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民间，但是我科学

　　在我们的身边，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科学爱好者，一有机会，就会露出头来，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他们的活动遍及具有公众知名度的一切科学领域，有人致力于推翻相对论或者量子力学，有人热衷于研制永动机，有人试图建造新的宇宙论或者进化论体系，也有人提出的理论框架宏大无比，包罗万有，不可以以某一学科规范之。民科（为了节约篇幅，我提前使用了这个简称）之中，声势最壮，媒体见光率最高的是哥德巴赫猜想证明者，其成员之众，没有一万，也有几千！科技日报记者李大庆称之为哥迷，颇为贴切。几个月前的虹桥科教论坛上，有人提出割菜家（哥猜家）一词，深得著名哥迷胡思之的喜爱，不知何故，尚未流传。哥迷之中，最吸引眼球者当为原航天部工程师蒋春暄，早在二十年前，他就宣称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以及费尔马大定理等多个世界级难题。哥迷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亮相在2002年，因为这一年有两个重大时刻，一是8月20日，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京开幕，据说有上百位民科自费参会；二是3月20日，两个国外出版社百万美元悬赏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在此日截止。由于百万美金和民族荣誉的双重考虑，在由此上溯一年多的时间里，民间数论高手频现传媒，有广东梅州的拖拉机手，有湖北黄陂的残疾老汉，有辽宁辽阳的工厂干部，有年过古稀的教育家，纷纷宣布割菜成功。甚至有人为抢时间，以刊登广告的方式发布消息。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至今余波未息。2003年7月3日，影响颇大的《南方周末》又发表张浩、宋正海文章《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再次为蒋鸣冤。网上网下，激起口水无数。同在7月，《自然辩证法研究》则发表了《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作者便是区区在下，文一上网，又是一番热闹！

　　最早接触民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在我们普通物理实验室里，我发现了一篇油印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证，如下：
　　爱因斯坦认为光是电磁波，这是错的。大家知道，收音机是接收电磁波的。可是，用手电筒照射收音机，收音机却没有丝毫反应，这表明收音机没有接收到电磁波信号，所以光不是电磁波。
　　这个论证实在是匪夷所思，用王小波的比喻，那是打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同学们的笑料。印象尤深的是，那人称爱因斯坦为斯坦大师，大概他认为爱因斯坦姓爱因，名斯坦。
　　多年以后，我在北京一家名为青年科技的杂志社客串时，读到了一份更加奇妙的“论文”：《从物质波子到引力子和引力波的研究与预测》。作者姓吴，来自江西。标题很高深，但他的设备却十分朴素。比如，他用一个长玻璃棒指向天空，在上面发现了很多流动的光点，他认真地记录和描绘了光点的形状和运动，并给它们安上了“超光子”、“物质波子”之类吓人的名字。论文以铁笔垫钢板划蜡纸的技术油印的，厚达50余页。吴先生带着论文在北京跑了很多地方，终于在我们杂志社受到了热情接待。吴先生感激万分，终于有人肯倾听他的倾诉了！遗憾的是，当时我并不在场，但是我一直保存着这篇“论文”——这是我搜集的第一篇民科文献。“这是一个刻苦的人，一个爱思考的人，一个勇于为事业献身的人，一个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然而，想象江西小城的吴先生，忍受着家人和同事异样的目光，在漆黑的夜里虔诚地划着钢板，刻出一个个波子引力子，绝不是为了搞笑的。
　　很多同情民科的人常常这样指责科学家：“就算是错了，你告诉人家错在哪儿不行吗？”也有哥迷自己宣称：“我们就是想知道错在哪儿了！”遗憾的是，这些文章连错都算不上。比如摘菜，不管这菜老到什么程度，总得是菜才可能摘得出来。有一位数学家甚至说：“如果我驾着奔驰车驶过长安街，我会因为一张垃圾纸停下来吗？”不知这位先生是在怎样不堪其扰的情况下，才如此激愤的，不过话虽刻薄，却正中要害。比如吴先生的论文，根本就不存在错在哪里的问题，在我看来，他连初中物理都没有学好。很多基本概念都用错了，他自创的概念和他要为之添砖加瓦的物理学更是接不上茬。
　　当然，不是所有民科的研究都像斯坦先生那样浅显易断。有些民科也确实具有相当深的专业水平，其正误对错非普通人乃至普通专家所能判断。比如我看胡思之先生的割菜帖子，就完全摸不着头脑。这使得有人担心，科学共同体漠视民科的存在，是否有可能错过来自民间的重大发现。也有人把担心当成了事实，指责科学共同体存在严重的体制问题。然而，那些支持民科的人，往往并不具备在科学上评价民科之工作的能力。——这可以作为民科社会学的一个通论。2001年10月和11月，《科技日报》曾发表两篇为蒋春暄鸣不平的记者文章，我相信该记者对蒋的数学工作毫无评判能力，所以只能采取外在标准——因为蒋在美国一家名叫《代数群几何》的杂志上发表了系列论文，记者认定，蒋的工作在国外得到了承认，进而认为，中国数学家不予理睬，是出于狭隘的门户之见。然而，在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张利华研究员就已经指出，《代数群几何》杂志并没有被列入SCI，不是一个数学界认同的专业杂志，那位高赞蒋春暄为未来学科领袖的杂志主编桑蒂利也不是专业数学家，同样不具备评判的资格。相反，《科技日报》文章却露出一个有趣的信息，早在1978年，由于当时的中科院院长方毅的过问，中科院数学所（具有判断能力的科学共同体）就已经为蒋春暄开过论证会了，事后，“科学院通知蒋春暄所在单位正确引导蒋春暄不要作无谓的探索，多作一些现实的对社会有益的事。” 然而，有很多同样不具备判断能力的人，比如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的张浩、宋正海先生，依然为蒋春暄擂鼓助威，呼吁中国数学界接受蒋春暄的成果——这也是值得民科社会学分析的普遍现象。

