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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9楼】说： 我再对你说一遍，那是微分方程等于零！你如果非要说是无穷大曲率，两个无穷大相减可以等于零！一个人对某些问题不懂是正常的，别人对他说过两次还不懂也是可以原谅的，但就要谦虚一点。一个大学物理学教授如果连什么是无穷大的加减乘除都不懂，那就不正常了。如果别人对他说了三遍四遍还不懂，那就是猪脑袋。去问你的老师和同事吧，我没有时间与你这种智商的人纠缠。 ----------------------
SHEN RE: 梅先生，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函数，“两个无穷大相减可以等于零”，这当然可以对，但也可以不对。在我们这个确实的问题中，你难道还认为它是零，你做过计算了吗？
另外，你老是说“一个大学物理学教授如果连什么是无穷大的加减乘除都不懂，那就不正常了。如果别人对他说了三遍四遍还不懂，那就是猪脑袋。去问你的老师和同事吧，我没有时间与你这种智商的人纠缠”，这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函数，我从没有否定你的关于“无穷大相减”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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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8楼】说： 最后，如果真的要找出一人，那么梅先生远比范先生符合这个标准。梅先生最近刚刚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他的正式反相檄文（具体实在的论文），虽然我有不同意见，但我肯定其发表行为，值得祝贺。梅先生还有很厚的专著出版，里面全是实在的物理论文，而不是精神层面上形而上学的口号式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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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6楼】说： 季灏先生，你的这个判断方式是不对的，首先我这是对网友讲的，是在相对论学友圈子里面讲的，是对同行讨论时讲的，是就物理谈物理。
其次，你凭什么认为我对学生也这么不客气？？你何必用“道德棒子”来推广，来臆测，做诛心之论？我老实告诉你，我对学生非常和善、客气，有求必应，即使有批评（事实上我几乎不批评，也几乎没有机会批评学生），用词也很委婉（因为我知道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自尊性强，我们要把批评的话以鼓励的语气说出来），我也获得过校际和系级“优秀班主任”荣誉。
我希望季灏先生，不要在本论坛挥你的道德棒子，本论坛都是平等的讨论者。送给我骂声的人多的是，远比我送出去的多，我们之间大多表示理解（因为激烈讨论时感情用事在所难免）。更希望季灏先生从理想世界走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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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6楼】说：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适合对学生讲？你不要转移问题、变更问题。你要知道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自尊性强，我们要把批评的话以鼓励的语气说出来。 你凭什么认为我对学生也这么不客气？？我老实告诉你，我对学生非常和善、客气，有求必应，即使有批评（事实上我几乎不批评，也几乎没有机会批评学生），用词也很委婉，我也获得过校际和系级“优秀班主任”荣誉。 本论坛都是平等的讨论者。送给我骂声的人多的是，远比我送出去的多，我们之间大多表示理解（因为激烈讨论时感情用事在所难免）。你不要把物理讨论者之间的话语做故意推延，难道你还要把我夫妻吵架之间的话语也做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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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64楼】说： 季灏先生拿我们在“相对论学友”讨论问题中的激烈用词来臆测我的“师德”问题，这本身是采用早年斗争中常用的“上纲上线”法，其逻辑是错误的。
其次，现在的学生是独生子女，我本人对学生很和善，有求必应，为避免伤气自尊，从不批评学生，讲话很委婉。季灏先生显然对我有欲加之罪之嫌。
再次，虽然我不主张把我们这里的讨论斗争与与学生之间的讨论相提并论，但季灏先生欲欲加之罪，我倒愿意拿孔子教育弟子的方式来比较，我发现，我们可能比孔子做得“好”。
孔子这样批评弟子
