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是我人生第一次的转折，

自从十七岁到安徽务农以来，脱胎换骨，从手无缚鸡之力的都市学子，变成“服田力穑，不避寒暑”地道农夫，如果和无端的迫害相比，这些简直算不了什么，这是我们国家特殊历史时期的一大土特产。我在农村年限长,受的苦多,受到的打击也重,仅仅是因为我向地方政府提议，发展养蜂业以提高农民收入，被当地官员扣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我萍踪于各季花期，纵横各省一年有余，走遍半壁江山，养蜂所有收入，为生产队购置了一台拖拉机，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可以说是当地一大新闻。但是当地某些干部竟然说，这是特务经费。如此颠倒黑白，无法无天。（连邓小平都打到地狱，何况是一个小小的知青）10年前我回国的一次特殊场合,曾把这段真实的经历告诉国安部年轻官员,他们都听儍了。去年，在一次国宾馆宴会中,有一位高级官员好奇问道:”贵公司大手笔参与夕阳工程,这可是没有多大利润的慈善事业.”我举了插队那段经历,听者为之动容,说: “和当年文革知青中一些政治钻营分子相比之下,你的境界高出许多.”我回答道: “未必,实际那些人出于无奈，也是受害者。即便我要钻营，还没有本钱, 比如说有海外关系(现在，干部子女在海外司空见惯。然而，当年海外关系可是大罪),我只是有一份善良,觉得农民实在太苦了,应该为他们做点事,尽管我自己也成了农民的一份子，极为落魄,没有任何的希望.” 文革毒害整整一代人灵魂，这个影响之深，难以想象。两年前在安徽地方党委和统战部安排回乡,意外见到，当地老乡居然养着我当年传授他们的蜜蜂蜂群,他们告诉我，是三十年前由于我开风气之先，如今养蜂业已经成为当地一大副业，很多家庭因此致富。我不禁流下了眼泪。事后给亲友写信如下:“重返凤阳，尽管多少年来，是企盼以久的心愿，但是这次的成行，契机来的突然，决定做的仓促，不过效果的完美，确实超过了预期：是一次充满情怀和思绪风暴的梦之旅。来到那些你曾经住过的村落，面对久违的黄土地和草草木木，涛声依旧。穿过时空隧道，分明重现当年的激情，苦难，和渴望的岁月，以及充满活力，无奈和悲壮的青春之魂，这一切和人们当前的音容笑貌，交错重叠，显现整一代人命运和历史缩影，没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了，仿佛身心幽浮于时空倒错之中，回到上海以后，好一阵子缓不过劲来，至今还能感觉到那种震撼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此后的远走天涯，和早年一言难尽的经历，有莫大的关联。峰回路转，接踵而至的人生轨迹，确实也是没有预料到的。现在想来，当年长期的农民生活和四海为家的养蜂经历，是后来海外漂泊的预演和热身。听说，一个能走遍中国的人，一定可以走遍世界，后来的经历好像证明此言不虚，但这并不浪漫，是人生的宿命。

盛大成是众多大学同学中的一位，一个共同的目标，使我们走到一起了。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青年往往热衷于探讨的出国话题。我们似乎很容易达到“悟”的境界，是因为和一般的大学生不同，我们是先踏上社会，并且经历了现代中国最动荡的文革时期，而后再搏取文凭。我是书香子弟，他是小康后裔；由于饱尝稼穑之辛的农村经历，我有悲情情结；因为初试仕途沉浮的社会实践，他有失意心怀；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现实，把昔日的梦想和追求打的粉碎，一代青年陷入信仰危机状态。我们同代人失去的实在太多，在漫长的无序动荡不安之中，个人追求和为社稷谋福利的最佳年华付诸东流，无情摧毁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观念，包括一九四九年以来确立的意识形态体系。文革中过来的人，都会熟悉那种迷惘和虚无的心态。相比之下，盛大成个人经历平顺一些，至少幸运的免去上山下乡运动的遭遇。如果说我的思想中有庄老的成份，那么他一贯是积极用世的儒家处世态度，更具有普遍的悲剧意义。他是共青团干部，热衷于政治并以满腔热情投身其中，少慕官运，又不甚通达，大有生不逢时的牢骚。然而现实对诸如此类的年轻人开了莫大的玩笑。他欲跻身于领导精英层，但是成功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记。我以倜傥不群，率真任情自居，自嘲“小野”（小隐隐于野之意），戏言盛大成是“市隐”（中隐隐于市），力争“大隐”（大隐隐于朝）无望，自然是幽默机锋。现在想来，有点刻薄。实际上我又何尝有旷达超逸的名士风范，附庸风雅而已。地球偌大，总该有一处“世外桃源”，这种陶渊明式的天真，是我们思想根源的重要部分。无论如何，各自的思想均酝酿已久，一拍即合。一九八六年的春天，白天上班，我们几乎每晚讨论到深夜，熔岩接近火山口，爆发是无可避免了。
出国的合法性，是我们为自己行动计划制定的第一原则。在整个过程中，事实上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当时，只要出示在美国亲友的邀请信，就可以申领前往美国的护照。不过要获得入境签证，前提是有力的经济担保，对于我们而言，是个不切实际的奢望。山姆大叔设置的条件够苛刻的了。美国国会一贯将“最惠国待遇”和大陆移民政策挂在一起，一九八六年，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是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出入境管制最宽松的一年。从此以后，球又踢到西方世界那一边。面临汹涌澎湃的移民潮，欧美诸国相继把门缝调节小而又小，这是叶公好龙的所谓民主国家极其虚伪的一面，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在欧洲的一个社交沙龙上，曾问过美国驻欧盟一位资深外交官，他的回答是：“我的朋友，根据国际人权和迁移自由的原则，这并不矛盾。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关闭国门，使子民不得越雷池一步。至于其他国家是否有选择的接纳客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说的如此堂而皇之，接过他的话茬，我说：“你想必听说过，共产主义有句名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难道西方的人权和自由，不是普世的吗？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伪善吗？”他哑口无言。

我们拿到护照时，

既兴奋又新奇。现在的年代几乎是人手一本，但是在以前，我们谁都未曾见过这个小本本。想象之中，护照应该象游西域的唐三藏携带的关防牒文一般神秘。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当接过公安局邮递来的护照，才看明白这是国际旅行的身份证，上面标明，该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看着这个梦寐以求的证件，仿佛已经见到自由的曙光，尽管远走高飞仍在未定之天。
我们初步制定了一个“迂回签证，曲线出国”的计划，绕过欧美等西方国家遏制堵截外来移民的“马其诺防线”，第一步先谋求第三世界的贫困落后的国家签证，直觉告诉我们，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不会是铁板一块，无隙可乘。我们开始尽可能收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如“世界各国年鉴”，“世界知识”，“华声报”和“参考消息”，我们发出各种信件，如：
联合国紧急援助非洲行动委员会，要求成为志愿人员前往非洲饥荒地区。
世界自行车旅游协会，提交环球自行车旅行计划，请求该组织提供路线的建议和沿途国家自行车协会名单和通讯地址。
欧洲各大学中文系和华侨子弟中文学校，毛遂自荐前往担任中文教师。
……不一而足。
所有信函都译成英文，然后打字力求清晰规范，小心翼翼投入邮箱。这种没有先例的投石问路，我们心中无数，也完全可能徒劳无功。冷眼者看来，无疑是神经错乱，好在双方的妻子都富有想象力，任凭我们左右折腾。
国际邮件往来缓慢，不少的信息反馈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在这以前，出乎意料有了一系列的突破。我的妻子已经怀孕，十一月份是预产期，在孩子出生其间是不能离开左右，到北京签证必须在妻子生产之前或者之后。另外，家庭一点少的可怜的积蓄，是孩子降生和妻子坐月子的准备金，不可挪用作为活动经费。犯难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规定，凡是获大学文凭学有所成者，可以在单位领取四百五十元的奖金。在八十年代人均工资才几十元人民币，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一开始交大人事处拒付这笔钱，万般无奈之下，我直接给当时的交大校长翁史烈写了封措辞恳切的申诉信，对交大这样一所著名学府的官僚作风，深表失望。事后并不存在挽回的奢望。正当为北上盘缠发愁，得到通知，翁校长签发了这笔款子。经费由天而降，喜出望外。我们决定，立即动身入京。
江南的秋天，格外的天高气爽。繁华都市，熙熙攘攘。改革开放，市廛开始初具商品经济雏形，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百货，极精巧之能事。后来在东欧国家和苏联，相比之下，发现其商品经济远逊色于我们，差上一大节。内燃机车拉着列车，隆隆地驶出上海火车站，看着窗外的景色，花团锦簇，想起唐朝黄巢的名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怀里揣着护照，踌躇满志。当年下乡安徽，在京沪铁道线上来回奔跑。如今，时过境迁，人事已非，感慨万端。盛大成对我说，他向他的妻子保证，北京之行必定马到成功。我问他，为何说得这般有把握，他从深度近视镜片背后，透出狡黠又愉快的目光，答道：“我有直觉，同时也得给亲人希望和安慰嘛。”
北京的黄昏，璀璨絢丽，成名很久的白果银杏，仪态万千，还是一片绿色，只是镶了一圈金边，在湛蓝天色的衬托下，十分招惹喜爱。
当晚，我们住进了中国工运学院的宿舍。这个学院刚成立不久，亮堂堂，崭新的，大部分师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听说主要是培养县团级以上的工会干部，以加强各级工会力量。东道主，好友陆晓翔给我们介绍了同校的同学，都是来自各省市的年青干部。其中有任班委主席的沙市工会领导老李， 有任班委支部书记的徐州工会领导老陈。一到晚上，寝室私人收音机飘出西方音乐和港台流行歌曲，表面平静的中国正悄悄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一代领导精英层的官员，以不同于前辈的风姿登上政治舞台。
使馆区位于光华路和三里屯，这里就象神话中的迷宫，数不清的使馆建筑和外交公寓，纵横交错，几乎没有居民住宅和商业网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武警遍布整个区域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气氛和秋寒交结，令人感觉仿佛空气凝结的宁静。和北京城其他地方车水马龙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来到了欧洲，由于签证，也时不时前往各国的使馆区，除了一些易受恐怖攻击的使馆，可见持枪警员以外。一般人都可随意出入外国使领馆，就象出入商场和航空公司一般。漫步于这个特殊的地界，突发奇想，冥冥之中传来时远时近的人声马嘶，好象当年的庚子事变，冲击东郊民巷各国使馆的拳民阴魂再现。十九世纪，列强对华大肆入侵和掠夺，最后引发了义和团运动。此后在海外，一些老外说起这段近代史时，大有谈虎色变之态。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要在同一个地方，挨门逐户地企求外国的入境许可。
周末的星期六，按照常规，是各国使馆打烊之日。整个使馆区域格外冷清，门前可罗雀。我们竟获得门卫的许可，得以进入S国使馆的大院，遇上一位上了年龄的中国职工，他是使馆的花匠兼勤杂工，也是服务年限最长的员工。我们说明了来意，他很和蔼地说，星期一可以来此找一位翻译栗先生商谈。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外国使馆，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S国使馆纯属偶然，东南亚国家原不在计划之内，印象中这些国家还不是第三世界最下乘的，恐怕签证并非易事。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正在闹天灾人祸的非洲国家。星期日的讨论，根本没有考虑S国的可能性。不过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命运自有安排。后来，整个戏剧性的“签证工程”正是由S国使馆作为发端。
从S国使馆出来，我们继续巡视使馆区，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分兵两路，各沿马路一侧行进，仔细辨认使馆建筑物的国旗和铜牌。大概是天意，始终没能找到名单上首选的，如乌干达等噩梦般的国家使馆。最后在光华路一带看到M国和B国的使馆。从《世界年鉴》来看，这两个国家还不算是最贫穷最糟糕的，当时也没有列入饥荒猖獗的非洲七国。

