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科学家宣言

我们是一帮独立思考者，在炎黄开辟的天地间徘徊。我们是一个酷爱科学的群体，在科技研究领域里搏击，这里布满了我们特有的思想足迹。同民间艺术家、民间发明家、民营企业家一样，我们散落于民间、植根于民间、成长于民间、服务于民间，日出谋粱而作，日落闭目而思，权力与我何有哉！

虽然我们是学术界的散兵游勇，但渴望在科学探索的征途中留下自己的履痕。尽管科学的主航道已被职业科学家（其中不乏平庸之辈）占满，但我们也是世界科技进步的另一部推进机。

官场、情场、赌场、名利场很难见到我们的身影，因为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乐趣，即每解决一项技术难题，攻克一项科学原理或修正一条科学定律，就犹如获得了一又顶王冠。我们也有自己的苦恼，当一项立论无法自圆其说之时，当一项方案缺乏证据支持之时，我们就如一个攻城的将军，常遇到放弃或强攻的两难选择。另一种烦恼来自外部，来自社会上疑惑与蔑视的眼光，探求科学真知的热情常被冷落、被误解、被嘲笑、被贬损，我们常常为之苦闷，也常常自我排遣。

是的，我们腿上还沾着田园的泥土，身上浸渍着车间的油污，有的已经拄上了离退休的拐仗，还有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日程”锁定的俗务。但我们都是民间的科学爱好者，我们有追求科学真知的激情与毅力，我们因拥有一顶“民间科学家”的大帽而自豪！

曾几何时，有人强逞口舌、运弄词藻，竭力贬损“民间科学家”这一称谓。后来才发现，这些人在科学上并无任何自己的建树，他们肚子里装的尽是些哲学泡沫。不过，他们的喧嚣却从反面唤醒了我们的群体意识，即在民间从事科学探索的学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组建自己的同盟，这个同盟就是“民间科学家同盟”（简称民科同盟）。民间科学家应该向社会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民间科学家的第一次“宣言”！

我们民间科学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没有更多精力去参加某些无意义的社会活动，我们的同盟不是组织实体，也不是清谈会所。我们不需要任何组织机构与学术领袖，我们唯一的信仰是科学真理，我们唯一的追求是在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上有所突破，我们唯一的奢望是拥有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我们听烦了诸如“伪科学”、“赝科学”、“反科学”、“类科学”之类的空谈与叫骂，我们唯一的期盼是得到社会的理解、鼓励与援助。

民间科学家本来是与世无争的一族，这次在北京第一次集结，完全是时势所迫。因为我们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反伪科学运动”的株连，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了干扰，学术成果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学术声誉受到了严重伤害，大家都有维护自身存在与尊严的需要。

民间科学家不是异类，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途上，我们有自己的同盟军。我们非常敬重一些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与拿得出学术成果的各类科技人员，我们也十分尊崇那些教书育人的老师、教授，景仰那些传播科学的新闻、出版人士，感谢一切尊重与维护科学真理的学人与民众。

但我们也可怜那些整天忙于出风头的“科学名流”，鄙视那些以带帽子、打棍子为专业的科学院院士，恶心那些常在媒体上摇头晃脑的所谓“反伪斗士”，看不起那些只知皮毛而不知原委的大众科普“专家”，同情那些拿不出创新科学成果的哲学谈客，更为那些只知照本宣科的“课堂科学家”而脸红。

这些“课堂科学家”自我欣赏着“博导、硕导、教授、专家、博士、海归”之类的头衔，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那些发霉发臭的西洋科学垃圾，在天真而胆怯的学生面前大谈科学的伟大与玄奥，借以显示一番导师的学术涵养与慈祥。可一旦离开那些西洋教本与译本，他们的口沫里就再也化验不出任何科学的组分，在他们博大精深的面幕后面，原来也是“俗”与“欲”的内景。

常令人苦苦一笑的是，我们有些“民科”人物一开始并没看清“课科”们头上戴着的假面具，他们把自己几十年独立思考的成果像学生作业那样虔诚地交给“专家教授”批改，这些“课堂科学家”捧来西洋垃圾课本一对照，给出的答复竟然是“全错”，“民科”作业的得分自然是“0”。通过一次次令人扫兴的对话，“民科”们终于明白：“课堂科学家”肚子里的墨水竟像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

