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爱无痕（节选）

随着扬捷等合资公司陆续成立投产，每天，高仁林真正是眼睛一睁，忙到熄灯。他以厂为家，却让80多岁白发苍苍的老母黄秀林，养成了天天拿一张小杌凳坐在巷口等儿子的习惯。

现已年过80的黄秀林老人爱子情深。高仁林去世前，风烛残年的她每日坐在巷口盼儿归，但是，儿子去世后，这位曾是幼儿教师的老人，至今没有上楼到儿子的灵前看一眼。

也许她在有意回避那白发慈母送黑发儿子的悲情？

这也许是唯一的解释。

黄秀林老人已至耄耋之年，绝无老悖迹象。有一次，我们在高家采访，遍寻老人不见，儿媳孙祖媓说：她去接上学的重孙了。过了一会，重孙跑了回来了，仅过了几分钟，黄秀英老人也喘着气“追踪而至”，上气不接下气：“伢子太欢（扬州方言，活泼、动作快），追不上他。”孙祖媓批评孙子：“不懂事，你就能让老祖（扬州俗称曾祖父、母）这么跑了嘛？把老祖跑到哪块（意为跑出什么问题来）怎么办？”

这样一位老人，绝不会老到对儿子的死会麻木的程度。她绝对清醒，儿子去世，她不送儿子最后一程，那是她消解巨痛的方法。

儿子生前，黄秀林老人风雨无阻，每日盼儿归。黄秀林只要知道儿子下落，有时还会追过去。

慈母深情近乎痴。

有一次，高仁林在街道办开会。下班前与两位副厂长打了个招呼走了。两位副厂长下班回家，与她们比邻而居的黄秀林缠住她们要儿子，两位副厂长告诉她：“高厂长在街道开会呢。”哪知道过了一会儿，黄秀林居然摸到街道办，坐在传达室里等，她执意不让传达员叫儿子，怕影响他的正事。

黄秀林老人耐心等，过了好长时间，会议室有人到传达室打开水，问老人找谁，传达员告知：“老太是高书记妈妈，她等高书记一起回家……”

高仁林是扬州灯泡厂厂长，同时兼任广陵区政协副主席，灯泡厂所在城南街道工委副书记。在厂里，职工称他高厂长，在街道，人们称他高书记。

打开水者回到会议室，与主持会议同志耳语，会议主持者即宣布散会。

高仁林莫明其妙，主持人说：

“高书记，你妈妈在传达室等你。”

白发老母，守候年过半百、整天为企业为事业而忙碌的儿子，万千感慨系之。面对盼儿归的白发老母，谁又愿意做不争气的儿子？

好儿子，好母亲！

传达室，高仁林与黄秀林母子面对面。

“妈，天这么晚了，你怎么找到这儿来啦？”

“不放心，等你回去”。

“我们开会哩。”

“你们开你们的会，我等你，不碍事。”

“你在这里等，我们开会就开不成了。”

“我等我的，不碍你们的事。”

……

开会的每一个人为之动容……

我们何以形容黄秀英的慈母情怀！？

也许这是一种等待中才能有的幸福体验？

也许这是一种关切中才能有的慈母情怀？

也许，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种等待……

听说我们来写高仁林，老人竟没有说一句关于儿子的话，她只是连声说：“麻烦你们了。”

因为不忍在老人面前提起高仁林，第一次到高仁林家采访竟不得不匆匆结束。

老人坚持把我们送到巷口——她经常拿一张小杌凳坐在那里守候高仁林的地方。

握手，似有所托……难道她怕我们难解她那颗慈母心吗？

高仁林是黄秀林老人的第二个儿子，也是黄秀林最钟爱的儿子，母子一直生命相依。

黄秀林的另外两个儿子、高仁林的一个兄长、一个弟弟都在美国定居，只有高仁林在母亲身边。高仁林父亲去世早，家庭成份又不好，寡母把弟兄三人一手拉扯大，其中酸楚难以尽言。

