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拿到护照时，

既兴奋又新奇。现在的年代几乎是人手一本，但是在以前，我们谁都未曾见过这个小本本。想象之中，护照应该象游西域的唐三藏携带的关防牒文一般神秘。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当接过公安局邮递来的护照，才看明白这是国际旅行的身份证，上面标明，该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看着这个梦寐以求的证件，仿佛已经见到自由的曙光，尽管远走高飞仍在未定之天。
我们初步制定了一个“迂回签证，曲线出国”的计划，绕过欧美等西方国家遏制堵截外来移民的“马其诺防线”，第一步先谋求第三世界的贫困落后的国家签证，直觉告诉我们，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不会是铁板一块，无隙可乘。我们开始尽可能收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如“世界各国年鉴”，“世界知识”，“华声报”和“参考消息”，我们发出各种信件，如：
联合国紧急援助非洲行动委员会，要求成为志愿人员前往非洲饥荒地区。
世界自行车旅游协会，提交环球自行车旅行计划，请求该组织提供路线的建议和沿途国家自行车协会名单和通讯地址。
欧洲各大学中文系和华侨子弟中文学校，毛遂自荐前往担任中文教师。
……不一而足。
所有信函都译成英文，然后打字力求清晰规范，小心翼翼投入邮箱。这种没有先例的投石问路，我们心中无数，也完全可能徒劳无功。冷眼者看来，无疑是神经错乱，好在双方的妻子都富有想象力，任凭我们左右折腾。
国际邮件往来缓慢，不少的信息反馈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在这以前，出乎意料有了一系列的突破。我的妻子已经怀孕，十一月份是预产期，在孩子出生其间是不能离开左右，到北京签证必须在妻子生产之前或者之后。另外，家庭一点少的可怜的积蓄，是孩子降生和妻子坐月子的准备金，不可挪用作为活动经费。犯难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规定，凡是获大学文凭学有所成者，可以在单位领取四百五十元的奖金。在八十年代人均工资才几十元人民币，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一开始交大人事处拒付这笔钱，万般无奈之下，我直接给当时的交大校长翁史烈写了封措辞恳切的申诉信，对交大这样一所著名学府的官僚作风，深表失望。事后并不存在挽回的奢望。正当为北上盘缠发愁，得到通知，翁校长签发了这笔款子。经费由天而降，喜出望外。我们决定，立即动身入京。
江南的秋天，格外的天高气爽。繁华都市，熙熙攘攘。改革开放，市廛开始初具商品经济雏形，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百货，极精巧之能事。后来在东欧国家和苏联，相比之下，发现其商品经济远逊色于我们，差上一大节。内燃机车拉着列车，隆隆地驶出上海火车站，看着窗外的景色，花团锦簇，想起唐朝黄巢的名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怀里揣着护照，踌躇满志。当年下乡安徽，在京沪铁道线上来回奔跑。如今，时过境迁，人事已非，感慨万端。盛大成对我说，他向他的妻子保证，北京之行必定马到成功。我问他，为何说得这般有把握，他从深度近视镜片背后，透出狡黠又愉快的目光，答道：“我有直觉，同时也得给亲人希望和安慰嘛。”
北京的黄昏，璀璨絢丽，成名很久的白果银杏，仪态万千，还是一片绿色，只是镶了一圈金边，在湛蓝天色的衬托下，十分招惹喜爱。
当晚，我们住进了中国工运学院的宿舍。这个学院刚成立不久，亮堂堂，崭新的，大部分师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听说主要是培养县团级以上的工会干部，以加强各级工会力量。东道主，好友陆晓翔给我们介绍了同校的同学，都是来自各省市的年青干部。其中有任班委主席的沙市工会领导老李， 有任班委支部书记的徐州工会领导老陈。一到晚上，寝室私人收音机飘出西方音乐和港台流行歌曲，表面平静的中国正悄悄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一代领导精英层的官员，以不同于前辈的风姿登上政治舞台。
使馆区位于光华路和三里屯，这里就象神话中的迷宫，数不清的使馆建筑和外交公寓，纵横交错，几乎没有居民住宅和商业网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武警遍布整个区域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气氛和秋寒交结，令人感觉仿佛空气凝结的宁静。和北京城其他地方车水马龙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来到了欧洲，由于签证，也时不时前往各国的使馆区，除了一些易受恐怖攻击的使馆，可见持枪警员以外。一般人都可随意出入外国使领馆，就象出入商场和航空公司一般。漫步于这个特殊的地界，突发奇想，冥冥之中传来时远时近的人声马嘶，好象当年的庚子事变，冲击东郊民巷各国使馆的拳民阴魂再现。十九世纪，列强对华大肆入侵和掠夺，最后引发了义和团运动。此后在海外，一些老外说起这段近代史时，大有谈虎色变之态。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要在同一个地方，挨门逐户地企求外国的入境许可。
周末的星期六，按照常规，是各国使馆打烊之日。整个使馆区域格外冷清，门前可罗雀。我们竟获得门卫的许可，得以进入S国使馆的大院，遇上一位上了年龄的中国职工，他是使馆的花匠兼勤杂工，也是服务年限最长的员工。我们说明了来意，他很和蔼地说，星期一可以来此找一位翻译栗先生商谈。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外国使馆，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S国使馆纯属偶然，东南亚国家原不在计划之内，印象中这些国家还不是第三世界最下乘的，恐怕签证并非易事。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正在闹天灾人祸的非洲国家。星期日的讨论，根本没有考虑S国的可能性。不过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命运自有安排。后来，整个戏剧性的“签证工程”正是由S国使馆作为发端。
