二十一年,距四修亦六十六秋;六修于公元一九六二年,距五修三十载;七修于公元一九九一年,距六修二十九载;八修虽跨越新纪元却无隔世之憾也。
考八修之期运,固前疏而后密;诵十世之典要,则德厚而教长。
念明清两朝,皇恩浩荡,吾族先人犹难免流徙江湖、背井离乡之忧。千里睽违,百年参商,同宗相逢,视若陌路,苟延性命,天各一方;即如此,吾族有识、有志、有德、有学之士亦不忘以敬祖尊宗、溯源追流、理脉明系、续谱传训为己任,此亦难乎哉!亦贤乎哉!每念及此,常怀感佩;承续前构,孰不凄惶?庄子借山木以叹运命,孔子观逝水而悲年华,虽谓大仁大智,又何预乎百姓之艰危忧乐哉!国事国谋,家事家为,吾族之兴,又岂待他人乎?
要之,则达乎知时,贵乎知任,乃为修齐治平之道也。木因春而华,乘夏而果,望秋而实,临冬而凋,此顺生而成者也。木犹如此,何况人乎!
远而言之,吾田四祖:虞帝乃血缘之祖,胡公乃开基之祖,完公乃得姓之祖,真公乃赐号之祖。近而言之,吾滕州、鱼台田氏,系出山东诸城庞戈庄丰公一脉,是为鲁西南“紫荆堂老三房”之第三房也。《田氏总谱总序》谓:“吾先祖丰,原为诸城庞戈庄一支。其长子子纪于永乐初年迁居大野城北,以姓氏为庄名,故名田庄;次子子成永乐二年迁居大野城西双碑坡,后为田桥;三子子开由诸城迁居鱼台县东南四十五里田辛庄。”吾子开公一脉,复于田辛庄转徙苏鲁,星罗百村,历六百年寒暑,展二十代峥嵘,赖耕织以持家,惟敬天而顺命,践诗礼以修己,善邻里而友朋,故得子孙康乐而蔚成大族矣。缅怀吾族之兴旺发达,则信天人有感、家国连体、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之应矣。
数典敬祖,铭之念之,此血脉之源、灵魂之本也。而传承乃宏图,续谱为大业,故谱谍乃吾族之河图洛书也。乾道四象,元贞利亨,千古一田,各有大命,吾族子弟,固当自勉而自励矣。
谱谍之修,至为繁屑。一凭财力之济,二需人力之劳,三借学力之持,鼎力合谋,缺一难竟其功。八修谱即将刊行于世,特片言以存要,谅吾族子弟尽知执事者之不易也。
国有史乘,发乎三代,秘阁藏典,犹难逃劫运。家有谱谍,盛乎赵宋,体制百变,莫衷一式。欧阳永叔创《图谱之法》,苏允明重小宗之理,而后垂成法式,为天下效慕。虽创格高瞻,守制宏远,亦须因势而革、乘时而变也。吾族谱八修,形制或当小易、意蕴谅可出新耳。以吾愚见:倡男女平等为一,传富贵同尊为一,注寿夭之期为一,绘分合图略为一,创新规新训为一,统族标家徽为一。视其可为,斟酌损益,唯主事诸君子高识是裁矣。
史传贵实,难逢直疏之笔;谱谍忌伪,常遇膺鼎之章。盖世风浮薄,难乎信美也。至若同姓不同谱者,因总源为一,故而皆为田姓亲族。惟因其来久远,分流歧出,断不可妄接、妄续。仅以堂号之别,吾田即有贫骄堂、风翔堂、紫荆堂、北平堂、雁门堂、凤鸣堂、德蔚堂、守正堂、荆茂堂之异,百枝竞秀,孰能一“堂”独统?言及各堂行辈之高下,私意以为只宜体认,不宜刀裁,尤不可以乘除框定世代、以加减指认行辈,此种妄猜、妄定之事,不惟欺祖,而且诓今;不惟骗人,而且害己,理应为我滕鱼田氏后人之诫。吾滕鱼田氏之谱,根茎清晰,源流有秩,自可免蹈虚攀冒认、谀祖夸宗之病矣。德在谱里,功在谱外,惟望吾田氏子弟日日向上,岁岁向善也。
厚培沃壤,发紫荆之绚美;
广种福田,醉金谷之馨香;
高起津梁,览四海之丽观;
深基灵府,仰五德之堂皇;
困而有志,广恒业而恒产;
富而好仁,褒悲悯乎万方。
前缘邈邈,后生恢恢,固不可尽言矣。是为序,祈与吾族宗亲共勉耳。
十七世孙 秉锷 敬撰于彭城小居
时在庚寅年五月十二日(2010•6•23)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24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08 12:15 

圣旨博物馆建成碑记

岁次辛卯,令交霜降,九里松翠,龟山菊黄,三易寒暑,百工竞忙,徐州圣旨博物馆克期而建成焉。馆主周公,冗务息肩,烦虑一洗,剑眉笑展,而有云笺邀客、启扉迎宾之谋。是日也,秋阳朗照,箫韶齐天,红毡连阶,礼花斗艳,高人揭牌,大师赠言,故友泼墨,新知题签,珍宝罗列,圣旨高悬,游人如织,流连忘返,一时之盛,固不可尽述也。
考圣旨之为物,其兴也久,其布也远,阅四千年而长续,日八百里以快传。雄主在上,令行于国,一言九鼎,法不虚颁,流润天下,泽均万民,此之谓君不动而九州功成也。惟帝制不永,皇祚有终,辛亥一役,民国再造,紫禁云锁,太和长闭,敕誥不传,已届百年。此或天道之数、人心之变使然耳。
物稀而贵,圣旨遂为神州之绝响也。卿云丝缕,鉄划银钩,金印玉玺,劫后仅存,惟如此,圣旨博物馆之建则功莫大焉、德莫隆焉。虽雪泥而鸿爪,藏皇牍于民间;感繁华以虚梦,知兴衰而丕变;信君臣之际遇,览大命乎长卷;望日月兮长存,惟青史兮可鉴。
馆成日,周公庆明述其集藏圣旨之乐,并营建之劳,嘱予为之记。吾谓虚言飘风,百叹无迹,宏堂玉阶,万珍有价,又何待青石之镌乎!要之,惟志其劳作者而已。此馆设计,乃四川家琨设计事务所刘家琨先生;工程施工,乃浙江跃胜建筑公司、南京百汇装潢公司;展陈大纲,为陈浩、陈钊二先生拟;入口接待室制作,出苏州陈□□先生手;雕塑制作,乃叶宗明、沈云龙、李广才三先生功;绘画装潢,赖郑建军、秦兆友、李胜勇、吴立广诸先生艺;工程监理,则由徐州市□□公司胡□□、郭□□先生任之。工程奠基于二零零九年九月,兴工于二零一零年六月,竣工于二零一一年十月,开馆迎宾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馆舍面积八千四百六十平米,投资四千五百万元。计藏圣旨二百幅,并陶器、玉器、青铜器、书画、牌匾等各类艺术珍品三万余件套。
世间之物,大劫大运,天生天灭,人兴人废,苟欲存之久远,皆赖天人合一之缘。圣旨之贵,奉天承运,当其湮灭,电光石火。劫后重光,必有其天命民懿之数耳。为之记,且为之颂;为之幸,复为之祷。
沛人 田秉锷 撰于辛卯之岁芙蓉之月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珠 山 公 园 建 设 记

珠山,向称猪山,盖因形赋名,约定俗成耳。山不高,少巍峨,独蜿蜒云龙湖畔得其水润林遮,故别有秀姿焉。百数年间,民人相从,环山卜居,倚坡围院,叠石造屋,循径开店,虽居者有蜗居之乐,而青山无自然之韵矣。
有鉴于此,为实施显山露水、还绿于民工程,徐州市委书记曹新平于2009年调研决策,启动珠山民居整体搬迁之役、且制订珠山景区建设规划。事关大局,商之于民,环山三社区、五村、十二(此仅山西之数,请再加山东数)厂、一千余户居民,虽安土重迁,情有不舍,惟心有宏图,念在湖山,故欣然响应,而五十五万平米房舍拆迁之烦难,遂期年化为简易。
珠山景区之建设,由徐州市市政园林局负责实施;其间,法国欧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制定总体概念规划,上海佩尔西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和徐州市园林设计院制定具体规划设计,徐州市九州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及江苏大千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工程施工。工程自2011年3月19日鸣炮启动,于2012年4月28日竣工揭采,历时410天。
由瓦砾障目之荒坡,变而为百景怡情之园林,建设者付出之汗水,历经之艰辛,固不可尽述;斯惟天地共知,日月有证,山水可鉴,人神齐睹,且丽诗不足誉其功、长歌不足颂其名矣。
区内诸景,环山棋布,临水星罗,皆以岗岭为骨架,以河湖为血脉,以林木为肌肤,以路桥为经络,以亭、台、坛、场、园、瀑为珠饰玉缀,以点、线、片、面、网、圈为天工巧裁,异彩叠出,美轮美奂,亲临其境,孰不陶然而乐哉!南湖涌翠,云龙吐珠,天人感应,山水有情,宜乎此山之名也。
古人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而珠山之仙,是为道教诸灵。八十万平方米景区,均以道教文化为核心,以徐州籍道教创始者张道陵仙路历程为主线,以鹤鸣台、创教路、百草坛、天师岭、天师广场、五斗瀑布、天师像诸景为点染,一展其神异主题。而好人园,万福广场、沉水走廊、水杉步道、杉湖平台鹄鸣谷诸景点之呼应,则借游众之融入与参与,复将人寰与仙境合二为一。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珠山之美,则应乎寒暑动静之变。一年之中,三季有花、四季常青,是其时效之象也;一园之内,山色穆立,水色静澄,是其空间之韵也。移步换形,美景千变,或游或憩,随境而安,又惟莅临者醉而且喜。当其呼朋唤友,扶老携幼,徜徉曲径,穿行幽林,仰观云走,俯听泉流,遥感宇宙之大,深味凡世之乐,自不能不叹乎天道有常而兴废有时。昨日之旧貌,百年相因,固壅塞而残敝也;今日之新容,一朝嬗变,信寥廓而峥嵘也。游而兴怀,故知沧桑有道而谋事在人也。
景区前期拆迁,投入十七亿元;后期建设,投入三亿元。主事者咸曰:还绿于山,造园于民,劳在三岁,功在百年,固其宜也。

田秉锷草拟于 2012年8月6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25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13 09:25 

