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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李元善在与师妹的磕磕碰碰中，在根桂先生处学了三年，加上以前所学，其学习时间长达六年，以他的天资，应该是学有所成了，基本上掌握了张一帖的家传绝学了。学有所成的李元善当然要大展鸿图，从此开始闯荡江湖，让他的所学为社会造福了。身负高明医术的李元善在行走江湖之时，就改名为李济仁了。这个名字与此前的李元善也是密切相关的。仁是善的延续，善是仁的根基，善与仁的衔接，靠的就是高明的医术。善的个人属性强，仁的社会属性强。善多的是个人操守，重在独善其身；仁则多在施惠回报社会，重在兼济天下矣。善为仁心，医为仁术，仁心合之于仁术，可以济世矣。从社会分工来看，医为普通一技，多数从业人员，以之糊口而已。但古来为大医者，多以此道拯溺救焚、济世惠民。因此，医虽俗技，其中有大道存焉。有关这一点，张一帖家的十几代传统是遵行的最好的。这些年来，菜九翻阅古代大医著作甚夥，感慨最多的就是，名满天下的大医，往往也是经济条件非常一般化的。非其术不足以致利也，实乃其仁心无暇及此也。验之于张一帖家世，这种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张一帖家居定潭十几代，成年累月患者盈门，如果以当今社会的行情，恐怕其富庶程度当钜亿累万。而在张氏医门，不过中等人家而已。何以至此？对于看不起病的病家，张家不但不收其诊费药费，常常还要周济一点米粮，于是乎，原本应该产生效益的看病，反而变成有所支出的行善，这一进一出，就与致富无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李元善改名李济仁，或者是根桂先生的意思。因为李元善当时出师，要离开根桂先生，去闯天下，根桂先生要他记住，其所学的本事是用来济世的，而不是用来获利的。
当然，这个改名还有意图使社会上的人忘记那个少年李元善、记住医师李济仁的目的。但这种意图是否能见效，还要走着瞧。事实上，并不是改了个名字，事业就会顺畅，李老的起步阶段还是颇费周折的。从家庭从学堂走向社会，社会并不会天然地给你提供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的获取，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获取立足点，求得社会承认，实际上就是今天让全国上下最为焦虑不已的就业问题。看来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始于今日，只是以今日为甚。尤其是作为传统行业，不可能有任何空白点的，中国特色嘛，从来都是人满为患的。李济仁先生师从张一帖，应该是名师出高徒了，但他到了自己老家的家门口，仍然没有一下子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怎么办？李济仁先生在小川这个地方先是借钱与人合伙开了个药店，边卖药边行医。但李济仁先生当时可能太年轻了，兼之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原理，即使你把名字改成李济仁，在家门口又有谁不知道你就是原来的那个李元善，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中医，会有什么生意？所以李老的第一个从业经历并不出彩。但在此期间，李老也不是没有一点收获，这个收获即考取了医师联合会的资格证，像今天的校徽一样，发了个牌牌，可以别在胸前。 大概在小川干了一年左右，李济仁先生的事业还毫无起色，这样耗下去，实在不是个事。怎么办？只能向外发展一条路。李济仁先生经过一定的调查后，经远房亲戚介绍，到离家较远的三阳坑寻求发展。三阳坑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跟小川大小差不多的小集镇，就在那个狭小的地面，居然已有四家药铺，其中三家已自备了坐堂医生，而唯一没有配备医生的，就只有“长春堂”药店，而“长春堂”药店的老板恰好也懂医，只是这个老板因为胆小，从来没敢给人看病，那么其药铺的生意肯定比不了另外三家。所以李济仁就在这个药铺得到了机会。“长春堂”药店老板看年轻的李济仁胸前佩戴医师联合会的徽章，感到非常新奇，当地还没有人具备这种资格呢，不由得灵机一动，如果此人精通医术，何不让其加盟，以提高本药铺的生意。老板自己懂医，便对李济仁当场面试，他让李济仁替自己把脉，来测试这个年轻医生的医道究竟如何。这种事对李济仁来说真是小菜一碟，一下子就把个脉象讲了个头头是道，并把老板的身体状况与应该如何调理解析的非常到位，测试的结果远远超过老板的心理预期，于是当场拍板，接受李济仁为“长春堂”药店的合伙人，并将“长春堂”药店更名为李济仁诊所。