根据燕山出版社（国学经典）《史记》（白话译文）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447页：孔子说：“根据片面之辞就可以断案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像仲由那样，会不得好死的。”“….不知羞耻的，只有仲由。”第447页：宰我白天睡觉，孔子说：“朽木不可雕….”宰我询问五帝的德行，孔子说：“宰我是不配问五帝之德的人。”
第451页，子羔身高不足五尺，师从孔子。孔子评价其愚笨，“是害人的人”“花言巧语”。 感言：孔子都是用一针见血的批评话语。这样的评价，虽然话语不中听，且刻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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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其深关于狭义相对论开口物理，闭口物理的观点是错误的。请问，狭义相对论里有什么物理内容？无非就是一个早就被别人发现的洛伦兹变换。相对论本身就是一个哲学概念。相对论靠剽窃洛伦兹变换的成果，在哲学、时空观上加以歪曲，贩卖其反常识、反绝对、反逻辑的错误观点，每一个处在真实时空中、追求真理的人，都会有义不容辞、得而诛之之感。反相需要懂什么？一本普通物理学足够激起一个人捍卫真理的义愤！李子峰不是物理学教授，但是他的智商并不比你差。这里的许多中学程度的反相者的观点也不比那些相对论教授错。像刘辽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狭义相对论，公然还在时间隧道上与霍金百家争鸣。霍金不敢承认有时间隧道，因为那太荒谬了，可是刘辽领导下的北师大研究小组却挖空心思地证明有。刘辽不是专门的物理学教授吗？一直以来，没有人认为有谁懂相对论，所谓懂的，无非也就是几个人罢了。既然大家都不懂，是不是物理学教授又有什么关系？
谁是谁非，是需要通过讨论来鉴别的，别老是用身份来说事。 我前面就指出，相对论在许多科学家的反对下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你却硬说他已经得了几十个诺贝尔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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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66楼】说： 你谈的问题多为过大、过旧或者松散、或是已经多次讨论的问题，我这里不再说。
但我对上帖在这里，就物理谈物理，表示肯定和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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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66楼】说： 我前面就指出，相对论在许多科学家的反对下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你却硬说他已经得了几十个诺贝尔奖。 ------------
SHEN RE: 首先，所谓“已经得了几十个诺贝尔奖”，是你对我所说的不恰当的概括。我说的是，物理奖自1927年康普顿散射获奖开始，几十个获奖成果都要用到相对论的计算。
爱因斯坦获得1921年诺贝尔奖。当时狭义相对论才发表16年，物理证据虽然已有，但不算很多（因此，对于一个重要理论且证据还少，仅仅16年，一般不可能获奖；至于广义相对论，才发表5年，更加不可获奖。一般来说，多数理论起码要等30年，才获奖，等40年的也有，如南部阳一郎；等50年的也有，如金兹堡。但是，有相当多的实验只需要等10-15年就可获奖），但爱因斯坦当时获奖呼声的确很高，于是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做法，其获奖理由是：为表彰他在数学物理（本人注：可能是理论物理）中的多方面贡献，尤其是对光电效应的解释。 因为光电效应研究是很确定的东西，瑞典皇家科学院采用了一个最保险的措辞。
在1930-50年代，相对论已经有了更多证据，但为何没有再次向爱因斯坦颁发诺贝尔奖？有人提名他获奖，肯定是有的。但爱因斯坦绝对不可能再次获奖，我认为理由有二：1）“为表彰他在数学物理中的多方面贡献”，这句话在后来可以诠释为包含相对论。2）相对论完成于1921年之前。如果他是在1921年之后提出的，倒有可能再次获奖。
其实，类似问题也出在杨振宁身上。杨振宁的Yang-Mills规范理论奠基了近代量子场论重要基础，与Yang-Mills规范理论有关的物理理论和实验获得了十来次诺贝尔奖和多次数学菲尔兹奖。但杨振宁却没有因为Yang-Mills规范理论再获诺贝奖，原因可能是Yang-Mills规范理论提出于他获诺贝尔奖（因宇称不守恒）。虽然“宇称不守恒”与Yang-Mills规范理论没有什么关系，但两者之间在获奖上的影响也可能是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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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65楼】说： 我教育指导学生一例： 我曾作为班主任，其中最关心学生两件事情，一是出行安全，且要求遵守外出报告制度；其次关心他们有没有课程不及格，这涉及是否能按时毕业的问题（至于考分高低，则由学生自己把握，毕竟学生是成人）。