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走到南，只花二十元

     1970年冬天，我很想家，就不顾一切地从遥远的北部边陲——黑龙江回到山清水秀的江南故乡杭州看望思念中的父母，一路上只花了二十多元人民币。但在当时，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有许多像我这样的流浪知青，创下了花钱更少，安全到家的记录。

    六九年的春天里，我去了北疆，在那陌生的地方当了一年农民，由于南北两地的生活和气候反差太大，我尚不能完全适应，所以，每天都在乡愁的思绪中度过。我非常想念江南的山山水水和亲人，可是插队的现实是每年年底结算时的“倒挂”，每天的工分只有四角钱的收入，非但养不活自己，连口粮也得不到保证，更别说出巨资探亲了。我很羡慕附近农场的知青每月有三十多元的工资收入，并有一年十二天的探亲假。在当时，从边境的生产队到县城有一百八十多公里的公路，从县城坐火车到杭州，中途要在牡丹江、哈尔滨、上海转好几次车，票价是五十多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要知道，我第一年辛勤劳动非但一无所有，还因为生了一场病动手术而欠了生产队五十多元的医药费尚无着落，想回家探亲想似乎是一场梦想。在北大荒插队快一年了，生活的艰苦和气候的不适应，使我更想家了，家乡常常在我梦中出现，我一定要在这一九七0年的元旦想办法回一趟家，赶上春节和杭州的父母弟妹们团聚一堂。

    常听说其它县里的插队知青为了回家，想尽办法逃票的消息时有传来，我的心更是七上八下，跃跃欲试。虽然也有爬煤车冻死人的事件发生，但毕竟是少数，我会吸取教训，尽量避免发生危险。总之，别人的经验大大的鼓舞了我，我也要走这一条路，我们曾经是文革的“造反派”，难道还怕火车上的列车员吗？决心已下，就要付诸行动。我向知青战友打听了许多应付列车员的办法，心想，只要有决心就一定能够完成回杭州探亲的壮举。我决定和同一个生产队的女知青盛小水结伴同行，因她也和我一样，口袋里虽然没钱，回家的愿望却十分强烈。经过盘算，我俩一共拥有五十元人民币，我们一定设法用这笔钱顺利到达杭州。照理说，总该带一点东西给家人吧，可哪有钱给亲人准备礼物，我将在秋收时偷偷藏起来的几斤赤豆和大约十斤黄豆装在一只帆布书包里，和毛巾牙刷等简单的生活必需用品放在一起，就和小水结伴从边疆出发了。

第一步，到县里的车票我不必担心，根据以往经验，只要恳求货车司机，多叫几声“师傅”搭上便车就行了。这个办法果然奏效。到了县城火车站，我俩买了两张一元三角钱的票就大模大样的上了车，我要用这一元三角钱到达哈尔滨，然后转车到大连。我没有坐过海上的船，我和小水商量好了要从海上经过，领略一下大海的风貌。这是一趟开往哈尔滨的列车，车上不太拥挤，还有座位，我们坐下来后，一路上总是担心列车员来查票，可是过了几个小时并不见动静，我的心放了下来。就餐时间到了，我要尽量节约开支，路还长着哪！况且列车上的食品那么贵，我不会轻易动用那宝贵的盘缠，就一人吃了一个带来的馒头，喝了一点水，列车载着我们，在单调的车轮声中向远方奔驰。天色渐渐暗了，车窗上结满了厚厚的霜花，看不见窗外的景物，那外面是天寒地冻的世界。车上的人们都昏昏欲睡，我俩也忍不住打着瞌睡。也不知几点钟了，我们穷知青是不可能拥有手表的,在那个贫乏的年代里父母亲视手表为贵重物品，又怎会轮到我呢？就这样，每到一个车站，总是有人川流不息的上下车。在朦胧中，只听见有人在叫“查票，查票！”这声音似雷鸣般的惊人，将我俩吓醒，只见列车员已经来到面前，让我们出示车票，根据他们的经验，一眼看到我们知青特有的服装­——统一的黄绿色棉衣，这肯定是逃票的穷知青，这种事每天都在车上不断的演绎着。一声令下，我俩只好低着头和一伙乞丐、盲流们一起被赶到没有暖气的餐车内，等候发落。我心中在想着怎样应付这些可恨的列车员，他们会搜身吗？我的钱已经藏在牙膏壳和短裤内，不知会不会被查收去？心中不由有些慌乱。胖胖的猪头列车长神气活现的坐在桌旁，大声命令着，让依次走过的人补票，没钱的毫不留情的被赶下车去。大部分逃票者都不能逃脱厄运，我俩自然在其中。下车后的抬头一看，只见冷清的月台上竖着一块站牌，这是一个小站，“一面坡”三个字在夜色中孤独的站立着，看不见一个旅客的影子，候车室内空荡荡的，只有被赶下车的逃票者向四处散去。这时，大约是后半夜一点多吧，北风吹来，在阴冷刺骨的寒风中，不禁打着寒战，我们怎么能甘心屈服呢？在这个冷僻的小站上一定会被冻死的，一定要想办法再次登上列车。列车在这个小站加水，发现有一个车厢的门开着，我俩悄悄的贴着列车向前走，避开列车员的视线，乘他不注意，快速溜进了车厢，列车终于又出发了，我俩真是额手称庆。天无绝人之路也！第二天到了哈尔滨，我和小水庆幸总算闯过了第一关。