从S国使馆出来，我们继续巡视使馆区，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分兵两路，各沿马路一侧行进，仔细辨认使馆建筑物的国旗和铜牌。大概是天意，始终没能找到名单上首选的，如乌干达等噩梦般的国家使馆。最后在光华路一带看到M国和B国的使馆。从《世界年鉴》来看，这两个国家还不算是最贫穷最糟糕的，当时也没有列入饥荒猖獗的非洲七国。
九月京城花红柳绿，有了丝丝寒意。星期日上午，好朋友熊大力约我们在他下塌的酒店见面，然后一起前往王府井商业街，为他意大利之行（单位派遣他的公差）购置物品。中午时分，我们走进一家人声鼎沸的餐馆共进午餐。坐在对面，大力就象即将飞向天堂的安祺尔，让我们仰慕不已。大力多才多艺，是个英俊小伙子，我们越瞧他越美。特别值得羡慕的是，他操一口流利的英文和意大利语。对于我们这种机关算尽的迂回签证，他感到十分好奇，问道：“如果得到了第三世界穷国家的签证，甚至那些闹饥馑的非洲国家，你们难道真的能无所顾忌的动身前往吗？”我们回答，如果得不到更好的签证，我们还得走，设法中途改道，再不行，干脆进入等待时机。熊大力出神望着我们，说道：“你们该说我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们都是成家的人了，又有前程不错的职位，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要这样挺而走险？我能够理解和感觉到你们的动力，我比你们年轻，阅历也浅，再过几年，或许我也会滋长出此般的愿望和破釜成舟的决心。”他的话竟给验证了。我们离开中国一年半的时候，国内的出国热浪达到高潮，每天在出入境管理处，门庭若市，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以出洋为人生目标。从意大利返回上海的熊大力，全力以赴申请到日本，虽然这时候的他已经成婚，和我们当时的情况没有两样。
星期一上午，天高气爽。我们出现在使馆区，西装革履，每人提着崭新的手提公文箱，显得有身份和有气派，以当时的社会审美标准看，甚至于有点阔绰。盛大成在前一天的闹市上，还特意买了个玻璃戒指，美其名曰：“签证钻戒”，自己都感到不伦不类。B国使馆位于使馆区南端，我们从国际大厦方向进入使馆区最近的目标就是它。B国位于西非，是个濒临大西洋的小国，前法属殖民地。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老远就看到绿黄红三种泛非颜色的国旗，图案上有城堡，棕榈和远洋船队，两侧各一只金钱豹，那种配色强烈的热带感觉好像是个好兆头。我们决定一试身手。B国使馆大门站岗的武警，是个来自山东的半大小伙子，按照规定，他盘查了我们的护照。看见我的胸口别着的交大红色校徽，他肃然起敬，客气问道：“老师，是上美国吧。”看来他有点迷惑。大成说:“我们先到B国，然后坐船横渡到美国。”我心想，这家伙也真能忽悠。那位山东大兵有多少国际地理和签证知识，是个疑问。他这样的庄稼汉子，穿着沉甸甸的粗呢子制服，乍一看，比我们这两个半路出家的演员还要别扭，他一挥手，予以放行。”我们穿过大院，进入签证处的翻译室。
两个中国翻译，女的四十岁左右，男的约莫三十来岁。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分别敬烟，送口香糖，这些东西都是在友谊商店用珍贵的外币兑换券买来的，是创造良好气氛的润滑剂。效果很好，对方果然热情接待了。我们说，打算去美国之前，先到B国一游。男翻译看了护照，说这种情况以前还没有发生过，必须去问B国领事才行。五分钟以后，他走进办公室，笑道：“领事先生说你们可以得到签证，请立即填表并交付二十元签证费。”我们马上发现一个疏漏，没有带上照片。翻译很客气的说：“你们立即去拍照，当天或者过几天送来都行，请放心，签证是肯定没有问题。”我们打躬作揖，千恩万谢，飞一般跑出使馆，兴奋得心都要蹦出来。真想不到事情会这样顺利。
好不容易拉到一辆出租车，一上车便对司机说：“师傅，照相馆。”我们一口气跑了好几家，上海有句俗话说，“吃斋遇上了月大”，全都没有快照业务。最后找到一家青年合作社开办的摄影之家，扯着经理好说歹说，还塞上两包外国香烟。对方答应下来说，下午三点可以取照，已是摄影社前所未有的速度，实在无法再快了。B国使馆下午办公到四点，看来是能赶得上的。紧赶慢赶，就是恐怕夜长梦多。所谓怕什么来什么，后来还是出了意外。
从摄影社出来，街道行人如蚁，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扫尽北国秋天的阴霾和寒意。我们让出租车折回使馆区，既然非洲国家已不成问题，下一步可以升格，我们想到了S国使馆。
B国使馆的旗开得胜，使人处于最佳竞技状态。我们兴冲冲走进S国使馆签证处，开口问：“请问，哪位是栗先生？”其他的工作人员还没有来得及作答，从里面一间传出铿锵有力的声音：“谁找我？我是姓栗的。”人未露面声音已至，无疑是位干练机敏的人物。
走进会客室，办公桌一侧是皮椅和沙发，窗台上的木架随意散放着S国各种旅游指南。主人瘦挑个子，人到中年，目光炯炯，叼着香烟，坐在茶几一角，吞云吐雾。我们上前握手寒暄，显得落落大方。他上下打量我们一眼，问道：“你们是哪一位介绍过来的？”我们一面敬烟，一面说明来意，直接切入主题，回避了他关心的问题，给人一种感觉，或许隔墙有耳，不便和盘托出。实际上，我们事先并没有朋友介绍，无非是从花匠师傅听说而已。他也不再追问，只是漫不经心地翻阅我们的护照，突然间，他一针见血地说道：“是不是美国去不了，跑到我这里来了？”我们手忙脚乱的搬出一叠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诸如此类的资料，他咧嘴一笑，挥挥手，说：“把这些东西收起来，这里不是美国使馆，我对此不感兴趣。”这下子我们尴尬不已，显然什么都蒙不了他。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失望，他话锋一转，说：“好吧，你们填表吧。”这是继B国使馆的又一次激动人心的时刻。