我以前班有一个学生因为迷恋电脑游戏，有一个学期多门考试不及格，获得学校第一次警告。我想找他谈话，但担心伤其自尊，一直想不出合适的方法。后来我把其寝室里几位学生一起约出来，在学校茶馆里面喝茶聊天来解决这个事情，目的是向他表明，此次谈话，不是仅仅是针对他自己的，以缓和他心理上的压力。我从我自己的经历（当然包括很多挫折失败）谈起，喝到一半茶，才谈到毕业要求的问题，然后以商量、探求的口气问学生荒废学业的原因。中间没有一句批评的话，而是以父母期望和社会竞争角度来同他探讨这个问题。他表示改，最后师生欢颜。离开时，我一再向其强调：今天的谈话，不是批评，而是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法。一路上我多次对他说：不要有心理负担。
另外，有时有的学生有两三门课程不及格（其实有的是选修课，允许不及格）。分管行政的辅导员直接跟我下命令，要我马上跟其家长通电话。但我从不通电话，而是向学生报信说：我不通你家长电话，但你要明白你自己的情况，希望你自己把握。很多学生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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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8楼】说： 范老、冯劲松、刘武清他们所公开的“黄金在不同温度下称重实验”、“永磁体相吸称重实验”、“电容器充电称重实验”、“红外检测永磁体相吸温度变化实验”、“铝、铁、不锈钢、陶瓷、黄铜不同温度下称重实验”,试验是否正确当然先不说， 这些明显与相对论没有关系（与相对论有关的效应会有如此明显吗？？他们发现的不是“反相”的东西。你季灏的高能电子量热的才是）。
至于你问范老是不是科学家，我本不想跟你谈“科学家”，我只谈“物理学工作者”。 范老也许是力学（空气动力学）杰出科学家，但不是我所指的“真正的‘反相’物理学工作者”，因为他没有具体确实的反相论文，这一点上，季灏先生更符合（也比宋院士更符合，因为宋院士也没有具体确实的反相论文写出来，他只是在精神层面上支持）。
具体再见62楼诠释。希望季灏先生正确理解我的话语，不要光凭着某个用词（“科学家”）就来打人。我首先想谈的是离物理近一点的普通“物理学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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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谈的问题多为过大、过旧或者松散、或是已经多次讨论的问题，我这里不再说。 当然你的沉默还是默认了你的没辙，比起那些强词夺理、死不认账的人还是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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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71楼】说： 所谓“多次讨论”，是指在本论坛十年来多次讨论。 只要你提具体问题，不要提抽象的或者很大的题目，我们就会讨论。 另外，我已经回复你的一个帖子。 ------ 周宪先生，你看过贝托齐论文吗？你注意到贝托齐论文中已经提到的10-30%误差，甚至50%误差吗？季灏先生没有注意到这些误差，利用贝托齐数据得到了“挑战相对论”的计算结果。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误差？ 季灏先生的实验我无法解释。在我看来，我一直在想，怎么实验仪器到季灏先生手里，都工作失灵了？？量热实验中，“15Mev、12Mev、10Mev、8Mev、6Mev，1.6Mev”能量的电子表现为同一个能量迹象，温度变化一样；磁偏转实验中，不同能量电子轨迹一样。但为何同样在贝托齐实验中，1.5-15MeV电子的量热实验体现了不同的温度变化，与季灏先生的不同。季灏先生能解释吗？为何有这个区别？？ 另外，季灏先生的实验（磁偏转实验）和贝托齐实验后人都有改进版本： 张元仲书《狭义相对论实验基础》（1994年印刷）p.138，还记录了Brown在1973年测量了能量为11GeV的电子与可见光走过一段相同的距离的时间差，在百万分之一精度内证明了相对论与实验符合；还记录了1975年Guiragossian等利用同样方法，在千万分之二精度内证明了相对论与实验符合。贝托齐实验只是教学实验（发表在教学期刊），而Brown和Guiragossian实验才是科学实验，后者都发表在正式学术期刊（Phy Rev Lett 30， p.763（1973）；Phy Rev Lett 34， p.335（1975））. 张元仲书《狭义相对论实验基础》（1994年印刷）p.137介绍了历史上的磁偏转实验，测量电子速度与质量的关系：Meyer在1963年对0.987c—0.990c的电子进行测量（与季灏先生的电子能量应该相当吧），Meyer在万分之几的误差上验证了相对论；Geller 在1972年， Parker在1972年也做了类似实验，也验证了相对论。为什么季灏先生“磁偏转实验中，不同能量电子轨迹一样”？？？ 虽然我无法解释季灏先生的实验，但我总相信大多数实验（可重复的实验），而不相信个别实验。我估计季灏先生的结果别人是重复不出来的。至于到底哪里有问题，我无法解释。 |
