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学会”前期，有兄友要求于《诗经》稍作解说。想来却之不恭，弟遂罗列前人之论，实寻章摘句，略加鄙见一二，以聊成一文，亦权当抛砖引玉之用焉。

    
    一 《诗经》之产生

    犹未论及《诗经》何以产生之前，我等必欲知何以有诗？此前人早有论及，如朱子从哲理上探寻，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巳矣焉。此诗之所以作也。”（《诗经集传》）

    在下以为也可概而论之：性使之然也，故有诗作。

    依诗歌产生来看，原始诗歌与音乐、舞蹈原相结合。《诗经》其分类本身便是依音乐特点来分，可见《诗经》应是配乐。《史记·孔子世家》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另外，《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为之歌《王》……为之歌《齐》……为之歌《豳》……为之歌《秦》……为之歌《魏》……为之歌《唐》……为之歌《陈》……为之歌《小雅》……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颂》。”《仪礼》、《周礼》、《礼记》和《国语》里，也分别提到《诗》可以用□、管、箫等乐器演奏。。”著名学者马端临、全祖望、顾镇、黄汝成等人悉以为《诗经》原为配乐，现代学者亦多作如是说。《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 《郑风·子衿》毛传：“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歌之、舞之。”皆是明证。

    或曰：诗从何而来？上古有载。

    远在尧、舜时代，便设有专门采诗之官，并沿为“采诗”制度。每年正月或八月，在民间征集人民口头流行之歌谣，然后献于乐官太师，配以乐谱，演唱于天子听。天子依此来考察风土人情，了解民间疾苦及百姓之于朝廷意见。如《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亦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兹制度一直沿续到汉和南北朝，汉代统治者采诗其目的依然是“观风俗，知薄厚”）。

   《孔丛子·巡狩》篇载，古时天子命“史”（负责记录帝王言行及国事之官）“采歌谣”，以此知民风民情。具体如何采诗法，班固于《汉书·食货志》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而何休解释“采诗”法则是“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是说男子五六十岁、女子五十而又无子女者，官府供给其衣食，然后让他们去民间求诗。求得诗后，由乡呈于“邑”，“邑”再上呈于“国”，“国”再呈于天子（见《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
   
    另有“献诗说”。“献诗”说法出自《国语·周语》召公谏厉王弭谤中一段话：“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却不知所献之诗是否亦是采集而来，便不得而知矣。

   《诗经》便是经周王朝统治阶级中之太师、乐工加以搜集、整理、配乐而编，并成为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虽则我国古籍中收录了一些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产生之歌谣，诸如赵晔《吴越春秋》中所载《弹歌》、《礼记·郊特牲》中所载伊耆氏《蜡辞》、及《易》中所载歌谣之类，皆是散见于各书中。惟有《诗经》汇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之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以遂为中国“未之有也”之诗歌总集。

    
    二 《诗经》之书要

   《诗经》，先秦称《诗》，或《诗三百》，也有称《风》、《风雅》（因“风”、“雅”占《诗经》大部分）。此书广泛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之人生百科全书，于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诗经》中诗作灵活压韵，读来节奏自然。其诗多为四言，较为整齐，此当为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之早期形式。然又常突破四言格局，使用二字乃至至八字一句之形式，亦间有一字句及九字句。《诗经》中各种句型，可谓后代各种诗体发展之滥觞。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即《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郐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毛诗·关雎序》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僪，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共一百六十篇，是为地方乐歌，其反映周朝社会生产、生活、恋爱、婚姻以及民情风俗各种情况。 

   《雅》是西周王畿地区之正声雅乐，用于诸侯朝会。《毛诗·关雎序》称：“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大雅焉。”共一百零五篇，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

   《颂》是统治阶级宗庙祭祀之舞曲歌辞。《毛诗·关雎序》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共四十篇，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诗经》一书中，最有影响者，莫过《国风》。

   《国风》中以恋爱婚姻为题材之民歌数量较多，也最富情采。有热恋之喜，有相思之苦。

   《卫风·木瓜》、《郑风·萚兮》，表现中古青年男女两小无猜、和谐欢乐之爱情。《郑风·狡童》、《郑风·褰裳》写热恋中女子戏谑情人，显得幽默而风趣。另如《邶风·静女》、《郑风·溱洧》、《郑风·风雨》、《王风·采葛》等，写爱情中各种表现及心理变化，皆是十分真挚动人。而《邶风·谷风》、《鄘风风·柏舟》、《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郑风·遵大路》诸篇，则是反映妇女为人遗弃之悲惨命运，或描写她们敢于争取自由婚姻之斗争精神。其中《卫风·氓》可谓之代表作。诗中女主人公是为弃妇，诉说自己当初如何钟情于一位男子“氓”，婚后又如何勤劳贤惠，而“氓”却不久便抛弃之。诗中唱出其悔、其恨及其果绝。

