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本洛-抛弃爱因斯坦相对论并非牛顿力学简单回归-挑战相对论-西陆网

[楼主] [9楼] 作者:李子丰发表时间: 2009/02/21 18:37

抛弃爱因斯坦相对论并非牛顿力学简单回归
—— 回复李子丰教授来函与关于《抛弃爱因斯坦相对论、发展牛顿力学》一文的思索

需要彻底改变科学研究中“以言代法、以权威意志作为科学判断的唯一依据，从而一切只能围绕‘人’的褒扬贬抑乃至一种纯粹‘社会学’意义无休止争论”的严重扭曲；需要重新赋予科学以本原的“物质”内涵，重新确立符合于逻辑的“理性”原则，打破“人”的壁垒，彻底铲除形形色色“科学偶像”的虚幻及其造成的恶劣影响，重新恢复“科学争论”和“科学探索”的常态，即构建“针对一个一个具体的科学命题，追根溯源，努力使用‘无歧义’的科学语言，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基本原则，进行充分交流、争论和反驳，逐个寻求答案并最终达致共识”的科学论证方法和评价机制。

李子丰教授：
你好。
来函收悉，谢谢，并大致浏览了你随信寄来题为《抛弃爱因斯坦相对论、发展牛顿物理》的文章。
笔者早已指出：从科学本身考虑，爱因斯坦的两类“相对论”根本没有什么值得认真对待和批判的东西，因为“相对论”只能建立在他所述的一对“矛盾事实”之上，所以从头至尾充斥矛盾、悖谬和荒唐。因此，如何看待“相对论”的问题，原则上已经不能视作一种纯粹“科学”层面的命题，而是一个本质上异化为“社会学”范畴、乃至涉及“理性和道德规范”层面上的命题。正因为这个缘故，才可能吸引如此多非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士的强烈兴趣和积极参与。故而，你能够指出“一些物理学家、哲学家和媒体都吹捧相对论，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弄清爱因斯坦说的是什么，这是一种悲哀。主流物理学家和学术权威捍卫相对论是在捍卫他们的名声、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要害，应该是切中时弊和极为中肯的。同样因为此，看到你基于对“素朴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能够做出许多言辞锐利、一针见血的批判，我表示十分欣赏。在我国乃至整个科学世界急需净化和重新塑造科学研究的大环境时，特别需要像你这样敏锐和富有胆魄的年轻学者。并且，在促使人类重新从形形色色“唯心主义 —— 神学自欺”的泥潭中解脱出来一个新的进程中，真心希望你能够做出一份特出的贡献。
此外，在你的来信中，还能够明确提出“我不是以物理为职业的，发展物理我力所不能及。但是，既然发现了相对论错误，就不能不尽力将其赶出历史舞台。在物理学重建的过程中，我只能搞拆迁，腾出空地，让他人建功立业”的判断。应该说，有如此清醒的意识，同样相当难能可贵。但是真正和较为准确地完成“腾挪空地”的任务，仍然需要哲学、数学和物理学的坚实功底。故而，如果说在我所写《崇尚“理性”原则、坚持“唯物论”诉求》的评论中，曾经直率地向你提出批评：你的一些见解就本质而言仍然比较随意，并没有真正脱离“直觉顿悟”的藩篱，那么，你在《抛弃爱因斯坦相对论、发展牛顿力学》一文，明确提出“用牛顿时空观进行物理学研究，探索尚未解决科学问题”的研究方法，以最终实现你所说“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创神论”的科学理想，则应该视为一个隐含重大导向性失误的错误主张。需要注意：所谓的Newton“时空观”从来没有真正获得成功，其要害仍然在于Newton内心潜藏的“唯心主义”理念。
可以相信，你具有一种他人似乎难以企及的活动能力，同时也考虑到你对我表示的大概信任，并根据我在“数学基础和基础数学，几乎整个理论物理以及西方哲学体系”的大框架方面从事研究的体会，提出若干与“科学理念”与“科学方法论”以及“科学研究体制”相关的具体意见供你参考。

