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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明万年史
[楼主] 作者:yetiaoxin  发表时间:2014/08/03 21:25
点击:80次

 

2、全球海洋文明观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万年史

何拔儒的"人类文明起源于大地震假说",实际是在"水"上做文章,并首先冲击了钟毓龙的"尧前无黄河说"。何拔儒认为,帝尧时黄河的河床是有的,当然更谈不到东面的大海倒灌淹没到太行山。何拔儒说,约公元前8000-3150年,现在的川、甘、陕是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引起长江断流,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那么四川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到约公元前4170-2070年,如果相反的组合---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即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山峡的重新堵塞,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那么帝尧时代,黄河淹没了陕西、山西两省大部分面积的洪水从何而来?何拔儒说,以此类推除长期的暴雨成灾外,可能此次还有类似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组合的大地震,同时造成黄河三门峡的山崩堵塞,黄河才能够如此成灾。

第一次长江三峡上面的盆塞海地裂溃坝,发生在河姆渡文化产生之前,为河姆渡文明创造了条件。第二次同样的长江三峡溃坝发生在江汉文化产生之前,为江楚文明创造了条件。此论何拔儒实际是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远古联合国假说"。

2014年6月间,盐亭远古文明遗址考古真的又有了新发现:一个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商周文化遗址,在盐亭县新农乡境内被偶然发现。这次的发现,是由盐亭县新农乡鳌鱼村一个建筑工地引发的。遗址发现地位于潼江左岸,岸边一工地东南方向堆了大量的泥土。当地群众称,这些泥土是修建中挖基础时转移到这里来的。在泥堆里,用锄头挖,或者用手随意一刨,就能看到有陶器碎片出现。这些碎片面积都不大,有的口沿上有花纹,还有的背面则是呈网格状或绳纹状的饰纹。经工地外一条水泥路上行,左侧的绿化带泥土堆积中,同样有大量的碎片出现。绵阳市文物局考古队长宋建民用考古发掘工具在现场临时清理后,认为这里还有大量的原生文化堆积层。右侧的绿化带树根下,也有大量的碎片出现。宋建民分析,与下游的堆积相比,这里的文化堆积距离地表更近。宋建民介绍,早在半个月前,他偶然路过这里时就发现了这一文化遗址堆积,并上报省文物部门。

在第一次发现这一遗址后,他与盐亭文管所工作人员就在现场清理出了约百件陶器碎片。在后来的现场查勘中,又有大量的碎片从泥土里刨了出来。这些碎片中,包括商周时期最典型的花边口沿陶罐碎片、网格纹陶器、粗绳纹陶器,也有部分陶质的器座。宋建民介绍,古人类生活都喜欢沿山邻水而居,而这次发现的商周文化遗址所在地,背后就是一片山林,面对着潼江,符合古人生活的选址条件。根据地形特征和现场发现的大量碎片可以看出,这里在当时应是一个小型的生活聚落遗址,虽然省内的商周文化遗址时有发现,但在绵阳境内还属首次发现。从在江油大水洞曾出土了花边口沿陶罐,在绵阳边堆山也发现了同样的器物,可以看出这种文化特征应该来自于岷江上游。在成都平原地区,距今约4500年的宝墩文化遗址也有花边口沿陶罐,但到了商周时期却突然消失。在绵阳境内,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一直是考古发现上的空白。1987年,盐亭县麻秧乡曾出土了10块商周时期的石壁。文物工作者近年来先后多次寻找,都没有发现。而此次在盐亭新农乡境内的发现,将古巴、古蜀文化的发展完整的串联起来。因此,此次发现的商周文化遗址,可以说是连通古巴、古蜀文化的重要节点。宋建民呼吁,暂停遗址区域的施工建设,开展考古调查,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实《盐亭论坛》就有网友说:"这些东西在那边河里到处都是"。这不奇怪:据北京《民间文学》(中国民间文学家协会主办)2000年12期发表的《绵阳盘古的传说》讲,相传8000多年前远古的法天法地时期,曾因地质变动几度出现过盆塞海的四川,是东南西北中原始部落放逐人的地方,使盆周北部川、青、甘反而产生了极高的文明。例如黄河一次流入四川的下段西陵河的盐亭县玉龙镇梓江河坝,U字型的河弯因搭救起许多从上游放逐下来的战俘、犯人、叛逆者和西来游客,反而成就了这里"西仔山"对面陶器工场的规模宏大,而被称为"祠窑坝"。在玉龙"祠窑坝",类似新农乡鳌鱼村的古陶器碎片,曾也是到处都是。

