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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3楼]  作者:菜九段  发表时间: 2010/06/27 21:40

找李老看笨的又岂止是头头脑脑,社会名流有了疾患,也要找李老看病。中医药的基础课老师上临床看病也是中医药教学界的一大特色。在中医药教学的起步阶段,所有的专业课老师都是临床上的佼佼者,他们上临床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则是因为临床本身就是中医的强项及教学内容的重要来源,因此不搞临床的中医药基础教学反而是不可设想的。西医则不然,基础与临床分得非常清楚,你根本不可能看到有西医的解剖老师或生理老师到临床上给人看病。李老本身就以临床见长,看病是其拿手好戏,1965年年底,戏剧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因严重失眠,也是找到李老才解决问题的。
  
  当时的严凤英誉满全球,正处于艺术表演与创作的高峰,她这严重失眠可是惊动了党中央的。当时的各路中西医名流都尝试用各种办法解决严凤英的失眠,但都没有什么效果,真正是中西医束手。周总理为此特意通过外贸渠道从联邦德国进口了世界上最有效的安眠药,严凤英起初服用还有微效,时间一长就又不管用了。走投无路之际,严凤英只得回到省城合肥,找到比自己年纪还小的李老为其看病。此时的严凤英头昏烦躁,腰膝酸软,口渴咽干,大便秘结,眼眶四周青黑凹陷,脉弦数,两寸尤显,舌绛少苔。治病必求其因,李老经过问诊得知,严凤英因创作新戏目,竭尽心计,用脑过度,严重失眠一年有余。虽然经过中西医诊治,甚至服用进口高效安眠药时有微效,但现竟日夜目不交睫。李老以为失眠属中医所说的不寐之证,病因多端,临床最常见者为心脾不足,心肾不交,心胆气虚,胃失和降四型。如果细分,还有阴虚火旺、肝郁血虚、气滞血瘀、痰热内扰等等证型。严凤英的症状显然与心胆气虚及胃失和降之证无涉,所以以前的中医治疗就循着心肾不交、心脾不足的路子予以证治,但均不获效。看来以前的治疗应该也是基于严凤英失眠的起因是用脑过度,考虑其耗损心血,伤及心脾肾,但屡治不爽,就应该考虑其他原因了。当时活血化瘀法正大行其道,血瘀阻碍气机,亦可导致不寐,而严凤英眼眶四周又呈青黑凹陷,如果这样,又有王清任血府逐瘀汤施治之成法。只是李老经过反复参详,觉得严凤英除眼眶青黑凹陷外,并未见其它瘀血征象,应该排除瘀血为不寐之病因。再经仔细询问,李老得知严凤英尚有胁肋酸胀、头晕眼花症状,兼之眼眶青黑凹陷,脉弦等,显然与肝相关。而这种相关又非血虚,更像是阴虚,似是伤及肝本。严凤英创作的用脑之性质,即中医所说的谋虑。《内经》曰:“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谋虑过度,必损肝本,肝体阴而用阳,本伤则体现为阴伤,不寐之原由当不出乎此。这种情况古代的大临床家有论述,如明人张景岳有言:“寐本于阴,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其中所以不安者,一由邪气之扰,一由营气之不足。”其实张景岳此前还有说曰:“无邪而不寐者,必营血之不足,营主血,血虚则无以养心,心虚则神不守舍。”血关乎脾、关乎心,也关乎肝,前两者注意的人多,至于后一种,则注意者寥寥。而严凤英的失眠,正是业者关注较少的从肝而生。一旦将这种理论引入到严凤英的情况中,这个病的关系就理顺了。李老据此判断,此不寐为因肝而起,病机在于肝阴不足,酿生虚火,火性炎上,上扰心神,心神不安,故成不寐顽证。这种比较少见的不寐,可以诊断为肾虚肝旺型。因此,治疗上要从肝从阴从神上考虑。李老拟了一个镇肝纳肾,阴阳并调,兼顾养神的方子,用生牡蛎30克 细生地30克 白芍药15克 黑玄参20克 杭麦冬15克 莲子心12克 酸枣仁15克 生竹茹15克 合欢花、皮(各)15克 夜交藤20克 灯心草3克。日服一剂,服用一周。这组方药旨在滋阴养肝,以除虚火产生之源,同时清火宁心,安心神,以抑虚火妄动之标。方中细生地、白芍药、玄参、麦冬等滋阴养肝,清虚火;夜交藤、酸枣仁、合欢花皮,益肝宁心,解郁安神;莲子心、竹茹、灯芯草既能清心除烦,又可引热下行。李老还特别关照服用方法:水煎分两次,午后、睡前各服1次。