在科学的钱盘面前，“民科”们多是一些掏钱者或纳税人，他们从来没见到过一分钱国家科研经费，据说他们缴纳的税款是要供养各科研院所的首席专家、课题操弄人、学术女秘书、门卫、司机以及为这些科研人员清扫厕所的环保人士。在各级人大审议通过的年度科学报表上，左栏的科研经费是大众都能读懂的人民币数字，而右栏却是全体纳税人都读不懂的“科学成就”。

由某科研单位的财务报表可见，右栏测到了徐业林“无偏二极管”的恒定电流，它在物理学上简称为“徐业林效应”，左栏却没有徐林业的一分钱科研经费。也没人知道某数学研究所里的人们在干些什么，为何要花几千万人民币去解答那半道数学洋题呢？更没见过他们为中国人自己建造了什么样的数学工程。可从这些研究所里进进出出的人员车辆却都是纳税人供养与推动的，这里面必然夹有温邦彦、罗正大、刘先志等“民科”人士的税票。

“反伪斗士”们曾在电视台上宣布：“中国本土没有科学，科学是从西方抱来的婴儿”。对此论断，我们不敢恭维苟同。“民科”认为：科学具有无可争议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中华文明就是以中国古代科学文明为基础的，欧美的基督教文明、中东西亚的伊斯兰文明、印度的瑜珈和佛教文明，也都是以特定时代与地域的科学文明为基础的。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面对自己的自然环境，把对自然环境的探究行为上升为学问，这就是关于自然的学问，就是“自然科学”。科学可以在不同民族间相互交流，但是不可能像婴儿那样被抱进抱出，因而“反伪斗士”们的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一场不宣而战的“反伪科学运动”已经持续5~6年了，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当人们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学术运动进行回顾时，却很难回答“什么是伪科学”这一简单问题，“反伪运动”的旗手只能在媒体的镜头前吱唔搪塞，他们关于“伪科学不可定义但可操作”的名句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是啊！有谁曾对“反革命”做出过准确的定义呢？当时苏联的“肃反运动”不是被操作得那样方便、快捷、残忍、悲壮吗？

其实，“民科”也反伪科学，但我们反的是伪装出来的科学，是那些被误收到了教本中的假科学。我们“民科”的成果带有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和科学探索的性质，一直得不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评审，怎么能用一顶抽象的“伪科学”大帽一盖了之呢？如果不经任何科学审理程序，就判定我们民间的科学就是“伪科学”，这本身就是非法行为！

我们“民科”认为：科学不可能终结，它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原动力，它本身也在跟随时代的递进而不断发展，并在不同民族与地域间快速地传播。如果要以500年作为时代划段的标准，那么西方基督教文明已在近代凌驾在了其它文明圈之上，它是以波兰哥白尼的科学成果为标志的。

但以哥白尼为标志的近代科学并没达到人类知识的顶峰，或者说近代科学不是万古不移的真理，它只是科学道路上的一块稍大一些的里程碑。哥白尼在1543年留下的《天体运行论》仅仅认识到了地球的“两种运动”现象，并没有解释地球自转与公转（两种运动）的力学原因。哥白尼同时还把一些错误留了下来，比如他把地球绕太阳运动的公转轨道画成了正圆，这个正圆完全经不起实际观测的检验。

正因为近代科学的第一个婴儿——哥白尼“日心说”就留下了有缺陷的基因，我们就有义务修复原始基因上的错误，使科学更加健康地发展。一些科学捍卫者说：一切已有的科学结论都是正确的，反对现有科学的东西必是错误的。在他们的眼里，现有的科学结论成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谁要修改其中的错误，谁就是“妄人”、“弱智”、“江湖”、“骗子”、“疯子”、“文科傻妞”、“大师”、“轮子”等。而最初级的自然科学史早已表明，现代科学本身就是从近代科学的错误丛林中走出来的，科学不仅不等于正确，科学必须包含错误，剔除科学中的错误正是我们“民科”的兴趣所在。