而黄秀林老人之所以养成在巷口等高仁林的习惯，乃源于她对高仁林身体的极度不放心。

高仁林19岁那年，曾患严重的尿毒症，连续好几天排不出尿。在苏北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病情严重时，一口鲜血喷到病房的天花板上。医院的医生对黄秀林说：你还是把你儿子领回去吧，在医院希望也不大……黄秀林对于这个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不肯放弃最后一丝希望。遍请名医、到处求医问药……最终皇天不负慈母心，在高仁林病得已快不行的时候，母亲黄秀林终于打听到当时在扬州疗养的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与高仁林患的是同样的病症，据说罗部长使用一种从日本进口的药，很有效果……黄秀林找到市委老书记，请他设法证实消息的可靠性。后来当时的扬州市领导还对高仁林特批两百元医疗费，高仁林在老家河南农村的亲戚倾其所有为高仁林筹措药费，甚至卖去了祖屋……

终于，高仁林在一侧肾脏切除、另一只肾脏严重积水的情况下，凭救命药，更凭社会的关怀、母亲的挚爱、亲友的相助，脱离了死亡。

再生，使高仁林对社会有一种别样的理解，对母爱有较常人更深一层的体会。

高仁林的一生信念：做好人，当孝子。

他一生无求，只想让母亲得到安慰，得到幸福，努力把人做正，把事做好，让母亲始终觉得有一个好儿子。

高母黄秀林每天坐在巷口盼儿归的习惯是在扬捷公司成立那时形成的。

拿一张小杌凳坐在巷口守候儿子的黄秀林在守候时必有另人难以分享的幸福体验，更交杂种种担心、种种无奈。

她等的是为企业操劳，受那么多职工爱戴、人人交口赞誉的儿子，她等，等……

直到儿子出现在眼前，母子在巷口相互扶持回家。

“妈，你怎么又等我了？”

“要看着你回来。”

高仁林有时在家吃饭，饭后喜欢与孙子上网打80分。黄秀英每一次都会在身边唠叨上几句：

“才吃过饭就坐下来了？出去逛两圈。”

所以，高仁林每一次打牌都只从二打到三或四，然后便听从母亲的话，“出去逛两圈”。

“出去逛两圈”，这样的话已经没了说的对象，也许，黄秀林老人因此不上楼，因此不跨进儿子房间一步。。

高仁林深深理解白发亲娘为自己分忧所采取的那种特殊的方式。

慈母、孝子……

高强，高仁林弱智的小儿子，高仁林的心病所在。

2000年5月1日，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高仁林进京接受表彰，他是那一年度的全国劳动模范奖章获得者。

从北京带回的那枚奖章，那是最能让老母亲感到快慰的。

而儿子高强看到了分别数日的父亲，也非常高兴。

父亲带回的奖章，高强视作父亲带给他的玩具。

那是一个金色的奖章，锃亮锃亮的。高强左瞧右瞧，接着便将它置于地上抛滚。他玩得是那么投入、那么快乐、那么专注……

高仁林的心中充满了酸涩、苦楚，却又无以言表。

直到儿子玩够了，不再理会那枚记录着父亲全部心血、拼争的奖章，高仁林才默然地从地上将它捡起来，小心地擦拭干净。

无语，高仁林失神地望着高强……

一切似乎已经停止了，凝固了。

当天，高仁林将那枚奖章带到了办公室。

奖章留在厂里，高仁林这样解释：应该带回厂里，那是全厂的荣誉。我们在高仁林生前的办公室，见到他所获得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以及其他奖章、奖状与获奖证书，这些荣誉，记载了高仁林多少年来的艰辛历程，也是扬州灯泡厂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高强如今已近30岁，但智力水平只及几岁孩童。并且，患糖尿病，体胖，只能做最简单的活计。我们在扬州灯泡厂采访时，看见他正做自己的工号卡，他在把过去档案上的一张照片裁下来往工号卡上贴，他裁得极认真，用了很长时间。

“帮你裁，怎么样？”

高强嘟嘟噜噜，口齿含混，但听得出：

“自己……事……自己……做。”

“我，我的照、照片，好，好看，怕，怕你，你弄，弄，坏掉。”

“噢，好像……看过……你，你……来……来……了……？”

这一定是高仁林的夫人孙祖媓的成果，虽然高强说话听起来佶屈聱牙，但能把弱智的儿子教得大致能够表情达意，退休前从事特教工作的孙祖媓不可能少下功夫。

高强背后称他的母亲孙祖媓：“她……她……是，大、大……老虎”。敬畏之情溢于言表。

由此推断：在对待儿子高强方面，高仁林一家父慈母严。

问高强：

“想不想爸爸？”

