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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此文
对田先生添了许多的好奇心 对其作品也充满了阅读的期待 更对菜先生的文字有了不少钦佩。 这样的好文发来四十港， 谢谢！ ※※※※※※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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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学识与心血！
佩服 ※※※※※※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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嘤 鸣 友 声 满 江 湖
——李鸿民《徐淮唱和集》序 己丑中秋，李公乐农先生之《徐淮唱和集》编竟成帙，嘱我校理并短章代序。桑梓之亲勿论，景行之敬长怀，受命若惊，秋夜观诵，诗情满纸，快意淋漓，吾于是深味先睹之乐。 《徐淮唱和集》略分四编，依次于“唱和编”辑录先生诗二十五首、诗友唱和三十二首，于“自吟编”辑录先生自咏六十九首、自撰联四幅，于“友声编”辑录诗友题赠之诗、词、联计三十五首，于“序跋编”辑录友人题撰及作者自撰之序、跋、短文计二十一则。或因虑及该书之主体文案多为附丽于徐州、淮安二市文化背景之诗情对话，故而先生有意拈出“徐淮唱和”四字为全帙作标识。如此命名，可谓准确而平实。 “唱和”之风，弥漫诗坛，自古垂今，不绝如缕。所谓俗人俗唱，雅人雅和，各扬其声而又发乎其情。《诗》云：“叔兮伯兮，唱予和汝。”而“唱和”之本质，则为“嘤其鸣也，求其友声”，君子周行，山呼海应也。唯因“唱和”常有，故诗坛多响应而诗人亦少孤寂。 巡行于《徐淮唱和集》的声律平台，一路探访，一路倾听，我触意于乐农先生无尊无卑的诗情派对，或询而答，或忆而慰，或留而别，或赠而谢，平等交往，和谐相处，君子之交，水乳互融。这让我油然萌生喊山应声、望海浮楼之神往。虽然乐农先生淡出宦境，仅以书家、文人之身份活动于社交空间，我仍然惊叹于先生所特有的亲和力、凝聚力和君子情怀。如此众多之诗友、文友、书友或茶友，以乐农先生为核心，抟聚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文群落，相聚则推心置腹，相别则魂牵梦绕，静而思之，又岂可归因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所为，即有所获；有所持，即有所交；此诚“以诗会友”之必然，亦复桃李成蹊之奇观。比于当今盛世之官场诸公、宦海政要，或位尊而凌贱，或道衰而退贤，台上一呼百诺，台下孤家寡人，不以为失，反以为得；乐农先生之洁帆溯流、优游江湖，其智慧与品格已进三舍。 退而言诗，乐农先生以及与之唱和者，多非专业诗人。彼之唱和，皆风生水起，月移影动，情之所至，自然生发，因而我不准备对《徐淮唱和集》作过分严格的诗学考量。这并非降格以求。若放大背景，环视域中，共和国一花甲，国学中辍，礼教式微，诗艺之道，久耽沉埋，诗继唐、宋者，国无一子，即能承续晚清、民国者，亦鲜有人。时下，虽诗社林立，诗刊星罗，而佳作美章，万不及一。故以诗艺衡其成者，传承尚且无脉，胜蓝何曾有望？所幸者，政治强力可以腰斩传统，而无计禁锢人心，勃勃诗情终在国学热之烘照下，焕然为人民大众之自诉与相呼。人在即“人情”在，“人情”在即“诗情”在，“诗情”在即“诗艺”重光有日也。作为文化个案，《徐淮唱和集》的刊布，对于光大中华诗艺而言自有其一叶知春之启迪。 我收回目光，在《徐淮唱和集》的微观世界里徜徉，发现几乎每一组唱和或每一首题赠后，都掩映着一段遥遥相望、心心相印的故事。如“友声编”第一首诗，为王洪明“五绝”题赠：“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侠行。其人虽已邈，千载溢芳馨。”初吟，知礼赞二古人；细考，方悉此诗实属意于乐农先生。王洪明，淮安涟水人，淮安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1957年错划“右派”，备受磨难，壮岁无子，后唯依养女照料生计。“文革”结束，王氏冤案昭雪，回城任教，而养女却因农村户口而滞留乡下。多次上访，均无结果。乐农先生1984年出任淮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接王氏上访，当即批转市公安局局长，首列理由四条，复明确指示：“建议调查，如果属实，立即解决。”不日，养女户口迁城，王洪明赋诗相赠，又送与养女、外孙之全家福以作留念。考一诗之本末，竟是一家之命运、三代之感戴，何其真挚！何其凝重！ 又该编第二首祝尔康《送李鸿民返徐赴任》曰：“云龙三月花含笑，楚秀柳丝情茵茵。人山浩浩皆朋友，文海淼淼一知音。”诗中“知音”，自当为乐农先生。妙在诗后附言，点化人生际遇：“知遇之恩，无以相报，仅石子三枚，留君临池镇纸之用。三石为磊，愿君与文房四宝常相厮守。望笑纳。1991年3月。”询祝氏事，乐农先生曰：“祝先生乃淮阴市教育局干部，1957年打成‘极右’，劳改十余载，因档案失落而久久不能落实政策。1984年秋，叩门相访，闻之恻然，即嘱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员：‘找到证人，即是档案，何必死守条条框框！’祝先生旧案推翻，遂为淮阴市最后、最慢、亦是我接手后最快落实政策之右派。” 举此二例，已知与乐农先生唱和者，多为命运交响。或点水润枯，或隙光烛暗，不当其境，孰知知己之难觅！总之，唱有分量，和有功德，诗情、人望、政风、民心，尽在其中。 又“唱和编”载高鸣珂《赠李鸿民诗人》一章，原诗书于一处方笺上，后书作者姓名、年月及吟赠时年龄（八十八岁）。喜获赠诗，乐农先生当即和诗一首。念及二人从未谋面，云雁相寄，略嫌率意，遂泼墨挥毫，书成行草，裱为一轴，思以当面呈谢。因我见证此一过程，故先生约我同去高先生寓所。至，方知老人已入院养疾。转赴医院，见老人已重症昏迷。儿女们答应，老人一旦醒来，定让他先看看乐农先生的诗与书。不久，高老去世。我估量《和高鸣珂先生》一诗或是高老生命中最后之诗情回音。斯人已逝，和诗尚存，友声之应，又岂是职业、地位之异所阻绝！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中国诗人的唱和传统，上继国风而下开诗教；可以断言，只要诗意之酝酿在诗苑有花有蕊，苦吟之诗句，亦可以唱和之甘甜滋润诗心之荒寒。《徐淮唱和集》仅从一个侧面、一个瞬间表现了徐州与淮安两地诗人之间的理解与善缘。“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这已是世人耳熟能详的流水欢歌；如今，清清的泗水运河仍然将徐、淮二市上下维系，故人情之相濡、诗情之相染，又期乎必然也。 乐农先生从政已逾六十载，虽宦迹不出徐沛淮濆，然心忧苍生，情系家国之意，殷殷于怀，未曾稍释；年且八旬，诗情焕然，吾谓或“泛爱众而亲仁”者矣。为诗集序，并为先生寿。 2009年10月31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永 恒 的 江 湖 ——走近自由书画家周庆明 （周庆明画集序） 在周庆明先生学画四十年数后，他的第一个部画集悄然问世。 所有的从容与淡定，都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他无须拿自己的画去换取柴米油盐，亦无须借了画作去标榜身价。写字，作画，皆为生命中的闲逸之事——兴之所至，信手拈来，雪泥鸿爪，行云流水，事前决无适应谁、听命谁、服从谁、服务谁的先验设定；倘无那份闲情逸致，则冷落楮墨，横陈笔砚，经年累月亦无尺幅之稿。问庆明先生与书画之缘，彼笑曰：客串而已，票友而已，岂有他哉！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种活法，或近于潇洒！ 书、画这东西，亦如文字，在本质上均属“形而下”之粗活。自神其术、自炫其技、自昂其值的风习，还是近二十年的“丑人多作怪”。匠作者的主体因素之外，或与权力保镳、舆情误导、世风萎靡、民智蒙昧有关。而辩证法的冷峻在于：“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若明乎此，你自可在轻呷一盏香茗、或细品一杯醇酒之间，坐看幻海蜃楼的消失、及金钟玉磬的湮灭。 我感性地欣赏周庆明先生的字与画，以为无须寻找什么美学理论的支撑。退到“外行看热闹”的门槛之外，那毕竟是有“热闹”可看的具象与神韵。笔墨、造型、立意、寄托皆勿论，一个“非功利”，一个“重情趣”，一个“有自我”，庆明先生的字、画已与坊间为追风、趋时、迎合、猎奇而推出的大小制作拉开了档次。如此说来，庆明先生的书画在艺术精神上或可与明、清画家们的清供自赏、林下嘤鸣相呼应。以古人为参照，评旦今人，风险颇大——开倒车不至于，但易于犯厚古薄今之病则无疑。我作这一比较的用意只是想申明：中国艺术的精神元质，大抵要靠那些最少商品意识、最有家园之恋的弟子门生加以传承。这与孔门学术仿佛，子贡虽精于货殖，长于外交，但传播儒教还要靠拙于言词而笃于孝道的曾参。 庆明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师从徐州宿儒王仲博先生学习绘事，师从徐州草书名家刘惠民（老耘）先生学习书道，故源流自洁、师道自正、眼界自高而气度自雄。及壮，曾先后创办工厂，经营企业，钟情收藏，营造园林。闲暇日，则偶一弄笔，澄怀向壁，自作自赏，出示同好，茶酒品评，亦乐在其中、醉在其中也。 三年前，庆明曾以斗方之作贻我。尺幅虽小，气象颇大，审视良久而意境无疆。我于是云山雾道曰：“亮公若恒心于花鸟小品，必卓然大成。”今视此集，果然皆小品，果然皆佳作，“小品”不小，惟“品”是高，又确乎无可怀疑。 在此坦言，本人较为厌恶权威电视台年年推出的戏剧小品。那一类小品的狂潮漫卷，只表明中国人悲剧精神、正剧精神的消弭。其实小品潮的无休无止正从“游戏”的层面上，揭示着中国人“国民性”的痼疾：拒绝深邃的、哲理性的思考，而沉缅浅层的、乐感性的自慰。与戏剧小品形成两极对照的书画小品，则以它的个别关注、个性书写而张扬着个人审美与个体自主。虽不能一概而论，就周庆明先生的书画小品而言，我的判断当不为虚誉。 近年（不出二十年），书画艺术的繁荣有目共睹。甚至，随着收藏、投资热的波及，书画艺术大有异化为敲门砖、致富路、登龙术的“显学化”趋势。对书画艺术而言，这不知是福还是祸。 在拍卖槌下，中国书画也已有了“天价”造势。尽管众生皆引颈望天，我知道写字人、画画人都还无法脱离黄尘。飞鸟在天，其卵在泽，再伟大的艺术，都是艺术家扎根于他个人的那片沃土创造的啊。从周庆明先生以及许多实力派书画家的生存状态，我感知了江湖的博大——其大无所不包，江湖的生机——其机无所不化，江湖的规则——其则优胜劣汰，江湖的宿命——其命盈缩有期。江湖人能做的大抵还是结好自己的网，静待个人的萤灯鱼汛…… 是为小引，以期与周庆明先生相忘于江湖。 2010年2月11日 刊载《文艺生活(艺术中国)》>> 2010年 >> 第11期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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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命 有 待 ——周沛生《草木纪事》序 这篇序文，十年前即该写。没写，不是我慵懒，是沛生太慎重。周沛生是我的学生。私心却当他是“文友”。揣着“师”的架子太累，好不习惯；何如徜徉文坛，无长无幼，无尊无卑，文之所在，道之所存，以求终身砥砺之乐哉。“敏于事，讷于言”，是沛生的做人仪范。“内秀”，是康明超对沛生的评价，我以为至当。白发催老，岁月不居，遥想从一班学子中最先认识文笔卓异的沛生，竟有二十又五个春秋！当我在徐州城里固守着有恒心、无恒产的书生考量时，沛生回到沛县，从文员做起，历任乡党委副书记、县文体局长、县报总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一个狭隘的空间里，作着他广阔的文化拓展。虽然我十分清醒在生命的漂流中人们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却仍然坚定地相信：沛生的文学梦不会改变，而他的终极成就一定是在文曲星的烛照下臻于圆满的。三十而立，允许不立；四十不惑，允许有惑；五十知天命，则不允许再懵懂无知。即使不知“天命”，“人命”、自己的“人命”总要在年过五十时能大彻大悟方好。想到了“五十”的坎儿，本文才定下“天命有待”的标题。星空茫茫，人海昏昏，谁能一一对应谶纬家的天人设定呢？所以，退一步，我主张“五十知人命”。丁亥仲夏，因参加沛县汉文化高层论坛而与沛生见面。他出示一扎文稿，说是准备结集出版，并希望我为这部文稿作序。接过文稿，我并未喜形于色。但心中的快慰亦如久旱逢雨，雨后复见新篁簇发、青叶齐绽。沛生告诉我，交给我的文稿，并非全帙。大抵是为了减轻我的阅读压力，他只抽取了一部分代表作。我读得很慢，像品茗一杯铁观音或大红袍，总想用舌尖的感觉还原武夷山的丽日朗月或夕雨朝雾。