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列车

（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苏的国际列车，另一班是苏联列车）。列车员都是中国人。整个列车空荡荡的，所有北京上车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节车厢，这样做显然有利于集中管理，人和细菌一样，散布开去至少有污染环境的坏处。据说，80年代前期，有时整趟列车只有几十个旅客，比列车员人数还少，相对国内列车而言，这里服务质量要好得多。列车编组:高包(二人包房)、软卧(四人包房)、硬卧(四人包房)。我们的二等硬卧，相当国内的软卧，有四个铺位。同房间的另二位来自北京林学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联邦德国。类似这样的国家派遣人员，约占列车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北京站始发的k3次国际列车将途经大同、晚上8点将到达边境检查口岸二连浩特，然后出境，经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以后，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汇合，周一抵达莫斯科。总共六天的行程。火车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安教授年过半百，略有发福，刚一见面，即忙于分发名片，显示身份和头衔。他告诉我们，已是多次出国，至于这次到西德也是第二回了，又掏出因公护照，以表明他和我们的私人护照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只有这般自我陶醉的余地，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也就值得尊重了。除了有点烦人的话匣子和“酸”以外，这位半大老头倒是随和，心底善良。他的助教白先生，年龄比我们还少上一截。他这一代没有直接受到文革的影响，又赶上尚学和开放的年代，学业一帆风顺。他戴着圆圆的眼镜，笑起来一副湖南老乡的憨厚相。他是首次赴欧攻读博士学位，可谓春风得意，一片锦绣前程。当我们问他，是否打算学成报效祖国？他觉得是无可质疑的。使我想起自己的夏教授，留德博士，当年怀着赤诚之心回国，到了皓首之年，感慨万分。新一代的留洋学者的归宿何在，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才能作答。
很快地又结交了一些乘友，其中，有到法国的靳先生，年仅二十岁，之所以能搞到法国的签证，是他老爸是中国驻法航空代办处的官员，他不讳言赖在巴黎；有赴西德留学的杨小姐，是安徽医学院的助教，到德国的第一目标是尽快把男友弄出来。最有意思的是，在奥地利留学的高先生和赴丹麦旅行的林夫妇，我们不但是六天的同路人，而且数月后又再次见面的缘分。
林先生最早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北京火车站国际候车大厅，身材格外短小干瘪，一顶奇特的西瓜状的黑皮帽，和苍白的长脸形成反差，活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时，整个候车大厅散放的几乎都是这对夫妇的行李，他和太太推着两架重磅行李车，来回运输个不停，很有漫画色彩。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坐在车厢里闲聊。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些重达半吨的行李，实际上说货物更为妥切，是他花费数月精心采购的，其中有种类齐全的工艺品，纺织品，足足可以装备一家商店，还有一尊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如来佛，重达八十公斤，像一枚导弹横卧在大号的木箱之中。所有的货物都堆放在车厢的过道，或者寄存在乘友的包厢，当时的国际列车从无走单帮的历史，乘务员也就视而不见。一样是初次出国，对西欧的行情他显然了如指掌，我们云里雾里，懵懂无知，一点概念的都没有。“老弟，中国市场的许多东西，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那就是十倍的价钱。”他从挂在脖子的金项链上，取下一个古里古怪的佩玉，凑到眼前，才看清楚是只乌龟，在中国是象征长寿的吉祥物，据说老外也是十分喜爱，“在上海才十来元人民币，到了欧洲至少值二十美金，不说变卖，就是作为送人的礼物，也是很体面的呀。”
林太太的父亲居住台湾，让丹麦的一个中国饭店老板，担保他们以观光身份进入丹麦。丹麦属欧洲共同体，除非通过婚姻，否则几乎没有定居的可能。林夫妇事先办了离婚手续，丹麦方面已经物色了一个当地女子，待他们到达丹麦，赶着入境签证有效期内和林先生“成婚”，林先生即可获得丹麦定居权，一年后离婚，再与林太太复盟，这样双双都有合法身份。毋庸置疑，这是一场金钱交易。
“你们打算着怎么办呢？”他把小乌龟仍然挂到脖子上，“说白了，出了国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打算回去的。”
但是，我们又能够有什么打算呢？对于奔赴的“希望之乡”，本来就是知识有限，听了林先生关于居留权的一席话，心中更是没有了着落。我们没有钱，又无人接应，最长的签证是挪威，也不过是一个月，能否留在那里，或者是世界哪个角落，前途未卜，只有上帝知道。实际上，自打乘上西伯利亚的火车，我们就是两个到处漂泊的国际流浪汉。

从北京出发的当晚八点，列车到达了中国的边境检查站二连浩特，中国边防警察上车，我们俩的护照着实被反复翻看好些时间，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初次出国的就有这么多签证的，而且也搞不明白，前往南亚热带的S国，如何要绕道冰天雪地的远东地区。最后，加盖了出境章，让我们填写“旅客行李物品申报海关单”。我们意识到，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正式离开中国国境的历史时刻。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正处在二十世纪末所谓全球化来临的前夕，而跨国移民是经济全球化众多动力因素之一，据二十年后今天的统计，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新华侨”，人数约为600万，与昔日的“老华侨”不同之处是，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无意之中，我们成了先行者。
因为中国与苏蒙的轨制宽窄不同，所有旅客应该下车，让火车在“国际换轮库”里进行换轨。我和大成出于好奇，跟着列车进入作业地火车厢被分别吊起，撤掉中国宽轨，换上俄式窄轨，我们还是被赶了下来，俩人冒着漫天的大风雪，从车厂走回二连浩特车站。在上了冻的铁轨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四周黑沉沉的，好一派凄凉的边塞风光，只有前方车站的红色信号灯，唤回文明世界感觉。我们总算重返了车站，这里的建筑和北方其他火车站没有什么不同，钢筋混凝土，像盒子般方方正正，就是多了穿着厚重棉大衣的边防军。幽灵般的旅客们在站内闲荡，一些西方人在小银行里忙着兑换货币（把在中国未用完的外币兑换券换回国际通用货币，按照规定，外币兑换券是不能携带出境的）。出乎预料找到一个小邮局，我坐在破旧的沙发椅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第一封家信：“亲爱的，我的好妻子，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将要实现，半个小时后，我们即将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告别。但是，不知怎的，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心中难受极了，欲哭无泪，痛苦程度甚至超过离开上海，和抱着熟睡儿子的你话别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