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得民先生： 9月5日，你发了一个帖子（帖号21616）问：“董先生，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也许连什么叫抽象概念都没有搞清楚！” 你用这样的方式“教训”董银立显然不适当。 在你的帖子中，你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离不开各式各样的概念。概念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和概括，往往具有理想化的成分。比如，圆、直线、平面、方形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概念，但在现实世界中，你绝对找不出真正的圆、直线、平面、方形。我们常说足球是圆的，桌子是方的。可你敢说他们真正的圆，真正的方吗？这其中实际涉及到一个近似程度问题，在人们能够接受的情况下，人们甚至可以说苹果是圆的！” 既然说到“抽象” [abstraction]概念，按照字典上的标准解释是： 1．将复杂物体的一个或几个特性抽出去而只注意其他特性的行动或过程(如头脑只思考树本身的形状或只考虑树叶的颜色,不受它们的大小和形状的限制)； 2．将几个有区别的物体的共同性质或特性形象地抽取出来或孤立地进行考虑的行动或过程,抽象对于将东西分成属及种是必需的； 只要愿意查看字典，还可以找到关于“抽象”的更多意思说明。 显然，黄先生对“抽象”的理解有点偏离了大众标准。从具体的事物中获得某种共性的观念，并不等于这个观念已经成为理想化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有“圆、直线、平面、方形”这些“抽象”概念，但却没有形成现代物理学。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就是“抽象和概括”，以“联想”方式对两个不同事物进行类比，往往得出似是而非的推理结果。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理性分析的东西。在1千多年前，中国也有少量的初等数学。“商高定理”，即“勾股定理”，国外早期叫“毕达哥拉斯定理”，就已经在中国产生。但这并没有在整体上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非逻辑思维习惯。 黄得民先生对现代物理学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抽象和概括”的方式进行理解。于是，在黄先生以总结方式接受某些知识后，这些知识就成了相当然的正确理论。例如，在2000年7月份以前，黄得民先生写的书中并没有“背景参照系”一说，在参考了我研究的“系统运动力学”后，就在书中增加了“背景参照系”，并认定“背景参照系”不是惯性参照系。对此，我不想与黄先生进行重复争论，只有一个要求，请黄得民先生从原理上证明：牛顿定律为什么在“背景参照系”中可以正确使用。请不要对大家说：因为在“背景参照系”中牛顿定律可以使用，所以，能够正确反映物质运动本质的参照系就是牛顿所说的“惯性参照系”和黄先生提出的“背景参照系”。 黄先生说：“对于惯性系问题，也涉及到一个近似程度问题，也就是精度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完全可以把地球看作是惯性系，但在高精度的物理研究中，地球不再被看着是惯性系，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既然提到“精度” [precision]一词，字典上的标准解释是：要求所加工的零件的尺寸达到的准确程度,也就是容许误差的大小,容许误差大的精密度低,容许误差小的精密度高;简称“精度。 精确性指定数字时的准确性；表达数字时所带的有效位数。 事实上，人们在地面上做十分精密的光学仪器实验时，并没有在发现“地球不再被看着是惯性系”！只是在大学普通物理学教材中，牛顿定律是被当成“经验公式”来进行应用。之所以如此，就是前人没有在原理上弄明白地球为什么可以等同于“理想化的惯性系”来应用牛顿定律。 可见，黄得民先生所说的“精度问题”，乃是某种特指的研究对象所发生的情况。也即指的是更大范围空间里的运动力学现象。 董银立写了很多内容，一些说法不准确，甚至有过头的错误指责，但并不是这些内容全都错误。黄得民先生不愿意与董银立继续探讨，也没有必要说话太过份。 有这么一个原则应该知道： 无论自己是什么意思，只要效果不佳，至少表明自己的行为方式有问题。当自己说的话引起别人误解时，应该考虑的是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不是把责任推到读者身上。 记得在对光的多普勒效应进行分析时，黄得民先生曾在“物质论挑战相对论”中写道： “如果真的存在时间膨胀效应的话，声波也应有相对论多普勒频移效应，即声波的多普勒频移效应也应该存在二阶（及二阶以上）多普勒频移效应以及横向多普勒频移效应。可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讨论过声波的相对论多普勒频移效应，也没有人从实验中发现声波的二阶多普勒频移效应呢？” 黄得民先生对此是认定自己没有出现原则错误。很明显，由于声速度远远小于光速，在声波实验中，不可能检测到相对论引起的二阶多普勒频移效应。那么，你说“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讨论过声波的相对论多普勒频移效应，也没有人从实验中发现声波的二阶多普勒频移效应”，不就是没有经过自己思考就抄袭过来的糊涂质疑吗？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谁发生了失误或错误，都应该在下一次将其改正。 Ccxdl 2002年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