    正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经》颇多劳动人民之心声。如《魏风·伐檀》一篇写奴隶们“坎坎伐檀”，而贵族奴隶主“不狩不猎”、“不稼不穑”，可谓鲜明对照，有力讽刺。《唐风·鸨羽》篇中，“王事靡盬，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控诉当权者强加于劳动人民之无休止之劳役，以致人民之生产、生活蒙受深重灾难。较有名之诗是为《魏风·硕鼠》，其诗痛斥当政者不仁，犹不如鼠。

   
    三 《诗经》之功用

    1、诗言志

   《尚书·舜典》称：诗言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庄子亦云：“《诗》以道志。”《毛诗序》于“言志”作经典性解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中言草者一百零五，言木者七十五，言鸟三十九，言兽者六十七，言虫者二十九，言鱼者二十，俨然中国最早之植物、动物名单尔）。”（《论语·阳货》）在此章中，孔子全面论述《诗经》之功用。所谓“兴”，朱熹注为：“感发志意。”。意即学《诗》可以感发情志，所谓“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所谓“群”，孔安国注为：“群居相切磋。”所谓“怨”，孔安国注为：“刺上政也。”兴、观、群、怨从不同角度阐明“诗言志”其基本思想。

    2、诗与交际

    春秋时代，群雄并起，诸侯之间，交往甚繁。王侯公卿之流为加强各自外交辞令，使语言含蓄婉转，又要优美动听，便借助于诗句来表达。此种风气愈演愈烈，蔚然成风。

   《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晋平公大宴诸侯，提出“歌诗必类”。齐国高厚赋诗“不类”，晋大夫荀偃便大怒，言其有二心，于是和各国代表盟誓欲讨伐之。由此段记载可知春秋时代，《诗经》之要。一部《左传》引诗句多达二百五十条，其中百份之九十五都出《诗经》。

    无怪乎，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3、《诗经》以教。

   《三家诗拾遗》节录《韩诗外传》，言《国风·关雎》之旨--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风始也？”子曰：“《关雎》至矣！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六经之策，皆归论及之，盖取之《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是矣。

    夫子于《诗》可谓推崇备至，足当之誉《中庸》焉。是以《诗经》又为孔子教授门人之重要科目。

    “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孔子将《诗经》视为培养理想人格手段之一。孔学修身之重于学问，道德之重于文章，而《诗》可使人“温柔敦厚”，可见其要。

    《论语·季氏》篇，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 《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 ‘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夫子教子，亦言《诗》、《礼》。尝有后人于厅堂之上高悬“诗礼传家”之匾，以奉夫子之说，效夫子之意。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  此言不学《诗》之害也。面墙而立，不见一物，反面论述《诗经》之要。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将诗与礼与乐相提并论。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论语·子路》）主张将诗与通达政事结合之。

    
    四 孔子“删《诗》”说

    “《诗经》为古籍中最纯粹可信之书，绝不发生真伪问题”（《饮冰室书话·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诗经》）。而孔子是否删诗，却素有争议。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言之凿凿，但难经细细推敲。

     孔子“删诗”说，仅见于《史记》，历来学者不乏持疑者，自唐孔颖达而后，更是多有异议。朱子曰：“问删《诗》。曰：那曾见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传上去说（《朱子语类·卷八十》）。且夫，《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原非必是。清有龚元介者，编《增删孔子世家》。指出《史记·孔子世家》大谬者六，大误者十六，小误者十四。其所举虽未必皆实，但于中可见，《史记·孔子世家》诚不乏疑窦矣。

