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场变法本身就是个闹剧，不过是一场缺乏各方面充分准备大跃进式的改革，只有书生的想入非非和意气用事、政治眼光短浅，急功近利。不触及体制，戴着镣铐起舞，这场一开始就限制了手脚的改革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光绪轻信这些眼高手低却毫无任何政治军事经济经验的无用书生，一百零三天发出了180多条改革的诏令，使这场变法的严肃性大打折扣。康有为自大而自夸，梁启超虚矫而冒进，两人相比尤其显得梁的首鼠两端，进退自如。矫诏与贸然围园、废后显得其政治上的极端不成熟与狂躁。荣、袁及守旧党固误国者也，而康梁亦庸医杀人者。(新旧党之争其实也是模糊粗糙描述。很多改革正是在慈禧的推动下进行的。特别是公车上书，真正上书的倒是宗室贵胄、封疆大吏及现任官员)

作为变法的亮点之一，谭浏阳的思想也一直存在着矛盾性和两面性，崇尚革命却又是坚定的改良派。其很多言行也是后来康梁的孤证。比如他慷慨赴死还有自己不懂英文、广东话在国外打不开局面，自己父亲在官逃了连累家人，自己身患肺病绝症本也活不了多长时间等原因。但事败之后他勇于承担责任，顾全大局，充分展示了人格的健全与高尚。他的死，是死于旧中国社会制度的腐朽和黑暗，死于垂而不朽的封建文化，死于国民的劣根性。

百年以后，回想当年能不感慨系之，只好以孙宝宣挽谭嗣同一句结束：可怜变法须留血，莫让先生血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