  严凤英服用了李老开的方子,从昼夜不眠,到能每天能入睡少间,一周后复诊时称,已能每天睡上4小时,便秘问题解决,头昏减轻,眼眶青黑色渐淡。但心烦依旧,睡时梦多,舌脉无变化。一年多的顽症,李老一击奏功,看来判断正确,嘱严凤英仍用原方,只是增加安神的炙远志12克、茯神15克,以便加强宁心安神之效,继服7剂。
  再一周,严凤英来看病,说情况更好了,服用5剂后便能很快入寐,睡时酣香,极少梦扰,眼眶青黑色淡,精神转佳,脉弦,更可喜者,舌已生出薄白苔。这表明李老的治疗完全对路,于是上方去竹茹、夜交藤,加柏子仁10克、蒸百合12克,滋养心阴,清热除烦,再进10剂。疗效巩固,随访半年,未见复发。这种让严凤英痛苦一年多且中西医束手的顽疾,在李老这里只用了30付药就彻底根治。其中除了用药对路之外,还有一个窍门就是服药时间,不是早晚服用,而是安排在午后及晚睡前各服一次,此因由于人体阴阳昼夜消长变化规律,凡属病本在阴者,每于午后、夜晚加重,故嘱其择时服药,以便药效及时发挥。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验之于严凤英的失眠沉疴,似乎李老抽这个丝也抽得太快了,大概就是用机器抽,也不过就这种速度吧。然而群医束手之症,何以到了李老这里就见效快捷如此呢?这可能跟李老一贯以来的勤奋而多思是分不开的。李老出道时就高出常人甚多,这表明其本身有看病的天分,而这种天分的发挥,又借助于熟读前人医著与医案。这大概就是其总能取得良好疗效的原因所在。李老走出歙县,到了省城,其语言不通的问题比较突出,要在当地站住脚是有难度的。尤其是中医学院建立之初,各路精英荟萃,来自大码头的比比皆是,如果不下苦功不设巧法,则很容易就被湮没了。所以李老要将张一帖的辨证精准特点更加大大提升,才有可能在诊病时一击奏功,建立自己的威信。那么,除了自己不断思索总结提高之外,尽可能借鉴前人的高明诊疗技能,就成了必由之路。比如关于本病服药方法的独特之处,李老或者得之于清代徽州著名医家程杏轩,程杏轩在其所著《杏轩医案》中记载了大量分时用药的验案。李老早期的学习,接触得最多的就是这种实战性强的医案,可谓烂熟于胸,所以在使用时也挥洒自如。李老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自己还有新的体会,就严凤英一案,他的处置出发点还根据“肝藏血”、“人卧血归于肝”之论,让患者睡前服药,或药后即卧,宜静忌动。药物有效成分进入血中,流入于肝,肝血流量愈大,药物在肝内有效浓度相应增高,疗效也就愈彰。日后李老下大气力搞《杏轩医案并按》,也算是借此形式,向先贤呈交一份学习功课。
  启功先生对李老的医术作过这样的题字,道是“神存于心手之间”。给李老题字的著名书法家可谓多矣,而题字内容最好的,则非启功先生莫属。看来启功先生不仅懂得李老的医术,也懂得李老的为人。因为这个题字内容,不仅仅是李老治病取效的真实写照,其实也道破了其治验如神的一个关键。这里的神,指的是治验特效的一种神明。这种神明又表现为日常积累的自如运用,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像大医临证,其素有之知识储备基本上都处于一种跃如状态,一触即发。这种临战状态与病态卒然相逢,便会高速运转,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因此其效如桴鼓,岂偶然哉?李老临床之治验,常常神乎其技,就表明他经常使自己处于大医临证的跃如状态。如果要寻找与此可以类比的寻常说法,大概可类比于艺术创作之灵感——所有积淀之全部能量,在一个点上突然爆发出来,必然会有杰作产生。医艺相通,李老临床多佳构,其道理亦在于此。厚积薄发的根基是厚积,没有厚积,亦无从薄发。今世之业医者,通过严凤英一案,通过启功先生的题字,从李老身上能悟到点什么呢?
  
