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对"钱学森问题"的文化思考暨纪念钱学森先生逝世四周年

（北京 罗广英）

钱学森--中国文化环境培养出来的学习西方文化的高材生，西方学府中掌握西方科学知识的佼佼者，西方科研领域的顶级精英，中国科技建设不可取代的功臣，中西科学文化对接的身体力行的探索者和奠基者，世界新科学革命的领头人。当钱学森逝世之后，人们对于钱学森前边的几个历史阶段和历史评价都得到公认，但是对于钱学森最后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却得不到应有的承认。盖棺不能定论或者说盖棺不能最终定论不仅成为钱学森先生的遗憾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遗憾。

钱学森先生去世已经四年了，每当航天国防取得重大成果之际，就会激起人们对钱学森先生的无比怀念和敬仰。钱学森先生的形象已经成为中国由弱转强的鲜明历史承载。但是作为个人来说，钱学森先生从来就没有因为自己的国防贡献而居功停滞，从来没有中断对于造福人类的深入的整体性的综合科学思考。以致在人们望其项背之际让人们产生了更深层次的疑惑和不解：为什么钱学森到了晚年还要热衷于去搞气功和中医的研究，为什么一个大科学家对离奇古怪的封建迷信（伪科学）感兴趣。钱学森先生的去世没有让中国人得到一个完美无缺的巨人形象，却给人们留下了一连串的"钱学森问题"。

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说过，"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越来越深化的问题，越来越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问题导向"已经成为使学科生长、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必然取向。面对"钱学森问题"人们的态度多种多样，有的人认真思考，呈《道德经》所说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之势，在这部分人中坚信钱学森方向但又有认为可以立即行动与认为暂时不可为的区分。对于多数人而言无法或者难以理解"钱学森问题"呈《道德经》所说的"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之势，对于钱先生的功绩歌功颂德，对于钱先生的问题难以理解，或无法正视，或刻意回避。还有一部分人或出于无知或出于利益呈《道德经》所说的"下士闻道，大笑之"之势，在"下士"的行列里，无知者"不笑不足以为道"，笑过之后会有所醒悟；趋利者"笑"过之后实际上可以感到自己与钱先生的思考之间存在极大思想文化差异，如果深入到钱先生的思考之中承认钱先生的思考内容会有名利的损失，是一种"大白若辱"的结果，于是为个人利益所左右而言不由衷，甚至为狭隘利益的获取而极力消费钱学森先生和"钱学森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可悲的是"上士"的"勤而行之"难以有所作为，"中士"的"若存若亡"无所适从，"下士"仍然在"笑"，而且"下士"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呈"不笑不足以谋利"的扩散之势，这才是历史形势的反常，也是中国文化被历史条件窒息所造成的深刻的历史性民族悲哀。

纪念钱学森不能只是停留在过去式歌功颂德的低水平层次，而忘记了钱学森先生具有深邃思想的文化作用的高层次境界；不能只停留在好学生、好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的层面，而无视钱学森先生在取得重大科技成果之后的引领科学革命的带头作用和钱学森先生力图发掘中国优秀文化、让中国恢复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内在能力的决心和志向，以便用中国优秀文化克服现代科技发展存在的严重问题完善人类精神世界。人们必须是要充分探究钱学森锲而不舍地发掘中华文化精髓的更深层思想的真正意义，为继承钱先生精神遗产，完成钱先生的意志，站在巨人肩膀上摘取人类21世纪新的科学革命成果，才能对得起钱学森先生一生的思考和努力。

