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捍卫爱因斯坦到反对爱氏相对论的经历

1989年，成都《电子报》刊登了广西桂平市中学物理教师梁尺峰向爱因斯坦发出的挑战信。从梁尺峰的信中得道，梁尺峰在上个世纪60年代毕业于某师范大学物理系，自己从事相对论研究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他建立了自己的“梁氏相对论”和“梁氏重力论”。可是在国内，没有人对他做的研究给出明确回答。难道普通人就不能向爱因斯坦发出挑战吗？他希望得到人们的解答。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爱氏相对论是怎么回事，只是从先前受到的舆论宣传知道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巨星，因此成为自己最崇敬的人。

看到有人要向爱因斯坦发出挑战，我心中自然不服。梁尺峰何许人？真有什么了得的创造发现吗？于是，我向梁尺峰索要到他写的论文来观看，结果发现这位先生连牛顿力学都没有学明白，计算公式存在严重错误。我回信给梁尺峰，指出其论文中的错误。梁尺峰马上改正计算公式，然后给我寄来新写的论文。我告诉梁尺峰，在垂直于（绝对）加速度的方向上，就是可适用牛顿定律的惯性系。梁尺峰据此马上提出所谓的“双参照系”理论（即同一坐标系里两个相互垂直的坐标轴方向上可以分别为惯性系与加速系），将他的“梁氏理论”又发展了一步。爱氏没有“双参照系”理论，梁尺峰马上就完善出“双参照系相对论”了。

对梁尺峰的瞎胡搞，我作了反复的纠正，劝他别在浪费精力在他力所不及的研究上。但梁尺峰听不进去，还说他参加过全国第2届理论物理研讨会，他的论文得到了若干位专家教授的好评。不信，可以向有关人士查证等等。1991年8月份，将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全国第4届理论物理研讨会，他已经被邀请参加研讨会。按照梁尺峰提供的地址，我向华东师范大学主持该届研讨会的负责人去函，了解梁尺峰的所说是否属实。举办持该届研讨会的负责人马上发函给我，邀请我去参加研讨会。当时，我弟正在上海我原来读的大学攻读研究生，他的导师也是教过我的老师。同时，学校搞固体激光器项目的滕家织教授也请我去帮几天忙。这样，我决定去上海参加在华师大举行全国第4届理论物理研讨会，见识一下真相。

不了解真情的人以为由专业从事理论物理教学与研究的专家教授举办的全国性理论物理研讨会一定是档次很高的研究活动。确实，在研讨会上露面的大教授是不少，大名鼎鼎的交大校长许伯威教授在研讨会上露了面。复旦大学的倪光钧教授，以及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学院、华东化工理工大学的许多位教授都来参加了研讨会。东道主华东师范大学也有好几位教授参加了研讨会。加上外地大学来参加研讨会的人，统计下来，“大教授”不下10位，副教授不下20位。北京大学的刘辽教授也来参加了研讨会，他做的报告是“炫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人听。华东化工理工大学理论物理研究院的李新洲教授做的报告，我已经记不起是什么题目，李新洲只是介绍了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状况，顺带说了一下自己的报告内容，特别提到他的论文前提条件是“宇宙是有限的”。因华东化工理工大学离华东师范大学太远，李新洲和许多外地都住在华东师范大学提供的宿舍里。由于上海的交通不方便，大部份来参加研讨的教授也都住在华东师范大学提供的宿舍里。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全国第4届理论物理研讨会一共进行了5天时间，除最后一天晚上组织大家去游玩黄蒲江外，整个白天与晚上，大家都在进行学术交流和辩论。尤其是在会场外的时间里，辩论是很好的学术交流。当时，我并没有写有专门的论文去参加该次研讨会，我在会上散发的论文是“从真理到科学”。

当然，没有谁同我辩论真理与科学的关系。这次研讨会，实际来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三分之一纯粹是来玩，白天都到商店去逛商场。很有意思的是，来参加会议的人中，至少有5、6位属于“花路子”理论发明者，会上也同样让他们上台做报告。其中有一人是来推销他的“永动机”，因上不了台面，只能在会场下找人去“讨论”。比较有印象的是副州大学图书馆的一位姓酶的先生，他提出了“五刹子”理论，当然是马上就被批倒爬下。有一位老师将几个公式加在一起，就给出所谓的全能计算公式，当场就被问倒。有一位名叫甘永超的先生将光的波动公式与粒子性公式硬放在一起来证明其中是自相矛盾状况。甘永超的论文自然是不堪一击，但他却被某位教授相中，后来报考了这位教授的研究生。“可雪”先生则在会上向相对论发难，指出“光子系”所出现的问题。他提出“光子系”问题，自然是把教授们弄的发火，但又没法说清楚，只好以研讨会不讨论相对论问题，不予理睬。

