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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相对论的新探讨

1905年，爱因斯坦以狭义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为基础，建立了狭义相对论。这一理论已经成为现代物理学的主要基础之一。然而，最新的实验检验和理论思维却揭示了相对论体系的一些疑难。这些疑难带有如此根本的性质，以致作者认为，探索和建立新的时空理论，已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这里，我们先回顾狭义相对论遇到的实验上和理论上的一些可能的挑战，然后探索一下建立新时空理论的可能途径。

一、关于狭义相对性原理

狭义相对性原理认为，所有惯性参考系都是完全等价的，不存在一个优越的特殊的惯性参考系；在一个惯性参考系内部做的任何物理实验都无法发现该惯性系相对任何别的惯性系的运动速度。在现代宇宙学的成就面前，上述论断已经难以成立。狭义相对性原理和现代宇宙学是完全冲突的。

当前比较公认的宇宙学理论，建立在宇宙学原理的基础上，即假设宇宙在空间上是均匀而且各向同性的。宇宙可以看作是密度到处都相同的流体，而星系或星系团就是组成这种流体的质点。由于均匀性和各向同性的要求，这种流体只能均匀膨胀或均匀收缩。现代宇宙学认为，在宇观范围内，存在着“宇宙标准坐标系”，典型星系或星系团在这个坐标系中是相对静止的；“宇宙标准坐标系”是优越的空间坐标系，典型星系和宇宙背景辐射对于这个坐标系均匀和各向同性；可以测量地球相对于宇宙标准坐标系的运动速度。

现代宇宙学得到河外星系红移和2．7K宇宙背景辐射等大量观测事实的支持。宇宙背景辐射是美国科学家彭齐斯和威尔逊于1965年发现的。近几年的研究证实，背景辐射严格地各向同性的情况只存在于一个惯性系中，在相对它运动的任何其他惯性参考系中显示出辐射温度的方向变化。可以认为，宇宙背景辐射是宇宙标准坐标系的最好的物质体现。测量从各个方向到达地球的宇宙背景辐射温度的微小偏离，得到我们的地球穿过这个“宇宙背景”的绝对运动速度大约为400公里／秒。正是这个速度被称为“新以太漂移”。

爱因斯坦在以太问题上也曾犹豫不定。1920年，他在题为《以太和相对性原理》的演讲中说：“根据广义相对论，空间没有以太是不可思议的。实在的，在这种（空虚的）空间中，不但光不能传播，而且量杆和时钟也不可能存在，因此也就没有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一时间间隔。……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以太是存在的。”他甚至说到：“至于这种新以太在未来物理学的世界图像中注定要起的作用，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现在，面对宇宙背景辐射等实验事实，许多著名的物理学家都认为应当恢复以太假设。柏格曼认为，在宇观尺度上，相对性原理被破坏了；宇宙背景辐射只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参考系中各向同性，在这个意义上，那个参考系代表“静止”。韦斯科夫认为，无论如何，观察到的2．7K辐射决定了一个各向同性的绝对坐标系；迈克尔逊和莫雷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即找到了我们太阳系的绝对运动，不过不是相对于以太，而是相对于光子气。斯塔普认为，2．7K背景辐射定义了一个优越的参考系，利用它可以决定事件发生的绝对顺序。协同学创始人哈肯也认为，狭义相对论否定了特殊参考系的存在，但是宇宙背景辐射却成了一个绝对的参考系。罗森甚至认为，宇宙学的最新发现要求回到绝对空间的观念。胡宁认为，在迈克尔逊实验的零结果和以太模型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前述400公里／秒的速度可以看作是迈克尔逊所要测量的地球相对于以太运动的速度。他认为，宇宙背景辐射各向同性分布所决定的坐标系可以看作是真空的静止坐标系；相对性原理的适用范围应有一定的限度。

最后，我们看一看当代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对此作出的评论。早在1970年，狄拉克就指出：“以太观念并没有死掉，它不过是一个还未发现有什么用处的观念，只要基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必须记住这里还有一种可能性。”他在1979年美国普林斯顿纪念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大会的报告中进一步说到：“可以说，宇宙背景辐射只对于一个观测者来说是对称的，这个优惠的观测者在某种绝对意义上是静止的，也许他就对于以太是静止的。这恰恰与爱因斯坦的观点相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洛伦兹是正确的而爱因斯坦是错误的，因为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切，是当时的物理学不可能观测到绝对的零速度。……为什么迈克尔逊和莫雷得到零结果，为什么他们观测不到地球的绝对运动，唯一的解释是他们的技术不行。今天的技术比约一百年前能达到的水平要高明得多。用现代化的技术，绝对运动是存在的。”

