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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滞后”与东方智慧的自我消解
——展读《明史》的文化反思 一、周而复始的“杀人游戏” 本文之论题，闪烁于心，已历十载。 当日，为撰写《金瓶梅与中国文化》一书，临时抱佛脚，我补读明代史料。楔入点，是雒于仁的《四箴疏》。所谓“四箴”，与《金瓶梅》卷首的《四贪词》，正好内容一致，互成观照。一个小小的七品京官（大理寺评事），竟然直斥万历皇帝犯了酒、色、财、气这“四贪”之病，还要献“四箴”以匡正之，可谓胆大包天！ 这可气坏了27岁的青年天子。大年初一，他便召来阁臣申时行等，一面自辩并无“四贪”之病，一面责令阁臣将雒于仁“置之重典”。龙颜一怒，岂等儿戏？这“重典”的常规，大都是钢刀一挥，人头落地，而且遗臭万年，让你永不得翻身。实际的处置，让我大吃一惊：雒于仁死罪免了，活罪不免，“斥为民”，将不再有利用“言论自由”而大放“毒草”的权利。 不论史书、史家的评判如何，我对万历皇帝自兹却有了一份好印象。酒、色、财、气四病， 他当然是赖不掉的；但一念向善，慎于杀戮，却与他的先辈帝王稍有不同。我曾设想，若让雒于仁将《四箴书》献给明太祖朱元璋，或明成祖朱棣，或明武宗朱厚照，或明世宗朱厚熜呢？掉脑袋的可能性在十之八九矣！ 在补读明史的日子里，我一直放不下对帝王们维护君权的思考。“君权”，在帝制时代，就是“国权”。权力一旦上升到国家层次，它就获得了最为充分的行使理由。国家，就是一个人，就是那个头戴皇冠的人。一个人，无限膨胀；万万人，无限缩小。生命的价值，在相逆的流变中，越发不可同日而语。终于，帝王升腾为“龙”，臣民堕落为“虫”。“龙”的另一种称谓，叫“虎”。臣子们都忧心忡忡：“伴君如伴虎”。“虎”是能吃人的，所以有一种吃人哲学便产生了，曰：“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你若不想被“虎”吃，只有一种选择，即不去伴“虎”，不去做“虎”的臣。但这也不行，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你还是逃不脱，你还得去做“王臣”。 在“君权”的俯视之下，是没有“民权”的。 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百姓的梦想之一，便是能逃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见，“皇帝”并不是一个让人信任的角色。 实际的情况常是：臣子们因为还没有“忠”（“傻”）到“想死”、“爱死”、“找死”的地步，所以不妨一面高喊“武战死，文谏死”，一面生着法儿绕过死亡，高官厚禄，寿终正寝。如此，在绝对的“君权”与绝对的臣服之间，始终进行着一种生死较量。万历皇帝的可爱，是因为他并未得到“帝王术”的“真传”，对臣下的不恭（含着百分之百忠诚）仅仅发一通脾气，小示惩戒而已。 漫游明史的飘逝岁月，大量的感性史料涌入我的视野；我甚至嗅到浓烈的血腥，神秘地漫过历史的荒原，引燃后来人的恐怖，又激发后来人的思索。 朱元璋从刀丛剑棘中走来，他见惯了流血。虽然马皇后以菩萨心肠奉劝“惟以不杀人为本”，但朱元璋每于皇位上稍感不适，即大开杀戒，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一案，洪武二十六年蓝玉一案，共诛戮臣子在两万以上。平时因言致诛、因疑见杀者，比比皆是也。 他的儿子朱棣，从侄儿手中抢得玉玺，也是“杀”字当头，绝少恻隐。建文四年，燕兵破南京，虽未屠城，而建文宫中之宫人、女官、内官诛戮几尽。方孝孺不为其用，灭“十族”，死者873人！ “大明”王朝一开张，天下便弥漾着肃杀的阴氛。一直到万历上台，“杀人游戏”几乎是不间断地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搬演。 诛戮，则出威严；诛戮，则成安定；诛戮后稍加安抚与追谥，则又最易于博取仁君与圣主的美名。在“杀”与“谥”的轮番轰击下，不少怀抱精忠报国之梦的士大夫，甚至不惜以颈血涂抹青史，去换取英名永垂。 结果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帝王的借“杀”以立威，与臣子们的借“死”以显名，竟然平衡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宦海蜃景！看来，“忠”也罢，“傻”也罢，怕也罢，不怕也罢，毕竟是有人迎着死亡大踏步走向一个慷慨的终结了！ 