1、整体论与系统论

2、中医包括丹道

3、太阳能量的充分有效利用：亩产万斤到沙漠经济

4、全民科技热情与国家指导以及国民资源和谐的有效整合--生命科学

5、教育

6、环境（此处六点内容需要"上士"们的认真对待和认真讨论汇总）

钱学森先生以上这些思考都切中当今世界之时弊，这是极高的自觉，在古代中国这种自觉被称为是圣贤的思想境界。在当今世纪，科技给一部分人类带来可以说是奢侈福利的同时却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负面效用，人类的所谓"经济"和"政治"已经严重脱离自然科学文化的真谛为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和生存危机。在这种人类发展历史的关键时刻，人们应该也能够看到钱学森超越经济政治的科学自觉和努力已经具有特殊的超脱于人类追求物质利益享受狭隘偏见的重要意义。最起码的说，钱先生的思考与人们狭隘物质利益驱动是背道而驰的。作为一个顶级的科学家不为科学粉饰，不提倡科学，相反的在现代科学之外大搞研究，大做文章，这是为了什么？难道是头脑出了问题？显然不是。从钱学森先生思考的历史条件，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钱学森先生一点也不为科学给人们带来物质享受而操心，相反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出现良好势头的20世纪80年代却在思考中国文化和中医的问题，考虑"中医将决定将来科学的发展"的问题，这无疑是在作"未雨绸缪"的战略性的前瞻思考。钱先生个人品质的高洁和钱先生个人知识的极为丰富使钱先生对于物质利益蒙蔽的的人类思想已经具有一种本能性质的重新启蒙的深刻洞察和深远预见。钱学森的后半生是在思考、呼吁和行动中度过的，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两弹一星的功绩甚至还远远超出了钱学森先生前半生的功业。

在这里，面对对钱学森的消费和"下士闻道大笑之"我们并不想，也不必作过多指责，因为"辩者有所不见"，从来如此。而"不笑不足以为道"是一个人们认识提高所需的必然过程，尽管有少数人的利益可以形成一时的阻碍，但终究是一种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因为有中国文化的客观存在，所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恢复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国的"上士"即使全部被杀光，全世界也还会有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反馈。而中国本土的历史却体现出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天下之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自然规律。但是，对于"钱学森问题"有必要从人类更高的思维层面做出完整的分析和认识。

关于"钱学森问题"现在大家都可以笑话或指责钱学森的无非是指钱先生支持不科学的中医和58年"亩产万斤"的论述，这看上去是铁板钉钉的荒唐。有的人还要讲："钱先生亩产万斤的说法迎合了大跃进的浮夸风，有悖于科学家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这看起来很是正义，似乎是站在了一个无法动摇的道德高度。但是就是这样的"道德高度"也是有悖于历史真实和自然真实的。但是，如果能够看到所有指责钱学森的人都没有达到钱学森的更深入、更自然的思想层面--粮食是太阳能量转化出来的，这种能量转化是可以作量化转换的，从这个质能转换的基本思考出发能够引出最基本的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思考­--"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绵绵若存 用之不穷"，"钱学森问题"就会成为整个中国新文化复兴和新科学革命的新的启示，就会成为"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的重要启蒙。