如果哥白尼的“行星正圆轨道”也绝对正确，那么开普勒的“行星椭圆轨道”就是“伪科学妄人”所为。“民科”认为，科学理论永远都处在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之中，即使是《大英百科全书》与世界各国的教材上仍然印着开普勒的“椭圆轨道方程”，也不能说明这个方程是最后的真理，因为行星从来就没去守护一条封闭的、固定不变的椭圆轨道，它们实际运动的轨道是一条不断向太阳靠近的螺旋线。

300多年前，牛顿为了解释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第一次提出了存在“万有引力”的设想，后人以此理论为基础，成功地计算并发现了天王星与海王星。在“课堂科学家”与“反伪斗士”们的眼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是终极真理，凡对这一定律提出质疑与反对的人士都是“狂妄之徒”。而在“民科”看来，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本身只是一种权宜的设定，因为牛顿本人就曾多次宣布，他并不知道“万有引力”产生的原因。如果连科学前人的一项设定都质疑或反对不得，那么科学进步的车轮就会被人为地卡死，“卫道士”们也会最终在客观上表现出他们对科学的反动。

为解释行星在公转轨道上做切向运动的最初原因，牛顿坦然地引入了“上帝第一推动”的假说。这一提法本来是科学家们在无法解释某种自然现象时，对问题的一种暂时搁置。可哲学空谈家们却看不惯“上帝”这一字眼，硬要给牛顿编一顶“科学唯心主义”的大帽，一戴就是300年。康德之类的科盲居然企图用什么“星云说”来驱赶牛顿的“上帝”，孰不知牛顿在世时就和哈雷一起唾弃过这种笛卡尔以太旋涡式谬论。令“民科”们看不惯的是，21世纪的高校自然哲学教程里，还在宣扬康德之流的哲学垃圾。

在共产主义的叛徒——波普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已被历史证伪的“伪科学”，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是已被实验证实的“真科学”。由于中国的“课堂科学家”、哲学空谈家与公众“科普专家”都没有去通读爱因斯坦的原著，有些人出于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潜在敌意，很快自觉地成为波普之流的追随者，大肆鼓吹他们自己都没有弄懂的《相对论》。“民科”认为，这些人是极端可悲的，他们应该把捍卫相对论的精力省下来，去认真读一遍爱因斯坦的原著，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把《相对论》的理论漏洞补严。

是的，许多“民科”人士都在反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大爆炸宇宙学”，但反爱因斯坦的决不只有“民科”，还有许多科学院院士、研究员、大学教授、研究机构的高工，他们都发出了自己的心声：《相对论》的两个假设前提不成立！相对论的数学推导不严密，相对论的推导结果会出现矛盾与悖论，相对论与原子弹毫无关系，相对论是笼罩物理学百年之久的乌云。

“民科”们常在科学边沿游荡，有一种现象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思维混乱、语无伦次的病者可以坐在两只轮子上教喻天下，一部违背逻辑、呓语连篇的译著能被几百万读不懂它的“读者”购买，一个随意宣示宇宙预言又不断否定自己预言的巫师能受到各国总统与教皇的垂见。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巫师名叫史蒂芬·霍金。

我们“民科”并没与霍金结下什么科学梁子，作为他的一群沉默许久的听众，实在不知道这位先知到底要给我们传达什么样的宇宙真理，这位被称为“当代爱因斯坦”的老者究竟在研究些什么？他研究出了什么？时间与历史的关系弄清了吗？他能把比《相对论》更正确或更荒诞的科学说教传授给我们吗？“民科”们似乎有一种共同的预感，“霍金现象”或许预兆着什么，它可能在告示人类，一个科学沉沦、是非颠倒、荒诞迷乱的时代正在来临。