公元9世纪出生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写的世界名著《黄金草原》,似乎把非洲大迁徙开始时的中国人的祖先首领,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但他们用的阿拉伯人的名字。何拔儒在日本,曾读到这本《黄金草原》,他震动了,但他也有疑问。因为他早探讨家乡四川省盐亭县天垣地区的远古传说,即这里不但出了黄帝元妃嫘祖,而且还是盘古故里。证据是说,大禹治水是一件利国利民的紧急任务,盘古故里有民众作向导帮他寻找木材,但他带领伐木部队遭到临近该地的文昌后人中的顽童主的百般阻拦。在万般无奈之下,大禹只得下令诛杀了梓潼顽主。治水成功之后,约公元前2070年,大禹接替舜帝登上帝王之位,但他十分思念家乡盘古故里人民曾经作出过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约公元前2045年,大禹亲自来到盘古王的诞生之地天垣盘垭村,在盘母石旁立下一方经他多年考证的王表龟碑,记下了从盘古到他大禹四千多年间中华帝王的更代情况,即后人称的"盘古王表"。正是有这件王表龟碑的嫘祖故里和盘古故里的传说,使何拔儒关于盆塞海的推证联系到当时仍可看到,从盐亭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有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

这种大围坪地貌,在山头与山头之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水平线也会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地貌学、内蕴地貌学、海啸地貌学到内蕴海啸地貌学,可像《计量历史学》一样来求导。郭静云教授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可能在长江流域,而不是黄河流域。但代表北方族群的政权,打败了南方古文明,从而一切神话是经由北方族群传给后世,失败者的神史,变成胜利者的荣誉神史。五帝、尧舜、禹汤等早期神话,来自于不同文明的故事和英雄传说,其中源自长江古文明的成分相当高。文明原有的历史,汇入新文明的历史中。文献的历史不是表达客观的历史,而是表达编故事者的自我认同,以及国家政策等目的。这,我们赞同。但郭静云教授把中华文明的起源由南向北转移的时间,推迟到夏商周,认为湖北江汉平原的荆州城荆南寺遗址、大溪时代和盘龙城等长江中游20余座古城属"江河联合城邦国家",夏朝的都城曾仅在盘龙城。这,我们不赞同。并认为郭静云是陷入"王玉哲悖论"。

  •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1959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的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为信史的认识。但我们对此有不同看法,因为王玉哲教授2000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一书,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强势集团依据某一地域对内对外实行的生存保障或侵略。从这一定义出发,不管掌权者的时期的长与短,邪与正,强与弱,在没有新替代者较量取胜之前都可以近似代表此时的顶尖优势。所以中华古王朝时期的国家模式,不是王玉哲先生困惑的夏王朝那种实际占领控制的版图模式。因为这种版图很小,连王玉哲也难相信夏朝在中华民族国别史上是一个王朝。王玉哲的这种看法,用的是秦以后的国家专制更为集中,更为统一的疆域概念,使中华远古史王朝的疆域并不成其是中华当时实际的疆域,因为西南没有了,东南没有了,西北没有了,东北没有了,而只剩下中原偏东部分;他书中对成都平原早发现的中华远古三星推遗址提都不提。而秦以前的国家观念,应看作仍然传承有中华远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期的多民族联合国的影子,即王朝的传承是以顶尖优势的阶段性较量为标志的,局部地区的二级政权有的也如此。以此理解中华民族的远古版图,才更为完整、真实。