高强发楞，既而面部肌肉颤动，呈哭的表情。

不知道高仁林的完美，也许正是由他生活中的这么一个无可奈何的残缺构成的？高仁林对残疾职工的关爱，是不是从关爱高强引伸开去的？

星期二厂休，只要没有十分紧急事务需要处理，高仁林这天早晨必带上小儿子去菜场买菜。

古城还有一个下茶馆的习俗，高仁林下午必陪小儿子出去“吃下午”（扬州俗话，即喝下午茶）。多少年来，高仁林一直这样。

牵着呆儿子买菜、吃下午，这样的“天伦之乐”确乎包含了许多难以言表的无奈。

一个好父亲应该是怎样的？这世上有多种好父亲；

一个残疾儿子的好父亲应该是怎样的？恐怕不会有太多的人为此深思。

作为一个残疾儿子的父亲，高仁林的表现太像个好父亲，不会有其他残疾儿子的父亲会比他更出色！

牵着弱智儿子的手买菜、吃午点，心中酸涩，却神情如常，把人生的无奈深藏心中，不对人言。

也许，最好的父亲才能做到。

高仁林不叹气，他知道叹气又能怎么样？

把厂办好，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毕竟小儿子高强也是厂里的一员啊。

再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自己的残疾儿子及厂里其他残疾人……让残疾人活得像人样，让鳏寡孤独皆有所养，都得把厂搞好。

高仁林不是神，他只是一个有残疾儿子的普通父亲。

可他却绝不是那种因为儿子残疾而只会整天长吁短叹、自艾自怨的父亲。

自己有残疾儿子，他对残疾人的不幸就体会得比常人更深一点。

探究高仁林善待残疾人和孤寡老人的心迹，我们想，他必然有一种很酸涩很无奈也很痛苦最后化为一腔不忍之心的怜悯之情在其中。

在扬州灯泡厂采访，我们经常设问：对高仁林最直观的印象是什么？

高仁林似乎什么都无可挑剔，但我们一闭上眼，浮现于我们脑际的却是高仁林对厂里残疾职工至仁至爱的形象。

扬州灯泡厂是个街道福利企业，高仁林当承包组长的次年即1984年，企业集中吸收了一批残疾人，那批残疾人的人数为70人。

高仁林善待残疾职工的故事太多，且可歌可泣。

扬州灯泡厂的残疾职工，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出一段关于厂长高仁林关爱他们的事迹，每一个事迹又都是那么感人至深。

今年40岁的顾素萍，一个身高不满一米三的残疾女工，两岁时因患罕见的“龟背炎（音）”，背部强烈突起，呈畸形，人也就长得异常矮小。

但她却是著名的扬州中学的毕业生。

中学毕业后，进入社会的顾素萍无法享受社会给健全人预备的一切，她没能找到工作。只好回在江苏海安的老家，在一家名叫海安线网公司的外贸企业编织毛衣。25岁时嫁与当地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陆加生为妻。因为户口一直未迁，成家后又来扬州。几经辗转，进了扬州灯泡厂，成了灯泡厂一名临时工。

顾素萍永远都忘不了她进厂的那一天。

“是高厂长接待我的，他不嫌弃我。”

“问我什么文化程度，我告诉厂长是高中，他点点头，说能读高中不容易，能读扬州中学这样有名的高中更不容易，肯定能在灯泡厂找到位置。高厂长对残疾人说话很注意方式，第一次就让我有了信心。”

“接着他们问我能干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自信，我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但我说只要学，就什么都学得会。高厂长就是能给我们残疾人自信。”

“高厂长收留我做临时工。当天他亲手发给我一身工作服，很郑重，像是在为我举行一种入厂仪式。后来我听说他只有对残疾人才这样做。我们残疾人，根本就没有指望过别人这样待我，高厂长那样，我当时真想哭……”

“厂长对我好，我感到不把工作做好对不起他。做包装活，我手脚并不慢。第一个月，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居然拿了近四百元工资，我在老家时，每月只能挣二三十元钱。那个月，我还领到了二十元奖金，那时，还没有听说扬州有哪家单位发过奖金。高厂长夸我干得不错，说我还能做得更好。”

“做了几个月工后，厂长安排我打光（一种氖灯验收活计），我做得还可以。1992年，我做了扬捷公司的包装班长，自己干一份活，还负责管理包括几位健全职工在内的包装班。”

“我知道，高厂长巴望我们残疾人活得像个人样……他自己的儿子也是残疾人……”

