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在1992年的5月20日，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时间已经过去整整十年，真快呀！我由一个中年人变成了老太婆，也快退休了。

父亲1923年出身在山东威海的贫农家中，家里很穷，奶奶的两个儿子都因为贫病而夭折，我父亲和叔叔、姑姑活了下来。听父亲说，家乡是近海的山村，小时候常吃不上饭，也无钱买鞋，在冬天里也光着脚，为了读书，靠奶奶卖鸡蛋来攒学费，读到小学毕业就无钱念书了。年少的他长得高大、英俊，为此，村里的老太太们硬要认他做“干儿子”。抗日战争期间，在1941年，他瞒着家庭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又到了延安，在抗大军校学习，这时候的他，因为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延安时，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他曾去深山烧过木炭，还自己动手纺织。又经过了多次的战斗，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指派编辑“战地小报”的工作。在解放战争中，他是一名炮兵战士，参加了渡江作战，立下战功，（有奖章为证）。侥幸的是，他在这么多的战役中竟然安然无恙，没有负过伤。解放后，就跟随部队在杭州驻扎下来，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大半生，直至走向人生的终点。

父亲是一个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战士，对马列主义的思想的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心。对共产党忠心耿耿，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这种性格，使他吃了大亏。五八年，因反对“大跃进”，支持彭德怀的观点而被南京军区作为“小彭德怀”而受到批评处分。可是，他的脾气直到他的晚年都未曾改变过。

我小的时候，对父亲的印象不太深刻，因为他总是开会，上班，和我们玩的时间很少，但是，我觉得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是很高大的，以为父亲聪明能干，好像是无所不能的。在他偶尔高兴时，他会给我讲一些如“西游记”“小和尚下山”之类的故事，他还有一个怪脾气，比如，他想做一件小玩意，可是在没有做好之前，随你怎样问，他也不会告诉你的。他会说“不知道、不清楚、不晓得，不了解、不明了”等一连串的话来搪塞我。有时候，他一个人悄悄的出去逛逛，总是不打招呼，不声不响的悄悄溜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时间长了母亲对此也就无所谓了。虽然他长得又高又大，可他走路的脚步却像一只轻巧的猫，在你没有觉察到之前，他已经来到了你的面前，使我们姐弟们兴高采烈的游戏被他打断，如果他觉得孩子们太吵了，不听话，他的“笃栗子”就会落在我们的头上，有时，还要罚我们站在墙边反省，所以，我们姐弟都认为，爸爸太凶了！是个“暴君”。

父亲很喜欢打猎，因为工作上的便利，他自己就是掌握枪支的国防体育处处长，而他在部队又是一位“优秀射击手”。所以，我家里有两支枪，一支是小口径步枪，另一支是双筒猎枪。父亲在星期天总是要强迫我们跟着他，徒步到郊区去打鸟，你想不去也不成，因为，他的话向来就是命令，不能违抗。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替他背着枪袋出发了。那时候，古荡一带都是农田、水塘、竹林、茶园，房屋很少，各种鸟类都喜欢在那里栖息，那里是鸟儿的乐园。在当时也没有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法”来制约他的行为，所以，我的父亲一到，鸟儿们就遭殃了。到了目的地，父亲就不准我们前进了，给我们“画地为牢”，指定在一个地方不许动，我们就在指定的地方看麦子，摘油菜花，拔小草玩耍。只见他一个人提着枪悄悄的走过去，生怕惊动了鸟儿，偷偷的瞄准，扣动扳机，枪声响过，总有鸟儿挣扎着落了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捡可怜的，带着鲜血的猎物。那时候，我认识了什么是斑鸠、喜鹊、乌鸦、猫头鹰、老鹰等鸟类。我妹妹夏临胆小，遇到田间的小水沟就不敢跨过去，这时父亲一边骂她，一边就一下把她拎起来提过小水沟。到了下午，口袋里已有了不少的鸟，父亲决定收兵回“营”了。他自己手中提着枪，我和弟妹们拿着沾满血的口袋，从古荡走回天水桥，路上的行人有时会看着我们这支队伍，常有人要问个究竟。

