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

                                          朱正

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新华社发的电讯说，“毛泽东主席和大家围桌闲话约两小时”，这条电讯还报道了被接见的三十六人的全部名单，其中有应云卫、赵丹、黄宗英、罗稷南、王元美等人。至于“闲话”了一些什么内容，新华社未作报道，只说是“亲切的交谈”就是了。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在这晚的闲话中，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的回答是：“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毛泽东同罗稷南这不到一分钟的对话，是周海婴在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第370-371页）里首先披露的。只是他没有把别人说给他听的这件事情写得很清楚，一些地方还写错了。第一，他没有写明是几月几日的事；第二，他误以为那天是毛请几位湖南老乡聊天；第三，他把罗稷南的籍贯（是云南人而不是湖南人）和卒年（是1971年而不是九十年代）都写错了；第四，他说这次谈话有周谷城在场，却没有注意到那时周谷城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当读者看到周海婴书中这些同事实有出入的地方，不免对他说的这事产生一种未必可信的感觉。

周海婴披露此事之后，就有人撰文质疑。质疑者希望毛泽东并没有说过这句话，于是列举毛泽东在上海的历次活动，找不出一次有罗稷南与周谷城两人同时在场的，以为这就可以证明没有这次对话了。

对于这样的质疑是不难回答的。如果周海婴的书出个修订本，把日期添上，把罗稷南的籍贯和卒年订正，删去周谷城的姓名，换上确实在场的人，也不再说什么老乡的聊天，而说是同一些知识界人士围桌闲话，也就没有什么需要质疑的了。

不但可以挑剔这些细节上的错误，论者以为还可以提出似乎更有力的理由。这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毛泽东在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两次谈话中，都说到了“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问题。这两篇谈话已经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正式发表，人们很容易看到了。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毛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第263页）

这里设想的只是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会怎样。至于会怎样对待他，只表示了把他搬出来让大家学习研究的意思。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对于这一点就说得更加具体了：

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第253～254页）。

对于“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毛泽东在3月8日的回答是可以考虑安排他当文联主席，怎么到了7月7日，他的回答却是有可能被关在牢里了呢？怎么会同原先的说法“迥然相异”了呢？

这确实是“迥然相异”。为什么会有这“迥然相异”的说法，毛本人已经解释清楚了。就在他同罗稷南等三十六人围桌闲话的第二天或第三天，7月8日或9日，他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向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据《毛泽东选集》的题注是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日期是7月9日），这篇讲话以《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篇一开头就说：“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第440页）

原来是因为7月的形势已经同3月的形势迥然相异了。

3月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那时，以及更早，2月开最高国务会议大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时的形势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在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对于毛所号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不免心存疑虑，多抱一种观望态度。毛亲自出面，大会报告，小会座谈，就是动员知识分子消除顾虑，积极投身于“放”、“鸣”运动中去。毛的这些讲话，谁如果不仅看到《毛选》里的被“整理”得干巴巴的板起面孔的文本，也看到了原始的记录稿（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有许多造反组织大量印售，现在还偶尔能在地摊上买到），就可以知道当时他真是谈笑风生，态度更是亲切感人。傅雷在听了毛的讲话之后写给儿子的信中表示了为之激动不已的心情。假如毛只是照念《毛选》中印的那一长篇，大约不会有谁如此激动吧。

到了7月，已经是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之中，形势迥异了。许多说法当然也就不能不相应地迥然相异。就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那一长篇《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到了6月19日公开发的时候，中间就经过十四次修改，改成了一篇倾向与原文迥然相异的新文章。7月和3月两次说到“鲁迅活着会怎样”这话题，是两次独立的讲话，其间并没有承接的关系，说法不相同了，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怎么能够因为7月的说法不同于3月的说法，就否认7月说法的真实性呢。

这里可以举一个人们更熟知的例子：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后来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了。如果有论者提出：它跟3月间毛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对《文汇报》所作的评价迥然相异，能不能因此就推论出这篇社论不可能出自毛的手笔呢？

人们在谈论1957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时刻不要忽略以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明显的分界线，将这一年分为大不相同的前后两段。人们不能笼统地说“毛在1957年是如何谈论某一话题的”。忽略了这一条时间的分界线来谈论这一类问题，就会让自己陷入混乱之中。