   菜九之所以要从李老无数的医疗治验中选中严凤英一案来表现李老医术之高明,一是因为严凤英之病可能不仅看遍了全中国,而且可能还看遍了全世界,这样更能显现出李老医术之神奇;二是因为菜九与严凤英或者也能沾上一点边:严凤英的儿子王小英与菜九的哥哥交情甚好,其儿媳海伦与菜九的嫂子是闺中密友。王小英菜九没见过,但见过海伦。算起来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海伦的那个美丽,直令人不敢正视。此是题外话,找时间把这段逸事转告王小英。
  
  此后不久,就进入了文革的混乱时期,严凤英受到极大的冲击,最后服安眠药自杀身死,其情状之惨,菜九亦不忍复述。而李老的一些知道严凤英治疗经过的同事曾拿这事说李老,就是因为你治好了她的失眠,她的安眠药积攒下来了,所以你要对严凤英的死负责。此等话当然不能放在台面上说,但也表明世事难料。
  
  进入到文革的混乱年代,全国上下都疯狂了,菜九当时年纪还小,但也颇为着魔,背起红宝书劲头很大,听说一些血腥场面也颇神往,只因年纪太小,没有闯祸造孽的机会。回首当年,全国没疯狂的为数不多,李老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的菜九对文革深恶痛绝,也下过一番功夫,那个年代真正是怎一个混字了得。到现在,文革还是一笔烂帐,说清楚的地方不多。如果要去研究,可真是遍地题目啊。据李老告诉我,以他在当时的经历来看,文革是分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斗争知识分子,第二个阶段是斗争干部。李老此说,与菜九所知有所不同。看来菜九的所得是来自粗线条的宏观,李老的感受是根据实际展开的具体过程,而具体的历史则无不是由各个具体的过程组成的。如果要菜九下判断,则李老所说的两段论或可作如此推测: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两个阶段就应该是:由党政干部为主导的文革前期,大致是1966年的大部分时间;由夺权为主导的文革中期,大致是1967年全年至1968年的大部分时间。因具体的安徽中医学院乱局之一叶,李老便知全国乱局之全秋。这种闹烘烘的乱法,他是看不下去的,以为是瞎胡闹,不得长久的。因此,李老没有蹚任何一路浑水,始终置身事外。事后来看,李老的认识是一种智慧,李老的处事态度,则是一种定力。
  
   李老早年的出身贫寒的弱势,到了文革中就成了一种优势,因为根红苗正,一般的冲击都不会波及到他。如在李老所说的第一阶段,他年纪轻、出身好,斗争的锋芒自然不会落到他身上。但李老具有一种侠义精神,并不因为斗争的锋芒到不了他身上,他就完全置身事外,他还是要利用他当时的总支委员的身份,尽可能保知识分子。有时候,斗争与否就在两可间,有人帮衬与没人帮衬,结果大不相同。因李老出面为知识分子缓颊,估计受其惠者为数不少。比如程北溟老师,跟李老同住一个房间,因为家庭出身是大地主,就在第一阶段落难了。整人的人让李老揭发程北溟的材料,李老岂是肯编排他人不是的人啊,当然不可能从他这里听到对任何人的坏话,相反,李老还说了一大堆好话,为程老师评功摆好。到了李老日后落难时,他的这种为人开脱罪责的行为,就成了一条罪证,被冠之以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即使是到了李老所说的第二阶段之初,斗争的锋芒仍然不是对着他的,他毕竟不是当权派嘛。但这个第二阶段属于运动升级,波及面大,人人都必须涉入其中。即使李老不想涉入,即使李老不是斗争对象,要想清静也是绝无可能的。他的根红苗正的出身优势,至此甚至成了他总是不得安宁的根源,此无他,皆因他的贫苦出身及业务骨干身份,各种组织纷纷拉他入伙。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月,加入一个主流组织确实是一种安全之举,甚至于加入任何一个组织,也强于一个人置身乱世。但李老始终没有陷进任何一派的队伍中。须知,在那个年代想不陷进去,没有极高的定力是不可想象的。据菜九长期观察,文革中有两种人性大行其道,其一为巴结权势,其二为突出自我。而且这两种人性往往相互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无可分。凡人都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情结,而这一情结一旦刻了意地去落实,往往会使人失去理智。尤其在文革的混乱局面中,这种情结就经常会表现为驱使人去整垮他人,突出自己,而且在文革的特定时期,这样干实在是方便得很呐。文革中确实有无数被忽悠着去整人的事件,但也不乏受自我中心情结驱使而整人的事件。对这种现象,菜九是经过长期研读得到的印象,相当普遍,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基层,概莫能外。其表现形式往往是,趁着混乱,拉下高于自己的,整倒跟自己差不多的,然后,自己自然而然就突出出来了。最终人算不如天算,整人者往往又被他人以同样的方式整倒,并循环不已,可能也正因为此,文革的乱局似乎总是没有尽头。
  
