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李井泉就曾组织起农民武装，参加过周恩来、叶挺、朱德、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那时他也认识了张国焘。因为张国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南昌，反对周恩来的立即进行起义的决定，主张推迟起义争取张发奎，不然会失败。张国焘遭到否决，南昌起义打响。但后来南昌起义失败了，李井泉带领的部队被打散。他对张国焘有些想法，但仍坚持参加革命。1930年代末李井泉响应毛主席的指示，带领杜兴垣等一批革命青年，从延安到敌占区的晉绥地区作地下工作，以晉绥地区兴县师范学校、兴县第一完全小学为中心，在教员和学生中发展起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后来李井泉组织起的部队，大部分以这批人为骨干，与晋绥党政军的其他主要领导人贺龙、关向应、吕正操等长期生活和战斗在这里。白展云说他认识杜兴垣，就是杜兴垣当他们教员作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们都称李井泉为"李政委"。李政委对自己贴心的部下要求也十分严格，白展云说从兴县就跟随进川的李政委比较信任的一位同志，已被他提拔为成都市委宣传部长，1957年反右斗争中只因他建议李政委，不要把成都市川剧团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年青女演员因说错一些话划为"右派"，李政委也就把这位宣传部长一同划为"右派"，并把这位同志遣散回兴县老家农村。这让他们很多跟随进川的兴县老乡，心里对李政委有意见。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家给一批"右派"平反，这位同志被落实政策回到成都，他们一些兴县老乡才为此跑去庆贺。

高如星（1929-1971）是白展云在兴县读小学时的同学和朋友，也是天才的作曲家，《九九艳阳天》就是他24岁写的《柳堡的故事》的插曲，此歌曾到处传唱。他还写过《回民支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多部电影音乐。1964年高如星相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北京电影厂演员王云霞。王云霞是共产党员，曾演过《洞箫横吹》、《粮食》、《红河激浪》等多部电影，只因受北影领导的指派，她把《红河激浪》的剧本送给习仲勋副总理审查，后因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大案的牵连，习仲勋副总理被送进了监狱，王云霞也变成"内控"人员，不让参加任何活动。这也起因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陈伯达说："小说《刘志丹》的事，是阎红彦同志提出的，他说这部小说是写高岗的，还责备习仲勋同志支持了这部小说。"党的历史上向来有一个"西北问题"，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内部刘志丹、高岗、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之间的分歧。阎红彦也是陕北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看过《刘志丹》送审样书，认为小说涉及西北革命历史问题，不赞成出版。1962年在北戴河会议期间，阎红彦看到有些报刊连载部分章节，报告康生。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在1962年9月8日预备会议上，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

阎红彦（1909-1967），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人，建国后任四川省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有人说，阎红彦同志与康生将小说《刘志丹》与高岗联系在一起，在中央全会上向习仲勋同志发难，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而这件事直到2003年还没有完，如阎红彦同志生前的秘书组组长李原，在《百年潮》第3期发表《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仍坚持阎红彦同志当年的观点，并称八十年代中央再次同意禁止小说《刘志丹》。李原在文中还说，小说"把本来是土豪劣绅，反对刘志丹革命的他的父亲硬写成是革命的正面人物"。此文引起了刘志丹亲属的愤慨。刘志丹的亲属刘景范、刘荣、刘玉兰、刘海燕、刘德润联名给《百年潮》写信，对李原的文章进行批驳。阎红彦与习仲勋的矛盾是政治矛盾，但本来，一部历史小说中含有某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内容，是常有的事，这完全可以通过文艺批评或学术批评来解决。像小说《刘志丹》这样在政治上株连了许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刘志丹的战友，甚至连刘志丹烈士的父亲都要受到无端的攻击，是令人费解的。

谁划的盐亭革命老区1935年遭田颂尧部29军大屠杀英勇就义的地下党游击队"工农前卫团"300多共产党人的"叛徒案"，同样令人费解。

盐亭县原县委党史办主任江渭川先生曾著文《盐亭地下党对川陕苏区建立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中说：川陕苏区，是我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到1933年初，从鄂豫皖战略转移进占陕南宁强、西乡和川北通、南、巴后，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而成立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县、区、乡、村各级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的总称。即主要受张国焘领导。到1933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原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扩大为5个军8万余人。1929年5月建立了"中共盐亭特支"，1933年7月建立了"中共盐亭县委"，9月建立了"中共龙潭区委"，11月三台中心县委迁来盐亭龙潭，年底省委决定将阆南县委领导的"富驿区委"划属三台中心县委领导。并先后在龙潭、玉龙、三元、麻秧、三星、城厢、毛公、章帮等地建立了支部27个，其中学校支部3个，县保安大队军支部1个，潼保马路支部1个，共有党员129人。为保卫苏区、巩固和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以龙潭为中心，波及到全县20多个乡镇。参加地下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种外围组织达数千人。在斗争中经历了左倾错误的挫折。