S国的签证申请表格

，是用质地低劣的纸张油印而成。上面分别印有本国文字和英文，字迹模糊，以至于不少的项目，要在栗先生的指导下方能填写。其中一栏，是问及申请旅游签证者，打算在该国逗留期间花费多少美金。私下商议之后，我们咬咬牙填上，“一百五十美金。”实际上，就是这些钱我们也没有，美金还在天上飞呢。栗先生弹指一挥，说“不行，穷国同样不欢迎穷光蛋，记住了。改成五百美金，写少了，领事先生会拒绝的。”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的S国，和印度次大陆其他国家一样贫困不堪，旅游业是该国争取外汇的一种途径。一家有一家的苦衷，我们的睁眼说瞎话，无奈于泱泱大国国民的难言之隐。
临末了，还是照片这样煞风景的问题，栗先生告诉我们，在使馆区的友谊商店内就有快照服务，立等可取。我们意识到先前满城找照相馆是干了蠢事。我们匆匆跑到友谊商店拍了快照，尽管下午三点能够取得那家摄影社的照片，不过保险起见，哪怕提早一点时间也是好的。后来发生的事情，恰恰证明了我们的预感。
使馆通常有午休时段。下午二时我们赶在午休结束，满怀喜悦率先回到B国使馆。还是同一个卫兵，这回却把我们挡在外面，他说，上午让我们进入使馆，已经铸成大错。简直当头一棒，我们俩几乎被击蒙了。这位农村来的士兵，自己也弄不明白，在小岗楼摇了电话，一分钟后小跑过来一个军官，他对我们解释道，正因为我们上午进了B国使馆，有人报告了外交部，外交部通知，必须先有前往国的签证，才可以进入其他的外国使馆。我们说，签证已经批准，现在只是补交照片，是否可以通融一下。他的态度和蔼，表示同情，双手一摊，说：“不好意思，我们当兵的只有服从命令的份。”黄粱一梦，煮熟的鸭子飞了，顿时间，俩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从天上掉到地上，彻底散了架。离开这个出师不利的伤心地，拖着沉重的步伐，没有了目标。既然是外交部的决定，那么所有使馆的岗哨都必然接到通知，应该没有例外。但是大家还是决定，事到如今，只有“死马当活马医”，到S国使馆去碰碰运气，希望那里的卫兵还没有获得消息。拐了几个街口，忐忑不安的我们，来到S国使馆大门前，老远卫兵就和我们打招呼：“两位上午不是来过了吗？”我们解释道：“下午送照片来了。”他一挥手，放行了。真好似绝处逢生，我们就像两条漏网之鱼溜进了使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人不可思议。一见到我们，栗先生说了一句令人胆战心惊的话：“看来你们挺有钱吧，不是吗？你们还打算去西非，这个国家叫什么来着？”我们几乎瘫在座位上，感到自己就像和风车过不去的唐诘柯德，即愚蠢又悲壮。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前面，显得多么的弱小和微不足道。盛大成有口吃的生理缺陷，这个时候，他是结巴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我故作镇静，“是啊，是B国，同时我们也打算到非洲去看看。” 栗先生烟不离口，斜着身坐在转椅上，他拍了一下大腿，拨正角度，对我们说：“对了，是西非的B国，你们也真能折腾。”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如果从中抽出一把手枪和两副手铐，我们也绝不会感到意外。拿出一叠我们在上午已经填写好的表格，他用一贯干练的口吻说，“好吧，把你们的护照，照片和签证手续费交给我。”并告诉我们，三天后的上午，让我们在门口，他会接我们进入使馆取出护照和签证。我们相互看了一眼，又是喜又是忧，当我们与他商量，可否当天取得签证。他果断地地说，“现在的领事履新不久，交替工作十分繁忙，根本没有马上办理的可能，我已经很照顾你们了，不要多说了，否则我就不帮忙了。”我们剩下的只有千恩万谢，毕恭毕敬退出的份了。

