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趣事

（二）乡下篇

姑妈住在胶东农村一个非常贫困的小山村，堂姐出嫁时夫家的聘礼只有一头小毛驴，这头毛驴在当时的农村也是了不得的财富了。可怜的小毛驴进了姑妈家，整日里病病歪歪地没拉几天磨，就给累死了。由于四个堂哥的盖房娶亲，姑妈姑父老两口欠下一屁股、天文数字般的饥荒。

在妹妹送到姑妈那儿一年后，妈妈的心脏病日见严重、不得不住进医院，我便也被接到了乡下。小小的年纪怎么知道大人们的艰辛，饭桌上一下子没有了荤菜和白面馍馍的影子，那黄澄澄的锅贴苞米面饼子新鲜了没几天，除了贴着锅的那层香喷喷、脆脆的饼子革渣（就是锅巴，写到这里口水已经难以抑制了），别的包括蔬菜一概拒绝入口，姑妈为此头痛不已，感慨这孩子简直养不活她了。于是姑妈就把存着准备过年的白面抓上一小把，再掺上黑黑的粗面擀成面条，隔三差五地做了改善改善。逢上吃面时妹妹就总拉着我，一人捧一海碗面，无比炫耀地蹲在大门外无花果边的大青石上吃。一会儿准引来一群村里的孩子艳羡地围拢在周围搭讪，也必然引来大堂哥家的两个儿子过来蹭饭吃。

提起这两小子，俺就来气，海儿比俺大两岁，狗儿跟俺一般大，可每次收到妈妈寄来的包裹或者是姑妈炒点花生果、弄点地瓜枣之类好吃的东西，这哥俩就闻着味儿来了，直追到炕上抢的是人仰马翻，全然不顾及还有我们两个长辈（辈儿大啊）。更甚至于趁姑妈不在，脱下裤子把裤口一扎，硬是眨眼的工夫就把好吃的都扫到他们的裤子里背回家去了。俺自然是见了这两个不讲游戏规则、毫无绅士风度的家伙就没个好声气。

一转眼到了秋天，8岁的海儿该上学了，姑妈见俺比他还高出半个头来，就打算把俺这令她头大的也打发到学校去。收拾停当，肩背姑妈给缝制的花布书包，俺早早地自个儿去村头的学校报到去了。村里的学校就只有一间瓦房，一个女老师一手插腰、一手支在对面的门框上。

问：多大了？

答：8岁了（在家里姑妈早教好俺了）

问：你是谁家的？

答：俺是姑妈家的。

问：你姑妈是谁啊？

答：俺姑妈是。。。恩。。。她姓某某。（脑筋转的还算快，想起姑妈跟俺一个姓）

问：这村里都姓这，俺问你姑妈叫啥？那你姑父叫啥？

答：（摸了半天脑袋，还好那时俺地头发已经不少了）不知道。（恩？姑妈怎么没说还要问这，如果不让进不糗了？姑父还有姓？）

问：（笑）你是那个从城里来的小姑娘吧？好，进去找个座位坐下吧。

就这么easy俺早早地、成功地混入了上学的队伍。学校仅有一位老师，只教两门课：语文和数学。这唯一的教室上课时一分为二，这个周如果一、三年级上午上课，二、四年级就下午上，下周调换。课也是先给这边上了语文，布置些练习，就再教那边的数学。到了五年级就得翻山跃岭去大村子上课了。俺老是听完了这边，又偷偷地竖起耳朵跟着稀里糊涂地去听那边的课，为此屡遭老师斥责。实在闲得无聊，就瞧那海儿的笨样儿，学会1+2，再问他2+1就答不出；当然俺也有让他笑话的把柄，老是把3的两个弯朝左反过来写（那样写狠顺手啊，不信的人可以试试，呵呵呵）。

没上几天课就放秋假了，城市里的孩子就没这么幸福了。当时在农村秋收季节收尾时学校要放一个月的秋假，去地里拣拉下的地瓜、土豆、花生等粮食作物；再过些日子还要放几天的假，集体去山里水库旁边的松林里拣松树蒌，等冬天在教室生炉子引火用。反正记得每上几周的课，就要放假劳动劳动。估计春假也要放吧，那俺就不知道了。

令俺最最难忘的是放假期间每天的伙食，到地里要走很远很远的山路，这地也大都是在山上开出来的，一去就是一天。姑妈就每天特地给俺烙一张大大的、金黄金黄的葱油饼当午餐，结果往往是走在路上俺就忍受不了那喷香的诱惑，一会儿掐一口、早早地把饼给消灭了。每天下午自是饿得头晕眼花，还好乐的去摘那山上的野果充饥，但是得要提防田间地头突然冒出来的蛇的惊扰（有时候往往是以前蜕的蛇皮，但也吓的俺飞奔了）。于是每天回家都缠着姑妈，强烈要求把饼烙的再大些。

