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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威胁
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威胁有:(1)国际恐怖主义;(2)民族、种族冲突和领土争端;(3)地球环境灾变;(4)人口、资源、贫困问题。
这些所谓的全球问题,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就其空间范围讲,不是各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利益的重大问题,具有全世界性和全人类性;就其严重程度来讲,它不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一般问题,而是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相当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其解决的方式而言,全球问题的解决不是仅仅依靠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努力就可以做到,而必须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具有全球的协调一致性和相互合作性。
§3.1 国际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组织正在谋求或已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种最致命的组合。这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如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对东京地铁等多个目标发动的“沙林”毒气袭击。如2001年10月,发生在美国的炭疽邮件恐怖袭击。美联邦调查局粉碎了“基地”组织用放射性武器(脏弹)袭击美国的计划。1992以来,已发现6起从前苏联地区走私浓缩铀和钚的案件。1998年,在莫斯科公园曾发现一起人为的放置放射性物质事件。2001年10月10日,土耳其海关人员在与叙利亚毗邻的边界截获一辆运有500公斤氰化钠剧毒品的卡车。笔者怀疑前几年发生在英国“口蹄疫”事件和美国的“西尼罗河病毒”事件,也是国际恐怖组织所为,因为如果是普通疫情,不可能是“多点源”的,即在很多地方同时爆发疫情。最为可怕的是,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国际恐怖组织必将最终获得“基因武器”(估计在3-10年之内)。由于现代国际交通便捷,他们对某国发动袭击,转基因病毒将从某国迅速扩散到全球,面对这种无药可治的“转基因病毒”,地球上97.4%的人口将因此死亡。被邪恶、魔鬼控制的恐怖分子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他们连自已的生命都可以不要,哪会爱惜别人的生命。
从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的现状看,无论是在欧洲、前苏联地区,还是在亚洲或北美,许多活跃的恐怖组织都有自身的活动与民族、宗教问题相关联系。但如果更进一步地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这些组织是在利用民族与宗教问题作为其生存发展的旗帜。恐怖组织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核心,宗教极端思潮为纽带,恐怖活动为手段的发展模式,危害不断扩大。
在冷战后,对国际恐怖主义影响最大的极端社会思潮还是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潮。民族分裂势力接过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某些理论并作极端化的解释形成一种民族分裂主义怪论,其核心是不分时间与空间,绝对化地强调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建立自已独立的民族国家。一些恐怖组织常常用“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等民族主义理论,为其分裂主权国家的恐怖活动辩解。这些组织不顾历史形成的现状,将本民族的利益凌架于其它民族的利益之上,不断诉诸暴力恐怖手段,企图从现有国家中分离出去。这不仅破坏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损害该国其它民族的利益,也不利于本民族自身的发展。
宗教极端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流派特指鼓吹可以对某些宗教教义作无限扩大化解释、极端化宣传的思潮。许多宗教极端势力正是利用宗教极端主义,诱使虔诚的信徒们从事恐怖活动。极端民族主义一旦与宗教极端主义结合,绝大多数势必发展成为恐怖主义。这就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大多以“实现民族独立或高度自治”为目标、以复兴宗教为外衣、肆无忌弹地行恐怖暴力活动之实的主因,且已被国内外恐怖主义活动的事实所证明。正如有专家所言,不少从事恐怖活动的民族主义组织往往都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它们一般是依靠并借助于宗教传统、宗教意识发展壮大,其口号更具号召力、更富煽动性,其活动也更加残酷、更具破坏力。
§3.2 民族、种族冲突和领土争端
一、民族主义和民族冲突
宗教极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国际(国内)恐怖主义的最主要根源。不可否认,民族主义在历史上发挥过一些正面意义,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主义越来越多地反面角色展现在世人面前,如造成国家、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民族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走向极端,因此那些在国家或社会竞争中失利的民族很容易产生盲目的排外思想,甚至敌视主流社会,而他们的经济、军事力量远不及主流国家或主流社会,因此就采用不对称的各类恐怖袭击,希望通过恐怖手段达到某些目的。
“归根到底,民族主义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所在的族群的偏爱,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
当人类步入“全球化”时代,这种狭隘意识就与时代潮流越来越不相称,这时的“团体”意识必须从“民族”级提升到“人类”级,保护全人类的利益就是保护自身的利益,因为我们同处一个地球,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同样受到环境灾变和病毒等微生物的威胁。
要消灭国际恐怖主义,必须根除宗教极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而“宇宙主义”正是化解之道。
“民族主义”已经呈现贬义化的倾向,如“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等反复出现,以及“民族主义”的内护性和排外性与全球化和现今国际社会的主流愿望相矛盾等因素,不免走向贬义化。
当今世界哪里是民族主义热点地区,哪里就是麻烦、混乱、冲突或战火纷飞之地。如前南斯拉夫和科索沃民族问题、西班牙“埃塔”组织运动、法国科西嘉民族独立运动、俄罗斯车臣问题、非洲大湖地区的部族仇杀、库尔德独立运动、塞浦路斯民族纷争、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问题、菲律宾棉兰佬岛问题,泛突厥主义问题、中亚极端民族主义问题、加拿大魁北克法裔民族独立问题、墨西哥“萨帕塔”解放军问题,等等。我们不难发现,以上这些热点问题无不和“民族主义”有关,有的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对国际社会来说,既不希望这些问题走向悲剧化,也不愿意看到这些问题的产生。
在逻辑上,“民族主义”是一个母概念,而“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等都是其下面的子概念。从外延上讲,“民族主义”这个母概念的外延是其众多子概念的总和;从内涵上说,母概念的性质受到其所有子概念的综合影响,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所有子概念的性质综合影响着“民族主义”这个母概念的性质。
从“民族主义”的概念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强调本民族的利益,这里把它叫做“民族主义”的“内护性”。这使得“民族主义”就像一个无形的护罩,护罩里面就是本民族的利益,护置外面就是外界的影响和要求。
回顾整个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原始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部族,最后到现代民族,各个群体无不强调各自的利益,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各民族国家的联系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紧密,全球化日趋明显,这就要求各民族国家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互惠互让、广泛合作,成为新时期鲜明的特征。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双边和多边国际性问题不断增多,这更要求各民族国家的合作。反过来,假若哪个民族国家十分执着地坚持本方的最大利益,企望实现自己的“最佳方案”,并且达到了超过其它民族国家可以接受的程度,可以想象获得有关国际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这种“执着”的行为经常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行为,但在实际上往往因为阻碍了国际问题的解决,而被认为是问题的症结。这在多边关系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民族主义的“内护性”还只是一种防守型民族主义的话,那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应是最有明显的进攻性,甚至有着巨大的破坏性。像许多类型的民族主义,如“极端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等等,都具有明显的排外性和进攻性。
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如中东和中亚的伊斯兰极端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不仅具有排外性,而且这种排外性已经达到了狂热化的程度,对地区安全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中东和中亚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和宗教民族主义组织,许多都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导思想,主张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拥戴一位哈里发,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为此,他们采取了诸多手段,包括恐怖主义活动来达到目的。泛突厥主义是一种主张将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在土耳其、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各国、中国和伊朗、阿富汗等地建立“大突厥斯坦”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势力。所谓的“东突”就是其中的一种。这几种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都具有强烈和狂热的“排外性”。由于他们极大地威胁到有关国家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而且因为经常采取恐怖活动,因而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打击。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一起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为“三股恶势力”,“东突”也已被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至于“种族民族主义”和“部族民族主义”,如德国纳粹和发生在非洲大湖地区的民族大仇杀,其排外性更具有进攻性和破坏性。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民族主义的“排外性”经常和人类维护和平现状的和平是一对矛盾,而这种矛盾使得“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含有了贬义化的色彩。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民族问题将日趋政治化、复杂化和长期化,再加上“民族自决权”在许多地方的滥用以及某些势力的从中作梗,民族冲突发生的危险性仍将长期存在并有加剧的可能。伦敦防务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位资深专家预测“民族冲突最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政治问题。民族自决的教义作为20世纪的典型教义之一,将成为21世纪的咒语”;就连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也曾惊呼“民族冲突成了新时代的核炸弹。”
二、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
尽管种族本身是一个自然科学范畴,与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民族有着截然区别,然而与民族问题紧密相关的种族问题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种族主义自然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动丑陋的民族主义。
世界上的每个人在语言文化意义上都作为各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同时又因体质特殊的差异而属于一定的人种,即种族。
种族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种族是人类历史早期形成的、具有区别于其它人群的遗传体质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它是生物学、人种学的范畴,是根据人们的皮肤颜色、头发形状与颜色、眼、鼻、唇的形状以及体格、血型等生理、生化性质而划分的。人类分为四大种族,即欧罗巴种族(或称欧亚人种、白种人)、蒙古种族(或称亚美人种、黄种人)、尼格罗种族(或称黑色人种)和澳大利亚种族(或称棕色人种),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后两种种族共性较多,而将它们合称为尼格罗一澳大利亚种族(或称赤道人种)。
从旧石器时代到现代,各大种族之间由于频繁的迁徙交往与血缘的混合,一直在不断发生着新的分化和组织,结果产生了人种下面的各支系(或称小种族)和在支系之下的更小的种族(或称次列种族),以及各大种族之间一些过渡性的种族类型,以致今天世界上分布着两百种以上的大大小小的“种族集团”,他们之间互相凭借着一系列中间类型,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而彼此联系,绝对纯粹的种族当今根本不存在。
虽然这些种族在体质特征上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但在生物学上却是一个统一的种,属于同一物种即智人种。一切种族决无优劣智愚之分,各人种手脚构造、躯干、语言和思维活动基本相同。尽管根据人种特征总的进化过程,我们可以说,某一人种的某些体质特征比较原始或进步,但每一人种往往同时存在某些比较原始和另一些比较进步的特征。因而片面抓住某一人种的某些比较原始或进步的特征,来作为判断种族优劣的依据,自然是荒谬无稽的。同时人类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证实,一切种族和民族都同样能够创造优秀的文化财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整个人类文明均作出各自独特的贡献。作为种族特质的肤色、发型、面容、毛发等外部遗传生理特征并不在根本上影响人们的劳动、思维、学习和创造能力。
随着具有同一起源、共同本质特征的各种族、种族集团相互间的融合逐渐增多,彼此间的种族界线自然也越来越模糊,所以种族主义理论是极其荒谬的。
尽管人类社会至今仍未完全摆脱种族主义的困扰,但人类正义和进步力量在与种族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果。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政权或合法组织敢于公然声称支持种族主义,或者公然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然而,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近年来在某些国家出现的排外、仇外和种族暴力事件、新纳粹主义分子活动猖獗的事件,以及时有所闻的各种种族冲突和仇杀事件,都说明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严峻性和现实紧迫性。