从使馆区出来，天色渐晚，我们跑到公园，心不在焉坐在小河边发愣。“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派宜人的景色，心情却是乱糟糟的。盛大成和我不一样，平时从不抽烟，今天破天荒点燃了一枝，蹲在那里一声不吭，活像个“骆驼祥子”。我们脑袋尽是串串问号，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外交部下达这样的通知，好像就是针对我们俩，难道我们有那么重要吗？尤其令人费解的是，S国使馆的栗先生，竟对我们在B国使馆的活动了如指掌。经历各种社会运动，尤其文化革命的中国人，都习惯于敏感地把周围发生的一切，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特有的条件反射。很自然的推理是，我们的举动，受到安全部门的监控。可是，S国使馆的栗先生又受理了我们的签证申请，莫非是在某种授意下，佈下个局，以此扣留我们的证件。如果按这个思路想下去，要么发疯，要么干脆投案自首。但是冷静分析，我们是完全合法的，既然中国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那么持照人就具有进入外国使馆申请签证的权利。我们喜忧参半的心境，就像这个古老京城的胡同一样错综复杂。我们已见曙光，然而护照签证尚未到手，仍属未定之天。
从周一到周四，二人着了魔般坐立不安，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望眼欲穿，仿佛丢了魂落了魄。这个魂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出国护照。今天的中国，人们是很难理解我们过去的年代，那种充满无助，无奈，渴望和绝望的思绪，一旦重获盖有签证的护照，进入欣喜若狂的颠峰状态，至今记忆犹新。签证期间，在北京天主教堂圣坛前，我对上帝默默祈祷……数年后，维也纳一个女大学生说起，在国内的时候，父母从小让她吃鸡翼，希望日后独生女儿能够展翅远走高飞，听者不禁为之酸鼻。