谁把这些搞“伪科学”研究的人请来参加研讨会？研讨会的举办者。

其实，所谓的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本来就是一个骗局。最先由几位教师发起的理论物理研讨会，原本是想借研讨会之名，举办收费的讲座，向那些爱好物理的参会者收一点办班钱。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没有批准这种心术不正的做法，才改成学术交流活动。为了让研讨会开的有点声色，只要谁对研讨会有兴趣，有没有论文都没关系，通通都邀请来参加。

在上海华师大举行的全国第4届理论物理研讨会，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学术交流活动。但从此之后，所谓的“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就完全成了每年提供给参加会议的教师们游山玩水的机会。“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可能举办了十来届，庐山、武夷山、桂林等名胜都玩遍之后，什么成果都没有见到。上级不再提供经费给他们游玩下去，研讨会只好终止。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上，李新洲教授似乎是名气最大的“大教授”，原因是据说他与获得若贝尔奖的李政道是大学同学(或校友)。我以前并不知晓李新洲，我最熟悉的名字是许伯威，这是因为很早就看到过许伯威编写的物理教材。

上海出的“新民晚报”曾经在1990年之前介绍过李新洲的两项研究成果。一项是李新洲根据拓扑学证明了人们生活的空间是3维空间；另一项是李新洲研究出“单磁极子”具有极大的能量，一个“单磁极子”所具有的能量转化为电力可供上海市使用一星期，如果制造出“单磁极子”，能源缺少问题就可以得以解决。我并没有想到在研讨会上遇到李新洲，既然遇到了他，我就要当面请教他这两项成果是否真向报上讲的那么了得。正巧，研讨会的第一天上午就听到了李新洲教授做的报告，报告完后由大家向他提问。

我向李新洲教授提出的问题是：请他给我们证明“宇宙是有限的”。

我相信李新洲教授作的数学分析完全正确，既然他的论文成立条件是“宇宙是有限的”，只要他能证明“宇宙是有限的”，他的论证结果就OK了。

李新洲教授并没有证明“宇宙是有限的”，而是回答说：“那是哲学问题”。似乎这样说就可以表明那是不关自己的事情。

试想，李新洲的论文要以“宇宙是有限的”做为论文成立的先决条件，他自己岂能把这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否正确不当一回事？我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回答，李新洲便十分真诚的对我说：“现在国外不是正在流行宇宙是有限的观点吗？”

我听后问他：“这么说，物理学研究是不是也成了唱流行歌曲的性质？”

李新洲教授无言回答。

研讨会头一天下午，李新洲教授继续给大家介绍他最拿手的拓扑学，从“七桥问题”开始讲解拓扑学的起源思想。待李新洲教授讲完课，请大家提问时，我问李新洲教授：

“拓扑学是不是建立在3维空间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数学工具？如果存在“第4度”空间，人们可以通过莫须有的“第4度”空间将“七桥问题”攻下，拓扑学还能这样建立起来吗？”（换现在的说法，如果存在霍金的“时空虫洞”，人们可以通过莫须有的“时空虫洞”将“七桥问题”攻下，拓扑学还能这样建立起来吗？）

李新洲教授没有正面回答提问，而是说了一句很微妙的话：“你说呢？”

我再问李新洲教授：“既然拓扑学是建立在3维空间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数学工具，根据它来证明人们生活的空间是3维空间，这是不是发生了逻辑循环？”

（即，李新洲教授仅仅是验证了自己进行的数学推导过程没有错误，怎么能说是“证明人们生活的空间是3维空间”呢。）

李新洲教授马上慌了神，约我晚上在他的住处去进行讨论。我当即同意，但结果是从这天下午之后，李新洲教授再也没有出现在研讨会上，住处也找不见他的影子。

本来，我还要向李新洲教授请教他的“单磁极子”是怎么回事，他打算用多少能量才能制造出一个“单磁极子”？连中学生都已经知道将海水降低一度释放出的热能可以供全世界使用多少年，可是要使海水降低一度，人们又要付出多么大的能量呢？

