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拿到护照时，

既兴奋又新奇。现在的年代几乎是人手一本，但是在以前，我们谁都未曾见过这个小本本。想象之中，护照应该象游西域的唐三藏携带的关防牒文一般神秘。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当接过公安局邮递来的护照，才看明白这是国际旅行的身份证，上面标明，该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看着这个梦寐以求的证件，仿佛已经见到自由的曙光，尽管远走高飞仍在未定之天。
我们初步制定了一个“迂回签证，曲线出国”的计划，绕过欧美等西方国家遏制堵截外来移民的“马其诺防线”，第一步先谋求第三世界的贫困落后的国家签证，直觉告诉我们，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不会是铁板一块，无隙可乘。我们开始尽可能收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如“世界各国年鉴”，“世界知识”，“华声报”和“参考消息”，我们发出各种信件，如：
联合国紧急援助非洲行动委员会，要求成为志愿人员前往非洲饥荒地区。
世界自行车旅游协会，提交环球自行车旅行计划，请求该组织提供路线的建议和沿途国家自行车协会名单和通讯地址。
欧洲各大学中文系和华侨子弟中文学校，毛遂自荐前往担任中文教师。
……不一而足。
所有信函都译成英文，然后打字力求清晰规范，小心翼翼投入邮箱。这种没有先例的投石问路，我们心中无数，也完全可能徒劳无功。冷眼者看来，无疑是神经错乱，好在双方的妻子都富有想象力，任凭我们左右折腾。
国际邮件往来缓慢，不少的信息反馈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在这以前，出乎意料有了一系列的突破。我的妻子已经怀孕，十一月份是预产期，在孩子出生其间是不能离开左右，到北京签证必须在妻子生产之前或者之后。另外，家庭一点少的可怜的积蓄，是孩子降生和妻子坐月子的准备金，不可挪用作为活动经费。犯难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规定，凡是获大学文凭学有所成者，可以在单位领取四百五十元的奖金。在八十年代人均工资才几十元人民币，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一开始交大人事处拒付这笔钱，万般无奈之下，我直接给当时的交大校长翁史烈写了封措辞恳切的申诉信，对交大这样一所著名学府的官僚作风，深表失望。事后并不存在挽回的奢望。正当为北上盘缠发愁，得到通知，翁校长签发了这笔款子。经费由天而降，喜出望外。我们决定，立即动身入京。
江南的秋天，格外的天高气爽。繁华都市，熙熙攘攘。改革开放，市廛开始初具商品经济雏形，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百货，极精巧之能事。后来在东欧国家和苏联，相比之下，发现其商品经济远逊色于我们，差上一大节。内燃机车拉着列车，隆隆地驶出上海火车站，看着窗外的景色，花团锦簇，想起唐朝黄巢的名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怀里揣着护照，踌躇满志。当年下乡安徽，在京沪铁道线上来回奔跑。如今，时过境迁，人事已非，感慨万端。盛大成对我说，他向他的妻子保证，北京之行必定马到成功。我问他，为何说得这般有把握，他从深度近视镜片背后，透出狡黠又愉快的目光，答道：“我有直觉，同时也得给亲人希望和安慰嘛。”
北京的黄昏，璀璨絢丽，成名很久的白果银杏，仪态万千，还是一片绿色，只是镶了一圈金边，在湛蓝天色的衬托下，十分招惹喜爱。
当晚，我们住进了中国工运学院的宿舍。这个学院刚成立不久，亮堂堂，崭新的，大部分师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听说主要是培养县团级以上的工会干部，以加强各级工会力量。东道主，好友陆晓翔给我们介绍了同校的同学，都是来自各省市的年青干部。其中有任班委主席的沙市工会领导老李， 有任班委支部书记的徐州工会领导老陈。一到晚上，寝室私人收音机飘出西方音乐和港台流行歌曲，表面平静的中国正悄悄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一代领导精英层的官员，以不同于前辈的风姿登上政治舞台。
使馆区位于光华路和三里屯，这里就象神话中的迷宫，数不清的使馆建筑和外交公寓，纵横交错，几乎没有居民住宅和商业网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武警遍布整个区域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气氛和秋寒交结，令人感觉仿佛空气凝结的宁静。和北京城其他地方车水马龙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来到了欧洲，由于签证，也时不时前往各国的使馆区，除了一些易受恐怖攻击的使馆，可见持枪警员以外。一般人都可随意出入外国使领馆，就象出入商场和航空公司一般。漫步于这个特殊的地界，突发奇想，冥冥之中传来时远时近的人声马嘶，好象当年的庚子事变，冲击东郊民巷各国使馆的拳民阴魂再现。十九世纪，列强对华大肆入侵和掠夺，最后引发了义和团运动。此后在海外，一些老外说起这段近代史时，大有谈虎色变之态。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要在同一个地方，挨门逐户地企求外国的入境许可。
周末的星期六，按照常规，是各国使馆打烊之日。整个使馆区域格外冷清，门前可罗雀。我们竟获得门卫的许可，得以进入S国使馆的大院，遇上一位上了年龄的中国职工，他是使馆的花匠兼勤杂工，也是服务年限最长的员工。我们说明了来意，他很和蔼地说，星期一可以来此找一位翻译栗先生商谈。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外国使馆，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S国使馆纯属偶然，东南亚国家原不在计划之内，印象中这些国家还不是第三世界最下乘的，恐怕签证并非易事。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正在闹天灾人祸的非洲国家。星期日的讨论，根本没有考虑S国的可能性。不过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命运自有安排。后来，整个戏剧性的“签证工程”正是由S国使馆作为发端。
从S国使馆出来，我们继续巡视使馆区，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分兵两路，各沿马路一侧行进，仔细辨认使馆建筑物的国旗和铜牌。大概是天意，始终没能找到名单上首选的，如乌干达等噩梦般的国家使馆。最后在光华路一带看到M国和B国的使馆。从《世界年鉴》来看，这两个国家还不算是最贫穷最糟糕的，当时也没有列入饥荒猖獗的非洲七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