这是帝王的“杀人游戏”培养出来的？还是“杀人游戏”的第二步工程诱导出来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但在心灵深处，还是惊叹于这“游戏”于“诛身”之外，又有那么强烈的“诛心”效能，以至于许许多多的华夏英才在被剥夺了第一精魄之后，还要感恩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二、名垂青史的“精神诱骗” 由明万历皇帝一件不顺心的小事，我借机走进明史；绕了一个圈子，匆匆走出，身上早吓出冷汗淋漓。还是隔岸观火好！还是清谈历史好！又麻木地生活了许多岁月，当我即将踏上21世纪的台阶，突然感到自己对两千多年间中国封建帝王的“杀人游戏”的思考，竟然没有结论。 历史云帆高挂，消逝于海天之角，它并不期待后来人的结论。历史，以历史行程为结论。 而我重新开始历史的漫游，完全是书生意气使然。因为，读史而生的忧患，一直萦绕心头：为什么“杀人游戏”成为“帝王术”的精髓？为什么牺牲了那么多的生命仍然唤不起对生命的珍重？为什么血色淡去人们总习惯遗忘曾经的历史？为什么无补于生命的旌表竟能抚慰最惨绝的精神创痛？ 既然读史，允许我再一次借历史作证。 前文提及永乐皇帝南京杀方孝孺事，原因极简单——不为我用也。平民遇到这类事，多用“选择术”，工具不合手，再换一件，决然不会一不合用，便加毁弃。皇帝不行，不为君用，等于欺君，罪当诛焉。诛有不当，亦不认账，这叫“杀无赦”。终永乐之世，方孝孺诸案不得翻旋。 朱棣死，其子朱高熾即位，是谓“仁宗”。“仁宗”确实有仁义恻隐之心，八月即位，十一月即赦建文帝“奸党族属”，“并放还家，给还田产”。但这次赦免，是有严格政策尺度的，“奸党”还是“奸党”，“奸党”已受显戮，存下的只有遗属；“可宥为民”者，原本无罪啊！这种留着“尾巴”的平反，已经让受难者感激涕零了。岁月抚平创痛，好像当年什么也没发生。此时，只有皇恩浩荡。 方孝孺呢？铁铉呢？黄子澄呢？齐泰呢？能够笑慰九泉吗？活人满足了，于是便机会主义地替死人颂扬皇恩，一切抹平，皆大欢喜。此时，上距建文诸臣死难，二十有二年。 由此，我总结成一个政治公式：“前皇诛罪，后帝赦过”。再剖论一下，则是：“前皇树威，后帝立德”；或“前皇量刑，后帝布礼”；或干脆说，“前皇赊账，后帝还钱”…… 特别具有悲剧性的是建文帝朱允炆。他以“皇太孙”身份入承大统本来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诏命，合法又合情，却偏偏被叔叔抢了皇冠。有明一代，建文帝无追谥；直到清乾隆元年，才由灭掉了明朝的清朝皇帝，给他追谥曰“恭闵惠皇帝”。此时上距建文帝逊国334年！这是一种难以打破的政治纪录。它显示，迟到的春天，有限的生命是等不来的。宽容，总是迟于事变。“宽容滞后”如果“滞后”太久，则纯然是一种安慰（对后人）、一种象征（对政治）。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了建文帝那个最小的儿子。父亲蒙难，他仅两岁。留下一命，拘于禁内，一禁54年。当这个“建庶人”（无名）被释放而出居凤阳时，竟不识牛、羊为何物！亦何悲哉！！ 就是那个给“建庶人”创造新生活的明英宗，复辟当月（天顺元年春正月）即将少保、兵部尚书于谦斩于东市（同难者还有大学士王文及太监多人）。明知于谦卫国有功，还要诛杀无赦，盖出于杀一儆百也。杀而又悔，悔又不救，直到他的儿子朱见深即位，才给于谦平反冤案。杀戮与平反，间隔八年。于谦之子于冕，即在父案平反后，由谪戍之地回到家乡，领到原有田产，且袭封“千户”之职。于冕心里，一定是充满第二次解放的欣悦！ 竖翻史书，“宽容”虽然“滞后”，魅力却足以粉饰前衍、再布新恩。前皇杀人，叫“臣罪当诛”；后帝昭雪，叫“吾皇圣明”。总之，皇帝永远有理。如果说每一次龙颜大怒都是“罪臣”们在“自蹈死地”，那么每一次迟到的追认或追谥都在“向前看”的鼓励下，引发新的效忠。几乎没有人叩问：设若当日便不滥杀无辜，何必今日旧案重提？劫后余生，后来人似乎不敢再作任何一点常识性的计较。苍天有眼啊，皇天有眼！善恶有报啊，苦尽甘来！思想一旦通达、驯顺到这宿命的自慰，接下来必然是山呼万岁、万万岁了！ 让我还以于谦为例，再说皇恩无涯。 明宪宗朱见深给于谦平反，仅是复其官职。这意在显示：英宗杀于谦错了，恢复其原有名号即算“摆平”。 到了明孝宗朱祐樘（英宗之孙，宪宗之子）登基，不满一年，他便加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 又过了102年，在万历十八年，明神宗感到谥于谦“肃愍”不能体现褒扬之意，又改谥“忠肃”。 于谦对此，一无所知。他生命的最后印象是京师苦寒，阴霾翳天。 