到了哈尔滨，我们在车站找到水龙头，随便梳洗了一番。一路上的个人卫生问题，都是这样利用停车的几分钟，匆匆到车站的水龙头解决。这时我想起朋友们的忠告，不要走出车站，因为没有火车票，出站肯定要被捉，设法找到开往南方的车，先上了车再说。所以就不敢走出站去看外面的风光。我们沿着一条条的过道找寻着车上的指示牌，看到有一列开往沈阳的车，正停在站台上，也不管它几点开车，就先爬上去再说，车上总比外面热一些。在车站的月台上买回了馒头，我们就安心地找了座位等待开车了，反正车总是要开的，我有的是时间等待。真是运气不错，过了半个多小时，上来了许多旅客，只听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列车启动了，离目的地又近了一段。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小水和我的胆量都大了许多，一路上商量着怎样对付下一次要来临的查票。正当我们说着杭州话小声讨论对策，引起了旁边两位中年男子的注意，他们是正宗的东北汉子，对南方话一点也听不懂，但能看出来我们是南方知青，就向我们搭起话来，询问我们的去处和在农村的情况。我看他们不像坏人，就将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以取得他们的同情和帮助。那个年代，还没有发行身份证，一人在外，除了单位介绍信或工作证，就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幸好我们有一本人手一册的护身法宝“边境居民证”，可以证明我们是下放农村的良民。这两位工人老大哥很同情我们的遭遇，就主动提出在关键时刻帮我们一把。并且还大发慈悲，送给我们四元钱，让我们买一些食品充饥。我心中不由得一阵感动，这真是雪中送炭、雷锋再现啊！在当时的低收入年代里，这无疑也是一笔不小的资助了，够我们两天的饭钱了。虽然有些不好意思，推辞了一番，也就收下了。我再三询问他们的姓名，地址，打算到杭州后寄还给他们，可这两位师傅却怎么也不肯说，其中一位说：“你们这么大老远的来到北大荒，真不容易，出门在外，我们帮一点忙，算不了什么！祝你们一路平安，早日到家。”就这样，我和小水的胆量也大了不少，安心坐在位子上，一边和这两位大哥交谈着。列车载着我向南方驰去。

不出所料，查票的“瘟神”又来了，列车员这一次在白天来查票，虽说有人为我们壮胆，可是想到上次的经历，心中总有些害怕，表面上还是强装镇定。只见那位大哥将手中的两张票主动交给列车员检查，列车员似乎对他们这两位出差的常客很放心，随意看了一眼，就转过身去查对面的票了。拿票的那位大哥装着将车票放回行李包，乘列车员查看别人时，背转身迅速将车票塞入我的手中，等列车员回身时，我将手中的票递上前去请他察看，他看了看，终点站是沈阳，就将票还给了我。他大概想不到，这两位东北人会和我们南方的知青有什么样瓜葛。就这样，这段路上只查了一次票，火车就准时到达了沈阳站。我们告别了两位好心的大哥，踏上了沈阳的土地。我还要去继续找寻开往大连的列车，在大连坐船到上海再回家。

这回我和小水决定走出车站去看看列车时刻表，免得找错车浪费时间。可是手中没有车票，出站台势必被捉住无疑。有了前两天的经验，小水说“我们沿着铁路找一个出口，再买两张短途票，从前门进去”。我俩就从车站边上的小路上沿着铁轨向前走，走了六、七分钟，突然看到前方桥边的围墙处有一个仅能容一人过去的缺口，真是天助我也！看看四周无人，我们迅速的穿过了这个缺口，走在了沈阳的大街上。我无心观赏这城市热闹的街景，快步向车站走去，去找寻当天开往大连的车次。排队买了两张最低价的短途票，大约两三元钱的价格，在那个年代里，火车是九角钱一站的票价，因为这趟车是快车，起步价要高一点，小站基本不停靠。这样，听说查票的机会也就少一点，对我们的威胁也小一些。就这样，我随着人流进了火车站，排队上了车。这一路上，因囊中羞涩，我们的食品基本上都是在车站买的面包、馒头之类，车上的餐车是断不敢光顾的。