种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所表现出的国家裂变、领土争端、地区冲突、部族仇杀、种族排斥、宗教纷争、霸权干预等一系列现象基本上都有民族问题的背景或直接来源于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20世纪末变得日益突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历史上频繁发生种族冲突的国家和地区在近半个世纪的“休眠”状态之后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起因是国家裂变导致国家衰竭,昔日被两极对抗所抑制和掩盖的民族矛盾、宗教纷争、领土争端全部喷发出来。如车臣的极端分离主义势力利用前苏联解体,在国际分裂势力的支持下,煽动人民的民族和宗教情绪,先后于1994年12月和1999年9月与俄罗斯发生武装冲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围绕纳戈尔塔~卡拉巴赫领土归属引发的冲突;格鲁吉亚国内围绕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独立问题导致的冲突;北奥塞梯共和国与印古什共和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而引发的冲突;1991~1992年的克罗地亚内战;1992~1995年的波黑内战;1998~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等等。
非洲族际冲突与中东欧国家的种族冲突不同,非洲族际冲突具有层次多、内涵广、复杂化、烈度大、时间长等特点,具体表现为种族、民族、部族和氏族四个不同层面。在苏丹,是阿拉伯人和黑人的种族冲突;在尼日利亚,是豪萨~富拉尼人和约鲁巴人、伊博人三个民族的冲突;在绝大部分国家,则表现为部族冲突。例如,乍得南部萨拉人与北部图布人的部族冲突;在索马里,族际冲突主要表现为部族或氏族间的斗争。在安哥拉,是奥文本杜人和姆本杜人的冲突;在卢旺达,是部落间的大仇杀;在布隆迪,是部族对异族的屠杀。德国《明星》杂志称这种杀戮是向愚昧、野蛮世界的倒退。
在中东,阿以冲突不断升级,冲突完全演变成强者与弱者的武力对话。土耳其、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独立运动再次出现高潮。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与希腊族的分裂形势更加严重。在南亚,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冲突变得异常尖锐,并伴有印巴之间的核对抗。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同政府军的冲突难以停止。在东南亚,东帝汶的独立运动引发了印尼大规模的教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这些冲突更多地表现为历史遗存问题的冲突和教派冲突,是集民族、宗教和领土为一体的冲突。
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弱化现象、消除贫困,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其根本出路是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国内的种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大环境,多民族的内聚力才可能集中到民族国家的济发展轨道上来。
三、领土(领海)争端
为夺取领土(领海)并在其中产生的经济价值,与双方长期争战投入的财力、物力、人力相比,是不成比例的。现代军事装备的杀伤力、破坏性越来越大,用战争解决两国领土(领海)争端,从经济学角度讲显得越来越不划算。而且领土、边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世界各国在每个朝代或时期的领土、边界都有所不同,为这些变动的边界领土而发动战争,不仅愚蠢,简直就是将人民送去当炮灰,是在犯罪大恶极的“反人类罪”。如果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当事国,都能心平气和好好商谈,由有影响的国际组织或强国、大国从中调解,如果在领土(领海)归属问题上实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就搁置领土归属问题,商议如何共同开发,在有争议的领土上设立边贸区、经济开发区,促进两国经贸往来,或者共同投资开发当地矿产等资源,两国共同受益,将原来的“火药桶”变成“聚宝盆”,使热点难点问题变成促进两国亲密交往的纽带。同时通过国际立法,将那些战争贩子绳之以法,使后来者戒。
§3.3 如何根除国际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是宗教冲突,民族、种族冲突,文化、文明间冲突,国家间冲突,领土争端中矛盾激化时的极端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指的“领土争端”有两层含义,一是国与国之间领土领海争端,二是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种族间的土地争端。如某民族希望通过民族自决,成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因此,要彻底根除国际恐怖主义必须从源头上入手,反恐要标本兼治,笔者提出的“宇宙主义”能从根本上逐步消除全世界的宗教冲突,文化、文明间冲突,国家间冲突,民族、种族冲突,领土争端,也就使国际恐怖主义失去生存土壤,同时,“宇宙主义”倡导全人类团结发展,逐步消除贫穷,也就消除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另一个诱发因素。
§3.4 地球环境灾变
自地球诞生以来,它就以其自身的规律造就并主宰着地球上的生灵。与此同时,地球上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影响并改造着地球环境,逐渐成为地球环境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今天,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已从罗马时期的局部影响步入了全球影响的时代。正因为如此,使得人类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而紧迫的全球环境问题。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气候异常、植被破坏、土地荒漠化等已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涉及地球各部分的相互作用,涉及到地球作为一颗行星的可居住性问题。认识并预言地球环境的变化,是世界科学家们面临的严重挑战。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源泉和环境,因而人类总是把自己的命运与地球的演变和太阳对地球环境的影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般认为,地球演变的主要因素源于自然变化,如日、地间距离变化,大气和海洋湍流,大陆板块漂移、造山运动、火山爆发、冰川伸缩,以及河流变动等过程。但是,在几个世代的时间里,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活动却对全球变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无论如何,人类自身变成了地球系统的一部分,并且直接成为全球变化的影响力。人类的能源生产、集约农业和强化技术已经改变了地球的反射率,改变了土壤和水体的组成、大气化学成分、森林面积,以至全球生态系统平衡。这样,当前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发展已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众所周知,虽然人类的起源只是近百万年的事,然而它的出现却对地球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类在生物进化的自然竞争中,已开始影响到局部环境。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学会了更多的技能,他们的活动已逐渐对整个地球环境构成影响,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又一扰动因素。致使出现土地荒漠化、“温室效应”与全球增暖、臭氧屏蔽的破坏、森林锐减和物种灭绝、淡水资源短缺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繁演的全球问题。
一、“温室效应”与全球增暖
化石燃料的燃烧,森林的破坏及其它工业活动,使得大气化学成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连续30年的测量表明,大气中CO2的含量以每年0.4%的速率递增,按现有的绝大多数气候模型估计,在不太远的将来可能使全球平均温度上升2℃,这样的温度变化可以和最近一次冰期以来18000a间的温度变化相比拟。而对湖泊中花粉和海底深游生物骨骼沉积物的考察表明,全球范围这样的温度变化,必然导致全球陆地植被类型和海洋生物物种分布的显著改变,而这又必然反过来影响全球气候。应该指出,除了CO2以外,导致温室效应的痕量气体还有甲烷(CH4)、氯氟烃、一氧化二氮(N2O)等。它们在大气中的含量虽微,但增温效应强(如氯氟烃浓度仅为CO2的百万分之一,增温作用却为CO2的1/4;CH4浓度仅为CO2的0.5%,增温作用却为CO2的1/3),增长率高(如CH4年增长率为1.0%,而CO2年增长率为0.4%),作用时间长(如N2O增温作用虽然只有CO2的1/12,但它在大气中的寿命为CO2的7~10倍),因而引起的效应相当可观(大致与CO2相当)。这些气体含量的增加,亦起因于人类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活动。
此外,其它温室气体如CH4、N2O等,浓度也在明显增加。而且人类活动还向大气排入了一些新的温室气体,如氯氟烃等,尽管它们在大气中的含量很低,但由于其年增长率高,温室效应强(GWP值大)而倍受人们重视。
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加,必然导致温室效应增强,从而有可能引起全球增暖。观测表明,1880年以来北半球地面平均温度升高了约0.3~0.6℃。虽然目前还不能识别这一全球增暖现象中温室气体的贡献有多大,但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大气中增强了的“温室效应”对全球平均温度的增加是有促进作用的。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排放的CO2、CH4和N2O等温室气体逐年增加,温室气体能无阻挡地让太阳的短波辐射射向地球,并部分吸收地球向外发射的长波辐射,使整个地球成为宠大的“温室”,使“温室”的气温上升。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全球陆地和海洋大约100多万个观察记录证明,全球平均气温确实增高了。尤其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变暖的速度很快,全球平均气温增加了0.5℃。据测算,到2030年将上升2.08℃。由于全球变暖,1880~1980年观察到的平均海平面上升了14cm。以1980年海平面为基准,2050年海平面将上升30~50cm。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将对全球的生态环境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干旱区更为干旱,多雨区更多洪涝;海平面将以6cm/10a的速度上升,海水盐度变小,岛国难以生存,地势低洼的沿海区域将被淹没;海水污染淡水,地下水污染加剧;全球干旱频率增大,中纬度地区更为干旱、酷热,森林失火,湖泊干涸,水资源更为紧张;土壤盐渍化和沙漠化加剧。
1990年5月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若温室效应等于CO2的加倍,则全球平均温度将上升1~2℃;由于气候的区域性差异,陆地比海洋增温快,南欧和北美比全球平均增温幅度大;夏季降水和土壤湿度减小,亚洲季风将加强;海平面将升高20cm左右。这将给全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带来巨大影响。因此,“温室效应”问题成了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重大全球性环境问题。
二、臭氧屏蔽的破坏
臭氧(O3)是氧的衍生物。自然大气中有微量的臭氧存在,其浓度是随高度变化的。平流层(距地平20~25km的大气层)臭氧浓度最大。分布于同温层中的臭氧吸收了太阳光中99%的对地球生物圈有极大伤害作用的高能紫外线。测量表明,1978~1987年,全球臭氧浓度平均降低了3.4%~3.6%;1985年便在南极上空观测到了臭氧空洞。有证据表明,造成臭氧屏蔽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氟氯烃的光化学反应。而臭氧屏蔽的破坏,必将对地球生命系统和人类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大气层中臭氧的浓度随高度变化,平流层中距地面20~25km间的大气层臭氧浓度最大。工业革命前氯氟烃的浓度为0,现今为1×10-9。人类活动排放的含氟氯烃的物质和氮氧化合物在平流层中通过光化学反应将使臭氧减少。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北半球的臭氧减少了3%~5.5%,出现臭氧空洞。南极臭氧空洞正以每年相当于一个美国陆地面积的速度增长,不仅在南极上空,最近在北极和西藏高原上空也发现了臭氧层减薄,甚至出现臭氧空洞。预计到2014年,臭氧将减少53%以上。臭氧层出现空洞,将使地面紫外线幅射增强,皮肤癌发病率上升,还将带来幼鱼死亡率和家畜瘟疫增加,谷物减产,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的影响。
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涉及地球各部分、各层圈的相互作用,涉及到地球作为一颗行星的可居住性问题。认识并预言地球环境的变化,是世界科学家们面临的严重挑战。
三、土地荒漠化
为获取食物,耕地面积在300a间从4亿hm2扩展至15亿hm2,耕地和牧场占陆地面积的30%以上。而另一方面,森林面积急剧减小,5000a前约为76亿hm2,1860年为55亿hm2,1975年减至26亿hm2,1986年减为23亿hm2。目前,森林正以1100万hm2/a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其直接结果是土地沙漠化。目前,沙漠面积已占陆地总面积的10%,还有43%的土地正面临沙漠化的威胁。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初步估计(IIED1987):荒漠化威胁着4800万hm2的土地,约占世界表土面积的1/3,影响着至少8.5亿人民的生活。80年代初期,在全世界32.57亿hm2的产旱地中,约有19.86亿hm2遭到荒漠化和严重荒漠化,约占生产旱地的61%。土地荒漠化极大地改变了陆地表面的物理特征,破坏了地表辐射收支平衡,诱发气候和环境变化。而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反馈作用又将进一步影响土地荒漠化的进程,如此循环往复,从而对地球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可见土地荒漠化已成为又一重大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四、生态环境的破坏
人口爆炸和人类活动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从多方面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系统,许多种生物已濒临灭绝。物种分布改变以及具体物种的灭绝对人类的影响究竟如何,虽然还不十分清楚,但作为一种标志,它表明地球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场所,其可居住性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1、环境污染加剧
全球每年排放进入大气层的气体,CO2为57亿t,CH4约2亿t。排放有害金属铝200万t,砷7.8万t,汞1.1万t、镉5500t,超出自然背景值的20~300倍。SO2的排放,诱发的酸雨的频度在增加,面积在扩大;空气质量严重下降,全球有8亿人生活在空气污染的城市中;江河湖海的污染日趋严重,淡水匮乏使12亿人口生活在缺水城市,14亿人口在没有废水处理设施下生活;水质污染引发的疾病死亡率已成为人体健康最主要的危害;城市垃圾、污水、船舶废物、石油和工业污染、放射性废物等大量涌入海洋,每年有200亿t污染物从河流进入海洋,约500万t垃圾被抛进海洋,在入海口处数万平方公里的臭氧层正在扩大。
2、森林锐减和物种灭绝
生物多样性的世界正发生着严重的危机。研究表明(IIED,1987),在人类活动干扰以前,全世界约有森林和林地60亿hm2。到1954年世界森林和林地面积减少到40亿hm2,其中温带森林减少了32%~33%,热带森林减少了15%~20%。近30年来,世界森林,特别是热带森林的减少速度明显加快,平均每年减少800万hm2。中美洲由1950年的1.15亿hm2减到1983年中0.71亿hm2。非洲森林减少更快,从1950年的9.01亿hm2减至1983年的6.9亿hm2。
世界森林的不断减少直接导致生物品种多样化的消失和物种灭绝。据估计,地球上曾经有5亿个物种,目前尚有500~1000万个物种,其中占压倒多数是无脊椎动物和植物(IIED,1987)。一些专家推测,当前每年消失的物种已达数千种之多。
森林锐减和生物物种的大量减少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森林植被的大量减少,大大改变了碳、氮等微量元素的源、汇分布,使得微量元素在地球系统中的循环遭到破坏,并迫使其从原有的平衡态向新的平衡态过渡,从而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影响。
3、淡水资源短缺
据IIED提供的资料1987年,全球约140亿m3的水量中,大约有4.2亿m3淡水,约占全球水量的3%,其中约77.2%被冷储在冰盖和冰川中,22.4%是地下水和土壤水,约0.4%为湖泊、沼泽和河水。