“我们残疾人其实最自觉，要求也比一般人低，有些要求实在没办法才会提出来。”

“我丈夫没文化，人老实，在附近乡镇建筑队做临时工，我们没有住房，跟在扬州的父母住，他们的房子又太小。我就老着脸对高厂长说了，没想到高厂长立即给我安排了一间住房。当时有人说，临时工还安排住房？高厂长对他说：‘谁有人家顾素萍困难？你们不要跟顾素萍比。’”

“第一次厂里给我安排住房，房费、电费高厂长关照都由厂里出。后来，我有了一些收入，厂里的房子要作它用，高厂长特地与厂隔壁的村子打了招呼，又为我安排了一次住房，房费每月60元，高厂长对我说：‘小顾，房费你也出点，但不要你全出。这样吧，你出20元，其余的厂里出’。”

“应该说，我有房住，已经很知足。我们残疾人还有多高要求呢？但过了一段时间，村里要拆那处房子，我就在家里愁。哪知道我那个当时才上小学的儿子居然跑到厂里找到高厂长，对他说：‘高伯伯，我妈烦房子哩。’高厂长后来当面夸我儿子：‘这么点大的伢子（扬州方言：小孩）就晓得烦神了，好。’”

“后来，高厂长找我，对我说：‘小顾，又烦房子了？伢子现在不丑嘛，也会帮你烦神了。伢子才开始来的时候才上一年级。你是应该有套自己的房子才好，没房子日子是不好过。’”

“高厂长提到我儿子的事我很感动。我才来的时候，儿子上学没学校收，都推不在学区，后来还是高厂长知道后亲自帮我跑，伢子才有学上。当时，高厂长让我儿子写了几个字给他看，说：‘伢子不是很聪明吗，我带他报名。’当时他就带我儿子到学校。学校要厂长交赞助费，高厂长让厂里解决了……我说：‘不能让厂长再替我烦房子’。高厂长说：‘灯泡厂职工没房住，厂长有责任’。我说：‘厂长，我想买房。’”

“当时我才说完，就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买房？也不怕被高厂长笑我想房子想疯了？”

“高厂长认真哩，对我说：‘买房想法不错，你准备怎么买，有什么具体想法？’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没有缓过神来，呆呆地看着厂长。”

“‘这样吧，小顾，你先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买房肯定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

“第二天才上班，高厂长就找我，说他替我看好了一处安居房，让我跟他一起去看。我跟他去了。”

“我跟厂长坐车到扬州安居工程翠岗小区。在翠岗小区售房处，高厂长问有几种户型，他让售楼小姐带我们看70多平方的房子。我当时不晓得70多平方住房究竟多大，懵懵懂懂就跟着高厂长爬上楼。售楼小姐打开门，我一看，觉得不行，那么大的房子，是我们残疾人住的吗？高厂长对我说：‘小顾，不要怕唦，买房子不是小事，既买就不要怕。我看这套房子户型不丑，蛮适合你们家的，两个房间，小孩的有了，大人的也有。你看呢？’”

“见我不说话，高厂长大概也看出我心里没底，就说他自己的想法：‘小顾，买房不可能不贷款，灯泡厂收入不错，贷点款，厂里再帮你想想办法……你买房子，虽说是你个人的事，你是厂里职工，像你这种情况，厂里应该帮你。你回去和家里人商量商量……”

“高厂长让人特别相信。我没跟丈夫商量，他老实巴交，没有主见。我找我哥哥，我哥哥只对我说一句话：‘你前世修了个好厂长……’”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第二天就找高厂长，说我肯定买房，我告诉他我一共只攒了几千块钱，不够买房……高厂长见我答应买房，好像比他自己买房还要高兴……高厂长说：‘贷点款不要紧，我这几天就跟你一起跑房子，你看好不好？’”

 “第二天，厂长带我到房改办办住房贷款，房改办周主任是他的老领导，高厂长向周主任说明我的情况，说灯泡厂为我担保，人家就同意我贷款了。我事前一点都不知道，高厂长为了给帮我贷款，前一天已经为我转了正，把我从一名临时工转成了灯泡厂的正式职工。”