对于"亩产万斤"的问题人们从来也没有听到钱先生做过任何的回应和"解释说明"，这不是钱先生的"心虚"和不敢正视。因为他是在思考一个人类生产最基本活动的质能转换的问题，这是一个纯科学的重大问题，本身就与政治无关，也不需要和无法与所谓的社会道德强行联系起来而需要负有任何的政治和道德责任，科学家在对一个自然关系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是一个完整过程的开始和对客观自然完整过程的追随，在这个过程未完成之际任何的结论都属于阶段性的"言之过早"。钱先生"亩产万斤"的计算结果本身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结论，至今并没有任何的理论和计算的差错。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头条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发表了钱学森的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这是钱学森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的谈话，记者根据钱学森的谈话记录加以整理后发表。从标题就可以看出，钱学森的发言主要并不是谈"万斤亩"的问题。但是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作为一个搞力学的人来说，不免总是从能量方面来考虑。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受太阳的能有多少。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当然这里面有许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但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去考虑。"八千市斤的淀粉，换算成小麦或者稻谷，当然也就在万斤以上。钱学森所说的"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也就是"亩产万斤"。钱先生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也是这样予以印证的：袁隆平的水稻产量在钱先生有生之年就已经达到了亩产2000斤的水平，而且还在增加，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产量还要高于袁隆平的水平，这些都证实了钱学森先生的思考。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钱先生"亩产万斤"的计算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浮夸"数字的启发，应该是人们付出产痛代价所取得的相当宝贵的成果，是钱先生植根于中国文化与社会实践的必然思考和积极的科学作为。人们本来可以在这个成果上做出许多的深入思考，比如：如何达到"亩产万斤"，人们是否需要"亩产万斤"，人类的需求是怎样的，自然的供给又是怎样的，应当如何进行取舍，在取舍的过程中人类会得到何种利弊，如何在自然中求得人类发展与自然承受之间的合理平衡等等，然而，这些都不仅没有被列入政治家和普通人的思考日程，因为马寅初在50年代初期已经因为提出这样的思考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毛主席"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介绍一个合作社》(一九五作年四月十五日)]和"人定胜天"的浮躁导致了全中国上下都失去了优秀文化基础上的冷静和清醒，结果政治家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考加上人为的弄虚作假，不仅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饿死，而且使科学家的科学思考的成果成为让大家"上当"的替罪羊。现在看来，如果硬要说钱学森"亩产万斤"的论述对浮夸风有推波助澜的效果，那也是党和政府的领导权威和《人民日报》刊登的原因所致，更是当时人心浮躁的历史条件所致。

科学家实施的追随自然过程的思考，自然过程没有结束，科学家不会退出他的思考责任，而政治家的思考更多的是利益的思考，可以在不考虑客观过程的条件下更具有利与否而随时进退。大跃进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钱学森从能量转换对"亩产万斤"进行思考之前，政治家们发动群众已经做到以亩产10万斤、亩产30万斤对于运动的过程作了实时切入和启动，不仅如此，政治家们也可以结合群众在钱先生论证"亩产万斤"之后以"上了科学家的当"的借口全身而退，终结一个完全不用科学理论和实践检验的运动过程。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现在整个中国还停留在两个过程能够混为一谈的混沌之中。科学家尊重自然过程的责任与政治家趋利的政治进退就使得钱学森先生的积极思考无形中成为一个负面的政治形象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对大跃进问题本来就应该也需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作深刻的总结和反省，但屈于爱面子和政治利益的考虑，我们民族几十年来把大跃进作为历史疮疤来加以对待，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认真总结的机会和努力，只是简单地用是非来做出可以回避的时效处理。如果我们的民族还要这样坚持，那将是整个民族的耻辱也必将导致灾难的重复出现。

中国的思想领域从来就有"常有观其缴，常无观其妙"，"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两个范畴（也可以说是两个层次）的区分。现在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的思考是纯粹的"无之以为用"的文化性质的思考，这种思考即使是顺从了当时政治家"有之以为利"的驱动，也只还是"无为而治"的积极表现，是无法归到利害的范畴和层面来加以认识和评价的。在当时和现在的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影响下，中国任何的文化基础都已经受到严重的摧毁，当然也就破坏了中国人早就意识到"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无为无不为"，"无为而治"的基本原则，最终的结果是导致重大灾害的发生。这实际上在更深层次的反映了文化的基础作用和文化对于政治影响的重要。

从根本上说，科学文化的思考属于"无之以为用"的范畴和较高的层级，政治治理属于人类物质利益和物资资源的配置，属于"有之以为利"的范畴和相对文化而言较低的层级。两者虽然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但是有性质和层次的根本区别和差异。所以在经过严重思想震荡之后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应该更加注重"无之以为用"的"无为而治"的文化基础的修复和重建。只有这样才能在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真正做到百废待兴。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在优秀文化上的彻底修复和振兴，是不会有好的政治作为的。在政治与文化之间文化总是发挥"无为而治"的作用引领和矫正着政治。