第三编 秋月思雨——随想

“戊戌六君子”百年祭有感

热血冷却,疑问尚存
在中华万年历书上,1898年9月26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十三日)被涂上血色。
这一天,“戊戌六君子”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喋血北京菜市口刑场。
百年冷却,热血是否还有春温?
百年漂洗,记忆是否还会殷红?
这,只是我心里的一丝躁动,旋又压抑为沉默的超然。谁都明白,一个潇洒的时代,并不宜于谈论任何严肃的命题。有多少人会背负百年惦恋而放弃享受稍纵即逝的人生逸乐呢?
终于握起笔,用稀释的淡墨去勾勒那幅血凝的画图,不是出于高尚的史识或应时的文心;我只是觉得100年的风风火火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泰斗们并没有坦诚回答“戊戌六君子”蒙难这一“史实”所必然连带的历史疑问。百年反复,误识汹汹,常识性的清明之见反而屡遭批驳。
所以,本文不触及史学家们对戊戌变法“史实”的纷纭聚讼及对戊戌变法“教训”的冷峻判罚,只是“有感而发”,“感”之者亦是“戊戌六君子”走后100年间中国思想界的粗疏。
“国”有希望,则“士”有精诚
生命视“死亡”为最后的痛苦,尤其是种种血腥的刑杀之后还要蒙以恶名、罪名的“死亡”。“戊戌六君子”接受了死亡,接受了死亡之痛苦。
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等了100年,等不来圆满的答案:“戊戌六君子”到底为谁舍生赴死?
为国家死,为民族死,亦泛说也。
既为国家,复为民族,却被握有国家、民族之最高权力者所诛杀,这是牺牲者的不幸?还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追怀“戊戌六君子”之死,我常常跳不出思维的困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能让它的知识分子(士)为它的利益杀身以赴,这国家、这民族必有存在与发展的希望。而这国家、这民族的实际操纵者用杀戮回应忠贞,则这国家、这民族无疑又在自断其根、自塞其源的昏乱中呈现绝望。“希望”与“绝望”的悖论,从大屠杀中揭示出来,国人却每每不悟——杀人的“国家辩解”压倒了被杀的“国士宣言”,这是周而复始的梦魇!一旦杀人者也顶着国家、民族的金冠,为国为民的牺牲定然呈现着滑稽。
思维倘能再进一步,思想的主人必然会对“国家”、“民族”作一番“人文认识”。因为,“国家”、“民族”不论表现着多么巨大的包容性,其内核都是一定空间背景下的“人”,都是顺应社会结体而将“个人”凌驾于“全民”之上的“人”,于是,“国家”、“民族”的“简化形式”,自然由“人”的“简化形式”得以体现。考虑到“戊戌六君子”的事业均在中华帝制的背景下拓展,所以“忠君”、“报国”的主题不容忽略。
如果不从光绪皇帝的“明定国是诏”上看出国家前途,不从帝党的政治倾向上看到国运转机,不从“一个人”或“一群人”身上测定出国事可为,“戊戌六君子”的行动就失去了必有的政治判断。事实是,“戊戌六君子”皆洞明时势而怀抱忠贞。于是,“国士”赴“国难”,便不可能绝缘于“国君”情结。反之,“国事”倘已败坏到连“国家象征”的人都一无所是,为国家民族的牺牲自然蜕化为“愚忠”。
“戊戌六君子”的牺牲,赢得为国捐躯的美名,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色彩。这不是污点。即便“戊戌六君子”走后的百年期间,结束了封建帝制的中华大国也舍不得告别专制。没有帝王的帝王意识不断以国家、民族、党派的名义驯化普遍的个人崇拜,没有帝王的帝王专制又不断以国家、民族、党派的威权惩处坚持个人意志的异己。在这软硬兼施的双重制约下,中国大地上不再有“士”之“知己”或为“知己”去死之“士”!
不知何种原因,“国家”剔除不了它“专制”的基因;“民族”的神圣外衣下,又总掩饰着与“民族”大多数人无关的个人野心。于是,国家与民族的“价值体系”上下松动。
“国家”出了问题,还是“国士”出了问题呢?
让“国家”重建它的价值体系,还是让“国士”重建他的牺牲精神?
走了100年,思想又回到元点:“国士”为谁而活的旧题,必然连带着“国家”值不值得“国士”为它去死的反命题。“国士”与“国家”必须等价。等价,才可互换。  在严格的人生哲学意义上,从古至今一切受褒奖的个人牺牲,都可以用这个“等价原则”再加评估。这或许太商品化了,但商品化的公平也是思想的觉醒。
质言之,当广大的知识分子以“戊戌六君子”为典型反思人生取舍时,握有国家权柄的天之骄子定然要以慈禧太后为鉴戒作出权衡……
“养士”,无须乞求
终于,大清的江山还是毁在反叛的知识分子之手。不是手下留情、没有斩尽杀绝,而是“国家”将“国民”与“国士”置于鱼肉的地位,逼使“国士”走向对立。
从“国”与“家”的关系,从“国家”与“国士”的关系设喻,这叫“打着家鸡飞上天”,或“马棚牛栏大围猎”。中国历史一以贯之的“养士”之风,蜕变为“逐士”或“诛士”,后果当然十分严重。“士风”之颓败几乎直接诱发着“国运”艰危!当政治家以“皮”与“毛”比喻“国家”与“士”的关系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成为对知识分子的警告;而在反向的哲学观照中,没有人注意毛发的脱落正预示生命的血气已亏!
“戊戌六君子”的喋血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悲剧。不论夕阳西下的大清帝国,还是匆匆收场的洪宪王朝、轮流坐庄的北洋政府,甚至后来的政治权威,都无一例外地警戒着知识分子的呼吸。如果不是钻入纯科学、纯学术、纯琐屑的“业务”中作蜷伏之状,即便稍作政治欠伸便可能招致囹圄之灾或杀身之祸。从秋瑾、徐锡林,到李大钊、瞿秋白,从李公朴、闻一多,到遇罗克、张志新,20世纪起伏着一条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痕。
我常常想起飞蛾投火,如果那些生灵压根儿便厌弃了光明呢?
我又常常想起放火烧荒,不管你是益虫还是害虫,统统化为灰烬。
在无比崇高的国家旗帜之下,真的要用普遍的沉默来凝固无比崇高的稳定吗?
“戊戌六君子”是一个群体,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也以“群体”的生态形式,表达着他们的故国情思。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宿命牺牲同样是“群体”的。总结以“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为发端的学生运动,我对20世纪“国士”的报国情怀有了铭心的感动。青史黄旧,那焦脆的书页何能再经血染?
从盛于战国的“养士”的命题,到宋太祖赵匡胤“不杀读书人”的许诺,中国的政治宽容找到实证。其实,“养士”与“养农”、“养兵”相比,源于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的稳定与发展之需。
或许“养士”的吁求太软弱了。海阔鱼跃,天高鸟飞,何用乞求人类的施舍?只是,人类太专横,误认自己是地球的唯一主宰而滥施渔猎,才造成生态环境的失衡。在政治上、思想上,不也存在着那种相依相存、相克相生的“生态平衡”吗?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吁求“养士”才是可以谅解的。
为问新世纪:“国士”存否?“国士”强否?此后,才可与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26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16 09:01 