二、关于光速不变原理

狭义相对论的第二个基本假设是光速不变原理，即假定在任何惯性参考系中，光在真空中的速度都等于常数c。这个原理是否已经为实验所证实呢？

要测量两个分离点A和B之间的单程光速，就必须确定从点A发射的光脉冲传播到点B所通过的距离和所需要的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的测量必须使用两个分别置于A处和B处的同步（校准）的时钟。异地时钟的同步（校准）实质上就是不同地点的同时性问题。我们可以在tA时刻从点A发出一个信号，假设信号速度为u，到达点B时，B处的时钟读数为tB，如果tB=tA+AB／u，可以认为两处的时钟已经校准。

这里出现了一个难题：为了测量单程速度，需要校准不同地点的时钟；而为了校准不同地点的时钟，又需要知道信号的单程速度。这就是异地时钟校准和单程速度测量之间的逻辑循环。在狭义相对论的体系中，这个逻辑循环不可避免。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本人早先也已承认，尽管他后来（1946年）实际上否定了这个看法。

爱因斯坦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在1905年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中说：“要是没有进一步的规定，就不可能把A处的事件同B处的事件在时间上进行比较。……只有当我们通过定义，把光从A到B所需要的‘时间’规定为等于它从B到A所需要的‘时间’，我们才能够定义A和B的‘公共时间’。设在‘A时间’tA从A发出一道光线射向B，它在‘B时间’tB又从B被反射向A，而在‘A时间’tA回到A处。如果tB-tA＝tA-tB，那末这两只钟按照定义是同步的。”这就是说，爱因斯坦是通过约定光速与方向无关，即单程光速不变来定义不同地点的同时性，来校准异地的时钟。

由此可见，“单程光速不变”完全是一种逻辑约定，或者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它“仅是为了得出同时性定义，我按照我自己的自由意志所能作出的一种规定。”除非发现并利用超光速信号（超光速信号的存在是违背狭义相对论的），仅用电磁学方法是无法测量单程光速的。因此，也不可能检验爱因斯坦的（单程）光速不变原理。

要注意的是，测量从点O发出的通过一段回路距离再回到O点的回路平均光速，是不难通过测量距离和只用一个置于O点处的时钟测量时间来完成的。这里不涉及异地时钟校准和不同地点同时性的问题。事实上，关于光速不变原理的检验实验的分析表明，各种实验都只证明了回路平均光速不变，并没有证明单程光速的不变性。因此，通常所谓的“光速不变原理已经为实验所证实”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1963年，爱德华从回路平均光速不变这一假定出发，舍弃光速不变原理，导出了各向异性空间中各个惯性系之间的普遍的时空坐标变换式（称之为广义的洛伦兹变换）。当应用于可观察效应时，这些新变换给出了与狭义相对论完全相同的结果。　

三、关于光速的极限性

狭义相对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认为真空中的光速c是物体运动的极限速度。根据相对论速度相加公式和动力学公式可以得出不可能使物体运动速度超过光速的结论。但是，更主要是因果律的要求，使狭义相对论作出了光速极限性的论断。因为如果允许超光速信号存在，类空分离事件之间可以建立因果联系，按照狭义相对论，在某些惯性参考系看来，就会出现结果发生在原因之前的情况。

将爱因斯坦的物理实在观与光速极限性结合起来，可以得出爱因斯坦可分隔性原理或定域性原理，它可以表述为：不存在瞬时超距作用；若没有以不大于光速的速度传递的物理信号建立联系，空间中分离的客体的实在状态是彼此独立的。

与狭义相对论的论断相反，自70年代以来，现代物理学的实验进展有种种迹象表明，超光速运动和超光速作用很可能是存在的。

首先，射电天文学发现，半径大于一光年的河外射电源（包括类星体和射电星系）如3C273等，能够在几个月之内发生整体的明亮变化。如果光速是不可超越的，河外射电源发生这种亮度变化所需要的时间就要在一年以上。十分迅速的整体亮度变化意味着射电源上存在着超光速的相互作用。