| 沈建其：你说季灏先生的实验（磁偏转实验）和贝托齐实验后人都有改进版本，（磁偏转实验）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人做过，实验可以说相对论对，也可以说梅教授的观点对，也可以说是曾云海先生和很多认为力速度关系的科学家的观点对。贝托齐实验的改进版本希望说一个例子，只要一个就足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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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75楼】说： 见72楼，张元仲书《狭义相对论实验基础》（1994年印刷）p.137介绍了历史上的磁偏转实验，测量电子速度与质量的关系：Meyer在1963年对0.987c—0.990c的电子进行测量（与季灏先生的电子能量应该相当吧），Meyer在万分之几的误差上验证了相对论。 论文我有，但不适合发给你。免得被你说成是浪费你时间和我“崇洋媚外入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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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yer在1963年对0.987c—0.990c的电子进行测量（与季灏先生的电子能量应该相当吧）
=================================================================================== 不相当。 季灏实验电子的速度在 能量E(MeV) 20 16 12 9 6 4 速度（c） 0.9997 0.9995 0.9992 0.9986 0.9969 0.9908 |
| 沈建其：你说了这么多我不说你又要说我不礼貌了。请你注意批评 别人必须先认真看文章，告诉你电子个数是2.36乘10的12次方。我的文章中写得到很清楚。这样如果用你的公式损失的能量应该比本身的能量大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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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其：请看你给我的一篇文章，请你认真看有没有证明相对论？六. 实验结果概述
我们已经看到， 测定 μ 子反常磁矩的方法显著依赖于弱相互作用的手征性。 对这种手征性的认识可以回溯到 1956 年， 那一年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假设， 并在半年之后由吴健雄的实验组给予了证实。 这些是绝大多数华人读者都很熟悉的故事。 但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 在发表吴健雄论文的那一期《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 杂志上， 紧挨着吴健雄论文的是另一篇有关粒子物理实验的论文， 那篇论文的作者与李政道、 吴健雄一样， 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 他们的论文所描述的实验结果也验证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 这两篇论文的比邻而居当然不是偶然的。 原来， 哥伦比亚大学自 1953 年李政道加盟之后， 逐渐形成了一个星期五聚会的习惯， 这一聚会在中国餐馆举行 (通常由李政道点菜)， 被称为 “中国午餐”。 不难想象， 一批物理学家聚在一起 - 哪怕聚会地点是餐馆 - 不会仅仅是为了吃饭。 在这种 “中国午餐” 上， 他们常常 “假私济公” 地交流一些物理方面的看法和信息。 吴健雄的实验得到了初步的肯定结果后， 李政道就在 “中国午餐” 上介绍了这一结果， 那是 1957 年的 1 月 4 日。 在共进午餐的物理学家中， 有位实验物理学家叫做 L. Lederman， 他当时正在研究 π 介子的衰变。 他听了李政道的介绍后很感兴趣， 当晚就与两位同事一起设计出了一种不同于吴健雄小组的实验方案。 他们的方案采用的是 π 介子和 μ 子的衰变过程， 即我们在 第四节 中介绍过的衰变过程， 这也是李政道和杨振宁在其论文中明确提议过的检验宇称不守恒的实验方法之一。 当时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物理学家的关注， 为避免被人抢先， L. Lederman 等人彻夜不眠， 于次日凌晨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属的 Nevis 实验室里着手进行实验的准备工作， 在实验期间他们甚至还亲自动手处理器件故障 (因为修理工周末不工作)。 与吴健雄在美国国家标准局进行的历时半年的漫长实验不同， L. Lederman 等人经过一个紧张的周末及星期一的努力， 于 1 月 8 日 (星期二) 清晨就得到了肯定的结果。 