坐上这趟车，真是运气好的很，竟然一帆风顺，畅通无阻。没有出现查票的麻烦事，听到播音员说已经经过普兰店、瓦房店，列车将准时抵达终点站，大连这座海滨城市就要到了，在车上也能感觉到气温高了不少，毕竟是海洋性气候将北大荒的寒气驱散了许多。我和小水心中不由地一阵高兴。以为又逃过了一劫，能平安抵达了，谁知可怕的事还在后面呢，我们却浑然不觉。在黄昏时分，火车稳稳的停靠在月台上，车上的旅客提着行李全部下车，我和小水也各背着一包黄豆走入人群中。手中的票是短途票，肯定出不了站，只好故伎重演，想用老办法，爬出站去。这大连可不是沈阳，每个地方情况不同，千变万化，由于有轻敌思想，我俩乘乱就从一处铁栏杆想爬出去，我的一只脚已经跨出外面，谁知大连站的工作人员经验丰富，防守严密，见状后，一举将我俩拿下，训斥几句，就关进了一间大屋子里。这大约也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总是有人前赴后继的逃票和被抓。进屋一看，大约有七八十个人之多，大都是北方的农民和乞丐，肮脏不堪的衣服和面孔挤在一起。我想这下子完了，似乎情况比上两回严重的多，我和小水低声商量一下，哭吧！只有这个办法了，想想也实在伤心，经过几天的旅途，担惊受怕，又困又饿，父母亲倘若知道女儿这般处境，不知会如何伤心呢！泪水就不由自主的落了下来。看看其它人，大约都是逃票老手了，木然的，不动声色的站在那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听候发落。对我们的审讯 开始了，哭泣中，我不忘及时呈上了“边境居民证”，以证明身份，本人确系好人不是“刁民”，又编了一套父母生病之类的话。这时，只见一位清瘦、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走过来，看看我俩，说道“你们跟我来！”我和小水心中直打鼓，这一去不知是祸是福？旁边就是车站派出所，会处罚吗？跟着这位干部走上二楼，只见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内，室内温暖如春，男子让我们坐在沙发上，自我介绍是火车站的副站长。他仔细的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并告诉我们；“去上海的船是隔天开一班，船票要凭到大连的火车票的票根才能购买。我知道你们是知青，经济上有困难，逃票的事就算了。”并答应帮我们搞两张票根，用于第二天买船票，还让我们夜里在沙发上休息。这真使我们大喜过望，看起来，我们又碰上了大好人，好人还是不少啊！可是我还是谢绝了站长让我们在办公室休息的好意，我觉得在车站候车室坐着已经很满意了。那里有明亮的灯光，温暖的空间，透过窗子可以看到城市的夜景和奔驰的汽车。看了一年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原野，城市使我感到亲切，这是我久违的记忆了。这时的城市华灯初上，夜色笼罩着大地，我和小水在长椅上靠着休息，计算着手中还有多少钱，买最便宜的船票该够用了，船票从大连到上海是统舱是九元钱一张，上海到杭州三元多一张的火车票。吃饭尽量省一点，饿不死人就行。一边算计着，觉得前途光明，心中的害怕也荡然无存，两人坦然着打算着明天的航程。靠在一起打着盹，等待天明。这时，车站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慢慢的踱到我们面前，我俩不由得有点紧张，只见这位民警和颜悦色的对我们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并自我介绍姓徐，这一天他值夜班，并和我们聊了起来，我向他介绍了边境农村的情况和杭州的风景，他很有兴趣的和我们谈着，大多数的东北人对我们杭州知青不远万里的去黑龙江插队表示不理解，可这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毛伟人”的指示谁敢违抗？天渐渐亮了，火车站有船票售票处，那位站长同志果然是热心人，给了我们两张火车票根，这次坐船是无处可逃的，只好老实买票。统舱的票九元一张，我顺利的买了两张船票，回到小水身边，只见那位姓徐的民警走过来对我们说：“我已下夜班了，送给你们五元钱路上用，祝两位姑娘一路平安！”说着拿出一张五元钱来，这真出乎意料，我连忙谢绝，可他执意要给，我俩推辞不过，一定要他留下姓名，以便日后归还，他总算是答应做个朋友，留下了姓名，我想车站派出所是他的工作单位，以后寄还给他就是（回杭后已寄还）。告别了徐民警，走出车站，我们用这五元钱在大连的商店里买了几只干硬的大面包（因手头没有粮票，只能买这种劣质面包）和几斤苹果，就向码头出发了。大连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大连的好心人给了我们帮助，街道整洁宽敞，气候宜人，市民的穿着打扮也较大方得体。再见了，大连的好心人，愿好人一生平安！