钱学森和马寅初的思考都是有良知知识分子的思考，他们希望自己的思考能够为中国的繁荣昌盛有益，体现了对长期发展和长期利益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他们经过计算取得理论值的印证，本来就是很可贵的思想成果，而这种思想成果对于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的引领作用与有效转换时，涉及到实际利益的取向和分配问题，是需要政治和经济以及时间条件支持才能够得以实现的。这就需要政治与经济，思想与路线的同步与和谐。前面讲过，科学的思考是要追随自然过程，是与自然过程协调和拍的实践经验成果，只有这个过程完结，才会有相应的结论，这是需要自然条件的许可与支持，要有主观形式逻辑思维更加主动顺从自然生成逻辑的人类思想行为模式，即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的自觉处理。在优秀文化"无为而治"的范畴和层面，人的主观强调要顺从客观规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不得"任何的虚假"。而政治的思考是利益属性的思考，是主观形式逻辑为主导的人类思想行为模式，人类利益价值标准起主导作用，甚至是"尼姑打伞无法无天"。明白这点非常重要，明白这点，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无为而治"，为什么中国的国家治理要强调"无为而治"和长治久安。

科学家的思考与政治家的思考本身就是两种逻辑支持的人类行为，属于两个范畴和层面的事情。解放以后的政治上的"有为而治"已经严重的干扰了中国优秀文化的无为而治。但是，作为有良知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钱学森的"无为而治"的主导从来没有停止过。从58年之后的发展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钱先生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在58年大跃进的时点上，而是延续到了后来80年代的沙漠经济，以致又继续深入到了相关的能量性质的人体科学和中医。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自然文化影响的思考，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大跃进失败和两弹一星成功的经验教训。而我们的政治去停留在58年的水平长期徘徊不前。

现在中国的主流知识阶层受到解放后政治的影响（实际上可以追索为2000年的封建统治的影响），还持续在58年政治思想的惯性之中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至少没有具备或者说缺乏像钱学森那样有深入思考的动机和追求的自觉。正在大家可以在浅表的政治层面上为自己是绝大多数具有"主流"思想中的一员而笑话钱学森的不安分守己，认为钱学森是孤家寡人，是离经叛道，是异想天开，甚至以为识破了"被科学家骗"而沾沾自喜，自以为得意的时候，中国的政治违背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也违背了世界的潮流，科学教育甚至社会发展或者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挫折，或者正在弯路上崎岖蹒跚，甚至整个社会物欲横流，信仰缺失，诚信沦丧，茫然无措。在指责钱学森的时候，在笑话钱学森的人群中谁也没有想过，自然的真实远远要比人的形式逻辑要深厚得多，没有对钱学森那种探寻中华文化的"更加深厚"和"深层次"的追求，不懂得自然能量的"夫惟不居 是以不去 绵绵若存 用之不穷"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狭隘思想状态。现在人们以为科学能够给人们带来新的享受，而且已经极大程度上造福了人类，但事实告诉人们的真实情况却是，科学还并没有解决在物质利益基础上层次深入的问题，人们因为追求物质享受甚至"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崛起"而面临的深层次的毁灭性的灾难正在逼近自己。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告诫下，形式逻辑带给人们似是而非的自我满足的同时，人类面对认识和教育方面的深层次的困惑和困扰也正在日益加剧。

钱学森的伟大就是因为它突破了人们习惯性的单一层次的形式逻辑思维，有对自然的基于中国深厚文化深厚认识的更深厚的思考和追求的自觉，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圣人处其厚，不处其薄"，这是一般人没有的人类最伟大的思维和思考。钱学森从58年计算太阳能转换成粮食产量，再到80年代的开始思考沙漠经济和关注中医是很有价值的思想突破，可以说，通过对中医的思考钱先生已经能够确定一条人类走出现代科学形式逻辑思维偏狭的新的思路和新的操作。钱先生明确指出："中医理论是前科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中医还不能用物理学、化学等现代科学体系中的东西来阐明，中医自成体系，是前科学，不是现代科学体系中的现代科学。"这无疑为中国文化与世界科学文化的对接发展提出和设计了一条新的道路。