当然， 这并不表明 Lederman 等人的实验技巧要远高于吴健雄小组， 这两组实验的真正差别是： Lederman 等人的实验系统是对原有系统的调整， 他们的实验技术是纯粹的粒子物理实验技术， 他们的实验场所则是纯粹的物理实验室； 而吴健雄小组的实验系统是从零做起的新系统， 他们的实验技术涉及到极低温技术 (从而需要与低温物理专家进行跨领域的合作)， 而他们的实验场所则在效率相对低下的政府部门。 不过 Lederman 等人在发表论文时， 特意等吴健雄小组先提交论文， 这样他们的论文就排在了吴健雄小组之后， 他们并且还在自己的论文中明确声明， 在实验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吴健雄小组的实验结果， 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吴健雄小组的 “沙发” 地位[注一]。 在优先权之争极为炽热的环境下， 多数物理学家在多数时候所保持这种相互间的信赖与诚实， 是一种可贵的学术品质。 对于我们的故事来说， L. Lederman 等人的实验虽比吴健雄小组晚， 但它有一个重要特点， 那就是它不仅验证了宇称的破缺， 而且还第一次测定了 μ 子的 g-因子， 结果为 2.00 ± 0.10 (请读者想一想， 这样的结果所对应的反常磁矩是什么？)。 因此， 对 μ 子反常磁矩的实验测定可以说是从早得不能更早的时候起就已开始了。 当时距离 μ 子被发现虽已有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但人们对 μ 子还了解得很少， 甚至对它的自旋是否为 1/2 都还不很确定。 Lederman 等人在陈述实验结果时， 将 μ 子的自旋很可能是 1/2 也作为了实验结果的一部分[注二]。 关于 Lederman 还有一点可以补充， 那就是他因 1962 年发现 μ 子中微子而与另两位物理学家一起获得了 1988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注三]。 自那以后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物理学家们又进行一系列测定 μ 子反常磁矩的实验。 这些实验都是在欧洲核子中心 (CERN) 及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Brookhaven) 中进行的。 在实验物理学家们不断改进实验精度的同时， 理论物理学家们也没闲着， 他们先是在量子电动力学中， 后来则是在整个标准模型的框架内进行着高度复杂的理论计算， 追求着越来越精密的计算结果。 实验与理论就像一对比翼双飞的蝴蝶， 勾画着物理学发展的美丽线条。 在这过程中， 曾经出现过两次实验与理论的偏差。 其中第一次偏差出现在 1968 年， 当时实验物理学家们在欧洲核子中心得到了精度为百万分之二百六十五 (265ppm - ppm 表示百万分之一) 的结果， 与当时的理论计算存在 1.7σ 的差距 (σ 为实验与理论的联合标准差)。 从几率上讲， 这种情况出自偶然的几率约为 9%。 这虽然绝非完全不可能， 但毕竟不是一个很大的几率， 因此物理学家们展开了仔细的核查， 结果发现在量子电动力学的三圈图计算中存在着错误。 排除了这一错误后， 实验与理论恢复了良好的吻合。 另一次偏差则出现在 2001 年， 当时实验物理学家们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得到了精度为 1.3ppm 的实验结果： aμ(实验) = 0.0011659202(14)(6)[注四]。 而当时理论计算的精度则已达到了 0.57ppm， 数值为： aμ(理论) = 0.00116591596(67)。 两者的偏差约为 43×10-10， 而实验与理论的联合标准差仅为 16×10-10。 这表明实验与理论的相互偏差达到了 2.6σ。 这种偏差出自偶然的几率仅为百分之一。 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这一结果不仅引起了物理学界的重视， 甚至还吸引了媒体的关注。 2001 年 2 月 9 日， 《纽约时报》很罕见地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 标题采用了新闻界惯用的耸人听闻的风格： 最细微的粒子在物理理论中捅出了黑洞 (Tiniest of Particles Pokes Big Hole in Physics Theory)。 但这一偏差在不久之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问题仍是出在理论上。 位于法国马赛的理论物理中心 (Centre de Physique Th´eorique) 的物理学家 M. Knecht 等人发现了理论计算中的一处错误， 这错误出现在涉及介子的某一类被称为 light-by-light 的散射之中 (我们将会在后文中解释什么叫做 light-by-light 散射)。 Knecht 等人针对 π、 η、 η' 介子的计算表明， 由这些介子参与的 light-by-light 散射对 μ 子反常磁矩的贡献应该由原先以为的 -9.2(3.2)×10-10 修正为 8.3(1.2)×10-10。 经过这样的修正， 实验与理论的偏差缩小到了 25(16)×10-10。 虽然这仍有 1.6σ， 但比原先的 2.6σ 还是好了很多， 出自偶然的几率提高了一个数量级而变成了 11%。 