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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中国的自主创新
一、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在中国 最近学界有人议论：“既然从西汉到清朝乾隆年间，中国经济和技术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为什么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不发生在GDP占全世界25%三亿人口的中国，却发生在人口不到800万，GDP只仅全世界6%的英国？” 其实，换一下视角，就会反问：既然18-19世纪一个英国的公民年均产值是满清国人年均产值的10倍，区区一支4000多人的英国海军竟能长驱直入，打败拥有百万军队的清王朝，我们有什么理由会认为，工业革命会发生在中国，而不发生在英国呢？ 从甲午海战到八年抗战，为什么中国屡遭侵略？为什么建国之初，战争创伤尚未愈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敢于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朝鲜战争上进行一场殊死的较量！结论是：腐败必然就挨打，这是几千年世界文明史上王朝腐败、无不应验的真理。不惩治腐败，和谐社会无望，自主创新无望，富国强兵无望。GDP多少要讲人均，要讲绿色。 二、评说英国的工业革命 英国大宪章是1215年英国订立的宪法，用来限制英国国王的绝对权力，大宪章要求皇室放弃部分权力，尊重司法过程，接受王权受法律的限制。直到1297年10月12日发布最后一次修订大宪章作为“肯定法尊”。 早在16世纪英国就有律师协会，就有大法官，就有议会，就是一个皇权衰落，君主立宪的国家。用改革协商的方式，而不是流血革命推翻原政权的方式。促进社会进步，解决社会矛盾，是具有绅士风度—善于妥协—国家的一大创新，一个具有相对宽松民主氛围的公民社会，是孕育出英国第一个大思想家弗朗西斯一培根的必要条件。培根的自然哲学，崇尚以事实为依据的经验，反对先验，力主归纳，和主张通过科学实验发现自然规律的伽利略一起，奠定了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基础。 17世纪，1642年圣诞节在英格兰农家诞生了一代科学巨匠艾萨克——牛顿。从开普勒三定律的观察结果到万有引力的发现，人们不难在牛顿的经典著作中看到培根自然哲学的影子。尤其是微积分的创立，开创了用数学演译自然的先河。从此人们可以通过观察了解自然，通过科学实验再现自然，通过假设、抽象思维和数学演译自然，从而达到从个别到一般，从暂时到永久，这一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科学家通晓并自觉地运用这一自然哲学的思维规律呢？这也就是牛顿、爱因斯坦、马赫，Max波恩……这些科学大师和一般科学家的不同之处。 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在18-19世纪这两百年间，也是英国海上霸权，海外通商殖民的全盛时期。从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野蛮与残酷。圈地运动使农民失去了土地，转化为各类工种的技术工人，伴随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张和财富无限制地增长，在这一伴随着血和泪的历史呻吟中，英国完成了人力机械到动力机械伟大的转变，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到工商文明的伟大转变，从此结束了“打倒皇帝作皇帝”的朝代更新，使社会长期得到稳定。 三、谁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主力军 完成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人物是工匠的儿子瓦特，是铁匠的儿子法拉第，是农夫的儿子焦耳。他们不是大学教授，不是大科学家，也不是接受了数理化完备教育的博士生。这也许正是他们的优势，自小就生活在生产实践第一线，他们勤奋好学，并能自觉接受科学对技术的指导，这就是他们和中国的能工巧匠的不同之处。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三位平民出身的发明家都有自己从事科学实验的实验室！这在当时英国大学里也是少见和少有。相反，大学生和大学教授却经常去他们的实验室，相互切磋，他们“自主创新”的精神赢得全社会的普遍尊敬，却少见由于他们学历不高而遭岐视，真正体现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风貌，这也是技术和科学相互交融最光辉的典范。 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一旦成功，好评如潮，荣誉纷纷而来：1805年瓦特被授于格拉斯格的法学博士；法拉第每一次重大发现，国内外大学和学会纷纷授于各类“学位证书”，奖章和奖状！1931年10月18日受迪生逝世，消息传来，全世界各国元首，政治家、外交家和科学家都致电向这位伟大的发明家致哀，载誉超过爱因斯坦！