    今就孔子“删诗”说而论，总而言之，疑点大致有六。

    其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时，乐工所奏之乐，与今本《诗经》全同，而襄公二十九年，也便是公元前544年，那时孔子犹未满十岁；其二、删诗兹事体大，若孔子确曾为之，则孔子及其门人缘何一句不曾提及；其三、据《论语》可知孔子对“郑声”较为不满，书中曾多次表示，“郑声淫”（《论语·卫灵公》）、“恶郑声”（《论语·阳货》），然《诗经》中《郑风》却有二十一篇之多；其四、孔子在《论语》中凡提及《诗经》，常称诗三百，“《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诵《诗》三百，授之以政”（《论语·子路》）；其五、先秦文献所引用诗句，大体咸于《诗经》之列，此外所谓“逸诗”，数量极少，使孔子前有三千余首诗，应不至不见踪影；其六、孔子在当时并不如何得志，又如何能掌握如此多之诗？便是删诗，又如何使人信服（此说虽不大有力，然聊为一说，于此姑备）？

    显而易见，孔子“删诗”说，当不足信。然也有不以为然者，如章太炎先生在其《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中称：“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盖不歌而诵谓之赋，例如后之《离骚》，篇幅冗长，宜于诵而不宜于歌，故孔子不取耳。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风、雅、颂之逸篇为春秋时人所引者已不少，可见未删之前，太史公三千篇之就为不诬也。孔子所以删九德之歌者，盖水、火、金、木、土、谷，皆咏物之作，与道性情之旨不合，故删之也。季札观周乐，不及赋、比兴，赋本不可歌，比、兴被删之故，则今不可知。墨子言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夫可弦必可歌，舞虽有节奏，恐未必可歌，诵则不歌也。由此可知，诗不仅三百，依墨子之言，亦有千二百矣。要之诗不但取其意义，又必取其音节，故可存者少耳。”（《国故论衡》亦作如是说）

    拙见以为，《周礼》言九德之歌未必便是歌谣，退而言之纵是，那也不足三千余数，如其所言，以《风》、《雅》、《颂》之篇数推，充其量也无非一千五罢了，何来三千余，此其一也；六诗之说，首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次见于《毛诗序》，其将“六诗”称为“六义”，孔颖达于《毛诗正义》中解：“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盖所谓‘六艺’者，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如言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至比、兴、赋，又别：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需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朱子语类·卷八十》）。孔、朱之说，意已甚明，赋、比、兴当非诗体耳，此其二也；据余估计，风、雅、颂之逸篇在古籍出现不超过二十篇，实不知太炎生何来“为春秋时人所引者已不少”之论，此其三也；《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此正孔子“删诗”说之反证，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郑风·子衿》毛传：“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歌之、舞之。”太炎先生何以竟以为诵，弦、诗、舞各三百？此亦余所不能解者。此其四也。

    由是观之，太炎先生之论殆无以立矣。

    
    五 《诗》无达诂

   《诗经》一书，据说由子夏而传曾申，曾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牟根子，牟根子传荀子，荀子传毛亨，毛亨传毛苌，世称《毛诗》。《鲁诗》也为荀子所传，荀子传《诗》于浮丘白，浮丘白传鲁人申培。《韩诗》也为荀子所传，系由燕人韩婴而得名。另又有《齐诗》。 

    齐、鲁、韩三家武帝时已立学官，毛诗晚出，未得立。毛氏说诗，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其余三家则称今文。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以《毛诗》为主，兼取三家，为毛亨所撰《毛诗故训传》作笺。要知郑玄可谓当时经学界阐释权威，执牛耳者。是以《毛诗》便得到学者推崇，时人看重，至魏晋，《郑笺》如日方中。今文经鲁、齐、韩三家于是“笑渐不闻声渐悄”，先后佚亡（但并非了无痕，目前也有迹可寻。后有清代范家相存《三家诗拾遗》，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魏源作《诗古微》，再后清末民初王先谦作《诗三家义集疏》，方有脉络可寻）。唐初，唐太宗敕定《五经》，并令孔颖达等修《毛诗正义》，取毛、郑之学作疏，定名为《毛诗注疏》，而后《诗》学以《毛诗》为尊，成为正宗。

   《毛诗》除经文外，其解说分三部分。一是《诗谱序》，总论全篇大旨，也称“大序”；二是每首诗前之序，是为“小序”；三是随文注解。一般以为随文注解乃荀子弟子鲁国毛亨所作，称大毛公。至于诗序作者，历来争论不休。程颐以为《大序》出自孔子，《小序》为国史旧文；郑康成《诗谱》以为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开头、毛公完成；《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作；《隋书经籍志》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郑樵、朱子则以为村野妄人所作（诸说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序》）。