由于水循环的结果,全球水量分布极不均匀。从作物需水量的角度出发,非洲中东和中亚大部分地区,美国西部,墨西哥西北部,智利和阿根廷的部分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全部都是贫水区,其年蒸发量超过年降雨量。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世界用水量大幅度增加,年用水量从1990年的约4000亿m3增加到1995年的3万亿m3,增长了6.5倍。到2000年,全球淡水用量已达6万亿m3。目前,世界上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缺水,占全球陆地面积的60%,约20亿人用水紧张,10亿人得不到良好的饮用水。
§3.5 人口、资源、贫困问题
一、人口激增
在人类的长期发展历史中,由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相互抵消,世界人口几千年来处于缓慢增长状况。1804年,全世界人口只有10亿。近代以来,由于死亡率不断下降,世界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加快,目前,全球人口以每年8000万的速度增长,人口迅猛增长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特点。1927年世界人口达到20亿,1960年增至30亿,1974年增至40亿,1987年突破50亿,1999年10月12日达到60亿。尽管世界上少数地区的出生率近年来有些下降,但是全球性的人口爆炸仍在继续。目前,出生率最高的是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每个妇女平均生7.9个孩子;非洲妇女为5.3个;亚洲和拉丁美洲妇女为2.6个;欧洲妇女为1.4个。而世界平均出生率为3.0个孩子。如果现在的出生率不大大降低,那么世界人口只有到21世纪末才能稳定下来,而到那时,世界人口将增加到120~140亿。
第三世界占人口激情数额中的最大份额。最新的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的94%来自发展中国家。2000年,世界人口的79%生活在第三世界,而到202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83%。
人口爆炸给世界经济、政治及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对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加剧了耕地、森林、淡水等一系列危机,使许多人面临着饥饿和失业的威胁,有时成为诱发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
二、资源短缺
资源短缺是指相对于人类需求的日益增长,包括生产资料(主要是能源)和生活资料(主要指粮食)在内的资源出现短缺问题。一方面人口在急剧增长,对资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导致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由此产生、加剧着资源短缺问题。人口的急剧增长给自然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导致所谓的“能源危机”,并正在吞掉“绿色革命”所增产的粮食。赫尔曼·戴利在世界银行担任环境经济学家期间曾经指出,整个世界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一个历史性转折。他说,人类经济已从人力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的时代转入“剩余的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发展限制性因素”的历史时期,这种演变是由于世界人口从相对缺乏变得相对膨胀而引起的。
在过去的200年里,地球上的人已经用掉世界矿物能源总储量的一半左右——相当于3亿年太阳辐射产生的能量。仅仅在20世纪,人类社会用掉的能源就超过了有史以来所消费掉的能源总和。总能源消费的曲线虽然在变平,但不能完全变平:人类追求发展和舒适的渴望过于强烈,现在很难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削减总的生产定额。面对传统的矿物燃料短缺的威胁,人类不得不转向开发利用非矿物能源技术。但是,非矿物能源技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大规模利用的,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和环境等条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于是人们纷纷求助于核能,但是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又向核能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类发展总是充满了矛盾。
而且,能源消耗的不平衡分布始终是一个问题。现在,工业化国家每人每年消耗的商业性能量超过7.5千瓦,而在不发达国家,平均每人消耗的能量不超过1.1千瓦。如果12太瓦(即120亿千瓦)的能量平均分配,全世界60亿人均每人就只能消耗2千瓦。在工业化国家,要求降低到这种水平是极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今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使用安全和持久的能源,并按今天“富裕国家”的物质标准生活,就必须有18太瓦左右非矿物和非核能源。由于这一点几乎是做不到的,在能源的使用方面,不平衡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可能持续到21世纪末。
展望未来,世界能源危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能源的绝对短缺,但是要使人类能源问题不成为问题,依然存在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第一,矿物原料开采的自然地理条件普遍恶化,能源的勘探、开采及远距离运输的开支大幅度增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地离主要需求中心越来越远。第二,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粗放的方式来满足迅速增长的燃料需求。第三,随着能源需求范围的扩大,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第四,世界上能源供货国增加,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地位削弱,从20世纪80年代初石油就变成了交易所的商品,这一切加剧了世界石油市场的不稳定性。第五,目前的生产力和技术进步水平不利于保障用可供选择的能源,首先是用核能代替传统能源时的安全。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但需求却继续增长。需求增长不仅与地球总人数增加有关,而且与大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实行广泛工业化这一新的因素密不可分。粮农组织提供的新数字显示,自1990年以来,世界粮食产量只增加2.3%,而人口增长了10%。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依然一再发生粮食危机,饥荒竟成为头号杀手,动辄夺去千万人的生命。因此必须大力增产粮食。据该组织估计,到2025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长75%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目前农业的发展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粮食需求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彻底扭转,则今后二三十年内,短缺食品的进口量将增加好几倍。
世界粮食短缺将导致世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从根本上说,这将有助于刺激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但这样做所能产生的效果却是有限的。
第一,农用土壤退化。现在,世界上至少有15%的耕地不宜农用或需钜资恢复。
第二,农用水资源储备减少。灌溉系统的推广在使农业大幅增产的同时,也使河床干枯和内海水位下降,从而导致水资源短缺。
第三,无机肥料使用过多,采取增施肥料的办法已无法进一步提高产量。换言之,已不再具有过去几十年的“绿色革命”所具有的毋庸置疑的优势。同样,世界上大型拖网渔船队的建立使海产品产量增产,同时也使世界渔业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
1996年11月13日至17日,186个国家的领导人云集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以此为标志,粮食问题可以说第一次被赋予了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意义。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惊叫:“我们陷入危机之中。”第三世界(它已经变成粮食净进口地区)则清楚地认识到:“当前,饥饿与贫困已成为阻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构成了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严重威胁,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会议闭幕期间,喀麦隆一非政府组织领导人指出世界历史处在这样一种十字路口:在“少数人获利和每一个人获得粮食”之间做出选择。
罗马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虽然表明人们在克服饥饿的斗争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在某些地区粮食生产也出现了严重的歉收。造成歉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府动荡、自然灾害、草原荒漠化、人口增长和贸易壁垒等,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进而提出在2015年前将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和营养不良的人数减少到目前人数(8.4亿)的一半。这有赖于在人口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大力推进采用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国际社会可谓任重而道远。
三、贫困与饥荒
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指出:“贫困是粮食不安全的一个主要根源,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可持续的进展是增加获得粮食机会的关键所在。冲突、恐怖主义、腐败和环境退化也使粮食不安全大大加剧。”
我们看到,当代世界的紧张因素不止是人口统计的曲线,在发展中国家,人口与贫困常常被称为“一对孪生兄弟”。
根据世界银行保守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5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即年均收入不足370美元,到1990年增至10亿人。有15亿人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条件,大约20亿人没有安全饮水条件。90年代,除传统因素外,气候灾害、前苏联地区的动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艾滋病在非洲的蔓延,又将成千上万的抛进了贫困的队伍。由于贫困,全世界有8亿人患营养不良症。1999年的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表明,世界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已增至15亿,到2015年,发展中国家中将有19亿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我们正在输掉与贫困之间的斗争。”
严重贫困国家的数量也相应地增加了。1964年,被列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的国家有24个,1980年为31个,而到1990年则达42个——26年内增加了75%。1970年,只有一个国家(乍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持续下降;到1980年,这样的国家达35个;而到1990年,在人口与发展的竞赛中遭到失败的国家已不下90个。
从另一角度说来,贫富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1970年至1985年期间,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从占富裕国家人均收入的3.1%下降到了1.9%。少数发达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7,却生产4/5的世界产品,人均收入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20倍。相应的,这些发达国家用于医疗保健、教育和环保的总开支水平都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也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
贫富差距不仅表现在国与国之间,更表现于一国内部,有时还有两性之间。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首次明确把贫困定为地球的重要污染物。会议指出,由贫困产生的对生命维持系统的压力,和由工业、技术及富人过度消费造成的污染一样重要;两者都会导致基本自然资源迅速耗尽。不难想象,事实也一再表明,发展中国家过度贫困,必然导致他们过度地使用有限的自然资源,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甚至导致出现内乱并波及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从而使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更为严重。
与贫困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饥荒问题。饥饿和无粮食保障已波及全球,而且在一些地区有日益严重的趋势。当前,34个发展中国家在粮食供应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受饥饿影响最大有非洲南部(2.1亿人)及南亚和东南亚(5.12亿人),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则有6300万人在挨饿。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世界食品和农业状况》,罗马,1998年)指出,如果说1992年至1994年世界上粮食短缺人口为8.22亿的话,那么1994年至1996年则增加到了8.28亿;发展中国家有20%的人口粮食无保障。
更有甚者,世界粮食产量正在下降,而比粮食产量下降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数百万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根本无法获得粮食。
目前,全世界75%以上的人口只能勉强吃饱饭,近5亿人口严重营养不良。全世界每年有41000儿童死于饥饿和有关疾病。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报告表明,预期寿命在下降,婴儿死亡率上升,经常发生饥荒。在35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当中,1985年有21个国家的人均每日卡路里总量少于1965年;近10年来,115个发展中国家几乎有一半发生了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1亿多非洲人的食物严重短缺。6000多万人处于饥饿的边缘,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于艾滋病。在南亚,大约有2亿人永远生活在饥饿和疾病的阴影下。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出:“饥饿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和践踏。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国家、地区和国际性的紧急措施来消除饥饿。”因此,有必要积极地、最大限度地调动并利用各方面的技术和资金,其中包括减轻发展中国家外债等,以鼓励这些国家采取政策,确保食品持续供应。
但我们也应看到,全球化虽然随之带来了脱离社会发展进程和国家间不平等的危险,50年后的贫富差距可能比今天还大,可是忍饥挨饿的人数比例在不断减少。1970年有1/3的人营养不良,今天这一比例已下降到20%。到2010年,还将减少12%。从2010年到2015年这段时期,粮食生产可望提高2%。这看上去算不得什么,但对于忍受饥饿的国家来说真是久旱逢甘霖。然而,只有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改善分配体系才会带来根本的转折。其中,生物技术和基因技术将会成为提高粮食生产的一大潜力。但是,即使取得了所有的进步,消除饥饿与营养不良在今后几十年内仍是人类的一大挑战。
四、人口问题与环境、资源、经济增长问题的紧切联系
1、人口与环境问题