一页页翻展着，渐渐入定，我开始以沛生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以沛生的心灵感受这个社会。当我读完这摞文稿，并最终走出沛生的散文天地时，已经不能用超然的衡文或匠气的说艺来虚应沛生对“序文”的期待。“文”是一个世界，“生活”或“生命”是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可以打通，两个世界也可以绝缘。打通有打通的精彩，绝缘有绝缘的单纯。沛生的散文，是将“文运”与“人命”打通的。仅此一点，他的散文便有了心灵史、家族史、乡村史的厚重。“文笔”化成“史笔”，这长长短短的文字，也就纪录了时代变迁的苍黄与朝生暮死的轮替。“史”，是一种“后时性”的认定。“岁月绵邈，居今思古”，固然要借助史传；其实，今天过去，就是明天；英年而逝，顿成古人，当生活日日更新的时候，生活亦日日堆积着历史。沛生的心思，大抵有一种抵抗遗忘的焦虑，所以他才凝神涤虑，抚今追昔，一一记录下成长的苦涩，以及在这由苦涩酝酿甘甜的过程中亲情、友情、民风、乡风的渐进或突变。生活、生命，搭乘“文”的舟楫，漂出忘川，变成永恒。文章的价值，因为能“让历史告诉未来”而趋于不朽。原来，我以为很了解沛生。读着他的散文，我将这种了解又延伸到他的外祖父、外祖母、舅舅、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恩师、同学、街坊邻居所组结的开放体系里。当所有的人物都在自己的坐标上呼吸明灭的时候，我进而感受到：人生若有大彻大悟，其实一定是在读懂了我们生息其间的那本无字的天地书之后。岁月使我们相隔，文章使我们接近，作为老师，我看重沛生历经宦波而能葆有对乡村，对农民，尤其对农民中最卑微的贫弱者的牵挂与颂扬。一切群体都在分化着，农民阶层自不例外。有人说，农民是“弱势群体”。此言似是而非。农民是分散的，构不成“群体”，故弱而又弱。在这样一个农业转型、农村变迁、农民彷徨的历史关头，沛生的散文为传统农村、传统农民、传统农业文化留下了一幅幅最后阶段的风俗画、风景画。于深深的人道同情外，或者还有绵绵的桑梓眷恋。即便生活于本乡本土，而乡土的与时俱变仍然让人有失去家园的空落。沛生的散文，难道不是我们这一代人、两代人共同的记忆？从形式美上把握，沛生的散文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仪态，有一种触景生情的点化机巧，还有一种开阖有度、收放自由的结构组合；语言则一以清新、洗练为本。因而，读沛生的散文，自在而轻松，可以坐读，可以读一段畅想一段，也可以掩卷遐思，任马由缰。结果，每每在一些小空间里，你会发现自己早已失落于大天地中的纯美。陶渊明红尘一去归去来，写下了一串美诗美文。那是他不到五十岁时的清醒。黄庭坚的诗中，也有解脱之念。我喜欢的黄氏名句是：“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只要你听到了天籁的启示，即便不入桃源、不登快阁，又何愁没有美文妙诗传播于世？2007年6月29日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天地何长久 人道居之短——李承《路》再版小序 李承女士的《路》再版，其堂伯乐农先生嘱我为序，于公于私，皆不可推却。惟惧于疏离文学太久，每恐心境的清寒难以再现丝路花雨的明丽。一年前接到赠书，匆匆泛览，当时的感受是：人生大不易，夜长，梦长，熬过来，天就亮了。“熬过来”的话，受教于家母。我所以相信这条平民语录，是经了岁月苍黄的印证。不料，这话竟也适于李承的山重水复及柳暗花明！既然承诺写序，我便再次翻开书，希望在《路》的字里行间找到作者的创作密码。循着“英”的故事，我踏上一条穿透时空的神游之路。黄土青山，塞北江南，高天飞雪，云中鸣雁，在一个权力伟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穷挥发中，我看到那个作为“烈士”遗孤的小女孩将她的命运放逐于时代的狂潮。几度绝望，又几度热望；几度落帆，又几度起航；在经风雨、见世面之后，她以过来人的清醒，回望履痕，记录下个人及家庭的幸与不幸，给读者一个解读共和国时代平民悲欢的契机。因此，《路》飘洒着知识女性的一路惨淡，一路芳华。《路》虽然扇动起“文学”的翅膀，但它不宜称为“小说”。说它是 “命运纪实”或“履历长编”也许更为恰当。一本书，一条路，一场梦，一生情，神光离合之间，它超越了“自叙传”、“回忆录”所承载的个人悲欢，且以大量的“人证”与“物证”展示了人民的无奈与时代的辉煌，或百姓的卑微与权力的伟大。仅就“纪实”而论，我已不可再作“文学”的赏析。面对作者苦菊酿蜜的创造，读者只有默默地给予认同、理解，并祝愿明天花更好，月更圆。此时，反思我对“创作密码”的刺探，自己已不禁哑然失笑：天籁之乐，可以不要音符；大美之画，可以不要七彩；纯情之文，又何必遵循一个预定的创作程序呢？“纪实”的使命，是“实话实说”。这“实说”的“实话”，既不承担“教材”的传道使命，也不遵循“宣传”的灌输宗旨，甚至也不与“主旋律”的“红歌”相呼应，它仅仅以“说话者”所要表现的生命历程为线索、以其独立观察与个性思考为依据，再现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实录大传”。《路》，即是“英”的、或李承的“史记”。自己有机会对自己或自己的亲人作一次历史的审视，何其幸运乃尔！仅此，《路》的出版发行就达到了它最基本的文化目标。当然，《路》的成功不仅在它完成了“历史内涵”的追光摄影，而在人性的、人情的层面，李承借助揽镜自照，定然已对“人”的宿命有了更为知性的体认。 “路在脚下，人在旅途。”这话早被时人说泛了、说俗了。但“一人一条路”的事实每每被人忽略。“人”不同，“路”有异，经历了直曲险夷的考验，“人”与“人”拉开了距离。《路》中与《路》外，芸芸众生，大都相信自己的青春是要领袖教导、导师开路、统帅引领、舵手指航的。惟有“英”，她信而不信、疑而不疑，在一条夹缝中，彷徨而寻觅，寻觅而坚持，终于适者生存，渡过劫波，抵于彼岸。如果作类乎“文学”的赏析，“英”的个性中早已投射了“奶奶”太多的光与影。“英”也许曾经不理解“奶奶”，而正是“奶奶”的那句遗言——“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成全了“英”的劫后余生！一句话，传递了一个家族的人格信仰，因而，“英”身上那九死不悔的坚柔、一叶知秋的敏感及寸草春辉的良知，都来源于性格化的家族良知。“文学”少年事。今天的所谓“文学青年”，在网络达人的浅笑里，有洗不尽的幼稚与天真。这是我不愿把《路》视为“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与通体作伪的盛世浮华或万窍一音的平民无语拉开一段距离，我倾向于将《路》视为女性“心灵史”或平民“断代史”的结晶。超越沛县、徐州这狭小的空间局限，“英”的视角所及，分明是一幅共和国初期的“流民图”或“灾变图”。若无人记录，星坠木鸣，天崩地裂，皆会融入忘川；而有人记录，风起云飞，击筑引吭，在在都是佳话。所以《路》中的文字，从“存史明鉴”的角度看自有其青石勒铭的价值。《路》原来是属于一个人的。至多，它属于一个家族。今天看来，它已经是社会的“公产”。谁说“人民”非要别人来“代表”呢？《路》以有条不紊的叙述，经纬着作者的回忆之梦。向生命的昨天、前天延伸，再延伸……回忆如潮，曾经沧海，作者但取一瓢饮；思念如歌，天籁齐鸣，作者惟循一径行。故而在她匆忙拾掇遗珍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闲暇聆听每一段时光的流波低语。好在，作者记下了生命的流程，至于对“罪”与“罚”的拷问，必然会由读者在各自的阅读中加以完成。我知道，向“历史”要“思想”是浅薄的。因为，历史不是哲学。历史的答案、人文的臧否，都在历史的叙述里。你淡然叙述，“思考”早在其中，而不必标明“伤痕”与“批判”。《路》所能印证的是，在最高权力统一话语的超稳定时代，人民可以不说话，但人民何时停止过思考呢？《路》再版，作者对局部章节作了小小的调度。这不改变《路》的生命反思基调。依然很远很远，我怅惘星空。此时，我不必详细了解月亮上有无环形山，只要它的清辉照亮荷塘，照亮曲径，照亮我的前路与心海，这月色就是人间的绝美之象。行笔至此，想起了曹操的诗句，掇而为题。是为序，期与作者、读者相忘于江湖。 2012年8月5日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心 路 花 雨 入 梦 来——赵军《与梦同行》序 在徐州的文学圈子中，赵军是出名的谦谦君子。因为我久已疏离于这个圈子，所以与他的个人接触也就直落“君子交，淡如水”的随缘之境。其实，我与许多朋友也都处在这种不即不离、不温不火的弹性维度之内。固执自我，守望相思，弃绝所有的形色符号或电讯彩铃，只在毫无节律的意识流中匆匆相逢、又匆匆相别。接到赵军的电话，说将有新作问世，询问我是否可以为之序。没有犹豫，便答应了。我知道这是埋于心底的信任在回应一种诉求。再一次接到他的电话后，便是几个文学朋友推杯换盏，海天放言。临别，赵军将《与梦同行》的文稿交给我。他无语相托，我无言相许。阅读是一种因为了解而接近的过程。赵军造“梦”，且甘愿“与梦同行”，化而为文，则一文一梦，连缀成亦梦亦醒、亦色亦空的明灭幻境。梦境中之赵军，或许是最为感性的，于是我借文学之梦幻而走近他生命之真实。示人以真实，需要胆量；积久成习，即为性格。阅读《与梦同行》，我得以沿着“文心”之幽径，直达作者“人心”之显微，这种间接了解，在情绪转换中或已超过了直面赵军时的人生晤谈。可以推想，赵军并未把《与梦同行》当作个人传记加以营构，尽管文学的自白是打了折扣的，我仍然相信从《与梦同行》的蛛丝之间，已经钩沉出作者的少年青梦与壮岁旷怀。我每每慨叹文心老去。阅读赵军，油然而生惺惺相惜之慨。因为在文学及艺术的圈子中，“中青年”的称号最有弹性，故自恃年少者众，承认年长者寡，这大抵是恐惧于老之将至、江郎才尽而绝缘于文学的灵感。赵军冷静承认自己不再是“文学青年”，并且坦言“岁月催人老，十年磨一剑”，我以为这当是出之生命清醒及文学自信。《与梦同行》收入作者四十篇散文。小部分是议论文字，大部分是叙事文字，而正是其中的叙事文字构成了这部集子的个人化视点及自诉性特征。我欣赏赵军不经意间涉笔成趣的人生故事，我推测他的人生故事对他人生信念的滋润，我更想探究在跨越了昨天的梦境之后，作者对于今日之醒识作何提炼。不是想为赵军的未来创作作出局外人的设计，只是希望太热切，期待他明天的充盈与辉煌。说到散文，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陈年话题。一个“散”字，既给作者以无限自由，又让作品滑入永不定型的浮动。如此，评论散文之优劣也就更其困难。我的取巧，是不再关注散文的形态百变，而只在散文精神、即“文心”真伪上作出基本界定。此或谓“万物一理”，亦可谓“不变应变”。站在这么一个唯心的、甚至不乏偏颇的立场上考量《与梦同行》，我窥见了作者的思想成熟与人情冷峻。当芸芸众生都在追求物质的沉实与情欲的飘然时，赵军分明看破了这一切背后的虚妄。他选用一个“梦”字作主题词来概述十年（或更长时段）的精神感悟，即为明证。呼应这一理解，我欣赏他的《红尘》情思，我同情他的清水河“忧郁”，我羡慕他的“窑湾”友谊，我赞同他的“艾安”祝愿……总之，凡属引动良知复苏的启蒙意识，我都视为赵军的人文自觉。人要醒，能醒即大智慧。可惜，很多聪明人还都聪明在黄粱美梦之中。伪文学大行于官方报刊，伪文伪情，伪评伪奖，安于文心之伪而窃喜，岂不悲哉！这是一个圈套，精神招安毁灭多少独立性创造！文学人不能靠文学而安身立命，但文学却可以涵养其人性。赵军在尘嚣日上的人世间选择文学，选择“沉默”，肯定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古人谓“力莫如好，好莫如一”，赵军立志弄文，已有三十年积累，文学如歌，踏歌而行，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复何求焉？而长足之旅，五洲八极，皆可丈量，唯心路之旅，忽焉万里，瞬息百年，化而为文，定然无可方驾。更何况“文心”与“民心”的山海呼应呢！常识告诉我们，散文与诗歌均是倾向于个人表述的文体，唯因“个人表述”之后还有一个“大众接受”的传播过程，所以任何个性化的创作都有大众化的评价作为终极裁定。这就决定了文学创作必然遵循的开放原则和开放体系。在这一社会结构中的作家创作，自然也都是阶段性的。赵军推出《与梦同行》，是对其散文集《呼唤真诚》以及抒情诗集《早熟的秋天》的超越。当读者捧读《与梦同行》时，一种更强烈的期待已被点燃。为自己，也为读者，赵军又要“心血灌溉，去换取属于自己的点点滴滴”了。 2009年11月3日 寒潮中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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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因 选 择 而 鲜 活——丁召山《风雨岁月》序 读丁召山先生的《风雨岁月》，我深为感动。虽然我们年龄稍有悬殊，但都经历了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今的近六十年变迁。其间经济上的大锅饭、大饥饿，政治上的大批判、大动乱，思想上的大解放、大反思，人性上的大醒悟、大回归，让我们这一、两代人备尝从冰点到沸点所有的欲生和欲死。