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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霍金的《果壳中的宇宙》，在第一章里面，有这么很值得注意的一段话：“爱因斯坦的假定，即自然定律对于所有自由运动的观察者应该显得相同，是相对论的基础。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它意味着只有相对运动才是重要的。它的美丽和简单征服了许多思想家，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反对。……许多人觉得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概念。他们问道，这是否意味着，万物都是相对的，甚至不存在绝对的道德标准呢？”爱因斯坦和霍金的科学成果有目共睹，是很伟大的，只是恐怕爱因斯坦本人，也不肯承认道德标准是相对的吧，就像他宁愿对自己的方程进行补缀也不愿放弃宇宙永恒的信念一样。（1921年在诺贝尔奖颁奖会上的颂词中，爱因斯坦未提及相对论，因为它太富于争议性。对于那个重要的方程，爱因斯坦则添加上宇宙常数这个概念，事实上按照广义相对论推算的结果是时空会终结于一点，且诞生于大爆炸。）宇宙中的一切是否相对，这个先不管，道德与是非的标准我觉得大体还是固定的，首先它是主观上的东西；其次，就算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相对的静止。在书中，霍金又提到另一有趣的问题，是关于时间机器的。假定将来某日我们发明了时间机器，回到过去父亲被怀胎之前，将祖父杀死，会发生什么？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根据相对论等原理推算出来的结果也表明，当人们越过时间旅行视界时，会激活循环的虚粒子引发辐射性闪电并被其摧毁。由此可见，有些事情我们并不必想得太远，因为有宇宙的规律在限制着一切，包括道德标准。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量适应并把握这些规律，而我们所害怕的，也正是由相对主义导致的是非标准混乱。 章太炎在讨论中国学界的一贯风气时，有几句话说的很精要，他认为中国儒家学风的失误不在支离，而在汗漫，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议论止于含糊之地。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心学，恐怕都有这个毛病。而我觉得，相对和无是非，差不多成了中国人固有的一种品性了，这是民族根性的问题，而不只是学界风气的问题。鲁迅曾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中国是盛产这种流氓的。一个中国人通常可以信奉好几种思想，当他有权有势时，是法家；有家有业时，是儒家；有家无业时，是道家；权势家业全无时，就出家了。他也可以持好几种言论，有权时，主张集权；无权时，主张民主；有钱时，主张财产私有；没钱时，主张平均分配。别的人且不说，单以鼎鼎大名的李白为例，他的一生何尝不是脚踏两只船呢？一会是儒家，一会是道家，仕途得意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不得意时，“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研究李白的人所潜心研究的李白思想的变化线索，其实两个字就可以说明白——官运。作为大诗人，他不能像杜甫那样无论穷达都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和理想，这多少是有些流氓气的。 而要说相对主义的根基，其实在先秦就打下了。庄子在《逍遥游》中打破一切量的对立，大小、多少、长短……在《齐物论》中又打破一切是非的对峙，好坏、善恶、美丑……他相信辩论是无意义的，因为人的立论皆师自心，肯定自己而排斥他人，所以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一切判断都是主观相对的。庄子的这些观点太吸引人了，它将世间的一切都简单化、微妙化、模糊化，很有一种“朦胧美”，于是，此后中国的一大批人，包括李白、苏轼，都“中了庄周的毒”。其实，抹掉这层朦胧的烟雾，事实真相又是怎样的呢？李白这“官迷”自不必说，就连庄周本人，也是个极端好辩并排斥异己思想的“杀手”。只是中国人既懒惰，又讲究含蓄，不肯这样“不通人情”吧。 所以我觉得，辩证法要用，但不可滥用，过于辨证了是有危害的，这方面，鲁迅有几句话说得最好，他说：“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其实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就是吃饭也是有弊的，它能滋养我们这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一方面使我们消化器官疲乏，那就不好而有弊了。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过去从书中看教育方法，说是一般有两种，一种精深而晦涩，另一种清晰而不免浅薄，中国的教育方法大抵是接近于前者的，只是精深与否，就不大好说了，而平常看有学问的人探讨问题的是非，得出的结论通常只是四个字——见仁见智，这足证中国是一个圆滑的国度。所以，我还是提倡清晰有条理的教育方法，浅薄了尚可以逐日加深，圆滑却是无可救药了。 与庄子相对，先秦时还有另一种思想，可称之为“反齐物论”，它出于墨子。对于辩论，墨子认为“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他主张论辩必有一方正确。这种见解也有失偏颇，过分讲究是非之别而终不免沦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无是非观和二元对立思想，在中国是并存的，大体上看，这也是一种二元对立，只是中国人从不固执地坚持其中一方，而是根据利害关系不停地变来变去，于是这又成了另一种无是非观了。所以，中国人的根性是很复杂与矛盾的，时而两极分化，时而又是非混同，要彻底清除劣根，必须双方面都考虑到，偏废其一，都有可能变为彻底的二元对立或无是非。这个问题我苦思冥想了很久，觉得只有一个办法是可行的，那就是中庸。 中庸并非圆滑和无是非，这只是长期以来人们的误解，因为圆滑、无是非本身就是一个极端，中庸所求的却是既不太圆滑，也不棱角分明锋芒毕露。这个定义，朱熹的门人陈淳解释得好，在《北溪字义》中，他说：“文公解庸为平常，非于中之外复有所谓庸。只是这中底发出于外，无过不及，便是日用道理。平常与怪异字相对，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异是人所不会行，忽然见之便怪异。……惟平常故万古常行而不易。”如果要我解释的话，中庸大约也主要是常识、自然、不易这三个词语。常识虽说是个稚嫩的字眼，但在中国，能真正了解它的人并不多，前几天还看到一位有学问的人物在大谈“回归纯精神的净土”，他似乎连“人要吃饭才能生存”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自然就是有节制，不走极端，既不走向二元对立的一极，也不走向无是非的一极。不易则是不变动，因为是非标准处于宇宙规律的限制之下，它在一定范围内，起码在人类世界里面是固定的、非相对的。能做到这三点，我想，中国人的劣性差不多就可以清除大半了，而相对论对道德标准造成的威胁，也该烟消云散了吧。 补记：关于中庸和常识，周作人有一段话说得也极好，抄在这里以供参看，他说：“盖常人者无特别稀奇古怪的宗旨，只有普通的常识，即是向来所谓人情物理，寻常对于一切事物就只公平的看去，所见故较为平正真切，但因此亦遂与大多数的意见相左，有时也有反被认为怪人的可能，如汉孔文举明李宏甫皆是，俞（理初）君正是幸而免耳。中国贤哲提倡中庸之道，现在想起来实在也很有道理。盖在中国最缺少的大约就是这个，一般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点异人之秉，喜欢高谈阔论，讲他自己所不知道的话，宁过无不及，此莠书之所以多也。如正常的人，有常识与趣味，知道凡不合情理的事情，既非真实，亦不美善，不肯附和，或更辞而辟之，则更有益于人心矣。”这段话出于《秉烛谈·俞理初的诙谐》，字句间流露出一种孤独的悲哀，这种悲哀大约也是智者所共有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