李新洲教授是明白人，他心中有数，发现要坏事，自己就赶紧躲藏起来了事。

在研讨会上频频出手，轻而易举就驳倒“花花理论”的华东师范学院的陆继宗教授，看到李新洲教授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十分不服，晚上同我在其住处进行了一番辩论。最后，陆继宗教授对我说，李新洲教授所说的“宇宙是有限的”条件就是我所说的“完整物体系统”。

坦率的说，我很敬佩这位陆继宗教授，他的脑子反应很快，逻辑清晰。在辩论完李新洲的“宇宙是有限的”命题后，我向陆继宗教授请教相对论究竟是怎么回事情。

陆继宗教授对我说：“你不能去看大学教材写的相对论，要看泡利写的相对论。”

我说自己看过泡利写的相对论，陆继宗教授便马上急着说：“泡利写的相对论也不能看，要看现代的文献。”

我再问他应该具体看那些文献，陆继宗教授再也不作任何回答了。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大学教材写出的相对论。既然大学教材中写出的相对论不能看，那为什么还要将它作为样板提供给学生去学习？难道大学就应该欺骗他的学生吗？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上，东道主华东师范大学的两位教授连续2天给大家专门做了刚从国外引进的研究课题“分维”与“混痋”的报告，这是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的核心议题。它是由两位美国工程师最先发现的现象，国外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者参与研究后，国内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者也马上跟进去起哄。

“分维”是怎么回事呢？大家知道，在几何相似形中，面积与体积的变化与线段相似比是平方与立方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面积的变化是2维量度、体积的变化是3维量度。在自然界中还存在另一类相似形，它们所包含的构成单元变化关系与线段相似比，并不是2的2次方或3次方关系。例如“空心三角形”，任何一个三角形都可以分解成四个全等的小三角形，将正中的三角形挖掉后，剩下的3个小三角形也按照同样的分解方式挖掉正中更小的三角形，继续在每一个更小的三角形中按照同样的分解方式挖掉正中更小的三角形，如此无限进行下去。由这种“空心三角形”构成的相似形，边长增加一倍，所包含的构成单元只增加3倍，约等于2的1.584962501次方。因其介于2维量度与3维量度之间，特称之为“分维”。如果把平行四边形等分成9个全等平行四边形，挖掉靠四边中部的4个小平行四边形，剩下的5个小平行四边形也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处理，无限进行下去。由这种“空心平行四边形”构成的相似形，边长增加一倍，所包含的构成单元将增加5倍，约等于2的2.321928095次方。也介于2维量度与3维量度之间。类似地，如果将4面体只留下四个角上的4个全等的小4面体，将正中部分挖掉。剩下的4个小4面体也按照同样方式挖掉正中部分，如此无限进行下去。由这种“空心4面体”构成的相似形，边长增加一倍，所包含的构成单元只增加4倍，等于2的2次方，并不等于2的3次方。从而出现了与“实心”相似形不同的构成单元变化规律。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者却将它小题大做，以为可以获得了不起的发现。请看，云彩似乎也具有类同的相似形规律，河岸、边界似乎也具有类同的相似形规律，根据具体的相似形规律计算出相应的“分维”值，“分维”的具体数值就可能反映出物体内在的运动特性。似乎可以根据它发现天气变换的规律。

然而，人们只要略做研究就会发现，在各种具体的不同相似形与呈现出来“分维”计算值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分维” 值，却彼此不相干的事例，而具有类同规律的相似形之间也表现出不相等的“分维” 值。这表明，所谓的“分维”乃是“事物呈现结果，并非是导致事物按照某种方式进行呈现的原因”。人们没可能从“分维” 计算值上能够获得决定物质运动规律的新发现，这是我在参加研讨会时就已经作出的分析判断。

“混痋”又是怎么回事呢？用专业术语来说，“混痋”是关于“边界条件的研究”。当事物按照某种运动方式进行呈现达到一定的极限状况时将转化成另一种运动方式来进行呈现，而介于这两种运动方式之间的过渡区域即呈现为“混痋”的模糊状况。

但在研讨会上，“混痋”被教书先生们鼓吹成：“东半球的一只小鸟煽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导致西半球发生一场爆雨！” “任何一个长期的远景规划，都可能因为突然发生的某个微小事件导致它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学者们是否真的把“混痋”理解成了如此平庸的理论？还是故意要夸大其词，以便向政府申请到“研究基金”呢？