“那天，高厂长还随身带了单位的公章，就等主任一句话他就担保盖章。买房我贷款五万块钱，定还款计划，我想每个月多还点，5年之内还清。高厂长对我说：‘顾素萍，我看你还是慢慢还，周主任同意，厂里也为你担保哩。你有一个伢子要上学，不能剋扣伢子，每个月还那么多钱怎么生活？再说，古话说的好，晴天还要防阴天哩。我看你十年还清好’。我当时说：‘高厂长，10年当然好，我怕……你们为难’。高厂长立即抢过话头：‘不难不难，周主任是我的老领导，他答应帮忙肯定帮到底，周主任是不是……’高厂长拿话堵人家的嘴，其实，我不是不知道，像我这样的残疾人，能有多大还款能力？人家把款贷给我，不可能不为难。”

“房改办的周主任叫来一个科长，让他具体审核办理。科长看了看我的申请，直摇头：‘按说像你这种情况我们不可能跟你签这个协议，但周主任同意，你们高厂长又出面，就作特例办吧。’高厂长生怕事情变卦，说现在就办……接着几天，我们建行、房改办、房地产公司几处跑。高厂长每一次都带我坐厂里的汽车去……还是我哥哥说得对，我命好，前世修了一个好厂长……”

“房子拿到手，我想不管怎样都应该报答一下高厂长，他让我有房住，不再寄人篱下，东搬西迁。人心都是肉长的，意思表达不到，心里也不安啊……但我又不敢。厂里人个个都晓得高厂长的脾气，他不收人家东西，你送给他，就等于烦他再给你送回来，那罪过就更大了……我全家人只好把感激放在心里，我们报答不了高厂长，今生今世报答不了……现在高厂长去世了，想想我就难过……”

瘦小残疾的顾素萍抑制不住，放声大哭。有多少哭泣，能表达残疾职工与高厂长之间的感情？！

残疾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健全人想像不到的难处，他们的情感也因此会比健全人粗砺，是什么使他们对一个人的死悲恸如斯？

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不相信泪水的幸福时代，我们情感的闸门因紧闭而越来越锈迹斑斑，我们的泪腺越来越因为缺少用途而不发达，我们面部表达悲情的肌肉因久不使用而变得僵硬，我们的心情因越来越缺少波动而更死水微澜。

我们实在需要一次痛痛快快的心的颤动、一场彻彻底底的号啕大哭，以锻炼我们的泪腺、激活我们的情感。

高仁林……

高仁林去世之前对退休职工养老进行社会统筹，职工养老问题无须他费心解决，但高仁林任厂长18年，有好几位职工是由高仁林为他们送终。

退休留用的会计庄爱菊，1993年春节前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随即住进了武警江苏总队120医院，诊断为急性胰腺坏死，要急送上海治疗，原因：庄爱菊的血型太特殊了，她是那种罕见的血型，40万人中才有一例。这种血型的病人，体内的抗药性特别强，一种药物用一次，下次基本无效。医生断言，即使送上海也是凶多吉少。

将庄爱菊送上海的那天，是大年三十，庄爱菊的儿子来到厂里，厂会计室已经关帐，一分钱现金都没有，银行也已经打烊，这时想取现金，还真难……高仁林立即召集所有在厂干部，只一句话：“大家凑凑，救命要紧。”

高仁林打电话让家里把所有现金都送来，连老母亲封给孙子、重孙的压岁钱都送到厂里，红纸封上还写有高家子孙的名字。

其他干部也纷纷解囊。

很快，凑了4万元，连夜把庄爱菊送到上海。

庄爱菊病情十分凶险，在上海治疗期间没有丝毫好转迹象，但节后上班的高仁林不断让厂工会赴上海给庄爱菊送钱，每次都是二三万元，而每一次厂工会都带回坏消息。

有人对高仁林说：“看来庄爱菊不会有多大希望，把钱往水里扔又是何苦……”

庄爱菊的家人也已不抱希望。

高仁林坚持：“我们总不能望船沉啊……”

“船非沉不可，只能让它沉了……”

高仁林：“话不能这样说，在一起共事一辈子，不忍心让庄爱菊停医断药啊，该尽的人事要尽……”

前后，厂里花了16万5千元，没能救活庄爱菊。

但现在厂里仍珍藏着一盘扬州电视台拍摄的一盘灯泡厂救治庄爱菊的录像带，那是电视台记者听说灯泡厂为救一名退休职工多次赴上海的事迹，硬跟着去拍摄下来的，录像带中的庄爱菊已经不行了，她拉住工会主席的手没有悲痛，只是难舍，弥留之际，口中不断念叨厂长……