  菜九一直对李老没陷进是非漩涡中一事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李老给人的感觉是太随和了,太好说话了,如果有人来拉他入伙,真难以想像,他又怎么能开得了拒绝之口。在举国若狂的氛围中,当时只有三十多岁的李老,欲不为其所动,实在是比随风而动、逐流而行,要困难得多。但如果分析一下李老的行为定势之内涵,也可以理解何以他会在大乱中取如此作派。这种分析,此前应该还没有人做过,菜九最乐意的事,就是做这种分析。菜九通过分析以为,造成李老在动乱中的行为取向的首要因素应该是其善良的天性,李元善这个名字可不是白叫的,人世间应该是有绝对的善恶标准的,动乱中有理没理的乱揪乱斗,说破了天去,也与传统上的善绝对无缘。与善无缘的事,李元善/李济仁又如何会去干?君子朋而不党,动乱中一帮一派,打着莫名其妙的旗号,喊着似是而非的主张,再加上无以名状的躁动,怎么看也与善挨不上边嘛。因此,李老对大乱的反感是天然就形成的,不掺和进去是理所当然的。其次,李老的高智慧使他看出,这种乱哄哄的局面极不正常,因此他也不会受人忽悠,头脑一发热就掺和进去。其三,李老已是出类拔萃的有本事之人,他并不需要借这种乱局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比如搞倒同行,抬高突出自己。大概这三种因素的合力,使得李老在一片火热火爆中,过着相对清醒悠闲的日子。
  
  但在那个人不如狗的岁月里,你想独善其身,也是一种奢望。你不加入组织,不参加运动,可是任何组织、任何运动都可以不受限制地找你的麻烦。李老作为学校的教学负责人,你总能了解当权派的动态吧。所以就不停地有各个派别前来找李老打探学校领导的思想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当时叫整材料。跟那些造反派相比,李老的智商要高出许多,那些整材料的各路好汉,非但没有从李老这里打探到什么,反而被李老探到了他们掌握的情况之底细。尽管李老一向与领导的关系平平淡淡,但当时的学校领导确实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那么,造反派所作所为怎么看都像是鸡蛋里找骨头,李老很反感,也就很同情领导。只要有可能,他就把他掌握的情况设法通报有关领导,让他们在某些方面多加注意。但你老是这么干,就没有不穿帮的。好在李老的人缘好,本人又不是斗争对象,各路好汉纵然知道李老的所谓地下活动,也没打算把他怎么样。这种情况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到了全国大串连时,从上海方面来的造反派到了安徽中医学院,李老的处境就开始不妙了。
  跟上海相比,安徽的造反显得土了点,火药味不浓,不够档次,上不得台盘。上海来人一了解,怎么贵校还有李济仁这种与当权者穿一条裤子者,居然还能逍遥法外,啥事也没有。再一追究,岂止是与当权者穿一条裤子,与牛鬼蛇神也是不清不楚。于是,秋后算账,双罪并罚,李老的问题一下子就升级了,被冠之以铁杆老保——走资派的保护伞与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受到管制。而李老问题升级之时,正赶上运动也升级了,升级到了暴力层面,文斗也演化成武斗了,像李老这种非主要斗争对象,即使只是受了株连,也是要戴高帽子背牌子示众的,那些主要斗争对象的日子简直就没法过了。天性善良的李老哪里见过这种阵式,自身受管制批斗,他并不是特别在意,毕竟只是受波及、当陪衬,而其他挨斗者受暴力殴打的场面,他实在看不下去。但到了那个乱局之中,这种事情就由不得李老了,你看不下去也得看,而每看一次暴力场面,李老就会哭一次,每次这种失态的哭,又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有一次,看到刘晓峰院长,是个老红军,被打得跪地求饶,遍体鳞伤,生命垂危,李老也顾不上哭了,救人要紧。但当时李老并不是自由之身,他就找加入了派别的陶老师,让他赶快救刘院长,迟了就没命了。陶老师表现不错,知道情况严重,加紧施救,终于救了刘院长一命。还有教务处的总支书记徐观,也被关被斗得人发战手发抖,李老也及时叫来了学校里针灸术最为高明的张维老师,赶快用针灸控制了病情。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李老身陷囹圄,穷之极矣,独善其身尚不能够,却在做兼济天下之事,看来李济仁的名字也不是白叫的。
  
