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踪传书（作者：李敏）（原创）

土耳其是移民输出国，在欧洲众多外来移民社区之中，土耳其移民社区是规模最大的，人数也是最多。在这一点上，土耳其与中国相似，但是还是无法相比，前者仅仅是同一区域内部的迁移（如果土耳其算作欧洲国家的话），后者却是辐射整个世界，五湖四海每个角落均有踪迹（中国人大规模海外移民，应该是始于近代史，各种文献表明，原因无非是天灾人祸），况且海外华侨达数千万之多，是土耳其等国望尘莫及。想到这里，中国来的年青客人们显得有点迷惘，不知是该庆幸还是该悲哀。

后来青田小组到达了西欧，看见大量的土耳其移民和他们的生活现状（实际上也是生活在欧洲所有外来移民的缩影），证明了齐齐格所言不虚。不过他们还是挺羡慕土耳其兄弟的，土耳其和西欧近在咫尺，种族和文化毕竟相近；人种相差甚远的中国移民却要远渡重洋，面临各种巨大的文化冲突。

二战以后为了重建欧洲，西方诸国大量吸引土耳其民工，请神容易送神难，大多数外国劳工最终选择留在西欧，对当地就业和治安的影响愈来愈大，同时一旦入籍即可获得国民待遇，享受西欧宽泛优厚的社会福利，在鼓励生育的负出生率的侨居国，生育孩子多多益善，光是领取国家对子女的丰厚津贴，就可以悠哉悠哉过上好日子，在土耳其移民中大有人在。久而久之，种种的这一切，都会使当地人产生反感。

冷战后东西方的矛盾让位于宗教和移民的矛盾，土耳其紧邻中东地区，如果土耳其入欧盟，也就意味着欧洲向伊斯兰世界洞开，这是西方要好好掂量的问题。说到这里，看来美国教授亨廷顿的论断，或许是个会被证实的预言：冷战后的世界，其冲突根源不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当然这都是后事。

齐齐格领着大家来到一家地毯商店，很大也很阔绰挺气派，前台是洽谈生意的门面，后台是地毯作坊。众所周知，土耳其的地毯闻名天下。客人刚一上门，笑容可掬的老板快步迎上来，同时吩咐伙计送茶倒水，非常殷勤。接下来一群土耳其织娘出现了，为尊贵的客人表演羊毛地毯的手工制作，看着看着，小甑脑海中浮现"作秀"这个词，她甚至想不出更加恰当的字眼，来形容巧夺天工的技法，看来"作秀"原始的词义应该没有贬低的意义。同时有个气度非凡的经理，用英语为客人介绍土耳其地毯悠久的历史，然后带人们到陈列大厅欣赏各种纯毛的制成品，让大家看的眼花花。

离开大市场，齐齐格驾车爬上陡峭的坡道，上了旧城区七座山的第一山，平坦的山顶上建有极富盛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它是伊斯坦布尔标志性建筑，从这座城市的任何角度都可以看见其金灿灿的尖顶，和宽阔的橙色外墙。各种蘑菇形的屋顶，众星拱月地烘托出主建筑拱门上硕大的园顶，非常壮观。高大无比的教堂大厅让人瞠目结舌，所有的窗户均由彩色玻璃点缀，连同地面上的图案都是用彩色大理石镶嵌而成，华丽奢靡，以此来凸显神圣罗马帝国的荣耀。这样一个用巨大石块建成的教堂，难怪千百年来坚固如初，逃过历史上一次次的战争浩劫。

第二天早饭毕，年轻的女主人继续充当向导，开车陪伴中国客人游玩。离开旅馆之前，意大利来了电话，那边的人告知青田小组，需要在伊斯坦布尔等待西欧的签证，不过未必成功，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土耳其介于贫穷的亚洲国家和欧洲发达国家之间，其东面与南面邻国都有经济麻烦和社会问题，据说全球十几条经济移民路线，适合暗渡成仓的伊斯坦布尔属于其中的一条，所以西方各国在土耳其的使领馆提高签证门槛，也是在情理之中。如果不尽人意，只能进入东欧再做打算。 后来果然派人送来了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另纸过境签证，当然这是几天以后的事了。