于冕对此，亦一无所知。在应天府尹的位子上致仕时，他或许以无子而伤怀。 只有杭州、河南、山西的于谦祠里，香火不绝。这是中国老百姓于朝廷的虚幻褒扬之外，用他们的怀念回应历史的吁求。 历史进展到这一步，朝廷的政治功德基本上圆满了。血色淡入忘川的逝波，英名写在木制的牌位上，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讨个说法，说法有了。讨个公道，公道有了。实实在在的生命上，似乎就是为了兑换成史册上一段盖棺定论的文字。生命的实在性，与文化的缥缈性，就这样借一片血色混化为历史的完美！ 三、搬石砸足的自我惩罚 迟到的“宽容”，是一种无补于事实的精神安慰。后于事变，后于历史，后于播种与收割，在地净场光之后，说许多不关丰欠的空话；这就使“宽容”的“落实政策”因失落特殊的对象而变得无的放矢。 见怪不怪的是，中国的历史典籍上充满了这种“后发”之势的“宽容”之论。我们姑且称这种源于史家史笔的“宽容”叫做“历史宽容”。经过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一盆浑水终于澄清，所以史书上给许多曾被他们时代误解、误杀、误贬的人恢复名誉。如秦人杀商鞅，罪名曰“反”；秦人杀韩非，罪名曰“不为秦”，经司马迁依史核定，皆为不实之词。这种借助文化反思，在岁月演进中生发的“历史宽容”不在本文议论之范畴，故而就此打住。 我关注的，是导源于皇权的宽严反复。“严”，是权力的“严”，“严”到“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或大辟，或车裂，或凌迟，或夷族；“宽”，是权力的“宽”，“宽”到平反昭雪，官复原职，甚至再追加诸多光彩的头衔。前文，我称这种宽严反复为“杀与谥的轮番轰炸”，历史这么演下来，观众都习以为常了。看杀人，你可以落泪，为好人被杀而落泪；看昭雪，你又落泪，为皇上圣明而落泪。感人的戏文，总是成功的戏文，作为历史悲喜剧的总编剧与总导演，皇权在高高的皇座上微笑：百姓真是傻种！ 其实，权力们才是愚昧的。在封建帝制结束了一百年的今天，一个书生的文化反思，相信比一群皇帝高明百倍千倍。 假若明太祖不杀叶伯巨，而且十分重视他上疏中的三点批评（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相信燕王靖难取代建文帝的皇家悲剧就不会发生。 假若明成祖不杀方孝孺，所谓“建文奸党”原本就不存在，也就没有必要因为皇家内部矛盾而再兴文狱、再禁“诽谤”。永乐大帝可以集中精力干更多的好事。 假若明英宗不杀于谦，而且予以重用，边庭之患可以稍解；石亨的谋反，曹吉祥的谋反，就不至两次酿成刀兵之乱。 假若明世宗不杀夏言，不杀曾铣，不杀沈铄，不杀杨继盛……则奸臣严嵩、严世蕃乱政乱国之祸则得以遏制，嘉靖之世必不至使大明王朝由盛而衰也。 假若明熹宗不杀万燝、杨涟、左光斗等人（狱中加害也），宦官魏忠贤专权必受约束，“东林党”连及的“党人”之灾，以及天下书院之毁，都不可能导致大明王朝元气大伤。 “宽容”，对于忠臣的宽容，对于持不同政治见解忠臣的宽容，是封建皇权一直处置不好的一个难题。难在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你只要让我“难堪”，我就让你“难活”，于是出现了“逆龙鳞”的种种因谏（言）致祸的牺牲。这都是政治权力太热衷于“热处理”造成的血腥之案。“热处理”不能永远热下去，此后，便是“冷处理”；“冷处理”的任务是给因言、因文、因诗致祸的忠贞之士平反冤假错案。上文，我于闪烁之间，已经触及到“生命价值”这一“人道”命题，点到即止，不再详述；毕竟，在今天，这一命题已经“常识化”。我想侧重阐明的是：即便一点儿也不衡量生命的价值，单从“政权”的“利益”这个商业化的命题上加以衡量，用“热处理”对政治（文化）异己加以消灭，则害莫大焉。 我所摘引的明代史料已经显示：当政治的、文化的宽容失去了“现代性”（或“现时性”），一律以政治（文化）惩罚取代政治（文化）谅解，首先是主流政治、主流文化自己打碎了一面可以自照的镜子；或者说，在政治踌躇满志对不同（异己）见解或理论实施闪击时，它自己失去了即时改正错误的机会。连一个农夫，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时当春夏，可以补种，不去补种；秋风秋霜里，悔言欠收，又有何用？ “宽容滞后”，在“后时性”的特征充分体现时，反射到政治（政权）主体，这仅仅是一种自慰性的低诉——骗了别人，再去骗自己。 重复着的、一代又一代的追谥（从夏言到杨涟，都被一再追谥），几乎变成了一种政治仪式。为自己博取宽容之名，必牺牲父祖之清望也。