就在此次研讨会开过不久，由谷超豪教授领头从事“分维”与“混痋”研究的一群人成立了“分维”与“混痋”爱好者研究协会，并向参加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的人寄发信函，邀请大家加入该研究协会。希望大家汇钱去向他们购买用计算机制作的“分维”与“混痋”事例图片资料。究竟是在搞搞笑？还是醉翁不在酒？大家不得而知。我对此种研究毫无兴趣，自然没有做出任何响应。十年过去了，并没有看到他们研究出什么成果来。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期间，由于第一天发生了李新州教授被我问住躲掉的事情，其他参加研讨会的许多人主动在午间与晚上找我进行交流。我去参加研讨会完全出于善意，并没有想与谁过不去。只有梁尺峰是我真正想要寻找来当面质问的人，可他没来参加研讨会。提到梁尺峰，参加研讨会的好几位大学教师都知道他，梁尺峰是大家闲聊时拿来取笑的人物。从水平上讲，梁尺峰的确很糟糕。他四处发挑战信，结果是理科、工科的专家学者都在取笑他。但是，对于“梁尺峰现象”，他显然是理科教授失职，没有及时纠正物理教材中的错误和一直继续进行误导性科普宣传的受害者。

通过交流，发现过半数的大学物理教师不了解真实的物理世界，他们对理论物理的认识停留在呆板的不求甚解上。例如，我曾经同时与两位大学物理教师（当时为副教授职称）探讨过“头不动、扇子动”与“头动、扇子不动”的物理效应。“头不动、扇子动”与“头动、扇子不动”似乎是等价的相对运动，但二者所产生的物理效果截然不同。有人可能指出在扇子与人之间存在着第三者空气，所以不能用相对论来进行解释。完全正确，在涉及物理世界中的具体现象时，人们必须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进行思考，决不能把在特定意义下得出的数学方程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自然界中的任何物质作的运动都是绝对运动，但人们只能通过比较观察到物质间呈现出来的相对运动。物质运动状态发生改变时表现出来的运动规律，与物质之间进行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各个相互作用规律，并不是同一个考察对象。这两位大学物理教师感到十分纳闷，难以想通。我给他们举出这么一个事例：“外面有一辆汽车在不远处突然发动加速开走，我们把参照系建立在该汽车上，在此非惯性系上进行考察，二位应该受到了惯性力的作用，但实际上二位受到了惯性力的作用吗？” 两位教师晃动了几下身体，眼睛眨乎眨乎的说：“是呀！我受到惯性力的作用吗？”我再进一步举例说：“根据矢量合成法则，在铁轨上行驶的列车可以等效于开出铁轨再返回铁轨上行驶的数学分析结果。但实际的状况是，并未发生列车开出铁轨再返回铁轨上行驶的事实。”人们应该正确地对待数学分析内容，根据微积分计算实际问题时，相关物体在进行数学分析的过程中不但已经被无限细分，而且还可能是作了无穷小的无穷小细分，然而在现实之中并不能对物质进行无限细分。所以，必须把数学上的推演与物理事实之间的不同分辨开来对待，人们才不会把根据数学上进行的空想推演实验误认为真实的物理世界就是如此。

没有参与辩论，一直坐在旁侧聆听的福州大学的丘容教授事后主动几次找我谈心，希望我能够把这些书本上没有说到的物理思想写成系统的东西提供给教师教学参考。研讨会结束前一天晚上，在大家参加黄蒲江游览的船上，另一位某大学的老教师突然来找我谈心，给我说了许多关于教育届的腐败情况。从他口中，我头一次知道在上个世纪50年代搞大跃进的时侯，中国最权威的科学家钱学森，曾经通过数学推导，证明“确实是可以亩产上万斤粮食”的历史故事。真是误国误民呀！这位老教师语重心长的鼓动我，一定要把书本上没有讲出来的物理道理写出来给大家学习，毕竟大部分教师并不具有创建性的思维能力，他们只能照着书本讲课。由于这位老教师出现的太突然，也没有给我留下名片，后来再未见到他，仅从参加研讨会的人员名册上无法知道他是那一所大学的教师。