星期四上午，

北京的林荫道，阳光明媚，绿草茵茵，仿佛夏日未竟，尚无萧杀的秋意。按照一个苦思冥想的计划，我们和大力和晓翔，分为两组，我和晓翔为甲组，大成和大力为乙组。分别在S国使馆两扇门等候，这样就可以保证遇上栗先生。根据推理，时隔数日，外交部的通知应当已经传达到每个角落，如果卫兵认出我们，就可能不允许我们再次进入使馆，那么只能请已经有了意大利签证的大力帮忙，他可以合法进入S国使馆，找到栗先生讨回我们性命交关的护照。我们站在门口，卫兵朝我们点头招呼，一切没有异常。捱到九点，不见栗先生踪影。晓翔安慰道，“北京人上班迟到是惯例。”话音刚落，栗先生骑了一辆破自行车飞驶而来，把我和盛大成带进使馆。在花园里他对我们说，“签证好了，在我的抽屉里呢！”谁都不曾也不敢设想事情是这样的顺利。在办公室里，当栗先生递给我们两本护照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它们迅速揣入怀中。栗先生嚷了，“都拿出来，你们还什么都没看呢，有几点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他打开护照，告诉我们，签证是三个月有效，浅蓝色的图案印有一行英文字，下面是一张体现当地宗教色彩的贴花，上盖有北京S国使馆的印戳。有生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外国签证。
此时此刻，以往种种的猜疑和恐惧烟消云散，我们欣喜万分，站在面前的栗先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样，我们从此成了很好的朋友。当天中午，我们在使馆区一家幽静的饭店共进午餐。栗先生告诉我们，在进入外交学院以前，曾在东北插队多年，他身上那股豪爽之气也就不奇怪了。栗先生说，他很佩服南方人，因为他们太能吃苦，再穷的国家也敢去，像旧社会“闯关东”的汉子。他告诉我们，我们绝非是先行者，之前有几个上海青年跑到S国的首都，以发豆芽为生。在S国办国籍绝无可能，按照该国的法律，必须在那里生活九十九年方可归化入籍，在这个世界上，穷国家往往比富国家更抵制外国移民。不过，如果化上一千美金就有希望搞到长期居留权。S国穷的叮当响，北方还在打内战，不可开交，长期流落在那里不行，作为跳板不妨可以一试。我们说也正是做如此想，况且，一时要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入境签证，难于上青天。栗先生笑道，“他妈的，美国佬是个滑头货，势利得很呢！如果你是小老百姓，活该靠边站。如果你有某种背景，只消五分钟就送你一个签证。这就是美国式的统战。”当天下午，我们陪同大力到首都机场，登上飞往意大利的航班。目送波音飞机剑击长空，仿佛嗅到自由的气息，幻想插翅飞去，融化在深邃的蓝天之中。当晚，我们分别通知了各自的家庭。我的姐姐离开电话机，大声对我妻子说，“弟弟成功了！”我回到上海后，大学的一个同学来到我家的第一句话是，“打酒来，让我们好好庆祝你的新纪元。”这个消息简直成了不胫而走的福音，尽管我们所能去的，只不过是贫穷落后和充满险恶的陌生国度。
就在我南归的第二天，儿子哇哇落地。一个走街串巷的江湖算命先生断言，这个属虎的儿子福星高照，给家庭带来了运气，明知是穿凿附会，宁可信其有，无非讨个吉利。我这个读过一大堆唯物主义哲学的新爸爸，开始对命运深信不疑了。
孩子的降生，倍增了我出国心理上的迫切感。文革以来，无数中国家庭固有理念的幻灭，社会各阶层独立人格的缺失，在历年持续的高压和动荡中，人们即便以鲁迅笔下绿豆芽的生命力，顽强地挣扎出来，也是难免畸形扭曲。社会弥漫一种厌世思潮，鄙视以往人造的神和权威，唾弃养育又折磨他们的黄土地。
回到上海一个月后，我们得到上海公安局的更改前往国许可和出境签证，处于随时可以合法出国的境地，而且有了新更改的前往国S国的签证，进入第三国使领馆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我们开始计划的第二步。此后的两个月中，我们多次往返京沪之间，几乎走遍两座城市的使领馆。
美国和加拿大自然是既定目标，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在美洲。前西班牙殖民地尼加拉瓜共和国，是中美洲联邦中的穷困户，刚和中国建交不久。在历史上，美军曾经在尼加拉瓜建立过基地。当时，反美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长达４０余年的亲美总统索摩查后，取得国家政权，和美国关系非常紧张。我们走进使馆，没有找到中国翻译，正在犯难，一位肤色略为黝黑的外国人，招呼我们坐下。这位态度亲切的先生，正是上任不久的大使，既没有文秘又没有随员，是见过的最两袖清风的外交官。他说，除了新华社记者，很荣幸能够第一次接待我们-两位因私申请签证的中国公民，我们不免感到受宠若惊。填写了表格以后，大使先生请我们等候了一会儿，因为他的使馆印戳锁在首饰盒之中，上市场买菜的太太带走了钥匙。
富有戏剧性的是西萨摩亚签证。我们的注意力一度集中在澳洲和新西兰。从一九八六年圣诞节起，澳洲放宽了入境管制，中国学生如能一次性付清学费，就可以获得签证。我们没有钱，设想了一种可能，即先行争取其周围岛国的签证，然后以过境名义进入澳洲和新西兰。
在北京国际海员俱乐部查阅外交手册，我们发现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南太平洋岛国，都是非常驻性质，也就是说，虽然有外交关系，但是在北京没有常驻机构和外交人员，委托一些在历史上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照看在华利益和代办业务，西萨摩亚正是由新西兰驻华使馆代理。
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中部，分为西萨摩亚独立国和东萨摩亚两部分，东萨摩亚为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属地。群岛上除了土著居民，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了华裔和华侨，我们纳闷，当年他们是如何过去的？是候鸟？还是风吹过去的种子？太不可思议了。

从北京站始发的

k3次国际列车将途经大同、晚上8点将到达边境检查口岸二连浩特，然后出境，经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以后，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汇合，周一抵达莫斯科。总共六天的行程。火车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你们打算着怎么办呢？”