李济仁先生当时只有二十岁，作为行医者当然是太年轻了，他便对外声称三十岁。李济仁诊所开张时间不长，就陆续有病人上门求诊。李济仁得张一帖真传，在治病过程中，把张氏的辨证精、出手准、用药狠诸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开具的药方，往往只需要短短几天就大见成效。尤其是在看好了几个疑难杂症后，声誉鹊起，病家口口相传，诊所的业务顿时火爆异常。 以今天中医之地位，较之于李老开业之事迹，实在令人汗颜。时下的中医被人诟病久矣，废除中医之言时有耳闻。其中的原因，业医者要负绝大责任。因为中医疗效欠稳定，逐渐沦为医疗界的配角，人们只将其作为一种治疗的补充，看一些慢性病，主要用来调理，这种状况实在是愧对祖先。中医并非不能看大病，像赶定潭的徽州乡亲，完全是冲着张家能救人性命的绝技而不舍昼夜奔赴之；李济仁先生当年如果不是仅用几副药就拿下几个旁人治不好的病，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扬名立万。因此，凡是能传名久远的医道，其核心技术总离不开能看大病看重病看濒于绝命之病。定潭张家只须一帖药就能起死回生，年轻的李济仁也只几付药就能治愈疑难杂症，表明其真正掌握了中医治病的精髓，所以才有药到病除的疗效。反观今天的多数中医，常常开些不着边际的方，下些不温不火的量，欲其能医好人亦难也。当然，这种情况其实并非始于今日，自古就有有病不医、常得中医之说。班固在《汉书》中如是记。班固为什么要传递这样的传说呢？因为据他的长期观察，非常会看病能看好病的医生只占一小部分，另外还有一小部分从来看不好病，可能还有一大部分有时能把人看好，有时能把人看死。而得病不看，无非是要么就自愈，要么就不治而死，岂不是与碰上中等水平的医生没什么两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为医而精于业者实在是少之又少，且自古而然。其实这种情况又何止限于医家，各行各业莫不如此，什么行业不是三脚猫、万金油占主流，你一旦超越了万金油，免不了还要受这些人的闲气呢。 果不其然，当新开张的李济仁诊所正在蒸蒸日上之际，三阳坑当地的原有业医者就不高兴了。理由也很简单，李济仁诊所的兴旺，也使他们的生计受到威胁。但也没有办法阻止病家不奔李济仁诊所而去啊？怎么也得想个办法扭转当前的局面。办法想出来了，比较温和，李济仁诊所不是兴旺吗，但你李济仁是个来历不明的外来户，总得证明你有那个行医资格吧。所以嘛，还是劳驾你小先生回去开个行医证明。看来地方保护主义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也是自古皆然，教都不需要教的，你损害了我们的利益，总得有个能拿得上台面的东西吧。好在李济仁诊所的医名很快就传了开来，歙南地区的人都知道新近出了个特别能看病的李济仁。所以，当李济仁先生应三阳坑当地的要求回到小川地方去开具行医证明时，小川地方就把他卡了下来。理由也很简单，你是我们这里的人才，怎么跑到外地行医造福啊。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结果，对李老来说是一件好事，他所要者，行医而已，至于在什么地方，不在其考虑也。既然家乡人愿意他在本地行医，也省得跑到外地。于是，三阳坑那个开张不过一年的李济仁诊所就不得不关闭了。但病家舍不得李济仁先生走，极力挽留，而小川地方不给开证明，要留在三阳坑还真不好办。那些经李济仁先生治好的患者挽留未果，就以多馈赠财物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李济仁先生的感激之情。财物的数量还颇为可观，足以偿清李济仁先生早先欠下的债务。 小川地方给李济仁先生提供了行医的方便，但没有合适的场地，只能在一座被废弃的破庙里开办了新的联合诊所。诊所开办后，因李济仁先生医术高明，很快就生意火爆，甚至比在三阳坑时还要好。这大概也与李老有了三阳坑的历练，业务水平更加提高有关。因为太忙了，不得不多找帮手。这时，当年李元善在汪润身老师处的师兄弟，便被请来帮忙，估计早先因张一帖家医术高明而兴的赶定潭热潮，恐怕要在小川这种地方出现了。因为以李老看病之快捷，每天应付百八十号病人应该一点问题没有，到了他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这个病人潮就相当可观了。这样一来，小小的小川突然崛起了一个医学高峰，形成了当地的一个热点。 到了1957年年底，就以李济仁的小川联合诊所兼并了歙县南部街口区的六七家联合诊所，成立了一个大的街口区联合诊所，仍由李济仁先生负责。一家高兴百家愁。