码头上停泊着许多船只，大连是民用港，不远处是军港旅顺，我们坐的船是上海航运公司的客轮，一年来满耳听到都是东北话，这时听到船员们的吴侬软语，心中不由得倍感亲切，仿佛家乡又近了几分。上午十点，船准时启航了，将在第二天下午到达上海。由于买的是统铺票，在船的低层，看不到甲板外海面的风光，我和小水放下行李就急急地跑上甲板去观赏大海的景色。大连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渤海湾蓝色的海水清澈无垠，海面上风平浪静，阳光下，向远处望去，海天一色，四周空无一物，觉得船似乎停在水中静止不动，在大海的怀抱中，人类显得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啊！许多的乘客都在甲板上观赏赞叹，有些人还拿出相机拍几张黑白照片。（七十年代初，彩色照片还是外国人的特权），庆幸碰到一个好天气，想起别人的经验之谈，什么“海上无风三尺浪”，晕船的感觉如何如何，听得我有些紧张，现在看来，我真是“福星高照”，一路上又有好人相助，心中非常知足了。将近黄昏，海上的落日又是一道亮丽景色，我的拙笔自然无法描述，我只知道肚子饿了，想吃饭。船上餐厅食物价格比火车上要便宜一些，因是上海客轮，供应的自然是大米饭。有一年没有吃过大米饭了，东北的玉米面和小米粥都吃腻了，大米的诱惑力可真不小。我禁不住和小水商量，打破计划去吃一餐大米饭吧，买一份最便宜的菜，上海人称之“百叶（千张）炒雪菜”，这样，我俩走到餐厅买了两碗米饭和一只菜，就像饿了一个星期似的，就着没有多少油水的雪菜千张，将这碗米饭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却还没有吃饱过瘾的感觉，可是担心超过预算回不了家，只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回到舱里去吃大连带来的苹果了。

第二天上午，又到甲板上去看风景，只见海水变成了黄色，已经进入了黄海，离家乡越来越近了，迎面吹来了温暖的小风，下午就可到达黄浦江口了，我仿佛已经闻到了家乡的气息，急切的心情使我坐卧不宁。不时站在甲板上眺望，下午，终于看见了远处的建筑，上海到了，离杭州还会远吗？我和小水兴奋地整理物品，早早地站在船弦旁，等待上岸。黄浦江上混浊的江水，夹杂着菜叶、垃圾在水面上漂浮，许多国内外船只在港口云集，等待进港命令。我们的船终于靠岸了，踏上了上海的土地，就像回到家乡一样令人激动。快步走向码头上的火车售票处，买了到杭州的车票。久别亲爱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们，你们好吗？我多么地思念你们。列车窗外掠过一片片江南的田野和村庄，灯光在夜幕中闪闪烁烁，空气中带着熟悉的温暖和湿润的气息，和北大荒的凛冽刺骨的寒风截然不同，这才是我应该生活的地方。当初为什么要感情冲动地远离这块土地呢？真是太幼稚了。“到了！到了！杭州到了！”我和小水激动万分，一起喊了起来。列车带着一声响亮的鸣笛声驶入杭州站。

从城站乘上电车，听到电车上人们用杭州口音交谈着，议论着，乡音使我感到既亲切又陌生，毕竟离开已经 一年了，假若再过几年，杭州就会把我们这些人渐渐淡忘了。我们这些户口在边疆的农民，永远要扎根在那里了。以后再回杭州，就会应了“笑问客从何处来了？”这句典故了。告别了患难之友小水之后，大约在晚上九点多，我终于拖着疲惫的步伐，背着一袋黄豆，站在自己的家门口，那时还没有居民家中装电话这种奢侈的消费，家里人也不知我何时回家。我举手敲门，少许，只听见一声成年男子的嗓音问道：“谁呀？”那肯定不是父亲的声音，我不禁愕然，难道家中另有生人吗？只见大弟方秋来开了门，原来在这一年中，十六岁的弟弟已经长高发育成了大小伙子，声音由少年变成了成人，望着弟弟高大的身影，觉得自己确是离家很久了。父母和弟妹们都欢迎我回家，母亲看到我，不禁泪水盈盈。嘘寒问暖。到了家中，我顿时感觉身心得以松驰，经过一个星期的舟车劳顿，没有躺下睡过一觉，两只脚肿胀得像馒头样，人也感到分外疲倦，梳洗了一下，立即就钻进温暖的被窝睡着了。

这次回杭，我口袋中还有两、三元钱，总算没有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两个人共花了四十多元钱，平安的到达了杭州，我要感谢上苍，感谢这些路途中的好心人，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这也是我人生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