2002 年， Knecht 等人发表了自己的计算结果， μ 子反常磁矩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μ 子反常磁矩实验中高能电子数量的周期性变化 但这种缓解很快就失效了。 2004 年， 物理学家们在对几组最新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平均， 并利用场论中的 CPT 对称性对有关 μ- 和 μ+ 的数据进行合并的基础上， 给出了截至本文写作之时 (2009 年 4 月) 为止精度最高的 μ 子反常磁矩实验值： aμ(实验) = 116592080(63)×10-11， 这一结果被称为 “世界平均” (world average)， 它的精度达到了 0.54ppm。 在右图中， 我们附上了实验结果中高能电子数量随时间变化的测量结果。 这幅图的技术细节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如我们在第 三、 四 两节中所分析的， 高能电子数量的变化周期， 是测定 μ 子反常磁矩值的关键所在。 从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高能电子数量的周期性变化在实验中显示得非常清晰。 利用这样清晰的实验图线， 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变化周期， 并进而得到非常精确的 μ 子反常磁矩值。 在下表中， 我们列出了自 1957 年 Lederman 等人的实验到 2004 年的 “世界平均” 期间物理学家们在测定 μ 子反常磁矩过程中所做过的主要实验及其结果： 实验时间 实验室 物理学家 粒子 实验结果 实验精度 1957 Nevis L. Lederman 等 μ+ 0.00 ± 0.10 1959 Nevis L. Lederman 等 μ+ 0.00113(14) 12.4% 1961 CERN G. Charpak 等 μ+ 0.001145(22) 1.9% 1962 CERN G. Charpak 等 μ+ 0.001162(5) 0.43% 1968 CERN J. Bailey 等 μ± 0.00116616(31) 265ppm 1975 CERN J. Bailey 等 μ± 0.001165895(27) 23ppm 1979 CERN J. Bailey 等 μ± 0.001165911(11) 7.3ppm 2000 Brookhaven H. N. Brown 等 μ+ 0.0011659191(59) 5ppm 2001 Brookhaven H. N. Brown 等 μ+ 0.0011659202(14)(6) 1.3ppm 2002 Brookhaven G. W. Bennett 等 μ+ 0.0011659203(8) 0.7ppm 2004 Brookhaven G. W. Bennett 等 μ- 0.0011659214(8)(3) 0.7ppm 2004 Brookhaven G. W. Bennett 等 μ± 0.00116592080(63) 0.54ppm 表格一： μ 子反常磁矩实验测定一览表[注五]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出上面这些实验结果， 而不仅仅写下一个最新的实验数据， 不是为了想赚稿费 (这篇文章并非约稿)， 而是因为每次看到这样的列表 - 不管是物理学家们测定 μ 子反常磁矩的实验列表还是数学家们计算 Riemann ζ 函数零点的数据列表 - 都让我有一种感动。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很容易惊叹于秦兵马俑的严整和壮观， 或感动于体育赛场上的拼搏和追求。 但其实， 上面这种看似枯燥的列表所显示的契而不舍和精益求精， 又何尝不是一种令人惊叹和感动的成就呢？ 这是智慧的马拉松， 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堂堂之阵。 早在 1979 年， 人们有关 μ 子反常磁矩的实验精度就已达到了百万分之七， 而同一时期有关电子反常磁矩的实验精度更高， 这样高精度的实验与同样高精度的理论吻合得丝丝入扣， 那是何等精彩的成就？ 但物理学家们并未就此止步， 他们的目光总是望着更远的地方。 大自然是迷人的， 她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她的美丽， 更在于她永远都蒙着面纱。 无论我们已经走得多远， 都无法在事先就确知一组更高精度的实验是否会带来新的惊奇。 有些对科学方法无知的人喜欢把科学家对科学的推崇与教徒们对宗教的信仰混为一谈， 他们没有看到， 在科学家推崇科学的背后， 是他们对未知世界永不停歇的追求。 在那样的追求中， 他们随时有可能遭遇新的事实， 他们乐于接受新的事实， 也勇于检讨旧的体系， 但在接受新事实和检讨旧体系时， 他们一如既往地严谨、 求实、 沉稳、 坦率， 他们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他们既不象宗教信徒那样死守教条、 罔顾事实， 也不象民科妄士那样涂鸦几笔就欢呼自己发现了新大陆。 这种开放与扎实是科学的力量源泉。 好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 μ 子的反常磁矩上来。 