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后，自然有好多亲戚朋友来打听消息表示关心。那些日子我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回家后就穿着得体而随便的衣服，化了淡妆，坐在我家沙发上，迎来送往。我知道他们都准备了好大一堆的的同情、怜悯、劝慰甚至眼泪，可我不准备给他们机会表露出来。是啊，我也想哭，可是哭有用吗？如果我的生命注定要离去，我愿意做那颗最美的流星。

    我们单位的工会主席也代表组织找我谈话。很合时宜地庄重得体地对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中心思想就是要顶住，顶住。我们大行长也找我谈话，他很有重点地劝我应该尽快去哈市做手术，毕竟，那儿的医疗水平更好一些，并允诺手术费用单位可以解决。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都想好了，我就在本市做手术，这样我的心里会妥贴一些。再说如果我真是那样的病，去哪儿做手术还不是一样？即使我的生命因为我去了别的地方做手术而延长了一个或两个月，那对我又有多少意义呢？

    99年3 月8日，当别的女同胞在欢渡自己的节日的时候，我却就要走进手术室了。那一天，站在手术室外的我的亲友团竟达一百人之众，还不包括那些一再要求来，可是因为工作忙确实脱不开身来不了的同事们。真的，在那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人缘会有那么好，也许一个年轻的生命遭遇了和他年龄不成比例的不幸，吸引了更多的人的关注吧。我们行领导班子一行七人全部到场——这多少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并极度不安起来，不会因为我，影响了革命工作吧？那么多的人，我不能一个一个打招呼了，就虚弱地向他们微笑点头，并有点儿没心没肺地想起了电视上撒彻尔夫人接见外国元首的情景。不过一想到自己一会儿我就要上手术台了，马上又恐惧起来。因为紧张，我已经上了好几次厕所了。不得不进手术室了，我站在手术室的门口，笑着对他们说：“我怎么觉得自个儿跟刘胡兰似的，你们都回去吧。”心里又想到刘胡兰最后可是死了的，多少有点儿沮丧。事后我同事说我当时说到“你们都回去吧”的时候，脸“刷”一下就白了。

    手术先是要把病体拿出来，如果真是恶性的，就接着做大面积全部切除手术。躺在高高的手术台上，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孤独，因而更加恐惧起来。医生很尽职地给了我两片睡觉药，在失去知觉以前，我甚至还听到了手术刀割自己肉的声音，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切肤之痛，什么叫毛骨悚然——切，真菜，我怎么又要哭了？另外我还抓紧时间很煸情地想了一下我们单位的那座办公大楼，还有我的办公室，我的写字台，写字台上的电脑、算盘，甚至是那本随便记点儿什么的封皮上有个可爱卡通小熊的笔记本。就在不久前我记得我还在那本子上写过该给儿子买英语磁带了，有时候我也会懒懒地写上“今天该去看妈妈了”，诸如此类。一想起儿子的笑脸，妈妈的眼泪，爱人的关切，我的心抽搐般的疼痛。原来世界上最浪漫、最幸福的事就是做一个健康的人，携亲人之手，漫步在阳光下啊。那一刻，我的眼泪汹涌而出。

    就在我昏睡着的时候，我的病理切片出来了。是“乳腺结核”！据说我的亲友团们当时在手术室门口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欢呼；我的弟弟，一位腼腆的小伙子，当时使劲儿亲了他女朋友的脸蛋儿；我的妈妈，一位平素温文尔雅的老太太，居然像一个豪爽的东北大汉那样，把手一挥：“都别走，跟我吃喜儿去！”我的爱人在当天晚上买了好多黄纸去十字路口烧了。他事后对我说：“你不知道，当时你在手术室里我一直在一遍一遍地祈祷，列祖列宗保佑啊，你看，果然灵验了吧。”

    手术后我痊愈得很快。四月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上班了。再一次穿上藏蓝色的职业套装，系上蓝白相间的领结，居然像是第一次穿婚纱的感觉，欣喜而腼腆。很清楚地记得第一天上班正赶上开行务会，我拿着本子去做记录，穿着高跟鞋走在长长的走廊里不断地和同事打着招呼，我觉得自己快乐得像要飞。走进小会议室，所有的中层干部都向我行注目礼，我发誓我从来没见过他们那么精神过，他们多么可爱。我们大头儿说：“全好了？”我说全好了。我赶紧拉个椅子坐下了。天哪，我真想唱歌儿。

    真的，我从没发现天是那么地蓝，云是那么地白，风是那么地轻。我从没发现过同事的笑容那么友善，亲人的关怀那么温情。忽然就理解了七仙女为什么肯下凡和穷汉子董永过日子，英王后裔宁肯舍弃王位也要娶平民为妻，原来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好多东西只有放下了，我们才会发现生命的美丽，才会对生命抱着感恩之心。于是我不是再和同事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闹不愉快了，我也知道如何小心翼翼地哄老妈开心了，甚至我对爱人的晚归也可以理解了，男人也不容易啊——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爱情就是这么简单。终于，老妈说我虽然有时还是挺疯，可是会为别人想得多一些，就是长大了。我爱人呢，他狡黠地笑笑：“呀，有个善解人意的老婆真好，感谢生病。”“什么呀，”我笑着更正他，“是感谢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