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3日，北京朝阳区法院对满文军妻子李俐容留吸毒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李俐承认自己容留他人吸毒，但对于最受关注的焦点——吸食K粉和容留吸毒人数达12人，李俐一口否认。检察官随即宣读了“未到庭的证人”满文军的证言。证言中，满文军明确指认，聚会是妻子提前半个多月组织的。他到场后，亲眼看到妻子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在吸食K粉。当法官讯问李俐意见时，她已经泪流满面。 哪怕自己的妻子儿女犯罪，家人也必须交代，否则就应以包庇罪论处。这是我们今天的法律常识，然而，这不仅与国际惯例相抵触，而且我们的古人也并不这样认为。 亲亲相隐”其实是一项传统美德孔子提倡“亲亲相隐两千多年前，楚国的叶公向游历至此的孔子介绍当地法制建设成就：“我们这里有位道德模范，他的父亲偷羊，他向有司进行了举报。”孔子回答道：“我们那里对道德的理解略有不同，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我以为这才是道德。”子路曾经向老师孔子讨教孝道：如果看见父亲在偷盗，是应该帮助他偷盗还是应该抓住他报官，哪一个才是孝呢？孔子说，都不是，你赶紧扭头跑吧。“亲亲相隐”在中国古代已经制度化早在汉代，儒家就提出“亲亲得相匿”的司法主张，后来这一思想被写进汉代的法律条文加以确认。汉宣帝地节四年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根据这一原则，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者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其它也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原则为此后历代的封建法典所继承。“亲亲相隐”的原则，也意味着族权（父权）对于政权（皇权）的占先。董仲舒极力鼓吹“春秋决狱”，在一个养父藏匿杀了人的养子的案件中，董仲舒以“春秋之义，父为子隐”为由，断其不当坐。这一做法受到统治者重视，汉宣帝四年下诏正式确定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到唐代相隐的范围又扩大到了“同居相为隐” 。有人研究了清朝190个典型案例，指出判决中对于“孝道”的维护和国家对宗法家族力量的妥协是非常多的。“法律允许犯罪人在特定情况下存留养亲”，这样的情形在全部案例中出现了7次之多。儒家认为，法制的基础是“德”和“礼”在儒家看来，所谓的“大义灭亲”实际上是曲己奉人，是人格的扭曲。相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是真实的情感，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完整的人格。儒家相信，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用“德”和“礼”来处理则能达到目的。儒家主张用礼乐教化人，“德”和“礼”在儒家看来，是法制的基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亲亲相隐”其实是一项传统美德 不指证自己的亲人，用法律语言来说，也是就是“近亲属的作证豁免权”，法律不能强迫犯罪者的至亲之人作证。在中国古代，这叫“亲亲相隐”。孔子提倡“亲亲相隐两千多年前，楚国的叶公向游历至此的孔子介绍当地法制建设成就：“我们这里有位道德模范，他的父亲偷羊，他向有司进行了举报。”孔子回答道：“我们那里对道德的理解略有不同，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我以为这才是道德。”子路曾经向老师孔子讨教孝道：如果看见父亲在偷盗，是应该帮助他偷盗还是应该抓住他报官，哪一个才是孝呢？孔子说，都不是，你赶紧扭头跑吧。亲亲相隐”在中国古代已经制度化早在汉代，儒家就提出“亲亲得相匿”的司法主张，后来这一思想被写进汉代的法律条文加以确认。汉宣帝地节四年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根据这一原则，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者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其它也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原则为此后历代的封建法典所继承。“亲亲相隐”的原则，也意味着族权（父权）对于政权（皇权）的占先。董仲舒极力鼓吹“春秋决狱”，在一个养父藏匿杀了人的养子的案件中，董仲舒以“春秋之义，父为子隐”为由，断其不当坐。这一做法受到统治者重视，汉宣帝四年下诏正式确定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到唐代相隐的范围又扩大到了“同居相为隐” 。有人研究了清朝190个典型案例，指出判决中对于“孝道”的维护和国家对宗法家族力量的妥协是非常多的。“法律允许犯罪人在特定情况下存留养亲”，这样的情形在全部案例中出现了7次之多。儒家认为，法制的基础是“德”和“礼在儒家看来，所谓的“大义灭亲”实际上是曲己奉人，是人格的扭曲。