其实,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和湖北江汉平原的盘龙城,都可以看出夏朝的整个疆域,也包括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推在内。郭静云其教授认为,仅仅基于将二里头当作夏都的"定论"作为前提,而缺乏事实证据。黄河上、中游的齐家文化,在北与安德罗诺沃交界,部分早期青铜器的器型似乎源自中亚草原,齐家的青铜技术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应有某程度的关联,但否认齐家等西北地区文化与二里头青铜器的关联:其器形与金属的元素成分皆不相同,说明两者来源不同。关于盘龙城的崛起,郭教授的推论是:在汉水联合古国的城邦发生权力斗争后,位于东边的城邦打败了西边的大城,这或许能够说明石家河的没落和盘龙城的兴盛。东边离矿源较近,因此可以掌握矿藏,进而控制提供给西边城邦的矿产数量。因此在青铜器技术对经济的影响愈来愈高的时代,西边的石家河难以持续掌握其中央地位。另外中华文明的起源由南向北,郭静云说是北方族群对马驯化、骑马、使用马车的认识,让他们更加剽悍有战斗力;这与盐亭很早前出版的《嫘祖研究》记载的嫘祖与黄帝的传说,很吻合。

远古四川盆塞海干涸前,围绕青藏高原河流下游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第一次形成了人类"远古联合国",《山海经》既类似"涸海古卷",又类似"远古联合国史"书。嫘祖与黄帝联姻,让远古联合国政权和平过渡分割到中原和全世界,反对这种交接的,既有嫘祖故里传说的"金二伯射黄帝",也有内部、外部刑天与黄帝争"神座"的著名传说,可印证。秉承何拔儒先前远古联合国等思想的理解,甚至对"中国"的"中"字来源、"汉族"的"汉"字来源,有文章说:藏象"中"字,包含从"众"音以及"中原、中和、中庸、中正、众"等意思;"汉"字包含从"汗"音以及"汗牛充栋、大汗长流、大汉、汉族"等意思,两者宝藏"多数原则"。

蒙公甫是何拔儒在家乡的好友,他们同中秀才,同补禀生。何拔儒回国时,蒙公甫已是成都府学教授,通过他的人脉,何拔儒先在潼川中学任教习,1908年任成都川北中学校长,1909年调任四川师范大学学监。何拔儒向他的川内朋友们交流在日本的收获时,蒙公甫却认为:"蜀人来源于氐羌人"。他以蒙家为例,"蒙"古读"岷",即盐亭县蒙氏也来源于岷山,而岷山是氐羌人古居的地方。何拔儒则说:"中华文明是多源一体,但也存在各个时期的顶尖优势。"他举例: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的大围坪和山寨地质地貌,说明5000年前四川曾发生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而中华民族的开国先王盘古等,就是在同这个盆塞海的搏斗中,开创了更多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所以中华民族早形成于盘古开天地,氐羌人仅是蜀人的来源之一;而且在"盘古王表"中,约公元前5770至4070年,蜀山氏就有6代掌握这个优势,而做过中华上古时期的首领。 

远古中国盆塞海连接全球海洋文明,应成为我国当代海洋文明发展的新起点;且中国远古盆塞海文明更具有亚洲---太平洋边缘海文明的特点。太平洋文明,早期是西部的亚太文明---秦、汉、唐、明之儒家文明与佛教文化,向日、韩、东南亚诸国传播;东南亚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交汇,具有周边移民所带来之多元文明(语言、文学、习俗),佛教、回教与印度教交汇之特色。20世纪后期兴起的亚洲四小龙海洋经济文明,以及21世纪中国制造业与海外贸易影响加大所兴起的,以京、沪、穗为中心的中国文明效应。

