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欣赏14】

诺贝尔奖的偏见

    游说也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它可以为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带来新的信息，并激活他们现有的信息。一些外国驻扎在斯德哥尔摩的科学大使坚守着，稳步推进有用的接触，并增加他们本国诺贝尔奖候选者受到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注意的机会。为不同的候选人游说不如联合起来，如果组合的努力确实能够增加成功的可能性的话。人们认为这类活动对于日本人福并谦一和美国人霍夫曼是有效的，他们因对于化学反应的理论研究而分享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类似地，人们认为游说对美国人克拉姆、佩德森和法国人莱恩也起了作用，他们因推进了超分子化学的发展而分享1987年的化学奖。合作研究并不意味着能够得到共同的提名。在同一领域有两位候选人同时分别得到提名可以增加每个人获奖的可能性，因为这能够增加对他们所在领域的重视。如果在提名方而进行上述的协凋，并非不道德，尽管可能违反了规则。邀请给予提名的信中会包含一个严厉的警告，不许提名者与他人讨论有关提名的事情。

    高水平的游说会包括一些学术论文长度的论文，就像其他任何科  学文件一样。瑞典的评奖者欢迎这种行为，因为这会使他们的工作  变得容易一些。另一方面，这并没有减少他们的责任，无论这类文  件准备得多么仔细，它们对于其他候选人而言仍然可能是带有倾向性或者有所忽略的，在优先权的问题方面仍然是错误的或者不准确的，等等。在任何情况下，游说都是件严肃的事情，要以连贯完整的准则才能做好。一位瑞典科学家把它比喻成色谱法，分析的时候，把要分析的东西以正确的形式放到管柱里，然后，不断地往里面加溶剂。有时被分析物会粘在柱子的中间出不来，但是只要不停地往里倒溶剂，被分析物最后就会出来。瑞典科学家参观外国实验室的时候可能受到过分的礼遇和尊敬，但是他们也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外且泰然处之。  同样杰出的瑞典科学家和非瑞典科学家相比，瑞典科学家就会优先受到邀请，这表明了一种荣誉，同样，当涉及和诺贝尔奖事务有关的人时也是如此。埃克斯蓬，斯德哥尔摩大学一位著名的教授，曾长期担任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他体验过人们是如何渴望表达出对诺贝尔奖评委的好意，但是他也尽量把握自已不受他们那些好意的影响。

• 当拉尔斯恩斯特在斯德哥尔摩准备他的硕士考试的时候(他后来也成了斯德哥尔摩大学一位著名的生物化学教授。并且长期担任诺贝尔奖评委)，他的考官给他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任务，让他淡谈对基林在阐释细胞呼吸机制时所作贡 献的看法。基林是剑桥大学一位先驱式的生物化学家。恩斯特的教授给一位英国最主要的生物化家写了一封信询问相关的信息，在几天之内他就收到了一份9页的对于基林科学贡献的评价。这份来门瑞典的索要材料的要求附了一位硕士生考试题的声明，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理解，可能会认为那是一份伪装了的来自诺贝尔奖评审的调查。

    诺贝尔档案馆要等颁奖过去50年之后才开放档案供研究。这一条是在1974年引入《章程》的。即便如此，包含在档案中的信息也是相当有限的。其中包括提名的信件，诺贝尔奖评委以及外部专家的报告，还有评论所有提名的综合报告。其中缺失的是，所有相关的考虑和商议，因为根据严格的规定，这些是不能记录下来的。

    从对冈伯格情况的处理中，我们能看出，这些记录的确遵循了那些未成文规则中最新条款的20年宽限期的规定。最近这些规则没有再被使用了。看来丘盖夫迟到的提名下一年就不能被考虑了，这一条似乎太严格了。后来的年份里就放松了；1月31日之后抵达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的提名，自动转到下一年的提名中去。1954年年底，关于谢苗诺夫(1956年化学奖得主)科学研究的文件从莫斯科寄往斯德哥尔摩。很显然在过去的40年中，俄罗斯的邮政服务还是没有改善多少，因为文件又没有及时抵达以赶上1955年诺贝尔奖的评选。1956年评奖的时候才考虑这些文件。

• 很难想象一个奖项的评选操作过程会没有任何倾向性。 问题是这种倾向性有多强，评审委员们如何维护他们的制度而避免有所倾向，以及他们的判断能够有多客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瑞典的科学与德国的科学有着比与美国和英国更紧密的联系。当然在早期，并非只有瑞典科学家极其尊重德国科学。在几乎整个20世纪期间，美国和英国的化学家都习惯于前往德国获取博士学位。直到20世纪30年代，物理学家如果能阅读德语，他的情况就会好些，因为最重要的论文都是用德语写的。美国科学史上的巨人如化学家鲍林(1954 年化学奖、1962 1962年和平奖得主)和物理学家奥本海默都是在德国读的博士后，师从他们领城中最出色的科学家。威德曼向诺贝尔化学奖评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特别的报告，评价冈伯格的发现，在读他的这份报告时，人们无法忽视威德曼在描述施伦克的贡献的时候所用的那种奉承的语气，这种语调在他评价冈伯格工作时就没有了。威德曼写道，"今年，施伦克开始发表他熟练的研究，发自著名的慕尼黑实验窒"。威德曼在其后期20年的游历中，大约于1880年前后曾在慕尼黑的冯拜耳(1905年化学奖得主)的有机化学实验室里呆过一段时间。