人类在深化思维的时候会有跨越单一层次的、带有质变性质的认识升华切合点（相当于现代理论物理学的"虫洞"、"隧道"的思考）的认识问题，这就是文化本身和文化的作用。这时一般形式逻辑必须让位于自然生成逻辑，正像圆方切接必须有"四象即分，五行以出"的五行关系，只能有四个接点和四个切点同时对接才能实现方圆连贯对接一样。虽然钱学森没有等到或者说做到所有的切合点的"恰逢其时"的同时对接，甚至于在层级对接时还出现过失误，他没有成功，但他从来也没有失去过信心，也从来没有过放弃追求，从他接触中医和人体科学开始，他就没有一天停止过对自己判断的坚持，他不仅自己勤奋好学，还积极鼓励相关人员开拓思路，解放思想，不拘泥形式，不为利益所限做出深入的研究探讨，他做了长期探索的充分准备，也抓住一切机会和可能"只争朝夕"地寻求突破，为新的科学革命做出"恰逢其时"，"水到渠成"的准备和努力。"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所以钱学森离层次的深入性质的新的科学革命的成功突破比任何人都要更加接近。而那些嘲笑钱学森的人永远只是"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的被动。

方圆切接的四个点同时洽合是自然生成逻辑所致，是不证自明的具有唯一性的自然规则，与人的主观愿望、价值观和形式逻辑无关，是自然层级深入的充要条件，是西方物理学的"可允许轨道"，是中国的"常道"，除了太极图构造体系之外别无他法。中国人和中医发现了这点并说清楚了这点，所以能够守住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而以逸待劳地等待和包容西方科学形式逻辑思维的所有成果。而现在西方科学没有形成中国模式的认识，确实存在着"说不清楚又必须说"，"说不清楚还要说"即"道可道，非常道"的尴尬。用"弦理论"来发展物理学研究，只能说是在找不到人类认识与自然本质的真实切合点的一种动态性的准备，这样做可以使整个的理论研究不至于因为"说不清"而停滞下来，一旦做到层次转换切合点的"适逢其时"，整个思考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许多现代科学家的研究是形式逻辑科学的产物，但已经等候在层级转换自然对接条件可能出现的较佳时点位置上，一旦"适逢其时"出现，层级转换比较容易实现。西方理论物理学"夸克"的说法实际上也是西方科学尴尬的一种实际表现，包括四维空间也属于此类思考的结果，这在中医没有出现的时候是可以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的，（西方诺贝尔奖不发给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是感觉到这些研究成果具有无奈的一面，这是对的）一旦中医的事情说清楚了，比如量子与太极，"夸克"即"层子"与阴阳五行支持的"言标本者，易而勿及"加以对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事情也就会有所突破。

钱学森从来没有陷入西方弦理论的陷阱之中，而是主动摆脱西方科学的偏狭，在中国提出"中医将决定将来科学的发展"，这是钱学森的高明和英明，也是钱学森认识到中医和中国文化深入价值的及其独特的敏感。应该这样来看问题才是正道。许多中国人不相信自己的文化优势，以为中医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不相信中国有那种西方科学梦寐以求的"前科学"，也不相信中医是前科学，认为钱学森的努力是无畏的惘然，用"下士"的眼光来审视钱学森的"上士"的"勤而行之"实在是可悲可叹！

