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家看来，统计学意义上的流氓永远是社会的少数者，但在我们看来，流氓话语空间远远溢除了统计表格、语言词典和语言教科书的边界。流氓的秘密绝不是它对于道德和权利的公开颠覆，而是对于话语的秘密征服。丧失了身份的人们与前意识形态发生了广泛的断裂。言说的属性被悄然改变了。一种与秩序话语截然不同的语法开始启动，试图喊出一种离经叛道的声音。流氓话语就是这样诞生的，他们在大地上滚动，像雪球一样无限的增长着。经过漫长的角逐，终于坚硬的屹立在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它是一个庞大的话语织体，它包含着色语、酷语、秽语以及各种形式的文本。所有的流氓社会极其流氓主义都是在话语的温床中诞生和发育的。并且还要在各种话语喧嚣中发出自己的犀利的声音。

一个著名的历史文本成功的表达了这些。吴承恩魔幻小说《西游记》里的猴子，是一个灵巧的动词，也是暴力之神，代表着流氓的激烈的反叛。他的棍子金箍棒象阳具一样可以自由伸缩，喻指着所有那些粗暴的阳性事物：怨嗔、暴力和仇恨。不可思议的是，孙悟空仇视女人，尤其仇视那些企图引诱和染指唐三藏的女人，他的妒忌的激情使他的行为看起来更象是一个同性恋者。而皮肤白皙和性情温和的圣徒唐僧，则扮演了一个B角同志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管束性情暴躁的情人，并要让一个天庭反叛者和江湖流氓跟他一起成为圣人。猴子和唐僧的组合，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文化对偶关系，在他们背后，掩藏着流氓和圣徒之间的秘密的灵肉亲昵。

而在猴子的身影以外，一头猪，一个肥胖而慵懒的动词，和他的钉耙一起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并且触发了我们的笑声。这就是猪八戒，一个在天堂里负责卷放帘子的仙人和异性恋者，因为对仙女做性骚扰而遭到贬谪，投胎成为小猪，又被唐僧收服，成为取经四人帮的成员，从而开始了一场被天帝逼迫的游走。这是中国特有的喜剧，也是唯一的土地喜剧，据此他受到了长达五百年的奚落和嘲笑。他和猴子的古怪对抗是反讽与正喻的较量，但他却是无限可爱的，跨越数百年的话语时空，成了五百年后女孩子们追逐的对象。这究竟是为什么？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我们又是如何面对这一变化的？

我们看到文革时代受宠的造反的猴子遭到了冷遇，而慵懒的猪却越过经文里沉重的教义，甚至跨过他自己管辖的帘子，成了新时代的话语宠物。

猪八戒是对土地和农民的身份的反讽。他的钉耙示意他是个纯粹的农民，但他却拒绝耕作，懒惰和贪婪（贪色和贪财），与农民的美德（勤劳、节俭以及欲望的有限性）形成讽刺性的对比，他的“猪性格”反讽了他的农民身份。他是乡村欲望（永无止境的食欲、贪欲和情欲等各种欲望的复合体）的一个反讽性寓言。另一方面，他曾经拥有的卷帘身份，则暗示着他与闺房与女色的暧昧关系。帘子是通往性密室的脆弱的门。这半明半昧的帘子被守帘人自己急切的揭开了，并且不幸的看到了帘后的事物——女人。猪就这样破坏了农民的操守，成为土地伦理的叛徒。

猪八戒就是农民和流氓关系的寓言。他是一个天庭的武官，在性侵犯女人的意义上成为流氓，或者说是流氓和农夫身份的混合物，国家主义（玉皇大帝）籍此嘲笑了他，并判决他拥有一个猪的形貌。这责罚是奇妙的，他不仅意味着他应当是丑陋的，而且应当接受行走（取经）的苦难。这行走就是流氓的特征。猪八戒首先在性行为方面出现了流氓的征兆，而后又在前往西天的行走中获得了流氓的更多特征（这就是他是一个动词而非名字的原因）。他注定要在历经磨难的行走中成为一个纯粹的流氓，被各种身体的欲望所纠缠和支配。这正是他可爱的方面。他没有象唐僧那样自我压抑，也没有象猴子那样沉浸在病态的嫉恨中，而是坦然的言说着他的全部的欲望，并且为这些细琐的欲望而奋斗。

《西游记》对我们而言是如此重要，因为它几乎成了两种话语的象征。猪是欲望解放的代表，他不仅标定了由农夫向近代市民变形的过程，而且成为小说情色叙事的化身；与此同时，猴子则开启了近代暴力叙事的先河。这两个半人半仙的生灵的象两座雕像，分别代表着色语和酷语，喜剧性的屹立在了我们展开话语探险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