可以说，生命所能承受的，我们都经历过了。曾经沧海，感同身受，所思所想，无须沟通，这真要感谢我们伟大的时代，让每一个身处幸福之中的人都有一个隐痛的伤疤。《风雨岁月》是丁召山先生个人的奋斗史，或生命全记录；再放大一层，则又是他家族的生活史。读《风雨岁月》，我起码知道了召山先生祖辈、父辈以及与其祖、父两代平辈的诸多亲戚、朋友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可惜的是，上两代人中很多人还没有得到温饱、没有见到公平，便撒手人寰了。读这些文字，我每每双目泫然，因为在我的亲人中，也有不少人没有等到这一天。“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岂不痛哉？召山先生涉过苦海，到达新岸，可喜可钦的是他没有忘记来自祖辈、父辈的教诲，没有忘记曾经的艰辛，更没有忘记自己所承担的向下一代人传递生命信息的责任，于是，凝神涤虑，握管濡墨，记录下所有的生命感悟。若干年后，这又是一笔价值连城而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家族得之，则家族兴；村镇得之，则村镇兴；流于市井，传之其人，苟有幸而读之，则必有振聩发聋、醍醐灌顶之效也。曾闻伟人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话，揭示了一个未来性的真理。因为在今天，历史是容不得人民群众参与创造的。人民，至今被一个强大的异己力量“代表”着。等到人民真的可以决定权力的组成、并能够有效的监督权力的运作，那时，他们才算回归于《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主体的地位。惟因为处于“权利虚拟”的尴尬之境，一切“历史性”的文本，亦都与人民无关。在这一背景下，丁召山先生推出了他的个人史、家族史，无疑是一个特例。我将《风雨岁月》的编纂视为作者的人生醒悟。丁召山先生说：“我自觉写出了真情。那段平常而又令人难忘的经历，于我，于朋友，于家人、于一切今后有机会偶尔读到到这本书的人，都是一种倾诉。”岂止是“倾诉”呢？这分明是悲辛交并的史传文字。庶民百姓而能够拥有自己的史传文字，这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其时，历史记录属于帝王将相。即便帝王将相们杀人放火、禽兽不如，自有史官为其树碑立传。“实录直书”的原则，往往让位于“为尊者讳”的谀笔。明乎此，我更倾向于将《风雨岁月》的出版，视为历史文本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实践活动的自然回归。当然，该书展示的经济交往、政治变迁、文化活动、风俗演化等，都以它的数字精确、场面生动而有历史见证的魅力。这么说吧，作为一个庶民百姓自叙传的《风雨岁月》，它所包含的历史细节的真实、人民情绪的真实，会远远超过一个县、一个市的官方“年鉴”的全部含量，因为“宣传”的“表扬与自我表扬”，并不接受“实践”的检验。局限于“历史”的漫谈，总让漫谈变得生涩而沉重。而读者看到的，则是丁召山先生不假修饰的、原生态的人生。看他的人生经历，同一年龄段的朋友也许会说：他经历的，我们都经历过了，又没有上山打虎、下海捉龙的传奇呀！言外之意，因“经历”过而不必再回首。此正大谬不然。同为“经历”，你坚持否？同为“困境”，你抗争否？同为“迷惘”，你反思否？同为“欢乐”，你珍重否？尤其当为了生存而遭逢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碰得头破血流之后，你是否能像丁召山先生那样靠着“愈败愈战”的精神，以新的选择，来开辟新的生路呢？人，一定要经历“走投无路”之困。丁召山如是说。这是含金量极高的过来人语。书中，这样的真情、真理性自白多多益善，你即便“经历”了，倘懒于思考，仍然会隔膜于智慧。《风雨岁月》是一个完整而又完满的人生故事。八章文字，从天真“童年”起步，历经“苦难乡村”，走入“军营生活”，品尝“返乡”苦涩，开始“村官生涯”，见证“古镇故事”，驾驭“远飞畅想”，漫谈“人生感悟”；最后，作者将人生划成了一个“圆”：以“苦难”始，至“甜蜜”终；以“困守”始，至“开拓”终。作品揭示的则是超越了个人、家庭变迁，而升华为磨难求经、修行成佛的哲理。明乎此，再回首检点作者的贩鸡蛋、贩黄豆、搞船运、卖肥皂、收兔子、收废铁、开发伊犁、考察俄罗斯、进军酒泉、会战彰武，经营福尔的种种经历，我突发的感慨即是：值得！召山先生说：我爱生活，爱这个世界。而今天，人间的“爱”正在弱化。我倒是期望《风雨岁月》的刊行，能有助于中国民间“爱”的复苏。生活在无爱或伪爱的环境里太久，内心便滋生了浓浓的怀疑情绪。一般说来，神秘预言家的话固不必信，宣传家的话尤应质疑；小道消息固不可信，主流传媒更须掂量。读召山先生的自叙传，我唤回了一丝心灵的暖意。生命，因选择而辉煌。从某个角度看，《风雨岁月》一书就是展示人生面临困境而调适心态、调整部署、改变方向、再行突击的不断努力。惟抱了如此积极的人生信念，《风雨岁月》一书的作者才在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赢得了事业、家庭、友谊、健康、智慧、人望等的多重胜利。倘遇有心人将召山先生的故事编成曲艺，排为戏剧，唱于花前月下，演于大庭广众，未始不让观者长太息以饮泣，哀民生之多艰；复破涕而为笑，信好人终平安。一路阅读，一路品鉴，画面五彩缤纷，感受五味杂陈，在经历了千回百转之后，读者与作者共同面对苦尽甘来的大团圆结局。最后，我一页页细读作者的那九条人生感悟，有如面对哲人。我明白：过来即智慧。而惟进入了智慧之境、自在之境的人，才是一本真正的书。我为读者庆幸《风雨岁月》的出版。如果不写《风雨岁月》，召山先生的人生之书便处在一种“自读”的状态，至多是妻子、女儿、儿子或身边极近的几个人在阅读他；而今，《风雨岁月》出版了，一个人的经历与智慧变成了社会财富，这真是功德无量。是为序，与作者共勉。2011年10月9日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珍 藏 生 存 的 密 码 ——宋传恩《民间百态》序 宋传恩先生的《民间百态》一书，将因其忠实记录渐次消亡的民间生活形态而具有民俗史、社会史乃至人类学的价值。化用一句时代的谐语：“他不是一个人在写作。”因为与传恩先生同其经历、同其隐忧、同其渴求的人还很多。他作了田野调查，又有案头梳理，所以他的写作既填补了一个学术空白，又了却了一代人的心愿。我们很幸运，生活在千年不遇的大转型时期。失去了很多，得到了很多，闭上眼睛想一想，最让人难以释怀的似乎还是童稚的记忆。这份记忆如果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模糊了，淡忘了，化成青烟飘逝了，就一任它飘逝好了。问题在于，这份记忆并不是我们个人的，甚至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随着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的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戛然而止，生活于这一特殊时段的人们甚至来不及酝酿情绪，就被剥下旧行头，套上新服装，从演出“传统戏”，改而演“现代戏”了。千年帝国，千年家园，千年的石磙、石磨、石碾子、铁铧犁、纺棉车、弹花弓、油坊、酱园、渔鼓、琴书、打腊、斗拐、迎神、送灶、媒妁、牙行、铁匠炉、木匠铺……统统从现代人的视线中消失无踪。纯粹的现代人竟然感觉不到损失，只因他们没有传统；而中年以上的人们，往往有被“腰斩”的创痛。或许，这就是辞旧迎新的代价。生活总在波涛汹涌中日新月异。为了“记忆”不被“忘却”，为了“进化”不再“缺环”，有心人记下前人的生命轨迹。面对汗牛充栋的历史文案，很少有人再嗅到这些“明日黄花”的芬芳馥郁。传恩作为小说家，则多了一份历史的惦恋。文学创作之余，他不避繁琐，钩沉辑佚，撰述了这部理应由方志学者担当的《民间百态》。这次“客串”，收获都在意想之中。不是多写一部书的问题，多写一部书，又算什么呢！而面对这部行将问世的书稿，传恩自己一定会有换位思维的清朗及蜕变羽化的畅快。文学的利器，是“虚构”。史册的价值，是“真实”。当传恩将自己的笔触从“虚构”回归“真实”，再从“实境”反观“幻景”，相信他对文学的认识将趋于理性，而对历史的追怀将浸透怅惘。悚然而醒，无待鸡鸣；云山飞渡，何劳舟楫呢？“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历史情结不是单纯的“回头看”，在“回头看”的那一瞬间，你如果愿意倾听，历史会告诉你许多的隐秘与玄机。聆听历史教诲，你将受益终生。比之相信神秘的“天人感应”，还不如相信真切的“古今沟通”为好。总之，历史的虬枝上挂着智慧之果，只看你是否摘取它。传恩先生决意去摘取历史的智慧之果。心想事成，想摘，他就摘到了。《民间百态》一书，既完成了它还原历史背景、追述历史细节的使命，也完成了它探究生活技巧、思考生命创造的使命。因而，这部书才能在“述旧”的表象下点燃“创新”的激情。这话不是说说而已。比如打油，或磨豆腐，传统作坊里可是既有物理运动，又有化学反应的。再比如碾米，或磨面，磨房碾屋里也用杠杆原理，也是有优选法的。即便再粗朴的人生技艺，都是人类因地制宜、因材取道的最佳选择。正可谓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人不离艺，百能百巧，道不离器，器不离道，生生不息，由低向高……比之现代人会用手机而不知手机之理、会用电脑而不晓电脑之秘来，使用石磙、石磨的前人倒是活得明明白白。如果让我比较一下今人与前人的生活差别，我则敢说：前人的生活舒缓，今人的生活匆迫；前人生活知道珍惜，今人生活习惯浪费；前人的生活离劳动近，今人的生活离享受近；前人的生活离创造近，今人的生活离风尚近；前人的生活将人与人拉近，今人的生活让人与人疏离；前人生活在自己的手艺里，今人生活在别人的服务里……对照这一份今昔之异，我的无名隐忧越发沉重：城市化是不是一个圈套？全球化是不是一个陷阱？中国人是不是因为急于现代化而正在毁根接枝、斫干催芽呢？没有走回头路的意思。只是感到行色匆匆，中国人沿路丢了太多的珍宝。“破字当头，立在何方”？数十年来，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太习惯于在“改革”的旗帜下否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传统了。站在这个思维的起点上，我感谢传恩先生对中国百姓的生存历史给以文化关注。《民间百态》一书于“存史”的价值之外，定当还有她“反思”及“前瞻”的价值。2011年7月26日伏中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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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虚 幻 境 谁 逍 遥
——吴广川《故乡寻梦》序 己丑岁尾，吴广川先生电话相告，说是已将历年创作之歌词、新诗、散文、评论等统编成帙，名之为《故乡寻梦》。行将刊布，电子快邮，询我观感，嘱为短序。我随即打开文件，作竟日之长读。但觉行云流水，诗情画意，陶然间已是晚霞夕照、星海青空、冷月寒辉、夜氛醉人。虽然我知道自己的文字不可能附丽于广川的寻梦之旅，但文友之知、乡谊之亲、外加先睹为快之感受，终也应借此机会，申述我千虑之一得。 广川是文学多面手。不论在沛县文学圈儿里、还是在徐州文学圈儿里，能象广川那样戏剧、曲艺、新诗、散文、旧诗、歌词、小说、评论等都能得心应手者，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绝无仅有。这让人无法相信或无法理解：此天分乎？亦勤奋乎？ 广川还是文学的长青树。花甲虽过，古稀尚远，若追溯其文学历练，竟也已有四十多个春秋！四十年，白了少年头，而广川的文学激情和文学才华，一毫未见减却，这又是他的人生之谜。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本书，生就是封面，死就是封底。”广川先生如是说。读书、爱书、写书、藏书，直至生生死死而不弃，好一个“书生本色”！人生既然是一本书，不知广川要把属于他的那本书写到多厚、做到多美呢？ 相隔百里，烛光照梦，我想起广川的诗人风华、赤子情怀，为之喜，为之贺，亦为之忧。喜与贺，自不待言，有他的文学成就为证；所谓忧者，则并不专对他一个人。做作家而恋写作者，天下芸芸，却很少有人悟得：“作家”有身份而“写作”非事业！君不见，种田即打粮，植树可摘果，惟文章不可当饭吃！但作家又不能喝西北风，故作家之宿命便应了如下俗话：“端人碗，服人管。”“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创作的悖论必然是：作家使命感愈高，则创作真实感愈低；作家应时之笔愈多，则传世之作愈少。正因恐惧沦入此境，故吾有畏焉。立此存照，与广川共勉。写到这儿，我想起了陶渊明，大抵为了避免“拿人家手软，吃人家嘴短”，陶诗人抛下一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其实他真正的忧虑是怕久耽官场而习于假话。