太平洋东部是亚欧移民与美洲土著文明之结合,而远古四川盆塞海文明的先民,沿盆地海边四周聚居,开发早,但后来发展缓慢。这也符合规律:盆塞海干涸后,就主要为陆地一统文明。到先秦统一中国,才促成了东方海上移民与汉文化的东传。到盛唐与明朝,丝绸、瓷器、香料、药材贸易与移民,经海路至东南亚及东非,伴随贸易传播了语言、文字、汉医、宗教、艺术以及耕作、工艺技术,活动限于第一岛弧以西的渤、黄、东、南海域。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的第二个特点,是使世界远古文明的分化具有区域性。远古人类从非洲走出,开始开拓有关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即使这是一种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此时从远古四川中国盆塞海文明的走出,造就全球的仍是显著区域海洋文明的烙印。

而约20万年前又为他们从非洲走出,提供了陆路和海路的信息。由此不难想象世界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有一个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这就是人类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一是四川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再一个证据是四川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其次人类进化,数十年来一直把类人猿的进化立足于非洲,但是否世界的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呢?

问题是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缅甸和其他亚洲国家发现的化石,只颠覆了非洲是类人猿灵长目动物进化起点的观念,揭示的是类人猿祖先最早是什么时候迁徙到非洲,并在那里它们继续进化成为猿和人类的。这要从有海路和陆路的区别说起,来回往返迁徙的时间和路线,对早期亚洲类人猿究竟是如何从亚洲迁徙到非洲的?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会存在分歧。因为当时分割非洲与欧亚大陆的古地中海,要比现代版本宽大得多。它表明迁徙到非洲的发生年代相对较近,是在非洲化石记录中发现首个类人猿化石所显示年代的不久前,这也为青藏高原的喜马拉雅山之类的雪山是人类起源的开端,打开了另一条证据链。

但何拔儒决心把家乡的5,000年到8,000年前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搞个清楚,他猜想的古四川盆塞海文明,建立的远古联合国的版图和地貌,主要是从自然的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及海啸联系的,这与四川1933年发生的8级叠溪大地震的偶然也有关。1992年我们听云南大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讲他的"喻传赞曲线",证明中国远古史中存在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的科学认识方法。这是他在完成国家交给的"近万年的气候变化曲线"的高能实验测定项目中,发现该曲线在6000多年前和4000多年前有两处出现特高的奇峰,大大超过曲线全段其他地方的峰值。喻教授虽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在惊异之余,终于在远古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找到了答案,即中华远古文明传说中有真实成分;"喻传赞曲线"就是女娲王朝、大禹王朝存在的第一批科学根据。

但复杂变迁的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这与四周河流、江水入川也是有必然的联系,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的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成为远古联合国的中心活动地区。此期所谓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迁徙有区别。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亚洲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

20世纪世界风雷激荡,弹指一挥间,直到世纪末中国才将《黄金草原》翻译出版;此时,榉溪河两岸数十座山寨城邦遗址已败落得荡然无存,绵阳第一宝的天垣盘古王表石龟碑以及盘母石等文物古迹已无处可寻。这里只有人们传说,何拔儒是以93岁的高龄于1955年辞世的,他留学归乡,一生未做官,以受聘教学维持生计,但因经常在外,对儿孙影响小。他支持革命,鼓动乡绅贤达办机械化的丝绸厂。另外传说他猜想四川盆塞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中国西部的部落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那么5000年前联合国的总部就不在美国东部的纽约,而是在中国的西部。可知,如果绵阳市的5000多年前的人类自然文化遗址不遭破坏,又有一批本土出生的杰出历史人才,绵阳建成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之地当之愧。但人们也还传说,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年青时曾请教何拔儒:"先生、主流历史学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

何拔儒淡然一笑:"历史不是一次就写定的,谁写在最后,谁写得最好。"他还讲了自己在留学期间听到的许多故事:发现集合论的康托尔,发现非欧几何的罗巴切夫斯基,发现群论的伽罗华,都是世界级的大数学家;康托尔,罗巴切夫斯基还很年轻就获得了教授头衔,但他们都是产生了新创见后,不被自己的老师、朋友、亲人、同事所理解,并备受打击,被逼疯,被逼死或被逼去参加决斗。这种现象也许长期难以改变,因此他愿意埋名乡里,多做些具体事,以等待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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