16万5千元，几乎可以给厂里上一条生产线。

思维习惯于钱、氖灯泡换算的高仁林这回不算了，那实在是因为他视职工的生命、视与职工群众的感情为无价啊！

朱正玉也是高仁林为其送终的另一位职工。

朱正玉患尿毒症，这个病高仁林本人在19岁的时候也患过，高仁林因此被切去一侧肾脏，但最终挺了过来。

时至90年代初，朱正玉患此病时，那仍是一种须花费高昂的医疗费才能维持生命的疾病：几十年间，医学虽然大大发展，但对付这种病也依然只有两种途径，一是透析，就是定期把全身的血液通过仪器过滤一遍，把潴留血液之中的毒素析出；二是换肾，这受器官来源的限制，而且还要配型……总而言之，这是一种足以把一个家庭、一家企业拖垮压趴的大病。

只要能救人性命，高仁林干什么都舍得。

他的想法朴素得不能再朴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还是对待庄爱菊时说的那样：不能望船沉。

大爱无痕，那是因为高仁林对生命的敬意出乎本能、出乎他仁厚至极的天性。

不惜一切代价，只要能保往朱正玉的命！

高仁林决定，朱正玉的医疗费用厂里全额报销。

不算其它费用，光一次析透就要花费数百元，一周要进行两至三次。

那是一个无底洞，高仁林和灯泡厂徒劳无益、却又义无反顾在无底洞中寻觅一种生命的渺茫……其间，高仁林不知多少次跑医院、公安、法院和其他部门，为朱正玉寻求换肾途径，他多方努力，但没成功，毕竟，人体器官来源太受限制，而且配型要求太过苛刻。

花费15万元医疗费用后，朱正玉终于还是离开人世。

但高仁林对职工群众那腔赤诚的价值，又是多少个15万元才能衡量！？

……

1997年，高仁林忙于工作，缺席了全国助残表彰会。北京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省民政厅厅长即来到扬州灯泡厂。厅长不仅给高仁林带来了全国助残先进个人的奖章，而且还转致江泽民总书记的问候。当时江泽民总书记看到表彰名单上有家乡扬州的代表，一问知道因事未来，江总书记让省民政厅长转致问候。

第二天，省民政厅的王厅长即专程来扬州，为高仁林带来奖章和江泽民总书记的问候。

特殊的礼物，特殊的礼遇。

王厅长看望高仁林，陪同的市领导及市民政局和残联的负责同志在场，提出由他们随便找几名残疾职工座谈。

高仁林对王厅长称厂里毫无准备，王厅长则说没有准备才最真实。

陆续地，灯泡厂的残疾职工有的拄着拐杖，有的相互搀扶，还有一些智力低下的，进了厂里那间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会议室。

残疾职工看到王厅长和市领导，礼貌地打招呼，无一例外。

社会上的残疾人一般都自觉低人一等，可灯泡厂残疾职工精神面貌不差，无丝毫自卑迹象——王厅长注意细节。

王厅长请残疾职工坐下，不要任何人主持，他开口问坐在身边的一位残疾女青年：

“成家了吗？”

“成家了，孩子都五、六岁了。”

“爱人在哪儿工作，情况怎么样？”

“爱人在茶叶公司工作，他是健全人，不缺胳膊少腿。”

爱人是健全人！

王厅长感兴趣，既而打趣：

“有本事啊，怎么被他看上？”

那位单拐放在椅旁的残疾女青年脱口而出：

“因为我是灯泡厂的职工！”

王厅长带头鼓掌，使劲地鼓掌。

市领导、民政局领导、灯泡厂残疾职工随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残疾职工的掌声尤其激烈，那是他们积郁已久的情感的一次不可遏止的释放。

那一阵掌声激越长久、扣人心弦。

王厅长感动，灯泡厂残疾职工的幸福令他感动，灯泡厂助残的成果令他感动。

王厅长动情地说：

“本来，找大家来座谈是想听听残疾职工还有哪些方面问题要我们帮助解决。看来，我们不需要再座谈了。我只想说一句：生活在扬州灯泡厂的残疾人是幸福的！我们应该感谢灯泡厂给每一位残疾职工带来幸福！”

激烈的掌声中，王厅长握紧高仁林手，感慨：“灯泡厂残疾职工的精神面貌是最好的！”

