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规模的焚书和最空前的编书

乾隆皇帝是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推行文化专制，费尽心机，终于想出一条“以编纂《四库全书》为名，搜尽全国图书，以消灭一切违碍文字，搞一个‘寓禁于征'的妙计”。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焚书事件。即便是焚书的始作俑者秦始皇也望尘莫及。

从乾隆三十七年(1773年)起，清廷一再发出访求遗书的诏旨，其求书目的也在逐次诏旨中逐渐暴露无遗。首发诏旨中说：“今内府藏书不为不富，然古今来着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第二年再下诏旨云：“民间藏书，无论刻本、写本，都要借抄，抄后仍将原本还给，岂可独抱密文不欲公之同好。既或字义偶有触碍，亦是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何必过于畏首畏尾”。并一再声明：“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或有妄诞字句，亦不过将书毁弃，传谕其家不必收存。”再后诏旨，真像毕露，说：“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并威胁说：“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匿存留，则是有意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

在清廷严辞恐吓之下，全国各地到处张贴黄榜，晓谕搜集，甚至明查暗访，唯恐搜罗未尽、遣漏受责。乾隆一朝，半个世纪有余，搜罗群书，全力以赴，意在把全国图书一网打尽。各地搜获之书，陆续进呈，计得一万二千一百七十六种。加之，民间为避祸自毁者更是不计其数。如此浩劫，世所罕见，让人痛心疾首。据统计仅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七年（1773－1782），按海宁陈乃乾《禁书总录》中的统计，其毁书总数是：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版 50种，销毁石刻24种。郭伯荣依据《禁书总录》。《文献从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来核对，认为“四库”开馆十多年中，被销毁的图书总数至少在十万部左右，册数之众，那就更无法估计了。还有一个证明，仅浙江一省，毁书就达二十四次之多，被毁书籍538种，13862部。另如江西巡抚海成，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收缴焚毁书籍也约有8000部。

乾隆皇帝秉承其父其祖遗训，在大肆焚书的同时，还煞费苦心，推行所谓文治一手。他组织了以纪晓岚为总编纂的文人学者360人，历时十年编撰了我国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其中像王念孙、朱筠、翁方纲、王太岳、姚鼐、卢文弨等，都是硕学通儒，一时名宿。他们校覆古籍，诏求天下遗书一万三千余部，厘定应刊、应钞、应存，依照经、史、子、集，分门别类，列成总目。前后用了近十年时间，（有说二十年）《四库全书》最终告成。分别建《文渊》、《文津》、《文溯》、《文源》、《文汇》、《文澜》七阁，贮藏了十七万二千七百二十六册全书。把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典籍，几乎包揽殆尽，真称得上"汗牛充栋”，亘古奇功了。全书修成后由于工程浩大，未能刻印，全系手工誉抄，共计25万余册1600多万页，前后用了将近4000人抄写，近200人校阅，工程极为浩大，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分45类，收3400种。79000余卷相当于明代《永乐大典》的三倍半。故而人们把它与万里长城、大运河并列为中国三大工程。

乾隆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来编纂这部庞大的《四库全书》，按他自己说是为了整理文化古籍，一些古籍因此而得以保存下来，这总算是一件功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乾隆也在借“修书”之名而行毁书之实，禁毁他认为有“违碍”的以及“不合教化”的书。乾隆在给军机大臣的喻旨中明确指出：凡“有诋毁本朝之语，正应乘以机会查办一番，尽行销毁，以杜绝邪言，正人心而厚风俗。”借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名义而号召“献书”，把隐散于民间的丰富藏书征集至朝廷，比行令强制毁书，要高明得多，所以说，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其目的不在文化而在政治。更有甚者，一些和政治毫无干系的，如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也遭毁版。因此也可以说，《四库全书》是一部被严重篡改、删削了的井不完整的“全书”，很多内容被抽毁，即使幸存于《四库》中的一些古籍也很难说是本来面目，有的仅录了书目，为后世研究学术带来很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