   大乱中的那些暴力场面对李老的刺激太大了,以至于四十多年后,李老提到这些事,仍然有心惊肉跳之感。像附属医院院长肖世鸿被涂了花脸,跪在地下,被鞭打着膝行而前的场面,怎么也不会从李老的心头抹去。李老在文革中流了无数的泪,非其好流泪也,实在是这种暴行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也。而且李老的流泪,并不意味着其性格的软弱,他不顾自身安危,一次次挺身而出对落难之人施以援手,就体现了其过人的胆识、气节与风骨。李老对自己行医一生曾有这样的评价:未敢抱经国治世之宏愿,但常怀拯疾济羸之仁心。以李老的自况验之于他的文革经历,亦若合符节。救国无心亦无力,济弱有心且有为。当年的李老乃一介普通年轻教师,于决定国运之秘事,无缘与闻,对自身之命运亦无从把握,当时最合适的做法莫过于跟着走、随大流,至少还能落个法不责众,而你一个人逆势而为,私下里接济落难者,你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了。以李老之智,岂能不知这样做的危险?然而他的天性他的良知,决定了他即使在万分危险的乱局之中,也必须追随天性与良知去做当时不允许做的事。李老岂好行险哉,实在是有自己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举头三尺有神明。李老头顶的神明,就是与生俱来的良心。良心人人都有,只不过是在大乱之时,人们或者漠视良心的存在,或者泯灭良心行事,但在李老这里,无形的良心,比有形的险恶形势更加有力量。故李老行于其不得不行,止于其不得不止。止于何地,止于不玉石俱焚,止于不达无可挽回、陷于没顶之境。李老经常对落难者施救,与他的医者身份是吻合的,这种做法相当于打擦边球,亦属于可不深究者。
  其实,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在巨大的压力下,李老即便说点违心的话,甚至于做点违心的事,时代与人们也不会太介意,因为大势所趋,大家都是这么干的,社会上人很渺小,到了乱世就更比鸿毛不如了。但李老之所为,显然与大多数人有所不同,正是实践了“未敢抱经国治世之宏愿,但常怀拯疾济羸之仁心”的生平抱负。当然,如果没有过人的胆识是不会这样做的,没有过硬的风骨也是不会这样做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风骨呢?答曰:此即侠之大者的风骨是也。司马迁在《侠客列传》中描写了一些他心目中的侠者,并非都是后人以为的那种武艺高强之士,而是特别能急人之难。故侠义的风骨就在于能急人之难。造反派封给李老的两把伞,实际上正标示出了李老的这种急人之难铮铮风骨。此时的李老,称其为李济仁已不够了,简直应该叫做李济世了。
   然而,无论你心存济世也好,扶危济困也好,在文革的乱局中捏死你这样的人,跟捏死只蚂蚁没什么区别,实在是不会引起任何反响的。因此,李老扛着两把伞,居然能够大体上安然度过文革,也是可以探求一下其内在道理的。菜九以为,这内在的道理大致为:一是李老的祖上积德庇佑,显得有点命大;二是李老平时人缘好,现实中并没有真正与他个人过不去的人;三是李老做那些善事时,分寸拿捏得比较合适,没有过分激怒那些可以施暴的人;四是李老毕竟是精于医术者,运动之前可能就施惠广泛,何况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转河西,任何人都有可能日后要仰仗李老的医术过关呢。
  
  文革中李老是受了一些罪,吃了一些苦,但他毕竟不是主要冲击对象,又没加入任何派别,所以在文革的主要时段里,李老是当逍遥派。逍遥派且不需要上课,那可真正是无所事事的逍遥了。在当逍遥派的日子里,李老不仅是做善事,而且也结善缘。用李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时在破四旧,而他在兴四旧。兴四旧的内容,主要是抢救字画。中国的字画源远流长,但在文革中成了重点毁灭的对象。字画碍着谁的事了,怎么竟然受到如此对待?字画谁的事也不碍,但却是旧世界最为有形的东西。文革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字画首当其冲就是应有之义了。李老在动乱中,经常能在大街上拣到被人遗弃或抄家失落的旧字画,看着这些以往被人万分宝贝的字画散落在街头,李老都觉得心痛。李老出身于老徽州,那里的文化积淀最为丰厚,对知识最为尊重,字纸尚需珍惜,遑论名家字画。因此,只要有可能,李老都会把那些散落街头的旧字画悄悄拾回宿舍。现在李老当年拾回来的某些旧字画可能都价值钜万,而在当时,却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但李老就有这样的胆识,敢于逆向操作,人弃我取。何况有些字画,以前都不能奢望能看上一眼,而如今人弃我取,想看多久看多久,此等乐趣,足可抵销手执这些字画从街头走回宿舍时的担惊受怕。在那个恐怖时代,要说李老不怕,那也不是事实。但李老应该有足够的机敏,能让危险降低到最小限度。因此,李老在省会合肥街头拾人废弃的字画时,基本上是比较太平的。
  就在李老都已有点沉湎于上街拣拾旧字画时,定潭老家却让动乱的人群给抄了,理由也是收藏有太多的旧器物旧字画。抄家的当时,师母张舜华正在公家单位里上班,家中只有她的母亲张根桂的太太与幼小的孩子。好在张根桂太太机敏,将祖传的龙头拐杖与国学大师吴承仕专门为定潭张一帖的题字收藏了起来,除此而外的所有珍贵器物、医籍、祖先手迹与医学笔记,全被抄走。等师母赶回家中,一切都乱了套,她急忙出去想追回这些器物,但在那个大乱时分,根本都不知道东西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落到这步田地,师母也没有什么抱怨,面对乱民,她的母亲一个家庭妇女能有什么作为,就是她自己本人在家,估计也未必能阻挡得了。而她母亲能把传家宝龙头拐杖收藏起来,真正是大功劳一件。这个龙头拐杖是当年那个奇异的乞丐留下来的,历来被当作神物供奉着。这个拐杖是有功力的,早先张一帖家居新安江支流边上,发大水是经常的事,但因家有这个龙头拐杖,即使水灾淹没了地势高的人家,张家都不会进水。当然,这种奇迹到底是龙头拐杖的功劳,还是张一帖家累代积德行善的功劳,又是件说不清的事了。只是十几代积德行善的定潭张家被抄了家,实在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因为当地实在没什么人跟张家过不去,都是被时代忽悠着去干蠢事。而这种被时代忽悠着干出来的蠢事,连个责任人都没法找,只能自认倒霉。
  
