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勒威耶所用数据是1661－1848年的数据，而非仅仅是1840年代的数据。1661－1800年代的数据的可疑性成分很大。
为什么历史书上都没有提到去计较勒威耶的38角秒与NewComb的43角秒的区别，而只有您LQX一个人去计较呢？就是因为1661－1800年代的数据的可疑性成分很大，勒威耶只具有历史意义，不再具有学术意义。
也许全世界只有您LQX一个人在注重勒威耶数据的学术性意义。我并不支持你的做法。与您类似，Tongzr提出的不少质疑有时也是用旧数据来作为依据的。
2。至于轨道半径变长，这在实验观察到之前，理论就有预言（源于引力常数G可变，每年变小一千亿分之一）。
大量理论（Brans-Dickie标量－张量理论，Mach原理（它们都是相对论框架下的理论）证明引力常数G可变，每年变小一千亿分之一，这就导致行星轨道半径变大。

3。您说的“计算方法也很简单, 预计水星应于某时某刻凌日, 实测时间会提前t时刻凌日, 即可算出进动值”这几句话中第二句“预计水星应于某时某刻凌日”这可是非常麻烦的事情，需要不遗余力的避免漏掉地计算其他天体的各种扰动因素。
观察某月某日的水星凌日，精度要求不高。但是“不遗余力地计算其他天体的各种扰动因素”这里所包含的观察实验对精度却是有要求的。
从您的“计算方法也很简单, 预计水星应于某时某刻凌日, 实测时间会提前t时刻凌日, 即可算出进动值”，似乎您以为水星总进动值只有38角秒（或者43角秒）？
请不要简单的以为水星总进动值只有38角秒（或者43角秒）。
水星总的进动数值是几百角秒，其中大部分角秒可以由其他天体的各种扰动因素得到解释，剩下的38角秒（或者43角秒）在当时得不到解释。
问题是：这些由其他天体的各种扰动因素导致的大部分角秒的计算观察的实验仪器的精度如何呢？？这可不是一次光靠观察水星凌日就能得到的（进动值＝被减数－减数，“观察水星凌日”尽是得到减数而已，至于被减数，需要靠观察计算“其他天体的各种扰动因素”。）需要靠观察计算“其他天体的各种扰动因素”,这就与仪器精度有挂钩了。