倘若透视其中的心灵隐密，我以为并不是良心发现，并不是灵智开启，它或许就是一点标新立异的权变。 谁也没有认错，明英宗不必替明成祖认错，明庄烈帝亦不必替明熹宗认错。只是时过境迁，当事人已死，后人感到没有必要为前人的欠账偿付利息，才将旧债券一把撕掉，换上一张不再欠账、两讫两平的凭证…… 正如人死不能复生，历史不因后发的“平反昭雪”而改变，一切既成的危害也不因为对历史有了一纸“决议”或新的统一口径的“共识”而自动消失。终于有一天，人们看到，中国的专制皇权崩溃了，它是在不断强化着对臣民的愚弄时，愚弄了自己，在不断强化着对臣民的惩罚时，惩罚了自己。 四、走出“消解”的文化期待 为了减少枝蔓，我尽力利用自己补读明史的印象性资料，来论证在政治的宽严相济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如何左右逢源的。 说实话，我喜欢明史中的人与事。有时，会感到明朝人离我们很近。明朝人的可爱与可憎都是那样鲜明如绘。 明世宗嘉靖年间，出了个奸臣严嵩，很有名，现在已可见详论严氏父子的专著，但我更喜欢那一群不知死活、屡屡上谏天子的愚臣。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为了皇帝的亲生母亲蒋氏的册文，即要不要删去“圣母章圣皇太后”前的“本生”二字，220名朝臣跪伏左顺门，高呼请愿，哭声震阙。嘉靖帝（时年18岁）大怒，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廷杖。一阵乱棍打过，17人竟毙于杖下。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开始。有悍君，自有强臣，终嘉靖之世，“言官”言事，非言官亦言事，杨最、杨爵、沈炼、杨继盛 皆以谏言杀身，但海瑞仍然抬棺上疏。因为诛戮是“热处理”的，反而在“火线”上成全了一大批不怕死、只认理的男子汉。 到了明熹宗时代，情况已有不同。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头儿，影响着少心缺肺的皇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么多进士及第的朝廷命官，如崔呈秀、田呈、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等，却成为助纣为虐的“五虎”（另有武臣为“五彪”）。李鲁生、李蕃、李恒茂这“三李”，为魏忠贤倡立“生祠”，丧尽了士人气节。淫威之下，必有鹰犬，士人的分化让人怀疑圣人之徒也会蜕变。 做“诤臣”与做“媚臣”，历史上都不乏其人。这要看“智慧”往哪儿用。或看怀抱的是什么“智慧”。当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有二十四大罪时，他早已看到“左右既畏而不敢言，外廷又皆观望而不敢言”，还是坚持了他的“激扬讽议”，不计生灭。上列崔呈秀辈，则“智慧”误用矣！ 进一步，死；退一步，生。在生与死的背景下，选择进退，英雄与懦夫自然分为二拨。本文标题我已将“宽容滞后”与“东方智慧”的“自我消解”联系在一起，现在看来并非过虑。中国读书人的聪明，既可能因为“威胁”而扭曲，也可因“利诱”而扭曲，信乎也哉！ 因为在“事变”的“现实”状态，政治保持着它的惩创的势能，所以“智慧”蜷曲着，沉默不语；在“事变”的“追叙”状态，政治（文化）宽容已经姗姗来迟，所以“智慧”复苏，高谈阔论。这让我尤其对一切“马后炮”式的文化哲理抱着警戒。由此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大都是在历史走过后，由宽容的政治所允许的中和之音。依照这中和之音的音阶，我们可以吟歌任何历史阶段的悲欢；但是，只要另一个“事变”进入它倒计时的“现实”状态，这“宽容滞后”所允许的歌曲，还是休止为好。于是，我在行文接近尾声时，才较为自信地断言：只有“现实”的政治（文化）宽容，才是有价值的；“滞后”的“宽容”，仅仅是一种“后历史的智慧”；作为“精神”，它不能变成“物质”。 如果希望一种伟大的智慧不在文化的寒暖中自我消解，我们只有选择“宽容”。“宽容”当然不是放纵“毒草”。在一种思想的“群落”里，我们共同承受阳光，我们共同抗御狂风。 乞求“宽容”显然是没有出息的。我们不乞求，只是预测天气转暖的疾缓，播下五谷的种子。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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