李济仁诊所的兴旺，可能搅得其他六七家诊所门庭冷落，所以这种联合，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你李济仁先生断了人家的生计，那就负责为这些人发工资吧。所以，诊所的规模扩张，不代表业务量加大，而只是经济负担加重而已。在此期间，李济仁先生还到省里参加了安徽中医学校（安徽中医学院前身）师资班学习。这种师资班是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个新事物，传统的中医药要走现代教学的模式，而这个模式以前没有，就只能便干边学了。因此，当时全国各省的中医学校的这种师资班，就相当于把一些优秀临床医生集中起来探索未来中医药的教学模式。在这种班上，可能都没有老师而只有组织者，前来学习者，也就成了搭建新式中医药教学模式的建设者。李老身处僻远的歙县乡下，能参加到这种全国意义上的创建工作，说明其当时的医名已非同小可。这个学习期限是1955年至1956年，约一年时间。大的街口区联合诊所成立时间不长，李老就调到歙县县人民医院工作，工作的时间还不足半年，就正式调到安徽中医学院参加筹建工作。这里的筹建不是盖房子，仍然是搭建教学模式，具体工作是在内经专业学习班学习，实际上还是便干便学，摸索未来的具体教学中黄帝内经这门课应该怎么上。 有关这个时间，在以往的记载中是有分歧的。一说1958年6月始，至1959年；也有说1958年8月开始，至1959年6月；还有记载为1959年3月起便调到安徽中医学院工作。如果要菜九下个判断，大致应该是这样的：1958年6月，可能就有了调动的动议，而真正的调动筹建，应该是1959年的事。当时的中国有这样两个特色，一是大干快上，一是一平二调。大干快上，决定了这种事或者不应该耗时一年余，当时一个公社都可以办大学，举全省之力办个大学还要筹建个一年半，时间显得过长。而在筹建阶段，李老的人事关系完全可以留在原先的歙县县医院，等到中医学院正式招生开办后，才正式将人事关系调动到安徽中医学院。从此以后，李老开始了自己的主要学术生涯。 考察李老早期事迹，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凡事都赶了个早。首先是立志早。李老上学并不早，但他定下未来的发展方向却比任何人都早，十二三岁就自行决定学医了。行动早，李老凭闯劲自行找到张一帖家拜师成功。得风气之先，医师联合会一成立，李老就取得了会员资格证。创业早成名早，李老行医出人头地时，也不过二十岁的年纪，病人已多到看不过来。进入现代教育序列早，李老是在中国现代中医药教育刚刚启动时就进入到这个系列中，相当于第一批拓荒者。进入领军人物行列早，李老于1965年参加了全国的内经教学研究班学习，性质与此前省里的两次经历差不多，也是干与学相结合，参加者都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佼佼者，基本上都入选了刚刚评出的国医大师。这一连串的早，决定了李老一生的优势地位。李老的第二个特点是走出去，而且是不停地走。龙蟠凤逸之士嘛，又岂能窝在山坳里过一生。家里给他的人生定位是当一个优秀的篾匠，而素有大志的李元善要飞出山坳坳，走自己的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样的抱负或可和他们血脉流淌着的骄傲自负相一致。从凤逸村走向深渡，从深渡走向定潭，从定潭又走向小川，从小川走向三阳坑，从三阳坑又走回小川，又从小川走向街口走向县里省里。这一连串的走动，与定潭张一帖的家传不甚一致。新安张一帖至此已流传13代，此前的宋人张扩、张杲，亦为歙人，像如此医术高明之士，十几代乃至几十代安居于一隅，没能将医术远播天下，在菜九看来总觉得怪可惜的。前人给李老设定的人生轨迹或者也是要其传承张一帖的医术，但李老并没有严格按照前人的设定方案行事。从各种记载中都没看到李老在定潭工作的经历，那么后来学到绝艺的李济仁，与当年啥都不会的李元善的行为方式倒是一致的：当年李元善从凤逸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来，日后大体上得张根桂先生真传的李济仁先生也是头也不回地开始了其走的程序。正是这种不回头的走，一直走成了国医大师。 与李老不停的走截然不同的是，师母张舜华的固守定潭，坚决不动摇，哪里也不去，也自有其风采。 有关师母最初的行医时间，历来的报道多含糊其辞地表达为是婚后的事，实则不然。婚后的理由可能是这样的，婚后其父根桂先生去世了，由她来接替父业。但据菜九的观察，张根桂先生的最后岁月，是处在退居二线状态，而这种状态很可能又是一种传统。张根桂先生的先人张景余过世时间是1948年，而此前已是张根桂在打理张一帖的一切事物，早就没有张景余的行医记载了，即使根桂先生面临丧子之痛，外出采集病情的事，即由尚未学医的舜华先生替代办理，未见景余先生出手相帮的迹象；根桂先生培养出了李济仁、张舜华之后，也就没有了行医的记载。