  李老闻讯后,连忙赶回家中,自家的损失已无可挽回,但社会上的损失,或者还可以有所作为。当时的乱局中,神州烈焰乱腾,从繁华都市到穷乡僻壤,概莫能外,李老赶回老家,就阻止了多起焚烧文物字画的行为。李老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文物一旦投入烈焰,就再也无法复原,从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了,这种事情怎么能任其发生。李老到过几个焚烧现场,对准备焚烧的人说,你们烧的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卖到废品收购站,至少还能换点钱,一烧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你们不愿意跑收购站,就卖给我也可以。就这样,李老顶风作案,使得一些文化遗存留在了世上。
  可能会有人对李老几乎没有什么花费,就拥有了相当数量的珍贵文物而大犯红眼病。但他们就没有想过,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李老,还真没人敢这么干。须知,并非所有文物都是抄家抄来的,更多的是人们慑于当时的恐怖气氛而自动缴出来的。何以至此?那些东西可能是个祸胎,保不定就会给人带来灭顶之灾。因此,这些文物字画在当时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即使不被抄家,不主动上缴,也极有可能在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地遗弃到空旷之处。那个特殊时期,人们急需要干的事,就是千方百计撇清与这些东西的关系。如果李老从这种事情中获利甚多,那实在是天道酬仁、天道酬智、天道酬勇啊。李老心宅仁厚,智勇兼具,上天对其有所眷顾,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不要以为,李老的这种勇气只敢用之于穷乡僻壤,就是在斗争最为剧烈的省会里,他也照样有类似的英雄行为。在大乱中,李老不仅收集到了一些当代艺术家的字画,也通过这些字画结识了这些艺术家其人。当时很多艺术家都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关押,李老在逍遥的日子里就多次涉险去关押地探望。李老得知某书画家被关押的地点后,就去探望。看守问他们是什么关系,李老声称是亲戚关系,其实李老以前根本没见过其人。这种犯了事的艺术家,当时也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但素昧平生的李老前去探望,不啻是大旱云霓,给身处绝境的艺术家带去了希望。也不知有多少艺术家因吃足了艺术的苦头,发誓永不动笔,李老就多次上门,鼓励他们,告诉他们,社会最终会需要他们的作品。受到感动的艺术家们,每每为李老开禁,撕掉画笔上的封条,为李老泼墨挥毫。因李老的侠义道行为,李老在艺术圈子里也建立了不小的名声。否则怎么全国各地的书画家都会给李老题字呢。
  


作者:菜九段 回复日期:2010-02-10 10:30:08 
  李济仁先生传略(超长篇)
  
  
  
  文革后期(所谓文革,现在都界定为十年动乱,而按当时的实际情况,应该是以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为分界线,此前算文革,此后则不算),安徽中医学院撤并到安徽医学院,李老出任安徽医学院内科医疗组组长。1972年底,李老主动请调,从省会合肥过江至位于芜湖的皖南医学院(当时为安徽医学院皖南分院,1974年单列)及附属弋矶山医院工作。
   文革也是李老的人生转折点,本来一直向外走的李老,经过文革,开始对回走了。从表象上看,李老确实有回到江南照应家庭的理由,但菜九以为,在这个理由之外,应该还另有理由。可能人们会认为菜九此议属于节外生枝,对放着现成答案不用、搞标新立异的做法不以为然。你的老师、师母俱在,你的师兄弟们还不比你菜九了解情况吗,他们都这样解释这种事,你另搞一套,怎么可以嘛?但菜九是搞人之常情的,总是能从最平常的事件中发见其隐情。如李老离开合肥南下的问题,应该不是像他一向所说的那样简单。因为家小的问题是个老问题,以前没去管,十多年后也没有到非去管不可的地步。因此,菜九以为其中另有隐情,这种隐情又与文革有关。文革期间,虽然李老非常超然,但毕竟也受过批斗受过管制,也见过了太多的丑恶。在太平时节,人可以戴着假面具,而在大乱之中,那个假面具被很多人取了下来,人的真面目从来就不会好看,那么暴露出来的不会有什么好东西。生活回复到平静状态后,即使你仍然想戴上以前的假面具,看过你真面目的人,只会更加不舒服。李老要与那些斗过他的人,及看到过真面目的人,一直相处,会是怎么样一种心情。再兼之李老一贯持有的超然姿态,到混乱稍息后,文革中的对立双方,或者还会不时找李老评判是非,那就更是烦不胜烦。到了这种时候,如果能避开,当然是个不坏的选择,何况照顾家庭的理由还是蛮充分的。当然,像李老这样的业务高手,单位里是绝对不肯放行的。但因李老大文革大乱中对很多领导有恩惠,其中一些领导已重新回到重要岗位,他们看李老去意已决,也就玉成其事了。于是李老终于完成了从合肥到芜湖的搬迁,自此以后,安徽省的中医药研究与教学又添一重镇矣。
  