在《感士不遇赋》的序文中，他写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当此士大夫斯文扫地、廉耻剥落之时，陶渊明虽然无力移风易俗，却也不愿意同流合污，故弃官乡居，似乎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广川无须做五柳先生，只是要从心所欲，自然成文，弃绝宣传，只凭良知。 阅读《故乡寻梦》，触动了我麻木的乡情。比之广川的阳光情愫、赤子怀抱，我的文心似乎更趋于灰暗。广川只小我两岁，而他看人、看事、看物的视角，总能疏离丑陋而捕捉到善与美。我羡慕他长葆诗心与童心： ——“天上一轮明月/地上万里清辉/风也如水/月也如水/静静地/我好像在等谁/又不知在等谁/只有明月/和我遥遥相对”； ——“ 铺开中国地图/寻找我的故乡/虽然看不到生养我的小村庄/我却能找到她的方向”； ——“带一片蛙声/带几声蝉鸣/带一缕炊烟/带一片月光/还有，还有，带一把故乡的泥土/风雨中，让它温暖我的胸膛”； ——“静静地/品一杯苦酒/不知在把什么等候/直到黄昏和怅惘/慢慢地爬上心头”； ——“这风雨交加的世界哦/这酸甜苦辣的人生/有多少人和事让你难忘/我收藏感动/那饥饿中的一块面包/那悲伤中的一缕温情/那病床前的一束鲜花/那寒夜中的一朵笑容/哦，我收藏感动，收藏感动/它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穿行花径，随手采撷，每一节诗行，都营造一方诗人的牧歌田园。我于是明白，人的“经历”都是实在的，时过境迁，“经历”蜕化为“记忆”即已残破；当“记忆”经过“想象”的补缀、“梦化”为精神依恋时，人的生存就开始了虚无缥缈的自慰。你伸手抓过去，以为那是真实，一松手，你又一无所有了。所幸，广川将“梦”锁在了诗里、文里、书里。“梦”不再逃逸，一切空幻又都化为实在。需要指出的是，这“实在”只在书里，因而是你的书建构了一个近在咫尺、而又独属于你的“太虚幻境”。 我是赞成一个人要有两个世界的。惟有物质，故厚重；惟有精神，故高尚。作家借创作而将二者合一，则功在社会而利在个人，何其幸也！能不珍乎！广川怀抱乐观主义，建构他的精神殿堂，此殿堂虽然还不是“广厦千万间”，可以“大庇天下寒士”，但已小可容身、大可会友，咫尺千里，曲径通幽，悠游其间，何其逍遥！ 《红楼梦》里有一方“太虚幻境”，那是警幻仙子点化贾宝玉的地方。虚境不虚，幻境不幻，今生与来世，何处温柔乡？终于，贾宝玉还是从让他消魂的“太虚幻境”走出来了。留恋即是“醉”，走出即是“醒”，我们为贾宝玉高兴，也为自己高兴。 哪里还有让作家、诗人迷途不返的洞天福地？ 哪里还有让作家、诗人轻车熟路的武陵桃源？ 抛个疑问给广川先生，待他收回撒向昨天的那张网之后，也许会将网撒向明天；待他收回撒向故乡的那张网之后，也许会将网撒向天下。 时在三九，怅望阳春，蓬门不掩，花径弄影，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2010年1月15日 于徐州黄河新村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盘 马 弯 弓 尽 骄 姿 ——张劲书法欣赏 欣赏张劲书法，每有出人意想、点划莫测之趣；亦有圆融俊秀、骤现雄杰之象。其时，我的定势认同是：“人书俱健”、“笔墨皆宜”。 评张劲书法，或可谓“书如其名”：“张”即“张而有度”，“劲”即“劲而有神”，“有度”而“有神”，故尽得外扬内敛之美。 这都是好话，又都是实话——不要以为“夸赞语”就一定虚而不实。欣赏书法与欣赏绘画、音乐、戏曲等一样，原为一快事；既为“快事”，所以评价起书法作品来，自然是心口如一、快人快语。君不见，歌场戏院，台上一曲，台下喧呼，鼓掌喝彩，各随其便；倘闻其荒腔走板、忘词跑调，你可以不喝彩，甚至可以喝倒彩。这便是创作、演出的不能自由和欣赏、评价的充分自由。现在，艺术评价还不能做到“快人快语”，因为大环境不允许。而大环境是由中国主流传媒的矜持基调所决定的，是由“表扬与自我表扬”是时代的主旋律所决定的。虽然如此，我对张劲书法艺术的评论，仍然要坚持实话实说的原则，这是由我的行为习惯及与张劲的关系所决定的。都是沛县人，都是乡亲，都视艺术真实为从艺底线，因而虚与周旋与我如浮云。 张劲，字子若，号八方斋主，1970年生于沛县。原为军旅书法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就职于沛县文联书画院，为沛县书协副主席。他的书法作品所呈现的成熟之美，我仅仅视为一种“底线性”景观。倘低于此线，则一切头衔皆虚有其名；而高于此线，才是名实有归。张劲如此，沛县一大批全国书协成员均如此。他们的书品与人品，都在给中国书协的名望加分。 以张劲的年龄、经历，书法造诣达到今天的高度，是得之于“天分”，还是得之于“人谋”呢？我想，主要是“人谋”在起作用。听说，张劲在刚上小学不久，即由其父请托于孟昭俊先生：“孩子小，爱写字，请您教他练练书法吧！”因为都是唐楼人，又是世交，所以虽然既无“束脩”之馈，又无仪拜之礼，昭俊先生还是时不时对他的书法加以指教；于此同时，他又得到表哥朱效民先生的指点，故张劲的字自小即能写得中规中矩。到十六岁读初中时，他正式拜孟昭俊先生为师。登堂入室，艺舟沧海，亲承教化，意度自开，故从师第二年，张劲参加徐州市硬笔书法大赛，即荣获一等奖，由此他成为江苏省硬笔书法协会会员。1989年，张劲读高三，参加全国十二万人海选的硬笔书法大赛，复获三等奖，由此他成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追述张劲的少年经历，我意在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书法是张劲的“童子功”。父辈的期待，师长的点拨，个人的兴趣，持之以恒的磨练，诸因素缺一不可，这才玉成了张劲书法的龙腾虎跃。 岁月冉冉，艺路漫漫，回首往事，张劲或有几分怆然、几分庆幸。他早已不必遗憾于当年没有考上大学，他甚至应该庆幸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如果没有1990年的应征入伍，如果没有龙岩军营的青灯黄卷，如果没有龙岩博物馆的双人联展，如果没有福州军区的高端交往，如果没有与福建省张维、潘玉兰、吴乃光诸名家的书艺对话，总之，如果不是命运安排，让这个农家子弟穿上绿军装，张劲的书法是否能有今日的气度呢？这肯定是要留上一份悬念的。而生命不承认假设。毕竟，张劲是进入部队服役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一个舞刀弄枪的环境里，书法已是张劲放不下的牵挂——昨日的记忆，明天的幻想，都在军营的一片草绿中化为笔走龙蛇的向往与腾飞。 十三年的军旅生涯让张劲看到了一个大世界。万里路、万卷书何足道哉！所以，当张劲解甲归里时，他的书法早已濡染了军旅的豪情与苍凉。 再回龙城，再承师教，张劲心中似乎扫荡了许多积滞的挂碍，而腕底的功力似乎也有了入木三分的通透。终于，在打下了“童子功”的基础后，又经持之以恒的研磨，他开始了砥砺以进的登峰突击。而今，张劲年届不惑，可他三十岁后的书法之作，即已趋向成熟。这在书法家中，可以算是“少年有成”了。 读他的戊子岁（2008）书岳飞《满江红》，其大张大阖、气韵生动、浓淡有度、风采飘然之象，非规规写手可以布局。 读他的丁亥岁（2007）“行端好比松傲雪，贪念犹似蚁决堤”联，则点划活脱、方圆皆得、行止有仪、落落大方，形式与内容的合璧，已有水到渠成之象。 读他的丙戌岁（2006）“客路青山外”诗歌条幅，中以淡墨出之，于浓淡观照、干湿转换中，适现信笔游走的快意。 我个人偏爱的，或是他书于戊子岁（2008）的“耕夫碌碌多无隔夜之粮”的百子铭团扇行草。此幅之妙，全在自由挥洒，清雨泻池，点滴成纹，满而不堵，疏而不断，实为才情舒展后的偶然天成。同样风格的或者还有“山谷字无奇姿”语录行草斗方。此语录中数语，可用以评价张劲书法：“字不能写得如老牛上山，使观者感到吃力，能似轻车之奔驰者方好。行云流水，小鱼活泼，快马加鞭。” 张劲，人有佛相；字亦有“大自在”之态。小字俊秀，榜书亦放得极开；行草劲健，隶书也饶有古趣。所以我并不以他参加的展出、或得到的奖项来衡量他的艺术成就。但中国的国情与民情，是极看重参展与获奖的。顺乎舆情，特补列如下： 他的书法作品已入展——全国第四届新人新作展、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首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扇面书法展、全国首届行书展、“小榄杯”全国县镇书法展、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全国大型书法展、“洗夫人奖”全国书法艺术大展、“走进青海”全国书法艺术大展、“高恒杯”全国书法艺术大展、迎奥运千龙书法展、“走进新世纪”江苏省青年书法篆刻精品展、当代江苏书法篆刻精品晋京展等。 他的书法作品已获得——“林散之奖”南京书法传媒三年展佳作奖、首届中国书法篆刻银奖、人民的好总理全国书画大展金奖、蝴蝶之梦全国书画大展银奖等，共二十余次。 张劲曾在福建龙岩市博物馆举办个人书展。其书法作品刊载于《书法》、《青少年书法》、《书法报》、《青少年书法报》、《中国书画报》等多种专业报刊。 人说：书法已经成为纯粹的现代艺术。这话不错。但它的“现代性”不应该是跳出“汉字”规范的“美术化”努力，或纯然线条化的“画字”技艺；书法的“美学指标”永远也不应该侵夺中国汉字的“表意功能”。明乎此，张劲的书法探求既没有疏离过中国的文化传统、又没有忘记从传统的书写方式中寻找自我的新路。因而，面对张劲的书法创作，你既有畅饮百年陈酿的微醺，又有品茗明前龙井的清新。为了让观者获得这种美学感受，张劲可是用了“十年一剑”的磨洗之功。对此，他表白甚少。但从字里行间，人们还是看到了他融通碑帖、兼容汉晋的努力。晋隋（行草）俊逸，守之则易巧；秦汉（魏隶）厚重，守之则易拙。张劲鉴乎两难，而超乎两难，倾心于在行草上左右逢源，借“笔意”曲尽委婉，凭“墨意”挥洒灵性，基本做到了：劲利豪爽，点划多有情趣；风范物候，气脉灌乎精神。 书法实践之外，张劲还十分关注书学传统的承继。积数年之功，他编纂出版了具有“沛县书法史”性质的大型资料图集《汉风流韵》。对一个县而言，这是具有开拓性的文化工程。 “人书俱老”是对书法的旧评。我以为“书老”与“人老”每不搭界。张劲“年”不老，“字”已老，自是好事。字“老”而不株守，“老”而思“变”，“老”而思“新”，则“健”、“雄”、“苍”、“浑”必随之，到了那个境界，登顶一望，群山皆低，始或能领悟：笔墨雕虫，惟诚可贵；雪泥鸿爪，仅慰平生而已。愿张劲和沛县书法界的朋友们心存高远而志存高洁。 2011年10月1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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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 诗 好 似 成 仙 骨
——读胡成彪诗词有感 知胡成彪先生为“文人”，不知其为“诗人”。一天，与李鸿民先生同车来沛，闲聊中提及邹徐文先生写朦胧诗的趣闻。徐文先生现为中共徐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此前，曾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主政少暇，每吟朦胧诗以自遣。遇询其玄机者，徐文先生恒推“成彪以解”。 解得朦胧诗，天分一定了得。从那一刻起，我才将副县长的成彪与诗人成彪迭成同一个印象。 今年五月十七、十八两日，沛县举办汉文化高层论坛，我有幸忝列末座。提前一日报到，住歌风宾馆。巧的是，一进大门就遇到了胡成彪先生。 依然热情洋溢，依然笑容灿烂。 晚上，与培封、洪川、继明、成彪诸君闲话一室，乡音如乐，不觉陶然。临别，成彪出示诗稿一册，谓为政余戏笔，请予斧正。吾何人？竟敢指数风骚？ 打开诗稿，大吃一惊，所谓“诗词百首”原来都是旧体！成彪自署“湖西迂人”，何“迂”之有？从旧体诗的严整，“迂”到新乐府的朦胧，不知是由清醒转糊涂、还是从糊涂转清醒？ 读到很晚，有些兴奋了，无诗的心海里竟也波荡月影。 很喜欢成彪的诗。喜欢诗中未经淘漉的清纯，喜欢虽经规范依然奔放的自由，喜欢他的不经意，喜欢他的无雕饰，并在个人化的喜欢之后，漫无涯际地作个人化观照。 从“文人”到“诗人”，这可不是“零距离”换装。在传统文人的精神世界里，“文”与“诗”是合二而一的。新派文人，多弃诗守文。当这个“文”结晶为文案八股的时候，文人的歌吹便也丢失了自己。基于这种理解，我倾向于将文人的“诗化”视作个人吐纳、个人呼吸的复苏。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圣人的话，成彪或许听到了。 想学诗，哪里学？向谁学呢？最大的迷惘群体是无所事事的离退休老者，最大的误区是老年大学课堂。人生既已疏离创造、陷入优容之境，还有什么情绪属于诗歌？ 二十世纪，几乎整整百年，中国诗教割裂。谁要学诗，大抵只有直攀唐宋，追踪李杜。成彪是否也有如此的心路求索？ 吟诵成彪的诗词，我感受到的是古韻新声的交融： ——湖面宽宽天色好，蝉声切切柳堤长。小船无舵随风走，带起红莲一径香。 ——屋外一泉日夜流，以为天麓是源头。水声未与清溪去，相伴春回相伴秋。 ——屋前屋后尽红紫，我自匆忙浑不知。香气暗袭巾袖满，蓦然已到落花时。 ——残荷经雨倍萧煞，唯借秋风忆逝华。