那么，定潭方面的医疗业务就应该由同样学成的张舜华先生承担了。至少张景余、张根桂这两代人在盛年就淡出医界，似乎怪可惜的。但仔细想想，也有道理：传人已培养出来了，以后的事当然应该由他们承担起来。师母亲口告诉菜九，她行医时的年龄是16岁，估计这个岁数还是虚岁，这就是说，在1950年左右，舜华先生就全面接替了张根桂先生。参照以上的学医过程，这种判断的理由还是比较过硬的。因为在与李元善共同学医时，舜华所学明显好一些。那么，既然李元善能单独行医，她也完全可以。即使李济仁先生单独闯荡江湖之初，舜华先生没有立即行医，待到了李济仁诊所火爆歙南地区后，舜华先生的独立行医之事，可能就想挡也挡不住了。知女莫如父，根桂先生见舜华先生尽得其真传，估计也没什么不能放手的。于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医师出道了，只是这个女医师居然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就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一个奇迹。正因为年龄小，在当地就博得了一个“老舜”的谑称。这个谑称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其行医年龄相当小。设想如果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大姑娘行医，这种称呼就不那么合适。因此，舜华先生行医的时间很可能与李老出道的时间非常接近、甚至同步。不难想像，当病家看到一个十四五岁或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老滋老味地把脉开方的场景，而且中规中矩，非常老到，当其治疗效如桴鼓时，当地人会且喜且怜之，于是乎，这个充满了爱护敬重之情的称呼就开始流行起来了，女张一帖之名也开始流行起来了，女张一帖的威望也就水涨船高起来了。 师母行医未久，就遇到一个病例：屯溪水运社陈土根，因不慎落水后致高热不退，周身无汗，中西医看遍无效，命悬一线，这时水运社想到定潭女张一帖或者会有办法，于是赶忙把病人送到定潭。师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种大症危症，毫不推诿，即刻针药并用，又用酒精冰块等物理降温，同时不断变换治疗方法，一直忙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上午，病人热退病安。水运社领导知道此事后表示一定要重重酬谢。当时还只是个小姑娘的师母说，你们不要感谢我，一定要表示的话，你们就到定潭放场电影给群众看吧。此后，每逢水运社弄到新的影片都要拿到定潭放映。而每到这个时候，乡亲们就会说：看老舜搞来的电影喽。而每次电影放映之前，都会有一个专门宣讲，说感谢张舜华看好了某某病人，为表示感谢，特放某某电影。这种免费放映活动持续了好多年，好多次，以至于几十年后，李老的子女都能清晰地记起放映前的宣讲场面。 在菜九的印象里，也不知有多少人看了一辈子病，也不过尔尔，怎么张根桂先生的女儿十四五岁、十五六岁，看起病来就屡起沉疴，活人无算呢。难道她的家传就那么神奇，她的天分就那么高明？家传与天分固然重要，但在行医一道上，这些宝贵资质确实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决定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从师母的经历来看，决定性的东西应该是腔子里有一颗仁心，骨子里有一股狠劲。医生作为一个社会职业是非常普通的，但因为关乎性命，就又有别于其他普通职业。定潭张家如同古往今来的所有大医一样，并没有把行医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是作为一种解救乡人疾苦的天职。人命关天，性命至重，岂能容得一丝苟且。因此，定潭张家在医道上总是全身心投入，不断总结经验，精益求精。他们信奉的是“天下之至变者，病也；天下之至精者，医也”的执业信条，全面继承前人，不断完善治疗技巧。张舜华先生完全继承了先人的优良传统，如果有所不同，那一定是其所拥有的那股狠劲，更超出其先人之上。正因为这种狠劲，使得其力求尽善尽美，从不言弃。像上述那个病例，中西医束手，师母其实也没有办法，她完全可以推辞掉。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全力以赴，没日没夜，终于找出了救命的办法。师母疗效出众的秘密应该离不了仁心与狠劲这两条，救治陈士根一案，也正好体现了这两条。而这两条也正是其他众多从业者所不具备的素质。 