我们拿到护照时，

既兴奋又新奇。现在的年代几乎是人手一本，但是在以前，我们谁都未曾见过这个小本本。想象之中，护照应该象游西域的唐三藏携带的关防牒文一般神秘。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当接过公安局邮递来的护照，才看明白这是国际旅行的身份证，上面标明，该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看着这个梦寐以求的证件，仿佛已经见到自由的曙光，尽管远走高飞仍在未定之天。
我们初步制定了一个“迂回签证，曲线出国”的计划，绕过欧美等西方国家遏制堵截外来移民的“马其诺防线”，第一步先谋求第三世界的贫困落后的国家签证，直觉告诉我们，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不会是铁板一块，无隙可乘。我们开始尽可能收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如“世界各国年鉴”，“世界知识”，“华声报”和“参考消息”，我们发出各种信件，如：
联合国紧急援助非洲行动委员会，要求成为志愿人员前往非洲饥荒地区。
世界自行车旅游协会，提交环球自行车旅行计划，请求该组织提供路线的建议和沿途国家自行车协会名单和通讯地址。
欧洲各大学中文系和华侨子弟中文学校，毛遂自荐前往担任中文教师。
……不一而足。
所有信函都译成英文，然后打字力求清晰规范，小心翼翼投入邮箱。这种没有先例的投石问路，我们心中无数，也完全可能徒劳无功。冷眼者看来，无疑是神经错乱，好在双方的妻子都富有想象力，任凭我们左右折腾。
国际邮件往来缓慢，不少的信息反馈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在这以前，出乎意料有了一系列的突破。我的妻子已经怀孕，十一月份是预产期，在孩子出生其间是不能离开左右，到北京签证必须在妻子生产之前或者之后。另外，家庭一点少的可怜的积蓄，是孩子降生和妻子坐月子的准备金，不可挪用作为活动经费。犯难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规定，凡是获大学文凭学有所成者，可以在单位领取四百五十元的奖金。在八十年代人均工资才几十元人民币，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一开始交大人事处拒付这笔钱，万般无奈之下，我直接给当时的交大校长翁史烈写了封措辞恳切的申诉信，对交大这样一所著名学府的官僚作风，深表失望。事后并不存在挽回的奢望。正当为北上盘缠发愁，得到通知，翁校长签发了这笔款子。经费由天而降，喜出望外。我们决定，立即动身入京。
江南的秋天，格外的天高气爽。繁华都市，熙熙攘攘。改革开放，市廛开始初具商品经济雏形，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百货，极精巧之能事。后来在东欧国家和苏联，相比之下，发现其商品经济远逊色于我们，差上一大节。内燃机车拉着列车，隆隆地驶出上海火车站，看着窗外的景色，花团锦簇，想起唐朝黄巢的名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怀里揣着护照，踌躇满志。当年下乡安徽，在京沪铁道线上来回奔跑。如今，时过境迁，人事已非，感慨万端。盛大成对我说，他向他的妻子保证，北京之行必定马到成功。我问他，为何说得这般有把握，他从深度近视镜片背后，透出狡黠又愉快的目光，答道：“我有直觉，同时也得给亲人希望和安慰嘛。”
北京的黄昏，璀璨絢丽，成名很久的白果银杏，仪态万千，还是一片绿色，只是镶了一圈金边，在湛蓝天色的衬托下，十分招惹喜爱。
当晚，我们住进了中国工运学院的宿舍。这个学院刚成立不久，亮堂堂，崭新的，大部分师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听说主要是培养县团级以上的工会干部，以加强各级工会力量。东道主，好友陆晓翔给我们介绍了同校的同学，都是来自各省市的年青干部。其中有任班委主席的沙市工会领导老李， 有任班委支部书记的徐州工会领导老陈。一到晚上，寝室私人收音机飘出西方音乐和港台流行歌曲，表面平静的中国正悄悄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一代领导精英层的官员，以不同于前辈的风姿登上政治舞台。
使馆区位于光华路和三里屯，这里就象神话中的迷宫，数不清的使馆建筑和外交公寓，纵横交错，几乎没有居民住宅和商业网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武警遍布整个区域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气氛和秋寒交结，令人感觉仿佛空气凝结的宁静。和北京城其他地方车水马龙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来到了欧洲，由于签证，也时不时前往各国的使馆区，除了一些易受恐怖攻击的使馆，可见持枪警员以外。一般人都可随意出入外国使领馆，就象出入商场和航空公司一般。漫步于这个特殊的地界，突发奇想，冥冥之中传来时远时近的人声马嘶，好象当年的庚子事变，冲击东郊民巷各国使馆的拳民阴魂再现。十九世纪，列强对华大肆入侵和掠夺，最后引发了义和团运动。此后在海外，一些老外说起这段近代史时，大有谈虎色变之态。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要在同一个地方，挨门逐户地企求外国的入境许可。
周末的星期六，按照常规，是各国使馆打烊之日。整个使馆区域格外冷清，门前可罗雀。我们竟获得门卫的许可，得以进入S国使馆的大院，遇上一位上了年龄的中国职工，他是使馆的花匠兼勤杂工，也是服务年限最长的员工。我们说明了来意，他很和蔼地说，星期一可以来此找一位翻译栗先生商谈。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外国使馆，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S国使馆纯属偶然，东南亚国家原不在计划之内，印象中这些国家还不是第三世界最下乘的，恐怕签证并非易事。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正在闹天灾人祸的非洲国家。星期日的讨论，根本没有考虑S国的可能性。不过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命运自有安排。后来，整个戏剧性的“签证工程”正是由S国使馆作为发端。
从S国使馆出来，我们继续巡视使馆区，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分兵两路，各沿马路一侧行进，仔细辨认使馆建筑物的国旗和铜牌。大概是天意，始终没能找到名单上首选的，如乌干达等噩梦般的国家使馆。最后在光华路一带看到M国和B国的使馆。从《世界年鉴》来看，这两个国家还不算是最贫穷最糟糕的，当时也没有列入饥荒猖獗的非洲七国。
九月京城花红柳绿，有了丝丝寒意。星期日上午，好朋友熊大力约我们在他下塌的酒店见面，然后一起前往王府井商业街，为他意大利之行（单位派遣他的公差）购置物品。中午时分，我们走进一家人声鼎沸的餐馆共进午餐。坐在对面，大力就象即将飞向天堂的安祺尔，让我们仰慕不已。大力多才多艺，是个英俊小伙子，我们越瞧他越美。特别值得羡慕的是，他操一口流利的英文和意大利语。对于我们这种机关算尽的迂回签证，他感到十分好奇，问道：“如果得到了第三世界穷国家的签证，甚至那些闹饥馑的非洲国家，你们难道真的能无所顾忌的动身前往吗？”我们回答，如果得不到更好的签证，我们还得走，设法中途改道，再不行，干脆进入等待时机。熊大力出神望着我们，说道：“你们该说我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们都是成家的人了，又有前程不错的职位，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要这样挺而走险？我能够理解和感觉到你们的动力，我比你们年轻，阅历也浅，再过几年，或许我也会滋长出此般的愿望和破釜成舟的决心。”他的话竟给验证了。我们离开中国一年半的时候，国内的出国热浪达到高潮，每天在出入境管理处，门庭若市，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以出洋为人生目标。从意大利返回上海的熊大力，全力以赴申请到日本，虽然这时候的他已经成婚，和我们当时的情况没有两样。
星期一上午，天高气爽。我们出现在使馆区，西装革履，每人提着崭新的手提公文箱，显得有身份和有气派，以当时的社会审美标准看，甚至于有点阔绰。盛大成在前一天的闹市上，还特意买了个玻璃戒指，美其名曰：“签证钻戒”，自己都感到不伦不类。B国使馆位于使馆区南端，我们从国际大厦方向进入使馆区最近的目标就是它。B国位于西非，是个濒临大西洋的小国，前法属殖民地。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老远就看到绿黄红三种泛非颜色的国旗，图案上有城堡，棕榈和远洋船队，两侧各一只金钱豹，那种配色强烈的热带感觉好像是个好兆头。我们决定一试身手。B国使馆大门站岗的武警，是个来自山东的半大小伙子，按照规定，他盘查了我们的护照。看见我的胸口别着的交大红色校徽，他肃然起敬，客气问道：“老师，是上美国吧。”看来他有点迷惑。大成说:“我们先到B国，然后坐船横渡到美国。”我心想，这家伙也真能忽悠。那位山东大兵有多少国际地理和签证知识，是个疑问。他这样的庄稼汉子，穿着沉甸甸的粗呢子制服，乍一看，比我们这两个半路出家的演员还要别扭，他一挥手，予以放行。”我们穿过大院，进入签证处的翻译室。
两个中国翻译，女的四十岁左右，男的约莫三十来岁。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分别敬烟，送口香糖，这些东西都是在友谊商店用珍贵的外币兑换券买来的，是创造良好气氛的润滑剂。效果很好，对方果然热情接待了。我们说，打算去美国之前，先到B国一游。男翻译看了护照，说这种情况以前还没有发生过，必须去问B国领事才行。五分钟以后，他走进办公室，笑道：“领事先生说你们可以得到签证，请立即填表并交付二十元签证费。”我们马上发现一个疏漏，没有带上照片。翻译很客气的说：“你们立即去拍照，当天或者过几天送来都行，请放心，签证是肯定没有问题。”我们打躬作揖，千恩万谢，飞一般跑出使馆，兴奋得心都要蹦出来。真想不到事情会这样顺利。
好不容易拉到一辆出租车，一上车便对司机说：“师傅，照相馆。”我们一口气跑了好几家，上海有句俗话说，“吃斋遇上了月大”，全都没有快照业务。最后找到一家青年合作社开办的摄影之家，扯着经理好说歹说，还塞上两包外国香烟。对方答应下来说，下午三点可以取照，已是摄影社前所未有的速度，实在无法再快了。B国使馆下午办公到四点，看来是能赶得上的。紧赶慢赶，就是恐怕夜长梦多。所谓怕什么来什么，后来还是出了意外。
从摄影社出来，街道行人如蚁，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扫尽北国秋天的阴霾和寒意。我们让出租车折回使馆区，既然非洲国家已不成问题，下一步可以升格，我们想到了S国使馆。
B国使馆的旗开得胜，使人处于最佳竞技状态。我们兴冲冲走进S国使馆签证处，开口问：“请问，哪位是栗先生？”其他的工作人员还没有来得及作答，从里面一间传出铿锵有力的声音：“谁找我？我是姓栗的。”人未露面声音已至，无疑是位干练机敏的人物。
走进会客室，办公桌一侧是皮椅和沙发，窗台上的木架随意散放着S国各种旅游指南。主人瘦挑个子，人到中年，目光炯炯，叼着香烟，坐在茶几一角，吞云吐雾。我们上前握手寒暄，显得落落大方。他上下打量我们一眼，问道：“你们是哪一位介绍过来的？”我们一面敬烟，一面说明来意，直接切入主题，回避了他关心的问题，给人一种感觉，或许隔墙有耳，不便和盘托出。实际上，我们事先并没有朋友介绍，无非是从花匠师傅听说而已。他也不再追问，只是漫不经心地翻阅我们的护照，突然间，他一针见血地说道：“是不是美国去不了，跑到我这里来了？”我们手忙脚乱的搬出一叠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诸如此类的资料，他咧嘴一笑，挥挥手，说：“把这些东西收起来，这里不是美国使馆，我对此不感兴趣。”这下子我们尴尬不已，显然什么都蒙不了他。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失望，他话锋一转，说：“好吧，你们填表吧。”这是继B国使馆的又一次激动人心的时刻。