欲向淤泥寻旧韻，尚期来岁发新芽。 摘出四首七绝，无须串解，无须索典，那种旋转裕如、收放自由、点化到位、寄托幽远的风致，都是一般时下诗人望尘莫及的。 从炼字锻句上分析，成彪的诗多以口语入韻。用时下口语，其实比借取古人成词成句连缀成百衲衣困难许多。“难”且示人以“浅”，很需要勇气。这正如古人写诗，有典不用，犹如有权势不逞，纯以人格魅力征服朝野。 一路读来，我发现成彪对诗式的掌控已经相当熟练。七绝之外，七律、五律、古风及词牌、曲律等，几乎皆有佳篇。此时，我心里的艳羡潜滋暗长。叙年齿，我长于成彪；论学历，我高于成彪；即便说到对古典诗歌的追崇，我也自信并不弱于成彪，唯诗歌创作，眼高手低，不肯多抛心力。说起来，是不作为，也许在更真实的层面上是“骨里无诗莫浪吟”。写到这儿，我才明悟：许浑的吟诗“仙骨”之说，原是大实话、大真理。 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诗，这个“优”便是命中敲定。成彪之幸，即骨相有诗，当该成为诗人。从政与作诗，自古不分彼此，到今天也应完美结合。可惜，仕途文人醒者太少。 写诗，非同儿戏。在中国当诗人，意味着加入历史（纵）的、时代（横）的大海选。所以我希望成彪志存高远，鹏举青云，垂翼四海，横绝八荒…… 在我朦胧的直觉里，炼字、炼词、炼句，走出惯常的久已疲劳的流行式，追求陌生化，大抵是成彪诗词的当务之急。古人讲“富于万篇，窘于一字”，即指这一关口；过了这一关，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这才是诗的创造。 最后抄录陆放翁诗句以相勉： 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 夜来一映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 2007年6月13日于紫电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丝 路 剑 气 独 萧 然 ——读李德西书法作品碎语 己丑中秋后七日，我识青海省书协副主席李德西先生于徐州点石园。引荐者李天池先生，相约者周庆明先生，清茗促膝，杯酒交欢，窗外丽日，帘内新友，斯固一时之雅集也。 人之相识，缘也；人之相知，道也。此亦孔子所谓“道不同不与为谋”之鉴。而我之知德西、及德西之知我，则又在相识之前。 丁亥夏日，徐州孔子学会聚谈，徐崇先先生持新版诗集赠我。展而诵之，云霞满纸，盖徐先生之诗均由李德西书法再现，故有诗情画意之趣。李德西何如人也？竟有如此高卓放达之书风，吹拂徐海，牵我心旌！席间虽未详询，但惺惺之意，固已潜动。不久，《书画名家》杂志于徐州望湖楼召开笔会，执行主编朱天杰先生以澳门艺术季刊《国粹》创刊号贻我，随手翻阅，恰有《朱痕•墨迹》一文是介绍李德西其人、其事、其书、其艺者。德西或不知，作为读者之一，我已假阅读之便不唯暗暗窥知其少年艺梦，亦已领略其天命风华。匆匆二载，今春李天池先生因筹划举办“李天池书画展”及版行《李天池书画篆刻集》，嘱我为序，且一文二用。应命而思，不敢敷衍，徘徊案头，而成《生命旅行与艺术留迹》一文。德西与天池友善，自能读其书，赏其作，进而借一短文，神交一文友。 及至握手晤对，此一高大、沉静、儒雅而又坦诚之书家，总让我惊诧与照片中形象相比，更其平易，更其亲和。呼吸之间，无须言表，我与德西似已跨越了有形之空域及无形之时序。 德西先生君子坦荡，愿听我云山雾道，书外评书。吾谢不能。此非生分，亦非客套，实因我著文而德西作字，所持各异，所求不一也。“文”与“字”，本为一体，自“书艺”与“文艺”剖分，一株之佳木竟歧出双色之蓓蕾；故文人论书，鲜有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者。客观而思之，与其以外行之热闹，干扰内行之静虑，以他人之虚誉，托举本我之自信，无如对书问字，澄怀凝神，心雷一默，绝胜千呼！ 德西先生君子虚怀，不以我为浅陋，殷殷之望，出之至诚。吾于是不敢以清高拒友情，故试为之言曰： ——德西生于山东，长于青海，东方春雨，西方烈风，从高原飞车，到宣纸走笔，遂使其苍松伟岸而成就一生之书家宿命。人皆有宿命，苦不能早知。德西知之，故坦言：“书法不是我的一部分，而是我的全部。”人自知，始自为，自知乃智慧，自为乃勇力。众生芸芸，蝇营狗苟，或临渴而掘井，或借花而献佛，或朝三而暮四，或缘木而求鱼，自知自为者，万不及一。德西自知其命，自拓其道，烈火涅槃，羽化不迷，此大智慧、大修为也。其书家之正果，必瓜熟而蒂落。 ——技有师承，艺有门派，故能纵贯有续，横列成阵。考之华夏艺术史，前恒传之，后恒信之，渐成师道法式。而我颇疑门派传承之非实。即以书艺论，《法书要录》列蔡邕传书艺，自汉迄唐共二十三人。因“蔡邕受于神人”，故前提既幻，一切皆虚。或望山问樵，而险夷则自探；或临津问渔，而潮汐则自测；或入园叩扉，而幽径则自步；或规矩前定，而玄机则自熟。德西习书，初未急于寻师，他说：“青海没这种习惯，孔夫子没去过的地方。”幸而儒风淡远，幸而师道不倡，方让德西借天分之赤诚，得以拥抱书艺之精纯。无待游方僧人，直入大雄宝殿，拜真神，诵金经，一部泰山《金刚经》成为李德西书法宿命的一贯追求。有意无意，其书法执著竟然呼应了孔圣人的“吾道一以贯之”。如此表述，私心无谤毁书苑高门及书坛尊长之念，唯痛于书艺从描红学步、临帖漫游，亦步亦趋在碑帖名家屁股后面讨生活，也未曾大家辈出。见怪不怪的书法世相是，字有六书，书有四体（当然还可增益），穷年碌碌，鲜有备者，故精一体而自喜，肖一家而自负，泉泻沙海，渐行渐细，书仿前贤，愈写愈僵，青蓝之出，谈何容易？入“派”则“派”束之，求“师”则“师”缚之，一如京剧名家，一招一式，一声一腔，惟妙惟肖，喝彩满堂，又何曾出师承一步？小才而言，师承或不可缺；大器而言，师承固如牢笼。德西求为大器，岂可以“门派”方之！ ——德西之书，溃围而出，就形符体系而考量其源，前代诸家几乎无所偏取。唯如斯，方成就其纵横在我、开阖心出之性情自现及大美不雕。德西书法，粗看惊阵势，细看惊点划；苟观者戒浮躁，则知其深浑；若评者戒虚华，则知其真美。艺之为道，不重复先贤难，不重复自己尤难。德西临池，一以“变道”主其“书道”，此险径也，亦正路也。吾于是明悟：“字迹”即“心迹”，“书运”即“人运”。评论有谓德西书法以“民间书风”为本源者，此言有理而理有未备。书分民间与庙堂，此书评家后出之说，由此而诱导出“书以人贵”的二元标的。回首中国书法史，经典又何曾分民间与官方？我读德西先生1995年所书“书缘”斗方，知其可与晋人陆机《平复帖》抗丽；我观其“孔雀东南飞”中堂及李白“梦游天姥”中堂，知其可与晋人索靖《出师颂》媲美；因取法高远，为心所化，故形法笔墨，唯我独存。至于是境，又何求于字字有来历、章章有本源？ 李德西先生学书于青藏高原，天风高吹，绝少污染，当他杖笔代剑直下昆仑的时候，中原文化正经历着连微笑露几齿、鼓掌须几声皆入程式之大一统格局。德西想什么，吾愚不敏，想当然而推定：其独行书坛或是对这种标准化、模式化之无言抗拒。 艺术史有加法，亦有减法。师古肖古，今即是古，减法也；师古融今，古已化今，加法也。化用王静安先生语，书或亦有“有我之书”、“无我之书’、独创之书、仿拟之书。德西视书法为生命，当有志“有我”并独创耳，亦必有志于为中国艺术史增加若干新元素、新分解、新化合耳。 2009年11月3日 寒潮中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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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异黄淮墨牡丹
——《冯梦白画集》序 丁亥中秋后，我去邳州木头汪拜会冯梦白先生，他正患小恙，却依然亲和，依然慈祥，依然眼里飘出微笑，依然说到绘画、说到牡丹便充满欣悦。握别依依，我心凄凄，毕竟是年近八旬的高寿了！ 入冬，时不时想到沂河岸边那个寂静的小村。先生的病早该好了吧！他一定又在洁白的宣纸上润染出一团锦簇、一脉清香了吧！或许是感应，不久，电话铃起，隔着二百里烟霭，传来先生浓重的沂河乡音：我打算出本画集，咱俩熟，你知道我的情况，这序言，只有托你写了！他没客气，我未犹豫，就这样说定了。 由一个画外人对一部画集作序，只能算“客串”。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因而我的序言模样的文字，对梦白先生人生、人品这涉及“人文”层面的内容，或能述其悲辛；而对他艺格、艺境这属于“艺术”领域的话题，大抵只能得其仿佛了。隔行如隔山，隔山打牛的神通吾不备焉。 梦白先生出邳州冯氏望族。原名宪法，字景熙，民国十八年生于邳城东十余里之木头汪村。村傍沂河，西望艾山，颇有钟灵毓秀之气。先生初读诗书，继入新式小学，后升山东临沂师范。喜绘事，为花鸟画家王小古先生入室弟子。共和国初，任乡村教师，一晃四十年，直到退休。所喜者，惟绘事不辍。课余挥墨，墨化五彩，水性、墨性、纸性、笔性，一一于人性之明悟中融贯为风姿绰约的画卷。甘苦备尝，寒暖自知，在玄运的精神清空，任伯年的意境清奇，徐文长的水墨酣畅，吴昌硕的古朴苍劲，齐白石的自然天趣都是他的艺术仪范。四师同尊，又最敬白石。“梦白”之更名，即缘曾于梦中得白石指点的醒悟励志。 取法前贤，追慕大师，这决定了梦白先生的绘画艺术以遵循传统为基本取向。若限于此，并止于此，他只能算个画师，至多是一位熟能生巧的画师。但先生的“梦白”之愿自有一个高远的期许，为了达于是境，先生又时时以师法自然、贯通天人为从艺大道，且坚持五十年而不辍。 十年面壁，佛知。五十年问花，天知。几乎是水到渠成，梦白先生有了双向的师承、双重的取法，因而他的水墨花卉也有了双重的艺术元质，这便是人的笔墨辛劳与超人的造化天成的合二而一。 这么说，似有宣说神秘论的嫌疑，其实，对于每一个专业领域里抱一精进之士而言，枯井涌泉、天雨落花都不是奇迹。 记得多年前我浏览先生的牡丹写生画稿，每一页都一无例外地标明了名称、瓣型、花色、叶状及临摹时日。就创作而言，每一幅写生稿都可以还原为一次画家对花当歌、别花当哭的超验经历。 为了画好牡丹，梦白先生曾七次远赴山东菏泽牡丹园写生。晨起，步行七里入园。中午不吃不歇，一直画到红日西坠。诚则灵，灵则验，其时菏泽牡丹园亦仅有六株绿牡丹，为先生精诚所感，园丁特持一株相赠。从一株到十株，再到一家满院，终于，梦白先生的牡丹园扩展到四亩之大…… 为画葡萄，则院中栽葡萄。为画荷，则水塘栽荷。为画牡丹，则院内院外尽植牡丹。这样的画家，这样的画，已经超越了咫尺纤缟，而将生命与艺术延伸向无尽的天地、无尽的岁月。 梦白先生将人与花的阻滞打通了。他的画，是人智对花魂的解读，也是花魂向人世的显身。对于丹青技法，梦白先生独有蹊径。他曾对我说：“我画牡丹，先借画葡萄之法，又借画墨荷之法，才形成今天的规矩。水墨花鸟，法虽相通，但求‘润’之术稍异。‘润’则出‘神’，不‘润’则死。”我问求“润”之道，先生说：“求‘润’之道，在乎用水。水少，无质感，易呈枯势；水多，无层次，易显湿态。只有用水适中，才能当时出‘润’，画面干爽后仍然也‘润’。” “润境”，其实就是生命的鲜活。有呼吸，有悲欢，有画外之音，有形外之神。说者易，行者难，非当众表演、信笔涂抹、快马三刀之辈所愿意承认者也。 梦白先生的墨葡萄、墨荷、墨藤、墨牡丹皆冠绝一方，识者叹为观止。他的画展，曾先后在邳州、徐州、菏泽举办，他的画作亦多次在徐州市、江苏省乃至全国大展中获奖。而这一切都未曾干扰先生的心海平静。我懂先生的心：奖，再大，也是少数人关在小屋子里评出来的，而艺术欣赏则是大世界里大众的精神美餐。这正象央视的满汉全席大比拼不能代替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一样简单。 牡丹的最宜生长地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因而我用“领异黄淮”礼赞牡丹，亦礼赞以画牡丹为艺术指归的梦白先生。先生画牡丹有心领神会、脱胎换骨之妙，彩牡丹与墨牡丹同趋化境，而我私心更推许其墨牡丹独步当今画坛。 今昔相照，这是一个艺术自由的时代。同类艺术相照，这又是一个艺术不平等的时代。歌唱家吼一嗓子，出场费三万五万，而民间歌手，玉音绕梁，唱半天，一顿饭。画界、书界无不如此。冷静地说一句，大抵是：上帝死了，人类疯了。谁疯让谁疯，庶民百姓绝大多数不疯。我与梦白先生心灵相通，故引为知己，他的画，我的文章，都是为了不疯狂的庶民百姓而作的。 疯狂的艺术氛围，构成了另一个世界。 有艺高而名微者，有艺劣而名噪者，有艺美而价廉者，有艺俗而值昂者，有敬艺而无名者，有借艺而沽名者，有生而名扬者，有没而名灭者……高天流云，长川逝水，弹指百年，谁能不朽？最后，一定是庶民百姓的群体认同，连缀成不绝如缕的良知裁判，将浮名淘尽，将珍品留下。 想到梦白先生眼中的笑意，我心充满温暖。他应该乐观，乐观于生命的刚健，乐观于艺术的长春。牡丹的美是永恒的，伴着这样的大美大艳，表现这样的大美大艳，是多少世才修得的福分呢？ 先生的画结集出版（当然只是百不及一的一小部分），我不认为是一种狭隘的个人成果的展示。或许，这是先生借此提醒世人，在人生的种种不如意之外，还有一个美的境界，等待我们共同经营、共同享受。仁者寿，智者乐，惟以此相祝。 丁亥年十一月二十七日（2008年1月5日） 于彭城黄河新村益芳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要唤醒“红楼梦”，先唤醒自己 周伯华《唤醒红楼梦》序 红楼“梦”，“梦”红楼，一个“梦”字万人愁。 说不清，道不明，不清不明才是“梦”。 是“红学”，是“曹学”，人在“梦”中没法说。 