  因文革期间各学校停课,搬迁到芜湖的李老也没书可教,就专门干他的老本行,给人看病。给头头脑脑或社会名流看病毕竟是少数,李老看的最多的还是普通患者。我们安徽的经济条件历来较差,很多群众就连看病都感到困难,所以李老对这样的患者最为尽心。他对菜九说过,越是条件差的患者,越是要认真看,还要精心挑选便宜而有效的药。如果遇到患者实在困难,李老甚至都会拿出钱来,帮这种患者买药。当时的李老收入也不高,又是多子女家庭,经济上一点也不宽裕,这种事情即使是偶尔为之,也是相当吃力的。但李老绝不会因为自己有难处,就眼睁睁地看着患者吃不起药,张一帖的家风与李老的善良天性,都要求他要尽自己的努力解决患者的困难。
  文革后期,安徽中医学院又从安徽医学院里分离出来了。单列后的安徽中医学院立即就惦记起调动到芜湖的李老。以前的很多领导又重新走上重要岗位,他们纷纷给李老写信,请他务必要返回到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安徽中医学院,重掌教鞭。但李老不为所动,毕竟大乱还没彻底结束。而到了大乱彻底结束,各项工作很快都走上了正轨,安徽中医学院的各级领导又更加恳切地来信,请求李老尽快归队。李老记得非常清楚,有的领导已身患绝症,为了振兴安徽的中医药事业,还不停地给李老写信。他们以为,安徽中医学院如果少了李老,将是学校的一大损失。但李老已将家小陆续接到芜湖,皖南医学院对李老也非常重视与重用,因此,李老也不可阻挡地爱上了芜湖这个地方。兼之李老毕竟没有在芜湖经历文革的最黑暗与最血腥的日子,对皖南医学院与附属医院没有任何不良记忆,于是乎,无论各路人马如何劝说,李老都决心留在皖南医学院。安徽中医学院与皖南医学院都是菜九的母校,李老留在芜湖是安徽中医学院的损失,就是皖南医学院的收获,何况就是为了让菜九有两个母校,李老留在皖医也没什么不可以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老留在皖南医学院,也就与安徽的中医药主流拉开了距离。按理说,很多政策上的好事可能与李老关系甚小,但因李老在文革中非常仗义的行为,使得他在整个安徽中医药界很有威望。因此,即使其偏居芜湖一隅,中医药界落实政策的好事也都与李老挂上了钩,也因此李老的教学职务职称及学术职务都没沓班。于是乎,李老就在一所西医高校开始了他有声有色的中医药教学与研究。
  李老此前的长项是临床,因此,他的研究也是偏重于临床的。但李老少年学习期间已将多数重要经典背得滚瓜烂熟,所以,他的研究又有向经典找根据、从经典中找到良方良法之特色。李老一生的研究可谓勤矣,其成果可谓多矣,以往的报道亦可谓多矣,那些被广泛报道过的内容,就用不着菜九饶舌了,在此谈一点个人的亲身体会。根据菜九的观察,李老的研究应该还有这样一些特点。因为长期处于西医院校的关系,李老对中西医的现状所知甚多,西医的发展速度,他也深有体会,并为中医药发展速度不快而忧心忡忡。可能较为严重占据他脑海中的一个疑问就是:中医药是科学的,还是别的其他什么的?这种问题恐怕谁也答不好,李老的解决之道是从现存古典医书中找答案。他从古人的经验总结中看出了大量非常科学的成分,因为李老方药方面的古籍最熟,也最方便他举例说明。比如他会经常说,黄芪古人就说它无汗能发,有汗能止,这不是明显的双向调节作用吗。又说酒是粮食之精,少饮活经脉,多饮乱性伤血。诸如此类,多不胜数。李老对中医药的信念与信心,就建立在他精熟大量古医籍上。应该说,李老对中医药科学原理的精确掌握也只能提高其临床疗效,使得其看病如有神助,并且也会从具体应用方面做出很多成果,以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但这种成果在中医药的全局上,只能起到局部性的作用。毕竟整体上的中医发展,不是一个人,甚至于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因此,即使高才聪颖如李老者,亦不能有太大作为。而且不仅仅是李老,放眼全国,还没有一个人有过什么了不得的作为。在菜九看来,中医药发展的关键点可能在于如何找到与现代技术手段的对接口,你不融入到现代技术中,你不接受吸纳现代技术,你永远跟现代技术不搭界,你就永远只有继承而没有发展。而日益繁多的现代技术手段与我们中医药毫无关系,这种情况怎么能允许其长期存在并继续下去呢。李老这代人的接力棒应该已交到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可喜的是,李老最得意的弟子胡剑北师兄在做这个中西医对接的尝试,胡师兄的工作——中医形体医理学,让菜九看到中医药研究走出困局的希望。有关这个话题,菜九将另外找机会讲,此不赘。