　　我相信很多民科不仅有理想，有抱负，也是有智慧的！比如那位吴先生，一边认真地观察现象，一边自造名词对现象予以解释，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只不过路子完全偏了。那么，在他多年求师访学的过程中，就从来没有听到过真实的评价吗？那怕是一位中学物理老师都能够指出他的错误，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给他当头棒喝吗？我不能相信！我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他能够无视这些棒喝，数十年如一日地在沙滩上盖楼？
　　所以，民科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即使我们响应了某些人的号召，对一个又一个民科进行评判，也无济于解决民科问题。反过来，既然我无力判断民科的对错，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判断？他们在科学上是对是错，故且可以放在一边，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他们理解的科学是什么？他们是怎样从事“科学”的？他们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从事“科学”？
　　问题转化之后，民科的共性就凸现出来。无论是反相对论的，还是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他们在行为方式、心理特征、知识背景以及“论文”的写作方式上，都有共同的特征。如果民科只是个别存在，我们还可以把它归结为其个人原因。而民科的大规模存在，必然是某种社会问题的反映。民科就像一个绳结，纠集着科学与大众传媒、主流意识形态、大众语境、公众心理及个人心理多方面的关系。一个特殊的病例会使医生对人体有特殊的理解，对民间科学爱好者进行案例分析，也可以使我们对于上述问题有深入的理解。