相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是真实的情感，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完整的人格。儒家相信，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用“德”和“礼”来处理则能达到目的。儒家主张用礼乐教化人，“德”和“礼”在儒家看来，是法制的基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 从亲亲相隐到大义灭亲 近代以来，从《大清新刑律》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刑法》及民刑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亲亲相隐”。“亲亲相隐”真正被废除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并且几乎成为新中国法律制度的一个“特色”。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不仅在司法实践，在思想精神上也要求以“阶级立场”替代亲情人伦，夫妻父子之间相互揭发划清界线的比比皆是。大义灭亲不能替代亲亲相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解放后历次“左”的运动中，亲情的背叛比比皆是，出卖朋友得到鼓励，父子反目不胜枚举。例如，1955年，在对“胡风集团”的揭批开始升级的时候，舒芜交出了胡风历年给他的100多封信件，成为为人不齿的出卖者。1967年，江西中学生李九莲在给自己男朋友的私信中，谈及她对于文革的思考与质疑。她的男朋友将此信上交，李九莲被逮捕判刑，最后执行枪决。徐有渔说，“告密已经不再是一种耻辱，反而成了一种美德”。在一个 “忠”字之外，已不复存在任何其他的价值。“深明大义”和“大义灭亲”似乎是一种普遍适用的价值观。这种“大义灭亲”实际上祸害无穷，夫妻猜忌、父子相残，人们的不到亲情和关怀和呵护。许多人在面对无情斗争和打击能坚持活下去，但面对亲情的背叛却万念具灰而踏上了不归路。 大义灭亲”的思维今天仍在持续据中新社2003年报道，湖北洪湖市64岁的柯某，2003年2月7日凌晨3时许进入其子的卧室，在确认其熟睡后，举起篾刀当场将儿子砍死。柯某并没有患精神病，其“大义灭亲”的理由是，其子好逸恶劳，长期打骂家人，扰乱乡邻。柯某在“大义灭亲”的名义下，只被轻判三年。其实，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允许以任何理由私自处死他人，包括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亲属；而且虎毒不食子，杀子的行为其实比杀死外人更为恶劣。 公民没有大义灭亲的义务世界各国大都承认“亲亲相隐”原则从世界范围来看，儒家所提出的亲属互隐的原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1994年《法国刑法典》，1996年《德国刑法典》，1975年《意大利刑法典》都规定，明知近亲属犯罪而不告发，故意隐匿自己的亲属，以及为亲属作伪证，帮助亲属脱逃，都不能认定是有罪。在美国，妻子在很多类似的条件中，不得违背丈夫的意愿而提供不利于丈夫的证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都有诸如配偶、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律师和神职人员等的“拒绝作证权”。目前，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不允许亲情回避。而在全世界，无论是西方的三大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法系；还是东亚法系，韩国、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等，都规定了容隐制度。人性必须被保护，因为它是风纪之源泉亲情、家庭是人类感情的皈依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法律为了实现个别正义而不惜伤害亲属之间至真的感情，甚至制裁这种感情，则有违法律保护社会的本意。孟德斯鸠说过：“（不应该）为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须知人性却是风纪之源泉。”如果在家庭关系中，用法律强迫出卖和揭私，则使人际之间毫无信任的底线。在现实中，不少人甘愿冒险窝藏亲属，帮助其逃亡，如果法律予以制裁，则可能导致全家受刑罚制裁的惨痛后果。从犯罪学上讲，亲属间的背叛极可能导致犯罪分子心灵绝望；而一个充满信任和温情的家庭更有利于犯罪分子的最终改造。 我们今天提倡亲亲相隐，是基于这样一套认识：法律在规范人类行为活动时，首先应当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关怀，否则法律很可能违反人的本性而成为恶法。如果满文军说，“我不能交代李俐的罪行，因为丈夫必须保护妻子”，推己及人，这本来也是一个比全盘交代更容易让人接受的回答；如果我们的法律给满文军这样说的权利，那我们的法律也会显得更人道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