S国的签证申请表格

，是用质地低劣的纸张油印而成。上面分别印有本国文字和英文，字迹模糊，以至于不少的项目，要在栗先生的指导下方能填写。其中一栏，是问及申请旅游签证者，打算在该国逗留期间花费多少美金。私下商议之后，我们咬咬牙填上，“一百五十美金。”实际上，就是这些钱我们也没有，美金还在天上飞呢。栗先生弹指一挥，说“不行，穷国同样不欢迎穷光蛋，记住了。改成五百美金，写少了，领事先生会拒绝的。”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的S国，和印度次大陆其他国家一样贫困不堪，旅游业是该国争取外汇的一种途径。一家有一家的苦衷，我们的睁眼说瞎话，无奈于泱泱大国国民的难言之隐。
临末了，还是照片这样煞风景的问题，栗先生告诉我们，在使馆区的友谊商店内就有快照服务，立等可取。我们意识到先前满城找照相馆是干了蠢事。我们匆匆跑到友谊商店拍了快照，尽管下午三点能够取得那家摄影社的照片，不过保险起见，哪怕提早一点时间也是好的。后来发生的事情，恰恰证明了我们的预感。
使馆通常有午休时段。下午二时我们赶在午休结束，满怀喜悦率先回到B国使馆。还是同一个卫兵，这回却把我们挡在外面，他说，上午让我们进入使馆，已经铸成大错。简直当头一棒，我们俩几乎被击蒙了。这位农村来的士兵，自己也弄不明白，在小岗楼摇了电话，一分钟后小跑过来一个军官，他对我们解释道，正因为我们上午进了B国使馆，有人报告了外交部，外交部通知，必须先有前往国的签证，才可以进入其他的外国使馆。我们说，签证已经批准，现在只是补交照片，是否可以通融一下。他的态度和蔼，表示同情，双手一摊，说：“不好意思，我们当兵的只有服从命令的份。”黄粱一梦，煮熟的鸭子飞了，顿时间，俩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从天上掉到地上，彻底散了架。离开这个出师不利的伤心地，拖着沉重的步伐，没有了目标。既然是外交部的决定，那么所有使馆的岗哨都必然接到通知，应该没有例外。但是大家还是决定，事到如今，只有“死马当活马医”，到S国使馆去碰碰运气，希望那里的卫兵还没有获得消息。拐了几个街口，忐忑不安的我们，来到S国使馆大门前，老远卫兵就和我们打招呼：“两位上午不是来过了吗？”我们解释道：“下午送照片来了。”他一挥手，放行了。真好似绝处逢生，我们就像两条漏网之鱼溜进了使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人不可思议。一见到我们，栗先生说了一句令人胆战心惊的话：“看来你们挺有钱吧，不是吗？你们还打算去西非，这个国家叫什么来着？”我们几乎瘫在座位上，感到自己就像和风车过不去的唐诘柯德，即愚蠢又悲壮。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前面，显得多么的弱小和微不足道。盛大成有口吃的生理缺陷，这个时候，他是结巴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我故作镇静，“是啊，是B国，同时我们也打算到非洲去看看。” 栗先生烟不离口，斜着身坐在转椅上，他拍了一下大腿，拨正角度，对我们说：“对了，是西非的B国，你们也真能折腾。”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如果从中抽出一把手枪和两副手铐，我们也绝不会感到意外。拿出一叠我们在上午已经填写好的表格，他用一贯干练的口吻说，“好吧，把你们的护照，照片和签证手续费交给我。”并告诉我们，三天后的上午，让我们在门口，他会接我们进入使馆取出护照和签证。我们相互看了一眼，又是喜又是忧，当我们与他商量，可否当天取得签证。他果断地地说，“现在的领事履新不久，交替工作十分繁忙，根本没有马上办理的可能，我已经很照顾你们了，不要多说了，否则我就不帮忙了。”我们剩下的只有千恩万谢，毕恭毕敬退出的份了。

从使馆区出来，天色渐晚，我们跑到公园，心不在焉坐在小河边发愣。“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派宜人的景色，心情却是乱糟糟的。盛大成和我不一样，平时从不抽烟，今天破天荒点燃了一枝，蹲在那里一声不吭，活像个“骆驼祥子”。我们脑袋尽是串串问号，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外交部下达这样的通知，好像就是针对我们俩，难道我们有那么重要吗？尤其令人费解的是，S国使馆的栗先生，竟对我们在B国使馆的活动了如指掌。经历各种社会运动，尤其文化革命的中国人，都习惯于敏感地把周围发生的一切，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特有的条件反射。很自然的推理是，我们的举动，受到安全部门的监控。可是，S国使馆的栗先生又受理了我们的签证申请，莫非是在某种授意下，佈下个局，以此扣留我们的证件。如果按这个思路想下去，要么发疯，要么干脆投案自首。但是冷静分析，我们是完全合法的，既然中国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那么持照人就具有进入外国使馆申请签证的权利。我们喜忧参半的心境，就像这个古老京城的胡同一样错综复杂。我们已见曙光，然而护照签证尚未到手，仍属未定之天。
从周一到周四，二人着了魔般坐立不安，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望眼欲穿，仿佛丢了魂落了魄。这个魂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出国护照。今天的中国，人们是很难理解我们过去的年代，那种充满无助，无奈，渴望和绝望的思绪，一旦重获盖有签证的护照，进入欣喜若狂的颠峰状态，至今记忆犹新。签证期间，在北京天主教堂圣坛前，我对上帝默默祈祷……数年后，维也纳一个女大学生说起，在国内的时候，父母从小让她吃鸡翼，希望日后独生女儿能够展翅远走高飞，听者不禁为之酸鼻。

