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政治从层子到黄禹锡（摘要） 江晓原 方益昉 编者按：层子20年后一个漂亮地转身，没有黄禹锡出现。但层子参与对当时国内一些自主创新的排斥，中国科学在英语话语权或打工门下能站起来吗？
我们所说的"科学政治学"，是指在科学的运作过程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从黄禹锡个人来说，他从一个科学家，到肩负韩国全民期望的民族英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作用。当西方学者打击他的时候，韩国为了维护国家声誉，迅速跟上，将黄禹锡拉下神坛，其中政治因素也起了明显的作用。科学早已不是象牙塔内的学问，而是跟利益勾连到了一起，纵观"后黄禹锡时代"的干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其巨大的商业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从黄禹锡事件看，科学的竞争是存在的，经济利益的竞争则隐藏在科学竞争背后。而被用来首先发难的却是东西方伦理冲突。
我们研究韩国的案例，但更关心儒家传统文化下的中国科技界，在全球化转型进程中开拓思维，把握主动，制定政策和进行决策的经验及教训。对中国的借鉴，简单总结就是要有东方的自信，不应容忍西方长期独霸话语权。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随着东方的崛起，对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也提醒我国科学界和媒体反思，以后中国出了优秀的科学家，很可能也会受到国际竞争者的打压，我们不要一味跟进，而是应该采取冷静、慎重的处理态度。
从夏腾几十年的科研经历上看，这个人在很多事件中，都表现得像棵"墙头草"。鉴于夏腾是在黄禹锡获取干细胞的途径方面首先发难，引发伦理争议的。一般理解是，夏腾本应是西方伦理道德标准的忠实实践者，而2009年夏腾的表现却并非如此。在许多西方学者从其初步的分析报告中预见了人类胚胎干细胞克隆的一缕曙光后，消失了的夏腾再次露面。2009年1月，夏腾与匹兹堡大学同仁一起提交人体干细胞克隆技术专利申请，其中许多细节，与他曾经的合作伙伴黄禹锡的技术如出一辙。2010年5月，夏腾故技重演，在《自然》杂志上用 "一个毋庸置疑的里程碑"来评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佐佐木恵里博士的研究成果。2011年2月，美国《血液》杂志网络版上发表了日本研究人员的最新进展，从这些进展的脉络中，黄禹锡当年的实验，清晰可见。
当取消造假指控后，当年他快得到的科学成果，已经落入别人囊中。这就像是在竞选中常见的"故事"：在竞选的关键时刻，有人指控竞选者有"性丑闻"，等竞选结束后，调查也结束了，尽管结论是诬告，而卷入丑闻的竞选者已经失去了当选的机会
如何评价2006年初《科学》杂志的反应？《科学》的态度代表了西方权威科学杂志的态度。在黄禹锡事件上，《科学》杂志的表现非同往日。在首尔大学介入调查仅24天后就宣布撤销其论文。一个著名反例是1986年的"巴尔的摩事件"，这场牵连到1975年诺贝尔奖得主巴尔的摩的科学声誉维权之争，历时10年，几起几落，官司甚至打到了美国国会。以24天对10年，《科学》在黄禹锡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不寻常"，恰恰反映出学术共同体的西方中心主义，正越来越多地遭遇东方技术的挑战，东方要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与平等待遇，这让一些西方人相当焦虑。
话语权。所谓话语权，表现之一就是当掌握话语权的一方说某人某事"不好"的时候，没有人敢大声说"好"，反之亦然。现代科学体系是按西方文明体系建立起来的，很多规范是西方式的，话语权也掌握在西方人手中。从政治层面而言，以举国之力承担国家战略，是儒家文化圈中理所当然的原则，而这似乎又犯了西方民主理念的大忌。具体到韩国国情，它既是东方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又是西方科学经济共同体的一员，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两难处境。从黄禹锡事件看，韩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急于与西方接轨，过度看重国际标准，因此在西方人站出来指控黄禹锡的时候，韩国迅速进行了180度转弯，将这位英雄拉下神坛。现在回过头来看，韩国当时的举措恐怕失之轻率。 黄禹锡对西方范式不敏感，也表现在伦理学层面，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触犯了西方文明的规范，和这种违规可能带来的后果，被人抓住把柄，以伦理发难，卷入学术争议的漩涡，最终在科学与经济竞争中落败。世人都说他造假，但是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无法参与检验他造假的证据，甚至大多同行科学家都无法参与。所谓造假，不过是极少数"权威"科学家的指控。当时的黄禹锡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抵达一个重大突破的关口。由于当时克隆出的干细胞缺乏传统识别标记，面对学界的质疑，他没能也无法据理力争。虽然韩国法院最终判决，没有对黄禹锡造假指控，但为什么他在2005年时无能为力？黄禹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韩国制造"的很特别的科学家--无外国学位，无留学背景，他对主导当今科学的所谓西方范式敏感度不够。当他成为科研项目"老板"的时候，这种对"西方范式"不敏感的"弱点"就暴露出来，对拿到他面前的干细胞试验数据，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