开完会后，我便到我的母校（当时的校名为上海机械学院，现在可能已经改名叫华东工业大学）我弟弟那里去给他通报了参加研讨会的经过情况。然后和他一起去拜望我的物理光学老师凌世得教授，他也是我弟弟的研究生导师。凌教授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也是浙江大学物理系的理科教授，在我刚进大学的1979年，他已经从浙大调到上海机械学院改做工程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当时学校里面仅有的十几名正教授之一，系主任。正是凌教授在我经历从“理转工”的认识过程中，专门给我们做了几次报告，讲述怎样掌握一般的物理学习方法，改变了我起初轻视工程技术的思想。凌世得教授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他当然希望我去读他的研究生，可我最爱好的是电子技术，只好把我弟弟推荐给他做了弟子。由于大学的实验条件赶不上研究所，凌教授没有让我弟弟继续做他带的博士研究生。把我弟弟推荐给他的同学严义勋教授(上海物理研究所所长，后升为中科院副院长)做了博士弟子。凌世得教授闻听了我参加研讨会的情况介绍后，也提供了他自己早就对相对论的疑问看法。像光波的相速可以超过光速导致信息传播响应速度超过光速早已经不是新鲜事情，如果要以信息传播响应速度作为依据，建立起基于测量效应的物理学，相对论的起始点需要重新去进行整体思考。但这些属于“敏感”的话题不可能在国内的学术杂志上发表，只能到国外的学术杂志上去发表。在国内“论资排辈”学术风气下，我得“长到他那么长的胡子了”，才可以发表这些论文。另外，他要我们别去与理科教师做无谓的辩论，大家对自然世界的接触情况相差悬殊，他们难以明白我们从实验事实的角度对物理学理论的见解。之后，我去给縢教授弄好他请我帮忙做的事情，才离开上海。其间，与縢教授作了多次关于物理学概念的讨论，縢教授把我带去请他帮忙审阅的“系统运动力学”做了审查。为确保无误，在我走后，縢教授又请学校里的其他教授对“系统运动力学”做了审阅，有问题会通过我弟马上告诉给我。结果是，所有审阅过“系统运动力学”的老师都认为没有不妥当之处。

91年，负责举办第五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的联络老师继续给我发来邀请参加研讨会的信函。但我对所谓的理论物理研讨会已经失去兴趣，没有作任何反应。与此同时，因长期的辛劳，综合疲劳症再度引起我的身体发生问题，我只得转过来攻克自己遇到的人生难题。在此之前，我最要好的一位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电力系统专业的高中同学由于刻苦工作和过于勤奋学习，患了癌症，在家修养1年时间后刚返回单位上班。这位同学在高中本来是仅排在我之后的数学、物理高手，就因为身体原因在79年的全省数里化竞赛中落了榜。但其基础功夫依然雄厚，他是第一位给我核查“系统运动力学”有无错误的人，并帮我用电脑将其打印成铅字文章。这位同学看到“系统运动力学”后，立极鼓动我去攻当时称为“气功”的千年难题，攻下它将会给广大的人们造福。91年，当我自己也几乎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就欣然接受了这位同学的建议。从91年6月下旬开始进行实践探索，到91年9月底，仅用3个月时间便攻下了该难题。此期间，我弟弟也因为长期的综合疲劳症引起早博、心率迟缓等不妙问题，在上海多家医院看了一年半时间的病，医生告诉他“要吃许多许多的药，但还不一定能好”，他因此感到前景一片灰暗，身体也日渐更差。92年，我弟弟看到我攻下了自己身体上的老大难关，便到我那里学习我刚刚探索出来的保健技能。仅用三周时间，他的心率便恢复正常，后来再到医院检查，早博、心室杂音等问题基本上已经可以忽略不用担忧。那位同学不久也度过了人生难关，95年被加拿大国家电力系统下的公司聘去工作，现仍在加拿大。还有其他数人按照我提供的练习方法进行实践也取得奇迹的事例，相关内容不在这里介绍，可到我的个人主页（http://ccxdl.xiloo.com）去查阅系统的保健专题。