“宽容滞后”与东方智慧的自我消解
——展读《明史》的文化反思
一、周而复始的“杀人游戏”
本文之论题,闪烁于心,已历十载。
当日,为撰写《金瓶梅与中国文化》一书,临时抱佛脚,我补读明代史料。楔入点,是雒于仁的《四箴疏》。所谓“四箴”,与《金瓶梅》卷首的《四贪词》,正好内容一致,互成观照。一个小小的七品京官(大理寺评事),竟然直斥万历皇帝犯了酒、色、财、气这“四贪”之病,还要献“四箴”以匡正之,可谓胆大包天!
这可气坏了27岁的青年天子。大年初一,他便召来阁臣申时行等,一面自辩并无“四贪”之病,一面责令阁臣将雒于仁“置之重典”。龙颜一怒,岂等儿戏?这“重典”的常规,大都是钢刀一挥,人头落地,而且遗臭万年,让你永不得翻身。实际的处置,让我大吃一惊:雒于仁死罪免了,活罪不免,“斥为民”,将不再有利用“言论自由”而大放“毒草”的权利。
不论史书、史家的评判如何,我对万历皇帝自兹却有了一份好印象。酒、色、财、气四病, 他当然是赖不掉的;但一念向善,慎于杀戮,却与他的先辈帝王稍有不同。我曾设想,若让雒于仁将《四箴书》献给明太祖朱元璋,或明成祖朱棣,或明武宗朱厚照,或明世宗朱厚熜呢?掉脑袋的可能性在十之八九矣!
在补读明史的日子里,我一直放不下对帝王们维护君权的思考。“君权”,在帝制时代,就是“国权”。权力一旦上升到国家层次,它就获得了最为充分的行使理由。国家,就是一个人,就是那个头戴皇冠的人。一个人,无限膨胀;万万人,无限缩小。生命的价值,在相逆的流变中,越发不可同日而语。终于,帝王升腾为“龙”,臣民堕落为“虫”。“龙”的另一种称谓,叫“虎”。臣子们都忧心忡忡:“伴君如伴虎”。“虎”是能吃人的,所以有一种吃人哲学便产生了,曰:“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你若不想被“虎”吃,只有一种选择,即不去伴“虎”,不去做“虎”的臣。但这也不行,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你还是逃不脱,你还得去做“王臣”。
在“君权”的俯视之下,是没有“民权”的。
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百姓的梦想之一,便是能逃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见,“皇帝”并不是一个让人信任的角色。
实际的情况常是:臣子们因为还没有“忠”(“傻”)到“想死”、“爱死”、“找死”的地步,所以不妨一面高喊“武战死,文谏死”,一面生着法儿绕过死亡,高官厚禄,寿终正寝。如此,在绝对的“君权”与绝对的臣服之间,始终进行着一种生死较量。万历皇帝的可爱,是因为他并未得到“帝王术”的“真传”,对臣下的不恭(含着百分之百忠诚)仅仅发一通脾气,小示惩戒而已。
漫游明史的飘逝岁月,大量的感性史料涌入我的视野;我甚至嗅到浓烈的血腥,神秘地漫过历史的荒原,引燃后来人的恐怖,又激发后来人的思索。
朱元璋从刀丛剑棘中走来,他见惯了流血。虽然马皇后以菩萨心肠奉劝“惟以不杀人为本”,但朱元璋每于皇位上稍感不适,即大开杀戒,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一案,洪武二十六年蓝玉一案,共诛戮臣子在两万以上。平时因言致诛、因疑见杀者,比比皆是也。
他的儿子朱棣,从侄儿手中抢得玉玺,也是“杀”字当头,绝少恻隐。建文四年,燕兵破南京,虽未屠城,而建文宫中之宫人、女官、内官诛戮几尽。方孝孺不为其用,灭“十族”,死者873人!
“大明”王朝一开张,天下便弥漾着肃杀的阴氛。一直到万历上台,“杀人游戏”几乎是不间断地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搬演。
诛戮,则出威严;诛戮,则成安定;诛戮后稍加安抚与追谥,则又最易于博取仁君与圣主的美名。在“杀”与“谥”的轮番轰击下,不少怀抱精忠报国之梦的士大夫,甚至不惜以颈血涂抹青史,去换取英名永垂。
结果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帝王的借“杀”以立威,与臣子们的借“死”以显名,竟然平衡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宦海蜃景!看来,“忠”也罢,“傻”也罢,怕也罢,不怕也罢,毕竟是有人迎着死亡大踏步走向一个慷慨的终结了!
这是帝王的“杀人游戏”培养出来的?还是“杀人游戏”的第二步工程诱导出来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但在心灵深处,还是惊叹于这“游戏”于“诛身”之外,又有那么强烈的“诛心”效能,以至于许许多多的华夏英才在被剥夺了第一精魄之后,还要感恩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二、名垂青史的“精神诱骗”
由明万历皇帝一件不顺心的小事,我借机走进明史;绕了一个圈子,匆匆走出,身上早吓出冷汗淋漓。还是隔岸观火好!还是清谈历史好!又麻木地生活了许多岁月,当我即将踏上21世纪的台阶,突然感到自己对两千多年间中国封建帝王的“杀人游戏”的思考,竟然没有结论。
历史云帆高挂,消逝于海天之角,它并不期待后来人的结论。历史,以历史行程为结论。
而我重新开始历史的漫游,完全是书生意气使然。因为,读史而生的忧患,一直萦绕心头:为什么“杀人游戏”成为“帝王术”的精髓?为什么牺牲了那么多的生命仍然唤不起对生命的珍重?为什么血色淡去人们总习惯遗忘曾经的历史?为什么无补于生命的旌表竟能抚慰最惨绝的精神创痛?
既然读史,允许我再一次借历史作证。
前文提及永乐皇帝南京杀方孝孺事,原因极简单——不为我用也。平民遇到这类事,多用“选择术”,工具不合手,再换一件,决然不会一不合用,便加毁弃。皇帝不行,不为君用,等于欺君,罪当诛焉。诛有不当,亦不认账,这叫“杀无赦”。终永乐之世,方孝孺诸案不得翻旋。
朱棣死,其子朱高熾即位,是谓“仁宗”。“仁宗”确实有仁义恻隐之心,八月即位,十一月即赦建文帝“奸党族属”,“并放还家,给还田产”。但这次赦免,是有严格政策尺度的,“奸党”还是“奸党”,“奸党”已受显戮,存下的只有遗属;“可宥为民”者,原本无罪啊!这种留着“尾巴”的平反,已经让受难者感激涕零了。岁月抚平创痛,好像当年什么也没发生。此时,只有皇恩浩荡。
方孝孺呢?铁铉呢?黄子澄呢?齐泰呢?能够笑慰九泉吗?活人满足了,于是便机会主义地替死人颂扬皇恩,一切抹平,皆大欢喜。此时,上距建文诸臣死难,二十有二年。
由此,我总结成一个政治公式:“前皇诛罪,后帝赦过”。再剖论一下,则是:“前皇树威,后帝立德”;或“前皇量刑,后帝布礼”;或干脆说,“前皇赊账,后帝还钱”……
特别具有悲剧性的是建文帝朱允炆。他以“皇太孙”身份入承大统本来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诏命,合法又合情,却偏偏被叔叔抢了皇冠。有明一代,建文帝无追谥;直到清乾隆元年,才由灭掉了明朝的清朝皇帝,给他追谥曰“恭闵惠皇帝”。此时上距建文帝逊国334年!这是一种难以打破的政治纪录。它显示,迟到的春天,有限的生命是等不来的。宽容,总是迟于事变。“宽容滞后”如果“滞后”太久,则纯然是一种安慰(对后人)、一种象征(对政治)。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了建文帝那个最小的儿子。父亲蒙难,他仅两岁。留下一命,拘于禁内,一禁54年。当这个“建庶人”(无名)被释放而出居凤阳时,竟不识牛、羊为何物!亦何悲哉!!
就是那个给“建庶人”创造新生活的明英宗,复辟当月(天顺元年春正月)即将少保、兵部尚书于谦斩于东市(同难者还有大学士王文及太监多人)。明知于谦卫国有功,还要诛杀无赦,盖出于杀一儆百也。杀而又悔,悔又不救,直到他的儿子朱见深即位,才给于谦平反冤案。杀戮与平反,间隔八年。于谦之子于冕,即在父案平反后,由谪戍之地回到家乡,领到原有田产,且袭封“千户”之职。于冕心里,一定是充满第二次解放的欣悦!
竖翻史书,“宽容”虽然“滞后”,魅力却足以粉饰前衍、再布新恩。前皇杀人,叫“臣罪当诛”;后帝昭雪,叫“吾皇圣明”。总之,皇帝永远有理。如果说每一次龙颜大怒都是“罪臣”们在“自蹈死地”,那么每一次迟到的追认或追谥都在“向前看”的鼓励下,引发新的效忠。几乎没有人叩问:设若当日便不滥杀无辜,何必今日旧案重提?劫后余生,后来人似乎不敢再作任何一点常识性的计较。苍天有眼啊,皇天有眼!善恶有报啊,苦尽甘来!思想一旦通达、驯顺到这宿命的自慰,接下来必然是山呼万岁、万万岁了!
让我还以于谦为例,再说皇恩无涯。
明宪宗朱见深给于谦平反,仅是复其官职。这意在显示:英宗杀于谦错了,恢复其原有名号即算“摆平”。
到了明孝宗朱祐樘(英宗之孙,宪宗之子)登基,不满一年,他便加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
又过了102年,在万历十八年,明神宗感到谥于谦“肃愍”不能体现褒扬之意,又改谥“忠肃”。
于谦对此,一无所知。他生命的最后印象是京师苦寒,阴霾翳天。
于冕对此,亦一无所知。在应天府尹的位子上致仕时,他或许以无子而伤怀。
只有杭州、河南、山西的于谦祠里,香火不绝。这是中国老百姓于朝廷的虚幻褒扬之外,用他们的怀念回应历史的吁求。
历史进展到这一步,朝廷的政治功德基本上圆满了。血色淡入忘川的逝波,英名写在木制的牌位上,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讨个说法,说法有了。讨个公道,公道有了。实实在在的生命上,似乎就是为了兑换成史册上一段盖棺定论的文字。生命的实在性,与文化的缥缈性,就这样借一片血色混化为历史的完美!
三、搬石砸足的自我惩罚
迟到的“宽容”,是一种无补于事实的精神安慰。后于事变,后于历史,后于播种与收割,在地净场光之后,说许多不关丰欠的空话;这就使“宽容”的“落实政策”因失落特殊的对象而变得无的放矢。
见怪不怪的是,中国的历史典籍上充满了这种“后发”之势的“宽容”之论。我们姑且称这种源于史家史笔的“宽容”叫做“历史宽容”。经过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一盆浑水终于澄清,所以史书上给许多曾被他们时代误解、误杀、误贬的人恢复名誉。如秦人杀商鞅,罪名曰“反”;秦人杀韩非,罪名曰“不为秦”,经司马迁依史核定,皆为不实之词。这种借助文化反思,在岁月演进中生发的“历史宽容”不在本文议论之范畴,故而就此打住。
我关注的,是导源于皇权的宽严反复。“严”,是权力的“严”,“严”到“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或大辟,或车裂,或凌迟,或夷族;“宽”,是权力的“宽”,“宽”到平反昭雪,官复原职,甚至再追加诸多光彩的头衔。前文,我称这种宽严反复为“杀与谥的轮番轰炸”,历史这么演下来,观众都习以为常了。看杀人,你可以落泪,为好人被杀而落泪;看昭雪,你又落泪,为皇上圣明而落泪。感人的戏文,总是成功的戏文,作为历史悲喜剧的总编剧与总导演,皇权在高高的皇座上微笑:百姓真是傻种!
其实,权力们才是愚昧的。在封建帝制结束了一百年的今天,一个书生的文化反思,相信比一群皇帝高明百倍千倍。
假若明太祖不杀叶伯巨,而且十分重视他上疏中的三点批评(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相信燕王靖难取代建文帝的皇家悲剧就不会发生。
假若明成祖不杀方孝孺,所谓“建文奸党”原本就不存在,也就没有必要因为皇家内部矛盾而再兴文狱、再禁“诽谤”。永乐大帝可以集中精力干更多的好事。
假若明英宗不杀于谦,而且予以重用,边庭之患可以稍解;石亨的谋反,曹吉祥的谋反,就不至两次酿成刀兵之乱。
假若明世宗不杀夏言,不杀曾铣,不杀沈铄,不杀杨继盛……则奸臣严嵩、严世蕃乱政乱国之祸则得以遏制,嘉靖之世必不至使大明王朝由盛而衰也。
假若明熹宗不杀万燝、杨涟、左光斗等人(狱中加害也),宦官魏忠贤专权必受约束,“东林党”连及的“党人”之灾,以及天下书院之毁,都不可能导致大明王朝元气大伤。
“宽容”,对于忠臣的宽容,对于持不同政治见解忠臣的宽容,是封建皇权一直处置不好的一个难题。难在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你只要让我“难堪”,我就让你“难活”,于是出现了“逆龙鳞”的种种因谏(言)致祸的牺牲。这都是政治权力太热衷于“热处理”造成的血腥之案。“热处理”不能永远热下去,此后,便是“冷处理”;“冷处理”的任务是给因言、因文、因诗致祸的忠贞之士平反冤假错案。上文,我于闪烁之间,已经触及到“生命价值”这一“人道”命题,点到即止,不再详述;毕竟,在今天,这一命题已经“常识化”。我想侧重阐明的是:即便一点儿也不衡量生命的价值,单从“政权”的“利益”这个商业化的命题上加以衡量,用“热处理”对政治(文化)异己加以消灭,则害莫大焉。
我所摘引的明代史料已经显示:当政治的、文化的宽容失去了“现代性”(或“现时性”),一律以政治(文化)惩罚取代政治(文化)谅解,首先是主流政治、主流文化自己打碎了一面可以自照的镜子;或者说,在政治踌躇满志对不同(异己)见解或理论实施闪击时,它自己失去了即时改正错误的机会。连一个农夫,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时当春夏,可以补种,不去补种;秋风秋霜里,悔言欠收,又有何用?
“宽容滞后”,在“后时性”的特征充分体现时,反射到政治(政权)主体,这仅仅是一种自慰性的低诉——骗了别人,再去骗自己。
重复着的、一代又一代的追谥(从夏言到杨涟,都被一再追谥),几乎变成了一种政治仪式。为自己博取宽容之名,必牺牲父祖之清望也。倘若透视其中的心灵隐密,我以为并不是良心发现,并不是灵智开启,它或许就是一点标新立异的权变。
谁也没有认错,明英宗不必替明成祖认错,明庄烈帝亦不必替明熹宗认错。只是时过境迁,当事人已死,后人感到没有必要为前人的欠账偿付利息,才将旧债券一把撕掉,换上一张不再欠账、两讫两平的凭证……
正如人死不能复生,历史不因后发的“平反昭雪”而改变,一切既成的危害也不因为对历史有了一纸“决议”或新的统一口径的“共识”而自动消失。终于有一天,人们看到,中国的专制皇权崩溃了,它是在不断强化着对臣民的愚弄时,愚弄了自己,在不断强化着对臣民的惩罚时,惩罚了自己。
四、走出“消解”的文化期待
为了减少枝蔓,我尽力利用自己补读明史的印象性资料,来论证在政治的宽严相济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如何左右逢源的。
说实话,我喜欢明史中的人与事。有时,会感到明朝人离我们很近。明朝人的可爱与可憎都是那样鲜明如绘。
明世宗嘉靖年间,出了个奸臣严嵩,很有名,现在已可见详论严氏父子的专著,但我更喜欢那一群不知死活、屡屡上谏天子的愚臣。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为了皇帝的亲生母亲蒋氏的册文,即要不要删去“圣母章圣皇太后”前的“本生”二字,220名朝臣跪伏左顺门,高呼请愿,哭声震阙。嘉靖帝(时年18岁)大怒,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廷杖。一阵乱棍打过,17人竟毙于杖下。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开始。有悍君,自有强臣,终嘉靖之世,“言官”言事,非言官亦言事,杨最、杨爵、沈炼、杨继盛 皆以谏言杀身,但海瑞仍然抬棺上疏。因为诛戮是“热处理”的,反而在“火线”上成全了一大批不怕死、只认理的男子汉。
到了明熹宗时代,情况已有不同。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头儿,影响着少心缺肺的皇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么多进士及第的朝廷命官,如崔呈秀、田呈、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等,却成为助纣为虐的“五虎”(另有武臣为“五彪”)。李鲁生、李蕃、李恒茂这“三李”,为魏忠贤倡立“生祠”,丧尽了士人气节。淫威之下,必有鹰犬,士人的分化让人怀疑圣人之徒也会蜕变。
做“诤臣”与做“媚臣”,历史上都不乏其人。这要看“智慧”往哪儿用。或看怀抱的是什么“智慧”。当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有二十四大罪时,他早已看到“左右既畏而不敢言,外廷又皆观望而不敢言”,还是坚持了他的“激扬讽议”,不计生灭。上列崔呈秀辈,则“智慧”误用矣!
进一步,死;退一步,生。在生与死的背景下,选择进退,英雄与懦夫自然分为二拨。本文标题我已将“宽容滞后”与“东方智慧”的“自我消解”联系在一起,现在看来并非过虑。中国读书人的聪明,既可能因为“威胁”而扭曲,也可因“利诱”而扭曲,信乎也哉!
因为在“事变”的“现实”状态,政治保持着它的惩创的势能,所以“智慧”蜷曲着,沉默不语;在“事变”的“追叙”状态,政治(文化)宽容已经姗姗来迟,所以“智慧”复苏,高谈阔论。这让我尤其对一切“马后炮”式的文化哲理抱着警戒。由此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大都是在历史走过后,由宽容的政治所允许的中和之音。依照这中和之音的音阶,我们可以吟歌任何历史阶段的悲欢;但是,只要另一个“事变”进入它倒计时的“现实”状态,这“宽容滞后”所允许的歌曲,还是休止为好。于是,我在行文接近尾声时,才较为自信地断言:只有“现实”的政治(文化)宽容,才是有价值的;“滞后”的“宽容”,仅仅是一种“后历史的智慧”;作为“精神”,它不能变成“物质”。
如果希望一种伟大的智慧不在文化的寒暖中自我消解,我们只有选择“宽容”。“宽容”当然不是放纵“毒草”。在一种思想的“群落”里,我们共同承受阳光,我们共同抗御狂风。
乞求“宽容”显然是没有出息的。我们不乞求,只是预测天气转暖的疾缓,播下五谷的种子。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27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17 16:30 

哭 泣 创 造人 格 尊 严
———“魏晋风骨”又一面
一、哭泣的文化定位
给“哭泣”作“文化定位”,似乎有穷极无聊之嫌。
哭泣,不是人之本能吗? 新生儿,若不啼,则大不吉利。于是接生者倒提其足, “啪! 啪!”照屁股两巴掌,新生儿大啼。闻其声,即群起相贺:“好了,好了,哭得响,天天长……”
哭泣,原是生命的呐喊。
伴着生命的苍黄,人用泪水调和七情六欲的丹青;泪 尽 弦 绝,销 溶 了 哭 泣 的 本能,那必是“大结局”的万古寂寥啊!
因而,哭泣的过程潜藏着生命的伸缩与荣辱。悟到这一丝“形而上”的哲思,聆听哭泣,就是聆听生命的足音呀!
我侧耳细辨来自魏、晋时代的悲风遗韵。金戈铁马的冲撞之后,何以有那么苍凉的长哭短泣?
帝王的、将相的、诗人的、百姓的心语,都可以换算成直泻的泪水,不必掩饰,也不加掩饰。倒是一个天真的时代。
于是我想起后世史家对魏、晋时代的误解。那误解多半来自曹氏、司马氏诛杀不肯合作的文化人。好像,生当魏、晋,连打喷嚏的自 由 也 没 有。在 我 聆 听 了 历 史的回声之后,终于认定:专制如魏、晋,哭泣仍然是生活的自由;有时,哭泣简直是一种政治表态,或人格示威。
先说一个显例,掂掂哭有多重。