另外，克莱和克劳奇观测研究了广延大气簇射现象（1974年），他们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报道说，在通常的簇射粒子（它们的速度接近光速）到达地面之前，实验装置已经记录到非随机信号。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超光速粒子引起的。

当然，对于上述两种实验观测现象的解释也许不是唯一的，要断定超光速作用存在于上述现象中，还必须做进一步的更为详细可靠和结论明确的实验。

关于超光速运动和超光速作用，特别值得提到近十多年来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中关于贝尔不等式的实验检验。

我们知道，对于量子力学，爱因斯坦和玻尔持完全不同的见解，他们为此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爱因斯坦并不否定量子力学在物理学中取得的重大进步，但是他认为，量子力学只是关于单个体系的实在状态的不完备的描述；之所以必须根据几率来解释粒子的运动，仅仅是因为某些决定运动的参数尚未找到；如果知道了这些假想的“隐参数”的数值，就能够定义和完全确定粒子的运动轨道。

为了论证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早在1935年，爱因斯坦和波多尔斯基、罗森一起提出了一个假想实验（通称为EPR理想实验或EPR论证）。他们考虑两个自旋为±1／2的粒子A和B组成的总自旋为零的体系。设在t0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两个粒子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然后用不影响每个粒子自旋的方法使其分开，当t＞t0，二者在空间上相距甚远，不再有相互作用。按照爱因斯坦可分隔性原理，在这种情况下，对粒子A的测量不应当立即对粒子B发生任何影响。但是，量子力学预言，只要测出A自旋的某一分量，就能立即得知B自旋的同一分量值。按照量子力学理论，微观客体在测量之前一般并不处于确定的本征态，测量操作得出粒子A自旋在某一方向上的分量，粒子A本身也就进入取该自旋分量值的本征态。可是，相距甚远的粒子B，既不与粒子A也不与仪器有相互作用，怎么会使自己的自旋在同一方向上立即取相反的值呢？考虑到上面的叙述对任意方向的自旋测量都成立，即可以任意改变仪器测量的方位都得到上述结论，问题就变得更为严重。这意味着仪器测量A自旋的事件对粒子B产生了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超光速瞬时传递的。这在爱因斯坦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爱因斯坦认为，为了消除上述悖论，人们只能肯定下述两个论断中的一个：“要么量子力学不完备，要么就必须假设存在超距作用。”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断然维护了定域性原理，否定了量子力学的完备性。

为了对EPR论证进行实验研究，玻姆在50年代首先把EPR理想实验变成测量质子自旋和测量光子偏振关联的方案。这类实验早先由吴健雄等人做过，结果与量子力学的预言相符。

1964年，贝尔从定域隐参数理论出发，采用定域实在论的三个基本假设（见下述），证明了一个不等式：

｜P（a，b）-P（a，c）｜≤1+P（b，c）

其中P（a，b），P（a，c）和P（b，c）分别表示：（1）在a和b方向；（2）a和c方向；（3）b和c方向上分别测量粒子A和B的自旋投影的乘积AaBb，AaBc，AbBc的平均值。这个关系式称为贝尔不等式。

以θ表示a方向和b方向之间的夹角（取小于π的值），由于三维空间各向同性，记P（a，b）=P（θ），可进一步求得｜P（30°）｜≤2／3，

｜P（45°）｜≤1／2，

｜P（60°）｜≤1／3。

贝尔采用的定域实在论的三点基本假设是：第一，实在论，即认为所观察现象的规律性是由某种独立于观察者之外而存在的物理客体引起的；第二，归纳推理法，即认为可以自由运用归纳推理法从一贯的观察中得出合理的结论；第三，爱因斯坦可分隔性原理或爱因斯坦定域性原理。

到70年代，经过维格纳等人的简化推导，特别是斯塔普和德·埃斯帕纳等人的工作，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贝尔不等式的本质在于爱因斯坦定域性原理，而与是否具体引入隐参数无关。就是说，只要根据定域实在论的三个基本假设，引入量子力学的可观测量，就能导出贝尔不等式。

如果按照量子力学理论，则可以求得如下的等式，

［P（θ）]ψ=-cosθ。

这就是说，定域实在论断言实验结果满足贝尔不等式，而量子力学则预言实验结果必将违背这个不等式。到1982年为止完成了十二个实验，除两个外，十个实验的结果都不落在满足贝尔不等式的广大区域，而偏偏落在量子力学预言的曲线上。目前，物理学家们已经相当普遍地把违背贝尔不等式作为一个实验事实接受下来。