是“红梦”，是“楼梦”，红、楼都在“迷梦”中。 这是许多读《红楼梦》、说《红楼梦》者的尴尬。 因为《红楼梦》已将“真事”“隐去”，故而寻找“真事”、“真境”、“真人”、“真情”是为解读《红楼梦》的第一要务。基于这种追本溯源的渴望，周伯华先生借助“有史则考，有隐则索”的研究方法，立志要将《红楼梦》“索隐派”的未竟事业发扬光大。 可是，“索隐派”早已被主流“红学”宣判为猜“笨谜”、“牵强附会”了啊！而周伯华先生却固执着他的索隐与考求。面对主流红学，周伯华不惟显示了他的“勇敢”，更显示了他的“智慧”。因而他的反问也是那么坚定：既然用物理学的方法解决物理问题、用化学的方法解决化学的问题是科学的，为什么用索隐的方法解决索隐的问题就是违反学术常规的呢？ 于是，沿着对“金陵十二钗”的“猜想”，周先生一一开启了“将真事隐去”的红楼秘辛。许多论证，疑前人所未疑，发前人所未发，石破天惊，醍醐灌顶，因为能与《红楼梦》作者闪闪烁烁的夫子自道相呼应、能与脂砚斋言之凿凿的评批之语相贴合、复能获得《红楼梦》故事的“内证”支撑，故而已经接近了庖丁解牛的“神遇”之境。 “唤醒红楼梦”，是周先生的愿望。看来，《唤醒红楼梦》的推出，已显示他的这个愿望正在接近实现。 “梦”里的灯光，不如醒来的太阳。 “梦”里的温柔，不如醒后的牵手。 “梦”里山珍海味，醒来味同嚼蜡。 “梦”里海誓山盟，醒来万念俱空。 当周伯华先生固执于“唤醒红楼梦”时，他的无上功德是借此而触动了中国文学中索隐性作品、或映射性作品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我扭曲，进而也唤醒了《红楼梦》外芸芸众生所压抑的几多悲辛。 进而我有理由坦言：在今天，在中国，“梦”是不甘奴化的希望，“醒”是告别愚化的智慧；又何限“红楼”、“青楼”、“庙堂”、“江湖”？ 2012年9月16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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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城 金 石 园 赋 庚寅之秋，八月过望，黄绿相染，淳风和畅，彭城金石园克期成焉。云龙水涯，青衫红袖，竞先睹以惬快；凤凰山麓，舆轮軨轩，恐后至以怊怅。路人咸曰：添新景于湖畔，步旧路于山旁；丹砂浸血，金印连岗；诚可一游，莫负秋光。吾闻讯而倦怠，知言传乎夸张，惟目见而可证，扪潜识而自量。于是乘兴而来，尽情而往。 绕琴台而无音，步宏苑而徜徉；寻锱铢之遗宝，托万钧于指掌。辨篆纹于形似，考铭右而神扬；惊丹书之铁笔，敷青史之华章。漫行漫远，曲径无尘，或砺金石不渝之操；渐思渐深，芳林垂露，突怀日月长恒之想。千秋其训，如雷霆以慑魂魄；九州协心，任风雨以奏宫商。青玉无语，惟锲痕以存梦；金印有托，赖鋳铁以写状。封金挂印，弃利禄如粪土；入帐夺玺，辨忠奸而爵王。惟五德以终始，历百代而俯仰；鉴雕镂之凹凸，出龙虎之帝乡。访公侯兮孰在，唱大风兮云扬。抚今追昔，忧从中来，或春湖光景，洗昏目于一时；或秋山蝉吟，醒迷魂于彷徨。龙门吴钩，劈中条以探海；夔峡楚剑，贯匡庐而向洋。天倾西北，落星如雨；地裂东南，十日齐煌。孰神矢以射乌？信盘古而遗杖。雕大美乎天地，捧娲石以怅望。叹九鼎兮沉浮，悲八卦兮无常，倘玉石兮同焚，虽窃符兮赵亡。黄河如带，万水沉沙；泰山如砥，千峰卧羊；丹书铁券，灰飞烟灭；镂金锲玉，电火燐光。又何者为久、何者能长？且如飞絮，轻轻飏飏，得抔土而生灵根，遇坚崮而充鸟肠；沉浮由风，生灭由雨，差之毫厘，别如天壤。木犹如此，可堪人命？游戏白驹，谁待黄粱？ 归饮清茗，虚室生白；幽兰无语，风骚齐香；视其雕虫，固形神而兼备；思彼斗筲，或萤灯而蚊唱。何如黔首，守兹田亩，一载植谷，十岁栽桑。一丝一缕，可经可纬，虽柔细而成锦；半蔬半粮，亦饱亦饥，足延命于纣商。逍遥信步，周游邻庄，看草蔓江湖，卉集庙堂，花灿南国，雪舞北疆，知天地之有道，谅虎政兮难长。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敬 安 镇赋 平原弥望，屋舍俨然；阡陌交通，百里敬安。 天融春夏秋冬之和，地控丰沛萧铜之边，人怀忠孝节义之想，物尽农林牧渔之产。敬想犹龙，俯风云之际会；安承大象，仰日月之明鉴。惟敬近礼，惟安近贤，敬安之得名，或必有谓焉。 百年转瞬，访耄耋以说古；千秋弹指，循经典以知前。传南巡以歇马，信明帝以紧鞍，当其时也，旌旃蔽日，金轮衔连，万姓担壶，百僚随辇，逥巷灯火，通衢管弦，斯固皇恩浩荡，天颜近于咫尺；民泽涌流，佳话传乎长年。梦青骓以长啸，惜金辂而不还；感苍黄之反覆，信恩遇之有缘。惟敬安之名，不胫而走，商旅之兴，不招自繁。草庐瓦舍，高下错落；亦商亦农，贫富无间；城隍日固，绕四围以连带；市廛相望，开六门以立关；堑壕荻芦，历兵戈以清潇；并池莲藕，涉旱涝以媚艳；听八千人家四方调，鸡犬闻声；瞰十庙神祗三炷香，烟霭燎天。云燕春归，恩义及乎天羽；红鲤秋回，福祉融于灵泉。教堂金鈡，冀迷羊而知反；戏院箫鼓，慰儒牛之悲欢；九州黄壌，吾土为厚；八井碧波，此水最甜；感蛩吟兮一夕，固人命而万年。 洎乎民国肈立，共和再建，敬安黎庶，于世转轮。政风丕变，卑微咸知蹈砺；宏教复兴，庶民自化斯文。大道昌行，迷信绝于道路；教育普及，庠序遍乎乡村。修身齐家，开其广德之径；观过戒愆，敞其自强之门。及至抗日军兴，万姓抃踊，斯土多有鹰扬之士；待其建国谋定，六合歆康，此邑间出虎威之臣。少奇一巡，紧握农夫之手；大僚再访，抚慰乡民之心。学子金榜，被龙纹乎天地；文士银钩，描凤舞于烟云。变草庐而瓦舍，改悬鹑而丝纶，有飞车以代步，借网络而览新，畴昔不见者今见，前人不闻者我闻。至若层寓临空，商厦连云，曲水直街，新客故人，笙歌鸣夜，群操惊晨，香茗会友，清酒宴宾，即非一地之独有，恰传古镇之精神。 新国而新民，新民而新镇，兴工商以致富，赖农林而求稳。冬麦夏菽，遵物候而少变；红桃黄杏，顺舆情而更新；烧饼馒头，乃寻常之餐饭；辣汤热粥，实晨昏之滋润。鱼生于斯而恋池，鸟生于斯而依林。桂香暗渡，扬胡琴以叹秋；柳丝轻飏，横芦笛以唱春；饮水思源，涓滴皆银河之濡；践土怀柢，隆平尽泰山之琛。孤松迎客，庆有立足之隙；群鹤负仙，宁失展羽之云？土有肥脊，岁岁春种秋收；人无贤愚，在在后果前因。文者铺其句，诗者敲其韵，歌者畅其怀，舞者醉其魂，方丹青以写意，复点画以传神。去浮言兮百巧，存恋情兮一真。终而有铭，聊舒微忱： 周巡千山，陟彼高岗；雄览万国，暇寐一堂。 君子怀土，高士恋乡；故园乔木，敝墅新篁。 殷宋神韵，楚汉脊梁；铜沛浸润，汴泗酝酿。 农商翼辅，文教阜昌；风俗之染，三代同光。 明星有烂，淑慎其身；王事敦我，蔽芾甘棠。 亲怀无极，赑屃负图；远志有度，金雀鸣坊； 汲井思饮，雪域流水；卜云其吉，惟吾乡邦。 2010年8月17日 初稿于敬安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宝 莲 寺 赋 辛卯之岁，莲艳之月，斥资两亿、兴工三载之宝莲寺告竣开光。当此之时，卿云腾宇，绿木绕山，佛面生辉，金轮周转，钟鼓震地，香火燎天，一城同贺，万民争传，斯固佛界之宏构、俗世之盛典矣。 吾念兹寺之兴，或顺乎天意，或应乎人愿。借山起势，倚驮蓝以增高；因水造景，萦不牢以致远；巧托旧名，捧蟠桃以献寿；例循新规，塑金身以参禅。廊周回而贯通，径曲直而勾连，殿高下而错落，阁居中而俯览。金瓦红墙，展梵宇之华彩；重檐叠脊，呈隋唐之风范；钟楼回响，祈平安于曲巷；鼓亭传声，颂祥和于丰年；九品莲台，崇七佛以临世；三宝香殿，敬世尊以坐禅。一花一木，皆为大千世界；自迷自觉，均属人生夙缘。知大悲兮无泪，信大悟兮无言，叹宏寺之巍峨，怜佛居乎人间。 若夫经诵渐沉，香客渐返，满寺花雨，一山莺啭，独对真佛，寂步禅院，望金阙兮止步，循丹墀兮登殿，聆梵乐兮绕梁，瞻佛光兮映栏，朝灵山兮心静，惟慈佛兮神安。于是名心惭消，利欲愧减，始悟空门之去私、幻境之启善也。至其弥勒捻指，通天成阁，龙华树下，漫说三会之法；贝叶经里，且寻无上真言。方知佛出西土，救神洲之黎庶；龙潜东溟，滋旱臯之蕙兰；跨水起桥，走南北之行旅；逆波举棹，渡醒醉以长帆；孽缘有尽，苦海无边，顿悟即性，回头是岸；焚香自诉，百念归于慈悲；持戒布施，一诚鉴乎昊天。苟能春雨同潤，秋枝再榮，复何期期于削发留发、僧面佛面？ 将去宝刹，回望旃檀，惟秦镜兮无尘，执公器兮守廉，望景星兮高耿，驱安舆兮平原，既一身于树下，定焚香乎千年。感而成铭，聊诉尘缘： 不二之法，出乎一心。 千饭之钵，置诸福田。 金刚之身，贵乎童真。 拒染之境，御守有盐。 无迷之教，惟其正觉。 持戒布施，慈航无边。 十方道场，弹指而寂。 万物等尘，唯我宝莲。 撰于2011年7月1日宝莲寺开光吉辰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好 人 赋并序 公元二零一零、二零一一两年期间，沛县有张公兰、刘庆超、孙沛丽三人荣登“中国好人榜”，故“好人沛县”之誉，一时遍乎寰中。为扬善旌贤计，中共沛县县委、县政府遂将“中心公园”易名“好人公园”。吾闻之，沛然兴思，短赋成章。 大千世界，亿万庶众，名缰利锁，咸入彀中。 有好人出，则云开而雾散，忽雨霁而霞红；又春风以绿岸，早林莽以绽英。联袂而行，则芝兰漫野、馥郁千里；守望而居，则婵娟浣纱、鸿雁沉影。友好人而谋善事，亦何幸焉。 好人可亲，善士必敬；皆先人以后己，恒务实而忘名；惟尊老而抚幼，必去私以为公；播慈爱于闾里，广仁义乎乡亭。故好人易为，无我即超凡入圣；善事易行，利人即亮节高风。为官立朝，福泽流于天下；斯民在野，恩惠济乎苍生；家有孝子，褒其天伦之乐；国多忠臣，成乎社稷之功。既绝涓埃之私蓄，复怀横舟之襟情；八方响誉，鸿志不迷，三更敲门，酣梦不惊，亦何乐哉。 好人循道，踵足以继，每见贤而思齐；善士重节，闻声相和，恒景业而追从。好师好徒，鉴乎言传身教；好父好子，系于一脉相通；好朋好友，贵其志同道合；好官好民，赖于德草德风。惟善可染兮，惟德有承；编钟和韵兮，孤掌不鸣。一夫知耻兮，独善其身；九流怀德兮，天地大同。感好人而好报，聊短章以抒情。 2011年11月11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康馨园赋并序 康馨园定销房为徐州市建设投资总公司投标承建。自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八日奠基兴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日竣工验收，三易寒暑，八亿投入，六十八栋楼宇拔地而起，三千余户居民喜迁新居。广厦庇寒，功著人间，感而成文，或志百姓之喜焉。 岁移节变，雪尽梅妍，泛阳气于柔条，浮晴光乎郊原。疑探亲乎浣溪，似寻友乎桃源。除夕炮竹，互贺乔迁之喜；元宵灯火，高照阖家之欢。别蓬门与瓮牖，离陋巷与颓垣，抔故居之厚土，培新宅之青杉。彭门东隅，泗水北岸，昔乔家湖，今康馨园，去黄芦与残荻，起红墙与雕栏；展花阶以百丈，拥金屋而千间。曲径三折，过家门以出入；修竹十圃，掩邻窗而隐现。华灯夜放，凤还巢而将息；瑶草晨露，鹰离崖而摩天。垣墙绕邸，耸阁凌山，一区为家，百姓同院。新居新邻，惟里仁之为美；高楼高眺，期云霞之长斓。大道之行，信江河以归海；天下为公，赖日月以明善。观风雷乎槛外，涉寒暑而长安。 撰于彭城 辛卯新正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康 园 小 记 李公乐农先生之有康园，犹子美之有草堂、梦得之有陋室也。园在徐州丰县之黄楼，因旧庐，起垣墙，锄荒秽，植佳木，三年而规模成焉。吾仰公道德文章，乐于从游；公容我狂狷闲放，宥于接纳，故得有康园承教之幸。于是，乃知公营康园之劳，理康园之趣，别康园之恋，居康园之乐也。至若竹风入怀，梅月窥心，蕉雨润目，枫霜映鬓，思接天地，神运古今，其乐之深，又唯公自知也。青春进仕而得民望，花甲退养再沐乡音，归去来兮，故园可依。园成日，冯亦吾先生题曰康园。民康育我，我康济民，天地为小，百姓为大，复何忧哉！ 田秉锷谨志 庚辰五月十一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墨 洁 堂 小 语 吾与孟昭俊先生定交二十载，始羡其为书家，终慕其为君子。得君子交，吾何幸焉！昭俊善书，以端庄富丽为宗。不秘其技，不神其术，不昂其值，不沽其利，故求学者众而求书者夥矣。徐沛间以书法名世者比比，萧然不售者寥寥，昭俊孤持不群，岂非君子乎！吾于是知书家或缘才情，而君子必出天性也。孟子倡养气之说，盖有忧也。沛城南十六里孟双楼，有墨香斋，乃昭俊垂髫临池之地。甲申暮春，倦游思归，昭俊小兴土木，修葺归居。工将竣，吾访之。绿树如盖，小院荫荫，精舍无尘，岁华寂寂。庭中有可玩之汉石宋刻，堂上尽足观之古帖新图，俯仰其间，忽忘凡嚣，清茗一杯，宾主皆欢，吾复知乡居之乐矣。临行，昭俊命吾为序，不敢辞。退而思其居，得墨香二字，固其宜也。古人谓：文章末技，壮夫不为，书画雕虫，豪侠嗤之。备一说也，开一境也，又何禁乎殊途同归？书家者流，染于性也。毛颖纵横，纸上驰骋，虽无关乎庙堂清浊，江湖寒暖，而颜柳方正，苏黄坚刚，亦自有大丈夫风骨在焉。艺无贵贱，精诚自高，得乎心而应乎手，自然之道也，唯入化境者可以神会，吾何疑哉！因昭俊弄笔而不染，近墨而不黑，故私许是居为墨洁堂焉。 田秉锷 2004年6月13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清 园 记 庚寅榴月，余游黄楼，于康园晤李君玉岭。久闻其名，咸归美誉，今见其人，如沐春风。鹤发慈颜，卓尔有儒者之仪；乡音慰语，怡然为友于之亲。握手相问，遥忆华年，竟与吾有邻窗苦读之遇，负笈金陵，五载清灯，随园学子，清凉书生，岂意相期于衰年耶！