可见领跑这次技术革命的是“能工巧匠”，是改造世界的发明家，而不是处在书斋里研究天地之奥妙的学者！ 四、工业革命的实质是“自主创新”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把人力机械转化成动力机械，法拉第发明了第一台发电机和电动机，从此机械能和电能就可以互相转化；焦耳定律不但宣告了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第二类永动也不可能，而且预示了热机的工作原理，这是在人类历史上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最伟大的“自主创新”。 我们究竟称这三位巨匠是发明家，还是科学家呢？他们从科学实验出发，依靠惊人的物理直觉（Physical insight）和非凡的工艺才干，作到了许多科学家在当时不可能作到的事。发明家为人造福，科学家为了益智晓理，学者传授知识于他人，这是工业文明社会对人才谱的排序。从发明创造的源头上看，没有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就不可能有电动力学的Maxwell方程组，就不可能出现麦克斯威尔这样杰出的科技大师，就不可能预言电磁波的存在。 从16世纪到19世纪，从培根、牛顿、瓦特、法拉第、焦耳、麦克斯威尔，还有伟大的戏剧天才莎士比亚和天才诗人拜仑排列下来，为什么这些伟大杰出人物都出现在英国，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回顾英国工业革命历史，深思天意之深，神虑之妙，非凡人智慧之能及，谁说上苍没有伟大的计划呢？ 五、从英国的工业革命看“自主创新”需具备哪些社会条件 1、是强大的市场需求和资本的自我扩张驱动了社会的技术革命与“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主体是发明家。 2、通过“法制与民主”才能造就一个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公民社会。 3、工业革命的实质是技术革命，技术革命的实质是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实质是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的突破。 4、要建立一个“人生而平等”的和谐社会，而不是建立一个“口头民主，法制 虚设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所谓平等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受教育的平等和创业的平等，使每个人都能作自己愿意作的事，都能不作自己不愿作的事。 5、科学必须和技术接轨，这是所有发达国家所以发达的共性，只有格物致知不行，还得学以致用。科学家和技术家分工不能分家。这样科学才有生气，技术才有灵动。 六、“自主创新”是社会价值观念一次伟大的变革 1、科学研究的价值观念 科学家为什么要去从事科学研究？请看爱因斯坦是怎么回答的：“在科学的神殿中有许多楼阁，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到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也各不相同”；“他们中的极大多数，只要碰上机会，任何人类活动的领域都是合适的，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其中祗有极少数得到天使的宠爱，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引到这座神殿中来呢？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沉闷，是要摆脱自身欲望的束缚，而进入客观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熙来攘往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纯净的空气，可以自由眺望，沉醉地欣赏那似乎是为永恒设计的宁静景色。”“除了这种消极动机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合于他自己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单的和可以理解的世界图象，然后试图用他自己的这种世界体系代替经验世界，并征服后者，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各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事，这就是他们感情生活中的中枢，以便由此找到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我们从爱因斯坦这一自身的咏叹调中，能听到什么呢？真正的科学家是淡泊名利的，是不堪承受争民于朝，争利于市这样的生活重负的。用功名利禄来调动科学家，只可能调动一大批习惯吃皇粮的科技庸人。科学家天生就是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如果我们给耕牛喂的不是草，而是全部火腿，那黄牛还能耕地吗？