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  郎

文/黑色传奇，2001年1月30日，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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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郎是我大学最要好的同学。他的身体底子极好，除了学习以外样样精通。学校的田竞队、舞蹈队、足球队等等，他都是大梁；还外兼小班的体育委员和我们系的大班长，也算学生里面的高干了。

    他是最早一批会跳交谊舞的，而且经常被低年级请去教新生跳舞；已经记不清多少女生喜欢他、追过他了，记得只有零星的几个女生和他之间是清白的。尽管大一、大二的女生们身上还有些神经质，多心、过分正统使她们把每一个距离自己2米以内的男人都看成是对自己有非分之想的色情狂，但是对他却都情有独钟。她们中的很多根本不可能是男生们觊觎的目标，因为大一的女生，在进入校门的一年里，会象气球一样吹起来。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你和她们跳舞，你的右手揽住的，将是被皮带勒出沟槽的背部。但是，东郎并不在意；他可以在食堂的舞厅里，在浓浓的馒头味中，用他那有力的臂膀，带动着她们硕大的身躯飞快地旋转，就象外星人来地球虏人一样。

    到了夏天游泳的时候，东郎腿上的片片疤痕便一览无遗了，那都是踢足球留下的纪念；他会如数家珍地讲解着：“这是五班XXX那孙子踢的，那是四班XX那孙子铲的......”

    有一年他爱上了一个外地的女生，那个女生却拒绝了他，然后就回老家过年了。他于是神使鬼差地仅凭着那个女生的一封信，就踏上南巡的列车，找到她的家。无功而返之后，他对我说：“完了！以后，我不会再这么爱一个人了”。这句话我听了N遍，但是我还是能看出他这次真的很伤心。他很长一段时间不踢球、不跳舞，只是把自己闷在家里，对着录音机一边又一边地录制自编、自导、自演的配乐诗。这些诗我至今还保留着一盘，可以听出他在朗读的时候，真地流了一些鳄鱼的眼泪。

    我知道他很喜欢画画，便特意买了一个画夹子送给他，劝他多画画，散散心。那段时间里，他画了不少，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幅：一幅是以我为模特、画了一个下午才完成的人物素描，画完一看，特象我们班的另外一个男生。那个男生下午出去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大为赞叹地说：“东郎水平真高，我不在画的都这么象！”另外一幅画是去动物园画的“虎啸图”，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送给我挂在宿舍以后，我们宿舍就再没闹过耗子。

    大学毕业以后，我留下来继续读研，他则分到北京一个大饭店的电脑部。那段时间饭店正在基建之中，他也没什么事，天天拿着一把剃头的推子给别人剃头玩。有一天我去他们饭店，他主动要求给我剃头，搬了把椅子放在已经建成的天台上；好象是中午开始剃的，那天我连北京的日落一起看了。我现在皮肤比较黑，或许就是那天晒的。黑了太不方便了，晚上过马路要张着嘴、举着手，因为只有牙齿和手心是看得见的。他剃头很仔细，如同画画，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说：“得了，您画画把我画成别人，剃头也打算把我剃成别人啊？”要说他剃头的手艺要比画画强多了：剃的时候手里只有一把推子，剃完了我一照镜子，就跟他手里面还有一个大碗似的——标准的盖碗头。前一阵子看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里面“母亲”送饭用的大青花碗，我怀疑就是管东郎他们家借的。

    我们一直在猜测，他以后的媳妇是什么样子，谁能降的住他？时间给了我们答案。那年他认识了北京警院毕业的一位叫“军”的女公安干警，长的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胳膊粗又长。前面两点结婚前他感受很深，最后一点结婚后他感受更深。努力与魅力，使他成功地得到了军，可是女公安却斩钉截铁给他出了一道选择题：要么和我结婚，要么我“做”了你。作这道选择题的时候，东郎的脑子比任何“奔腾”系列都要快，于是他就这样结婚了。

    也许由于职业习惯，军可以洞察一切。她可以明跟、暗访，监察东郎的一切行踪。有句话叫：“再好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人”，东郎恐怕感触颇深。我们时常会收到军的电话：“你好啊，今天晚上和东郎在一起吃饭了？他穿的什么衣服？穿袜子了吗？”等等。如果回答对不上，那晚上他就惨了：军会若无其事地等他回家、脱了外衣，然后锁上门，用她那令无数犯罪分子胆寒的胳膊，按着他，一顿爆拧。东郎身上的肌肤是非常健康的微红色，配上军拧出的青印子，宛如国民党的晴天白日满地红的党旗。可是，东郎还是东郎，在他那顽强不屈的眉宇间，我依旧能看到“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就可以回家过年”的坚定信念。

    物理学上有个C，代表光速，而且代表速度的极限；我在想，如果要度量妻子的严厉程度的话，就应该有个叫“军”的度量单位，世界上任何妻子都不可能超越这个极限，尽管我周围的很多妻子（包括我的妻子）也很严厉，但是和军比起来，充其量只能算“拥军”、“学军”之流。“军”应该作为一个国际标准的计量单位来使用。

    前两年，他们把车子卖了，全家移民到加拿大。加拿大是什么地方？不知道，只知道我周围的人都在往那儿移民，让我想起宇宙里的黑洞，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吸引进去。到了加拿大，军喜笑颜开地来信说：“真是个好地方，早就该来了！”后来我听说，那里方圆百里没有人烟，东郎变的很爱妻子了，据说英语叫做：“Have to love his wife”。

    印象中加拿大有很多雪，我就写信问他们：“经常滑雪吗？”东郎说：“滑雪倒没有，经常铲雪，家里有好几把铲雪的大铁锹”。他有一次铲雪，劲儿大了，把腰拧了，去加拿大的医院里推拿。推拿师是个大鼻子外国人，非常客气：

    “趴下，”然后把左、右两手的食指杵在他腰眼上，

    “吸气、呼气、向前动动、向后动动。。。”

    原来这个推拿师还是个物理学家，相对运动学的很好，病人动，他不用动。

    第二次去推拿，那个大鼻子推拿师终于说：“我给你揉揉，趴下”。推拿开始了，东郎感到在他腰上揉动的不象是人的手，回头一看，大鼻子正拿一根擀面杖在他后腰上擀。事后大鼻子解释说：“你的腰疼主要因为腰不平，擀平了就好了。”

    后来我给东郎打电话说，别去了，再去他该拿熨斗熨你了！

    春节了，思念与牵挂让我提起了笔，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小军、东郎，你们好吗？最近工作很忙吗？身体好吗？

    我现在深圳挺好的，你们两个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加拿大；

    东郎晚上还出去吗？管的太严就不要去了，干了一辈子地下工作，也该歇歇了；

我买了一件盔甲给东郎，挨掐的时候就穿上吧，军也不要埋怨我吧，下次给你，买一副铁指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