日近午，君邀乐农公与余至其园庐，且笑指花木曰：有庐而无名，君能为我颜其额乎？ 君之园庐在凤城南十里庙之东。庙久圮，神失栖所，今惟田舍比比。小园无足一亩，北起云楼，南植竹木，东近耆旧，西有芳邻，花香应时，鸟鸣慰人，诚为退思之佳境、励志之净土也。至若登楼一望，青杨十里；扶树而思，红尘百年；两袖清风，夜半不惊；万念隐恻，惟民是忧；斯亦足养李君浩然之气矣。口碑在在，何待吾铭？清官洁操，自垂嘉声。故以“清”字状其园，或近乎实也。 天清而无尘，水清而无染，境清而无烦，心清而无罔。如此大福分，万不可妄求，惟精勤者、慈悲者、献身者、爱人者得之。得而不我有，是为大有；清而不自命，是为达命。清园怅望，举世滔滔，宦海沉浮，洁者寥寥。惟清园主人当清而无愧矣。 有江南先生撰《上善若水》十万言，版行于世，以褒扬李君勤政爱民之德。君惧于盛名难副，遂尽购其书，秘而藏之。吾索其书而读之，方知四海昏昏，终有醒者。秦政一弹指，何逆天命民彝哉？ 2010年6月于彭城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麦 香 小 筑 记 吾不知先祖自鲁中播越南下，何以栖迟于敬安小镇。或平畴沃野宜耕，或通衢八达宜商，或四季分明宜居，或民风醇和宜处，赁舍而宅，二百年乐不思鲁，田氏一脉俨然敬安旧族矣。及吾长，奔竞于稻粱，沉溺于文牍，虽游学金陵，徜徉秦淮，流寓邳州，涤缨沂泗，寄籍彭城，俯仰黄楼，亦终知江山信美而非吾土，岁月奄忽唯可少留耳。癸未夏月，吾营方寸之地以为庐，怅于铭之无号，其时桐花映日，塘蛙吟月，黄金铺野，麦香入梦，吾于是借麦香二字以号是居。麦秋种而夏收，涉四季寒暑，始成其精纯，亦五谷之特秀者矣。吾居此而感稼穑之苦，丰廪之乐，又何憾焉。 2003年6月于麦香小筑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滕鱼田氏族谱八修序 丁亥十月，秋霜初染，麦禾青碧，红叶如丹，德杰、素军、素馨自滕州南下彭城，以族谱八修事告于余，复命缀文为序，期以述其事、阐其义、旌其盛而赞其功也。 诸君将归，吾无壮辞相遗，惟清核时疫，潜运精诚，沐浴焚香，临池拜命，殊 不负宗亲之托并列祖之望焉。 是年入腊，序文初成，余捧稿北上，就教于滕州宗亲。不意枣庄田湾田姓有倡修“华夏田氏通谱”之议。闾里相望，声息相通，宏议初起，父老争传。响应者以为导湖川而归海，质疑者以为乱昭穆而欺天。众口喧喧，久不能一，我滕鱼田氏族谱八修之事遂寝而勿议。 庚寅春，族谱八修之役再起，余闻命，复上滕州。主事诸宗亲德成、德杰、素馨、素军、素申、中山等共以文案之任嘱我。愧于敝幽，惶于责望，吾何敢爽性以拒劳、嘿然以自擅哉！ 族谱七修，之今二十载，忆其盛状，则四轮辐辏，函电交驰，阖族熙熙，如在昨日矣。廿春秋一弹指，吾族俊彦复有族谱八修之倡。初闻之，难免猝然之惊；静思之，始萌心领之会。世纪更始，民主启蒙，太平有象，海内澄清，国学重光，儒道再兴，吾族挟教化之长，得风气之先，重建家祠，高起祖庙，延展旧谍，再续新谱，亦可谓光复祖德，增华宗轨，御风而举，乘时而进者矣。 当下一刻，思接千载，丽日透窗，心无纤尘，吾于是知吾国、吾民、吾族、吾辈之幸也。仅以续谱事论之，即为一证。吾滕鱼田氏族谱，肇修于六世祖士臣、士俊公，时在明嘉靖四年也；二修于明崇祯十一年，上距始修已百有十三载；三修于清乾隆十二年，与二修相间百又九载；四修于清同治五年，越三修则百又十九载；五修于民国二十一年，距四修亦六十六秋；六修于公元一九六二年，距五修三十载；七修于公元一九九一年，距六修二十九载；八修虽跨越新纪元却无隔世之憾也。 考八修之期运，固前疏而后密；诵十世之典要，则德厚而教长。 念明清两朝，皇恩浩荡，吾族先人犹难免流徙江湖、背井离乡之忧。千里睽违，百年参商，同宗相逢，视若陌路，苟延性命，天各一方；即如此，吾族有识、有志、有德、有学之士亦不忘以敬祖尊宗、溯源追流、理脉明系、续谱传训为己任，此亦难乎哉！亦贤乎哉！每念及此，常怀感佩；承续前构，孰不凄惶？庄子借山木以叹运命，孔子观逝水而悲年华，虽谓大仁大智，又何预乎百姓之艰危忧乐哉！国事国谋，家事家为，吾族之兴，又岂待他人乎？ 要之，则达乎知时，贵乎知任，乃为修齐治平之道也。木因春而华，乘夏而果，望秋而实，临冬而凋，此顺生而成者也。木犹如此，何况人乎！ 远而言之，吾田四祖：虞帝乃血缘之祖，胡公乃开基之祖，完公乃得姓之祖，真公乃赐号之祖。近而言之，吾滕州、鱼台田氏，系出山东诸城庞戈庄丰公一脉，是为鲁西南“紫荆堂老三房”之第三房也。《田氏总谱总序》谓：“吾先祖丰，原为诸城庞戈庄一支。其长子子纪于永乐初年迁居大野城北，以姓氏为庄名，故名田庄；次子子成永乐二年迁居大野城西双碑坡，后为田桥；三子子开由诸城迁居鱼台县东南四十五里田辛庄。”吾子开公一脉，复于田辛庄转徙苏鲁，星罗百村，历六百年寒暑，展二十代峥嵘，赖耕织以持家，惟敬天而顺命，践诗礼以修己，善邻里而友朋，故得子孙康乐而蔚成大族矣。缅怀吾族之兴旺发达，则信天人有感、家国连体、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之应矣。 数典敬祖，铭之念之，此血脉之源、灵魂之本也。而传承乃宏图，续谱为大业，故谱谍乃吾族之河图洛书也。乾道四象，元贞利亨，千古一田，各有大命，吾族子弟，固当自勉而自励矣。 谱谍之修，至为繁屑。一凭财力之济，二需人力之劳，三借学力之持，鼎力合谋，缺一难竟其功。八修谱即将刊行于世，特片言以存要，谅吾族子弟尽知执事者之不易也。 国有史乘，发乎三代，秘阁藏典，犹难逃劫运。家有谱谍，盛乎赵宋，体制百变，莫衷一式。欧阳永叔创《图谱之法》，苏允明重小宗之理，而后垂成法式，为天下效慕。虽创格高瞻，守制宏远，亦须因势而革、乘时而变也。吾族谱八修，形制或当小易、意蕴谅可出新耳。以吾愚见：倡男女平等为一，传富贵同尊为一，注寿夭之期为一，绘分合图略为一，创新规新训为一，统族标家徽为一。视其可为，斟酌损益，唯主事诸君子高识是裁矣。 史传贵实，难逢直疏之笔；谱谍忌伪，常遇膺鼎之章。盖世风浮薄，难乎信美也。至若同姓不同谱者，因总源为一，故而皆为田姓亲族。惟因其来久远，分流歧出，断不可妄接、妄续。仅以堂号之别，吾田即有贫骄堂、风翔堂、紫荆堂、北平堂、雁门堂、凤鸣堂、德蔚堂、守正堂、荆茂堂之异，百枝竞秀，孰能一“堂”独统？言及各堂行辈之高下，私意以为只宜体认，不宜刀裁，尤不可以乘除框定世代、以加减指认行辈，此种妄猜、妄定之事，不惟欺祖，而且诓今；不惟骗人，而且害己，理应为我滕鱼田氏后人之诫。吾滕鱼田氏之谱，根茎清晰，源流有秩，自可免蹈虚攀冒认、谀祖夸宗之病矣。德在谱里，功在谱外，惟望吾田氏子弟日日向上，岁岁向善也。 厚培沃壤，发紫荆之绚美； 广种福田，醉金谷之馨香； 高起津梁，览四海之丽观； 深基灵府，仰五德之堂皇； 困而有志，广恒业而恒产； 富而好仁，褒悲悯乎万方。 前缘邈邈，后生恢恢，固不可尽言矣。是为序，祈与吾族宗亲共勉耳。 十七世孙 秉锷 敬撰于彭城小居 时在庚寅年五月十二日（2010•6•23）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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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秋月思雨——随想
“戊戌六君子”百年祭有感 热血冷却，疑问尚存 在中华万年历书上，1898年9月26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十三日)被涂上血色。 这一天，“戊戌六君子”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喋血北京菜市口刑场。 百年冷却，热血是否还有春温? 百年漂洗，记忆是否还会殷红? 这，只是我心里的一丝躁动，旋又压抑为沉默的超然。谁都明白，一个潇洒的时代，并不宜于谈论任何严肃的命题。有多少人会背负百年惦恋而放弃享受稍纵即逝的人生逸乐呢? 终于握起笔，用稀释的淡墨去勾勒那幅血凝的画图，不是出于高尚的史识或应时的文心；我只是觉得100年的风风火火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泰斗们并没有坦诚回答“戊戌六君子”蒙难这一“史实”所必然连带的历史疑问。百年反复，误识汹汹，常识性的清明之见反而屡遭批驳。 所以，本文不触及史学家们对戊戌变法“史实”的纷纭聚讼及对戊戌变法“教训”的冷峻判罚，只是“有感而发”，“感”之者亦是“戊戌六君子”走后100年间中国思想界的粗疏。 “国”有希望，则“士”有精诚 生命视“死亡”为最后的痛苦，尤其是种种血腥的刑杀之后还要蒙以恶名、罪名的“死亡”。“戊戌六君子”接受了死亡，接受了死亡之痛苦。 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等了100年，等不来圆满的答案：“戊戌六君子”到底为谁舍生赴死? 为国家死，为民族死，亦泛说也。 既为国家，复为民族，却被握有国家、民族之最高权力者所诛杀，这是牺牲者的不幸?还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追怀“戊戌六君子”之死，我常常跳不出思维的困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能让它的知识分子(士)为它的利益杀身以赴，这国家、这民族必有存在与发展的希望。而这国家、这民族的实际操纵者用杀戮回应忠贞，则这国家、这民族无疑又在自断其根、自塞其源的昏乱中呈现绝望。“希望”与“绝望”的悖论，从大屠杀中揭示出来，国人却每每不悟——杀人的“国家辩解”压倒了被杀的“国士宣言”，这是周而复始的梦魇!一旦杀人者也顶着国家、民族的金冠，为国为民的牺牲定然呈现着滑稽。 思维倘能再进一步，思想的主人必然会对“国家”、“民族”作一番“人文认识”。因为，“国家”、“民族”不论表现着多么巨大的包容性，其内核都是一定空间背景下的“人”，都是顺应社会结体而将“个人”凌驾于“全民”之上的“人”，于是，“国家”、“民族”的“简化形式”，自然由“人”的“简化形式”得以体现。考虑到“戊戌六君子”的事业均在中华帝制的背景下拓展，所以“忠君”、“报国”的主题不容忽略。 如果不从光绪皇帝的“明定国是诏”上看出国家前途，不从帝党的政治倾向上看到国运转机，不从“一个人”或“一群人”身上测定出国事可为，“戊戌六君子”的行动就失去了必有的政治判断。事实是，“戊戌六君子”皆洞明时势而怀抱忠贞。于是，“国士”赴“国难”，便不可能绝缘于“国君”情结。反之，“国事”倘已败坏到连“国家象征”的人都一无所是，为国家民族的牺牲自然蜕化为“愚忠”。 “戊戌六君子”的牺牲，赢得为国捐躯的美名，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色彩。这不是污点。即便“戊戌六君子”走后的百年期间，结束了封建帝制的中华大国也舍不得告别专制。没有帝王的帝王意识不断以国家、民族、党派的名义驯化普遍的个人崇拜，没有帝王的帝王专制又不断以国家、民族、党派的威权惩处坚持个人意志的异己。在这软硬兼施的双重制约下，中国大地上不再有“士”之“知己”或为“知己”去死之“士”! 不知何种原因，“国家”剔除不了它“专制”的基因；“民族”的神圣外衣下，又总掩饰着与“民族”大多数人无关的个人野心。于是，国家与民族的“价值体系”上下松动。 “国家”出了问题，还是“国士”出了问题呢? 让“国家”重建它的价值体系，还是让“国士”重建他的牺牲精神? 走了100年，思想又回到元点：“国士”为谁而活的旧题，必然连带着“国家”值不值得“国士”为它去死的反命题。“国士”与“国家”必须等价。等价，才可互换。 在严格的人生哲学意义上，从古至今一切受褒奖的个人牺牲，都可以用这个“等价原则”再加评估。这或许太商品化了，但商品化的公平也是思想的觉醒。 质言之，当广大的知识分子以“戊戌六君子”为典型反思人生取舍时，握有国家权柄的天之骄子定然要以慈禧太后为鉴戒作出权衡…… “养士”，无须乞求 终于，大清的江山还是毁在反叛的知识分子之手。不是手下留情、没有斩尽杀绝，而是“国家”将“国民”与“国士”置于鱼肉的地位，逼使“国士”走向对立。 从“国”与“家”的关系，从“国家”与“国士”的关系设喻，这叫“打着家鸡飞上天”，或“马棚牛栏大围猎”。中国历史一以贯之的“养士”之风，蜕变为“逐士”或“诛士”，后果当然十分严重。“士风”之颓败几乎直接诱发着“国运”艰危!当政治家以“皮”与“毛”比喻“国家”与“士”的关系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成为对知识分子的警告；而在反向的哲学观照中，没有人注意毛发的脱落正预示生命的血气已亏! “戊戌六君子”的喋血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悲剧。不论夕阳西下的大清帝国，还是匆匆收场的洪宪王朝、轮流坐庄的北洋政府，甚至后来的政治权威，都无一例外地警戒着知识分子的呼吸。如果不是钻入纯科学、纯学术、纯琐屑的“业务”中作蜷伏之状，即便稍作政治欠伸便可能招致囹圄之灾或杀身之祸。从秋瑾、徐锡林，到李大钊、瞿秋白，从李公朴、闻一多，到遇罗克、张志新，20世纪起伏着一条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痕。 我常常想起飞蛾投火，如果那些生灵压根儿便厌弃了光明呢? 我又常常想起放火烧荒，不管你是益虫还是害虫，统统化为灰烬。 在无比崇高的国家旗帜之下，真的要用普遍的沉默来凝固无比崇高的稳定吗? “戊戌六君子”是一个群体，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也以“群体”的生态形式，表达着他们的故国情思。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宿命牺牲同样是“群体”的。总结以“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为发端的学生运动，我对20世纪“国士”的报国情怀有了铭心的感动。青史黄旧，那焦脆的书页何能再经血染? 从盛于战国的“养士”的命题，到宋太祖赵匡胤“不杀读书人”的许诺，中国的政治宽容找到实证。其实，“养士”与“养农”、“养兵”相比，源于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的稳定与发展之需。 或许“养士”的吁求太软弱了。海阔鱼跃，天高鸟飞，何用乞求人类的施舍?只是，人类太专横，误认自己是地球的唯一主宰而滥施渔猎，才造成生态环境的失衡。在政治上、思想上，不也存在着那种相依相存、相克相生的“生态平衡”吗?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吁求“养士”才是可以谅解的。 为问新世纪：“国士”存否?“国士”强否?此后，才可与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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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流失的国土”