93年，第七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在福州大学举行，负责举办工作的丘荣教授连续给我能够收到信件的几处地方很早就发来3封邀请信，期盼我一定要去福州大学参加研讨会。在丘荣教授再三诚心邀请下，我和在武汉教育学院专业从事基础物理与电子技术教学的表兄杨东老师（比我年长20岁，早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因长期被安排在教育局从事中学物理教学研究工作，87年后才调到武汉教育学院做教师，93年刚提升付教授）一起到福州大学参加了第七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到这个时候，所谓的“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其实已经早就成为让学校里的教师每年轮流到国内名胜风景区旅游玩耍的机会。5天时间，只在第1天和第2天白天做了象征性的报告，第3天一大早就全部开赴武夷山去游玩。丘荣教授邀请我去参加由他负责举办的第七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是要让我进一步了解教育界的理论研讨真相，并再次期望我一定要将3年前讲出的物理思想写成可以供教师不用动脑子就能看明白的教科书，不要对教书先生报有期望，他们已经是现在这种样子，难以改变了。丘荣教授告诉我，他已经身患重病，即将退休，可能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的机会。我不知到丘荣教授现在的状况如何，但和我一起去参加第七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的表兄杨东老师，已经在2001年初因病去世，他计划与我合作的事情已经是雄心无法实现了。

第七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已经整理写出的“系统运动力学”系列论文。其实，召开研讨会只是一个“形式”，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论文可能什么档次的文章都有，只要不是太不像样或明显胡说八道的论文都可以收录进去。说白了，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论文只是表明某人写出的“创新”文章已经在某年某月被正式的公开给大家看到，将来如果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可以将它作为谁是第一个提出某种“新东西”的依据。而真正的“对错凭判标准”，是在社会实践当中被人们慢慢的琢磨消化后，谁最终承受住时间的考验被大众接受他的学说，到那一天才会被人们公认为经典的科学知识来对待。与福州大学一道主持第七届全国理论物理研讨会的夏门大学的二位老教授，在与大家一起闲聊时讲到毕业于夏门大学的陈景润，陈景润研究的“哥得吧赫猜想”其实并没有多么重大的意义。1978年，国家为了激励人们重视教育，才把并没有真正攻下“哥得吧赫猜想”的陈景润树立成为榜样。徐迟写的关于陈景润研究“哥得吧赫猜想”的报道文章“摘取世界桂冠的明珠”，让徐迟自己出了名。也就是这篇报道文章误导了许多人去跟着瞎起哄，不用提中学生参与研究“哥得吧赫猜想”的事情，在大学里就有许多人花费了十几年时间去研究“哥得吧赫猜想”，最终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宝贵时光。一句话，舆论界的炒作可以把平常的事情鼓吹成神奇了不得的东西，物理学界同样也避免不了会受到舆论炒作的思想驱使。但对真正走在科学研究探索道路上的人来说，则不会被舆论炒作牵着鼻子走。思想幼稚的人，往往把有著名学者参加研讨会当成必然具有高层次水平的依据来蒙骗自己，蒙骗其他不知道真情的大众。

就以古老的“时空”概念来说，牛顿提出的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并没有概念上的错误。无论到任何时候，只要对自然世界的存在物质进行追根究底的研究，人们就必定要把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作为初始的参照基准。当人们将物体理解为由无穷小的理想化质点来构成时，数学上的质点只需要用3维空间坐标量度，就已经准确的决定了它的瞬态位置，根本无须考虑旋转问题。但对于实际具有一定体积大小的物质来说，它在不能被分割开来处理，只能从整体作出描述时，就必须在3维空间坐标量度基础上，再加入绕3个坐标轴进行转动的角速度分量。因此,固体物质的瞬态状况需要用3维空间坐标和3维绕轴向转动角速度分量，共6个参量才能唯一的决定下来，这是工厂里的机械加工师傅们都知道的常识，称之为机械加工中的运动学原则。那么，人们是否就说自己是生活在“6维空间”里面呢？在电子计算机采用“位图模式”表达实际图像时，需要使用到2维空间坐标量度和“红、绿、蓝”3种基色加一个亮度指标来对位图单元进行描述，也是由6维物理量构成的“图像世界”。再加上时间量，才变成 “7维平面时空图像世界”。这些都是很容易理解的概念。