够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评价呢？

那位因为一句“因为我是灯泡厂的职工”而赢得省民政厅王厅长热烈掌声的残疾女青年，名叫蒋惠。

当年她因理想与现实反差巨大差点轻生。除因小儿麻痹症留下残疾外，她算得上漂亮。

漂亮的女孩追求完美，最不能容忍身体某部分的缺陷，她恨自己残疾的那条腿。

而且因为残疾，蒋惠那位堪称女强人的母亲对她横竖看不顺眼。儿时，蒋惠最强烈的心理反应是自从患小儿麻痹症后，母亲再不肯带她出门，而此前，那位漂亮的小女孩是母亲的骄傲，母亲带着她四处炫耀。高中毕业后，残疾少女想找点事干，但四处碰壁，她因此不愿意找同学，可躲在家里却躲不开母亲每时每刻都流露出的鄙夷……把自己死死关牢在房间里，孤独苦闷，面对墙壁，与囚笼无异，久而久之，蒋惠想到死！

蒋惠分析自己：“我这个人心性孤高，心高的人痛苦，心高的残疾人更痛苦。我时常感到生不如死。当时，唯一舍不下的是我父亲，从小到大，一直关心呵护我。”

蒋惠的父亲为女儿工作的事伤透脑筋，他是一家国营大厂的车间主任。女儿闷在家中迟早要闷出问题来，人是社会的动物，不工作不融入社会，肯定不行……

多方求告，没人愿意接受残疾人，尽管蒋惠绝不难看。

一位朋友提醒：是不是到灯泡厂试试？

当时灯泡厂经济效益那么好，对于不少健全人来说，在灯泡厂上班都是遥不可及的梦。灯泡厂肯收非亲非故的残疾人？

既然灯泡厂是福利企业，当然不妨一试。蒋惠的父亲找到高仁林，关于女儿的情况才介绍一部分，高仁林扶扶他那黑框眼镜，说：你把你家姑娘带来。

第二天，蒋惠由父亲用自行车推到灯泡厂，高仁林只是简单地让蒋惠写几个字，半开玩笑：“不错不错，我们厂高中生就算秀才。女秀才，什么时候上班？就干统计怎么样？”

能有班上，蒋惠的一个梦想；能在灯泡厂有份体面的工作，蒋惠更像在做梦。

父亲走了，蒋惠没走。

统计员工作在企业很体面，那是高仁林专为残疾职工留的岗位。

蒋惠与灯泡厂每一位残疾职工一样，享受特别的温暖：残疾人上下班不方便，厂里派车接送他们上下班，厂里第一辆车就是买来接送残疾职工的。

若干年了，残疾人在灯泡厂始终享受着这一健全职工享受的“特权”——上下班厂车接送。其实，有些残疾职工家住得离厂不远。

高仁林只是要用一种固定的形式显示扬州灯泡厂的残疾职工应该也必须得到优待。

残疾职工，特别是一些智力残疾的职工，他们并不能做多少活计，但不管做多少，只要尽力，都会得到高仁林的最大肯定。

灯泡厂的职工确是生活在天堂。

蒋惠搞统计总是出错，她哭哭啼啼找到高厂长要求调工种。

高仁林问：“小蒋，干统计应该很适合你呀？”

“我老出错，人家对我有意见……”

“那么，我教你，怎么样？”

可蒋惠对数字不感兴趣，高仁林怎么教她都学不进。

高仁林：“那你自己说，你适合干什么工作？”

蒋惠提出下车间。

高仁林：“我估计按你的情况，车间工作可能更不适合你，你有残疾，体力跟不上。”

蒋惠哭泣……

高仁林：“不要动不动就哭，坚强点。对数字不感兴趣，搞文字总可以吧？”

很快，蒋惠被安排做打字员，她笑了，笑得一脸灿烂。很快，她学会了打字，用铅字打。蒋惠打出的第一篇文稿是一首题为《人生的价值》的诗：

曾经有人这么说：

有的人虽然有着常人的眼睛，

对世界，却毫无见识。

比起这样的人，

跛脚有什么关系？

是啊，病魔已经摧残了我们的肢体，

但这无碍于我们对人生真谛的探求。

朋友，不要因理想与现实的差异，

把青春的岁月蹉跎。

请记住：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一双健全的腿不能代替整个生活，

没有它，我们照样生活得幸福快乐。

……

恰逢扬州市总工会组织“理想之歌”职工演讲比赛，高仁林派蒋惠与另一名残疾女工参加。

“我们是残疾人，站都站不稳，上台丢人现眼……”