徽州的胡适之先生曾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差不多先生传》，讲的就是中国人中间普遍存在的特性，凡事只搞个大差不差就以为说得过去了。作为胡适的信徒，菜九对此作了延伸，以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讲认真，凡事有个有个大概就满足了，顶真深究的功夫，一般是不肯下的。在相当多数自视精明的人眼里，顶真深究那么吃苦受累的事情，只有傻瓜才会去做呢。这也是良医大医历来稀少的原因。历来中西医相互攻讦时，业中医者往往会说西医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深究起来，多数的中医从业人员不也正是这样干的吗？如果伤风就发发汗，如果腹胀就行行气，再不解决问题，就推给老天爷，这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有多少差别呢？此类情景，宋人张耒在为庞安时写墓志时就多有慨叹：“吾尝谓医之在天下，其资民生之用，盖与谷帛等，窃怪世之工其道者何少也。自三代以来至今，以医名世者多矣，其为论说方术大备矣。又尝怪夫世之医者，皆忽而不学，大抵从里闾俗师，其治病苟不杀人，众已指为良医矣，使孝子慈孙不能无恨于疾苦之际者，以此也，可不悲哉。”张耒称颂的庞安时是反其道而行之，而徽州张氏业医之祖张扩，应该从其师庞安时处继承了好学求真的精神。但定潭张家这种十几代的坚守，只能是家族行为，对业界甚至连示范作用都未能起到。遥想当年，张仲景慨叹世人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实际上，不精究方术的何止世人，业医者亦不例外。因此张仲景对业医者亦有批评：“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以仲景之言比照于当前的医界，其间的差别又有多少呢？看来班固对绝对多数业医者持不信任态度，是有其道理的。 可能读者诸君会以为菜九之言过于刻薄，菜九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并且没打算把自己从不顶龙的医家中摘离出去。因为菜九自忖无论如何也不具备师母的那份仁心与狠劲，所以也不可能在医道上有所作为，如果要以医为业，充其量也就是班固讲的中医而已。 在菜九看来，师母的那种狠劲可能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种狠劲人们从她学医的过程中已能领略一二，待到后来，这种狠劲更让人钦佩莫名。师母婚后，前后共生了五个孩子。在现在人看来，有五个孩子的母亲可能连工作的能力都要丧失了呢。但师母非常人也，绝不会因此而影响其行医行善。出诊与带孩子冲突怎么办，没问题，就把还不能丢手的孩子往背上一驮，母子一道出诊。所有五个孩子都有过在娘背上出诊的经历，而且为数不少是在半夜三更进行的。有时为了给病家诊治，背上的孩子怎么样了都顾不上了。听师母说，有好几次夜里出诊，因为治疗过程较长，差点把放在一边的张其成给弄丢了。有谁能想的到，今天穿梭全国、并在在各档电视上风度翩翩、侃侃而谈为国学布道的大学者张其成，居然会在襁褓中迭遇险情呢。 如果菜九师母还是像以前的传统世医那样行医，此等情形也不算离奇，问题在于师母早就成了体制内的人了，每天八小时上班，下了班还要应付这种事情，就太匪夷所思了。毕竟上班还是比较辛苦的，还要支撑一个大家庭，其所需要的精力与体力可以说是一个无底洞。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接所有求诊者。菜九听到这种事迹，脑海中就浮现出了这类画面，一个枕戈待旦的战士，一个随时准备投入搏杀的壮士，师母就兼具这两种身份——只要有病情的召唤，就立即投入到战场上。病情就是命令，没有商量犹豫的余地。所以在定潭老家行医的岁月里，师母是绝对没有八小时以内还是以外概念的，只要有病人上门或约请出诊，她不仅是要拿上治具就走，而且常常是背上孩子就走。师母长期以来就是这么干的，所以乡亲们非常感动，称赞其品性如“漂白的毛巾”，没有任何污点。其实不是没有污点，而是心中全是病人，基本上没有自己，所以就表现出病情压倒一切。菜九想到了什么，好像也是她们张家的宋人张载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想当初，幼年的张舜华死死纠缠父亲张根桂先生要学医，莫不是为了日后更多地拯救家乡父老的性命。当年根桂先生坚持不松口让师母学医，说什么传男不传女，这种观念可能还成了日后舜华先生的行医动力，她一定要比男孩子干得更好更出色，才能证明父亲把医术传给自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因为师母成年累月不辞劳苦的出诊，乡亲们还给师母的看病编了个口诀：铁打的身体，马不停蹄；上到北京，下到农村。