  中西医的差距,一度还体现在成果的数量与高职称人数上。最初,中医药人员甚至没有技术职称,只有一个简单的老中医或名中医,在高校的,也就是什么主讲教师,这在现代教学体系中真是不伦不类。这种现象又如何能长期存在下去呢?因此,李老那一辈的现代中医药教学开创者们一直在大声疾呼解决中医药教学人员的职称问题。这种问题的解决也是大势所趋,最终李老成为第一批拥有高级职称的中医药教学与临床人员,并成为安徽省的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委员、副主任。因为中医药教学与临床人员的职称问题压了多年,需要晋升职称的人特别多,李老认为,中医药职称解决得太迟了,够条件的应该无条件放行。可以说,安徽省所有在李老后面晋升职称的人,都是从李老手里通过的。甚至于那些在文革大乱中整过李老的人,李老也丝毫没有为难他们。李老说,他们跟我个人又没有什么矛盾,都是形势造成的,职称对所有人都已经迟了,就不能在我手里再耽搁了。一般来说,人到了可以左右他人的时候,免不了要快意恩仇的。但李老非常人也,不会跟这些人一般见识,就大人大量,放人一马。菜九一向以为,只有高人一等,才有资格放人一马。李老一向处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所以他放人一马再正常不过了。菜九对此就有亲身体会。
  李老的大度能容,也是迥异于常人的。在菜九从李老那里学满三年毕业告别时,李老曾对菜九有一番叮嘱。他对我说,你这个人太直,以后如果不注意就要吃亏。菜九一向以为自己头最滑,怎么会给老师留下此等印象,忙问其详。李老说:“那一年我一个老学生的文章,我请你帮改一下,你一口就回绝了。那可是我第一次找你办事。所以太直了,以后要吃亏。现在你要走了,我还是提醒你一下子。”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又是怎样的过程,菜九一点印象也没有,这个事情应该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但在随后的几年里,李老对菜九一直是非常亲切和蔼可亲的。看来李老不仅没有因菜九不听话不懂事而疏远菜九,并还在为学生的前程感到担忧,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以李老的这种品性,对那些文革中整他的人不予计较,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菜九的记忆里,李老从来没有说过他人的不是。对于平辈或前辈,李老总是说谁谁谁非常了不起;对晚辈,他总是说很不错。就是菜九毕业二十年混得一塌糊涂,到他这里还是说你不错,你也很好啊。李老始终这样待人,不等于他不清楚他人的底细与真实分量,只不过他一贯与人为善,专门看别人的长处罢了。而作为李老的学生,菜九一点也没学到老师的这种修养,只要有机会,菜九倒是颇喜欢讲他人的不是的。有一次,菜九跟李老提到一个他也颇熟的名家,以为其人名不副实。李老问我怎么知道的,菜九就摆出了一二三。李老就笑了,未加评论,表明他心里一本账,清清楚楚,只是从来不说而已。菜九搞人性研究有年,感触最深的就是人的自大与自负不止是无一能免,而且是深入骨髓。菜九都不搞医了,有时看了别人拿来的药方,还想从中挑刺呢。那么,业内之人,文人相轻之习就更甚了,如果能不经常说前医他医的不是,就是不小的定力了。而李老则是从来不说前医的不是,不仅自己不说,病人主动说起,他还要为那些人开脱呢。他会说,中医有七方十剂,有人喜欢用这种,有人习惯用那种,都自有其道理。如果看到那些开错方的医生是自己的熟人,他就会在电话里告诉人家有哪些不妥处,不是很熟悉的人,他也会写个信提醒人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其实,李老的这种好心,受提醒者未必就会领情,但李老本着与人为善的天性,不论对方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还是要不断做类似的事情的。可以说,李老的一生,就是这样与人为善的情境下过的。正因为这样,李老为自己营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正是这种和谐的工作环境,使得李老能做出许多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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