到了家之后，父亲就把那些较小的鸟儿送给邻居，剩下的，由母亲烧了给我们做晚饭的菜，这时候，父亲总是吃得很少，他的兴趣是打中猎物那时的喜悦的心情，而不是为了吃而去打猎的。老鹰的羽毛很美丽，带着天然的，灰褐色的斑纹，父亲用它们来做了两把羽毛扇，用了好几年。

他的手也很巧，喜欢做木工活，在家里准备了一套木工的用具，做一些小凳子，桌子等小件的活，当看到自己的成果时，他的脸上就漾着笑意。家里的拖把都是他亲手扎成的，当他扎完了拖把，他总要兴致勃勃的拖一次地，然后将拖把扔在一边，就再也不管卫生工作了。他非常关心国际、国内大事，这大概是他的干部本能决定的，每天总是按时收听新闻联播，也强迫我们听，两张大地图在我家是永远挂在墙上的，他时常站在地图前观看，寻找发生事件的区域，然后用红笔圈起来，分析研究。他很爱吸烟，我们多次规劝，他总是以为小孩子家多管闲事而不予理睬，置之不理。我曾经把吸烟的十大坏处写下来，贴在他的床头，可是他还是一笑了之，照吸不误。

“文革”期间，父亲毫无例外的受到冲击，他一向是硬骨头，决不肯向恶势力低头，虽然造反派说他是“走资派”、“保皇派”，“锦标主义”，但他从不肯屈服。后来在武斗中被迫离开杭州，到了上海，并停发了工资。我家的门上贴上了“大字报”，并有随时抄家的可能，造反派就坐在家里，面对面地斗争父亲。我们全家的生活也非常的窘迫，只好逃到乡下的亲戚家去避难。六九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来了，我所在的学校要求我们百分之百地去农村，我听了同学的劝说，决定报名去黑龙江的农村插队。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表示支持我去，他认为，青年人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才会成才，既然是“领袖”的号召，就应该去。临别时，他到车站为我送行，在他的影响下，我没有哭，我想他是不愿意听到我的哭声的。

父亲虽是干部，但他一生清白，平生最反对不正之风，不肯为妻子、子女谋一点点利益，这是很少见的。我认为他生了我养了我，可是没有为我的前途着想过，一切都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对我的三个弟妹也没有出过力。两个弟弟是在下乡后靠自己的努力而考上了大学，父亲只是把我们养大成人后，就认为尽了力。而当我想从北大荒调回杭州时，他竟然还要反对，这使我感到很不满意。虽然他有满腹的马列主义理论，但对子女有什么价值呢？我们不想入党，况且，单靠他一人不能扭转乾坤，共产主义那只是他的一种信仰，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罢了。

在他的晚年，离休后，他住在省老干部宿舍一幢楼房中，闲暇时，他喜欢钓鱼，虽然也想重操旧业去打鸟，但是城郊到处盖了房子，鸟儿也无处安身了。再者，他的小外孙，也教育外公要爱护鸟类，不要杀生，所以，他只好经常爬爬老和山，钓钓鱼了。但枪支却还舍不得上交，一直放在家中，直到去世后，我把枪和子弹交还给有关部门。

在1991年的春天，他突然发病，起初血压很高，后来到浙江医院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却总也不见好转，反而出现了腹痛，黄疸症状，经过反复的检查，在浙一医院被确诊为原发性肝癌。这真是一个噩耗，平时，他的身体是那么的结实，健康，精力充沛，怎么突然会得这种恶疾呢？医生断言只能活三个月，原发性肝癌是一种急转而下的绝症。我和母亲竭力为他寻医找药，陪伴就医，转到了省人民医院治疗。我每天看着他在痛苦中煎熬，真是忧心如焚。经过化疗，每日里的疼痛有了减轻，可是病情还是不能控制，进一步的恶化，经过一年的化疗、中草药治疗，虽有短暂的缓解，但是终究无法抗拒死神的脚步，在第二年的五月里，父亲经历了七十年的人生，走向了他的归路。从一个壮实的汉子，到被病魔折磨得只剩下一副瘦骨鳞峋的躯体，在殡仪馆中化成了一缕轻烟。但他的点点滴滴，音容笑貌，和我至亲至爱的血缘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我永远铭记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