高仁林：“那首诗写得不差，内心世界很精彩很丰富，我写不出来。”

“高厂长……”

“与正常人比起来，跛脚有什么关系？这是你写的，上台又有什么关系，别人上得，你们就上不得？”

“上台演讲……不是一回事……”

高仁林：“就朗诵这首诗，胆大一点，参赛！”

蒋惠说：高厂长目光中充满了期待，我突然间就有了勇气。

高仁林为蒋惠们请来市群众馆艺术老师指导，让厂工会为她们专门买参赛服装，排练、试讲厂车接送。

所在参赛者，灯泡厂两位残疾女工最风光。

比赛现场，台下观众惊奇地看着台上两位来自灯泡厂的残疾女青年：两个人七条腿！

但那首配乐诗朗诵却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每一位评委的心！

掌声热烈，为两位残疾女青年——蒋惠她们得了第一名！

两人七条腿，走上了领奖台！

厂门口，迎接蒋惠她们的也是一张高仁林亲笔写的大红喜报。高仁林说：就是！要有点自信才行哩。

人生价值的实现，总是从自信始。

千方百计让厂里残疾职工自信、自尊，那是高仁林对残疾职工更深层次的关怀，是对残疾职工心的终极关怀！

2000年，蒋惠越来越感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诊断为脊椎弯曲，向拄拐杖的一侧弯曲。

那是蒋惠怀孕、带小孩操劳的结果。

医生建议安装钢丝背心，而身着钢丝背心，基本上就无法工作。

蒋惠向高厂长反映，她不怕因此失去工作岗位，而是怕给厂里增加麻烦。

高仁林一边听蒋惠诉述，一边拿起电话与南京一家医疗器械厂联系，告诉蒋惠立即去南京。

“小蒋，你到财务科领点钱，再打电话告诉家里一声。马上就走。我让驾驶员备车。”

蒋惠鼻子发酸，不是因为厂长同意为自己装钢丝背心，而是因为高厂长太尽心、处理得太快。

临上车，高仁林问蒋惠：“你看要谁陪你去？”

蒋惠不肯：“厂长，你已经为我联系好了，又有车去，不要让人陪了，影响生产。”

高仁林：“去南京可能还要作检查，厂家说检查后才能按尺寸订做钢丝背心，不可能那么快。你腿不方便，得去个人照料。”

含着热泪，蒋惠和厂里派的一名女工上了车。

司机才要发动车，高仁林又想起什么，让司机停下。他从身上掏出五百元钱给蒋惠，“这个钱要带上哩。”

蒋惠推辞：“已经在财务科领了。”

高仁林：“这是我给你的，拿着，在外面钱不够不行。”

蒋惠收下钱，满面泪水。

高仁林挥挥手，目送汽车离去。

大爱无痕。

爱人者，人恒敬之。

企业把职工放在心中，职工心中才有企业——极其简单而又浅显的治厂之道，但这一治厂之道所激发起来的力量又是那么强大，那么无坚不摧、无难不克。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职工的心被他感染，职工的情被他调动，职工的力量被他凝聚，这是何其强劲的激越乐章呵！

残疾人的内心世界一般都紧紧封闭，可在扬州灯泡厂采访，我们却不无法不感动、感慨于每一位残疾职工人格的健全和精神的自信。也许，高仁林真的有那种振顽起颓的神奇力量，让所有残疾人都——“抬起头来走路”。

残疾人从“低头”到“抬头”，需要的岂止是一般意义上的关怀？

从“低着头”到“抬起头”的过程之中，高仁林倾注了多少心血，恐怕谁也说不清。

那么，是什么让高仁林如此心对心关心残疾职工？是什么让高仁林为残疾职工“抬头”而不是“低头”费尽心机？

是为了在想像中让自己那残疾的儿子像余骏那样健步如飞？

是为了在想像中让自己的儿子也能像蒋惠那样让优美的诗句在口中吟唱？

抑或，他把每一位残疾职工都视同高强——他最疼爱却无奈的儿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自己的残疾孩子，别人的残疾孩子……

心相印，手相牵。

有什么样的爱比这更执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