齐齐格去过不少地方，她很骄傲地说，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确实并不夸张。接下来的日子，她几乎每天带领异国的朋友在市区闲逛，不亦乐乎。

他们来到闻名遐迩的蓝色清真寺，位于伊斯坦布尔旧城区的中心。齐齐格说，Blue Mosque是它漂亮的英文名字，Sultanahmet Camii（苏丹何密清真寺)才是原名。蓝色清真寺年代不算太长，是回教最顶级的建筑师MehmetAga建于十七世纪，小圆顶，中圆顶和大圆顶，金字塔似地叠加，成莲花状，别具匠心。按规矩唯有麦加的清真寺才能有六个尖塔，由于当年苏丹何密一世的威仪，蓝色清真寺也就破例有了相同等级。从清真寺外部看，使人感觉到一种宗教的神秘和空灵。每逢星期五中午，人们都会涌到里面作祷告。

萍踪传书（作者：李敏）（原创）

相对西欧，北欧对非法移民控制较为成功，一则，在移民问题上，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比如说在挪威，早在七十年代终止了移民国家的性质，并且严格执行有关政策。二则，地处北角背靠冰川天然屏障，前面有中西欧富有国家作为缓冲，东欧和第三世界的移民兵团难以染指。后来在一次全球化问题国际会议上，和我聊天的联合国难民总署的一位高级官员，同意我这个出身草根移民的直观分析。他用西方式的语言说，"过去的传奇经历，使您的观察具有深刻的说服力。"

奥斯陆当局不允许拆除旧有房屋，以维持花园城市传统的原貌，这条政策的制定，应该是当年埃德之辈奋力抗争的结果。这样一来，房屋内部设施的更新换代，大型的现代化机械毫无用武之地，需要大量的手工和人力才能完成。我们路过一处工地，怀着尝试的心理，找到工头一问，对方表示正缺人手，即便没有工作许可也能考虑，这确实是个天大的意外惊喜。当工头问到每个小时报酬要多少，我们私下作了商议，心里想总得报高点以备对方还价，于是回答道："每小时二十克郎。"实际上即使每小时十克郎我们也干了。

听到我们的回话，整个工地的人都笑了，以为是自己漫天要价而闹出笑话，我们显得十分尴尬，连忙说道："是不是太多了？那么请你们说个价就是。我们确实需要这份工作。"包工头乔治笑道，"不，不，是二位要得太少了，你们难道是从火星上掉下来的？整个北欧没有这样的价钱，好了，给你们每小时四十克郎，这是挪威法定最低工资，不能再低了。" 并不因为是两眼一抹黑的外国民工，就欺负人，乘人之危，一个社会纯洁到这样地步，令人震动。于是，除了晚上的饭店工作照旧，白天我们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从此我们有了两份固定工作，喜出望外。

建筑工地上的工作时间完全是弹性的，可以随时来，也可以随时走。每个人自觉在记工本填上时间，作为工资结算的凭据。房地产开发商先把旧别墅买下，由建筑包工队负责返修，然后转手出售。乔治和其他队员进行旧设施的拆除和重新装修的技术处理，咱俩跟着后面当帮工，日常工作是把拆下的旧材料和水泥块，扔到大集装箱柜中。每过二个小时，乔治会召唤大伙儿喝咖啡，整个过程一般不下于四十分钟，当然是作为工时计算在内。

除了乔治是归化的希腊人以外，还有来自加拿大的泥水匠亨利，在挪威定居已逾十五年，他口吃得厉害，但是为人十分和善。亨利和挪威妻子生了八个子女，在出生率负增长的北欧是个轰动的个案，为此奥斯陆市议会特别颁发了一枚勋章，给这对家喻户晓的模范夫妇。亨利说，每天工作完毕后回到家，八个孩子一拥而上，齐叫爸爸，大有天堂的滋味。加拿大是可爱的故土，但是亨利更加依恋挪威这个第二故乡，因为这里极其富裕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导致西方常见的精神颓废和污染，仿佛就是世外桃源。另外几位是原籍的挪威人，都是肩宽膀圆膂力过人的颟顸大汉，电锯手泰利绝不逊色于猿人泰山，腼腆得却像个少女；身高二米的巨人强生，能轻易把数百斤的木柱举过肩头，但是谈吐幽默诙谐，思想敏捷像头幼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