曹操的长子曹昂死于宛城之役,他的另外几个儿子曹丕、曹彰、曹植、曹熊皆为卞氏所生。待曹操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进爵为“王”之时,册立“王太 子”的大事提上日程。四子中,曹丕年长,而曹植多才,这让 曹 操 举 棋 不 定。曹 丕 与 曹 植的较量,明明暗暗进行。曹丕背后,有太中大夫贾诩,曹植背后有丞相主簿杨修、黄门侍郎丁廙、西曹掾丁仪。每逢曹操领兵出征,曹植总是“称述功德,发言有章”,这让曹操很高兴。相比之下,曹丕很逊色。怎么办呢? 济 阴吴 质 出 了 个 好 主 意:“王当行,流涕可也。”故每次曹操出征,曹植自说漂亮话,曹 丕 只 哭 不 言 语。这一 哭 不打紧,引得曹操与左右一齐伤心落泪。哭所建立的信任,很快让曹丕由五官中郎将册立为“王太子”。
不能说曹丕大伪,毕竟是父子之情。但临别而哭显 然 是“导 演”的 杰 作。哭 是可以做作的,正如强颜之笑。既然哭泣可被“创造”,也就属“文化”范畴了。
陈宫是曹操的故人,后与吕布一党而滑到 对 立。曹 操 捉 而 杀 之,又 哭 而 葬 之,且善待其妻子,此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事也。
袁绍是曹操故人,后 成 政 敌,官 渡 一 战,败 北 而 亡。两 年 后 的 建 安 九 年(公 元
204年),曹操克邺,亲临袁绍墓而祭吊,“哭之流涕”。
有人说曹操奸雄,哭陈哭袁皆猫哭耗子之戏。此言过苛。曹操之哭,缘于情而止乎礼,哪儿是人前做戏? 由此可知,哭泣作为情感外化,又 能 独 立 于 政 治 可 否 之上;因而,哭泣获得了人格原则。哭泣的复杂性,从来不在于情感,那是人生背景的驳杂使然。
二、哭泣的自向性分析
所谓“自向性”,是指情感的投射方向归结于主 体。以 哭 泣 论,即 泪 因 己 而 流,泪为己而流。较为人们熟知的例证是阮籍哭穷途,或 王 祥 泣 树 之 类。魏、晋 之际,哭以明志者颇多。
田畴,北平无终县人,受幽州牧刘虞之遣奉 章 诣 长 安,诏 封 骑 都 尉,坚 辞不 就。驰还,刘虞已死,田畴拜墓号泣。后来,曹操北征袁尚、袁熙兄弟,田畴有前导之功。曹操还师,以五百户封田畴为“亭侯”,田畴又坚辞不受。过了一 年,已 是 建 安 十 三年(公元208年),曹操追念前功,又以“亭侯”封田畴,并派夏侯 惇 劝 之。田 畴 拒 之更坚,曰:“若必不得已,请愿效死,刎首于前。”“言未卒,涕泣横流。”曹操闻言,喟然而叹,后拜为议郎。文帝时,高其德义,赐其从孙田续为关内侯。田畴之哭,是自叹 “负义逃窜”,对不起刘虞。哭泣明志,以至刎首,这泪,岂人人可以轻弹?
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表二子,刘琮降曹,刘琦随刘备。刘琮部下荆州大将文聘别屯在外,刘琮降时,呼之与俱,文聘不应。曹操军 过 汉 水,举 州 皆 降,文 聘 才 最后诣曹营。曹操责问:“何来迟邪?”文聘说:“先日不能辅刘 荆 州 以 奉 国 家;荆 州 虽没,常愿据守汉川,保全土境。生不负于孤弱,死无愧 于 地 下,而 计 不 在 己,以 至 于此,实怀悲惭,无颜早见耳。”说时,“歔欷流涕”。曹操 闻 言,亦 感 怆 然,并 叹:“卿 真忠臣也。”文聘垂泪,发乎良知;命运即使不能自驭,弃旧依新也要扪心而问啊!
当司马懿谋诛曹爽一党时,沛国谯人桓范是洞若观火的。司马氏据洛阳,曹爽护魏帝谒高平陵被阻于城外,桓范出城劝曹爽兄弟拥帝南下许昌,发四方兵讨司马氏。曹爽不应,反要自投罗网。此时,桓范大哭道:“曹子丹(指 爽 父 真)佳 人,生 汝兄弟, 犊耳! 何图 今 日 坐 汝 等 族 灭 也!”桓 范 虽 聪 明,毕 竟 跟 错了 人。 曹 爽 夷 三族,他也夷三族,哭人哭己,均已恨晚! 此魏邵陵厉公嘉平元年(公元249年)事也。
毋丘俭起兵反司马 师 兄 弟,扬 州 刺 史 文 钦 应 之。两 军 对 阵 时,司马 师 正 患 目
疾,且又重病。殿中人 尹 大 目 为 曹 氏 家 奴,心 向 故 主,在 说 动 司马 师 后,以 劝降为名,暗示文钦休战几日,静待司马师疾发。可是文钦不察尹 大 目 用 意,反 而 恶 语 相
骂。尹大目长哭而别,说:“世 事 败 矣,善 自 努 力。”明 为 文 钦 而 哭,实 为 自 己 落 泪。他的缓兵计已成泡影,他的忠君梦已告破灭,能不垂泪?
还有一个例子,也相当有意味。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兄弟逮捕太常夏侯玄,欲治死罪,派钟毓审问。夏侯玄 为 一 代 名 士,不 屈 淫 威。这 让钟毓十分难堪。而夏侯玄亦知钟毓乃奉命而为,故曰:“卿便为我作。”意思即为:需何口供,你随便编 好 了! 钟 毓“夜 为 作辞,令 与 事 相 符,流 涕 以 示 玄;玄 视,颔之 而已”。钟毓身为九 卿 令 史,编 供 拟 罪,是 极 违 心 矫 情 的。流 涕 者,证 明 他还 知 羞 知愧。当然,他对夏侯玄是又同情、又敬畏。
经过两汉的尊儒,则魏、晋之际士大夫早做厌了“兼济天 下”的 美 梦,在 一 种 肃杀的党争中,他们更渴求“独善其身”。曹植所谓“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是一种艺术式的概括。总之,那时的人,发而为文,吟 而 为 诗,多 不 讳 言 创 痛。因 而,我 们可以领悟:自泣自诉来自主体意识,或个人主义、或生存自觉的勃生。在这儿,哭不再是懦弱的表现;自艾自怨后,是自醒自励。
三、哭泣,友情回声
谢鲲哭卫玠,感动路人;张翰哭顾荣,垂泪鼓琴;刘惔哭王濛,伤悲恸绝;王珣哭谢安,不计前嫌……这都见载《世说》。泪为知己者洒,可谓无疑。
关于诸葛亮哭刘备,毕竟有君臣之限,故算不得“友”。但 诸 葛 亮 哭 杨 颙,三 日垂泣却是难得的理解与痛悼,杨颙为丞相主簿,与诸葛亮交谊有年。每见诸葛亮事无巨细、必以躬亲,他心里便生怜惜。一次,诸葛亮亲 自 校 核 簿 书,十 分 劳 累,杨 颙直入而谏,说:“为治有礼,上下不可相侵。坐而论道,谓 之 王 公;作 而 行 之,谓 之 士大夫。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诸葛亮闻言,察觉自己揽事太琐碎,于是躬身相谢。杨颙在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去 世,诸 葛 哭 之,伤 怀 少一诤友。就连挥泪斩马谡,谁又能排斥友情成份?
最让后人传为美谈的,还是廖立哭诸葛亮。廖立,在刘备领荆州牧时即追随左右,年不满30便为长沙太守。其时,被诸葛亮誉为“楚之良才”(与 庞 统 并 称)。入蜀,为巴郡太守。后主即位,为长水校尉。廖立过于自负,常谓才在诸葛亮之下,可以为诸葛为二。由此,获诽谤之罪,被诸葛亮废为庶民,徙汶山郡。廖立在汶山,安心率妻子农耕,不 再 有 牢 骚。及闻 诸 葛 亮 卒,廖 立 痛 哭 而 浩 叹:“吾 终 为 左 衽 矣!”
后,终于贬所,妻、子还蜀。廖立之泣,固然有命运之叹,但他不以招贬而生恨,足见他的坦荡和诸葛亮的仁德。与廖立遭际相近的,还有李平(严)。因 为 在 诸 葛 亮进攻祁山时,李平督 粮 不 力,且 又 委 过他 人,被 诸 葛 亮 废 为 庶 民。诸 葛 亮 卒,李 平 哀之,一恸而亡。这又是一个极端性的伤心故事!
吕岱哭徐源,则是另一佳话。吕岱,为东吴老 臣,“君 子 叹 其 德,小 人 悦 其 美”,是一有口皆碑的人物。徐源,吴郡人,少年才俊,一时人望。吕岱知其可成,赐其巾,荐拔为官,至侍御史。徐源性忠壮,好直言,吕岱每有得失,辄加谏争。有时,还在公开场合,论析吕岱之非。有人告之吕岱,吕岱叹曰:“此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徐源死,吕哭之甚哀,曰:“徐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
五伦重友。友情之深浅浓淡,因人而 异。最 好 的 朋 友,为 知 己。“士 为 知 己 者死”,是友情的最高代价。魏、晋人中经丧乱,但友于人之心 不 减,这 让 千 载之 后 的友情虚无主义者赧颜!
一滴泪,其价逾珠!

四、冒死抚哭与人格尊严
我深知本文例举的偏执性。虽然逗引人垂泪的因 由 多 多,但 本 文 择 例 多 与 生离死别相关,这无疑会让人漠视哭泣的多样性现实。
不极端化不 能 迫 近 真 理 吗? 或 者,只 有 对 死 亡 的 思 索 才 能 让 人 暂 忘 媚 俗 的功利?
问题的另一面是,当哭泣者为他人的死亡禁不住涕泣时,他有时会将自己置之死亡的边缘。无怪鲁迅要慨叹中国绝少抚哭叛徒的吊客。
少,愈见可贵。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九月,辽东太守公孙康 计 斩 袁 尚、袁 熙 兄 弟,传首 曹操大营。曹操悬尚、熙 之首于马 市,并 号 令 三 军:“敢 有 哭 之 者,斩!”岂 知,号 令 一出,竟有一人设祭头下,长哭而拜。原来此人是袁绍旧部而 现 任 军 谋 掾、护 乌 丸 校尉的牵招。知杀身之祸而不避,这让曹操也刮目相看。“义 之,举 为 茂 才”,算 牵 招因祸得福。后来,牵招做到雁门太守,对于安定魏国北部边疆,功高一世。明帝时,赐爵关内侯。牵招的哭祭,可谓冒死不恤。
建安十三年八月,孔融被曹操诛杀,祸连妻 子。在 郗 虑 与 路 粹 的 揭 发 材 料 里,大都是孔融为北海太守时的旧帐。所谓“谤讪朝廷”,所谓“大逆不道”,皆书生之自由主义也! 孔融身为太守大夫,乃天下人望;及死,许都一片叹息,但谁又敢为他一哭? 此时,偏又出了一个不识时务的人,抚尸而号:“文 举 舍 我 死,吾 何 用 生 为!”这人,就是中大夫脂 习。脂 习 早 知 孔 融 刚 直 太 过,也 早 加 劝 诫,只 是 孔 融 不 听 而 已。
这次,曹操恼怒了。一声令下,脂习被投入牢狱。又是 曹 操 的 宽 大 为 怀,脂 习遇 赦生还。
不准哭,不准哭某些人。往往都有政治强力干预人生的背景。敢哭者,既是舍得一身剐的人,又是能够藐视权威的人。容人一哭,则折射了政治宽容。
历史又期待了一段岁月,已是魏元帝景元元年(实为高贵乡公甘露五年)五月。高贵乡公不甘受司马昭摆布,说了句后人熟知的历史名言“司马昭之 心,路 人 所 知也”,就准备先下手为强。事泄被杀,尚书王经同难。
皇帝被杀,这还了得! 真是举朝震动。司马 昭,虽 为 弑 君 的 策 划 者,也 没 有 想到事态竟一下子严重到无法自辩。“大惊,自投于地”,是这位“相国”、“晋公”的 本能反应。虽如此,群臣仍不敢显露忧戚。
终有不怕死的臣子在这个呼唤节烈的时刻表现了节烈:太傅司马孚,闻变 奔 入 皇 宫,“枕 帝 股 而 哭,甚 哀”,且 自 责:“杀 陛下 者,臣 之罪也!”
尚书左仆射陈泰,闻司马昭之召,故意不至。及至,伏帝尸而哭,这让司马昭也要随他而泣。司马昭问:“卿何以处我?”陈泰答:“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
如果说司马孚为尊长(后详),陈泰为重臣,在司马昭面前大哭曹魏小皇帝还算有些来头,那么向雄哭王经,及后来再哭钟会,应视为大义 凛 然 之 举。当 高 贵 乡 公举事之前,曾与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相商。王经认为此举准备不周,宜再重审。但高贵乡公年轻气盛,定要发动。王沈、王业当了告密者,事后皆高升;王经因忠君被杀。故吏向雄,闻王经被诛,亲往刑场哭吊,“哀 动 一 市”,要 说 王、向关系,也只是太守与主簿的上下级关系而已。王经被罪,部下是可以“划清界限”或 “反戈一击”的。但向雄在他的时代,还没进化到后世的聪明。4年之后,为魏元帝咸熙元年(公元264年),钟会入蜀而叛,被诛杀于乱军之中,又是 这位 向雄 收 钟会尸而哭吊之。这一次,引起司马昭的极大反感。昭责雄曰:“往者王经之死,卿哭于东市我不问也,钟会躬为叛逆,又辄收葬,若复相容,当 如 王 法 何?”向雄 的 回 答,也很正大:“王诛既如,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 阙。法 立 于 上,教 弘 于 下,以 此训物,不亦可乎!”
淫威面对义理,也要退却。人们在称许向雄人格坚刚之时,当然也能引发一种历史宽容,臭名昭彰如司马昭者,似乎还容许人们自然地伸舒悲喜呀!