星期四上午，

北京的林荫道，阳光明媚，绿草茵茵，仿佛夏日未竟，尚无萧杀的秋意。按照一个苦思冥想的计划，我们和大力和晓翔，分为两组，我和晓翔为甲组，大成和大力为乙组。分别在S国使馆两扇门等候，这样就可以保证遇上栗先生。根据推理，时隔数日，外交部的通知应当已经传达到每个角落，如果卫兵认出我们，就可能不允许我们再次进入使馆，那么只能请已经有了意大利签证的大力帮忙，他可以合法进入S国使馆，找到栗先生讨回我们性命交关的护照。我们站在门口，卫兵朝我们点头招呼，一切没有异常。捱到九点，不见栗先生踪影。晓翔安慰道，“北京人上班迟到是惯例。”话音刚落，栗先生骑了一辆破自行车飞驶而来，把我和盛大成带进使馆。在花园里他对我们说，“签证好了，在我的抽屉里呢！”谁都不曾也不敢设想事情是这样的顺利。在办公室里，当栗先生递给我们两本护照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它们迅速揣入怀中。栗先生嚷了，“都拿出来，你们还什么都没看呢，有几点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他打开护照，告诉我们，签证是三个月有效，浅蓝色的图案印有一行英文字，下面是一张体现当地宗教色彩的贴花，上盖有北京S国使馆的印戳。有生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外国签证。
此时此刻，以往种种的猜疑和恐惧烟消云散，我们欣喜万分，站在面前的栗先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样，我们从此成了很好的朋友。当天中午，我们在使馆区一家幽静的饭店共进午餐。栗先生告诉我们，在进入外交学院以前，曾在东北插队多年，他身上那股豪爽之气也就不奇怪了。栗先生说，他很佩服南方人，因为他们太能吃苦，再穷的国家也敢去，像旧社会“闯关东”的汉子。他告诉我们，我们绝非是先行者，之前有几个上海青年跑到S国的首都，以发豆芽为生。在S国办国籍绝无可能，按照该国的法律，必须在那里生活九十九年方可归化入籍，在这个世界上，穷国家往往比富国家更抵制外国移民。不过，如果化上一千美金就有希望搞到长期居留权。S国穷的叮当响，北方还在打内战，不可开交，长期流落在那里不行，作为跳板不妨可以一试。我们说也正是做如此想，况且，一时要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入境签证，难于上青天。栗先生笑道，“他妈的，美国佬是个滑头货，势利得很呢！如果你是小老百姓，活该靠边站。如果你有某种背景，只消五分钟就送你一个签证。这就是美国式的统战。”当天下午，我们陪同大力到首都机场，登上飞往意大利的航班。目送波音飞机剑击长空，仿佛嗅到自由的气息，幻想插翅飞去，融化在深邃的蓝天之中。当晚，我们分别通知了各自的家庭。我的姐姐离开电话机，大声对我妻子说，“弟弟成功了！”我回到上海后，大学的一个同学来到我家的第一句话是，“打酒来，让我们好好庆祝你的新纪元。”这个消息简直成了不胫而走的福音，尽管我们所能去的，只不过是贫穷落后和充满险恶的陌生国度。
就在我南归的第二天，儿子哇哇落地。一个走街串巷的江湖算命先生断言，这个属虎的儿子福星高照，给家庭带来了运气，明知是穿凿附会，宁可信其有，无非讨个吉利。我这个读过一大堆唯物主义哲学的新爸爸，开始对命运深信不疑了。
孩子的降生，倍增了我出国心理上的迫切感。文革以来，无数中国家庭固有理念的幻灭，社会各阶层独立人格的缺失，在历年持续的高压和动荡中，人们即便以鲁迅笔下绿豆芽的生命力，顽强地挣扎出来，也是难免畸形扭曲。社会弥漫一种厌世思潮，鄙视以往人造的神和权威，唾弃养育又折磨他们的黄土地。
回到上海一个月后，我们得到上海公安局的更改前往国许可和出境签证，处于随时可以合法出国的境地，而且有了新更改的前往国S国的签证，进入第三国使领馆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我们开始计划的第二步。此后的两个月中，我们多次往返京沪之间，几乎走遍两座城市的使领馆。
美国和加拿大自然是既定目标，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在美洲。前西班牙殖民地尼加拉瓜共和国，是中美洲联邦中的穷困户，刚和中国建交不久。在历史上，美军曾经在尼加拉瓜建立过基地。当时，反美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长达４０余年的亲美总统索摩查后，取得国家政权，和美国关系非常紧张。我们走进使馆，没有找到中国翻译，正在犯难，一位肤色略为黝黑的外国人，招呼我们坐下。这位态度亲切的先生，正是上任不久的大使，既没有文秘又没有随员，是见过的最两袖清风的外交官。他说，除了新华社记者，很荣幸能够第一次接待我们-两位因私申请签证的中国公民，我们不免感到受宠若惊。填写了表格以后，大使先生请我们等候了一会儿，因为他的使馆印戳锁在首饰盒之中，上市场买菜的太太带走了钥匙。
富有戏剧性的是西萨摩亚签证。我们的注意力一度集中在澳洲和新西兰。从一九八六年圣诞节起，澳洲放宽了入境管制，中国学生如能一次性付清学费，就可以获得签证。我们没有钱，设想了一种可能，即先行争取其周围岛国的签证，然后以过境名义进入澳洲和新西兰。
在北京国际海员俱乐部查阅外交手册，我们发现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南太平洋岛国，都是非常驻性质，也就是说，虽然有外交关系，但是在北京没有常驻机构和外交人员，委托一些在历史上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照看在华利益和代办业务，西萨摩亚正是由新西兰驻华使馆代理。
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中部，分为西萨摩亚独立国和东萨摩亚两部分，东萨摩亚为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属地。群岛上除了土著居民，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了华裔和华侨，我们纳闷，当年他们是如何过去的？是候鸟？还是风吹过去的种子？太不可思议了。

从资料上看，

萨摩亚人口只有十多万，首都阿皮亚才3万人。西萨摩亚又称“椰子之国”， 盛产椰子和可可，世界各国都用来制作高级巧克力糖。海洋的绿色波纹，火山和热带雨林气候，在我们脑海中勾勒出一派典型的热带风光。非洲没去成，能到南太平洋赤道岛国一游，也算是还了心愿。听说西萨摩亚的还是部落制社会，萨摩亚人擅长制作独木舟，很有鲁宾孙飘流记的意境，光凭这一点就够吸引我们了。言归正传，使人浮想联翩的是旁边的美属萨摩亚，六万人口，特产金枪鱼，那就是个袖珍美利坚，有参众两院，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制，仿效得惟妙惟肖，还全民免费医疗保险。如果能远渡重洋，进入这个南太平洋群岛，即使去不了澳洲和新西兰，滞留西萨摩亚冻不着饿不着，据说当地人的食物，主要是满山遍野的香蕉和面包果，用烧红的卵石来烧烤野味。实在熬得不行，搞一艘独木舟，趁着月黑风高偷渡东萨摩亚，也就算圆了去美国的梦。