从数值上看， 2004 年的 “世界平均” 与 2001 年的结果相差并不大， 另一方面， 这期间理论计算的结果也变化不大。 因此实验与理论的偏差与 2002 年经过 Knecht 等人的理论修正后的偏差相比， 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问题是： 在此期间实验数据的精度已由 2001 年的 1.3ppm 缩小到了 2004 年的 0.54ppm， 因此差不多的偏差相对于显著缩小的误差而言就变得巨大了， 性质也变得严重了。 这就好比你在一百米外分不清赵本山与老太太的差别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在望远镜里还分不清， 那就有可能是出了更严重的问题。 具体地说， 自 2004 年的 μ 子反常磁矩的 “世界平均” 公布后， 实验与理论的偏差已经变成了 3.2σ， 这样的偏差出自偶然的几率只有千分之一点四 (0.14%)。 出自偶然的几率如此之小， 意味着实验与理论的偏差有可能是出自别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便是在最近几年吸引了很多物理学家注意的 μ 子反常磁矩之谜[注六]。 不过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谜团之前， 让我们先对托起谜团的另外半边天 - 理论物理学家 - 的工作也作一个介绍， 他们在研究 μ 子反常磁矩的征程中所付出的艰辛、 所获得的成果都并不亚于实验物理学家， 他们也是故事的主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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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灏先生，我认为你在[78楼] 的意见错误。文章看得认不认真，与是否礼貌没有关系。要说真的有没有礼貌，周宪关于你的实验什么文章都没有看，还在那里发了大量无关的质疑。
请不要把物理问题牵涉到无关层次。 况且我看的文章，是范良藻先生引用介绍你的实验的详细文章，里面介绍足够具体翔实了。如果你认为“电子个数是2.36乘10的12次方”，那么是不是说明范良藻先生对你的数据都扩大了十倍？连温度变化也扩大了十倍？请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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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79楼】说： 我觉得季先生滑稽的可爱。 你所举的文章中介绍的这些，我都了解。不要说在粒子物理实验中，这些数据有涨落，就连引力常数G的测量，也有周年的涨落。 我说你的“可爱”在于不明白如下事实： 就以aμ(实验) = 0.0011659202(14)和理论数值aμ(理论) = 0.00116591596(67)为例来说。这两个数字（理论和实验）在0.0011659上是符合一致的，也即有五位有效数字符合，这是相对论和量子论的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场论在十万分之一（五位有效数字）上与实验符合。注意，这不是季先生实验所说的相对论和实验百分之一百不符合。
至于超过五位有效数字上的不符合，这是有其他物理机制在起着作用，这些机制可能为超对称、或存在其他超越四种基本作用的基本相互作用。当然，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场论也有可能在百万分之精度上被违反，需要有更深的理论代替，也有可能。 总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场论在十万分之一（五位有效数字）上与实验符合，是完全确定的。绝对不是季灏那种很容易完成的实验所能探测到的精度。 季先生把这个帖子给我看，并把它理解为这是“相对论受到破坏”的“证据”，说明其严重缺乏一些基本研究素养，如在实验中，其尤其缺乏有关有效数字的知识素养（已多次体现）。 |
| 沈建其：把这个帖子给你看，我把它相对论受到破坏”的“证据”了吗？是 你认为相对论正确的证据。这里有证明相对论的东西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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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82楼】说： 从你的"这里有证明相对论的东西吗"，可以看出，你的问题比“滑稽的可爱”还要严重（注意：我只指你物理上的问题，不涉及其它，请不要再次误解）。
众所周知，电子和mu子反常磁矩，以及兰姆移动等量子电动力学基本问题，是相对论量子场论的研究对象（研究了六七十年）。其基本方程，如电子和mu子的方程以及整个理论具有Lorentz协变性，粒子能量动量关系全部是相对论的能量动量关系。五位有效数字的验证就是相对论的能量动量关系验证的说明，你现在竟然说“这里有证明相对论的东西吗？” 真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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