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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 文/黑色传奇，2001年8月，版权所有 一 我真正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是大四那年。那时候北京到处都兴玩吉他，校园里头兴玩古典，街头巷尾兴玩摇滚。 走到大学的任何一个宿舍的过道里，你都会听到有人在弹“爱的罗曼斯”，弹得太多、听得太多，于是做下了病根；现在一听有人说“罗曼斯”就想吐。头些日子和几个朋友去吃海鲜，等了好半天，我们点的东风螺就是没有上来，一个朋友大喊：“小姐，你们的罗曼斯（螺慢死）了！”我一听，扭头就奔了厕所。 那年北京的晚上，无论是护城河边还是交桥下面的草坪上，到处都有一拨一拨的“小玩闹”在弹唱，唱的最多的就是崔健的“花房姑娘”和王桀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如果两拨人离得近了，就相互比：先是“叉点儿”（比吉他），然后叉歌，最后谁也不服谁，就叉架。 经一个玩吉他的同学介绍，我认识了强子和仨儿他们一拨人。那年他们大都刚顶替父母进厂子上班，厂子里也不景气，于是就把时间几乎都泡在了吉他上。强子的头发有些自然黄；和几个哥们一样，烫着“爆炸”头，据他们说，无论在吉他上、还是在打架上，强子都是“镇崇文门”。仨儿是个漂亮的姑娘，在家排行老三，上头有俩姐姐；留着短发，1米65的个儿，条儿（身材）特顺，说起话来有些鼻音，很象配音演员李梓。她平时有些大大咧咧，总是一副什么都不吝的样子，看着她我总想起电影里的那个叶塞尼亚。由于有古典吉他的底子，我很快也能熟练地用拨片儿演奏摇滚了，时不时地也跟他们去草地上弹弹琴、出出风头。我跟强子后来混得很熟，因为我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斗蛐蛐。 强子养蛐蛐也真够邪的，别人用罐儿，他用小面缸。别人老挤兑他： “强子，你们家住房面积也不富裕啊，这么大个面缸，你搁哪儿啊？” “强子，你的蛐蛐不大，罐儿倒不小啊！” “强子，你用面缸养出来的蛐蛐，能不面吗？” 看着他一脸不高兴，我就安慰他：“强子，甭理他们，就用面缸养！气死他们！哎，强子，要说这蛐蛐住得比你可宽敞多了！” 强子气得一瞪眼，还是那句口头禅：“滚蛋！找抽呢你！” 有天晚上我和大学同学东郎从护城河边过，正碰到强子和仨儿他们在唱歌。我就跟东郎说：“看见了吗，那个头发有些发黄的、弹吉他的，就是我跟你说的‘镇崇文门’，强子。” 东郎看了好一阵子，笑着说：“我当是谁呢，这不是‘黄毛’吗！” 我惊异地看着他：“你认识？” “小学一个班的，小时候没少抽丫的。” 我正在将信将疑，忽然眼前一阵骚乱，强子他们跟对面的一拨人打起来了。至今我也不明白对面那帮孙子是从哪弄了那么些个板儿砖，连拍带砍，强子他们溃不成军。我看见仨儿朝我跑过来，就一把拽着她，索性手挽手地坐在草地上了。那帮孙子追过来，歪着脖子瞅了我们半天，怎么看我怎么不像跟强子他们一伙的，于是就撒丫子追别人去了。我和仨儿乐了好久，仨儿拍拍我：“你真行，礼拜天请你去我家吃饺子！” 第二天跟强子斗蛐蛐的时候，我问他：“老实说，你丫是不是叫‘黄毛’？”他脸色一红，“哪个孙子跟你说的？找抽呢！”我看他有些急了，就说：“得了得了，知道你底儿潮，不象你的蛐蛐那么面！” 要说强子和仨儿他们，商业脑筋还是很灵的。每到工体有球赛，他们几个就忙乎开了。首先是强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大堆透明塑料做的一次性饮料瓶，然后仨儿把她们家的大澡盆子拖出来，接满自来水，再掺和些色素和糖精，汽水就做好了。强子带着人装瓶，仨儿用熨斗封塑料瓶口。强子一边忙活一边还不住地夸着：“瞧咱们仨儿做的活，绝了！整个一封口机！” 仨儿回敬他：“你丫才是一封口机呢！” 强子一脸坏笑：“错了，哥哥我只会给别人开封。” “臭流氓！”