自然环境与人口构成了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自然环境与人口增长的作用来看,首先,自然环境给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也提供了最初的劳动对象,从资源角度来说,自然环境提供了人类需要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两者又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类就是生存这个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成为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次,一定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生态系统的变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口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生态平衡,如果生态失衡严重,就会影响人口的发展,再则,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的场所,不同的环境对人类的劳动、生活和心理产生直接的作用,而且对人口的地理分布,人力资源的配置也有很大的影响,从而成为制约人口增长过程的重要因素。
从人口发展对自然环境来看,首先,人类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改造和利用地球,从而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人类有征服地球的能力,但在物质生产和科技技术的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征服地球的条件下,人类自身的发展一定要适应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再则,人类不惜饮鸩止渴,以环境恶化来满足自身的盲目增长,其结果必然陷入人口过度增长与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贫困的境遇。
既然世界人口的发展受制于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又受人口增长的影响,那么,人类就要考虑自身发展与环境之间客观存在的依赖关系,根据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保持和调节人口与环境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决不盲目地发展自身,要使人口的适度增长与环境保护处于良性循环之中。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更要注意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以防止由此带来环境恶化问题。由于人口过度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不得不对森林进行大规模的采伐,通过毁林造田,种植粮食,以满足人口的增长。但森林面积急剧减少,使一些珍贵的食物资源的植物消失,恶化了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由于人口过速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运用落后的耕作方式进行掠夺性种植,或采取粗放型经营手段进行过渡性放牧,致使绿色植物被遭到严重破坏,大量良田的土质退化,甚至沙漠化或盐碱化,从而导致耕地减少,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加剧淡水资源的污染,不少发展中国家居民难以获得安全饮用水,18亿人口不得不饮用受污染的水源,受到疾病的威胁,从而影响人类自身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过度增长是构成自然环境恶化的根源之一。对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控制人口过速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2、人口与资源问题
人口与资源问题最集中地表现为人口与粮食资源的关系上。欲话说,“民以食为天”,人口的增长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增长的粮食资源。在粮食资源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尤为突出。在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虽然高于发达国家,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均粮食产量却低于发达国家。多年来,世界粮食的基本格局一直是发达国家粮食有余,发展中国家粮食紧缺。80年代,全世界大约有数千万人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目前仅非洲就有1亿多人口吃不饱肚子。可见,全球的饥民人数不断增多。长期食不果腹的人数已增至5.5亿左右,占世界总人数的11%,其中每天有4万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正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成为日趋严重的问题。
由于人口的膨胀,土地资源日趋恶化,人均占有耕地日趋减少。据联合国报告,70年代时人均占有耕地0.37公顷,到2000年时,已下降为0.15公顷。70年代每公顷耕地需养活2.6人,到2000年则需养6.6人。可见,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人口增长过度,生产粮食的耕地因素明显恶化,导致粮食危机,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发展。
人口的过度增长也促使水资源的短缺。缺水问题最突出的是中东地区。那里的人口每年平均以3%的速度增长,淡水资源的消耗也日益剧增,已使缺水问题到了危机的边缘。缺水状况的恶化又导致气候的反常,造成干旱周期加速和旱期延长,更加剧了水资源枯竭。专家们认为,如果人口增长势头不能遏止,中东地区数十年来开发水资源和保水工程的成果将在近30年内化为乌有。
为了满足自身的增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类需要不断地开采和消耗能源。随着人口剧烈的增长,人类对能源的消耗急剧增加,其中能源矿物和金属矿物消耗量尤为巨大。本世纪初世界能源消耗量每增加1倍大约需要50年,但由于人口的膨胀,目前这段时间已缩短到15年左右。显然,能源危机与人口过度增长有着紧密的关联。
总之,资源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膨胀。如果人口增长过度问题不能得到控制,那么资源问题造成的全球危机将提前到来。
3、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两者关系不协调,就会妨碍一个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世界上出现的最紧迫的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以及粮食问题等,可以说都是来源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此重要,已引起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人们注意到人口增长趋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尤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
比如,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急剧扩展,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其人口比例已占总人口的44%。随着人口的膨胀,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大大膨胀,形成一系列的“城市病”,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等等,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生产和消费活动,从而阻碍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人口的膨胀,城区的扩大,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造成耕地的日趋缩小,影响到粮食生产,使人口与粮食的矛盾更为突出,从而制约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又如,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发展中国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普遍不足,造成投资的减少,使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难以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经济增长乏力,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
再如,由于人口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或消费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消费的需要。据统计,到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要花钜额外汇从发达国家进口1.1亿吨左右的粮食。正因为大量资金用于现时过度增长的人口需要,发展中国家本已十分困乏的财政更加拮据,因此,拿不出更多的钱用于农业投资,使落后的农业经济得不到发展,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粮食危机。
总起来说,人口增长过快将进一步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人口增长的不平衡也将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的差距。
五、生态主义和后物质主义
正如生态问题将全球联系起来一样,全球化也将生态问题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视野中来,按照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1998年10月1日的报告,从1970年到1995年,世界已失去近1/3的自然财富。
全球生态危机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发出的警告。
生态问题的提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价值发现的过程,这其中包含着人们对于人与自然价值冲突的思考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伊恩·麦克哈格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包含了一个内在价值体系”。罗尔斯顿则指出:“人类傲慢地认为 ‘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可这些自然事物在人类之前就已存在了。这个可贵的世界,这个人类能够评价的世界,不是没有价值的,正相反,是它产生了价值——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它更接近终极存在”。(《哲学走向荒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第6-9页)
生态主义是20世纪中叶后首先在西方国家兴起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的哲学政治思潮。生态主义力求阐明,人类绿色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近代社会以来的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的工业文明的崛起及其世界性扩展,而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超越就构成我们摆脱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切实出路。不仅如此,我们将通过新的价值视野与认知方法的确立,把对既存文明弊端的克服变成一种绿色文明的创造。因而,生态主义所追求的并不只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反叛,而是力图实现对工业主义的替代,从而根本变革人类现代文明的观念与物质基础。
生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生态价值意识,它要求人类实现超越自身狭隘人类学视野的对非人自然的尊重。近代工业文明是以自然物质征服和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物化文明,它在给人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激化了人类与非人自然存在之间的内在矛盾,自然以非自然的严重病态的形式呈现出来,并表现为对人类本身的惩罚。其根本性症结就在于我们仅仅从物质的属性看待有着复杂机制与结构的自然世界,而且总是局限于人类自身的功利目的特别是经济实利。这种基于时代迷误的观念认识和服从于少数人利益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共同在将自然生态推向崩溃的同时使人类文明陷于困境。因而,人类面临的确实是涉及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深刻变革,但我们价值与认知层面的更新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地位。生态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其次才是一种政治。
生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类意识,它要求人类真正超越个体或局部利益至上的现代文化以达成对类与整体利益的尊重。就个体与整体、属与类的关系来说,现代文化或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承认和保护个体与社会局部比如民族权益的独立与不可剥夺基础上的。结果,形形色色政治文化纷争背后是掩饰不住的经济利益争夺,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决战不只在战场的全面战争。不受他人和整体利益道德与文化尊重规约的自由竞争,和人类对自然的机械化认知与征服态度一样,成为现代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因而,人类所真正需要的并不只是自然价值观念的拓展,也包括自身文化价值基础的更新,特别是确立对整体利益的充分尊重和基于整体需求的认知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有实现了对个体同类或同类整体的文化与社会尊重,才会真正对异于人类的非人自然存在做到这一点,就像现实中人对人的剥削和征服关系直接影响着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一样。
同样重要的是,生态主义是一种地球意识,是对我们生存的这颗蔚蓝色星球的发自内心的珍视。地球为人类提供了四时有序风雨循环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和各种能源,提供了文明形成及其延续的自然与物质基础。我们对地球的任何人为伤害,最终破坏的都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基础,也就是对自已的伤害。正如许多的绿色理论家所指出的,人类的未来是和地球的未来连在一起的,地球的命运就是人类自己的命运。所以,生态主义总是将地球称作人类的家园,认为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它所追求的也就是对人类这种仁爱自然之心再启蒙与呼唤。
地球有规律的自转和公转,地球周围均匀的大气保护层,地球表面种类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水土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这一切构成了人类生命存在所必须的生存空间和条件,但这一条件本身并不是无条件的。它既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量,也没有无限制维持这一有机平衡体的能力。因而,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一个终极的限制,那就是不能破坏这一自然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延续。
后物质主义是相对于物质主义或实利主义而言的。传统政治哲学理论认为,人们最主要的价值利益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其它的价值需求都是由此派生的。因而,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标志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物质方面的利益要求,而社会成员的不满和反抗也应是基于这方面需求的被忽视。
后物质主义既可以是一种价值观念,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包括了所有与从物质实利视角出发价值认知与实现对立的方方面面。过去,人们认为人类的幸福与自由是与物质享受量的增加相一致相等同的,经济的增长带来了人们物质财富占有量的增加,因而经济增长连同有利于增长的一切措施都被评价为有价值的。但是,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人们发现我们虽然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比前人增加了不知多少倍,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感到更加幸福和快乐。这说明或者物质财富并不是测量人们幸福水平的唯一尺度和主要尺度,或者我们在得到物质的价值的同时失去了同样重要的其它价值,也许失大于得。