说到罗稷南，因为据说看不出他同毛泽东有多深的交往，所以就很难想像他会向毛提出那样的问题来。我看事实还跟这想像有一点不同。据我看到的资料，罗同毛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红军时代。那时罗作为福建人民政府的代表到江西苏区商谈过合作的事。这事想必给毛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所以解放后他即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根据贺圣谟：《“孤证”提供人的补正》一文）；后来他到上海以著述翻译为生，担任过中国作协上海书记处书记，又安排做了多届上海市人大代表（根据陈晋：《“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一文）。对于一位党外人士，这应该说是很高的礼遇了。那天毛邀请了他，又让他跟自己同坐一桌（见7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所载新闻照片），也就多少说明一点问题。再说，那天并不是有专门议程的正式会议，只不过一次“围桌闲话”，话题散一点、广一点，都无不可。在这种亲切交谈的气氛中，罗稷南作为过去有那么一点渊源，现在有这么一点地位的人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也不好说是很难想像的事情。

其实，“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这并不是到1957年才有人提出的新问题，在这以前和以后，它多次被知名的和不甚知名的人提出过。它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每一次提出都是十分具体地联系着当时的“今天”的现实。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之中，一些受到鲁迅重视的作家，像冯雪峰、丁玲、黄源等人，都将在这一场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另一些受到他重视的作家，像胡风、萧军，甚至更早就已经被整肃。再看鲁迅本人，他从来就是一位“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的杂文家，这在此刻，是大大的不合时宜了。就在这两三个月里，不是已经有许多人因为写了批评性的文字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么。

罗稷南的问题，其实质是：在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中，要是鲁迅还活着，你看他会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毛对罗问的理解是完全准确的，立刻作出了毫不含糊的斩钉截铁的回答：“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才是毛泽东。如果不是这样回答，那他就不是毛泽东了。

就在一星期前他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他说了，他是要“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的（见《毛选》第五卷，第437页）。今天他对着在座的这些上海文化界、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回答了罗稷南的问题，说了这句大实话，是一次重要的表明态度：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在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是有损于这种地位这个要害问题上，我毛泽东是铁面无私寸步不让的。他拿已不在世的鲁迅为例，向中国那些没有奴颜和媚骨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提供了两种选择：你还要写，就请你坐到牢里去写吧；你不想坐牢，也可以，那就请你一句话也不要说。你们看吧，即使是鲁迅，不论他有多高的声望，多高的地位，多大的功绩，我给过他多高的评价，只要他不识相，说些不中听的话，就不要怨我翻脸不认人，该戴上帽子就得戴上，该关起来就得关起来。事实上毛就是这样做的，试看当年头面人物中所划出来的右派分子，哪一个不是受到过毛的重视，得到过很高礼遇的人呢。对于在座的和并不在座的知识分子文化人，这是一个适时的警告。

努力来证明毛没有说过这话的论者，所能找到的论据， 除了周海婴写错的一些细节之外，就只有逻辑的推论了。拿不出过硬的证据（例如现场的录音带，当时在场者的可信的回忆录等等）来证实其必无。我能够做的，也不过是指出这些推论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不足以全盘推倒周海婴所说的基本事实； 可是同样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来证实其必有，不过是“空对空”而已。

现在好了。当晚应邀到场的三十六人之一的黄宗英，发表了《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这篇回忆文，写出了现场的一些细节，我这个读者读了，觉得是真实可信的。报刊在发表她这一篇的同时，还从当年的报纸上转载了报道这场会见的新华社电讯以及新闻图片。看了这些，我以为“确有其事”这一点是应无疑义了。

毛回答的话，黄宗英版本同周海婴版本小有差异。周版本是“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比黄版本多了“识大体”三字。我是宁愿想信黄版本，因为她是得自“亲聆”，而周是得自“转述”；再说，加上这三个字，就把“不做声”限制在只有一种原因里，未必符合毛的本意。（我甚至疑心，不但毛未必说了这三个字，就是当时人们转述中也未必有这三个字的，它是不是编辑加工的过程中给添上的呢。）

如果来一点心理分析，研究一下有的论者为什么希望没有这次“毛罗对话”，我想恐怕是因为他自己颇不以毛的这个回答为然，以为说了这话就有损于毛的光辉形象。殊不知道这事只是当年那一场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细节。对这句话如何评价，是同对整个反右派斗争如何评价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历史决议》并没有否定反右派斗争（虽说是严重地扩大化了），那么谁也不必为毛说过这句话而感到尴尬。大概是因为论者在内心深处觉得《历史决议》中的这一说法理不甚直，气不甚壮，才希望毛泽东没有说过这话吧。

论者为了证明毛不可能说这样的话，还可以举出毛对鲁迅一以贯之的推崇作为反证。这倒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题目。