仨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最后，强子带俩人用板儿车驮着汽水去工体门口卖，回回能赚不少钱。 二 礼拜天，我如期到了仨儿她们家。他的父母都是老工人，特热情。头回见面他爸就教我怎么使搓衣板，她妈则教我如何磨韭菜（把韭菜切碎）。仨儿不耐烦地说：“得了得了，人家是学电子的，没事学这些干吗？” 老头一脸严肃：“电子？我懂，不就是攒巴无线电吗？那也得先吃饭穿衣不是？您说呢？” 我连忙点头：“那是那是！” 本来我够能侃的，可那天我成了听众。这老两口，从我拿起筷子到我放下筷子，已经把北京的历史追溯到汉朝那年了。我走的时候，老爷子特担心我迷路，恨不能给我画张作战地图；并在三地嘱咐我，“坐地铁别坐错方向，即使做错了也别怕，地铁是兜圈的。” 仨儿出来送我的时候，我对她说：“你可真不易，见天儿的要受传统教育。” 仨儿乐了：“所以我都不喜欢在家呆着。” “知道，听强子他们说，一到吃饭的时候你就去赴宴。今儿晚上打算去哪啊？是不是去鸿门啊？”我有些酸酸地问； “鸿门宴就鸿门宴，谁怕谁啊！”仨儿一脸什么都不吝的样子。 后来我和班里的一个女生谈了恋爱，跟他们来往的就少了。89年闹学运的时候，我去天安门，正碰到强子和仨儿在卖汽水。强子推着一辆三轮，车上装着几个大冰块，冰块上有许多槽，每个槽里有一瓶汽水。强子一边用手来回拨弄着汽水瓶，一边吆喝。他的头已经剃成了板儿寸，看上去也老成了许多。仨儿还是老样子，贴身的连衣裙，把她身材衬得更加迷人。见到我，强子递了一瓶汽水给我：“嘿，少见啊你！你丫从哪儿钻出来的？” “强子长大了，知道孝敬人了！”我不住地夸他。 “滚蛋，找抽呢你！” 我喝了两口，问他：“这也是你自个掺和出来的汽水吧？” 他摆摆手，“不是不是”； “那我怎么喝着有股澡盆子的味儿呢？” “滚蛋、滚蛋，你丫缺练。” 仨儿在一边埋怨：“你们就不能说点正事！”眼睛却一直盯着我，我努力地回避她的目光，我知道强子一直很喜欢她。 或许是当着仨儿想玩点深沉，强子忽然问我：“别看你们学生读了那么多书，你们知道文凭是什么？” “是什么？”我笑着问； “文凭就是原子弹！”他斩钉截铁。 “怎么讲？” “有了，没什么用，你看哪个国家用原子弹打仗啊？但是没有可不成，没有了别人就欺负你！” 这句话我至今都记忆犹新，而且工作时间越长，体会就越深。国营单位里，很多活都不需要高学历的人来做，许多工作岗位的技术含量也不高；可是，没有了学历，却万万吃不开。尤其是每当单位要裁员、下岗的时候，没有学历的人，无论他工作多么卖命，就如同没有了原子弹的国家，首先要大难临头。工人的语言，如此朴实，又如此富有哲理。如果我是个专业作家，我一生追求的，都将是这种包含了思索与哲理的质朴。 后来遇到了几个熟人，知道了强子和仨儿的一些情况。强子结婚了，娶了一个东北姑娘，叫翠花。夫妻俩在胡同口开了一家东北餐厅，招牌菜是“翠花酸菜”。仨儿来了深圳，找了一在广州工作的男朋友；也是东北人，人高马大，心眼也挺好，别人都夸他是活雷锋。 三 尽管我和仨儿都在深圳，但是没有她的电话，所以一直没有联系。那年，和我谈了7年恋爱的大学同学，跟着一个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男人跑了，只留下一屋子的痕迹和记忆。我无助地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原来我在深圳一无所有。街上的灯火是如此绚烂，但如果我死在哪个角落里，有谁能知道？又有谁能在意呢？ 我给东郎打了一个长途：“她，她把我甩了”。 好半天，我听到他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王八蛋”； “回来吧，回北京散散心”，他劝我。 为了省钱，也为了散心，我特意到广州坐了京广。我对面的卧铺上，是一北京人，大包小包的，一看就知道是来广州上货的。他的傍家儿口音却很重，打扮得花枝招展，别人私下里议论说她是“兔子”（妓女）。 路上无聊，所幸的是北京的比较多，凑够了6个人开始“敲三家儿”。