尽管我们“民科”队伍里出现了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但绝大多数还处于贫困线的边沿，国务院学术津贴从来贴不近这些真做学术的书生，他们常在商场遇到一台二手电脑时感到囊中羞涩。而数学恰恰是一叠纸一只笔的活计，这位科学皇后从来不嫌贫爱富，而专选那些勤奋而敏锐的头脑，故许多“民科”自然愿意在数学王国里遨翔，北京的蒋春暄、上海的胡思之、江苏的景光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被称为“民科”的数学家眼里，当今的数学体系存在严重的基础性缺失，许多基本数学理论存在歧义与矛盾，它是数理悖论产生的根本原因。“民科”认为，西方数学体系没有对数、数符、算符加以严格区分，时常把0、∞之类的算符混入数符系统，导致方程瓦解。有的“民科”还认为：欧几里得第五公设是自明真理，康托对角线法并未真正证明实数系不可数，集合论的对应原则缺乏必要的限制条件，函数论的“映射概念”不严密，数论上的黎曼假设不成立，同时，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来尝试解决某些希尔伯特问题。

中国主流数学界的某些“领袖们”不再用笔在纸上做数学研究，他们数学秘书的手提电脑上似乎没装多少数学符号，因他们忙于数学立项、申报、审批、核算、分配之类的公务，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数学问题，更没有多少精力对“民科”中的数学家说三道四。偶然在信箱里收到了某份来自民间的数学论稿之后，他们会像对待天安门广场飘动的糖纸那样，按其重量做一个集中处理，最后的审读人必是废品收购站的大秤。如果外国的数学家提起陆嘉羲之类的名字时，主流数学界的名人们会偶尔想起某个“民科”，但他们汗颜过后的面孔会变得异常冰凉。

倒是一些连求导数都不会的棍子们时常“关心”民间数学家们的动向，如果听说某位“民科”证明了某数学定理，第一个前来审稿者必然带着一副有色眼镜，腰间还别着一根学术警棍。

除天文学、物理学、数学之外，我们“民科”还活跃在化学、地学、生物学、人体科学等学术领域，并对各种自然、生物与人体现象展开过全方位探究。有的“民科”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完整的《化学》理论体系，《周易》64卦就是人类最早的元素周期表；可以在电脑程序中进行化学模拟试验；地球自转的动力来源于太阳风对高空等离子大气圈层的侧面压力；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与后来的板块学说纯属无稽之谈，不是印度板块向北挤出了青藏高原，而是青藏高原向南滑落出了印度陆块。

有的“民科”对生命与人体科学也常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认为生命的最后本质是意识而不是肉体，西方的电子微显镜永远也观察不出生命体内的意识。以达尔文为代表的“生物进化论”应该退出学术领地，猿猴变人的科学鬼话不能再讲了。这首先是因为“进化论”无法解决由它自身推导出来的“进化悖论”，其次是因为它不能面对日益临近的宇航文明，这种新文明已经在用观测证据证明，太阳附近的恒星系里也有大量可承载生命的行星，我们没有理由割断地球生命与邻近星球生命的联系。若是我们地球人在未来登上了火星，两亿年后的火星人绝不能用所谓“生物进化”来解释火星人类的起源。

由于我们“民科”的最大爱好是独立思考，故对西方舶来的科学思想、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要进行一番独立的审视，并把它同本民族的传统科学进行优劣比较。“民科”承认：以哥白尼为标志的西方科学已经是人类科学的最高阶段，是现代科学的主体。但不应以此来否定中国古代与近代的科学成就，用什么百分比来决定其精华与糟粕。

有的“民科”认为：中国古代的太极、元气理论是科学的自然本体论，尽管表述符号不同，其思想内涵与现代科学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的“阴阳分析”法、“取象比类”法也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以阴阳分析法为基础的中医理论是科学的医学体系，它完全可以与现代西方医学体系相媲美，并应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民科”认为，应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科学成果，比如与牛顿同时代的王夫子，就发现了“地起潮退、地沉潮来”的潮汐理论，这是比牛顿“引力起潮”说更为正确的科学发现。

“民科”认为，现在所说的人类文明史太短，不应把8千年前的人类史全部划入神话，神话是远古历史的残留与片段，应通过考古发现与逻辑推理，重新解读远古的神话，使地球人类的史前文明再度复明。一些“反伪斗士”极力否认史前文明的存在，把谈论史前文明的出版物全都归入”伪科学“之列，认为人类早期的历史是类人猿创造的，这些论点是相当可笑的，这样的历史观正在被更多的考古发现与宇宙探索所证伪。