由于物质只能通过相互作用才能感觉到彼此存在，人们不可能通过物质间进行的相互作用发现没有任何物质存在的绝对真空处于何方位置。顶多只能够观察到某个方位的空间里，物质的分布密度很低很低，但是在更遥远之处究竟是什么状况，人们将无法作出准确地判断。人们永远也寻找不到绝对空间的边缘，只能以被人们已经发现的所有物质作为确定绝对空间中最大的局部空间的参考框架。在这个最大的局部空间里面，又可以区分成无数个彼此相连接的小局部空间。鉴于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是通过交换更小的基本粒子或转变成别的基本粒子来实现相互作用，处于任一局部空间里面的大能量物质必定要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处于同一局部空间里面数量更多的小能量物质作用，导致大能量物质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与此同时，大能量物质也对数量更多的小能量物质产生作用，使它们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形成新的空间位置分布状况。例如，将一只巨大的电磁铁放在没有铁质物屏蔽的空房间外面正对着房间里面，先将其电源断开。待几个穿着铁夹衣服的人走进该空房间里面幽闲的进行谈话时，突然接通电磁铁电源产生出强力磁场，在房间里穿着铁夹衣服的人会发现所处的房间中突然出现自己抓不着，也摸不到的“怪物”把自己拉向墙面。学过电磁学的人当然明白其中缘由，但也并非知道了所有的一切物质原因。当人们把电磁铁改放到别的地方做同样的实验时，这种电磁效应导致的“物质空间特性”将出现到相应的局部空间里面。于是，人们可以将由数量众多，分布在空间各个位置相对要小的很多的微小能量物质对大能量物质产生的作用特性，“镶进”三维坐标空间之中，成为超出三个物理量的多维数学分析模式。比如，在考虑到磁场强度、电场强度、引力场强度的情况下，可能需要用到9个物理分量加上3维位置坐标一起来作出描述而成为“12维空间”，加上时间量，就变成 “13维时空”的物理世界。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考察对象需要或采用的数学工具，引入更多或够用的维数物理量，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物理学概念。问题是，如果有谁因此说人们是生活在“果壳”中的“3维空间”里面，他若不是无知致极，就是在故弄玄虚，制造莫须有的“神奇”。

即便如此，爱氏建立的狭义相对论所赋予的“时空作用”，也不是上述物理意义下的数学模型，而是没有任何物质相互作用依据，完全是建立在绝对空间坐标系基础上的幻想作用机制，这才是它最终必须被人们抛弃的根本原因。

2000年5月份，我将自己刚正式出版的新书《在实践中探索》赠送了一本给梁尺锋，顺便向他问候。我的本意是希望梁尺锋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搞好自己的身体上，别再把自己所剩不多的时间花在他力所不能及的研究上。而在此前几年，梁尺锋在成都《电子报》发表了自己为研究相对论付出极大代价，身体已经被弄得很差，不得不提前病休的消息。为此，我给《电子报》主编王有春先生写信，请他别在给梁尺锋鼓劲了，不然的话，会把梁尺锋的老命赔进去的。曾经在以往与我通信时称我“稳平兄”的王有春先生（他实际比我年长至少20岁，几年前已经退休做主编顾问）给我回信说：“如今国内太缺乏像梁尺锋这样拼命做学问的人，对梁尺锋的学术研究评价是专业人士的事情。只要梁尺锋没有作出危害社会的事情，对他拼命做学问的精神就应该大力提畅。” 梁尺锋收到我赠送的书后，马上又寄来他最新研究写出的论文以及上海某研究所一位姓白的工科博士对他的论文进行批驳的文章给我看。梁尺锋写的论文仍然存在明显的数学推导错误，但那位工科博士对他的论文进行的批驳同样也没有说服力，几乎是照本宣科式的指责梁尺锋在论证中偷偷假设了前提条件。我指出梁尺锋的论文存在的数学推导错误后，劝他放弃研究。梁尺锋只承认自己写错了数学符号，仍然没有打算放弃推销他的“梁氏相对论”，同时还告诉我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正在对爱氏相对论进行研究，他写的论文已经被收进即将出版的“新思考”书中。看到梁尺锋提供的新消息，我大吃一惊！马上给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爱氏相对论争鸣研究主持工作的宋正海研究员去信，请他们慎重，别把梁尺锋所写的那类论文当成可以取代爱氏相对论的新理论。宋正海先生当即给我回信，同时寄给我一系列有关爱氏相对论的争鸣质疑文章摘要，其中有黄得民、许少之、李文秀等先生写的质疑文章摘要，也有“发展相对论”的文章摘要。2000年7月下旬，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决定举行“中国首届爱氏相对论争鸣研讨会”，宋正海给我发来邀请信，我此时还没有正式对相对论做具体的专题研究，故希望与黄得民、许少之、李文秀等各位先生进行当面交流，进一步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再做具体的分析。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首届爱氏相对论争鸣研讨会”，来参加研讨会的人应该不少于60人，其中也邀请有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理科教授。正如许少之先生所介绍的情况，并不是国内几个人心血来潮非要与相对论过不去，其实是整个世界都在对爱氏相对论进行反思，这是每个新世纪到来之时人们对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存在重大争议问题重新进行的总结整顿。查阅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在20世纪以前的17、18、19世纪，人们对许多现在认为是很简单的基础物理概念的认识其实也非常混乱，没有那一个物理概念从开始就像今天这么明白无误。相对论也需要经过修正错误，保留正确的事实并继续去寻找更为确切的解释。中国在应用科学领域、实验科学领域，由于经济条件，设备落后等原因，几乎只能跟着国外的科学研究发展状况走，只能把国外的最新技术引进到国内来消化吸收。但在基础物理学的领域还具有与国外学者一博的“智力”条件，如果把极大可能为中国学者解决的基础物理学理论课题放弃，眼睁睁看着它被国外学者去解决，这将是十分遗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一场与国外学者进行研究“赛跑”的基础物理学理论研究工作在国内悄然兴起。