他把小乌龟仍然挂到脖子上，“说白了，出了国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打算回去的。”
但是，我们又能够有什么打算呢？对于奔赴的“希望之乡”，本来就是知识有限，听了林先生关于居留权的一席话，心中更是没有了着落。我们没有钱，又无人接应，最长的签证是挪威，也不过是一个月，能否留在那里，或者是世界哪个角落，前途未卜，只有上帝知道。实际上，自打乘上西伯利亚的火车，我们就是两个到处漂泊的国际流浪汉。

林先生最早引起我们注意的，

是在北京火车站国际候车大厅，身材格外短小干瘪，一顶奇特的西瓜状的黑皮帽，和苍白的长脸形成反差，活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时，整个候车大厅散放的几乎都是这对夫妇的行李，他和太太推着两架重磅行李车，来回运输个不停，很有漫画色彩。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坐在车厢里闲聊。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些重达半吨的行李，实际上说货物更为妥切，是他花费数月精心采购的，其中有种类齐全的工艺品，纺织品，足足可以装备一家商店，还有一尊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如来佛，重达八十公斤，像一枚导弹横卧在大号的木箱之中。所有的货物都堆放在车厢的过道，或者寄存在乘友的包厢，当时的国际列车从无走单帮的历史，乘务员也就视而不见。一样是初次出国，对西欧的行情他显然了如指掌，我们云里雾里，懵懂无知，一点概念的都没有。“老弟，中国市场的许多东西，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那就是十倍的价钱。”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列车

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苏的国际列车，另一班是苏联列车）。列车员都是中国人。整个列车空荡荡的，所有北京上车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节车厢，这样做显然有利于集中管理，人和细菌一样，散布开去至少有污染环境的坏处。据说，80年代前期，有时整趟列车只有几十个旅客，比列车员人数还少，相对国内列车而言，这里服务质量要好得多。列车编组:高包(二人包房)、软卧(四人包房)、硬卧(四人包房)。我们的二等硬卧，相当国内的软卧，有四个铺位。同房间的另二位来自北京林学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联邦德国。类似这样的国家派遣人员，约占列车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北京站始发的k3次国际列车将途经大同、晚上8点将到达边境检查口岸二连浩特，然后出境，经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以后，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汇合，周一抵达莫斯科。总共六天的行程。火车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安教授年过半百，略有发福，刚一见面，即忙于分发名片，显示身份和头衔。他告诉我们，已是多次出国，至于这次到西德也是第二回了，又掏出因公护照，以表明他和我们的私人护照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只有这般自我陶醉的余地，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也就值得尊重了。除了有点烦人的话匣子和“酸”以外，这位半大老头倒是随和，心底善良。他的助教白先生，年龄比我们还少上一截。他这一代没有直接受到文革的影响，又赶上尚学和开放的年代，学业一帆风顺。他戴着圆圆的眼镜，笑起来一副湖南老乡的憨厚相。他是首次赴欧攻读博士学位，可谓春风得意，一片锦绣前程。当我们问他，是否打算学成报效祖国？他觉得是无可质疑的。使我想起自己的夏教授，留德博士，当年怀着赤诚之心回国，到了皓首之年，感慨万分。新一代的留洋学者的归宿何在，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才能作答。
很快地又结交了一些乘友，其中，有到法国的靳先生，年仅二十岁，之所以能搞到法国的签证，是他老爸是中国驻法航空代办处的官员，他不讳言赖在巴黎；有赴西德留学的杨小姐，是安徽医学院的助教，到德国的第一目标是尽快把男友弄出来。最有意思的是，在奥地利留学的高先生和赴丹麦旅行的林夫妇，我们不但是六天的同路人，而且数月后又再次见面的缘分。
林先生最早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北京火车站国际候车大厅，身材格外短小干瘪，一顶奇特的西瓜状的黑皮帽，和苍白的长脸形成反差，活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时，整个候车大厅散放的几乎都是这对夫妇的行李，他和太太推着两架重磅行李车，来回运输个不停，很有漫画色彩。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坐在车厢里闲聊。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些重达半吨的行李，实际上说货物更为妥切，是他花费数月精心采购的，其中有种类齐全的工艺品，纺织品，足足可以装备一家商店，还有一尊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如来佛，重达八十公斤，像一枚导弹横卧在大号的木箱之中。所有的货物都堆放在车厢的过道，或者寄存在乘友的包厢，当时的国际列车从无走单帮的历史，乘务员也就视而不见。一样是初次出国，对西欧的行情他显然了如指掌，我们云里雾里，懵懂无知，一点概念的都没有。“老弟，中国市场的许多东西，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那就是十倍的价钱。”他从挂在脖子的金项链上，取下一个古里古怪的佩玉，凑到眼前，才看清楚是只乌龟，在中国是象征长寿的吉祥物，据说老外也是十分喜爱，“在上海才十来元人民币，到了欧洲至少值二十美金，不说变卖，就是作为送人的礼物，也是很体面的呀。”
林太太的父亲居住台湾，让丹麦的一个中国饭店老板，担保他们以观光身份进入丹麦。丹麦属欧洲共同体，除非通过婚姻，否则几乎没有定居的可能。林夫妇事先办了离婚手续，丹麦方面已经物色了一个当地女子，待他们到达丹麦，赶着入境签证有效期内和林先生“成婚”，林先生即可获得丹麦定居权，一年后离婚，再与林太太复盟，这样双双都有合法身份。毋庸置疑，这是一场金钱交易。
“你们打算着怎么办呢？”他把小乌龟仍然挂到脖子上，“说白了，出了国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打算回去的。”
但是，我们又能够有什么打算呢？对于奔赴的“希望之乡”，本来就是知识有限，听了林先生关于居留权的一席话，心中更是没有了着落。我们没有钱，又无人接应，最长的签证是挪威，也不过是一个月，能否留在那里，或者是世界哪个角落，前途未卜，只有上帝知道。实际上，自打乘上西伯利亚的火车，我们就是两个到处漂泊的国际流浪汉。