真应验了那句话“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大供”几乎被我一个人包圆了；那两上货的男女，不是“三先”、就是“四喜”，气得那男的不住地骂骂咧咧的，逗的大伙很开心。 出了北京站，远远地我就看到了东郎；他的太太刚生完小孩不久，要照看孩子，所以没有来。他拍我肩膀的时候，我的眼圈潮湿了…… 他开了一辆“飞亚特”，深红色的，虽然很小，坐在里面却很舒适。我把窗户摇开，扑面而来的是北京那干爽的风；路边的柳树是如此熟悉，摇摆着、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东郎不住地开导我，就如同大学的时候我开导他一样，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富有磁性。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见到了东郎的太太，军。她比以前胖多了，气色也好很多；跟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一个女伴，小闽。军性格很开朗，所以周围的朋友也很多，什么董姑娘、侯姑娘等等，还有几个我叫不出名字。小闽当时在高露洁公司推销牙膏、牙刷，经常到广州出差；后来又跳槽到一家通讯产品公司作销售，所以如果有人问我：牙刷和通讯有什么关联？我一定会说：“小闽！” 军也不住地劝我，说实在不行就回北京算了，北京有这么多姑娘，还怕找不找好的？我心说，我的户口都调过去了，再调回来，有那么容易吗？！小闽也安慰我，说以后出差的时候一定去深圳看我。我很感动。晚上他们还想请我大搓一顿，我谢绝了；我和东郎都想吃卤煮火烧和炖吊子，于是我们想单独活动，军无可奈何地说：“这两人，都好这口，真没治！” 第二天，我去了强子的东北餐厅，一进门就看到一个 强子见到我，瞪着眼睛愣了好半天，“你，你怎么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觉得他陌生了。他本该说“你丫……”，可是，没有。一切都在变，连强子也变了。 那天我们喝了很多酒，强子真的成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了，几乎看不到往日的影子。我们都没怎么说话，至于他和仨儿为什么没成，他也不提，我也不好意思问。说到养蛐蛐用的小面缸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微笑，瞬间即逝；只有在那一刻，我才看到了我记忆中那个抱着吉他、一头黄毛的小伙子。或许社会本身就是个面缸，面缸里出来的人，终究会变得很面。 离开餐厅，在胡同口我碰到了仨儿的二姐，她是她们家长得最漂亮的，有些象孙悦。她告诉我了仨儿在深圳的传呼号，并一再邀请我有空的时候去家里玩。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北京的街头，喧闹中我忽然感到了它的空旷与庞大，感到了无比的惆怅与孤独，一切都由熟悉变得陌生起来。我走进了一家音像商店，看到两个女中学生趴在柜台前挑选磁带，就问她们，能告诉我哪盘好听吗？其中一个高个子的女孩子有些意外地抬头看看我，仿佛洞穿了我的心境，目光变得同情起来，说：“买齐豫的吧，挺好听的”。 我买了，并且保留到现在。齐豫的歌声有些悠扬，也有些无奈与惆怅，很符合我当时的心态；我不得不佩服现在的女孩子们，她们好像什么都懂。 四 回到深圳，我给仨儿打了传呼。不一会，电话铃响了，我听到了一个久违的声音：“哪位呼我？” “我，奥斯瓦尔多，你是叶塞尼亚吗？”； “你是？……是你？？你在哪儿？” 一个小时以后，她敲响了我房间的门。 她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眼角也淡淡地有了些鱼尾纹。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她的眼睛，明亮而迷人。那天我终于象个孩子一样地哭了，在她的怀里。