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法家和西方的法制是不同的，韩非的法家是维护专制和压制人性和商业，和西方的法制是维护人性和商业。看看韩非的《五蠹》就知道了。五蠹，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一)学者(指战国末期的儒家)，(二)言谈者(指纵横家)，(三)带剑者(指游侠)，(四)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私门的人)，(五)工商之民。韩非曰：“此五者，邦之蠹也。”蠹，蛀虫。韩非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

不过儒家和法家还是有相同点的：

法家发端于春秋时期的子产、管仲。管仲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用了法规化管理——法家初露客观化、系统化社会管理特征的端倪；到战国初期，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慎到等法家代表人物相继出现。尤其是商鞅，他在秦国的成功直接导致秦的崛起和后来的大出天下，著名的《商君书》《秦律》里有着非常细致的律令法规，体现了法制如铁的秩序性；而“术”就有点行政手段的味道了，而到了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成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另外，加强了法家中“势”的成分，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法制中人治的一面被突显出来，突出了法家治世的缺陷，加重了社会矛盾。

就是这个维护君主地位，和儒家某些地方不谋而合，但，也不能说是外儒而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