    而《诗经》每篇中微言大义，历来众说纷纭。

    如《关雎》，毛诗以为后妃之德、美文王之诗，“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毛诗序》），韩诗以为刺康王之诗；《芣苢》，毛诗以为妇人乐有子而采芣苢，鲁诗以为妇人伤夫。柏舟，毛诗以为仁人不遇于君，韩诗以为妇人不得志于夫。此便是董子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刘向所谓“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辞”（《说苑·奉使》）者也。

    或有言之说《诗》诸家只就上穿凿附会，如刘歆评曰：“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汉书·艺文志》）当代也有学者以为经师曲意解经，不外是为利禄。并举《汉书·儒林传》中“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一段为证，得“经师在利禄的引诱之下，从事五经研究，不过挖空心思，穿凿附会，大搞繁琐哲学，以致‘一经说至百于万言’”（《儒学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美诗？刺诗？淫诗？情诗？--社会转型与〈诗经〉的诠释问题》第304页[港]李家树）之论。

    五代后，及至唐宋代，学者多有疑，故宋代王质《诗总闻》，欧阳修有《毛诗本义》，苏辙有《诗传》，郑樵有《诗传辨妄》，皆对《传》、《笺》进行辨析，或诘难。如朱子曰：如狡童《子矜》等篇，皆淫奔之诗，而说诗者误以为刺昭公，刺学校废耳（《朱子语类·卷八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者言：“南宋之初，废《诗序》者三家，郑樵、朱子及质也。”（《四库全书总目·诗类·诗总闻提要》）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诗集传》辨之更详，甚为有力。

    然，自宋以还，包括号攻《序》代表作之《诗集传》，依然无有哪本《诗经》专著可将《诗序》全盘否定之。概言之，唐以前《诗》学主要宗毛、郑，可谓训诂之学，即汉学。朱子后，主要为义理之学，即宋学。两者各宗所见，互相贬斥数百年，一如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至清代，因清代学者重“朴学”，《诗》学因而再次训诂化。

    直到民国时期，五四前后，许多学者受西洋诗学影响，以西洋诗学观点来分析《诗经》若干篇，如此虽有新意，但因东西方文化多有不同，故而也难免牵强附会之嫌。

    及，以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为首之“疑古学派”蜂起云涌反对旧说，声称扬弃教化观点，将《诗经》从“五经”之宝座上拉下来。钱玄同致顾颉刚要求其将《诗经》好还整理一番之信中提到：“救《诗》于汉宋腐儒之手，剥下它乔装的圣贤面具，归还它原来的文学面具。”（《古史辨·论“诗”及群经辩伪书》）彼等既不满汉儒以降所谓“美”、“刺”之说，也不满宋人发对汉儒之未彻底，欲将《诗经》从汉、宋儒之手解放出来，拨开云雾以见青天--其文学面目。

    余意以为，《诗经》能为孔子所看重，又尊为儒家经典，自有其成因。当时或有为利禄之故而强解《诗经》者，但我等势不能认为无有解《诗》见地超群者。也势不能只将《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诗经》中大多篇当有所指，深义自应有之。如《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毛诗序》解为：“惧谗也。”盖言大臣出使在外，心忧为君旁小人离间，是以有“一日三秋”之喟叹，斯言良是。

    而胡适认定《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古史辨·谈谈“诗经”》，前句倒也罢了，而后句则甚为谬矣。苟言之《诗经》纯粹为一部歌谣总集，试问此说何以服众？堂堂儒家五经之一，竟无一丝义理于中？几千岁下来，竟无人敢为天下先（将之划为文学，列入集部）？胡适先生此言使在下想起“疑古派”还曾认定古文经系刘歆杜撰，并斥之为“伪学”。窃谓那刘歆若真伪造古文经而蒙骗千秋万代之后如云之众学者大儒，固为千古第一奇矣。《诗经》当亦复如是。

    若是片面臆测《诗经》只是文学作品而无其应有之义，诚滑天下之大稽也。
   
    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之《诗经》，非但是中华文化奇葩，且早已流传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十八世纪犹传到欧洲。时至尔今，世界上各种主要文字，皆已有《诗经》翻译本。《诗经》业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一份重要财富，弥足珍贵。

    今日我等，克籍网络之利，共学《诗经》，幸何如之。期与诸兄友相与勉焉，是以就。

    
   [ 草成自阅，知难免“掉书袋”之嫌，心下惴惴，敢请诸兄友郢斫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