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年：上海文革批判爱因斯坦纪实

胡大年

本文摘自胡大年著《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中的第五章。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场悲剧和灾难。文革期间，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该批判运动于１９６８年首先发难于北京，１９７０年代又在上海得以扩张和加强。陈伯达和姚文元支持了这种批判，并利用它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在陈、姚这些激进的领导人倒台之后，大多数政治和哲学上的批判都于１９７６年停止了。但由这些批判所引发的一场关于相对论的大争论，却又持续了６个月。直到１９７９年，中国政府才正式给爱因斯坦"平反"。

上海的批判运动  

上海的相对论批判运动开始得比北京晚。１９６９年，为了与陈伯达竞争，张春桥和姚文元指使其上海的亲信，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也积极开展批判。北京的批判于１９７０年末收场之后，上海的批判却愈演愈烈。从１９７２年起，上海的激进分子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政治动机是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因为这时的周总理已是他们获取更高政治权力的主要障碍，而且周总理不久前还曾公开赞扬爱因斯坦。上海方面的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１９６９年７月，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亲信王知常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动员物理系的教师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王知常指使复旦的物理学家们成立一个专门的批判写作组。为了引诱科学家们加入这个批判组，王知常承诺，其成员可以享有不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的特权。但是事实证明，想引诱复旦的物理学家参与批判并没有那么容易。从一开始，复旦大学的一些老物理学家就对这场别有用心的批判运动十分不满，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抵制。当然，这些抵制行动是十分危险的。例如，周同庆教授（１９０７－１９８９）虽然受到上海激进分子的压力，仍然拒绝支持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上海理科批判组"的头头们指令他和其他资深的物理学家们翻译供批判用的材料，并得意地称其是让这些物理学家"挖自己的祖坟"。周同庆有意地翻译了些与批判不相关的东西，结果被指控抵制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被公开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陈伯达对北京的批判运动亲自表示支持后，姚文元也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初把朱永嘉召到北京，策划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进一步批判。朱永嘉是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组长，直接领导"上海理科批判组"的工作。在姚文元的亲自指示下，"上海理科批判组"于１９７０年１月起草了一篇题为《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文章，宣称"相对论的要害是相对主义。相对论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该文还恶毒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典型"，"不把相对论之类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于１９７０年６月发表在第一期《相对论问题讨论》上，在同一期发表的文章中，这一篇的批判调门最高。
　　北京的"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解散后，"上海理科批判组"也在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间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１９７１年９月，党的唯一一位副主席、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在反毛政变失败后乘飞机突然出逃，最后机毁人亡。林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文革的破产，党内外许多人由此对毛及其激进政策产生了怀疑。因此，该事件对给毛泽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其健康状况也因此迅速恶化，党的日常工作则由周恩来主持。从１９７１年底开始，周恩来发动了一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科学和教育领域，这场斗争推动了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和教育的恢复工作。在此前动乱的５年中所执行的极左政策，已摧毁了中国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学科的理论研究。对此深感忧虑的周恩来，早在１９７０年就提出，要"搞点基础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１９７２年夏，旅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访华，于７月１日在北京与周总理会面，敦促他"考虑采取重视基础科学的政策"。两星期后，周恩来在会见一个由１２名美籍华裔教授组成的代表团（大多数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时，宣布了杨振宁的建议。他指示北大副校长周培源"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９月５日，周恩来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理论物理学家萨拉姆。会后，周恩来又指示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领导人要特别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特别是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设计与制造。周恩来还亲口赞扬了爱因斯坦，这可能是为了消除陈伯达批判爱因斯坦所遗留的影响，并提高理论科学家的地位。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周恩来在与一些意大利客人会面时说，"犹太民族出了一些杰出的人才。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１９７２年夏，作为周恩来最主要支持者之一的周培源，也在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不幸的是，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并未能肃清极左的思想和作法。它反而更进一步地激怒了极左派的领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即所谓的"四人帮"。周恩来受挫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到１９７２年底，这些激进派已使毛泽东确信，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已经走得过远。毛泽东有效地制止了周恩来的反对极左思潮的运动，并转而整肃"极右"，这使得激进派得以恢复他们的攻势。从１９７２年底开始，这些激进领导人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攻击周恩来。对姚文元和他的同伙来说，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反击周恩来对恢复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所作努力的一个有效途径。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间，尽管"上海理科批判组"并没有发表任何文章，但其成员仍继续为姚文元和其它激进领导人准备一份批判文件。在姚文元的亲自指点下，该批判组在此期间对这一文件又作了许多修改。１９７２年９月，姚文元终于批准了这份题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件。在毛泽东阻止了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后，"上海理科批判组"开始准备发表一系列的批判文章。到１９７３年８月底，"四人帮"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在党内的权力，特别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４篇批判文章中的第一篇《评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上海理科批判组"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爱因斯坦在推翻牛顿绝对时空观、发现时空相对性所扮演的革命角色，另一方面又指责爱因斯坦走得太远。结果，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性变成了相对主义，而根据列宁的教导，相对主义又必将堕落为"唯心论的时空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文的作者几乎马上又自相矛盾地断言，由于空时间隔的不变性，"相对论其实是‘绝对论'"。"上海理科批判组"还攻击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弯曲时空。因为"弯来弯去，最后总要弯成有限而闭合的圈圈"，因而是"明目张胆的宇宙有限论"。我们曾提到苏联的日丹诺夫对相对论宇宙学中有限宇宙的批判。遵循类似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上海理科批判组"同样不能容忍有限宇宙，因为他们认为，"有限的物质世界以外总要有非物质的、超自然的东西（存在），这只能是上帝。"
　　"上海理科批判组"的另外３篇文章，基本上沿袭类似于第一篇批判文章中的逻辑和观点，批判了所谓的爱因斯坦的运动观、物质观和世界观。总的来说，"上海理科批判组"以轻描淡写的方式承认，爱因斯坦"在某些个别（物理）问题上也有所前进，"并推进了人们对时间、空间和物质的认识。但该批判组在其文章中所要强调的是：由于爱因斯坦不懂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他的相对论仅仅将他引向了相对主义，并最终"滚进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泥坑"。所有４篇文章中都充满了从爱因斯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其他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中断章取义摘引的词句。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具有前后一致的观点或者清晰的逻辑结构，也没有一篇文章给出真正科学的、历史的、或者是哲学的分析。除了对相对论及其历史演变的一些肤浅的介绍，"上海理科批判组"最常做的，只是滥用各式各样的哲学标签来攻击爱因斯坦的理论及其哲学解释。例如，"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成员认为，质能等价和四维能量－动量张量是唯能论的样本；他们断言爱因斯坦是马赫主义者，指责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的思想完全是"陷入唯心论的先验论"，并讥笑爱因斯坦未能建立其统一场论，称之为科学上一个"巨大的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