听完我的倾诉，仨儿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她真缺德，”过了一会，她问我：“为什么在北京的时候你不喜欢我？” “我知道强子喜欢你”；是的，强子喜欢她。早在上中学的时候，强子和几个男生就喜欢在仨儿她们家楼下招呼她一起出去玩，喊得多了，引起了街坊老大妈的警惕，等仨儿她妈回来的时候，不咸不淡地嚼舌头：“你们家仨儿可真够团结同学的，而且还挺团结男同学的！他们老跟楼底下招呼她，然后骑着自行车、一个带着一个就满大街转悠去了。”为此，仨儿没少挨刻。 但是，这就是我没有追她的理由吗？不是！我心底知道，因为，因为她是工人！在北京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可能娶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这种清高，终于让我尝到了今天的苦果；讽刺的是，到头来真正能安慰我的却是我当初不愿意接受的工人阶级！我至今都不敢正视仨儿的眼睛，因为她的眼睛特别明亮，我害怕她看穿我的心思。 那年春节，我没有回家。仨儿也没回，她的那个东北男朋友回老家了，于是她告诉我，春节期间，她可以至少为我做五顿饭。为什么是五顿？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只想每天少吃一顿，这样她就可以多陪我一天。 大年三十的下午，仨儿来了，带了很多吃的。和以前一样，她很喜欢吃糖，嘴里几乎没有停；吃完了，把花花绿绿的糖纸，贴在我卧室的门上，顷刻就点缀出节日的气氛来。然后，仨儿开始准备包饺子，忙忙碌碌的，象个小媳妇。 晚上，她没有回去。 一连几天，我们几乎没有出门。我们象一对蜜月中的燕尔，又象久别重逢的夫妻，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终于在一个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她在化妆；她的眼睛有些浮肿，或许是刚刚哭过。她已经把外套穿好了，看我起来了就说：“他回来了，要我去广州。本来不想惊动你，让你多睡会儿，既然你醒了，就跟你道个别吧。早餐在锅里，以后自个多注意身体”。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她坚持不让我送，并急急忙忙地出了门。 我赶忙穿上衣服追了出去，远远地跟在她的后面，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匆匆地向前移动。她的身材、姿态是如此动人，也是如此亲切；那一刻，我感觉仿佛回到了北京的街头，回到了几年前的岁月。我多想喊住她离去的脚步，可是我发现自己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只有内心在无声地哭嚎。 一辆公共汽车从我身边驶过，载去了她美丽的身影。四周变得沉寂而空旷；空气是如此的凝重与压抑，我感到内心在收缩。我把手揣到兜里，忽然碰到一张折叠的纸，急忙打开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不要再找我了，我是工人阶级。多保重”。 她什么都知道！ 我的眼睛又一次模糊起来：我看到北京的冬天，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女孩，围着马海毛的大围脖，远远地离去了…… ※※※※※※ 能一句话说清楚的，绝不说第二句。欢迎来黑色传奇主页做客： http://www.zt98.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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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倒 看晕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