1. 正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常态化”的历史真实
在你的文章中，能够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创神论”的主张无疑十分重要。一般而言，人们对于“唯物主义”怀有一种天生的认同感，不妨将其称之为“素朴唯物主义”信仰。但是，如果缺乏对“唯物主义”较为准确的理解，仅仅将其视作一种纯粹的哲学信仰，甚至被当作一种实用主义的空洞政治口号使用，那么能够支撑“素朴唯物主义”信仰的，在本质上仍然是其反对的“唯心主义”哲学。
在我的著述中曾经多次指出：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物质第一性”原则，而这个原则之所以如此根本，只因为它是一切“无矛盾陈述”必须严格遵循“逻辑自洽性”原则的必然推论。因此，需要重新赋予“唯物主义”理念以科学的实在内涵，是科学精神一种最为本质的体现。
面对无穷无尽、充满复杂性的大自然，人类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不仅只能条件存在，而且与自存的物质世界存在永恒的差异和不足。与此同时，人们需要把人类“认识史”中反复出现的“认识困惑”视之为一种常态。但是，与浸透于古老东方哲学中崇信“畏天、敬天、顺天”的保守倾向截然相反，许许多多西方“智者”总想悟尽禅机、驾驭自然，心存构建“普适真理”的宏大理想。于是，一旦出现认识的暂时困惑，总会冒出一些自以为“特别聪明”或者干脆以“天才 —— 上苍代言人”自恃的西方人，试图借助于形形色色“约定论”的自欺，掩饰认识矛盾的真实存在，从而最终只能走向西方人往往引以为自豪的“理性向往”的反面。（必须形成一种理性意识：无论是如20世纪的数学体系所做，美其名曰为“公理化体系”的构建，还是如量子力学家声称的那样，干脆以“第一性原理”的独断示之于人，所有这一切在本质上都是甚至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不屑一顾的“约定论”翻版。）于是，肇始于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体系的兴起，一个“高度文明”的欧洲看起来已经摆脱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精神桎梏。其实根本不然。一有风吹草动，形形色色“唯心主义”的幽灵必然粉墨登场，重新侵蚀人类的理性思维。事实上，曾经被Bohr称之为“唯恐不够疯狂”的20世纪物理学，正是对人类历史中这个最为反常历史的一段真实写照。

2. 严肃面对哲学的“认识论”困惑
同样，在你的文章中，多次提出需要对科学进行“哲学思考”的迫切性。这种提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或许因为如你所述“你不是以物理学为职业的”，所以几乎不可能对物理学作“系统”的研究；由此推知，你当然更不可能较为系统学习和了解哲学了。于是，一个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然而却十分严重的“前提性”缺陷在于：你虽然提倡科学的哲学思考，但似乎并不怎么了解哲学，甚至可能都不知道整个西方哲学体系始终处于“深刻矛盾、对立和冲突”之中的基本事实。
人们可以相信，与智慧人类“理性追求”的本性对应，在人类步入“文明史”之初，其实并没有什么人会公开反对“唯物主义”的素朴理念。但是，与前面所做的陈述大致保持一致，只是在人们碰到许许多多的复杂现象，开始发现越来越的认识矛盾，而“唯物主义”的素朴信念似乎无法为人类的认识体系提供某种可以接受的“合理依据”时，那些称之为“唯心主义”的形形色色荒唐自然就应运而生了。或者说，在希望使用正确的哲学理念审查科学以前，一个需要同时解决的前提性命题在于：既然理应将“唯物主义”信念看作是一种唯一正确的哲学信仰，它就必须承担这样一种哲学的责任：解决在“认识论”方面至今无法回答的众多认识困惑。
事实上，自古希腊的Aristotle开始直至21世纪初的众多西方哲学家，他们始终没有能力回答“何为知识、知识的基础、如何检验知识”等隶属于“认识论”范畴的一系列基元哲学命题。也就是说，为了真正解决现代西方科学世界面对的大量矛盾和认识困惑，人们不仅需要研究数学和物理学，还需要沉下心来认真探讨和研究西方习惯思维的哲学基础，解决西方人数千年来没有能力解决的基本哲学命题。当然，这也是只能将你所描述的“唯物主义”理念最多被大致纳入“素朴认识”层次的缘故。并且，不得不向你直言：你针对自然科学提出的许多见解，在本质上依然没有真正摆脱“直觉顿悟”的层次 —— 一种“唯心主义”的范畴。（顺便告知：作为一名同样不是以哲学作为“职业”的科学工作者，仅仅因为“科学研究最终必然涉及哲学思想的讨论”这个“客观规律”的驱使，我不得不花费许多精力和时间，较为系统地学习、探讨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认识论”问题，针对与“知识体系”相关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取得一系列彼此逻辑相容的独立见解。我已于去年初，完成《西方哲学体系科学反思 —— 西方哲学思想的逻辑审查和理性重读》一书近百万字的撰写工作，并同时将该书书稿送交出版社。上海社科院的夏禹龙先生特地为此书写了一篇序。）