可惜，饭量见长、收获寥寥，估计眼神儿每天都去为观山望水、摘花弄草、搜寻野果服务了，便就看不到什么该拣之物。到了下午一般是只有丁点花生果躺在小小的篮子里，跟同学们挎着满满的、一篮篮的地瓜相比，小小的心在回校的路上便越走越戚惶。更使自己为可怜的劳动技能深感无地自容的是，同学们还要排队把自己的篮子放到大磅秤上过秤，然后记工分。遗憾的是俺在这所乡下学校忙活了半年就总共才得了2个工分。两年后，妹妹也入了这村办小学，她一年竟得了200个工分，不光是给姑妈赚出一个大人的工，也给城里孩子足足地挽回了面子，彻底消除了俺原先给城里孩子提前造成的恶劣影响。

胶东盛产水果，是“国光”苹果的主产地。看大队果园的是姑父的一个远房亲戚，是个孤儿，大家都叫他疯子，快三十了还没娶上媳妇。平时只见他做事，没见他开口说过话，小孩子都很怕他。有一日妹妹领我到果园去，那是令所有孩子都心驰神往的好地方，我们搁着铁丝网一边看里面果树上挂着的苹果、山楂、杏子，一边咽着口水，走着走着误闯进了疯子住的小屋。小屋里除了一张砖头垫底搭的小床之外，堆满了已用细铁丝封好的、成筐的水果，正在我俩四处打量的时候，背后一声怒喝吓得我打了个激灵。回头一看，不算魁梧的疯子虎视眈眈地站在门口，平时总是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瞪地露出了白眼球。正在我绞尽脑汁设想一万个撤离这恐怖境地的办法时，疯子突然大步走到筐边，眨眼间摸出两个大大的、金黄色的“香蕉”苹果放在桌子上，冲我俩笑了笑，悄声说：“别告诉别人，你们以后想吃就来。”对疯子突如其来的友好，我一点防备都没有，抓起苹果、拉着妹妹头也不回地逃掉了。

吃完了苹果，满口留香的我断定那疯子是位朋友。从那以后我便常常可以吃到狠好吃的水果，那可都是要运到山外、省外、甚至国外的特供水果，小孩子未见、老百姓吃不到的一级品。我和妹妹嘴馋了就偷偷溜去那疯子的小屋，疯子每次都是一声不吭地看着我俩兴高采烈地消灭他提前为我们偷偷准备的各种水果，可却每每坚决拒绝请他同吃的邀请，只是不停地咽着口水，那如同我俩搁着铁丝网看果实的眼神里有种柔柔的东西。

96年我拽着老公一同陪老爸去威海时顺便回了趟老家，那是我离开乡下二十多年头一次回去。一进村口正碰上有家人家娶媳妇，新郎西装革履地从桑塔那出租车上请出身披白色婚纱的新娘。真是变了，变的只能认出姑妈家门前，我当年蹲在上头吃面的大青石了。那时两位老人为几个儿子做牛做马了一辈子，已终于还上了所有的饥荒，但却认不出我来了。

谈话间我提起疯子，姑父听了狠讶异。说疯子在34岁时终于娶上了媳妇，那寡妇40多了，带来一儿一女，没花钱。疯子也没钱，队里是可怜他，让他看果园，不计工分，每年只分些口粮给他，于是那寡妇嫁过来后就对疯子横看竖看不顺眼。加上她原本风流，无奈嫁给咱村的疯子，没多久村里就风言风语四起，果真就让疯子给碰上了一回，他就又住回果园了。没出俩月，寡妇支她身强体壮的儿子把疯子又喊了家去，谁知第二天疯子的尸首就出现在村外的小河沟里，说是自杀。村里没人相信，可一条疯子的命有谁会去过问，就草草地埋了。那寡妇干嚎了两声，埋了疯子立马就嫁到邻村去了。

返回的路上，在跟姑妈姑父挥手告别的一刻，我的眼泪怎么也忍不住地跌落了下来。望着车窗外隐约熟悉的风景，仿佛看到田野里有两个小女孩手里拿着稻草和不知名的野花，欢快地追逐着蚂蚱，晃若闻到姑妈家炉灶里埋着的蚂蚱飘出阵阵香味，眼泪无声地滴落了一路。

2002年6月2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