从北京出发的当晚八点，列车到达了中国的边境检查站二连浩特，中国边防警察上车，我们俩的护照着实被反复翻看好些时间，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初次出国的就有这么多签证的，而且也搞不明白，前往南亚热带的S国，如何要绕道冰天雪地的远东地区。最后，加盖了出境章，让我们填写“旅客行李物品申报海关单”。我们意识到，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正式离开中国国境的历史时刻。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正处在二十世纪末所谓全球化来临的前夕，而跨国移民是经济全球化众多动力因素之一，据二十年后今天的统计，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新华侨”，人数约为600万，与昔日的“老华侨”不同之处是，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无意之中，我们成了先行者。
因为中国与苏蒙的轨制宽窄不同，所有旅客应该下车，让火车在“国际换轮库”里进行换轨。我和大成出于好奇，跟着列车进入作业地火车厢被分别吊起，撤掉中国宽轨，换上俄式窄轨，我们还是被赶了下来，俩人冒着漫天的大风雪，从车厂走回二连浩特车站。在上了冻的铁轨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四周黑沉沉的，好一派凄凉的边塞风光，只有前方车站的红色信号灯，唤回文明世界感觉。我们总算重返了车站，这里的建筑和北方其他火车站没有什么不同，钢筋混凝土，像盒子般方方正正，就是多了穿着厚重棉大衣的边防军。幽灵般的旅客们在站内闲荡，一些西方人在小银行里忙着兑换货币（把在中国未用完的外币兑换券换回国际通用货币，按照规定，外币兑换券是不能携带出境的）。出乎预料找到一个小邮局，我坐在破旧的沙发椅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第一封家信：“亲爱的，我的好妻子，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将要实现，半个小时后，我们即将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告别。但是，不知怎的，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心中难受极了，欲哭无泪，痛苦程度甚至超过离开上海，和抱着熟睡儿子的你话别的时刻……”

火车上的社交圈子日甚扩大，其中不乏有一些外交人员，据说，他们乘坐火车可以领取飞机的盘缠钱，火车票仅是飞机票的十分之一的价钱，这样可以积攒一笔不菲的外汇。其中有维也纳的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中国使团的社会事务参赞陈先生，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二秘朱先生，当前者知悉我们游历各国，感到十分新奇，说，"若不是当今政策开放，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哪有机会跑出来看世界，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好事。"他是说了实话，中国已经告别闭关锁国的过去，开始多元认同和与外部社会文化互动的时代。而从此我们也就开始了"既在此，又不在此"，"处处为家，无处为家"的空间互换。朱先生告诉我们，六七十年代时，乘坐这趟列车的，一般是代表团、外交官，政府官员、还有省委部委以上高官，少有老百姓。列车安保也很严格，有公安人员随车。西方人称之为"神秘的东方列车"。作为普通人，我们感到庆幸，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哪有这样的可能，确实如此。

上午在乔依尔站作短暂停留，一路飞速行驶，中午时分，到达位于蒙古中部的首都乌兰巴托，它也是蒙古航空和铁道的交通枢纽.列车员通知大家，客车将在这里停靠多时，可以下车看看。火车一停稳，几乎所有的旅客携着照相机跑下去。

和以后看到的欧洲火车站相似，乌兰巴托的火车站虽然有点简陋，采用开放式，没有与外界隔离的围墙，月台和城市广场连成一片。苏赫巴托广场同时位于市中心，广场中央竖立着苏赫巴托骑马塑像纪念碑，建于五十年代的政府大厦，，中央邮局等建筑就在附近。广场上方分别悬挂蒙苏二国领袖的巨幅画像，一位是戈尔巴乔夫，另一位是泽登巴尔，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标志。车站广场上经常可以见到苏联军官，看来这里的苏联驻军不少。凸显当时的华沙条约组织框架下，蒙古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四年以后各缔约国分崩离析，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从而冷战结束。