五、泪水净化故国之思
上文言及司马孚哭高贵乡公事,对司马孚 言,此 非 孤 例。司马 孚 的 特 殊 行 为,也许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关。他与宣王司马懿为同胞兄弟(孚兄弟八人,皆以“达”字行,孚居三),故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皆执礼甚恭。更 关键 的,是 他 的 人 品 正 直,尤其对曹魏故主的情思真挚绵长。这就让他表现出卓然气度。请看他一以贯之的行为定势: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春正月,魏王曹操 薨。太 子 曹 丕 号 哭 不 已。时 任 中 庶子的司马孚谏止其哭道:“君王晏驾,天下恃殿下为命,当上为宗庙,下为万国,奈何效匹夫孝也!”
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公元254年)九月,大将军司马 师 废 魏 帝 邵 陵厉 公。帝 出宫,“群臣送数十人,司马孚悲不自胜,余多流涕”。
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魏帝禅位于晋,元帝出宫,舍金墉城,官至太傅的司马孚亲临拜辞,“执帝手,流涕歔欷不自胜地”,并自誓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
司马炎是司马孚的孙辈。司马炎上台,加封 司马 孚 为 安 平 王。让 历 史 不 能 忘却的是,当司马孚在泰始八年(公元272年)、以93岁高龄去世时,其遗令却这么写着:“有魏贞士河内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衣以时服,敛以素棺。”
司马孚一生数哭,皆发乎故国之思。身为司马 氏 一 员,而 不预 废 立 之 谋,难上之难也。
还有一个泪不轻弹的人,叫范粲,官至魏国太傅中郎。在邵陵厉公曹芳被废之时,独独范粲穿着素服,拜送至金墉城,一路号泣,哀 动 左 右。从这一 年 起,他 便 称疾不出,佯狂不言,寝于所乘之车,足不履地;凡36年,直 至 年84病 故,一 哭 而 恸,乃至终生守志,岂变节叛主者可以理解!
哭有什么用? 真难确说。泪再多,既不能润物,又不可行舟,落地无声,不惊蝼蚁,好让人伤感啊!
从历史的烟波走来,我毕竟在这珠圆玉润的反射 里 窥 见 了 人 格 的 惶 惶。泪 是你的。人格也是你的。就看你敢不敢用自己的泪滋润自己的人格。魏、晋之际,上上下下似乎都还保有 一 份 天 真。“风 骨”云 云,不 就 是 一 丝 浩 然 之 气、一 束 丈 夫 之情吗?
让人哭个痛快,是政治明智。敢于哭个痛快,是人格尊严。
说“敢有哭者杀无赦”,大话耳。曹操、司马昭们的 可 爱 是 吓 住 了 胆 小 鬼、而 又
现了男子汉。如果政治强力真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走一人”,相 信“魏 晋 风早已灰飞烟灭。所以,在简单罗列了魏晋人的哭泣后,我感到有必要补充一言:
格属于你一个人,也属于社会;此消彼长的人格较量从来都是时代历史的产物。
附言:文中之例,皆出《三国志》、《晋书》,稍翻即见,故不一一注明而增琐屑也。
1997年5月8日稿
(刊《东方文化》1992年第5期)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28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23 08:44 

怀念“流失的国土”

我不能讳言自己的后知后觉与麻木不仁。直到阅读了金辉先生的《西藏墨脱的诱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和李尚坚先生的《喜玛拉雅山寻觅》(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我才较为清晰地知道,1962年的中印边境之战“胜利”结束了三四十年后,中国竟还有96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在不声不响、不尴不尬中沦入印度军队的占领之下。
我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嘲弄。
上述两部书,皆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金书获“第六届解放军文艺奖”,李书被辑入“中国边疆探察丛书”畅行海内。基于正常信息的正常传播,我以为在跨世纪与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或许可以聆听到中国人对这两部书的反映,以及对归属于“西部”的那片沦丧国土的惊叹。但是,沉默之霜,遍被华夏。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理喻中国官方与民方的超然、冷漠、镇定及大度……
最不能明状的悲哀,是我无所诉求,无所谴责。国土沦丧,“国”无反应,连时代神经系统的舆论传媒,也不见一丝震颤。
兴亡谁家事?得失浑不知!
静下心来,重翻这两部读了多少遍的书,越发感谢金辉(解放军军旅作家)与李尚坚(边疆史学者)用他们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亲身经历铸成了石破天惊的作品,让有限的、极有限的中国人从一个民间的、远不权威的的侧面,获得了国土沦丧的“知情权”。
我以为,事关国土得失,领土完整,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向中国民众保密。
事实是,中国民众以中印边境的领土沦丧并不知情。以官方批准的、公开发行的各种中国地图为例,一律用一条“已定”的国界线宣示着虚拟化的控制。
真相时时嘲笑地图: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的东、中、西三个部位,都跨越那条“已定”的国界北侵100公里左右。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领土上,驻扎着印度的20万大军!与这支越位的军队相比,中国的边防部队在人数、地面火力、空军支持上都大大弱于对方。潜在的趋势必然是:我若苟且隐忍,人必得寸进尺。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96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是在二战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印度人单方面侵占的。金辉书中惊呼:“96000平方公里的国土——等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等于三个台湾、六个北京市——相当于一个匈牙利、两个丹麦、三个比利时,相当于六个科威特,相当于十个英阿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相当于二十个日俄吵得不可开交的北方四岛。96000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这是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的最大的一片土地——那是中国版图的一百零一分之一。”
这领土是中国的,它是西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在唐朝与中央王权缔结盟好,在元朝并入中国版图,清初一度被准噶尔吞并,但在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政府三路大军齐发,终于将16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永久性地并入中国的版图。西藏再一次遭遇蚕食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殖民了印度次大陆的英国人觊觎中国西藏,屡屡派人深入西藏搞特务性勘测丈量,并抛出了单方面疆界线“麦克马洪线”。但西藏地方政府、清政府、甚至那位急于当皇帝的袁世凯的民国政府,一直都没有承认英国人的强加。
二战后,独立了的印度,却越过“麦克马洪线”,变本加厉侵占中国领土。1962年10月20日打响的中印边界反击战,中国军队全线获胜。胜利之师,也是仁义之师,给俘虏包扎伤口,修好所缴获的车辆,汽车加满油,武器擦干净,一件不留地归还印度。当将3968名俘虏送回去时,中国军队从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又后撤20公里,以期在中印两军之间建一道40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先维持和平,再商谈边界纠纷。但印度人不领情,你退20公里,我进20公里,结果是中国军队的实际控制线在“胜利”之后反而大大后撤了。历史的僵局,以中国领土的不完整形态维持着。1991年12月16日,李鹏总理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曰:两国领导人重申,将通过友好协商早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办法。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保持实际控制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美国《纽约时报》称:这次访问使印度获得的东西将大大超过中国。
印度舆论则普遍认为:中国方面终于面对和承认了中印边界的现实,而且说这是印度的“不战而胜”。
此时,中国的官方舆论无任何成败、得失之评述。
人民大众因不知情、或受宣传纪律、言论口径之限而沉默。十亿人沉默,有人视为正常。
12年过去了。“早日”的“友好协商”不知下文。
白发可以染黑,青春不能永驻,今天变成昨天,现实变成历史,待到流血的伤口结成坚硬的伤疤,我们能否心安理得地说:伤已愈,痛已止,何必提,前世事!
在向“早日”靠近的日日夜夜里,印度人对已占的中国领土充分地“印度化”。原本生活着20多万中国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的中国领土上,印度人已经移民繁衍700万人!
上述资料均引自金辉作品。为了让没读过此书的同胞感性地认识这片国土,请允许我再引用一些该书的资料。
这里,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故乡;
这里的森林资源,占西藏总量的80%以上;
这里的水利资源,可以建成“世界上可以设想的最大水电站”;装机容量最低也可在5000万千瓦以上,是葛洲坝电站的17倍,比长江三峡大坝电站要大3倍,若按目前全国出电率平均水平计算,每年可发电2250亿千瓦,按每度5分钱计价,年创收即可达112.5亿元。仅此一项,西藏地方财政收入将提高129倍。而1995年的国家援藏总额为62.6亿元。
这里是西藏的西双版纳或“江南天堂”,其自然条件比宝岛台湾还好。台湾已经养活了2千万人,3倍于台湾的这片领土,足以养活6千万人!而现在的西藏高原,自然条件很差,养活2百万人已感困难。
21世纪,人类的生存空间日蹙一日,中国人还能继续默许有限的领土为人强占吗?李尚坚书中写道:“墨脱南面的大片领土,就这样没有枪声,没有炮火,在互赠礼物的氛围中被敌人侵占去了。这似乎是笑话,但绝不是笑话,而是确确实实的历史事件。”
但愿中国的当代人不要将“笑话”留给后代!
不同权力层次的人,将面对不同层次的考验。
96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考验中国执政党,考验中国领袖,考验中国政府,考验中国外交,考验中国的军力军心,考验中国舆论,考验中国的综合国力,考验中国人的家国观念,总之,考验中国在历史横断面上完成时代任务的能力。
一时的舆论控制,不能延续百年、千年。
而历史将考验一切权力者和他的奴仆。考验就是考验。它不是政治广告。它不是可以绕行的政治圆盘道。历史证明,中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接受巨大考验的。
有两个中国将军,让我肃然起敬。感谢金辉在书中用有限的文字,留下他们的音容。
一位是“死不瞑目”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将军。为了祖国安全,他的足迹遍于西藏的边防哨所。目睹国土削割,他常常双目泫然。在山南军分区,他深入连队视察,山路崎岖,他拽着马尾巴倒地牺牲。追怀这位爱国将军,人们称其牺牲处为“将军崖”。
另一位是“大声疾呼”的西藏军区参谋长毛海青将军。1991年6月16日,他在西藏国防线巡视,因“黑鹰”(直升飞机)坠毁而牺牲。牺牲前,他一直主张对印度占我领土不能等闲视之,不能再沉默。在成都家中,他接待金辉,一再叮咛:“中印边界问题一定要说,要宣传,要让全国人民知道,在全世界都喊响!”这是生命的最后陈述,这是一个中国将军的生命呐喊。
两位将军,用他们的言行显示,中国军队有希望,中国军队可堪大任。
丧权辱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老例。金辉书中说到的晚清四帝因丧失国土而不得立“神功圣德碑”事,颇警策意味,故照录于兹:
“清东陵和清代西陵,埋葬着清朝入关后九个皇帝(末代皇帝溥仪1967年死后葬入北京西郊八宝山公墓)。九座帝陵中,有五座在神路前方,立有‘神功圣德碑’,另外四座陵则无此碑。立功德碑的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前五帝,无碑的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后四帝。其分界线在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国难不已的鸦片战争。据说,清王朝有一项规矩:凡帝王有失国之尺地寸土者,不得立此碑。”
此虽无补于“事”,却责过于“史”,未尝不是一种励功诫过的手段。而对那四座无功德碑的荒陵,我曾经心生一份怆然:康熙与乾隆们做梦也想象不到一个强弓强马打天下的勇武家族,竟会衍生出一个又一个只顾恋个人权力,却不用这个权力巩固疆土的不肖儿孙!
或许,责怪那几位孱弱而年幼的帝王(道光除外)有失公允,因为晚清残局中说话算数的是那位垂帘听政的慈禧老佛爷。抓权抓到死,误国亦误到死,堂堂大清,毁在一个人手里,岂不悲哉!
尺地寸土,考验忠奸。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历史规矩。喜马拉雅山的雪峰之下,本该飘扬起中国国旗啊!这国旗,何时才能与雪峰相照?

