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200人上书为杀妻科学家求情”

　　□刘武俊

　　据报道，在国内纺织技术行业享有极高声誉的专家徐建平因杀妻被一审判处死刑，近200人(多为科技界知识分子)上书法院请求枪下留人，理由是此人为纺织科技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可“戴罪立功”。读罢此条新闻，我既为这位曾经有突出贡献的纺织专家痛惜，同时也想重申一条司法真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官司在法庭面前一律平等。承受一位杰出专家为自己的罪行在司法的祭坛上赎罪的痛苦、遗憾，这是我们必须要为恪守法治规则付出的心灵代价，否则法律的公正、权威和尊严就无从谈起。

　　我由此而想到媒体日前披露的大新闻，意大利现任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因涉嫌行贿，在米兰出庭为自己辩护。大权在握的总理一旦涉嫌犯罪也得以被告人的身份出庭受审，这事体现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法治理念———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官司在法庭面前一律平等。

　　现实生活中，关涉社会名流的所谓“名人官司”往往成为各类媒体争先报道的热点。由于案件当事人系“名人”，这类案件似乎也就非同寻常，似乎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另类”色彩，与普通百姓的“俗人官司”不能同日而语。

　　如果说普通百姓这样理解无可厚非，大众传媒如此渲染也情有可谅，若审理“名人官司”的法官也此类似观点的话，那么就可能以“极其慎重”的态度进行具有“另类”色彩的司法操作，如向上级领导多次作内部汇报请示，审判委员会反复讨论案件处理意见，甚至坐等地方政法委员会负责人或其他有关领导的相关批示或指示，诸如此类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早已司空见惯且已“习惯成自然”。这种现象不仅容易导致久拖不决，超审限结案等后果，而且可能给外界非正常因素干扰独立审判大开方便之门，法官可能迫于领导的权势或舆论的压力作出缺乏公正性的裁决，其负面效应可想而知。当然，由于存在媒体的新闻监督和公众的舆论监督，加之法院往往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多数“名人官司”尚能得到公正的审理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普通百姓的“俗人官司”大多难得受到“极其慎重”的礼遇。看来，名人就是与众不同，“名人官司”与“俗人官司”在法官心目中的分量似乎也应有轻重之分。

　　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某些法官头脑中残留的“官尊民贱”或“名人贵草民轻”之类的传统意识作祟有关。

　　司法被公认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法官的眼中，案件应当无大小或者普通与特殊之分，案件的重要性与相关当事人的名声、权势、地位等无涉，与有关方面的领导人是否批示无涉，与媒体是否关注或渲染无涉。在司法的天平上，所有案件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都应得到公正的审理。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