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文波

　　孙文波，1956年出生，四川成都人。1985年开始诗歌写作。1986年起发表作品。1990年以后亦开始诗歌批评的写作。作品被收入《后朦胧诗全集》、《先锋诗歌》等多种选本，被翻译成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瑞典语等多种语言。1996年获首届“刘丽安诗歌奖”。1998年6月参加第29届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2002年9月参加德国柏林文学宫“中国文学节”。迄今已著有诗集《地图上的旅行》（改革出版社，1997）、《给小蓓的俪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孙文波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六十年代的自行车》、《空中乱飞》、文论集《写作、写作》（未出版）。

　　米沃什前几年曾经说过他感到自己在诗歌写作中走了一条错误的路，如果生活可以重新来过，他不会再像已写下的那样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以我的看法，他在自己一生的写作中所获得的成就是很了不起的，足以使他成为一个至少在波兰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篇幅的诗人。就是我这个对他而言的外国人也十分看重他的诗歌。并且在我这里，他还是我所喜欢的为数不多的二十世纪诗人之一。

　　我喜欢米沃什的理由之一是：尖锐、沉重。很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他的诗，像《二十世纪中叶画像》、《梦痕集》、《欧洲之子》时，就被他的利矛似的尖锐震慑了。在这些诗中，米沃什对人类生活中出现的暴行的揭露和批判，几乎是不遗余力的。因此，在他的诗中，我感到了人性的、道德的力量。在我看来，人性的、道德的力量对于诗歌是重要的，它能够使我们看到对生活的基本秩序的重要性的强调。现在，我们这里的很多人认为诗歌主要是由技术的变革而构成其新价值的，但从米沃什身上，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人性和道德，我们可以将其看作诗歌的根本。

　　这并不是说米沃什的诗仅仅只是在探究人性和道德，只是一个说教的诗人。作为一个当代写作者，他仍然可以被认为是革新者，体现了诗歌的“新”。首先从形式上说，他是有创造性的，给人原创的感觉，其次在技术上，他也让人看到对现代诗歌潮流的呼应。像《梦痕集》中意象的选择和使用，像《拆散的笔记簿》中形式的开放与自由，都让人感到了他的确是一个当代诗人。同时，米沃什的当代性还表现在他对语言的使用上，这一点只要读读他的《吹弹集》就可以了解得十分清楚：在这首诗中所出现的词汇，像什么“家伙”、“烟缸”“老鼠”，这些让人看到了米沃什在语言使用上选择范围的广泛。

　　我最喜欢的是米沃什的一首短诗：《一个故事》。这首诗一开始让人感到十分平淡，是在讲一只狗熊不断到村子里袭击家畜的故事，但随着叙述的深入，却变成了一个对某些事物生成原因的探究的寓言。我从来记不住诗句，但《一个故事》的最后几句却记得很清楚：“……一种不可言喻的痛楚／经常逼得我们胡作非为／使我们产生盲目的勇气。我们没有什么可丢失／我们走出了树林，未必指望／天上掉下来一个牙医把我们治好”。这首诗让我看到了悲悯的力量，以及对事物变化缘由的深刻理解：什么事情的发生都是有着其内在根源的。

　　这样，如果说米沃什是一个深刻的诗人，应该不是乱说的。在二十世纪的诗歌中，如果要给予米沃什一个准确的位置，我认为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批判者和揭露者。他用他的诗歌表明了人类生活中出现的暴行的丑恶。我记得他的一句话：诗歌必须有所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