2003年12月29日于紫电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29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24 11:57 

东 方 有 绿 林
———中国树文化演绎
田秉锷
两年前的那个春天,从编辑部的斗室里眺望绿意殆尽的十里长街,便向朋友浪言,要写一篇《树祭》,祭奠故乡古城的八千法国梧桐被一声号令而突告消亡。
《树祭》终于没写。意外地连缀了18万文字,名之为《树的东方情韵》。
东方的人,站在东方的大树下。绿风吹过,树不静,人何以静? 风从八面来,中国人谓之“八风”。“八风吹不倒东方树”,黄陵的古柏,孔庙的老桧,定林寺的银杏,还有阿里山的那株五千年红桧,手拉手,肩并肩,傲然为中华伟丈夫。
风,落荒而逃。树,立地生根。一 动 一静,都 是 无 言 之 教! 生 命 就 是 在 这 大 树
下站立起来的呀,所以,倚树而思,树在梦中,人在梦中……
1.永恒的家园
不论从人类历史进化,还是现实生存的角度衡量,“森林家园”的认识都是可以接受的。
人类生存,不可无树。
《韩非子•五蠹》曾经追溯:“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 众,人民不 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王天下”说得太满。一人构巢,众人效仿,普及了“家”,也 普 及 了 安 全。如 果依照西方人的进化论,人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而类人猿又是林间攀援能手和树上搭窝的行家,“有巢氏”之发明,实在是早有先例。但基本的事实不 可 否 认:树,是 人 类 的 生 存 依 托。正 如 《淮 南 子•说 林 训》所言:“榛巢者处林茂,安也。”
发明了房屋,竖起了篱笆,人不再巢居南枝;但 有 村 必 有 树,有 家 必 有 树,亦 成惯势。皇家园林,那是最阔气、最神圣的“森林家园”。清初的几位帝王,如康熙、雍正,不习居大内皇宫,而多居南苑、西苑,也许是出自恋草恋树的自然情结。官绅士子的私家园林,将“森林家园”再加美学剪裁,绿树环合,曲径通幽,其遗韵垂延至今不衰。疏 村 农 家,塘 边 柳,门前 槐,枣 树 石 榴 院内 栽 的 格 局,反 射 了遥 远 的 森 林记忆。

相反的例证是,毁了树,也便没了家。陕西省 榆 林 城 外,清 代 中 期 还 是 莽 莽 林海。榆林人砍树了! 林毁沙来,人对树无情,天(自然)对人也无义,于是,榆林城百年三迁。较近的例子是金沙江流域大肆伐木,山体裸露,泥 沙 涌 江,使长 江 的 携 沙量年达24亿吨,高出黄河8亿吨!
我们的家园不再安全!
2.一个哲学对象
树存在先于人存在,树存在构成人存在的依托。当 人 类 对 树 的 依 托 进 化 到 具备思维能力,树遂演变成一个沉静的哲学对象。在从生到死的生命流变中,人以树为参照系,自审升沉荣辱,终于沉淀了相关性、对比性思维。树给予人的生命暗示,构成人类智慧的一环。
庄子在他留给世 人 的 书里,有 许 多 因 树 而 发 的 感 慨,后 人 多 不 介 意。 姑 引 数语,以醒众识: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剪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庄子•人间世》)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庄子•山木》)
“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口。”
(《庄子•天运》)
“木与木相摩则燃……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庄子•外物》)
最有兴味的,是庄子由树因“材”而伐,及雁因“不材”被杀,提出应处“材与不材之间”的命题。这个“居间”的选择,对后世“一分为二”的哲学也有补充作用。由惠施的疑难(有大樗而不知用),庄子指出“大”与“小”的辩证关系;由曲辕栎社之木百围无用,庄子提出“散木”与“散人”的连带关系;由冥录、大椿的长寿,庄子又分析了 “大年”与“小年”的相对差异……
庄子以人的自然自在,体验了树的自然自在。在“自然”的“大场”中,人的思维永远畅行在双行道上。
绕树三匝,哲人有思。有心人不唯庄子!
当老子说:“十围之木始于把,百仞之台始于下”、“玉在 山 而 草 木 润,珠 生 渊 而岸不枯”、“木生虫,还相食;人生事,还相贼”时,他是个不 折 不 扣 的 智 者。尤 其,他看透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 弱,其 死 也 枯 槁。故 坚 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的玄机,这让后世多少迷惘者惭愧!
孔子赞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此话,“形而 上”的 意 味 很 淡,却 是 真 切的人树相感。
孟子倡“性善”,很少有人注意,这“性善”之说,原来也是由杞 柳 之 性 生 发 开 来的睿智!
真是不胜枚举呀!
万勿忘记的,是管仲的名言:“一年之计,莫 如 树 谷;十 年 之 计,莫 如 树 木;终 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这话后来缩略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由植物栽培到人才培养,这一 哲 学 飞 跃,形 成 了最有中国风采的历史奇观。所谓“教育为本”,所谓“百年大计”,盖发乎兹。
关于人才的正、负称谓,如栋梁之材、松柏之材、楷模之材、椒桂之材等,及樗栎之材、桑雍之材、枳荆之材、榛芜之材等,皆缘乎树。
有一个哲学的“元概念”,叫“本”(或“根”),是中国哲人绕树而思的核心。树有 “本”(根),故生,故长。由哲学意义的“本”(根)生发了万物万事。如《尚书•虞 夏书》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论”,及汉代以后历代帝王坚持的“农本论”,可以概言为中国政治哲学的两大支柱。
“寻根”之说,“莫忘本”之教,都是眼前的近例。
一个“本”,作为精神财富,可载千车万船而不尽。深入潜言,非短文之任也!
总之,树以自己的生命过程,屡屡给生活的 人 提 供 哲 学 启 示。荣 辱 生 死,尽 在树上;树是人的无言之师,终于它又异化为一碣无字碑。
3.智慧花,智慧果
将哲学命题“泛化”,树就是一个智慧命题。
中国人“读树”,很认真;日读日进,变为聪明。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观察比较,中国古人明白了环境造就树, 也造就人。“螳 螂 捕 蝉,黄 雀 在 后。”则 是 中 国 人 深 入 林 间 的 生 命 群 落 而 悟 到 的 机 遇与危机。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惊异于林间的复杂,又反思了人世的复杂。
“树倒猢狲散。”这是铁的自然定律,也是铁的社会定律。
“背靠大树好乘凉”与“背靠大树有柴烧”,都诱导孤独的人追 求 互 依 互 存。走出了孤独,同时也丢失了傲岸!
“树大招风”,让多少中国人适可而止啊!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则让中国人乐于享受福祉,又乐于承袭义务。
“铁树开花”,锤炼忍性;“枯木发芽”,酝酿希望;“松柏后凋”,勉 励 守 节;“桃 李争春”,更惜年华;“桑榆”落日,老人借以自励;“梧楸”早谢,才子自叹命薄;“椒”焚 “桂”折,仁人 怀 志;“柳”暗“花”明,征 夫 欢 颜;“移 花 接 木”,机 巧 之 心 生;“刨 根 问底”,求知之志坚……睹“象”而取“义”,见微而知著,中国人由林间小径,步入“东方智慧”的大原野。
孔子设教席于“杏坛”,即杏树之下;教学生,后世谓“树桃李”,因 而 有“桃 李 满天下”之喻。直觉里,中国人又将“人”当成“树”加以“栽培”了!
有一则故事载于《韩非子•五蠹》,国人多知,是为“守株待兔”。那宋国人的迂腐是不晓变通,而这则故事的哲学隐喻又总是被人们忽略。故事 中 有 三 个 矛 盾 方面:人、兔、树,二动一静。如果人追兔逃,树作 障碍物,或可发挥作用;当宋人守株而待时,那哲学格局已经是一动一静(人树合一,成静止态);失却动态的因素,便是一个消极因子。
宋国人是没有希望了,读这则故事的人则因这哲学启示而聪明!
树木天天向上长,人才意识“天天向上”吗?
树是自然之子,我们也是。伴着这最含蓄的教授,我们一天天长高长大!
中国人的大智慧还与一个大槐树下的美梦相关。故事见 唐 李 公 佐《南 柯 太 守传》。淳于棼一梦享尽30年繁华,这“相对论”的冷峻让多少热肠人淡泊名利啊!
4.国树与国魂
从“巢”中走下,中国先民便开始了钻燧取火,于是“燧 人 氏”出。钻 燧,基 本 的方法是以木钻钻木盘。木质软硬不同,帝王们据“礼”而定四季“改火”之 制。古 人所谓“日暮汉宫传蜡烛,香烟飞入五侯家”,即“改火”相燃的盛典。树 木 焚 身,烛 照了人类文明。鲁班出世,发明了各种木工用具,百树之危,自兹而甚。树被砍倒,为舟、为桥、为车、为轿、为塔、为楼、为各式各样的家具。
石器时代后,有一个“木器时代”。这时代,到 今 天 都 没 有 结 束。树 之 为 用,浸润了中国人自古垂今的日常生活。
有人探寻,哪种树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呢? 众说不一。选“国树”很难。
有人推崇桑树。农桑乃立国之本,“男耕女织”的“织”即 是 栽 桑、养 蚕、抽 丝 的必然。中国,被西方人称为“丝国”,一条“丝绸之路”横贯亚欧,谁 又 能 否 定? 桑 与桑文化的内核是“生 存”。黄帝 之 妻 嫘 祖 被 中 国 百 姓 尊 为 “蚕 神”,所 以 后 世 的“桑
林”,作为环境,充分女性化了! 纺织,也是女性事业。《诗经》之诗,多把桑树当“爱情树”表现。当皇帝们分 工 抓 农 业(搞“亲 耕”)时,皇 后 们 自 然 分 工 抓 蚕 桑(搞“亲桑”)。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种桑五十树”,一直是反复下达的官方指标。
有人推崇茶树。开 门七 件 事,“茶”为 其 一。茶 原 产 中 国。 发 现 了 茶 树,种 植
之,采掇之,揉制之,品茗之,终于普及为一种东方生活方式。汉代王褒写有《茶僮》一则,证明西汉饮茶已盛;唐人陆羽著有《茶经》,此后,续者蜂起,饮 茶 上 升 到 遵 经雅事。不论作药用,作解渴用,作待客用,作祭祀用,作 婚 嫁 用,茶 都 潜 移 默化 着 一种生活共势;何况,茶之外还有茶具、茶诗、茶歌、茶画的点缀!
桑也罢,茶也罢,别的树也罢,都是中国人栽培的,又反过来规范了中国人的生存。这一来一往,完成了从物质到精神、又从精神到 物 质 的 双 向飞 跃。由 此 显 见,中国人早已将他们的“天人合一”扩大为拥抱万物! 这生命性的体认,得之于树。