通过新西兰驻华使馆，我们向西萨摩亚提出了申请，同时也申请了赴新西兰旅游签证。一个多月以后，新西兰驻华使馆通知我们，因为没有经济担保人，新西兰签证被拒绝，不过，使馆接到西萨摩亚政府回复公函，我们的签证已被批准了。这下子，新西兰使馆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发出签证，由于没有直达航班，我们就必须在新西兰过境转机，这样就有赖在新西兰的可能。如果不发签证，立即遭到我们的抗议，扣押签证显然是漠视和侵犯西萨摩亚的主权。领事查阅了半天有关的领事条例，要求我们持有中转澳洲前往西萨摩亚的机票，就可获得西萨摩亚签证。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出场的是一个经理，白人，一脸的蔑视，用盎格鲁撒克逊的高傲口吻，坚持我们得先有西萨摩亚和新西兰的入境签证，才发售机票。新西兰使馆和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之间的推诿，归根到底是都害怕中国人跑进各自的国家。新西兰临时代办是个重磅女人，却有着天籁般的嗓音。最终还是她拍了板，“好了，大家都精疲力尽了，先生们，我们也不再为难你们了，不过也请你们帮个忙。”她让我们到日本航空公司办理北京-东京-悉尼-阿皮亚（西萨摩亚首都）的订票单，然后凭此单新西兰使馆换给我们西萨摩亚签证，这样，新西兰将“祸水”泼到澳洲，不过，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并阅读盖有新西兰驻华使馆公章，西萨摩亚的另纸签证（签证不是加盖在护照上，而是特制的一纸公函）上的英文说明，发现我们已经有了新西兰过境权。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进入该国，这可不是新西兰驻北京使馆的初衷，因为就在一个月前，我们申请新西兰签证是被拒绝的。
澳大利亚是个金色的梦境，至少对于当时的我们是如此。西萨摩亚旅游和新西兰过境签证的成功获得，无疑使我们士气大振，增强了进军澳大利亚使馆的底气。当时，北京的澳大利亚使馆就像个热门的舞厅，年轻人趋之若鹜，人满为患，几乎清一色是奔着留学签证而来。坐镇签证处的中国秘书，是一位很年青的阳光姑娘，敏捷又不失干练，我为其可动听的地道京腔所倾倒。看见我胸前红色的交大校徽章，她对我们颇有好感，对我们护照上各色签证，十分好奇，“你们够可以的，洲际旅行，真让人羡慕。”因为申请澳大利亚过境签证，我们的表格得以破格优先提交，免除排队之苦。不大一会儿，领事签证官员召见,是一位举止斯文的中年妇女，很有礼貌地说,”先生们,你们要去的是奥地利,而不是澳大利亚.”表格退回一看傻眼,原来是在匆忙中，竟把英文版旅游年鉴的西欧奥地利一家HOTEL资料,填写到表格中“在澳洲逗留期间留宿何处”一栏, 奥地利和澳洲的英文名字仅一字之差,鬼使神差，也就没有去成大洋洲.后来去了欧洲，最终落户了奥地利，也算是阴差阳错的缘分，莫非是预兆和天意？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们转而注意欧洲大陆。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欧洲分为两大阵营。西欧当然暂且不能碰，东欧诸国是我们的首选。先后走访了东德，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得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就是必须先有东欧任何一国的签证，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入境许可，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开个先例。真是世态炎凉，尽管本是同根生，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东欧各国并不怎样待见中国兄弟。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简直就是铁板一块，水泼不进针插不入。这可是我们原先预料不到的。当来到最后一个东欧国家匈牙利使馆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亲自接待的是一位匈牙利签证官员，令人惊讶的一口纯正普通话，他很愉快的接受我们对他中文水准的恭维。这样，大家的交流没有语言障碍。早年他是布达佩斯大学的汉学教授，我们讨论中欧对比文学，就像学术论坛邂逅的中外学者。他的业余爱好是旅游，对我们已取得签证的国家，大感兴趣。最后这位外交官刮目相看，欢迎我们做客匈牙利。柳暗花明又一村，东欧大门从此洞开，因为有了匈牙利的签证，我们很快得到其他所有的东欧国家的入境许可，包括蒙古和苏联。
东欧告捷，按照计划，我们开始试探西欧。比利时驻沪总领事馆设在上海静安宾馆，那天到达领事馆已是下午四点过后。初冬的白昼渐短，此时天色已暗。犹豫了一会，我们还是按了门铃。坐堂的秘书直接将我们引进给签证官员，一位雍容富贵，仪态优雅的女领事，正在整理办公桌上的文件。看到二个不速之客，她开玩笑地说，“绅士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过周末吗？”看来她的心情不错。打开护照，上面十几个不同国家的签证，分别来自南亚，东欧，中美洲和南太平洋，她扬起眉毛，说，“啊哈，环球旅行家，雄风不减当年的郑和下西洋。”她分明在显摆自己中国通的渊博，我们赶紧表示由衷的钦佩，“不过”，她打了个悠雅的手势，“我的先生们，我只有给你们二十四小时过境的权限，更长的，必须报批比利时王国内政部。”我们连忙说，“借道贵国，二十四小时足够了。”她大笔一挥，大功告成。精心策划的方略，耗费的苦心，和直至现在所做的一切铺垫，都是为了这一个时刻的到来。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的西方国家签证，尽管仅仅二十四小时过境，可是意义重大，此时此刻的心情难以言表。一个星期以后，由于有了比利时的签证，原先犹豫不决的挪威大使馆，果然批准了我们的入境许可。
有了西欧的签证，我们决定到美国驻沪总领事馆走一遭。位于乌鲁木齐路的领事馆门前，申请签证的人排成长龙。我们径自来到门口，武警打开护照，只见一排五颜六色的外国签证，迟疑了一下，看来他是吃不准的来头，还是优先放行。领事馆是一栋老式洋房，和北京使馆区的新建筑相比，显得小巧玲珑，而且有贵族气派。进入签证大厅之前，先要接受严密的安检，海军陆战队队员全副武装，十分摆谱。超级大国果然不同凡响。当时，苏联正处于巨变的前夕，即将独步世界的美国，正踌躇满志，飘飘欲仙。
签证领事是个很美国化的女子，穿着打扮透着好莱坞的气息。和她照面之前，有两个中国雇员审视我们，其中一个小白脸，一边翻阅护照，一边不阴不阳的说，“搞了那么多签证，花了多少钱？”听者气不打一处来。我脱口而说，“在外国领事馆里公然侮辱同胞，作为中国人真为你这种行径感到羞耻。”很快我们知道，为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轮到我们Interview的时候，小白脸满脸堆笑，附耳对签证官说了一阵子。她转过身，漫不经心翻看护照页，问我们，为何要访问尼加拉瓜？难道不知道尼加拉瓜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吗？我们表示，对于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屑一答。这个显然比我年轻的女签证官被触怒了，注视着我，居高临下地说，“你来自上海交大，但是那样不明事理，看来我的中国同事说得不错，对此我表示十分遗憾。”随后不由分说给我们护照加盖“214B”，这是等级最高的的拒签标志，六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我们第一次尝到超级强权的傲慢和无理。一个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的霸主，就像一头在瓷器店中漫步的大象，破坏和践踏，即使是下意识的，也是灾难性的。这个女签证官，无论学历，阅历，智商和意志力，都无法与我们相比，然而她代表的是美国的无上威权，操有“生杀大权”，可以瞬间决定成千上万申请入境者的命运。我想，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王道和霸道的区别。至于那些对权势溜须拍马，而对自己的同胞使坏的人，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革命的产物，是社会的癌细胞，既丑陋又可怜。
整个国内段的签证工程结束。衡量再三，我们放弃南太平洋，美洲和东南亚路线，决定走欧洲路线。一则，欧洲大陆国家众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另则，我们已经得到欧洲国家的签证最多；再则，十分现实的是，可以乘坐票价便宜的（从北京经莫斯科到布达佩斯的卧铺票是七百元人民币），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国际列车，我们今后的路还很漫长，将能最大限度节省盘缠。

临走前几天，家里面积不大的地板上，行装散放的到处都是，十多年前送我下乡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光景。川流不息的亲朋好友，除了祝福以外，纷纷传递海外生存的要诀，有放之四海皆准的金玉良言，有具体谋生的锦囊妙计，虽然谁都没有见过外部世界。长女为母的姐姐，将祖传的鸭绒被，一针一线缝制成睡袋；刚出月子的妻子，一手搂着满月的儿子，一手为出远门的丈夫收拾行李，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何时再相逢？五年？十年？甚至更遥远，只有苍天才能作答，想到这里，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感，不由的阵阵袭来。翻译家墨兰的公子小鹏，是我的好友中最敦厚的一位，他悄悄把我拉到门外，说，“正是为了他们，你也得往前走，不要回头。”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别。一年后上海的一场肝炎大流疫中，他成了故人。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早晨7点45分，我们搭乘的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正点从北京站徐徐启动。送行的邬君随着款款移动的列车追了几步，他的签证还在未定之天，我们先走了。至今我还记得他喃喃自语，离开月台，醉酒似的晃悠而去，瞧着他渐渐离去的身影，大家都感到无可名状的心情。能够走的走了，从今以后如同断线的风筝，飘向广袤的未知世界，无论是祸还是福，恐怕永不重归。

我们乘坐的是

中国列车（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苏的国际列车，另一班是苏联列车）。列车员都是中国人。整个列车空荡荡的，所有北京上车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节车厢，这样做显然有利于集中管理，人和细菌一样，散布开去至少有污染环境的坏处。据说，80年代前期，有时整趟列车只有几十个旅客，比列车员人数还少，相对国内列车而言，这里服务质量要好得多。列车编组:高包(二人包房)、软卧(四人包房)、硬卧(四人包房)。我们的二等硬卧，相当国内的软卧，有四个铺位。同房间的另二位来自北京林学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联邦德国。类似这样的国家派遣人员，约占列车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北京站始发的

k3次国际列车将途经大同、晚上8点将到达边境检查口岸二连浩特，然后出境，经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以后，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汇合，周一抵达莫斯科。总共六天的行程。火车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安教授年过半百，

略有发福，刚一见面，即忙于分发名片，显示身份和头衔。他告诉我们，已是多次出国，至于这次到西德也是第二回了，又掏出因公护照，以表明他和我们的私人护照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只有这般自我陶醉的余地，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也就值得尊重了。除了有点烦人的话匣子和"酸"以外，这位半大老头倒是随和，心底善良。他的助教白先生，年龄比我们还少上一截。

“你们打算着怎么办呢？”

他把小乌龟仍然挂到脖子上，“说白了，出了国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打算回去的。”
但是，我们又能够有什么打算呢？对于奔赴的“希望之乡”，本来就是知识有限，听了林先生关于居留权的一席话，心中更是没有了着落。我们没有钱，又无人接应，最长的签证是挪威，也不过是一个月，能否留在那里，或者是世界哪个角落，前途未卜，只有上帝知道。实际上，自打乘上西伯利亚的火车，我们就是两个到处漂泊的国际流浪汉。