对这场悄然兴起的基础物理学理论研究工作，每个人因为受到以往的习惯观念影响，开始都可能会有误解。譬如，我就没有马上理解宋正海先生为什么要把梁尺峰那种档次的相对论学者拉进来，实际上还有若干位比梁尺峰水平更差的“相对论发展者”也被拉进研究学者行列之中。而在反对相对论的人士中，大家对基础物理学的掌握程度也相差各异。但是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这些人确实都十分投入的在尽最大努力进行研究工作，好几位都带有自己出版的书拿到研讨会交流散发，这与那些借开研讨会之名从事游山玩水或办班收钱的“学术腐败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中国太需要单纯的学术研究者和奉献精神了！而某些习惯于照抄照搬书本，把科普读物当成金科玉律的人，例如“方舟子”，自己不做学术研究，未经深入了解就到处乱打棍子。还有更多的人不知道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与认识规律，以自己习惯了的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式来看待目前的新形势。“姜是老的辣”，这并不是要贬低后辈，而是应该体会老一辈人为什么提倡某种可能也存在犯错误的事情。宋正海老先生其实是在通过一群自觉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引出“正规军”加如到研究队伍之中。

我其实就是被宋正海先生用梁尺峰引进来的人。在2000年7月份以前，我即便知道爱氏相对论靠不住，却也一直没打算动手具体去清算它，于是在刚看到许少知、李映华几位老先生写的质疑文章时感到“很有道理”，中科院院长对许少知写的质疑论文也给予过好评。但随着深入的具体分析，每个人的基础工夫就显示出差别来了。人们显然不可能指望仅学过中学数学、物理的人能够把相对论中的错误清理掉，也显然不可能指望仅在理科专业从事物理教学的老师能够把相对论中的错误清理掉，否则早就不会继续出现那些错误了。光靠工科专业的人清算相对论中的错误，同样也会发生知识面欠缺的问题，不能将工作做彻底。因此这是需要理科、工科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好的事情。从2000年7月开始，在经过3年时间的坚持不懈努力后，对爱氏相对论的争鸣质疑已经从刚开始的官方默许进入到可以大张旗鼓的辩论，2003年10月份的“西安会议”已经成为大批“正规军”加入清算爱氏相对论队伍的里程碑。在国内外，还有着许多先前未打算认真清理相对论，但早就知道爱氏相对论靠不住的数学物理高手还没有将他们的思维分析工夫启动出来。事实上，我在参加2000年7月份举办的“中国首届爱氏相对论争鸣研讨会”后，虽然认定爱氏相对论错了，但还试图为爱氏相对论寻找到符合正确分析思路的数理分析模型，研究来研究去，越动真格的进行分析，爱氏相对论的结症越清楚，根本不可能蒙混过关。待到2000年底，我才正式“举起锄头”，要将爱氏相对论中不可能治疗好的“结症肿瘤”铲除掉。

当然，对爱氏相对论的清算还不能在大报上开展辩论，以避免因此而引起中小学生对教材的怀疑，发生老师难以解决的困难。大家只能慢慢习惯正常的学术辩论活动。

Ccxdl  20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