关于"前科学"的概念最早见诸是德国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在1907年的文字。前与后之分并不等于成熟与不成熟之分，前不一定就等于一定会粗糙和不完善，这一点很重要。对中医的科学解释可以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们的实践成为永无止尽的事业，这是是因为科学的解释能力总是在不断发展，在这点上来看，从现在开始中医与科学的发展是同步的，科学越是发展中医的内容将会更具体更丰富。但是作为一个思想理论体系中医部存在完善不完善的问题，钱学森已经意识到了这点，钱学森讲过"中医自成体系"，"中医将决定将来科学的发展"这些都不是一个不完善的体系所能做到的事情，更不是钱学森对已经感觉到了的一个新的思想境界的表达。钱学森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中医有覆盖包容现代科学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科学所没有的，而且是更加宝贵的。钱学森已经很自觉地从西方思想家关于"现象"的概念的主客观互动来思考问题，并且已经将思考集中在形象思维的范畴来认识中医和理解中医，这与爱因斯坦、玻尔、怀特海这些大科学家和大思想家一样的共同的认识和追求。现在的、中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对中国道家思想的完整性的认识显然是不够的，这显示出"科学家"、"哲学家"的分科局限，所以他不可能真正理解达到钱学森的高度。

笔者写了这几年书之后，总的感觉，还是钱学森要更高一筹。中医的"前"与科学的"后"不仅在人类文化历史发展时间上是如此，在能量生成物质的过程亦是如此，在图形的先后对象封闭结构中亦是如此。对于开始而言没有缺陷可言，开始总是完整的、完善的，包容的，后续的发展是多元的，复杂的，实际上也不存在着完善不完善的问题。所谓完善不完善只是与人的认识有关，人们从多元性和复杂性无法做到认识的完善，这是一种必然。太极图的完善是自然的赋予，远比我们的想象要完善得多！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以为科学做到了认识的完善，被科学所误导，以为科学应该而且能够说明一切，实际上忽略了科学也是人们观察的结果，人类在没有太极图结构一元化平台支持的情况下，以物质为出发点总是无法回到自然本质的完整真实，总是在"碎裂着"的科学面前已经无所适从，这就是钱学森要回归中医的决心前提，钱学森下那么大的决心搞中医研究就是认识到科学的问题已经"病入膏肓"，不解决中医的问题科学的问题永远处在没有自然源头的半截地位，钱学森的所作所为使得中医和中国文化对科学的对向承接显得更是不可或缺和难能可贵。后人应该能够理解与敬佩钱学森的良苦用心和重要贡献才是。事实证明，对于钱学森问题的认识以及如何纪念钱学森避免消费钱学森的问题已经成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关键问题。

钱学森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不会去犯追求一个不完善的中医的低级错误，也不会为了赶时髦去采取什么草率的行动。中国的问题出在中医的"惧非其人，而时有所隐"，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一直就没有说清楚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让其他的任何人来讲更是困难。事实上，中国的气功师人群实际上并没有将自己放在太极图的唯象思维的自然位置和理论位置上，大多数人还是站在人的谋利的地位上来理解和解释中医，应该说还是没有摆脱人的主观局限，这就是中医自己的问题。作为真正的中医师，他们是没有或者很容易摆脱谋利的因素，他们知道中国江湖上的问题，也知道中医的精髓，钱先生实际上也认识到了这点，所以他提出了注重民间人才的问题，也在此基础上为国家制定相应政策提出过合理的建议，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实践，遗憾的是钱学森包括张振环等人的努力时间以及整个政策的范围和力度不够，所以成效不足以形成真正的突破。

虽然钱学森先生没有最终取得重振中医的任务，但是他从来也没有降低自己的思考层级，从来没有因为狭隘私利而放弃"无之以为用"对于"有之以为利"的引领，以致钱学森的思考与支持这种思考的个人品质已经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成就了一个新的中国优秀传统与现代科学技术对接融合的文化复兴的坚实基础，人们会在钱先生铸就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上发现一条全新的道路--一条振兴中华，使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康庄大道。

 "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也飞不了鹰的高度。" "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当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些文字都是关于人类思想坚守较高层次的思考，在纪念钱学森的时候重温他们会使我们对于钱学森先生的评价和认识以及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认识更为真实和更为深刻。

功夫深处却平夷（北京 罗广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