因为中国与苏蒙的轨制宽窄不同，

所有旅客应该下车，让火车在“国际换轮库”里进行换轨。我和大成出于好奇，跟着列车进入作业地火车厢被分别吊起，撤掉中国宽轨，换上俄式窄轨，我们还是被赶了下来，俩人冒着漫天的大风雪，从车厂走回二连浩特车站。在上了冻的铁轨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四周黑沉沉的，好一派凄凉的边塞风光，只有前方车站的红色信号灯，唤回文明世界感觉。我们总算重返了车站，这里的建筑和北方其他火车站没有什么不同，钢筋混凝土，像盒子般方方正正，就是多了穿着厚重棉大衣的边防军。幽灵般的旅客们在站内闲荡，一些西方人在小银行里忙着兑换货币（把在中国未用完的外币兑换券换回国际通用货币，按照规定，外币兑换券是不能携带出境的）。出乎预料找到一个小邮局，我坐在破旧的沙发椅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第一封家信：“亲爱的，我的好妻子，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将要实现，半个小时后，我们即将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告别。但是，不知怎的，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心中难受极了，欲哭无泪，痛苦程度甚至超过离开上海，和抱着熟睡儿子的你话别的时刻……”

很快地又结交了一些乘友，

其中，有到法国的靳先生，年仅二十岁，之所以能搞到法国的签证，是他老爸是中国驻法航空代办处的官员，他不讳言赖在巴黎；有赴西德留学的杨小姐，是安徽医学院的助教，到德国的第一目标是尽快把男友弄出来。最有意思的是，在奥地利留学的高先生和赴丹麦旅行的林夫妇，我们不但是六天的同路人，而且数月后又再次见面的缘分。

他从挂在脖子的金项链上，

取下一个古里古怪的佩玉，凑到眼前，才看清楚是只乌龟，在中国是象征长寿的吉祥物，据说老外也是十分喜爱，“在上海才十来元人民币，到了欧洲至少值二十美金，不说变卖，就是作为送人的礼物，也是很体面的呀。”
林太太的父亲居住台湾，让丹麦的一个中国饭店老板，担保他们以观光身份进入丹麦。丹麦属欧洲共同体，除非通过婚姻，否则几乎没有定居的可能。林夫妇事先办了离婚手续，丹麦方面已经物色了一个当地女子，待他们到达丹麦，赶着入境签证有效期内和林先生“成婚”，林先生即可获得丹麦定居权，一年后离婚，再与林太太复盟，这样双双都有合法身份。毋庸置疑，这是一场金钱交易。

林先生最早引起我们注意的，

是在北京火车站国际候车大厅，身材格外短小干瘪，一顶奇特的西瓜状的黑皮帽，和苍白的长脸形成反差，活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时，整个候车大厅散放的几乎都是这对夫妇的行李，他和太太推着两架重磅行李车，来回运输个不停，很有漫画色彩。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坐在车厢里闲聊。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些重达半吨的行李，实际上说货物更为妥切，是他花费数月精心采购的，其中有种类齐全的工艺品，纺织品，足足可以装备一家商店，还有一尊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如来佛，重达八十公斤，像一枚导弹横卧在大号的木箱之中。所有的货物都堆放在车厢的过道，或者寄存在乘友的包厢，当时的国际列车从无走单帮的历史，乘务员也就视而不见。一样是初次出国，对西欧的行情他显然了如指掌，我们云里雾里，懵懂无知，一点概念的都没有。“老弟，中国市场的许多东西，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那就是十倍的价钱。”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列车

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苏的国际列车，另一班是苏联列车）。列车员都是中国人。整个列车空荡荡的，所有北京上车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节车厢，这样做显然有利于集中管理，人和细菌一样，散布开去至少有污染环境的坏处。据说，80年代前期，有时整趟列车只有几十个旅客，比列车员人数还少，相对国内列车而言，这里服务质量要好得多。列车编组:高包(二人包房)、软卧(四人包房)、硬卧(四人包房)。我们的二等硬卧，相当国内的软卧，有四个铺位。同房间的另二位来自北京林学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联邦德国。类似这样的国家派遣人员，约占列车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北京站始发的k3次国际列车将途经大同、晚上8点将到达边境检查口岸二连浩特，然后出境，经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以后，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汇合，周一抵达莫斯科。总共六天的行程。火车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安教授年过半百，略有发福，刚一见面，即忙于分发名片，显示身份和头衔。他告诉我们，已是多次出国，至于这次到西德也是第二回了，又掏出因公护照，以表明他和我们的私人护照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只有这般自我陶醉的余地，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也就值得尊重了。除了有点烦人的话匣子和“酸”以外，这位半大老头倒是随和，心底善良。他的助教白先生，年龄比我们还少上一截。他这一代没有直接受到文革的影响，又赶上尚学和开放的年代，学业一帆风顺。他戴着圆圆的眼镜，笑起来一副湖南老乡的憨厚相。他是首次赴欧攻读博士学位，可谓春风得意，一片锦绣前程。当我们问他，是否打算学成报效祖国？他觉得是无可质疑的。使我想起自己的夏教授，留德博士，当年怀着赤诚之心回国，到了皓首之年，感慨万分。新一代的留洋学者的归宿何在，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才能作答。
很快地又结交了一些乘友，其中，有到法国的靳先生，年仅二十岁，之所以能搞到法国的签证，是他老爸是中国驻法航空代办处的官员，他不讳言赖在巴黎；有赴西德留学的杨小姐，是安徽医学院的助教，到德国的第一目标是尽快把男友弄出来。最有意思的是，在奥地利留学的高先生和赴丹麦旅行的林夫妇，我们不但是六天的同路人，而且数月后又再次见面的缘分。
林先生最早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北京火车站国际候车大厅，身材格外短小干瘪，一顶奇特的西瓜状的黑皮帽，和苍白的长脸形成反差，活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时，整个候车大厅散放的几乎都是这对夫妇的行李，他和太太推着两架重磅行李车，来回运输个不停，很有漫画色彩。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坐在车厢里闲聊。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些重达半吨的行李，实际上说货物更为妥切，是他花费数月精心采购的，其中有种类齐全的工艺品，纺织品，足足可以装备一家商店，还有一尊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如来佛，重达八十公斤，像一枚导弹横卧在大号的木箱之中。所有的货物都堆放在车厢的过道，或者寄存在乘友的包厢，当时的国际列车从无走单帮的历史，乘务员也就视而不见。一样是初次出国，对西欧的行情他显然了如指掌，我们云里雾里，懵懂无知，一点概念的都没有。“老弟，中国市场的许多东西，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那就是十倍的价钱。”他从挂在脖子的金项链上，取下一个古里古怪的佩玉，凑到眼前，才看清楚是只乌龟，在中国是象征长寿的吉祥物，据说老外也是十分喜爱，“在上海才十来元人民币，到了欧洲至少值二十美金，不说变卖，就是作为送人的礼物，也是很体面的呀。”
林太太的父亲居住台湾，让丹麦的一个中国饭店老板，担保他们以观光身份进入丹麦。丹麦属欧洲共同体，除非通过婚姻，否则几乎没有定居的可能。林夫妇事先办了离婚手续，丹麦方面已经物色了一个当地女子，待他们到达丹麦，赶着入境签证有效期内和林先生“成婚”，林先生即可获得丹麦定居权，一年后离婚，再与林太太复盟，这样双双都有合法身份。毋庸置疑，这是一场金钱交易。
“你们打算着怎么办呢？”他把小乌龟仍然挂到脖子上，“说白了，出了国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打算回去的。”
但是，我们又能够有什么打算呢？对于奔赴的“希望之乡”，本来就是知识有限，听了林先生关于居留权的一席话，心中更是没有了着落。我们没有钱，又无人接应，最长的签证是挪威，也不过是一个月，能否留在那里，或者是世界哪个角落，前途未卜，只有上帝知道。实际上，自打乘上西伯利亚的火车，我们就是两个到处漂泊的国际流浪汉。

从北京出发的当晚八点，列车到达了中国的边境检查站二连浩特，中国边防警察上车，我们俩的护照着实被反复翻看好些时间，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初次出国的就有这么多签证的，而且也搞不明白，前往南亚热带的S国，如何要绕道冰天雪地的远东地区。最后，加盖了出境章，让我们填写“旅客行李物品申报海关单”。我们意识到，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正式离开中国国境的历史时刻。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正处在二十世纪末所谓全球化来临的前夕，而跨国移民是经济全球化众多动力因素之一，据二十年后今天的统计，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新华侨”，人数约为600万，与昔日的“老华侨”不同之处是，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无意之中，我们成了先行者。
因为中国与苏蒙的轨制宽窄不同，所有旅客应该下车，让火车在“国际换轮库”里进行换轨。我和大成出于好奇，跟着列车进入作业地火车厢被分别吊起，撤掉中国宽轨，换上俄式窄轨，我们还是被赶了下来，俩人冒着漫天的大风雪，从车厂走回二连浩特车站。在上了冻的铁轨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四周黑沉沉的，好一派凄凉的边塞风光，只有前方车站的红色信号灯，唤回文明世界感觉。我们总算重返了车站，这里的建筑和北方其他火车站没有什么不同，钢筋混凝土，像盒子般方方正正，就是多了穿着厚重棉大衣的边防军。幽灵般的旅客们在站内闲荡，一些西方人在小银行里忙着兑换货币（把在中国未用完的外币兑换券换回国际通用货币，按照规定，外币兑换券是不能携带出境的）。出乎预料找到一个小邮局，我坐在破旧的沙发椅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第一封家信：“亲爱的，我的好妻子，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将要实现，半个小时后，我们即将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告别。但是，不知怎的，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心中难受极了，欲哭无泪，痛苦程度甚至超过离开上海，和抱着熟睡儿子的你话别的时刻……”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列车