当英国女皇要奖励格林威茨天文台台长某某人的贡献，要给他加薪加爵的时候，却遭到婉拒：“女皇陛下，如果您这么办了，将来在我这个位置的人就不再是科学家了！”听了真使人感慨万千，科学家也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同样有着不可避免人性的弱点，衣食住行无忧，不再为生存生活操心就可以了。当他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给他们带来狂喜和惊奇的时候，这样的精神享受是人间一切荣华富贵无法与之比拟的，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夸奖。 时代不同了，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当代科学家回归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观念中去，虽说爱因斯坦自认是“纯学术研究”的成果，最终还是为造福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客观存在不以科学家不同的哲学信念而转移，它说明科学上的任何新发现迟早会成为技术进步的源头。因此我们要允许科学家从事与功利无关的纯学术研究。 科学和技术而今已是由纳税人支持的，需要花费大量资源的国家规模的事业，科学研究的价值观念必然是功利主义的，但是我们追求的是民族的功利，国家的功利，而不是追逐个人的名利。默默的耕耘，默默地奉献，淡泊名利，为人造福，这是科学家的天职和主流品格，也是能做出最大贡献必要的前提，远离功利才能归宿功利。 2、恢复优良传统，树立富国强兵的价值观念 在抗美援朝停战前后，艾森豪威尔通过尼赫鲁交给中国一封信，警告说，今后再遇到战争冲突将不受约束使用原子武器了。 1996年7月29日我国政府申明：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作出的决定。在近代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曾历经磨难，多次受到外国的侵略和蹂躏，饱尝战争的苦难，新中国成立后，仍受到战争的威胁，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别无选择。”一个国家要发展，必先要讲生存。不强兵，生存不了，所以科学研究的一个价值观念必然是强兵，下面我们用50年代老一代科学家的自白来说明： 当国家要抽调王淦昌从事核武器研制时，他的回答是： “我愿以身许国” 彭桓武老师1995年4月在上海复旦大学所作的演讲中，淡到个人前进动力时曾说：“在许多情形下为求生存就是基本动力……当然最根本、最强大、最具持久性动力是社会责任感，……这样自己的工作就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后来发生苏联撤离专家事件，于是国家的安全荣辱就化成了自我激励的动力，使自己的动力升华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于敏院士在他们一篇回忆中说过： “中华民族不欺侮别人，也决不受别人欺侮，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朴素民族感情，爱国思想一直是我的精神动力。” 1960年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国防科技发展起来。”今天，党中央号召：“要大力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我们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闯过“自主创新”这一历史大关呢？我们别无依靠，我们所能依靠的仍然只能是和两弹一星时代一样的动力——即民族危亡之际，凝聚而形成的民族认同感！十年文革动乱结束，从文化专制反弹到今日的物欲横流，虽说9%GDP的年增长，使世界惊呼中国的崛起，但是绿色GDP究竟增长几个百分点才是要务所在。 事实证明这20年来的新洋务运动，用市场换技术的愿望已经破灭，靠引进生产流水线，先进的新设备，引进不来“自主创新”的能力，反而沦为世界的加工厂。一双奈克鞋只挣一美元，一DVD也是如此，挣一个美元却要付10美元以上的专利使用费，更可悲的是，我们不少企业家却沾沾自喜，乐此不疲。而今人民币汇率在西方列强压迫下增长2%，这将预兆着中国一大批血汗工厂将面临破产。在我国，要想使中国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愿望虽好，难度极大。不依靠国家的力量，办几个像南韩三星公司和芬兰诺齐亚公司这样规模，崭新体制的大企业，作为带头羊，“自主创新”此关难过，和两弹一星相比，自主创新难度更大，决非跨张之词。不消灭官员的贪污腐败，不化极大的力气投入平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没有一个强势中央集权的政府，就不可能聚集一支具有民族认同感，高素质、高道德、高水平的科技队伍。 3、中国科教界鄙落技术，魁视工艺的源头何在 自从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废除科学，兴办西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政治主张却为“读书为了作官”和“官本位管制”这两大封建特色埋下了经久不衰的伏笔，因此“视科技为淫巧”，“唯上智下愚不移也”导致“轻视平民教育”，“轻视工艺和技术”的世风仍在盛行，成了“自主创新”的天敌。