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道德提高,相反却出现了道德与信仰滑坡,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道德——信仰危机,表现为一些人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缺乏善恶观念,无视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准则……,诸如金钱万能、唯利是图、嫖娼卖淫、吸毒贩毒、拐卖人口等反道德行为层出不穷。
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如生态失衡、人口爆涨、环境污染,以及人们产生的“被疏远”、“被遗弃”、“无归宿”等感觉,孕育出精神和心理上的不安气氛;此外,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不道德、丧失理性的现象处处可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正面临着生存的最大危机。笔者的“宇宙主义”思想体系正是针对上述威胁和危机提出来的,正是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
地球人类社会正处在科技发展的初期,也是最危险的时期,有可能因滥用科技而走向毁灭,如大规模核战争,生化战争,如人类不合理开发地球有限的资源,致使生态系统崩溃,在这个危险时期,必须用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来整合全人类,统一思想,使人类社会步入最佳发展轨道,化解和消除人类共同面临的多种重大威胁。
第四章 人类的未来
§4.1 从经济全球化到全球一体化
全球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未来人类社会大致顺着以下脉络发展:
①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
②区域经济联盟→区域政治经济联盟→世界政治经济联盟
③联合国→世界议会→地球邦联→地球联邦
现在及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是势不可挡的,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交融,互为一体,必将逐渐出现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即出现世界政治、经济联盟,或者称“地球邦联”、“地球联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欧盟”是人类社会一体化进程中的典范和缩影。“欧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有力证明了“团结发展”的真理性,“欧盟”盟旗就采用“同心圆”来表达彼此的团结一心。半个世纪以来,欧共体不断深化与扩大,取得了举世瞩世的进展,展望未来,伴随着东扩的完成,一个至少囊括27国,近4.8亿人口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将在欧洲出现。数百年来以战争、强权和均势为主要特征的欧洲民族国家关系,将转变为以和平与深度一体化为特征的新型关系。
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全球化的专著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学者、政治家都认为,有必要对“联合国”进行适当改革,使其适应时代的发展,“联合国”是二战的产物,其结构已不能真实体现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例如,德国、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强国,应当在“联合国”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联合国的作用将不断提升,未来将升级为“世界议会”,世界议会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上议院由十几个强国、大国和有影响的国家联盟组成,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巴西、印度、瑞典、阿根廷、波兰、墨西哥、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可由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代表出席,阿拉伯国家联盟可由沙特代表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可由印度尼西亚代表出席)。下议院包括世界所有国家。
上议院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有些类似于现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但涉及领域更广。经上议院通过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由世界各国共同监督强制执行。如果上议院通过的决议有失公正,并且有下议院半数以上成员国提请再议,有关决议需交由下议院再议,下议院经过商议后,可将上议院的决议否决,敦促上议院提出新的方案,或者同意执行。
这种组织结构是相当公正、合理的,它使强国、大国在世界上发挥了与其综合国力相称的作用,国家越强,其对别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就越强,在议会中会拥有更多朋友。同时小国、穷国、弱国也可以用结成“国家联盟”的形式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公道自在人心”,如果上议院的决议有失公正、公平,它依然会被下议院否决,使正义得到伸张。
世界议会的另一个主要职能是立法,通过完善《国际法》,使国家行为更加规范,有利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同时加强国际的环保和反恐怖立法,使各国国内的《环保法》和《反恐怖法》顺应《世界环保法》和《世界反恐怖法》。
联邦和邦联都是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具体形式。在历史上,联邦多是由邦联演变发展而来。在近现代,联邦是复合制国家的主要形式。联邦一般由若干成员(如州、邦、共和国等)组成,是一个联盟形式的主权国家。联邦有统一的宪法,其中规定联邦及其成员均分别享有一定的主权。联邦规定有统一的法律制度、统一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联邦宪法的规定之下,联邦的各个成员也有自己各自独立的法律制度、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国际事务中,联邦通常由其中央政府所代表。即是说,联邦的对外主权一般是归一的。但是,组成联邦的各个成员在其各自领域内,却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邦联虽然也是复合制国家的一种形式,但它不同于联邦:虽然它也是由各个成员国组成的,但它通常没有统一的宪法、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没有统一的独立法律制度。邦联虽然也可设立“议会”,但其决议必须经组成邦联的各成员国批准才能生效。一般地,邦联不具备统一的国家主权;而无论在对内方面,还是在对外方面,组成邦联的各个成员国都仍是独立的主权者。简言之,邦联仅是一种松散的国家联盟形式。
大约在1000年之后,“世界议会”会逐渐发展成“地球邦联”,地球邦联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实行集体领导,委员会成员由国家或区域国家联盟领导人出任,委员会组成应该兼顾各方利益。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地球邦联将逐渐发展成地球联邦,地球联邦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实行集体领导,委员会成员由各国、邦、州领导人出任。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二十几个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将逐渐发展成“地球联邦”部级机构。
地球联邦这种“地球人类共同体”的凝聚力在于:
1.顺应地球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体现人类的共同利益,团结一心,共同发展,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共同开拓无尽宇宙疆土,开发宇宙无尽宝藏。
2.完成神赋予人类的使命,实现人类的终极价值,使人类的存在获得终极意义。
3.和平解决政治、经济、社会争端,使全人类生活在和睦的世界中。
4.使地球资源获得更合理流动,各地人民各得其所,强者带领并扶携弱者,共同奔向繁荣富足的未来。
5.地球人类是一种命运共同体,我们共同面临着众多重大威胁。同时面对浩翰的宇宙,人类的力量还显得太渺小,开拓宇宙疆土的工作必须由全人类合力才能完成。
等到地球人类的融合程度相当高,且广泛处理银河系星际事务,地球联邦可以改为“总统”制,这大概要等到一万年以后。
§4.2 世界新秩序
这里的“世界新秩序”是指在人类社会形成“地球邦联”之前这一时期的世界秩序。笔者构想的秩序框架如下:强国带领大国、小国、穷国、弱国,共同奔向和平、繁荣的未来。我们知道大国未必是强国,强国之所以“强”,自然有它必然的原因,它代表着当代最先进文明,其它国家必须向强国学习,才能使自己逐渐富强。这是一个倡导经济竞争(文争)的世界,“优胜劣汰”是自然界、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公平法则”。“向强者学习”,“能者上”是宇宙的真理。在这种世界新秩序中,强国的自身价值得到体现,大国、小国、穷国、弱国在与强国的合作中得到实惠,经济得到快速健康发展。同时为了防止强国以强凌弱,大国以大欺小,需要建立一种国际调停、仲裁机制,使弱国、穷国、小国有伸张正义的地方,改革后的联合国、世贸组织等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及未来的“世界议会”可当此任。这种世界秩序的规则是公正、合理的,不带有任何偏向性,通过不断学习,大国、穷国、弱国、小国也可以成为强国;如果不思进取,强国也可能沦为弱国,人类的历史在反复证明这一质朴的真理。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新旧代谢中不断发展,获得勃勃生机,不断向人类社会输送新鲜血液(新的思想、新的文明)。
§4.3 宇宙主义和全球主义
总体上讲,宇宙主义中的政治主张是“全球主义”的高度发展,笔者借鉴了全球主义中很多合理成分,同时兼顾“国家主义”的现实要求,未来的地球联邦实质上还是一个国家,而且在这个国家内部,生存资源更加合理流动,不同区域的人群各得其所,这是一个相对公正、公平,没有压迫、战争,充满祥和的国度。最关键的是,笔者找到了唯一能整合全人类的事物——宇宙之神,宇宙的主宰。由于人难免存在偏见、迷惑,因此一个人或一群人无法整合统一全人类,只有神及其显现出的真理、科学才能统一全人类。而且宇宙主义与全球主义的适用时间尺度有很大差异,全球主义的适用时间最多十万年,而宇宙主义却综合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优秀成果,明确了宇宙及有机生命的发展脉络,使其适用时间长达几千亿年。
全球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众所周知,斯多葛派是自然法理论的真正奠基人。在斯多葛派看来,自然法是源于世界性的、与生俱来的一些基本原则。人必须自觉地做到与自然的和谐,因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国家就应当是一个世界国家,每个人也就是宇宙公民。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主张明确表达了贬低单个国家(城邦),推崇世界国家的观点。类似的见解还有古罗马对自然法、万民法的肯定,中世纪的但丁对“世界帝国”、世界和平的认同。在近代,卢梭的“邦联论”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是全球主义的直接思想渊源。卢梭的“邦联论”是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他希望消灭战争,实现欧洲的永久和平,欲达此目的,他主张建立欧洲邦联。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以道德法则为依据,在他看来,实现永久和平的关键是为理想中的道德本性和道德责任的展现创造条件,从而使国家在对外行为中自觉、理性地遵循国际法,在国内则切实推行共和制。
一些政治家们也对全球主义表示认同。前联邦德国总理、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在其所主持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研究的报告中指出:国际社会已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的苗头,即认为人类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因此,“我们的应该是实现一个建立在契约、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制基础上的全球社会。”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也于1992年撰文表示:“使用几个世纪的绝对的排他式的主权学说已不再成立”。
全球主义的思想还渗透在国际社会的一些重要文献里。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国际社会对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是人类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这次会议的非正式报告鲜明地阐述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思想。报告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该报告认为,世界的相互依存空前加强,环境的统一性日趋突显,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须学习并确立一些新的知识,即“关于分享主权经济和主权政治的伙伴关系的新意识;关于必须超出狭隘地忠顺于部族和国家的老传统,而忠于更广大的全人类。”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立足于世界的相互依存和全球性挑战,在其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同样认为:“人类需要的一致性,要求有一个有效的多边系统。这一系统要尊重协商一致的民主原则,并承认,不仅地球只有一个,而且世界只有一个。”1992年人类第一次环发会议发表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这次历史性会议正是“怀着在各国、在各社会各个关键性阶层和在人民之间开辟新的合作层面,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致力于达成既尊重所有各方面的利益,又保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的国际协议,认识到我们的家乡——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而召开的,其目的就是通过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迎接环境与发展的挑战。
面对人类的困境与挑战,宗教界也从伦理角度做出了全球主义的响应。1893年第一次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后一百年,世界宗教人士于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大会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深刻反映了全球主义的影响。宣言概括了人类面临的困境,认为摆脱这种困境需要一种全球秩序,而全球秩序的建立又有赖于全球伦理。“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宣言主张,人类应“献身于一种共同的全球伦理,更好地相互理解,以及有益于社会的、有助于和平的、对地球友好的生活方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都提倡天下大一统。
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全球主义思想与相互依存论、新自由主义、生态政治论密切相关。按照相互依存论的观点,世界变小,地球村的出现,使得国家在取得人类福利和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国际组织的作用则与日俱增。新自由主义在相互依存论的基础上,强调了国家中心范式正在向世界政治范式转变。这种新的国际政治范式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国际合作的意义。至于生态政治论,则更明确地指出:“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一种新的“星球意识”随之产生,“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除此之外,从更大的背景上来看,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为全球主义推波助澜。它对已有知识与权威合法性的反省,对多元主义方法论的青睐,使其在国际关系领域倡导“全球理论”、“世界政治”、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