宗教与神话有着难以割开的血肉联系，当一种宗教把神话全部人化之后，它就是一种无神论的宗教。早期的宗教多是无神论的，伊斯兰教的教宗就否定偶像神灵的存在，他的安拉就是人类还未认知的宇宙。“民科”认为，今天的“无神论者”在与宗教作战时，表现得十分粗野，他们缺乏最基本的宗教文史常识，却以正义的勇敢者自居，骂基督徒为“极毒徒”，把伊斯兰教等同于恐怖主义，称道教活动是十足的封建封信，把佛教看成是邪教之源。这样的“无神论者”同马克思主义者毫不相干，与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背道而驰，“民科”绝不与之为伍。

气功是中国、印度传统文化的重要组分，是在古代“内丹”与“瑜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民科”很少涉及这一领域，但我们没有理由与权力去干涉气功爱好者的自我修行与修炼，我们尊重他们对自身心灵的调节与医治，理解他们对自己意识的反观与体验，选择或不选择何种功法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辟谷还是吃斋应该由他们自己安排。

我们“民科”注意到，气功界内部存在着激烈的门派斗争，相互攻击对方的功法是“伪气功”，还出现了所谓反伪气功的“斗士”。“民科”不懂什么是真气功，什么是伪气功，但我们对那些“反伪斗士”的斗法不敢欣赏。

在钱学森院士的倡导下，与特异功能相联系的人体科学曾一度火热，“民科”也曾关注过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有的还曾参与过这方面的研究。在“反伪科学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新形势下，人体科学的研究也随之停顿了下来，德高望重的钱老也在名誉上遭到了不公正的损毁。“民科”认为，把人体科学划为伪科学是没有道理的，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体——人体，永远是科学研究的主题。

要研究人体，就要研究人体的功能，不仅应该研究人体的一般功能，更要研究人体的特异功能。在一门新学科的发展初期，难免会出现一些非科学的方法与设想，但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加以解决。现在一些反特异功能的人士并不是抱着研究问题、弄清是非的态度，而是高举着“反伪科学”大旗，企图用棍子帽子来解决人体科学上的问题，这在“民科”看来是不甚明智的。

中医是我们民族的国粹，应该受到保护和发扬，可近几年来，中医竟被几个来路不明的海外网站扣上了“伪科学”帽子，国内也有人遥相呼应，试图第二次掀起“取消中医”的恶浪。“民科”认为，这股恶浪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敌视，是西方科学中心主义对民族医学的公然挑衅。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主义就开始在中国横行，一批学术棍子打着“科学”的旗号，对老祖宗留下的传统痕迹全都看不顺眼，他们一会儿要求撤毁长城，一会儿要求掀掉故宫，把北京城像征所谓“封建主义”的大屋顶全都换成像征共产主义的平屋顶。这股险恶的思潮一度延续到“文革”，直接导致了所谓“破四旧、立四新”口号的提出，对中国大地上的众多文物古迹进行了一次毁灭性扫荡，给中华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惨重损失。

“文革”结束后，这批科学主义者不仅不向人民忏悔自己的罪恶，却摇身一变成了科学界的学术皇帝，高举“反伪科学”的旗帜，全方位地打压各方面的科学创新人才，尤其对我们民间科学家下手最为狠毒。比如来自内蒙民间的张颖清教授，率先提出了“全息胚”的理论，已经开始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并具有问鼎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的潜在可能。不幸的是，这一来自民间的科学骄子却被无端扣上了“伪科学”帽子，8年时间都不让他在媒体上作出自己的申辩，最后终于倒在了学术专制统治最黑暗的时刻。

“民科”十分欢迎国家最近提出的关于“鼓励原始创新”的口号，但我们也担心在现行科技管理体制下，这个口号会带上叶公好龙的性质。这道理很简单，原始创新必然冲击现有的科学定论，触动现实的即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瓜分着旧课题中的近两千亿元经费），修改几百万“课堂科学家”的现行教案，冒犯几千位科学权威的尊严，原始创新的阻力是很大的。因此，如何克服阻力，坚持自主创新，并力求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民科”应该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这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之外，还应力争国家与全社会的支持与帮助。

