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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凡事
依辈份他是我的舅爷爷,关于他的事大多出自我母亲之口。舅爷去逝已十多年了,可母亲偶尔还提起他,因为舅爷的确是个"特殊"的人。 母亲说舅爷小时候读书读得很辛苦。天不亮就起床,早饭是没得吃的,抹把脸,背上书包,左手抱捆柴草右手提个瓦罐,瓦罐里面盛把米,到了学校上完一节课后,赶紧到学校围墙脚下那三块石头垒起的灶前烧起火,瓦罐里掺上水,再赶紧溜去上课。这种既要读书又要自带柴草瓦罐煮饭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外祖父将家搬到镇上为止。尽管不用自带柴草瓦罐煮饭,但也不过是每天中午到我外祖父家里吃顿红苕饭。我的母亲也就在那时和舅爷混熟了。因为外祖父家住不下,所以,傍晚放学后,舅爷还得走十几里路回家。 后来,舅爷考上了省内一所著名的医科大学。按舅爷的话说不过是自己很幸运。但舅爷所在的那个乡村沸腾了。穷乡僻壤出了“状元 ”,这是何等的荣耀。据说全村人为此庆祝了三天三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舅爷开始的上下九族从此被乡邻高看一等。 舅爷顺利完成学业后,被分到省城某大医院工作。在那所医院舅爷渐渐成了名人,不仅仅是医德好,医术高明,更重要的是舅爷那些特别的举动总令人匪夷所思。 就说舅爷找对象吧,医院里聪明、漂亮、能干的女医生、护士多的是,舅爷有才学,长得也一表人材,按理说找个志同道合的人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舅爷却偏偏找了一个没有文化,在某厂里打零工的乡下女子。我还记得自己因身体不好被母亲带去找舅爷,曾经见到舅婆——矮小身材,长相平平。更重要的是在我和妈妈等待舅爷回来的两三个小时里,她只说过两句话,一句是:来啦?第二句话是:坐嘛。那时我就觉得舅婆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而母亲只是笑。直到后来,我又好几次去舅爷家,才慢慢觉察出舅婆有轻度的智障。很久以后,母亲不无惋惜地告诉我,是舅爷自己要找这种穷苦的人的。“唉”,母亲叹道,“你舅爷总觉得自己很幸福,而这幸福在他看来又是天下人赐与的,因此,他就要回报天下人。” 也许是因了这种思想,舅爷总是医院下班最晚,值班最多的医生,尽管那个年代的人不能公开讲究吃喝玩乐,但像舅爷这样发自内心的甘愿吃苦的人也不多见。因而没有哪个医生、护士不愿意把先进、劳模这样毫无实惠可言的称号让给他这个随时愿意帮人顶班,帮人出诊的好同事。所以,舅爷年年是省、市的先进或劳模。 不难想像,舅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对象。当年轮转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不可避免地遭人奚落与讥讽,这是时代的需要。谁让舅爷的思想始终停留在五、六十年代呢?我自己就曾因舅爷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而拒绝与他一同出门。那时的舅爷一定很苦恼孤寂。事实上,母亲也曾几次说过,舅爷那样的人,一辈子只知道干工作,既不会海侃神聊,也不会溜须拍马,会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他呢? 后来,舅爷得了脑瘤,母亲曾有一段时间陪伴在他身边。母亲说每每有省、市领导或者医院同事来慰问,舅爷眼里总会噙着泪水。看见我迷惘的神情,母亲补充道:“你舅爷这个人就知道感恩,从心底里的感恩。”由于经过了头部手术,舅爷被安排提前退休。退休后的舅爷再次做出惊人之举——承担医院收发室的收发工作,并且分文不取。要知道上个世纪八十代,正是国人比富攀贵的黄金时期。舅爷因为他的愚蠢举动再次被人们戏谑为脑子有毛病的人。不久,舅爷病情复发,他倔强着不接受治疗,说是那样只能浪费医院财物。 那年冬天,舅爷去逝。临逝前,舅爷将一生的积蓄——八千元钱全部捐给了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