毛泽东论及鲁迅的文字，见于正式发表的他的著作中的，最早的是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其中称鲁迅为“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等等。 这一篇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中。在《毛选》里，以大段文字表示对鲁迅的推崇的，最早是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说的“伟大的革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新文化的方向”、“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共产主义者”、“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等等等等，人们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必详细引用了。

对一个作家，为什么给予这么崇高的评价呢？联系到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来看就容易明白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败，撤离了中央苏区，在长征中又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幸好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战争，才在陕北稳定了下来，有了一块巴掌大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加对日作战。这才进入了重新发展的历史时期。为了发展，就需要有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也就是在撰写《新民主主义论》那时，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第一节就说：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文件里，毛泽东还强调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公开地推崇鲁迅，就是毛泽东同资产阶级政党争夺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策略，这是实现“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这一战略任务所要求的。鲁迅，这位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生前就有“思想界先驱者”、“青年叛徒的领袖”这一类称号。在那些有正义感的、有爱国心的青年学生中，他一直拥有广大的读者。当年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并没有多少了解；但是他们对鲁迅有了解，有信任。他们从鲁迅那里得到最初的政治观点，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好的。现在看到共产党的领袖这样推崇鲁迅，每一句话都是自己衷心赞同的，甚至比自己原来想的说得还要好。就这样，经过鲁迅这个中介，他们找到了自己跟共产党的共同点。毛泽东就用表彰鲁迅这一手，使一大批鲁迅的崇拜者变成了自己的追随者。当年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是行囊里装着鲁迅的书，千里间关、越过封锁线，投奔延安的。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来到延安，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左倾态度、反对国民党的态度、拥护苏联和拥护共产党的态度，这当然很好。可是他们同时也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批判精神，有些人还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学到的写杂文的本领，这可就成了问题了。王实味，这一位曾经把自己的小说稿寄给鲁迅请教的作家，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说：“是的，延安比‘外面’好的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当年来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有不少人是持这种态度的吧。可以设想，如果那时鲁迅还活着，而且也到了延安，大约也会持这种态度的吧。这种态度却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他将这篇《野百合花》定性为“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的文章，王实味本人也因此遭到了整肃。在我看来，王实味可以认为是在陕甘宁边区继承鲁迅传统的代表人物，整肃他，就是给那些也想继承鲁迅传统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提出一个严厉的警告。

肃清这样一种倾向，是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个重要目的。毛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鲁迅的态度是很耐人寻味的。一方面，继续保持推崇的姿态，例如，在这一篇专门谈文艺问题的讲话中，提到的唯一一部文学作品，就是鲁迅翻译的《毁灭》。他还从鲁迅的《自嘲》（鲁迅自己将它定性为打油诗）中引出“横眉俯首”一联，不问原意另作解释之后，说是应该拿它做座右铭，这岂不是极为尊崇吗。而另一方面呢，他所说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仅仅是指学他的“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决不要去学他的批判精神，学他的杂文笔法。这一点，他说得十分明确：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

重读这段文字，我很自然的联想起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中的一段话：

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

朱熹的命运也就是鲁迅的命运吧。所以，在延安，可以有鲁迅图书馆，鲁迅艺术学院，在延长，可以有鲁迅师范学校，足见是何等尊崇。可是谁如果要学样，写点文章批评一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那就请看王实味的榜样。

1949年，陕甘宁边区扩大成了一个新中国。于是就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陕甘宁边区的章程了。对待鲁迅也是这样，每逢10月19日他的忌辰，报刊上都要发表赞颂他的纪念文章。中学的语文课本，每个学期都选有他的作品。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中国作家受到过这样高的推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依然不许学样。1950年的一场关于杂文的讨论，就透露出这样的消息。冯雪峰的《谈谈杂文》一文，是可以看做这一场讨论的总结的，他说，杂文问题，“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就已经有过很明确的指示了。” 这就是说，得按照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的那一段话去做。冯雪峰的这篇文章也说了“鲁迅也还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但是提出了若干保留，例如“文字上的那些隐晦和曲折”，“却完全没有去学习的必要了，更不用说去模仿了。”（《雪峰文集》第二卷，第230页）到后来，继承和捍卫鲁迅传统甚至可能成为犯罪。胡风作为鲁迅最自觉的传人，就被带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关进牢里，直到毛泽东死后才放了出来。这两方面的情况，就是“止于尊崇，不许学样”的鲜明例证。