全球主义的兴起是当代的一个基本事实,其根源在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而这种内在的高度相关性首先是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的必然逻辑,其次是人类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特别是通信、交通的革命性变革的结果。
§4.4 人类社会的“趋同”和“统一”趋势
人类社会的“趋同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这种“趋同化”现象已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潮流的原动力就是人类希望追随好的有生命力的思想和发展方向。当今世界哪些思想,哪些社会最有生机,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其中经济活力是衡量的一个重要指针。这是任何保守势力无法阻挡的,如果保守派得势,就意味着落后、贫穷、僵化、愚昧。
美国研究“趋同化”的专家格奥利认为,“趋同论”是对20世纪以来许多理论诸如“福利国家论”,比较经济学、混合经济论等的综合吸收与发展。
笔者认为,近一万年来,人类社会一直进行着“趋同化”进程,是从趋近、趋似到趋同的演化过程。由于世界理性的预先目的存在和发挥作用,人类社会存在着趋近之势,这一趋势发展到终点就是人类社会的“大同”,笔者所称的“大同”是指在人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世界观上的相同,而文化中其它因素则应该是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趋近规律是指人类社会在纵向和横向时间轴上,在空间距离上日益接近的趋势。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全球社会”,历史上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人们一直探索、追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和社会制度,这就是一种逐渐“趋同”的进程,“趋同”是一种“合”的过程,当然其中也会出现一些“分”的插曲,但这种“合”的总趋势不会受到多大影响,因为“趋同”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而真理只有一种,因此“合一”是必然的。这种“合”的阶段性终点即实现“全球社会”,全球一体化的人类社会。
地球人类社会的最终统一是必然的,从图86中可看出这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在140000—290000年前,由人类共同母亲繁演的后代逐渐向各洲扩散,分居各地,这是“分”的过程;到了公元前20000年,人类由散居逐渐走向群居,经过“氏族融合,部落融合,部族融合,民族融合”四个阶段,族群人数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社会、国家,“族群融合”就是不断走向统一的过程,民族融合的终点就是实现“地球人类共同体”,这是“合”的过程。
国家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组织形式,由国家大小也可看出这种“族群融合”的趋势,从古代部落、部族组成的城邦小国,随着族群不断融合,国家的版图也越来越大,族群人数越来越多,种类却越来越少。
§4.5 和平发展 团结共荣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夺取生存资源的历史,其惨烈程度令人发指。当人类步入宇航时代,就必须重新建立新的生存资源观、利益观和价值观。这就象一个有二百多人的大家庭,却彼此为争夺家族内非常有限的资源而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甚至骨肉相残,这是一幕何其悲惨的人间悲剧,但这种悲剧时至今日还在地球上频繁上演。这个大家庭没有看到在家庭之外还有无尽的资源,无穷的生存空间,那就是银河系、宇宙中无数适合人类发展繁演的类地行星。人类必须团结一心,形成合力,方能发掘银河系宝藏,未来人类不会再为夺取资源而争斗,因为宇宙宝藏是人类分享不完的,那时人类社会将不再有贫困,不再有战争,充满祥和幸福。
全人类团结起来!勇往直前!去消灭魔鬼、邪恶、地狱,去消除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去开拓宇宙无尽疆土,去发掘宇宙无穷宝藏,去统治宇宙行星群,使宇宙行星群文明化,使之成为充满“善与爱”的天堂。
人类团结共荣是最高利益,只有和平发展才能使全人类都分享利益,争斗只能走向毁灭。历史上,人类为了争夺“利益”,最终得到的只有死亡、废墟和仇恨,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日,这种争斗最终必将走向相互摧毁,甚至是全人类的消亡(如果使用生物或核武器)。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人民能够世代繁荣富足,在今日及未来,这一切只能通过和平手段来获取。
和平是于全人类有重要意义的肯定性象征之一,和平是最普遍的起统一作用的象征,它也是全人类作正面响应的少数象征之一。
和平与战争是国际关系中两种最基本的状态,而爱好和平、追求和平、维护和平,从来就是人类生存的原则之一和共同的美好愿望。所谓“和平”,是指整个世界的和平,即不打世界大战,不打核生化战争;同时也反对局部战争和常规战争。和平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它将给人类发展和其它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所以,维护和平是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
发展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目的,它既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形式,又是人类持续进步的必要前提。所谓“发展”,一方面指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综合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也指不同文化的国家、地区的共同繁荣和进步。所以,发展不仅是指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是指整个社会的发展,即整个人类的共同全面发展。在经济相互依赖、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已不能仅仅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而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是当代的历史潮流,并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它直接关系着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进步。
和平与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既各有特点,又密切相连,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在和平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维持和平,这是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的重要保证。
就人类目前的智能级别而言,希望他们为和平而和平,是很难的,因为他们需要从获取利益中得到快感,使存在充满激情,所以必须让他们为利益而和平,只有和平共荣、团结发展才能使他们获得最大、最持久的利益、激情和快感。
§4.6 科学与真理
国家是组织、管理社会生活最有效的工具,它的功能至今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国家的长期利益,两者是一致的,现在我们只需要解决国家施政中的短视行为,组织大量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专家作为政府高级智囊团,使国家的政治、经济行为充满科学性,具有长远目光,并组建一种具有崇高地位的“科学议会”,参与立法工作,使制定的法律更加合理,并向政府提出最佳的施政建议,使政策深得民心。“科学议会”是由自然科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家组成,由科学界共同推选。现今的议会成员是由各地选民推选出来,他们分别代表着某些特定利益集团或地区民众的现实利益,现实利益着眼于目前,有时难免具有短视性。只有科学性和现实性的兼顾,才能使国家持续发展,不然光顾着眼前利益,很可能是“竭泽而渔”。
在所有决策中,“科学议会”的决策是最客观、公正的,最具科学性,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必然是最接近真理的。科学家广泛参与各种决策工作,即决策的科学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立法、施政的科学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就是真理,就是神旨,未来的科学家将在国家、社会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严谨、公正的科学家提供真理,再由灵活、中庸、仁义的政治家上台施政。
§4.7 可持续发展
地球是一个整体,污染没有国界,“以邻为壑”和“自扫门前雪”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人类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实现人类的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并不是根据某些人的主观意志(或设想),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并制定了斯德哥尔摩行动计划。宣言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扼要叙述了人与环境的关系,规定了在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方面所应采取的7个共同原则;第二部分阐述了在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方面所采用的共同原则所申明的信念。就有关自然保护、生态平衡、污染防治、城市化、人口、资源、经济、环境责任及赔偿、核试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等一系列范围广泛的人类环境问题,从环境道德、环境战略、环境法制的不同角度,表明了与会者的“共同信念”。
由于这些观点和原则并未真正被世界各国的决策层所接受,到了1982年5月1日至18日,在内罗毕召开的人类环境特别会议,检查发现斯德哥尔摩行动计划并未收到实效。会议通过的内罗毕宣言提出:“然而应当指出,行动计划仅是部分地得到了执行,而且其结果也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这主要是由于对环境保护的长远利益缺乏足够的预见和理解,在方法和努力方面没有进行充分的协调,以及由于资源缺乏和分配不平均。……人类的一些无控制的或无计划的活动使环境日趋恶化。森林的砍伐,土壤与水质的恶化和沙漠化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并严重地危及世界大片土地的生活条件。有害的环境状况引起的疾病继续造成人类的痛苦。大气变化(例如臭氧层的变化、二氧化硫含量日益增加和酸雨),海洋和内陆水域的污染,滥用和随便处置有害物质,以及动植物物种的灭绝,进一步威胁人类的环境”。从斯德哥尔摩(1972)到内罗毕(1982)经历了10年,虽然70年代中发达国家的城市环境污染状况有明显改善,但这只是局部有所改善,而整体仍在继续恶化,8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环境问题的高潮。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性的严重环境问题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全球性环境的不断恶化,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把经过长达4年研究和经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既包含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批判,也包含了对规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理性设计。就理性设计而言,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在:工业应当是低消耗高效益,能源应当被清洁利用,资源永续利用、粮食保障长期供给,人口与资源保持相对平衡,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等许多方面。这表明了世界各国都已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必须转变发展战略,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模式。
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与相隔20年的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会议对比,审视人类走过的足迹,可以发现经过20年的实践和反思,人们对环境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和全球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取得了深刻而一致的认识;并明确了责任,主要责任直接地或间接地来自工业发达国家,这是公认的历史事实。当然,明确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应负主要责任,也不能掩饰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除了历史上的原因之外,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对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处置不当或管理不善造成的,而且呈发展趋势。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次大会找到了环境问题的根源,找到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正确道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回顾1972~1992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类经过深刻反思后所做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实质
(1)概念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
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和沃福德在1993年所着的《世界无末日》一书中提出了如下的定义:“当发展能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应使后代的福利减少。”
对可持续发展所定的定义当然不只上述两种,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两个要点。
①发展必须受到制约 人类应坚持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这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但却不应凭借手中的技术与投资,以耗竭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方式求得发展。
②代际应保持公平 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的发展与消费时,应同时承认和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和后代人的机会相平等,所以,绝不能剥夺或破坏后代人应当合理享有的发展与消费的权力。
(2)实质
①从生态理论的角度来分析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生态系统协调稳定的运行状态,包括:生态流的运行保持在一种稳定状态,即不随时间推移而衰减;人类生态系统的协调稳定运行状态,是一种可持续保持的无限永恒存在的状态;可持续运行的生态系统其生产功能、生活功能、还原功能、调节功能可以始终保持着提供资源和服务的潜力。
②从环境与发展的角度分析
从现实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来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实质是:尽快发展经济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基本需要,但经济发展不应超出环境的容许极限,经济与环境必须协调发展,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其实质主要包括以下3点:A.对可更新资源的开发利用速度不超过其更新速度;B.对不可更新资源的开发利用速度不超出其可更新替代物的开发速度;C.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包括累积量)不超过环境容量。
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
在具体内容方面,可持续发展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生态和可持续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安全和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这表明,可持续发展虽然缘起于环境保护问题,但作为一个指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发展理论,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环境保护。它将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已经成为一个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性战略。具体地说:
(1)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可持续发展十分强调经济增长的必要性,而不是以环境保护为名取消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发展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基础。但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可持续发展要求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以提高经济活动中的效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是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方面的必然要求。
(2)在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发展要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改善和提高地球的资源生产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因此,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需要节制,没有节制的发展必然导致不可持续的结果;同时又不同于以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脱离的做法,而是要求保护与利用要合理地结合起来。可持续发展强调对环境资源的预防应该重于治理,要求在发展的整个过程而不是末端,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3)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是发展的内在要素和环境保护得以实现的机制。鉴于地球上自然资源分配与环境代价分配的两极分化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的本质应包括普遍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地球社会环境。这就是说,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生态可持续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才是目的。人类应该追求的是以人为目标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作为一个具有强大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研究领域,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众多的学科,可以有不同重点的展开。例如,生态学家着重从自然方面把握可持续发展,理解可持续发展是不超越环境系统更新能力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学家着重从经济方面把握可持续发展,理解可持续发展是在保持自然资源质量和其持久供应能力的前提下使经济增长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社会学家从社会角度把握可持续发展,理解可持续发展是在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科技工作者更多地从技术角度把握可持续发展,把可持续发展理解为是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物的绿色工艺或技术系统。[172]
三、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遵从一些基本原则:
(1)公平性原则(Fairness)。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应该追求两方面的公平:一是本代人的公平即代内平等。可持续发展要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和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较好的生活的愿望。当今世界的现实是一部分富足,而占世界1/5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占全球人口26%的发达国家耗用了占全球80%的能源、钢铁和纸张等。这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世界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给世界以公平的分配和公平的发展权,要把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特别优先的问题来考虑。二是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平等。要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本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的条件——自然资源与环境。要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
(2)持续性原则(Sustainability)。持续性原则的核心思想是指人类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公平,还要顾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资源与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离开了资源与环境就无从谈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可持续发展主张建立在保护地球自然系统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发展必须有一定的限制因素。人类发展对自然资源的耗竭速率应充分顾及资源的临界性,应以不损害支持地球生命的大气、水、土壤、生物等自然系统为前提。换句话说,人类需要根据持续性原则调整自己生活方式、确定自己的消耗标准,而不是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发展一旦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发展本身也就衰退了。
(3)共同性原则(Common)。鉴于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政策和实施步骤不可能是唯一的。但是,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总目标,所体现的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则是应该共同遵从的。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就必须采取全球共同的联合行动,认识到我们的家园——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赖性。从根本上说,贯彻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如果每个人都能真诚地按“共同性原则”办事,那么人类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就能保护互惠共生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
如果说,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等内容的协调发展构成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体系,那么,管理、法制、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就构成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支撑体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保证,即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通过技术的、观念的、体制的因素表现出来的能力。具体地说,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包括决策、管理、法制、政策、科技、教育、人力资源、公众参与等内容。
(1)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非常有效的管理体系。历史与现实表明,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的许多问题是由于决策与管理的不当造成的,因此,提高决策与管理能力构成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要求培养高素质的决策人员与管理人员,综合运用规划、法制、行政、经济等手段,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组织结构,形成综合决策与协调管理的机制。
(2)可持续发展的法制体系。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具体化、法制化的途径,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的实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付诸实现的重要保障,因此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法制体系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可持续发展要求通过法制体系的建立与实施,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使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得到控制,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系统。科学技术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之一。没有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不能实现。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有效地为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提供依据和手段,促进可持续发展管理水平的提高,加深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扩大自然资源的可供给范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提供保护生态环境和控制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
(4)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系统。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有高度的知识水平,明白人的活动对自然与社会的长远影响与后果,要求人们有高度的道德水平,认识自己对子孙后代的崇高责任,自觉地为人类社会的长远福祉而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这就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中大力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精神的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应该不仅是使人们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知识,也使人们具备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水平。这种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这种主要形式,也包括广泛的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
(5)可持续发展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因此也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行动,必须依靠社会公众与社会团体最大限度的认同、支持和参与。公众、团体和组织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将决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进程。公众对可持续发展的参与应该是全面的。公众与社会团体不但要参与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决策,特别是那些可能影响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决策,而且更需要参与对决策执行过程的监督。
贯彻可持续发展理论将导致人类文明的新的更替。如果说一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实现了从原始渔猎文明到农业文明的转换,200年以前的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换,那么实施可持续发展将呼吁人类社会从当前的工业文明走向未来的生态文明。完整地说,可持续发展观与工业革命延续下来的传统发展观念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从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转向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发展,从以物为本位的发展转向以人为本位(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的发展,从注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发展转向长期利益、整体利益的发展,从物质资源推动型的发展转向非物质资源或信息资源(科技与知识)推动型的发展。正是在这些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观念的重大革命,标志了它是一个有利于人类健康地走向21世纪的新的发展理念和行动纲领。我们可以期望,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将会成会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全球21世纪议程》强调人类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抉择关头。我们可以继续实行工业化以来的现行政策,保持和加大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但这样的结果是使世界各地增加贫困、饥荒、疾病和文盲,是使我们赖以维持生命的地球生态系统继续恶化。如果人类不想进入这个不可持续的绝境,就必须改变现行的政策,改变所有人特别是穷人的生活水平,从国家、区域、国际水平上更好地保护和管理生态系统。要争取一个更安全、更为繁荣、更为平等的未来,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必须联合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上述基本思想贯穿于《全球21世纪议程》的各个方面。例如,关于转变消费方式。传统发展模式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不适当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导致环境恶化和贫困加剧。若要达到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变消费方式,以最高限度地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地生产废物。这就要求工业化国家重新制定生产与消费模式,因为他们以往的发展模式一直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仿效。因此《全球21世纪议程》呼吁重视消费问题,呼吁各国执行新的政策向适当的消费模式转变。不难看出,如果《全球21世纪议程》得到认真贯彻,那么人类的发展模式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地球道德将会有一个全新的变化;而实施《全球21世纪议程》就是一个探索新的发展方式、实践地球道德的过程。