一个拖儿带女的女流之辈，哪来的什么铁打的身体，无非是以济世行善的信念作为支撑，去完成在常人看来根本无法完成的工作。像师母这种玩命式的诊病，即使是古之大医，也未逾于此。而其携子诊病之经历，恐怕更是空前绝后的了，足以载于史册，传之后世。估计古之大医，以生民为心，以拯病立命，就是这种风范。可以断言，师母这种大医，此后将绝版矣。所以，在菜九看来，今天评选国医大师而师母未能入选倒像是网漏吞舟。因此，菜九不仅为师母叹惜，也同时为主事者与时代叹惜。 如果按师母的意思行事，她可能会一直在定潭这个小地方行医一辈子的。但时代变了，以前可以十几代守在一个地方，在新的时代面前可能就非常困难了。李济仁先生搞的联合诊所，可能就是一种时代的催生产物。当时各行各业都要组织起来，定潭张家肯定也不能例外，也被组织到当时的医疗体系中去了。进入体系后的张舜华，常常面临着要调动的变故——你医术太高、名气太大，放在定潭那个小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区里、县里一直要调她过去，但她坚决不走，哪里也不去。她的这种态度不仅组织上不理解，我们寻常之人也很难理解。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区里县里怎么样也好过你那个定潭吧。既然我们世俗的观念理解不了张氏一门十几代人的坚守，那么世俗的观念又岂能动摇定潭张家坚守的信念呢。张舜华先生的固守是延续了张氏家族的传统，还是家中的长辈有特别的交代，不得而知，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每个人的行为自有其道理，而这些道理常常不为外人所理解。作为定潭张家，其实也不需要外人的理解。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回报生我养我的土地，所谓生于斯，长于斯，植根于斯，造福于斯，这样的理由难道还不够充分吗。 有一种力量叫执着，到菜九师母处就表现为一股子狠劲。在看病一道上，不论病人身处何地，也不问自己的身体条件有多糟糕，都全力以赴。如浙江省淳安县五都乡薛木瓜的腹痛不已、四肢厥冷，师母不顾冰天雪地，翻山越岭，步行60余里到患者家里，连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立即给予针药并用，整整折腾了三天，才解决问题。又如歙县富朅乡竹器社张金罗因患肠梗阻大便不通，病情严重，师母连饭都顾不上吃，背上还在喂奶的小孩，直奔富朅乡，药针并施的同时，还用手伸到病人肛门里掏粪，将病家从危难中解脱了出来。即使是到晚年中风后，仍然有病人前来诊病，此时的师母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对待病人仍然是全力以赴。这样的精神，可能已不能用敬业来形容，而只能用狠劲来形容了。 师母的狠劲在其固守定潭固守歙县之事上，表现得也非常突出。与前人相比，固守的生态环境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身边的各种势力都在鼓动其迁高枝，还有一个夫妻分居的现实问题也使得安家定潭实为不智之举。但师母均不为所动，一个人独自承受着家务的繁重与工作的繁忙。好在师母从来就是一个女强人，有着老徽州人吃苦耐劳的优良素质，那么多在我们常人看来无法承受的事，在她那里是稀松平常做惯了的。当然，凡事都有个限度，即使是当作家常便饭做惯了的事，一辈子做下来，也是吃不消的。大概到了年事已高之时，师母回首往事，就会对这些早年的辛劳颇生出些不平之气。所以当菜九询及早年往事时，总能听到师母的口风中时不时会透露出些许不满，而这种不满所及，当然只能是李老了。遇到这种情况，菜九当然要设法让师母消消气，为李老减少一些压力。菜九说，李老也很辛苦，把几个子女都培养成才。一提这茬，师母气就更大了，哪里是他培养的，完全是我培养的。这五个小孩子，没有哪一个他抱过十次的。难得从外地回来探亲，也不愿意抱孩子上街，说不好看。看来师母在数落李老的不是时，无非落了个嘴快活，其他的事可是一样没少干。而培养子女这种事，还真没看李老涉足其间呢。见此路不通，菜九只好另外设法，说李老打天下很重要。师母立即接口说，我守天下就不重要了？打天下云云，只是菜九对老师开创事业的一个比方，但师母将自己的作为喻之为守天下，足见其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对自己事业的自豪。李老长年在外工作，又是单位的重要骨干，有无数次要将师母调动到一起，但都被师母拒绝了。除了对家乡的依恋之外，这种死不调动的狠劲，或者与早年师兄妹同时学艺相互较劲有关。师母所学不在李老之下，能力不在李老之下，疗效或者还高过李老，她当然不愿意以一种附从的身份调到一起工作。 