鲁迅受到很高的尊崇，可是也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代价就是必须为尊崇者效劳。有人把这种尊崇说成是“神化鲁迅”，其实所谓“神化”不过是工具化罢了，就是要把鲁迅变成为自己所用的工具。我早些年写过一篇《鲁迅研究是一门科学》，其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回顾一下十年浩劫时，鲁迅确实被“四人帮”一伙塑造成为他们倒行逆施的先知，鲁迅的著作成了他们的《圣经》，似乎他们的一切胡作非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坏事和蠢事，都可以在鲁迅的著作中找到根据，都是在鲁迅的启示下做的。

我这里说的还不确切，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四人帮”形成之前，就已经是这样做的了。这里随手举两个例吧。

为了配合对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就把《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选到中学语文课本里去了。鲁迅这篇文章内容上的问题，我已经发表文章分析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就说文字技巧，在他的作品里，这一篇也决不是上乘之作，实在够不上作语文课的范文。直到后来中苏交恶，才把这一篇抽了下来。

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那一场政治运动中，《文艺报》就从《且介亭杂文末编》的“附集”里找出一篇短短五百字的《难答的问题》，重新发表。让鲁迅来配合对《武训传》的批判。其实这一篇的主旨是批评当时儿童读物的作者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就更是变本加厉了。某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全文刊印了《论“费厄泼赖” 应该缓行》一文，文前加有一条长长的按语，说是要用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来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云云。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纪念社论。《红旗》杂志社论的题目是《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其中说：

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真正的革命者，都要像鲁迅那样，坚决跟毛主席走，走到底，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

这说的还不算特别离奇，更离奇的是《人民日报》的那篇题为《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社论，它一字不差地是这样说的：

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勇前进！

请注意这一段引文的标点符号。其中没有一个句号，一直是逗号到底。如果这里有谁向这篇社论的执笔者或审稿者提出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根据这篇白纸黑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社论，答案是现成的：他会戴上“红卫兵”的红袖箍，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社论作者说这里用的标点符号有误，那么好吧，就把能改用句号的地方都改用句号。改了之后，鲁迅依然可以被评为“学毛著的标兵”。而且他还不是一般地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哩，他是遵照林副主席所倡导的“活学活用”的方法来学习的！

如果这篇社论不写“像他那样”这四个字，虽然意思也荒谬，但文章还是通顺的。可是不成，一定要写上这四个字才过瘾，这也就把对鲁迅的歪曲达到了顶峰。

是的，就是歪曲。那时，还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歪曲鲁迅的机构，代号叫做“石一歌”（由十一个追随四人帮的秀才组成的“写作班子”，取谐音叫做“石一歌”。）他们写的鲁迅“故事”，这里可以举一个小例：1933年4月11日鲁迅迁居大陆新村，不愿让太多的书籍占去起居的空间，就另外在狄思威路租了一间房子，存放不常用的书籍。石一歌著的《鲁迅的故事》却说这是鲁迅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秘密读书室”。事实上，鲁迅只来这里取书、找书，并不在这里读书的。

那些年里，我们看见了对鲁迅的极高的“尊崇”，也看见了对鲁迅的极大的歪曲。可以说，“尊崇”的程度和歪曲的程度成正比。这种情况正好印证了鲁迅自己在《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里说的一段话：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眼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成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鲁迅见事之明真是不易企及的，他看得多透，说得多透啊。他写这一篇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过：孔丘、释迦、耶稣基督的这种命运，也将是他自己的命运呢？他死了，无从质证了，任别人画他什么油画像，起草贺电呀，在密室里刻苦攻读马列呀，他总不做声，这样当然可以相安无事，稳坐在第一等圣人的宝座上，接受馨香供奉。“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呢？鲁迅自己在这里提供了答案：“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要是泉下有知，鲁迅听到了毛泽东回答罗稷南的话，是一点也不会觉得诧异的。

鲁迅生前，恐怕已经有这样的预感了。陈琼芝在这一篇文章里讲过这样一件事——

我曾经听李霁野同志谈过这样一件事：一九三六年他从英国回来，到上海看望鲁迅。鲁迅和他谈及冯雪峰，说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后，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你们来了，还不先杀掉我！”冯连连摆手，认真地说：“那不会，那决不会的！”鲁迅原意是告诉李霁野，冯雪峰这人是如何老实。但这玩笑中是不是也包含了他对危害革命的大的错误的隐忧呢？

陈琼芝的这篇文章，收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研究百题》上（第562页）。这书出版后曾寄赠李霁野，他没有表示异议，可以认为这一转述是经他认可了的。

1934年4月30日鲁迅致曹聚仁的信中说：

……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这里说的“崩溃”，当是指旧社会崩溃，也就是“革命胜利”之时吧。这信中的意思，跟他对冯雪峰开的“玩笑”，意思是差不多的。

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看来还真是这样。

2003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