5.半是佳话,半是神化

树木崇拜,自古存在。夏、商、周三代,祭后土(土地神)而立“社”;立“社”则 植一树,称“社树”。“社树”,是社神的外在形象,故可谓社神的生命树。这崇拜,树为表,土为里。《淮南子•齐俗训》曰:“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论语•八 佾》则 谓“殷 人 以 柏”。 汉 兴,高 祖 刘 邦 立 社,植“枌 榆”(白榆);这是因为他生于沛县丰邑枌榆乡。以故乡树为社树,这算特例了。 社树之外,受中国人崇拜的树还有扶桑,那 是 太 阳 树、光 明 树;不 死 树,那 是 长寿木;桃树,可以杀鬼避邪。秦始皇、汉武帝都有封松之举,这助长了树木崇拜。“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有时,树木之变,被中国的五行家们赋予了神秘之喻。
草妖木妖,屡屡见诸正史的“五行志”。说起“五行”,金、木、水、火、土,“木”居其一。
“木”,“五行之始”,是董仲 舒 提 出 的。这不 是 他 一 人 的 主 张。《孔 子 家 语•五 帝》
云:“太皞配木。”太皞为五帝之首,故五帝从“木德”起。“五行”由“木”始,还 因 为:
“木居东方,而主春气”,“东方者,木农之本”,“木者,君 之 官 也。夫 木 者,农 也。农
者,民也。”(《春秋繁露》)这解释颇驳杂,以我之识:“木”,乃五行中唯一有生命的因素;以“木”为始,便有了运作的力点和杠杆。
“五行说”泛滥天下,有了种种树故事和树神话。倘若收集这类故事成一轶,百万言也容纳不下啊! 这是树文化中最有传奇色彩的成份!
“神话”,当然是人创造的,只是创造力变了形。未加变形的,是人的种树、爱树 “佳话”。黄陵古柏,5000多 岁 了,传 为黄帝 手 植;孔 庙 老 桧,近3000岁 了,传 为 孔子手植。晋祠周柏,传为周朝晋侯手植;庐山黄龙寺银杏,则是晋代高僧昙铣手植。
单从上举四树而论,植 树 者 便 有 帝 王、侯 柏、教 育 家、僧 人。 无 贵 无 贱,皆 好 树 也!
这是中国的树文化传统!
当我“以诗证史”的时候,发现杜甫、李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 、白居易、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舜钦、陆游、林逋……等诗人都 有 爱 树 载 树 佳 话 存 于 诗 词。较出名的,是晋代陶潜,以“五柳先生”自喻;唐代王维,其辋川山庄,还 留 着 他 的 手 植老杏。
行文至此,我感到树文化的佳话正在被中国当代 人 刷 新。唐锡 阳 教 授 和 他 的美国妻子马霞,倾力于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森林保护,为 此,马 霞以 身 殉 职。东北有一个林业工人马永顺,1933年开始伐木,一生伐树3.6万棵。退休后,他在妻子启发下认识到伐木是“造罪”,于是连年植树,将功补过。至今,马 永 顺 栽 树4万棵,林业局特立“马永顺碑”以记之。
神话写在天上,佳话写在地上。天地之间,生长着东方人、东方树。文化,禁绝了浮泛后,留下创造力和创造美。
(刊《东文化》1997年第4期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楼主]  [30楼]  作者:菜九段001  发表时间: 2015/04/27 12:40 