最后在1980年的时候，师母终于愿意调动到一起了。估计这里有其长子张其成的因素。因为那个时候，张其成正好面临毕业分配工作了，如果父母分居两地，就免不了要两头探望。作母亲的可能不愿意让唯一的张姓子嗣搞得太辛苦，所以就不再死硬到底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子女，什么都愿意做，连死守的原则也悄然更改了。 看到师母坚守的毅力，人们或者会以为师母是个老古板，实则不然，张舜华先生也是会与时俱进的。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各地掀起的向国家献方的热潮中，师母也赶了个新潮，这时根桂先生已经去世，师母献方都不要请示不要批准，自己就可以办了。在大跃进热潮的氛围下，人不受鼓动与影响是不可能的。于是，报国心切的师母也一下子把祖传的秘方献了出去。张一帖家传方非同小可，这一献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59年5月15号的《安徽日报》以“歙县中医献方采风，发掘祖国医学珍宝”为题进行表彰。 此事报道甚广，但菜九以为其报效国家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达到目的。有谁听说过这个祖传秘方被发扬光大了？根本就没有嘛。大概是献了献了，献了就了，没下文了，不了了之了。因为师母是将药方捐赠给有关部门了，而这个有关部门一向是中国最大且最办事不力的部门，指望药方在他们手里发扬光大，难矣哉。所以这个秘方只有留在定潭张家手里，才能更好地继续为社会服务。现在这张秘方由师母的老三李梃研制为成药，继续在定潭地方为乡亲们服务。 其实守天下与打天下是各有各的难处。李老的打天下，实则为闯天下。而这个闯天下，又具体为角色转型，即从一个临床家向教学家转变。教学不是师带徒，怎么教不是自己说了算，是有一整套通行做法的。而搞现代教学，李老的浓重乡音是一大障碍。徽州话特别难懂，跟听外语没什么两样。菜九读研时，就有徽州的吴健农同学向我示范过，他曾用徽州话矮必西地（ABCD）考我，菜九不懂。告知。原来ABCD者，即徽州话“我不晓得”也。徽州话难懂如斯，而李老的歙县山南话，恐怕又是几十种歙县方言中最难懂者。我的师兄弟们不时会为李老的口音抱憾，以为如果不是口音，李老完全可以在全国形成更大的影响。口音又改不掉，李老在课堂上肯定会遇到困难。对于这种困难，李老是有所准备的。李老大概有一种本事，就是善于打开局面，口音改变不了，就把课备好。按当时的情况，可能连个正式的教材都没有，所有老师都是初学乍练，上课非常生疏。李老就把每次的授课内容作充分准备，背到滚瓜烂熟，上起课来不要看讲稿，一下子就把学生给征服了。其实大部分学生可能根本听不懂徽州话的课堂教学，但李老烂熟于心，表述流畅，一眼也不去看备课笔记的风范，彻底征服了学生，以为这个老师水平高、肚子里有货。课都听不懂居然也能产生好印象的事，真是奇哉怪也。但凡事都是相比较而成立，根据当时的教学水平，其他的老师估计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因为中医药教学本身是个新事物，教师从医生转到教学，也就从老手变成了新手，教学的效果不佳也很正常。全面一相较，估计李老的课堂风范超过侪辈甚多，于是便赢得了学生的赞美。 大概是因为教学的成功，李老很快就担任了安徽中医学院基础教学的负责人。当年安徽中医学院的教学只分临床与基础两大块，临床方面的负责人是陈超群老师。后来菜九在安徽中医学院学习时，对陈超群老师的印象最深刻也最佩服，因为他看病最厉害。菜九曾对李老表达过对陈老师的景仰之情，李老说，陈超群跟他关系最好，他与陈超群也是相互最为佩服。陈超群老师以看病快捷著称，而陈李二人曾单独比试，李的速度还稍胜一筹，唯英雄能识英雄，陈李二人惺惺相惜，相交莫逆。从年纪上看，陈比李还年长十岁，而由一对好友分别执掌安徽中医学院的两大板块，倒也是杏林或学林的一段佳话。后来陈老师去世，其名下新招的研究生夏黎明的进一步深造没了着落，最后还是由李老出面将其招至自己的门下，其中就有陈李相交甚厚的原因在起作用。而菜九到李老门下，又是由夏黎明师兄做的引渡人，此是后话了。在中国普遍有尊老的传统，中医药界更是以老为尊为贵，而李济仁先生可能是当时老师中年纪最轻者，却成了学校的教学标兵、教学骨干、重要台柱、主要负责人，如果没有过人之能，这一切是无法想像的。所以当年的《光明日报》都报道了年轻的李济仁老师的教学成功事迹。 在菜九看来，当年光明日报的这个报道的写作尺度不甚正确，该述评文章的标题是“要善于向年长教师学习”，文章以为李老“原来教课比较吃力，后来，得到一位七十多岁老中医的指导，他努力进修，刻苦钻研，业务上进步较快，现在已能独立开课，效果较好。”