因此，定域实在论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在作为这个理论的三条基本假设中至少有一条是错误的。但是，正如苏汝铿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第一条涉及唯物论（？），第二条涉及方法论，第三条涉及相对论。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有人认为第一条不是不可置疑的，因为观察者和观测仪器也是物理客体，它与被观察的物理客体的不可分割性，对于“所观察现象的规律性”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他们认为，贝尔不等式的实验检验结果与爱因斯坦定域性原理不是不可能协调的。但是，比较这三条假设，特别是考虑到爱因斯坦的最初的论述，多数物理学家倾向于认为：贝尔不等式的实验检验，事实上就是对爱因斯坦定域性原理的检验，只能通过放弃这个原理来解释违背贝尔不等式的实验事实。

评论贝尔不等式的检验结果，物理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观点。玻姆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一个新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非定域联系是一种更基本的真实的联系。玻姆借助于全域相关或整体相关的量子势来解释这种非定域联系。他认为，当前物理学的发展正指示着这种新的本体或本质的存在。斯塔普认为，世界的空间上彼此分开的各个部分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必定以某种超出我们所熟悉的关于因果联系只能传入前光锥的方式而相互联系，这是一种存在于单个事件之间的“超光速联系”。德·埃斯帕纳认为，贝尔不等式的实验检验表明爱因斯坦定域性原理的破坏，这就意味着在多个独立系统之间或单个延展系统之内存在着超光速（瞬时）的因果联系或影响。

为了避免与狭义相对论正面冲突，无论玻姆，斯塔普，还是德·埃斯帕纳等人，都希望保留信号有限速度传播的原理。为此，玻姆把信号定义为传递能被观察者感受到的宏观信息的通讯手段，斯塔普把信号定义为可控制的信息传递。他们认为，远距关联实验揭示的超光速联系或超光速影响并不能传递这样的信息，因而并不意味着超光速信号的存在。

我认为，无论如何，贝尔不等式实验检验所揭示的种种非定域相关性（“超光速的因果联系”），应当理解为是某一更深层次上超光速运动的物质所传递的一种超光速相互作用的结果。果真如此的话，这不是对相对论“光锥规范”的挑战吗？　

四、关于时间的观念和同时性问题

众所周知，狭义相对论确立了时间和同时性的相对性概念。但是，宇宙背景辐射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参考系，它可以用来确定时间的绝对次序。对此，哈肯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新的绝对空间导致了一个有趣的时间概念。……在狭义相对论中，作任意运动的不同观察者不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时间，而宇宙漂泊的观察者却经历着一个宇宙的或者说普适的时间。”

在美国，以怀特海为先驱的过程哲学学派有着广泛的影响。过程哲学学派认为，世界即过程，过程由事件构成，事件表现出有秩序的连续性。怀特海的世界模式仍然服从相对论的光锥要求，即形成有秩序的连续序列的只是类时分离事件而不包括类空分离事件。远距关联实验（即贝尔不等式的实验检验）揭示了类空分离事件存在着因果联系，因此，它们也应当具有绝对的（与参考系无关的）先后次序。从这种实验事实出发，近年来斯塔普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怀特海的世界模式，他认为：相对论并没有从本体论上对客观存在的时间次序加以阐明；存在应当是本原的，时空是派生的，存在在逻辑上先于时空；每个事件在基本的生成过程中都有绝对的先后顺序；类空事件也是如此。这样，宇宙中所有事件的集合构成有秩序的序列，过程哲学的思想得到了真正的满足。

许仲平从四维对称标架中钟系的校准过程分析时间，指出相对论时间并不是唯一可能的，他提出了一种具有普适时间（t′=t）的理论。

绝对有序的概念和普适时间的概念都包含同时的绝对性论断，这与狭义相对论的同时的相对性是完全矛盾的。

最后可以提到，在时间观念上，作为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支柱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一直存在着抵触。量子力学在绝对意义上使用时间的概念，同时性也具有绝对的意义，而相对论认为这是不容许的。正如狄拉克所说：“这里我们就碰到了巨大困难的开头。……这个抵触是最近四十年来物理学的主要问题。可以说，物理学家们的主要努力全是围绕着要协调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一问题而转的。对于这一课题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还看不到解决的办法。”现在，远距关联实验的结果也许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点依据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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