我不能讳言自己的后知后觉与麻木不仁。直到阅读了金辉先生的《西藏墨脱的诱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和李尚坚先生的《喜玛拉雅山寻觅》(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我才较为清晰地知道，1962年的中印边境之战“胜利”结束了三四十年后，中国竟还有96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在不声不响、不尴不尬中沦入印度军队的占领之下。 我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嘲弄。 上述两部书，皆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金书获“第六届解放军文艺奖”，李书被辑入“中国边疆探察丛书”畅行海内。基于正常信息的正常传播，我以为在跨世纪与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或许可以聆听到中国人对这两部书的反映，以及对归属于“西部”的那片沦丧国土的惊叹。但是，沉默之霜，遍被华夏。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理喻中国官方与民方的超然、冷漠、镇定及大度…… 最不能明状的悲哀，是我无所诉求，无所谴责。国土沦丧，“国”无反应，连时代神经系统的舆论传媒，也不见一丝震颤。 兴亡谁家事？得失浑不知！ 静下心来，重翻这两部读了多少遍的书，越发感谢金辉（解放军军旅作家）与李尚坚（边疆史学者）用他们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亲身经历铸成了石破天惊的作品，让有限的、极有限的中国人从一个民间的、远不权威的的侧面，获得了国土沦丧的“知情权”。 我以为，事关国土得失，领土完整，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向中国民众保密。 事实是，中国民众以中印边境的领土沦丧并不知情。以官方批准的、公开发行的各种中国地图为例，一律用一条“已定”的国界线宣示着虚拟化的控制。 真相时时嘲笑地图：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的东、中、西三个部位，都跨越那条“已定”的国界北侵100公里左右。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领土上，驻扎着印度的20万大军！与这支越位的军队相比，中国的边防部队在人数、地面火力、空军支持上都大大弱于对方。潜在的趋势必然是：我若苟且隐忍，人必得寸进尺。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96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是在二战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印度人单方面侵占的。金辉书中惊呼：“96000平方公里的国土——等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等于三个台湾、六个北京市——相当于一个匈牙利、两个丹麦、三个比利时，相当于六个科威特，相当于十个英阿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相当于二十个日俄吵得不可开交的北方四岛。96000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这是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的最大的一片土地——那是中国版图的一百零一分之一。” 这领土是中国的，它是西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在唐朝与中央王权缔结盟好，在元朝并入中国版图，清初一度被准噶尔吞并，但在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政府三路大军齐发，终于将16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永久性地并入中国的版图。西藏再一次遭遇蚕食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殖民了印度次大陆的英国人觊觎中国西藏，屡屡派人深入西藏搞特务性勘测丈量，并抛出了单方面疆界线“麦克马洪线”。但西藏地方政府、清政府、甚至那位急于当皇帝的袁世凯的民国政府，一直都没有承认英国人的强加。 二战后，独立了的印度，却越过“麦克马洪线”，变本加厉侵占中国领土。1962年10月20日打响的中印边界反击战，中国军队全线获胜。胜利之师，也是仁义之师，给俘虏包扎伤口，修好所缴获的车辆，汽车加满油，武器擦干净，一件不留地归还印度。当将3968名俘虏送回去时，中国军队从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又后撤20公里，以期在中印两军之间建一道40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先维持和平，再商谈边界纠纷。但印度人不领情，你退20公里，我进20公里，结果是中国军队的实际控制线在“胜利”之后反而大大后撤了。历史的僵局，以中国领土的不完整形态维持着。1991年12月16日，李鹏总理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曰：两国领导人重申，将通过友好协商早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办法。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保持实际控制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美国《纽约时报》称：这次访问使印度获得的东西将大大超过中国。 印度舆论则普遍认为：中国方面终于面对和承认了中印边界的现实，而且说这是印度的“不战而胜”。 此时，中国的官方舆论无任何成败、得失之评述。 人民大众因不知情、或受宣传纪律、言论口径之限而沉默。十亿人沉默，有人视为正常。 12年过去了。“早日”的“友好协商”不知下文。 白发可以染黑，青春不能永驻，今天变成昨天，现实变成历史，待到流血的伤口结成坚硬的伤疤，我们能否心安理得地说：伤已愈，痛已止，何必提，前世事！ 在向“早日”靠近的日日夜夜里，印度人对已占的中国领土充分地“印度化”。原本生活着20多万中国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的中国领土上，印度人已经移民繁衍700万人！ 上述资料均引自金辉作品。为了让没读过此书的同胞感性地认识这片国土，请允许我再引用一些该书的资料。 这里，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故乡； 这里的森林资源，占西藏总量的80%以上； 这里的水利资源，可以建成“世界上可以设想的最大水电站”；装机容量最低也可在5000万千瓦以上，是葛洲坝电站的17倍，比长江三峡大坝电站要大3倍，若按目前全国出电率平均水平计算，每年可发电2250亿千瓦，按每度5分钱计价，年创收即可达112.5亿元。仅此一项，西藏地方财政收入将提高129倍。而1995年的国家援藏总额为62.6亿元。 这里是西藏的西双版纳或“江南天堂”，其自然条件比宝岛台湾还好。台湾已经养活了2千万人，3倍于台湾的这片领土，足以养活6千万人！而现在的西藏高原，自然条件很差，养活2百万人已感困难。 21世纪，人类的生存空间日蹙一日，中国人还能继续默许有限的领土为人强占吗？李尚坚书中写道：“墨脱南面的大片领土，就这样没有枪声，没有炮火，在互赠礼物的氛围中被敌人侵占去了。这似乎是笑话，但绝不是笑话，而是确确实实的历史事件。” 但愿中国的当代人不要将“笑话”留给后代！ 不同权力层次的人，将面对不同层次的考验。 96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考验中国执政党，考验中国领袖，考验中国政府，考验中国外交，考验中国的军力军心，考验中国舆论，考验中国的综合国力，考验中国人的家国观念，总之，考验中国在历史横断面上完成时代任务的能力。 一时的舆论控制，不能延续百年、千年。 而历史将考验一切权力者和他的奴仆。考验就是考验。它不是政治广告。它不是可以绕行的政治圆盘道。历史证明，中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接受巨大考验的。 有两个中国将军，让我肃然起敬。感谢金辉在书中用有限的文字，留下他们的音容。 一位是“死不瞑目”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将军。为了祖国安全，他的足迹遍于西藏的边防哨所。目睹国土削割，他常常双目泫然。在山南军分区，他深入连队视察，山路崎岖，他拽着马尾巴倒地牺牲。追怀这位爱国将军，人们称其牺牲处为“将军崖”。 另一位是“大声疾呼”的西藏军区参谋长毛海青将军。1991年6月16日，他在西藏国防线巡视，因“黑鹰”（直升飞机）坠毁而牺牲。牺牲前，他一直主张对印度占我领土不能等闲视之，不能再沉默。在成都家中，他接待金辉，一再叮咛：“中印边界问题一定要说，要宣传，要让全国人民知道，在全世界都喊响！”这是生命的最后陈述，这是一个中国将军的生命呐喊。 两位将军，用他们的言行显示，中国军队有希望，中国军队可堪大任。 丧权辱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老例。金辉书中说到的晚清四帝因丧失国土而不得立“神功圣德碑”事，颇警策意味，故照录于兹： “清东陵和清代西陵，埋葬着清朝入关后九个皇帝（末代皇帝溥仪1967年死后葬入北京西郊八宝山公墓）。九座帝陵中，有五座在神路前方，立有‘神功圣德碑’，另外四座陵则无此碑。立功德碑的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前五帝，无碑的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后四帝。其分界线在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国难不已的鸦片战争。据说，清王朝有一项规矩：凡帝王有失国之尺地寸土者，不得立此碑。” 此虽无补于“事”，却责过于“史”，未尝不是一种励功诫过的手段。而对那四座无功德碑的荒陵，我曾经心生一份怆然：康熙与乾隆们做梦也想象不到一个强弓强马打天下的勇武家族，竟会衍生出一个又一个只顾恋个人权力，却不用这个权力巩固疆土的不肖儿孙！ 或许，责怪那几位孱弱而年幼的帝王（道光除外）有失公允，因为晚清残局中说话算数的是那位垂帘听政的慈禧老佛爷。抓权抓到死，误国亦误到死，堂堂大清，毁在一个人手里，岂不悲哉！ 尺地寸土，考验忠奸。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历史规矩。喜马拉雅山的雪峰之下，本该飘扬起中国国旗啊！这国旗，何时才能与雪峰相照？ 2003年12月29日于紫电斋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