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与生态环境、资源、人口及技术等有着直接联系,更进一步从哲学层面上去思考,我们将看到在这表层下蕴含着人类对发展问题深刻的认识过程,涉及到人对自然、人对自身更本质的认识,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对人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未来忧患意识的反思。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使我们能在新的更高的视点上重视审视人类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支持系统,自然界的生态功能对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是有价值的,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是确立生态的终极尺度和主体选择。生态文明就是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入人们判断事物的价值观念之中,在维护人类自身生存的前提下,把人类的善恶观、良心观、义务观、权利观等道德观念扩大到自然生态方面。在人和自然关系中,人作为自然的一员,其生产和生活活动必须遵循生态学原理,建立生态化的科学技术,给技术以生态价值取向,克服技术异化,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关系。依靠不断发展的绿色科学技术,进行适度规模的社会生产、消费、既能满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同时又能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生态需求。提高人类整体生活质量,实现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良性循环。
全球生态危机标志旧的工业生产方式已走到尽头,今后人类的生存发展已经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而必须深入挖掘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能资源,这将导致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生态文明,一种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人的智力开发和利用为发展基础,以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真正实现,首先有赖于作为社会成员的劳动者从观念上接受这种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广大社会成员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同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还在于人所特有的不断创新的精神。
可持续发展把人类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确信任何国家都无力单独解决任何一个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指望离开人类的共同发展而求得自身的发展。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已具有全球性质,象生态环境、人口、资源、土地、粮食等,都是涉及全人类利益并需要全球范围内密切关注、合作,通过协同一致的国际行为加以解决的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协作关系,并确立人类“家园意识”的新观念。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当今的世界已是一个高度整合和开放的世界,全球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环境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把整个人类联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这说明了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涉及的利益是共同的,同时也为人类采取共同的行动对待各种危机提供了前提条件。人类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小国发展的失误同样会严重影响整个世界生态环境的平衡,给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别的国家造成严重的危害。
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9月2日至4日举行了首脑会议,包括104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19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最后通过了《执行计划》和《政治宣言》两个基本文件。这是继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后又一次具有广泛影响的会议,它表明人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这次邀请世界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与会,商讨拯救地球、保护环境、消除贫困、促进繁荣的世界可持续发展计划,他们回去后开始贯彻实施,“就世界可持续发展而言,这仅仅是个开端,联合国将成立有关监督机构,监督并报告各国对《执行计划草案》的实施情况,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
《执行计划》的通过是这次大会取得的主要成果。该计划分为10章,分别是:序言、消除贫困、改变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和生产方式、保护和管理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全球化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小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执行方法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框架,其中最后两章是重点,突出了这次峰会化语言为行动的宗旨。
人类在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上面临的困难还很多,道路也很漫长,但是,里约热内卢的共识,约翰内斯堡的目标,应该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携起手来,共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4.8 开拓宇宙疆土
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就算大量采用高科技,在1000年后,地球自然资源也将变得严重不足,向其它类地行星移民是人类必然的唯一的选择。在太阳系内最佳的选择是火星,但由于火星的质量只有地球的50%,其引力场无法束缚与地球相当的大气,也就是说人类移民必须穿上太空服才能在火星上活动,就给大规模移民造成很大限制,且改造火星环境,耗资极大,时间长,因此火星并不是人类星际移民的最佳地点。1000年后,人类应该能发展出超光速或高亚光速的宇宙飞船,到其它“类太阳系”中寻找与地球生态环境相似的类地行星,是人类星际移民的最佳选择,此类行星在银河系中是很多的。
在一百万个类太阳系中,一定有一个类地行星适合地球人类移民生存繁演,那么银河系中就会有十万个类地行星,整个宇宙就有一百亿个环境与地球相似的类地行星正等待人类去开发。
地球人类是本次宇宙大爆炸后进化出的较高等智能生物,如果银河系早已进化出能信步银河系的外星智能生物,那银河系空间早已充满各种人工调制的电磁波(如外星生物发射的无线电波、微波)。我们应该早已收到,但事实上没有。银河系之类的稳定星系是比较适合高等生物生存繁演的,而在类星体、活动星系、椭圆星系内部,星体相互碰撞很频繁,不适合高等生物繁演,最多是一些微生物之类的低级生命。这样我们就在适合高等生物生存的大片区域(银河系一角)取得了一些代表性数值(与“民意测验”的方法相同),由此可推知,地球人类在宇宙有机生物界属于较高等,已拥有初级智能,以人工调制电磁波作为通信工具是初级智能的基本表现形式。目前的地球就象一个球形的人工调制电磁波发射阵列,在银河系空间很易捕捉到地球人类发出的电磁波信号。反过来,如果外星生物早已达到我们的智能水平,银河系空间的此类外星生物调制电磁波是很易捕捉的。
地球生态圈进化出人类这种智能生物,是无数偶然与必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许是神的关爱,人类命中注定要成为智能生物,担负起神赋予人类的统一银河系及宇宙行星群的神圣使命。
稳定的银河系是由类星体、活动星系发展而来,即在100亿年前,原银河系活动剧烈,星体碰撞频繁,不适合高等生物进化,到了100—150亿年,是宇宙有机生命大繁演期,我们的太阳系处于银河系较边缘,星体运行环境较稳定,地球人类是无数偶然与必然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宇宙的幸运儿。但宇宙中适合有机生物生长的类地行星是很多的,从我们没有接收到人工调制电磁波的情况看,它们的进化阶段大多与地球上的海星、鱼类同级,大多因小行星撞击频繁使生物进化受到压制。而且它们绝大部分是碳基生物,呼吸氧气,因为碳性最活跃,能与众多原子组合成有机分子,碳参加形成的化合物种数最多,结构形式和成键方式最丰富,由碳和氢组成的化合物及其衍生物通称为有机化合物。现在已知的一千万种化合物中,有机物约占有90%。氢氧化合物“水”是有机生物生存所必需,有机生物的最初生长环境必然在水中,必然呼吸水中的氧,大气中氧含量相当高。如果不是碳基生物就不可能进化成高级有机生物。宇宙中大部分恒星最终产生的都是碳、氧、氮、磷、硫之类的化学元素,加上宇宙中含量极丰的“氢”,最终聚合成的“类地行星”,只要与恒星的距离恰到好处,就能演化出生命。因此,宇宙中适合地球人类生存繁演的类地行星是很多的,无数宇宙疆土正等待着人类去开发,那里有无尽的宝藏。
在人类开拓宇宙疆土,播洒文明的进程中,联合那些善的、已领会神旨的外星智能生物,消灭那些邪恶的、充满魔念的外星智能生物。在生存竞争中,我们人类自身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同一物种才是最同心的,在紧要关头是能最终站在一起的,因为同类的消亡,也就意味着自身的消亡。
§4.9 宇宙人类发展蓝图
一百万年后,统一“银河系”,建立“银河系联邦”。十亿年后,统一“宇宙行星群”,建立“宇宙联邦”。
宇宙事物“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人类建立“地球联邦”并广泛移民银河系,又是一种“分与合”的辩证过程。在宇宙行星群播洒文明,消灭邪恶、魔鬼、地狱,使宇宙行星群成为充满“善与爱”的天堂。此后,“宇宙人类”将继续统治“宇宙行星群”长达一千亿——二千亿年。当“宇宙人类”进化到不需要形体的“纯精神体”阶段,也就重新融入神的怀抱,达到“至善”“永恒”的境界,将永远与神同在,这种进化要经历一、二千亿年。这也是为什么如今不见过去无数代高级智能生物的原因,宇宙的每一次轮回(二千亿年)都能产生一批能完成神的使命的杰出宇宙有机智能生物,它们将当时的宇宙行星群治理成充满“善与爱”的天堂,当它们完成神赋予的使命,最终又复归于神的怀抱。“纯精神体”不依赖体内的各种生化反应产生快感,它们没有仇恨、愤怒和私心,他们是“至善”、“至爱”的。
万一在二千亿年后,宇宙人类还未进化成“纯精神体”(这种可能性极小),就必须在宇宙坍缩之前,驾驶一批可容纳几千亿人的超光速宇宙飞船,摆脱宇宙黑洞的引力,到达宇宙边缘,等待宇宙新的大爆炸,宇宙新的轮回。七十亿年后,返回充满氢氦能,充满生机的新星系,向新的宇宙有机生物界播洒文明。
“生态的循环”就是原子所组合成分子的不同态的循环,因此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人类只需拥有能量,就能在密闭的环境(如宇宙飞船)中建立自给自足、无限循环的人工生态系统,也就是说,未来人类只需很少资源,就可实现长期繁演。
宇宙主义总结
宇宙主义融合了人类所有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优秀成果,集人类思想、宇宙真理之大成。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思想家的学说都只拥有“部分真理”,真理的片断,只有将这些“真理片断”按主次轻重,远近长短排列串联起来,方能组成宇宙惟一的真理体系。正所谓“大化无形”,在宇宙主义中时常显现古今先哲的思想光芒,但又有所变化,使其处之于“中”(相对于过去学说的走极端,彼此对立),方能兼收并蓄,运化无穷。
古今先哲的学说都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有很多是在世界各地各自独立提出的,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宇宙的真理只有一种,先哲们从不同角度、不同道路上探索“真理”,探索“宇宙本原”,最终都会“殊途同归”,“万法归宗”,这个宗就是“一”,“太一”(to en/the one),包罗万象的统一性。
笔者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老子、孔子、蒂里希、爱因斯坦、黑格尔的学生,或者说他们的思想对笔者的影响最大。笔者同时也兼收并蓄地吸取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哲学家、神学家、科学家、思想家的学说中的合理成分,一种学说能经久不衰地留传下来,经过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就说明其中必然有合理的成分,或者称“真理的片断”。宇宙主义提供的是宇宙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致脉络,真理体系的框架,确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些科学方法。随着人类与社会的进化,它还需要不断发展、完善,人类探索真理的道路是永无止境的,但大的方向是不会变的,其基本的“圆锥体”结构,即以“宇宙之神”为中心的结构是不会变的。球形是宇宙中最完美的结构,它只有一个中心,它的剖面图就是一个“同心圆”。直立的圆锥体是宇宙中最稳定的形态,也源于它只有一个顶点(一个中心),它的俯视图也是一个“同心圆”。笔者找到了能统一把握世界的点,将各种思想聚合到这个点上,这个点就是“宇宙之神”,具有精神、物质两态的宇宙,一切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因为它是存在的存在,终极实在,宇宙万物的缔造者,宇宙惟一的主宰。
宇宙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它同时适用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科技等人类社会各领域,现在及未来,科学思想是所向披靡、压倒一切的。科学是未来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宇宙主义而言,理性是信仰的基础,信仰是最高的理性。
宇宙主义能统一人类的思想,统一人类文化的核心——世界观、价值观。能将全人类统一到宇宙之神的旗帜之下,使人类拥有共同的核心信仰,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不同文化间、文明间的冲突。
宇宙主义立足于人类整体和人类共同利益,它着眼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凸显人类的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信仰的统一将成为全人类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思想基础。“神”是地球上所有人类文化共同持守的起统一作用的象征。宇宙的真理只有一种,在这条正确的真理大道前行,我们将能不断感知、体验神的博大,使人们不再有迷惑,不再感到孤独。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就象在汪洋大海中一叶小舟中的成员,必须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冲破万难,共创美好未来,这里的“汪洋大海”是指浩翰的宇宙,“一叶小舟”是指小小的地球。随着人口和资源需求的增长,开拓宇宙疆土是人类的必由之路,面临浩翰的宇宙,人类的力量还显得太弱小,必须团结一心形成合力,方能持续发展,并成就伟业。
笔者针对宗教、民族、种族冲突,领土争端及其它人为的种种矛盾对立所造成的混乱动荡,生灵涂炭,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套使人类社会和谐有序、持续健康发展的思想体系,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最终达到神人合一,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
笔者探索的是人类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目标,通过探索宇宙、银河系、太阳系、地球生物、地球人类的历史,找到了地球人类的未来发展道路。笔者总结了人类所有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优秀成果,最终用科学找到了神,有力证明了神的存在,同时找到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人类在宇宙中的使命。
笔者找到了能够统一把握世界的点,就自然科学而言这个点就是“宇宙”,或者称“宇宙奇点”,人文社会科学中这个点就是“存在”,实际上两者是同一的,那就是宇宙惟一主宰——宇宙之神。
从哲学角度看,“宇宙主义”是一种“一”的哲学,将宇宙中所有事物归于其“宗”,归于其“源”,从其“源头”看纷纭复杂的宇宙万物,就很易理清其脉络,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万法朝宗”。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宇宙所有事物,这个字就是“一”,用四个字来描述就是“神人合一”。
一个宇宙之神,一个地球人类,一个宇宙主义。一个中心,一切都围绕着这个中心(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终极价值,神的使命),在中心点的外围,提倡各民族、各国的文化、思想的多样化,人类文化、思想多样性是人类无穷创造力及智能进化的源泉,但必须有一个中心(统一的核心思想体系),不然人类又会陷入无尽的争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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