梦 寻 勺 圃
——对张伯英先生迟到六十周年的缅怀

在冬去春来之时,张伯英先生走了。
“勺圃”毁弃,田园荒芜,六十年春花秋月,连婴儿的记忆都已衰老,何况后知后觉们原本就没有记忆!
所幸,他在纸上、石上留下了铁划银钩的墨痕。高蹈于“碑”、“帖”之上的,是一位诗人、学者艺术版的遗嘱。
张伯英先生是徐州文化史上最后的“儒者”。“儒”家者流,曾是一个人群。他们集结于先秦,游文于六经,志在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而已。好景不长,遭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儒”的第一大劫难。汉朝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们“学而优则仕”,经历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两千年大幸福。
张伯英先生赶上了科举考试的末班车,登科中举,光耀门楣;可惜大清王朝的衰亡,中断了他的仕宦宏途。既无缘于庙堂,遂转蓬于江湖,发为文,发为诗,发为书,皆末技也。这叫“无心插柳”。而在张伯英先生心里,他最认同的角色,也许还是那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
“儒,柔也。”这是《说文》的权威阐释。
大抵为了遏制“伯英”这个名字的“英霸(伯)”之气,先生的谱名被定为“启让”,与“让”字呼应,先生的字选了“勺圃”二字。“让”字,最早见《尚书•尧典》:“允恭克让。”那是宏扬帝王之德的褒词。“勺圃”,直解为“一勺之圃”,真是小而又小的一方生存空间。
或许这就是“儒”的宿命。在一个封杀了“儒”的“后秦”时代,张伯英被禁锢了政治生命之后,大约只能“游于艺”了——这还是孔圣先师的教导;而遗憾在于,此时的“艺”,早已舍弃了“六艺”中礼、乐、射、御、教的必修科目,仅留一片“书”的方寸。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书家”鸣世,非张伯英先生素志也明。
榆 庄 远 眺
2004年春夏之交,为撰写《徐州历史文化丛书》的《徐州名人》卷,我请孙统义先生引领,初访张伯英先生的桑梓之地铜山县三堡镇榆庄村。绕庄有碧水如带,远眺有青山为屏,惊叹是一处风水宝地。
在先生的书法传人孙鸿啸老人的农家小院,听孙先生说张家旧事。鸡鸣犬吠之声,穿透百年岁月,从西南面的张家老宅传来,让我眩惑于“今”即是“昔”,“昔”即是“今”,在今昔迭印中,张伯英先生的青春岁月已经永远留在了榆庄。
清同治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871年9月8日),张伯英诞生于榆庄故宅。名讳伯英,谱名启让,字勺圃,一字少溥,成年后又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
榆庄还叫榆庄,但今日的榆庄人已不再是当日的榆庄人。低徊俯仰于绿杨烟霭之中,哪一片世纪的砖瓦,还能向我诉说张伯英先生的童稚与青春?
旧地重游,往往是新梦的点燃。在榆庄的楼堂瓦舍间穿行,我恍然于日月逆行……
明中叶嘉靖年间,浙江绍兴人张棋过江渡淮,看中了铜山县的好风水,遂定居于铜山吕梁。这位叫张棋的山阴人,就是张伯英的十二世祖,也即是徐州山阴张氏的始迁祖。
至张棋子应科,张家又移居徐州城。应科子张垣(又名垣崇),字曙三,明朝武举,以荐任河南归德通判(正六品)。明末动乱,以身殉国。
垣子胆,明崇祯癸酉(1633)武举,随父任归德营参将。父死难,率所部直击叛帅。入清,随豫亲王南征,授副总兵职。积功,疏题天津总兵,廷议会推开(封)归(德)提督总兵(从一品)。因受中伤,毅然辞军职,回徐州养亲。后诰授骠骑将军。张胆的人生亮点是义修荆山桥。该桥全部巨石券砌,长362丈5尺,顶宽1丈9尺,共40余孔,耗银26800两,历时两年始成。湖流巨浸,七省孔道,因此桥而成坦途。
胆六子,其中五个儿子身膺重任。其次子道瑞,即张伯英八世祖。道瑞,字履贞,武进士出身,仕至福山游击,署徐州副总兵。
道瑞孙朝锦,字霞抒,恩岁贡生,官上元(江宁)训导。在他未做官前,曾拜了张伯行为师修程朱之学,且以仁义称著。某年岁饥,他出粟数千斛(一斛五斗,约百斤),救济贫乏。可惜,朝锦英年早逝,未能有大功于社稷。
朝锦子随,字子正。因父早殁,随事母极孝。其母石氏,为徐州知州石杰(浙江桐乡人,进士,于乾隆二年出任是职)之女。每当母怒,张随总是长跪自责,直到母亲气消怒解。
随子省斋,字鲁门,以附生议叙盐运知事,积军功,加州同衔,世人咸称清毅先生。清毅先生出仕时,捻军之乱方炽,他练丁壮,组民军,筑圩寨,建社仓,堵御捻乱,有功地方,逝后祀于徐州乡贤祠。这位清毅先生即是张伯英先生的曾祖父。
省斋之子达,字卓堂,为张伯英先生祖父。张达不到十岁,“七经皆成诵”,“为文援笔立就,嗜今隶书,得颜平原遗意”。成年,张达奋身军旅,亦未尝一日废书。他曾经表白:“学当识其大者,非第沾沾腥腐之文为科目地,而世之少自异者,又耗心力于考证,纤琐以为博,支离以为新;其于身世之大,所以自治治人者,反在所略,是相率出于无用也。”忆及这么一位能文、能武、能修身、能治世的书法家祖父,后人自可从“家教”方面探知张伯英成才的必然性。
张伯英先生之父名仁广,字溥原,以“通判”衔,分职东河,前后治河三十年,调钱发物,一尘不染,“未尝乞贵人”,亦“不假人一钱”。入民国,遂不复仕,“读书作字”,终老乡里。
此时此刻,榆庄静悄悄,榆庄平淡淡。谁知道,隔着岁月,这儿也曾经藏龙卧虎!
生活过,就是生命;存在过,就是永恒。如果你认为追怀是虚幻的,那么榆庄内的老宅以及榆庄村西的老林,则早已先于我的追怀而将一切尘封。我相信,历史一定是以历史的自信储存记忆的。今天,这记忆只是有选择的复活了一小部分,仅此一丝亮光,已经再现了绝代风流的奇异。
同治十年辛未,吉羊之岁,七月炎夏,那份酷热与酷热中的葱绿,一定依如今世。在这个不缺水草的月份,一个羊命的婴儿降生。无须看“八字”,溥原公与陈夫人便对长子的降生抱了极度的乐观。
这一年,卓堂公亦晚年得子。张伯英一出世,就有了一个同庚同运的小叔叔,这就是张从仁(云生)。张从仁的不幸是,出生不久,生母去世;而他的幸运则是,大嫂刚生了侄子,一乳哺二婴,叔侄有如双胞胎一样,得到了最温馨、最公平的呵护。
诗礼之家,经书启蒙,张伯英与张从仁从牙牙学语开始,就被一种浓浓的书香与淡淡的槐香吸引着,步入了耕读互济的人生设计。
张伯英诞生后,又有三个弟弟相继出生,他们分别是铭让(仲警)、猷让(叔庚)、循让(季遵)。这个家庭,祖父与父亲出仕在外,祖母金太夫人卧病,四个姑姑待字闺中,故全家上下,只有伯英之母陈夫人主政。遥想当年,她才是个二、三十岁的女子,却自觉以《朱子家训》为参照,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自奉俭约,法肃辞严。张家虽佃田百亩,不愁吃穿,谁若抛洒一粒粮食,她都要立予训斥。待儿子们依次进到私塾读书,除完成老师布置的课业外,她还要日日耳提面命,进行忠、孝、勤、俭的教育。“母教”,是张伯英兄弟的人生启蒙。
清光绪元年(1875)乙亥,张伯英五岁,与其叔父张从仁入村塾读书。两个五岁的娃娃走入课堂,书包里除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及《论语》等课本外,还有一方沉甸甸的石砚。这方石砚是张伯英祖母金太夫人的奁中之物。秘藏多年,终于等到了幼子、长孙双双入学的吉祥时光。砚为钟式,背镌梅花鹿、灵芝草及万字,暗寓“福”、“禄”、“寿”三愿。这方砚,由张伯英叔侄二人共用,陪他们走过了十年寒窗、两度科考,一直到1938年日寇占领徐州,家中文稿荡然无存,此砚仍在榆庄家中幸留。后人解读金太夫人赠砚的爱心与苦心,或许是人生宿命早已规范了张伯英这个书法巨擘的沉浮行藏。
村塾学童的生活,无趣而漫长。所幸,张伯英读书成瘾,写字有癖,到十岁时,他临写颜鲁公《勤礼碑》已经有模有样。春节将临,他随父亲溥原公去从叔幼卿先生家中拜会,适见幼卿先生正在书写春帖。初生牛犊不怕虎,伯英遂效其笔势,一挥而成,点划成阵。两位长者(其实才年届而立)亦颔首称许。
清光绪九年(1883),张伯英十三岁。七年多的寒窗苦读,他已经将四书五经吟诵如流。这一年,宿儒王蕴山担任了他的经史导师。在学识拓展的同时,他的书法功力亦日渐深厚。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伯英随母亲去外祖父家省亲,在外叔祖陈逊斋先生处,他意外获赠了《清河书画坊》一书以及明代书法名家王铎书法屏条一幅。一书一屏,让张伯英展玩不厌。小小年纪,他已经明白:艺无止境,天外有天。从此,他练习书法更加刻苦而自觉。
清光绪十一年(1885),张伯英十五岁,已经是一位英俊少年。而在他的村塾中,又来了一老三少四个人。老者是他的新老师徐忠清(葵南)先生,少者则是徐先生的长子、次子和幼子。徐先生的幼子即张伯英的终生挚友、此时年仅五龄的同窗伙伴徐树铮(又铮)。师生相识,徐先生即以徐州府学山长刘慈民先生的《偶句集古》相赠。
徐葵南先生家于徐州城南四十里萧铜交界处的醴泉村,为徐州宿儒,多年来均以教馆受聘于徐州城乡。溥原先生延徐葵南先生入塾为师,既考量到儿子的学业渐广,又考量了葵南先生的学海渊深,所以才作了这个影响张伯英一生一世的决定。
榆庄村塾最后两年的攻读,让张伯英完成了道德文章的飞跃,也让童稚而又聪慧的徐树铮深深地记住这位异姓兄长……
在这一时期,因徐奎南先生还在徐州守备李秀岭的家馆任教,张从仁、张伯英叔侄亦曾在李家附读,遂与李秀岭之子李辅中相识。
而当我与孙统义先生徘徊曲径的时候,榆庄的新篁新柳早已漠然于昨天的霜风。我有一种迟来的失落与怨悔。其实,前人是没有耐心等待后人的。
彭 城 追 忆
回徐州不久,我就完成了张伯英小传的初稿。即便在定稿付印之后,我仍然遗憾于不能勾勒出张伯英在徐州生活的动态画面。
主航道云帆高挂,六十年中流放舟,谁还会注意小河湾里的风景?只要你想刻意回避,你就能修养成只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甚至不见泰山的本领。
浏览中国二十世纪的“书法”艺术史,张伯英无疑是一座被人故意漠视的峰峦。这是一套思想的魔术。灯光一闪,大幕一开,山岭消失了。于是,有人快意于创造了一种随心所欲的历史。
当我续上思念,准备在云龙山麓遥想张伯英的青春神韵时,一砖一瓦的物证都没有找到。云龙山还在,云龙书院消失了。而后人出之旅游、或纪念目的而垒起的墙垣,压根儿就与当年的精舍讲堂沾不上一点儿边际。
清光绪十三年(1887),张伯英十七岁。告别榆庄村塾,步入徐州府学的殿堂。在云龙讲舍里,由江南鸿儒冯煦(蒿庵)先生主讲经纶;在云龙明伦堂,由地方硕学王鹤琴主持会课。一时间,徐州青年才俊如祁世倬(汉云)、陈弢素(璞完)、王学渊(惺三)等,咸聚云龙书院。明师指点,挚友砥砺,张伯英漫步于九曲云龙山头,感受了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超越。这一年,祖父卓堂公将珍藏大半生的万寿祺(年少)《遯渚倡和集册》交给张伯英保管,以示寄托。次年,张伯英随祖父游历金陵,得书法名家包世臣所著《安吴论书》、《艺舟双辑》诸书,受其影响,此后习书每以北碑为宗。回徐州后,勤习《龙门二十品》及《张玄墓志》,故其书法结体谨严,骨力雄健,每为蒿庵师称道,许为后起之秀者。
清光绪十五年(1889),张伯英年十九。是冬,迎娶夫人崔右铭(敬宜)。夫人与先生同庚,乃铜山缙绅崔弼均之女,能诗善画,且精于装治碑刻拓本。婚后,相继得长子寿慈、长女慈慧、次子恺慈。为家庭生活计,张伯英始于徐州城内设馆授业。从以人为师,到做人师表;从为人子,到为人父;张伯英在二十岁左右就完全走向了人格独立和思虑成熟。
大清王朝气数将尽,而张伯英似乎还不能忘怀于登科进仕。一边授徒,一边自修,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伯英二十七岁,终于考中了丁酉科拔贡,依例,出任直隶州州判。
前路一派光明,张伯英踏上学而优则仕的康庄大道。乐极生悲的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崔夫人因上一年生育次女慈勤而染病不治,竟在她三十一岁时撒手人寰。张伯英痛失爱妻,作《崔敬宜传》以寄哀情。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诏补并行庚子、辛丑恩科,张伯英赴金陵应顺天乡试,与其叔云生同科中举。发榜之前,有乌鸦在榆庄村的树上大声鸣叫。闻其声,张宅上下皆惊,以为不祥。独陈夫人大声说:“乌鸦乌鸦来报喜,一科两个举。”不几日,信差报捷,叔侄同登,传于乡里,蔚为佳话。为了以示区别,乡人称张从仁为“老举人”,称张伯英为“小举人”。
京 华 相 思
妻子去世后,张伯英度过了四年孤寂的岁月。光绪三十一年(1905),续娶夫人段端书。段夫人出萧县望族。婚后,相继得三女慈祺、四女慈融、五女慈荃、三子宇慈。
远方的呼唤传来,张伯英应时而动,跨出徐州城门,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先是随时任广东雷阳道台的萧县段书云(少沧)先生赴广东襄理文牍,并兼任其家馆教职,后出任广东学务公所课长。旋北归,先后任安徽省视学、津浦铁路南段总局文案,并入南京高等学堂研治新学。宣统二年(1910),张伯英当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前的南京,文人荟萃,墨客云集,早已中了探花、曾任安徽巡抚的冯煦先生此时以苏浙皖三省“查赈大臣”的名义驻节南京,张伯英重游师门,相与论诗衡文,兼及金石书画,眼界更高,腕力更强,善书之名,闻于金陵。宣统三年(1911),辛亥军兴,张伯英设馆于南京下关,与徐树铮同寓。经徐氏引荐,入第一军任秘书。
在新旧交替之际,张伯英以他“不惑”之智,一步跨入民国时代。徐树铮的引荐至关重要,但张伯英四十多年的学养积累和人生历练毕竟是他成功的关键。
此后的路,比较顺畅。民国元年(1912)四月,张伯英由南京转赴北平,出任民国政府陆军部编纂,次年,改任陆军部秘书。民国四年(1915),兼任徐树铮所办北平正志学校教习,教授国学及书法。民国五年(1916),出任民国政府国务院秘书,兼陆军部秘书。民国六年(1917)获准拓印故宫所藏《三希堂帖》及《快雪堂法书》,并作校勘。触摸皇家珍存秘藏,让张伯英深受启迪,从此,他告别了残存的那点江湖情结,而获得了纵贯古今的庙堂气度。
民国七年(1918)一月二十八日(丁巳年腊十六日),张伯英于隆福寺书肆购得宋拓弘文馆本王羲之“十七帖”。带回寓所,与溥原公鉴赏。千古名帖,父子同阅,欣欣之意,不能自已。溥原公特作阅帖赞,命先生书于“十七帖”后。自兹,张伯英遂以“小来禽馆”名其书斋,并特制“铜山张氏小来禽馆”印,钤于是帖之卷首。这一年,张伯英出任国务院秘书厅帮办。次年,因病请辞帮办职及陆军部秘书职,仍以“参议上行走”,留厅视事。民国九年,溥原公去世;民国十二年,陈夫人去世。张伯英葬先人于榆庄西二里之王桥西、塔山之前。张伯英请挚友、光绪解元、京师大学堂教授、正志中学教务长姚永概为父亲撰述墓志铭。这则墓志铭借张从仁之口,说出了对张伯英兄弟的评价:“吾兄诸子,伯英得其学,铭让得其勤,猷让得其慎,循让得其淡。至于志行坚卓,兄所独也。”
治丧毕,张伯英在徐州居数月,会亲访友、诗歌唱和之外,还搜集了十余方汉画像石,并得拓片数幅。无意之间,张伯英成了徐州汉画像石的首位收藏家与研究者。这一时期他收藏的汉画像石,在共和国建立后由其次子恺慈(孝遐、晓霞)全部捐赠国家,成为日后建成的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最初的珍藏,。
民国十三年(1924),张伯英五十四岁。年初开始,他将自民国十一年夏天手录所藏的北魏墓志一百零九篇装订成册。过录全用正楷,深得北碑神韵;因意在存文,故既有文史价值,又可以窥见张伯英小楷功力。
同年,张伯英就任民国临时执政府秘书,这一年,一位日本人委托中介,欲以二万大洋购买先生所藏“十七帖”馆本。先生执于善本国宝不可流于外人之手而拒之。
秘书长。虽政务繁巨,但稍有闲暇,先生即投身碑帖研究。当年春,他喜获包世臣手稿四通,内有《十七帖疏证稿》。同时,他再次获准拓印《三希堂帖》数通,续为校勘。因恐善本流失,张伯英特将《十七帖》馆本转售教育部。入冬,北风萧杀,京华奇寒,从河北廊坊传来惊天噩耗,先生同窗挚友徐树铮将军被冯玉祥部下刺杀。
张伯英痛感政途险恶、国事难为,遂于民国十五年(1926)春天病辞临时政府各职。进京十五年,皆赁屋而居,五迁(东城报房胡同、大石作、慈慧殿、法通寺、东四十条)之后,他在好友张相文(蔚西)先生的帮助下,购得北京地安门外北官坊口十三号旧宅一所。因处明相李东阳(西涯)旧居李公桥之东,乃以“东涯老屋”命室名,自兹书法作品始有“东涯老人”之署。
彻底脱离了政坛,张伯英以一个独立文化人的身份,自励自强于北平这个文化之都。一心无牵挂,矢志于他的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又经二十多年磨砺,一个书法巨子得到了时代公认。
若从生活上看,张伯英的活动范围日渐狭小。北官坊口旧宅,坐北朝南,三进院,正厅三大间,三进正厅连接东西两厢,厅前一大院,院中花木扶疏。正厅窗明几净,为张伯英披览诗文、临池弄笔之所。苟无外出,他的一日劳作,均在此厅。会客,则多在前院西厅“汉画室”。再西的西侧房,是张氏家塾,儿孙辈读四书五经,均在此。
若从交谊上看,辞职后的张伯英基本上不再与政界、军界人物交往。过从甚密者,非诗人、文人、即书家、画家。定居北官坊口前后与之交往的文化人先后有林纾(琴南)、梁上栋、赵椿年(剑秋)、齐白石、姚永概(叔节)、华世奎(璧臣)、白坚(坚甫)、秦树声(幼衡)、傅增湘(叔和)诸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惺惺相惜,同命相怜,这有助于张伯英在集思广益的吸纳中酝酿时代英华。
2005年初春,我与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周传家先生从后海北街的恭王府绕行去鼓楼,过北官坊口,按图索骥,终于也未进得张伯英故居。事后我安慰自己:即便踏入先生故居,又有谁烹茶待客呢?北官坊口十三号将不断迎来它新的住户,但它的老房东已经塑造了北官坊口十三号永恒的品格;作为回报,这处旧宅亦将不息地复活思念。
值得思念的历史,永远有凡夫俗子难以企及的精彩。
这里应该有三十万字的铺排,才能再现张伯英先生七十九年的峥嵘。这里应该有八音交融的旋律,才能告慰张伯英先生厚德载物的寂寞。而我,却只能将思念剪碎,希冀它化成漫天的花雨……
张伯英先生是大智慧。
大智慧明于进退。徐树铮死,张伯英退,这是先生在用自己的余生酬报知己。新进者以为段政府前的学潮惨案促成张伯英辞职,误矣!
1937年,王克敏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三次登门邀约张伯英出山任职,张伯英不为高官厚禄所动。最后一次谈话闹到面红耳赤。王说:“你就是诸葛亮,我三顾茅庐也该出山了。”张答:“我没有诸葛亮之才,但我可以效仿诸葛亮之德。”
在日寇侵华的危急关头,张伯英支持长孙儒和参军御敌。此后儒和抗日负伤,立功疆场,兵退台岛,升任“中将”。由此反证,张伯英的暮年退养,并非人生绝望,在他的督责下,诸子诸孙皆激流勇进,各显风流。
大智慧明于使命。一人一个命,有醒有不醒。张伯英是醒者。他醒悟于生命的短促和使命的神圣,总能集中心力去完成独属他的宏图大业。有人把张伯英看成鬻书延命的书家,此乃大误。翻展六十二卷、一百四十万言的《黑龙江志稿》,我们才知道何谓“学问”、何谓“学问家”。就在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将中国东三省鲸吞的危急关头(1929—1932),张伯英为黑龙江编省志,爱国情怀,不言自明。
如有闲暇,我们还应该依次展阅《徐州续诗徵》、《东涯随笔》、《法帖提要》、《阅帖杂咏》、《庚子消夏录》、《小来禽馆诗稿》诸书。这是张伯英遗惠后人的精神财富。虽然“公产”公享,但是徐州人、徐州文化的幸运,并不在于坐享其成。要认识,要理解,此后才是真正的继承与发扬。《阅帖杂咏》是张伯英的诗体书论,论深论浅,自在人为,仅其韵语妙言,已让后生赧颜。“帖评近著徒纷繁,稍喜惜翁知本原。难与浅人为深语,妄云所作尽空言。”隔世重读,谁敢以“空言”相薄?
在思念的最表层,我惊叹张伯英“彭城书体”(伯英体)那熔铜铸鼎的沉著与雄浑。有人用“根植汉魏,化以苏黄,自成面目,不落窠臼”为评,得其仿佛。先生的入室弟子启功、孙方等人,继其志,传其艺,海内共仰,始知张派书法后继有人。
1949年1月14日(戊子年腊月十六日),张伯英病逝北平寓所。闻讯,齐白石老人于《阅帖杂咏》册后题诗致哀曰:“写作妙如神,前身有夙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
六十年一轮回,又到鼠年岁尾。迷雾渐消,霜月澄碧,冷静的季节,让我们对前世、对今生都有了冷静的理解。张伯英功德圆满,实现了他的人生设计。后来者何去何从,只有让后来者自我选择、自我修持。
2008年12月19日于益芳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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