穿过广场的另一侧，便是城市街道和一排排本色调的建筑，千篇一律，没有个性，不过总算有了点城市的气息。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国家之一，行人稀稀拉拉，身穿民族服装的市民，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些三五成群的外国游客。我们步入当地首屈一指的商场，简直就是中国人民公社时代的供销合作社，食品百货以至于烟糖五金合为一家，没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分工，表明即使以当时的标准，这里的商业也是处于原始状态。除了在列车上已经领略过的，硕大的麸皮面包和劣质包装的糖果以外，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值得描述的了。

当我们回到广场，见到高，林和靳先生聚在纪念碑下，和二个蒙古人比划着什么。原来，三位仁兄不约而同兜售他们的商品，有真丝围巾，电子表和其他的小玩意。林先生还带有二瓶白酒，就像二枚手雷倒插在腰包上。小帅哥靳先生人未到法国，却已经像个十足的巴黎推销员，非常老道又不失潇洒，把所有商品用别针挂在呢子长大衣二个内侧面，收放自如，只需闪开大衣衣襟，展示出琳琅满目的流动橱窗，令人眼花缭乱。二个蒙古青年，打扮入时，穿着当地少见的牛仔裤，应该是蒙古都市的时髦青年兼黄牛党。他们情不自禁的伸手

想摸摸，被高先生拦住了。一场哑剧的生意洽谈开始了。蒙古话我们谁都不懂，对方干脆讲俄语，俄语显然是蒙古的第二外语。我们当中，只有高先生会一点，也仅仅是从"一"数到"五"，如果想表达"十"，非要连续说二个"五"不可，以此类推，可见他的俄语程度。最后，谈到支付手段，蒙方坚持用蒙古币-图格里克，中方坚持以苏联卢布结算，高先生对我们说，"蒙古币-图格里克顶个屁用，简直开玩笑。卢布一路上可以零花，至少到了莫斯科，坐出租车没有问题。"话音刚落，一辆苏制小轿车无声无息滑行过来，车门打开，跳出两个蒙古警察，没等大家反应过来，那二位蒙古青年被警察楸住衣领，塞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我们都吓坏了，赶紧回到车厢，大伙仍是心有余悸。高先生却不然，说道，"没事儿，这和中国一个样，警察只抓黄牛，不会找外宾的麻烦。"天哪，我们原来已成了"外宾"！林先生有点懊丧，正为他那一大箱的白干发愁。高先生笑道，"老弟，不用发愁，到了苏联，销路有的是。"老马识途，事实证明高先生没有说错。

下午二点，列车离开乌兰巴托，继续向前方奔驰。坐在风驶电掣的东方列车上，朝窗外瞭望，不禁思绪万千。蒙古民族历史也很长，有数千年之久，和中华民族差不多上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曾经统治过欧亚大陆，也是人类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后来可汗忽必烈建立元朝，进入蒙元时期。历史上的中蒙很难分出彼此。无论是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时，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关于蒙古的交易，还是以后斯大林逼迫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地位，实际上是典型国际霸权时代的地缘政治，虽然，当时中苏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蒙古问题上，苏联却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毫不心慈手软，其作为与大肆掠夺的俄国沙皇并无二致。列车越往前开，和南部国土大部是戈壁地区不同，蒙古北部草原特征越是明显，据列车员介绍，春夏之际，一过乌兰巴托，绿茵茵的植被，壮美辽阔的大地，显得江山如此多娇。

傍晚时分到达蒙古北部的达尔汗站。有人介绍，达尔汗市是六十年代崛起的工业城，发展迅速。城市的楼房和其他建筑均为白色，图画一般，远远望去，大雪纷飞的隆冬腊月，整座城市就像童话中，玲珑剔透的水晶宫矗立在茫茫雪原上。同车的蒙古华侨告诉我们，蒙古文化崇尚白色，认为此是纯洁的象征，成吉思汗>的战马就是白色的。这里见到久违的工厂，开始有了工业化的痕迹。据说，这里生产的皮衣和羊绒衫，销往西伯利亚地区，价廉物美。我们前往莫斯科，甚至于北极的挪威，正需要御寒行装，本来想到达尔汗市买些来，无奈火车停靠时间才半个小时，只好作罢。

• 从达尔汗站开出，列车行进二个小时，到达了位于蒙俄边境的苏赫巴托，其名来自蒙古建国领袖苏赫-巴托尔>。苏赫巴托尔毕生寻求蒙古民族独立，争取苏俄的支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仇视和脱离原宗主国中国，却又变为苏俄的附庸国，这就是地缘政治的宿命。这里仅仅停留十五分钟，期间蒙古边防人员迅速给旅客办理了出境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