（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苏的国际列车，另一班是苏联列车）。列车员都是中国人。整个列车空荡荡的，所有北京上车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节车厢，这样做显然有利于集中管理，人和细菌一样，散布开去至少有污染环境的坏处。据说，80年代前期，有时整趟列车只有几十个旅客，比列车员人数还少，相对国内列车而言，这里服务质量要好得多。列车编组:高包(二人包房)、软卧(四人包房)、硬卧(四人包房)。我们的二等硬卧，相当国内的软卧，有四个铺位。同房间的另二位来自北京林学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联邦德国。类似这样的国家派遣人员，约占列车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北京站始发的k3次国际列车将途经大同、晚上8点将到达边境检查口岸二连浩特，然后出境，经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以后，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汇合，周一抵达莫斯科。总共六天的行程。火车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安教授年过半百，略有发福，刚一见面，即忙于分发名片，显示身份和头衔。他告诉我们，已是多次出国，至于这次到西德也是第二回了，又掏出因公护照，以表明他和我们的私人护照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只有这般自我陶醉的余地，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也就值得尊重了。除了有点烦人的话匣子和“酸”以外，这位半大老头倒是随和，心底善良。他的助教白先生，年龄比我们还少上一截。他这一代没有直接受到文革的影响，又赶上尚学和开放的年代，学业一帆风顺。他戴着圆圆的眼镜，笑起来一副湖南老乡的憨厚相。他是首次赴欧攻读博士学位，可谓春风得意，一片锦绣前程。当我们问他，是否打算学成报效祖国？他觉得是无可质疑的。使我想起自己的夏教授，留德博士，当年怀着赤诚之心回国，到了皓首之年，感慨万分。新一代的留洋学者的归宿何在，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才能作答。
很快地又结交了一些乘友，其中，有到法国的靳先生，年仅二十岁，之所以能搞到法国的签证，是他老爸是中国驻法航空代办处的官员，他不讳言赖在巴黎；有赴西德留学的杨小姐，是安徽医学院的助教，到德国的第一目标是尽快把男友弄出来。最有意思的是，在奥地利留学的高先生和赴丹麦旅行的林夫妇，我们不但是六天的同路人，而且数月后又再次见面的缘分。
林先生最早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北京火车站国际候车大厅，身材格外短小干瘪，一顶奇特的西瓜状的黑皮帽，和苍白的长脸形成反差，活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时，整个候车大厅散放的几乎都是这对夫妇的行李，他和太太推着两架重磅行李车，来回运输个不停，很有漫画色彩。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坐在车厢里闲聊。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些重达半吨的行李，实际上说货物更为妥切，是他花费数月精心采购的，其中有种类齐全的工艺品，纺织品，足足可以装备一家商店，还有一尊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如来佛，重达八十公斤，像一枚导弹横卧在大号的木箱之中。所有的货物都堆放在车厢的过道，或者寄存在乘友的包厢，当时的国际列车从无走单帮的历史，乘务员也就视而不见。一样是初次出国，对西欧的行情他显然了如指掌，我们云里雾里，懵懂无知，一点概念的都没有。“老弟，中国市场的许多东西，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那就是十倍的价钱。”他从挂在脖子的金项链上，取下一个古里古怪的佩玉，凑到眼前，才看清楚是只乌龟，在中国是象征长寿的吉祥物，据说老外也是十分喜爱，“在上海才十来元人民币，到了欧洲至少值二十美金，不说变卖，就是作为送人的礼物，也是很体面的呀。”
林太太的父亲居住台湾，让丹麦的一个中国饭店老板，担保他们以观光身份进入丹麦。丹麦属欧洲共同体，除非通过婚姻，否则几乎没有定居的可能。林夫妇事先办了离婚手续，丹麦方面已经物色了一个当地女子，待他们到达丹麦，赶着入境签证有效期内和林先生“成婚”，林先生即可获得丹麦定居权，一年后离婚，再与林太太复盟，这样双双都有合法身份。毋庸置疑，这是一场金钱交易。
“你们打算着怎么办呢？”他把小乌龟仍然挂到脖子上，“说白了，出了国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打算回去的。”
但是，我们又能够有什么打算呢？对于奔赴的“希望之乡”，本来就是知识有限，听了林先生关于居留权的一席话，心中更是没有了着落。我们没有钱，又无人接应，最长的签证是挪威，也不过是一个月，能否留在那里，或者是世界哪个角落，前途未卜，只有上帝知道。实际上，自打乘上西伯利亚的火车，我们就是两个到处漂泊的国际流浪汉。

从北京出发的当晚八点，列车到达了中国的边境检查站二连浩特，中国边防警察上车，我们俩的护照着实被反复翻看好些时间，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初次出国的就有这么多签证的，而且也搞不明白，前往南亚热带的S国，如何要绕道冰天雪地的远东地区。最后，加盖了出境章，让我们填写“旅客行李物品申报海关单”。我们意识到，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正式离开中国国境的历史时刻。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正处在二十世纪末所谓全球化来临的前夕，而跨国移民是经济全球化众多动力因素之一，据二十年后今天的统计，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新华侨”，人数约为600万，与昔日的“老华侨”不同之处是，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无意之中，我们成了先行者。
因为中国与苏蒙的轨制宽窄不同，所有旅客应该下车，让火车在“国际换轮库”里进行换轨。我和大成出于好奇，跟着列车进入作业地火车厢被分别吊起，撤掉中国宽轨，换上俄式窄轨，我们还是被赶了下来，俩人冒着漫天的大风雪，从车厂走回二连浩特车站。在上了冻的铁轨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四周黑沉沉的，好一派凄凉的边塞风光，只有前方车站的红色信号灯，唤回文明世界感觉。我们总算重返了车站，这里的建筑和北方其他火车站没有什么不同，钢筋混凝土，像盒子般方方正正，就是多了穿着厚重棉大衣的边防军。幽灵般的旅客们在站内闲荡，一些西方人在小银行里忙着兑换货币（把在中国未用完的外币兑换券换回国际通用货币，按照规定，外币兑换券是不能携带出境的）。出乎预料找到一个小邮局，我坐在破旧的沙发椅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第一封家信：“亲爱的，我的好妻子，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将要实现，半个小时后，我们即将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告别。但是，不知怎的，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心中难受极了，欲哭无泪，痛苦程度甚至超过离开上海，和抱着熟睡儿子的你话别的时刻……”

列车在中国边境站停3个小时左右，

晚上11点多火车离开二连浩特，不久停在蒙方扎门乌德边境检查站上。扎门乌德市是蒙古人民共和国距离中国最近的陆路口岸，也是唯一的铁路口岸，和二连浩特南北相望。扎门乌德在蒙语中的意思是“陆地之门”，车厢均下了双重玻璃窗，以阻隔外界凛冽的寒气，透过布满冰霜的窗户，外面警戒的蒙古边防军依稀可辨，彪悍的士兵包裹着皮毛的军大衣，佩戴苏制冲锋枪，脸无表情目视列车进站。小站上有二个蒙古族姑娘，惊讶地看着国际列车隆隆进站，她们头戴羊皮帽，脚穿牛皮护膝的毡鞋，身上裹着黄色的毛皮马甲，在月台灯光下，十分醒目。火车刚停稳，边防检查立即开始，进行蒙方入（过）境签证检查、物品报关等手续。先是一个高个蒙古边防军官依次到每个包厢，收走旅客的护照和另纸签证，然后是海关和检疫人员的例行检查。令人吃惊的是，海关和检疫人员均不会英语（后来我们发现，苏联和整个东欧国家也是如此），好在他们颇有自知之明，并不像以后的苏联海关官员和外国旅客老是纠缠不清。不过，隔壁车厢的几个从中国探亲回来的蒙古华侨，却给折腾德够苦的了，蒙古海关官员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询问和搜查，这是当初中蒙关系的一个缩影。扎门乌德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车站、和具有欧洲风格的车站广场，明显有苏联文化的影响。
第二天清晨，人们醒来，发现列车已是行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广袤的沙漠草原上了。
中国像是一张桑叶，被蚕虫吞噬的北部，便是眼前的外蒙古。从中蒙边境的扎门乌德延展到苏蒙边境的苏赫巴托，整条铁路大动脉贯穿这个国家的南北。隆冬时节，冉冉升起的朝阳，一望无际的蒙古大戈壁，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满目萧条，荒无人烟。只是在极远之处，偶尔发现零星的蒙古包，似戴玉盔，如披银甲。历代文学家和诗人，有过不少描绘不毛的，凄楚的塞外篇章，如今有了亲身感受，以为置身于中世纪或更遥远的年代，如果没有内燃机车汽笛提醒的话。
列车上有了变化，中国餐车留在二连浩特，现在挂上的是一节蒙古餐车，这除了是被强化的主权意识以外，对于相关国家来说，是个赚取外汇的机会和手段。从中国出发之际，我们带上足足一大袋的方便面，够我们俩横穿欧亚大陆七天旅程的消耗，不过出于好奇心，我们还是跑到蒙古餐车瞧瞧，只见餐车空空如也，播送着蒙古音乐，没有预想中的不堪入耳。几个餐车服务员坐在餐车的另一头聊天，厨房里飘出烧烤牛羊肉的气味，实在不敢恭维。一位身材茁壮，皮肤粗糙的蒙古姑娘迎上前来，打着手势问客，结果我们用了一美元，买了个又大又硬的麸皮面包，应该说它只是值几十美分，但是对方没有零钱可找，最后给了几颗包装粗劣的糖果和两个纪念章，上面印有象征畜牧业国家的蒙古大马，一行英文字：蒙古国际旅行社。事后，有人告诉我们，无论在苏联还是蒙古餐车上用餐，化美元是顶顶不上算的，应该用苏联的卢布。这位热心人用二十卢布换走了我们的十美元。我们激动万分，感恩不尽，因为按照当时苏联官方兑换率，二美金兑换一卢布。时隔半年，我们在维也纳发现，那里的银行牌价是零点二五美元兑换一卢布。这就验证了一条真理，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即使同胞之间。这位热心的同胞就是二十六岁的高先生。
高先生身穿当下流行的运动衣裤，鼻梁架着时髦的茶色眼镜。他是军队干部子弟，中学毕业通过关系到了部队，后进入某军区足球队，复员后在北京一家旅行社工作。他说，因曾帮助过奥地利国家钢铁联合企业，一年前到了奥地利，旅游签证期满又续了学生签证，这次是回国探亲重返维也纳。自打北京上车以来，他一直打听前往中欧的同路乘客，不久，我们知道他所携带的行李，有二十个之多，垒起来像座小山丘，比起刘先生夫妇的毫无逊色。据高先生介绍，奥地利这个介乎东西欧的中立小国，仿佛很适合我们生存。由于还没有加入欧洲共同体，奥地利的居留签证限制不严，只要能合法进入，就有可能改变身份，即有可能从观光改成学生，甚至工作身份。我们要去的匈牙利正挨着它，我们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过去了。高先生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北京哥们，背景过硬，在国内搞开发公司发了笔横财，后跑到匈牙利，在那里弄了一辆汽车，在一没有签证，二没有驾驶执照的情况下，竟从布达佩斯开到维也纳。现在，这位仁兄已经有了合法居留，凭着从他老爸那儿搞来的几张出口许可证，他在奥地利开了贸易公司，混得很风光。相比之下，高先生自叹不如，自己的父亲官衔未入流，做儿子的自然要次一等，只能跑跑单帮做小掮客。
到挪威，本应莫斯科换乘到北欧的火车，当初之所以决定到中欧，是因为匈牙利和西欧近在咫尺，那里的国家多，回旋的余地大，况且我们已有了比利时签证，北欧是最后的王牌，暂且作为紧急备用方案。高先生的信息，使我们信心倍增，布达佩斯相距维也纳，不足三百公里，到了布达佩斯，或许可以申请到奥地利签证。大成是乐天派，开始想象不久的将来，我们夹着大学教材，在风景优美的维也纳森林散步。据说，采珠人有一个忌讳，在割开贝壳前，不可奢望里面有闪闪发光的珍珠，否则事与愿违。这个传说，后来在我们身上应验了。
位于蒙中边界两边的戈壁，是世界上第二个大沙漠，占外蒙东南部的三分之一.从窗口放眼眺望，十分壮观，骆驼和野山羊，偶尔可见. 白茫茫的雪原大漠，一片原始生态景象。