　　最初，我用“民间科学爱好者”这个词指称这个被称为“民间科学家”或者“业余科学家”的人群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觉得他们与“科学家”这个称呼太不相配。经过了几年的使用，这个称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传媒所接受。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命名，一是太长，二是“民间”这个词容易产生歧义。好在“民科”这个简称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回避第二个问题。
　　很多民科喜欢用爱因斯坦和华罗庚为自己打气。比如他们常说，爱因斯坦在提出相对论的时候也不是职业科学家。还有人说，提出费马大定理的费马一生都是律师，也属民间。甚至连伽利略都是民间，因为那时还没有职业科学家。这样延伸下去，有人说退休的科学家也是民间，进而提出发挥民间科学余热的问题。我最初也被这种论证所迷惑。说来也是，华罗庚能从民间走向职业，哥迷为什么就不能？如果我说华罗庚更聪明，更幸运，或者说真正掌握了科学方法，无异于以成败论英雄，事后诸葛亮。不要说民科不服，我也不服。事实上，当我们这样考虑问题的时候，又一次把民科问题当成了科学问题。因而，如果要在青年华罗庚与民科之间进行比较，需要分析的不是他们在科学上的不同，而是行为方式上的不同！这时我发现，必须跳出“民间”一词的字面意义，把“民间科学爱好者”七个字当作一个整体去理解。正如我们必须把“自行车”这三个字做整体理解，而不能把它解释为“自动行驶的车”。
　　要使讨论得以深入，必须对“民间科学爱好者”进行明确的定义，毫无疑问，这个定义与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定义如下：
　　所谓民间科学爱好者（简称民科），是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
　　其中“不能交流”可以作为鉴别民科核心判据。
　　与此同时，我还为另外一个群体进行了命名。这个群体也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着科学活动，但是他们能够与科学共同体达成很好的交流。比如有一些业余天文爱好者，他们热爱星空，经常观测天象，但他们不想推翻现存的科学体系，也不指望建立一个全新的庞大理论。2002年2月，当哥迷们憋着劲要拿国外大奖的时候，国际天文学会就根据两位业余天文学爱好者的发现，把一颗彗星命名为池谷—张。其中的张是河南的一位普通工人张大庆。业余生物学爱好者与此类似，他们不想推翻现有的生物学体系，只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野外工作，并且确实发现了新的物种。对于这些人，我命名为“业余科学爱好者”或者“业余科学家”。
从中文的字面意义上看，“民间科学爱好者”和“业余科学爱好者”几乎没有区别。但是，如前所述，这是对于已经存在的两个不同群体进行命名，而不能根据命名的字面意义去寻找相符合的对象，就如你不能因为永动机不存在，而说世上没有自行车一样。
　　可以用围棋作比喻。专业棋手相当于职业科学家，业余棋手相当于业余科学爱好者。两者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因为他们遵守的是同一套围棋规则。而那些民间围棋爱好者则不遵守现行规则，各自发明了一些特殊的棋和规则，所以和谁都下不到一起去。他们不但与科学共同体不能交流，相互之间也不能交流。同是哥迷，每个人都发明了一套割菜体系，每个人都想让别人跟他学割菜，不想学别人割菜，所以，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不是一个集体，只是一个集合。
　　这样划分之后，立即可以看到，提出相对论时的爱因斯坦，在金坛中学时的华罗庚，都是按照科学共同体的范式进行科学活动的。费尔马虽是律师，并不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他们都不是“民间科学爱好者”，顶多是“业余科学爱好者”。
　　不能交流是民科的外在特征，相信与民科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有切实的感受。我有一个夸张的说法：如果民科给你打电话，你放下听筒离开十分钟，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他完全没有察觉到你的离开。你也不会少听什么，因为他们的谈话常常重复。很多民科只想倾诉，不愿倾听。在我看来，这反映了其偏执的心理特征。由于偏执，民科往往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甚至与世俗社会也难有正常的交流，他们常常会忽视对其不利的言论，夸大他们喜欢的部分，所以民科几乎是不能被说服的；有时民科也会产生迫害妄想，比如他们常常自比布鲁诺或伽利略，把自己的到处碰壁解释为权威对小人物的压制与迫害；他们大多坚信自己的“科学结论”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普遍表现出对精神的强烈追求，仿佛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由于难以交流，他们的生存能力通常较差，有人甚至年过四十还要依靠父母、妻儿来维持生存，但是生活的艰苦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悲壮感和神圣感。

　　民间科学爱好者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有存在，但是像中国这样大的规模却不多见。这与1980年前后的社会氛围有关，与大众语境和大众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有关，当然，也与其自身偏执的心理倾向有关。所以，民科所表现出来的共性，是特殊时代的结果。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现在，大规模产生民科的总体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大众语境对科学的误读依然存在。民科不仅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在民间科学爱好者、业余科学爱好者和职业科学家之间，不存在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这是一个连续谱。业余科学爱好者可以进入科学共同体，成为职业科学家，反过来，很多职业科学家也有着强烈的民间心态，偏执自信，难以沟通。
　　2003年8月，在雁荡山召开的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我介绍了我的民科研究。有趣的是，这次会议有好几位体制外人士参加，为我提供了现实的案例。其中一位温邦彦先生据说是因为提供了赞助，还得到了两次大会发言的资格。在我的归纳中，民科大多没有解决好自己的生存问题，而温先生则拥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企业，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位成功人士。这也是一类民科的代表。会间，我与温先生做了短暂的谈话，我的几个问题都得到了意料之中的回答。当我打算收住话题的时候，随口问道：“您从事这个研究，是不是觉得有特别的乐趣？”出我意料的是，温邦彦先生立刻收敛了笑容，非常严肃地说：“我觉得首先是一种责任！”
我想，在那一刻，温邦彦先生的内心深处一定涌起了某种神圣的责任感。这种神圣感，是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特征之一。
　　我民间，但是我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