 人类的偏见是不容易克服的。如果威德曼对冈伯格比较支持的话，也许很容易说服他的同行们承认冈伯格值得获诺贝尔奖。然而，威德曼注意的是冈伯格在把自己的发现看作是第一种自由基的证据时表现出的犹豫。虽然在冈伯格就相关主题所写的400页的文章里，只有两句表达出了这种犹豫，而且他的迟疑只持续了几个月。尽管如此，每次讨论冈伯格是否应该获诺贝尔奖时威德曼还是都会提出这个问题。

    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很小，由五名成员组成，每位成员都有一个秘书，几乎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相关领域，他们很依赖他们的同行和外部专家的意见。恩斯特说：

    列席于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使我尝试着理解和发展出对其他不同领域的敬意。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试图成为其他领域的专家，我们不可能达到能够下判断的程度。那是狂妄愚蠢的。我努力做的只是理解、欣赏和尊敬我的同行们的意见。

诺贝尔奖评委们已经注意到，一旦某人准备了关于某个领域及其候选人的报告，他就常常会成为这些领域和其候选人的鼓吹者。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评委被指派的领域往往是最接近他们自己兴趣的。其决定最后成为获奖者的评委常常就是那些在12月10日颁奖典礼上对此做介绍的发言人，届时他会面对国王、电视的摄像镜头和所有来宾。

    谢苗诺夫获得诺贝尔奖这个例子说明，甚至不是评奖委员会的成员，也会从诺贝尔奖的相关事宜中收获很多。从1951年开始，35岁的西仑就担任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无机化学教授，直到他英年早逝于1970年。他为了给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准备关于谢苗诺夫的科学研究的文件，从1952年一直忙活到1954年，最后获得了成功。他致力于改善瑞典和苏联的关系，而且他懂俄语。在诺贝尔奖事务中，许多个人所起的更加明显的作用，从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早期历史开始就为人所知了。数学家米塔列夫勒，对于物理学奖有着较强的、但并不总是成功的影响，阿伦尼乌斯(1903年化学奖得主)，对于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影响则通常都是成功的。

• 有时人们会指责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受了政治方面的影响。前已提到早期瑞典科学唯德国是瞻。一个讽刺性的转变是，在1937年希特勒禁止德国人接受诺贝尔奖以后，三位德国人于1939年获奖。尽管德国试图阻挠瑞典的颁奖者们把诺贝尔奖授予德国科学家，但是一位化学奖评委解释说，政府的行为不会影响他们做出选择。这位评委就是冯奥伊勒-切尔平(1929年化学奖得主)，他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出生在德国。他因是纳粹的支持者而出名，他在信件结尾处都写有"嗨，希特勒，敬礼"。另外一种可能的政治影响，是在1995年某些人把诺贝尔奖与大气化学联系起来了。当然，瑞典人否认政治在其中产生了任何作用。但是实际上，人们最近对于环境日益关注，环境成了一个主要问题。如果科学能够对解决环境问题做出贡献，根据诺贝尔最初的意愿，给这样的贡献颁发诺贝尔奖并不为过。

    政治上受攻讦是大气化学家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发现不受一些大的化学公司的欢迎。罗兰(1995年化学奖得主)指出：

    1974年，在美国有三分之二的CFC[含氯氟烃]都是以气雾推进剂的形式排放的。而全球又有一半的CFC都在美国。气雾推进剂主要成分是含氯氟烃。一些公司使用碳氢化合物，但是大约有80％的气溶胶工业在使用含氯氟烃方面无疑都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对此毫不在乎。在美国西部片中，好的牛仔常常是戴白帽子，而坏牛仔则常戴黑帽子，这样小孩知道该为谁欢呼。我们就是戴黑帽子的，而且是你能找到的最黑的帽子，每个月，莫利纳和我都会读他们的出版物《气溶胶时代》，来看看他们又针对我们说了些什么。有人曾经向我形容，当他们采访那些认为我们是克格勃(KGB)的代言人的人时，他们会说得多么难听，认为我们是故意要拆散美国的工业。

• 环境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政治问题，诺贝尔奖的决定就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是，对于政治问题稍作严格考虑的话，政治偏见在诺贝尔事宜里是"完全不能设想"的。这是来自乔治克莱因的强烈否定，他是卡罗琳医学院肿瘤生物学退休教授。他曾长时间担任卡罗琳诺贝尔奖评委，还担任过一届主席。他坚持认为与之相关的科学家不会受政治的影响，虽然他们不能不关心意识形态。他用一个故事打比方来说明这是多么不可设想。首席拉比和天主教的红衣主教在一起吃饭，拉比拒绝吃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红衣主教试图说服他试一试，于是拉比让步说，"好吧，我在别的场合吃。"红衣主教问他，"什么时候?"拉比回答，"在你的婚礼上。"克莱因的反应值得我们更加注意，因为他观察了瑞典生活的其他方面所受的强烈的政治影响和强烈的个人影响。有一个恰当的例子，瑞典的记者和外交官都曾被声名狼藉的波尔布特政权在柬埔寨的种族灭绝行为和企图误导过。他们的这种做法也是得到了瑞典政府政策的配合的，后者觉得把波尔布特政权描述为值得赞许的是比较有利的，这样可以加强越战时的反美情绪。对诺贝尔奖事务受政治影响的谴责可能来自四面八方，理由各异。爱因斯坦(1921年物理学奖得主)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勒纳(1905年物理学奖得主)断言瑞典科学家"还无法运用足够清晰的日耳曼精神，以避免犯下欺诈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