在当今的学术市场上，有一批人靠拉关系、走门子、贴权威、买媒体、搞炒作来推销自己，他们能在一时间成为举世瞩目的学术名人。对此，“民科”早已看在眼里，却没妒在心里，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些虚幻的光环背后，隐藏着他们内心的苦闷，他们最大的心病是拿不出真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来。尽管“民科”很难走进传媒的视野，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有独特的学术见解，哪怕有些科技成果还不成熟、不完善，但它是独一无二的，做的是原始性、创新性的研究。

一些哲学空谈家自己不做科研，但他们也常对“民科”指手划脚，说什么“民科”的学术研究没有遵守所谓“学术规范”，应该写成什么标准式论文，送相关专家审定（实为送课堂科学家当作业批改），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再被SCI收录。“民科”们千万别被这些空谈家所误导，中国权威刊物每年发表主流科学家的规范学术论文40万篇，这40万篇中很少有“原始创新”的东西，除了能新添一顶顶“教授”职称的帽子，与地地道道的“科学垃圾”没有什么两样。哥白尼的“日心说”，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等科学真理的发现，都没去理睬这些荒唐的“学术规范”，科学从来不是被规范出来的，不管黑猫白猫，也不管用什么逮法，你逮住了老鼠就是好猫，让那些大讲科学规范的空谈家们见鬼去吧！

一个谁也摸不着的标牌在空中悬荡，它似乎要警示“民科”，要“民科”自觉接受这块标牌的检验，争取得到这块标牌的承认，这块标牌就是所谓“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在哪里？这共同体里坐了哪几位神仙？哪位神仙能承认我们“民科”的科学成果？承认之后又会怎么样？他们能赐给我们一道什么样的科学神符？不承认又怎样？难道我们的研究成果会顿时化为乌有不成？通过正反多方面的探察，“民科”终于发现，“科学共同体”是一座虚幻的神庙，我们原先的虔诚与恐惧都是多余的！

“民科”常遇到一些善良的讥讽和劝阻：“现在已经不是１８世纪，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大量的设备，集体攻关、大兵团作战，才能获得真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你们民科单门独户，又没有报国家审批立项，申请资助，怎么可能突然冒出一种骇世惊俗的科学发现呢？”面对类似疑问，“民科”不想去解释科学发现同科技工程的关系，只想重提某科学泰斗的一句名言：“科学上的许多核心贡献是依靠个人的力量作出的。”猛将拔于卒伍，豪强出于闾巷，岂能以一时之境况评英雄！

诚然，“民科”也有自己的弱点，我们偏离甚至脱离了自己的本来专业，把兴趣投掷到了新的研究领域，这会让我们比原来在此领域里的人士付出更多更艰苦的努力。有的“民科”受时代与环境的限制，没有接受到高等教育，起步比同行业的人士更低一些。还有一些“民科”研究条件极差，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与实验设备，连外出做学术交流的差旅盘缠都感到吃力。但我们“民科”的另一项优势是主流科学家很难有的，即我们对某一课题的强烈兴趣与执着精神，这种兴趣聚集着我们的全部精力，让我们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琢磨同一个问题，直至金石为开。

“民科”自己认为比任何“海归”都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因为是中华大地哺育着我们的身躯，是中华文化滋养着我们的灵魂。正因为这种深深的爱，时刻激励与提示着我们，该为祖国回馈些什么呢？祖国正在企盼着什么呢？当我们明白国家想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创建和谐社会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科技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基础的时候，我们“民科”哪有时间去唠叨过去的恩恩怨怨呢？还有什么理由不在“科技原始创新”上奋起一搏呢？

“民科”们今天汇聚在北京，以此宣言阐明我们的学术立场，抒发共同的情感，追述相似的经历，总结大家的经验、记录相互的勉励，其目的就是要激发出更加强烈的“原始创新”精神，为尽早摆脱西方国家对核心技术的垄断与控制，为把中国人的定理定律写进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中，为中国本土人士实现诺贝尔奖牌零的突破，为世界科技中心尽早向中国转移，为中华民族科技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做出我们“民科”的应有贡献。

中国的民间科学家振奋起来！

科学万岁！

2005年3月23日

起草人：雷元星　陈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