火车上的社交圈子日甚扩大，其中不乏有一些外交人员，据说，他们乘坐火车可以领取飞机的盘缠钱，火车票仅是飞机票的十分之一的价钱，这样可以积攒一笔不菲的外汇。其中有维也纳的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中国使团的社会事务参赞陈先生，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二秘朱先生，当前者知悉我们游历各国，感到十分新奇，说，"若不是当今政策开放，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哪有机会跑出来看世界，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好事。"他是说了实话，中国已经告别闭关锁国的过去，开始多元认同和与外部社会文化互动的时代。而从此我们也就开始了"既在此，又不在此"，"处处为家，无处为家"的空间互换。朱先生告诉我们，六七十年代时，乘坐这趟列车的，一般是代表团、外交官，政府官员、还有省委部委以上高官，少有老百姓。列车安保也很严格，有公安人员随车。西方人称之为"神秘的东方列车"。作为普通人，我们感到庆幸，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哪有这样的可能，确实如此。

上午在乔依尔站作短暂停留，一路飞速行驶，中午时分，到达位于蒙古中部的首都乌兰巴托，它也是蒙古航空和铁道的交通枢纽.列车员通知大家，客车将在这里停靠多时，可以下车看看。火车一停稳，几乎所有的旅客携着照相机跑下去。

和以后看到的欧洲火车站相似，乌兰巴托的火车站虽然有点简陋，采用开放式，没有与外界隔离的围墙，月台和城市广场连成一片。苏赫巴托广场同时位于市中心，广场中央竖立着苏赫巴托骑马塑像纪念碑，建于五十年代的政府大厦，，中央邮局等建筑就在附近。广场上方分别悬挂蒙苏二国领袖的巨幅画像，一位是戈尔巴乔夫，另一位是泽登巴尔，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标志。车站广场上经常可以见到苏联军官，看来这里的苏联驻军不少。凸显当时的华沙条约组织框架下，蒙古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四年以后各缔约国分崩离析，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从而冷战结束。

穿过广场的另一侧，便是城市街道和一排排本色调的建筑，千篇一律，没有个性，不过总算有了点城市的气息。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国家之一，行人稀稀拉拉，身穿民族服装的市民，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些三五成群的外国游客。我们步入当地首屈一指的商场，简直就是中国人民公社时代的供销合作社，食品百货以至于烟糖五金合为一家，没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分工，表明即使以当时的标准，这里的商业也是处于原始状态。除了在列车上已经领略过的，硕大的麸皮面包和劣质包装的糖果以外，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值得描述的了。

当我们回到广场，见到高，林和靳先生聚在纪念碑下，和二个蒙古人比划着什么。原来，三位仁兄不约而同兜售他们的商品，有真丝围巾，电子表和其他的小玩意。林先生还带有二瓶白酒，就像二枚手雷倒插在腰包上。小帅哥靳先生人未到法国，却已经像个十足的巴黎推销员，非常老道又不失潇洒，把所有商品用别针挂在呢子长大衣二个内侧面，收放自如，只需闪开大衣衣襟，展示出琳琅满目的流动橱窗，令人眼花缭乱。二个蒙古青年，打扮入时，穿着当地少见的牛仔裤，应该是蒙古都市的时髦青年兼黄牛党。他们情不自禁的伸手

想摸摸，被高先生拦住了。一场哑剧的生意洽谈开始了。蒙古话我们谁都不懂，对方干脆讲俄语，俄语显然是蒙古的第二外语。我们当中，只有高先生会一点，也仅仅是从"一"数到"五"，如果想表达"十"，非要连续说二个"五"不可，以此类推，可见他的俄语程度。最后，谈到支付手段，蒙方坚持用蒙古币-图格里克，中方坚持以苏联卢布结算，高先生对我们说，"蒙古币-图格里克顶个屁用，简直开玩笑。卢布一路上可以零花，至少到了莫斯科，坐出租车没有问题。"话音刚落，一辆苏制小轿车无声无息滑行过来，车门打开，跳出两个蒙古警察，没等大家反应过来，那二位蒙古青年被警察楸住衣领，塞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我们都吓坏了，赶紧回到车厢，大伙仍是心有余悸。高先生却不然，说道，"没事儿，这和中国一个样，警察只抓黄牛，不会找外宾的麻烦。"天哪，我们原来已成了"外宾"！林先生有点懊丧，正为他那一大箱的白干发愁。高先生笑道，"老弟，不用发愁，到了苏联，销路有的是。"老马识途，事实证明高先生没有说错。

下午二点，列车离开乌兰巴托，继续向前方奔驰。坐在风驶电掣的东方列车上，朝窗外瞭望，不禁思绪万千。蒙古民族历史也很长，有数千年之久，和中华民族差不多上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曾经统治过欧亚大陆，也是人类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后来可汗忽必烈建立元朝，进入蒙元时期。历史上的中蒙很难分出彼此。无论是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时，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关于蒙古的交易，还是以后斯大林逼迫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地位，实际上是典型国际霸权时代的地缘政治，虽然，当时中苏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蒙古问题上，苏联却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毫不心慈手软，其作为与大肆掠夺的俄国沙皇并无二致。列车越往前开，和南部国土大部是戈壁地区不同，蒙古北部草原特征越是明显，据列车员介绍，春夏之际，一过乌兰巴托，绿茵茵的植被，壮美辽阔的大地，显得江山如此多娇。

傍晚时分到达蒙古北部的达尔汗站。有人介绍，达尔汗市是六十年代崛起的工业城，发展迅速。城市的楼房和其他建筑均为白色，图画一般，远远望去，大雪纷飞的隆冬腊月，整座城市就像童话中，玲珑剔透的水晶宫矗立在茫茫雪原上。同车的蒙古华侨告诉我们，蒙古文化崇尚白色，认为此是纯洁的象征，成吉思汗>的战马就是白色的。这里见到久违的工厂，开始有了工业化的痕迹。据说，这里生产的皮衣和羊绒衫，销往西伯利亚地区，价廉物美。我们前往莫斯科，甚至于北极的挪威，正需要御寒行装，本来想到达尔汗市买些来，无奈火车停靠时间才半个小时，只好作罢。

• 从达尔汗站开出，列车行进二个小时，到达了位于蒙俄边境的苏赫巴托，其名来自蒙古建国领袖苏赫-巴托尔>。苏赫巴托尔毕生寻求蒙古民族独立，争取苏俄的支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仇视和脱离原宗主国中国，却又变为苏俄的附庸国，这就是地缘政治的宿命。这里仅仅停留十五分钟，期间蒙古边防人员迅速给旅客办理了出境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