1934年夏秋之间，友连友，亲连亲，先后在龙凤、玉龙、高灯以及射洪的天仙、大佛寺等盐射边境一带，发展农会小组20余个，会员60余人。早在1931年4月至7月，红四方面军即将进入川北之前，盐亭特区行动委员会根据四川省委"关于组织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和"关于工农运动的决议"精神，组织发动了潼保马路三千多人的几次大罢工，还组织了600余人的青工队，准备拉上山去打游击，震惊了29军头目及国民党官府。问题出在汪克明。

汪克明（1909-1984），四川省宣汉县人。《中共绵阳市志》附录"人物简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说：汪克明化名李文俊、文俊、文柏林、文超群、李若愚、李家智、张子云。高中文化程度。1928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成都龙泉特支书记。来自通南巴根据地方向的汪克明，崇拜张国焘。1933年3月任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5月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逮捕，6月逃脱后又回到盐亭石狗场继续领导中心县委工作，组织"工农前卫团"，任团长。10月第二次被国民党逮捕。1936年夏登报脱党。解放后，在重庆柴油机厂、简阳拖拉机厂任职员，1984年逝世。盐亭革命老区南面梓江榉溪河畔石狗场（即龙潭子附近的五龙场）地区地下党游击队"工农前卫团"300多共产党员，在这位执掌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工农前卫团"任团长的汪克明（李文俊、文俊）手上，惨遭田颂尧部29军大屠杀英勇就义，都成了"叛徒"。

盐亭革命老区从1925年至1935年十年间发展起来的革命成果，遭到毁灭打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盐亭革命老区地下党才开始恢复组织。而在遭毁灭性打击前，汪克明两次遭国民党逮捕，两次顺利活下来，解放后还得到很好照顾，真是奇迹。这也使盐亭革命老区南面梓江榉溪河畔龙潭地区，亲身所闻所见的很多人想不通，认为有人制造了盐亭革命老区的"千古奇冤"。 《中共绵阳市志》附录"人物简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是这样介绍一位"叛徒"的：何登甲（？），四川省盐亭人，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任盐亭龙潭地区农会负责人，1933年3月任共青团盐亭县特支书记，7月任中共盐亭县委组织委员，游击大队队长，11月任龙潭区委书记。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

何登甲即何增甲，是1935年在塔泥坝（高灯）300多共产党员英勇就义者之一。他死后无人为他说清楚事实真相。1980年代盐亭县农业局办公室任元洪主任说，何增甲是他的姑父，八角人，1935年在高灯镇那次300多共产党人遭大屠杀中遇害后，8岁的儿子失踪，妻子跳堰塘自杀。而申秋成是玉龙区天垣人，据天垣申家沟的人反映，申秋成也是在高灯镇那次300多共产党人遭大屠杀中遇害，他的家人也被全弄死光。如果是共产党的叛徒，出卖党，出卖同志，遭千刀万剐，遗臭万年，也是应该的。日本共产党创始人野坂参三，活了一百多岁，长期当过日本共产党主席。苏联解体后，档案暴露野坂参三半个多世纪前，在莫斯科曾诬告一位同志，导致这位日共同志在肃反运动中蒙冤被杀。日本共产党查清后也把野坂开除出党。说明是共产党真正的叛徒，百岁也难逃法网。然而解放后在我党历史上，也有错打"叛徒"的时候。例如刘少奇同志在"九大"上，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改革开放后才给予平反。即使真叛徒向忠发，2013年《南方周末》发表《向忠发死亡之谜》一文，还对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实事求是地对他叛变告密，具体有哪些？不是事实的有哪些？做说明。

更有陈忠实的著名长篇小说《白鹿原》，暗写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内部斗争。其中红军36军的姜政委，是中央派去的，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活埋共产党员白灵。他还一意孤行，强迫红36军从陕北根据地南下去攻打敌人比自己强大的西安城，企图想让敌人消灭红36军。其次是白灵的大哥白孝文，当了宪兵做了白鹿原地区县国民党伪保警保安团大队长。解放前夕，黑娃作为解放军的指挥员，带兵攻打白鹿原地区县城。为减少伤亡，黑娃做白孝文的工作，希望他带兵起义，个中原因，是黑娃的父母曾是白家长工，对白孝文，黑娃从小认识。白孝文被争取后，白鹿原地区很快被解放。但革命胜利后，白大队长以革命干部的身份，暗中向上级贺龙同志写信，诬告黑娃是土匪，曾杀害共产党员。贺龙同志弄错，嘉奖白孝文，批准枪杀黑娃。解放后，周恩来同志也让那位有错的红军36军姜政委，改名换姓消失在革命队伍中。《白鹿原》评矛盾文学奖前，第二版这两处文字被删去后，又再版发行。《白鹿原》写的虽是小说故事，有些却与盐亭革命老区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