中医药教学是个新事物，李老及其同事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训练磨合都没把握，从来不知道中医药教学为何物的老中医又如何能知道，而这个老中医姓甚名谁，也语焉不详，估计是杜撰的。这可能是寻常思路，一个人搞不定的时候，如果得到高人指点，情况就会有所改善。一个没有教学经验的年轻教师，得到有经验老手的指导，正是顺理成章的事。只可惜，当时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白天不懂夜的黑，寻常之人也理解不了非常之人。菜九的老师夫妇均为非常之人，故能行非常之事，一个十五六岁，一个十九二十岁，看起病来疗效超过老手，而且超的不是一点点，难以置信吧，但事实确实是这样。以此等事迹例之于教学，李老一个生手，一上场就像个老手，好像生平就惯做此事一样，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当然，那个写新闻稿的人这样写法完全是出于好心，是为了让广大读者容易理解容易效仿。李老领受中央大报报道殊荣的时候，也不过就30岁年纪，一下子就成了当时举国各个领域中高校青年教师的模范人物，从而在业内占据了有利位置。 回顾李老最初的行医及教学经历，有一点可能一直没被人注意。这就是李老一开始就是独立自主的或走在头里的，从来没有给人打过下手。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对一个人的成长甚至是有决定性意义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委以重任。否则，就会在成长的过程中积累起察颜观色、见风使舵、谨小慎微等等恶习。李老虽然不是政治领袖，但有些道理是相通的。李老在创业阶段及教学起步阶段始终都是当老大的，所以就保全了天真率真的本色。因此，他的治学道路始终能坚持自己的方向，绝不会去看他人的眼色。这样一来，就集中了精力，减少了消耗，所以成长很快，进步很大。当惯了老大的李老，现实中就有一定的优势心态。他常常说，自己跟群众的关系好，跟领导反而一般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从来不去找头头脑脑，只有他们来找我。我又没什么事要他们办，不需要找他们；头头脑脑找我干什么，找我看笨（徽州话，病读作“笨”）。每当我怀想李老的时候，我的耳边总会响起 “找我看笨”的徽州口音，我就感到非常亲切和开心。这真正是随和中的清高，谦虚中的自负，也体现出了凭本事吃饭者的自信与自傲。 |
 | 菜九段 | 2889 | 05-21 16: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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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菜九段 | 141 | 06-27 20:17 | ||
| | 菜九段 | 424 | 06-27 21:40 | ||
| | 谢谢携大作共享！[4楼] | 紫薇的忧郁 | 108 | 06-27 23:05 | |
| | 确实超长，但很是可读[5楼] | 单纯女人 | 133 | 06-28 10: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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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医治病医德服人[8楼] | 鹰男 | 135 | 06-28 16: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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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菜九段001 | 38 | 05-26 12: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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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突然发现几个很好的图标，很能代表心情。[16楼] | 菜九段001 | 6 | 05-04 10:02 | |
| | 菜九段001 | 1 | 05-21 16:4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