您相信勒威耶的数据，那么您如何解释1960年代的Dickie的重新审察呢？您光有意气是没有用的。

4。天体轨道当然是演化的。加入额外扰动因素（相当于边界条件，初始条件）（额外扰动因素本身也遵守牛顿理论与相对论），牛顿理论与相对论照样就能预言天体轨道的演化。

5。您LQX与刘启新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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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X，
1。您说“勤威耶的计算是可靠的, 因为海王星就是根据他的计算才找到的”，这不是信任勤威耶的理由。
相反，我倒更怀疑古老的1661－1800年的观察数据的可靠性（主要是仪器的可靠性）。我们对于勤威耶的计算能力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您怀疑过1661－1800年的观察数据的可靠性（仪器的可靠性）吗？您只信任勤威耶的计算能力是不够的，您还必须信任1661－1800年的仪器的精度。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勤威耶的计算能力是次要的，因为任何专家都可以去复核与纠偏，但是1661－1800年的仪器的精度与观察数据的可靠性，这不具有可重复性。故而才有世人说“19世纪末，美国海军学院的纽康(S.Newcomb)测得更精确的差值为43角秒”，毕竟纽康的数据是近代数据，仪器精度更可靠，其中说的“更精确的差值为43角秒”中“更精确”三字针对仪器精度而言，不是针对纽康的计算能力而言。
2。1960年代Dickie等人重新审查了水星进动实验数据，认为里面不存在新问题。由此，我们就不必再去纠缠勤威耶与纽康之间的数据区别，因为从纽康到Dickie这一百年的数据的可靠性我想比1661－1848的可靠性要好，因为实验仪器精度在过去三四个世纪提高10％完全有可能。
38角秒与43角秒比，误差只有10％左右。同时，1661－1800年的仪器的精度与1861到1894年的仪器相比，精度会不会也提高10％呢？
3。LQX您有断章取义之嫌。我记得爱因斯坦说他的理论是“过渡”理论是针对他的大统一理论而言的。爱因斯坦把狭义相对论称为他的相对论第一部曲，广义相对论称为第二部曲，大统一理论称为第三部曲。他的后半生三十年（1920－1955年）就一直在为建立大统一而努力，即使临死前一天还在计算着。他努力三十年，却只发表了三篇大统一理论论文，因为进展几乎没有。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感慨。
爱因斯坦把广义相对论看作他一生最重要理论（他认为狭义相对论的提出并非非他莫属，但是广义相对论的提出非他莫属）。因为广义相对论方程是非线性的，他以此作为判断标准，认为所有基本物理方程都应该是非线性方程。爱因斯坦重来没有怀疑过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他不满的只是：广义相对论的进一步发展（大统一理论）无法实现他的“大统一梦想”。说爱因斯坦因为水星进动问题而认为他的广义相对论有问题，这实在是断章取义，“贴错了膏药”。
这类用爱因斯坦本人的话作为断章取义的材料，这个网上不少人都在使用。
4。还有LQX用1858，1915，1951年的Pons-Winnecke彗星的偏心率，近日距，近日点经度数据来作为论据，存在着一个他忽视的问题：即不同的观察者的数据不能简单做横向比较的。尽管观察的是同一各对象，但是不同观察者由于所用标度的不同，即使使用同一套单位量纲，数据可以千差万别，这在实验中必须注意，即必须注意纵向因素。我举一个例子容易明白：1920年代的Hubble发现了Hubble定律，其花了10年时间测出了Hubble常数，可是目前30年的Hubble常数新数据确比1920年代数据小一个数量级（相差可是百分之一千！！）
但是我们不会简单地评价说Hubble的1920年数据不可靠。一般我们不去关心实验所用地标度问题，但是真正如果要去综合一下不同时代地实验数据地话，您必须注意这么一件事情：不能简单地拿表面数据做横向比较。这是实验家们地一个建议。
5。越是远离太阳系地天体如彗星，不但广义相对论效应越小（甚至被其他干扰湮灭掉了），而且不可预知的干扰因素很多（尤其是彗星轨道，不可预知因素更多）。这样的非简单物理系统不是检验基本理论的良好实验室。检验广义相对论的良好实验室，只有近日天体（如水星，因为最靠近太阳，额外因素可以预测与精确计算）。
在这里请LQX不要用“外科医生剪箭头”的比喻来讽刺，因为您的比喻不恰当。同样，我们检验量子力学的精细结构效应，检验量子电动力学的超精细结构效应，所用的良好试验室就是最简单的氢原子，从来不会去用氦原子，氦离子（因为三体运动的求解已经很困难了，不可计算的效应已经把微弱的精细效应，超精细效应湮灭掉了）。一句
话，我从来都不企求什么其他远离太阳的行星与彗星作为研究广义相对论的实验室，因为它们的不可预测的因素实在太多了。
6。根据您宣传的样子，我认为您的理论在方法论上也有问题。似乎您的理论不经借助外加输入的条件，就能得到宇宙万物一切演化。那么我请您计算一下：我今天回家路上会不会摔跤？牛顿力学只能研究我摔跤时的动力学过程。显然，我今天会不会摔跤，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路是不是滑，我的走路姿势是不是正确，光线是不是亮），这些不确定因素牛顿力学是无法给出的，您能给出吗？

7。“基本方程＋初始条件（边界条件）”是数学物理方法这门学科的基本思想结构。不要说所有物理理论，一切理工科理论，均是如此：基本方程＋初始条件（边界条件）。初始条件（边界条件）就是外来动因与附加因素的条件。有了广义相对论方程，只要把大爆炸起点的所有初始条件（边界条件）告诉计算机，那么原则上可以预言整个宇宙的过去未来的一切现象（这不是您所需要的您的“动态理论”的优点吗？任何理工科理论并不缺少这个优点。）
在物理学中，动力学方程＋输入条件（如边界条件，初始条件），构成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框架。这是第一性原理的基本特色，也是数理方程这门学科研究问题的基本结构。
数理方程并不针对某个具体物理理论，也不针对某门具体学科，它是一个总的方法论，不依赖于具体什么理论。现在LQX理论将数理方程这门学科的方法论抛弃掉了。难道还存在比数理方程方法论更妙的方法吗？LQX需要先回答这个方法论问题，他还不必去问具体某个理论哪里不足的问题。
   

沈建其
2003、11、7

在1661年之前，精度最好的数据是第谷－布拉赫的观察数据，这类数据只能用来帮助Kepler与Newton建立行星三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广义相对论一级效应）。
水星进动效应数值属于二级效应量级。在1661－1848年的数据其实验精度能达到小于二级效应的1％吗？（因为38角秒与43角秒相差10％，为了让一个数据可信，那么其仪器精度必须是小于38角秒或43角秒的1％，从而能区分出38角秒与43角秒）。
二级效应比一级效应小一万分之一。这就是说，从第谷－布拉赫的仪器精度到1661－1848年的仪器精度必须提高五六个数量级。这可能吗？我认为完全不可能。这种可能性在1860年之后随着波动光学（像差理论）的发展与技术的提高，倒才有可能的。

总之，我对1661－1848年的仪器精度持怀疑态度。勒威耶的38角秒只具有历史意义（因为至少可能他是第一个发现存在这类反常进动的人，从而提醒大家去研究），但是38角秒这一数据不再有学术意义可言。这类评价也是所有物理学历史书上的做法（即只提及38角秒这一数据，但是不去关心这一数据与43角秒的区别）。现在只有lqx一个人在关心和看重由古老测量数据获得的勤威耶38角秒数据。我对他这一做法，并不同意。
比起勒威耶，我更相信纽康的数据，虽然后者的观察时间不够长。不过1960年代Dickie的重新审察工作我则更加信任，尽管我不清楚Dickie的审察细节，但是文献是可以去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