这也是中国出不了发明家，出了发明家也没有社会地位，得不到重视的原因所在。 1951年，我考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52年院系调整进了北京大学，一个奇异的现象是为什么我的老师，诸多名家叶企荪、周培元、王竹溪、彭桓武、胡宁、黄昆……这些诺贝尔奖得主的弟子都是理论物理学家，为什么中国的一流学府竟然没有一个品牌实验室，如英国的卡尔文迪许实验室，原苏联的列别捷夫实验室，美国的橡树岭实验室和MIT的林肯实验室，作为一个未经世事的青年，耳濡目染还听到了很多传闻，如叶企荪，发掘了林家翅，王竹溪培育了杨振宇，正是应了中国一句古语：“万般皆下品，唯有理论高，说实在的在短短的四年之中，要学通普通物 理，学懂四大力学，学会作科学实验，真是好累，好累……，虽然考分不低，名列前茅，仍多次怀疑自己是不是学好物理的材料，大学毕业后，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翻阅（中国科学）（物理学报）（力学学根），满篇皆是理论文章，看不到其内容和实践有关联，给人的印象是，数学演译愈多，叫人看不懂，水平愈高！独立特行的开篇杰作几乎一个没有，其中99%都是国际文献河流上的一叶篇舟，在这里必须提一下，57年李政道、杨振宇荣获诺贝尔奖，对中国青年的影响，凡是有为青年，都要学物理，而且要学理论物理，这陈理论风，整整刮了30年。1977年至1986年我国培养出来最优秀的青年，通过Cuspia管道送去美国攻物理学的博士学位，学成后，如不及时改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国门打开以后，在有关高新技术学术讨论会上，只有中国学者洋洋洒洒，还在作相关的理论计算，而国外学者多大在介绍自己，有什么新的制作工艺，有什么新的材料制备，有什么新的器件结构，难道这就是中国学界的科学研究。身临其境真感到脸红，同时还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使自己这样一个一流人才被延误成一个三流学者，年过五十才提升为教授，已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回顾五十年浪迹江湖的科技生涯，真要感谢毛主席“强兵先行”发展核武器的大智慧、大战略，否则，我们这批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岂不成了“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临危处变，百无一能”的儒生了。 我没有权利去责怪我的那么多恩师，只授业，不传道。因为早年留学欧美的前辈，学造船的进入不了波浪实验室；学航空，进不了飞机制造厂；大批留苏生进不了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关键实验室。基础研究是不分国界的，可是决定国力的技术成就是有国界的，基础研究必须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早在五六十年代，反复为中央倡导，悲剧在于中央在强调学以致用的时候，不强调格物致知，在强调格物致知的时候，又不强调学以致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其实基础理论怎能打得倒呢？另外，基础理论不能学以致用又是为何呢？这是造成当今搞基础研究只打地基不盖大楼，以文章取人，以文章数量取人的不正之风所导致的学术腐败，搞科学的人不搞技术，搞技术的人不搞科学，互相隔岸观火，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科技能转化成生产力呢？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家大多是一条腿的英雄。但是，归国优秀知识分子，如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邓稼先……多半是理论家，但是理论家一旦投入实践，则如虎添翼，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正如黑格尔说的那样：“没有理论上的抽象思维，日耳曼民族怎么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呢？”理论大师费米主持美国橡树岭实验室，理论家奥本海迈主持曼哈顿工程，这应该说是一个普遍规律！理论水平再高，不深入实践必将一事无成。五十年过去，亡羊补牢，为时以晚。回想邓拓先生在燕山夜话中有一句名言：“放下就是实地”，是中央再次下决心的时候了。强兵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富国的问题也应照此办理，中华民族必然还为此付出一代人的牺牲！舒舒服服过“自主创新”大关是不可能的，在科技战线上必须重新洗牌，用崭新的价值的观念来武装我们的队伍，才可能迎头赶上，后来者居上！ 范良藻 2005年10月 ※※※※※※ 刘武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