3. 尊重和身体力行“百科全书”式的科学研究方法
作为20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科学哲学家，G. Sarton曾经一再强调在科学研究中，必须采取一种他称之为“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方法。
如果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考虑，对于Sarton的“方法论”主张所内蕴的“系统性研究”精髓，人们同样不能将其当作一种“可有可无、随意取舍”的自由选择。科学是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而物质世界本质上是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与其对应，为了保证在不同科学陈述之间保持逻辑相容，避免因为违反逻辑而出现隐含“自否定”的空洞和荒唐，必须把人类的知识体系视作一个“相互关联、彼此协调”的整体。因此，在需要描述自存的物质世界时，每一个期望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能够真正做出独立研究结果的科学工作者，不能仅仅局限甚至满足于科学体系一隅的了解和探讨，必须把“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方法当作一种必须共同遵循的必要途径。回顾近现代科学史，在20世纪以前，几乎每一位有影响、并真正做出过独立贡献的科学先行者，他们都大体遵循了这样一种近乎于自然的基本规律。
显而易见的是，随着人类步入20世纪，由于技术的急速发展，人类需要面对的自然科学体系相应变得格外庞大和日趋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任何“整体性”思考和探索也一定愈加困难，从而导致许多现代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的缘故。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没有理由改变自然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本质规律或基本特质。因此，对于每一个希望致力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必须仍然采取一种诚实、严肃和格外谨慎的态度，切实延续和努力实践20世纪以前几乎所有做出独立贡献的科学先行者共同使用的“体系性”研究方法。只不过要能够真正做到此，要能够真正读懂需要涉及的不同经典理论，进而批判与发展既有理论体系，就必须做好准备付出可能数倍于前人的艰辛劳动。

4. 自然科学体系的正本清源
与科学研究在“横向”的 —— 一种“空间广延”意义上自然呈现的“整体性”特征保持一致，人们还必须在“纵向”的 —— 即一种“时间延续”意义上，考虑如何严格遵循“体系性”研究规律的问题。特别在面对诸多认识矛盾和认识困惑的积累，人们必须进行一种“追根溯源”式的探究和追索，搞清楚一切基元概念可能隐含的认识不当，致力于17世纪英国哲学家Locke曾经着重提出的前提性“语言清理”工作。一旦意识到“基本概念 —— 科学语言”或者“认识基础 —— 逻辑前提”存在任何细微不当或错误，那么，一切后续推导或推理原则上已经失去存在意义，它们永远无法改变认识前提的不当和错误。
对于不少的“相对论”批判者，他们都曾经持有与你大致相同的理念，先后提出需要彻底抛弃Einstein的“时空变换”杜撰，将其重新回归Newton“时空观”的主张。其实，许多人不一定知道：在Newton的经典力学诞生之初，Leibniz就曾经针对Newton所提的“绝对空间”概念，明确提出“任何与实体相背离的绝对空间概念在哲学上是不必要的”这个无疑极为重要的批判和质疑。一些哲学家曾经不无深刻地指出，Newton对于近代自然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应该在于对Descartes“唯心主义先验原理”的否定，从而第一次以一种较为明确的方式，将科学陈述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然而，正在这种切合于“素朴唯物主义”思想的理性萌芽之初，却出现一件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作为一位通常纳入“唯心主义哲学家”范畴的哲学家Leibniz，恰恰能够从素朴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针对一个僵化、具有明显“形而上学”特征、本质上隶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并最终导致无穷多个“惯性系”无理存在的Newton“时空观”阐述，做出一个最能达致问题本质而其他西方学者至今无法企及的严厉批判。虽然在Newton故去近半个世纪，Newton力学才逐步在欧洲大陆得到普遍承认，但是在其后的200年，Newton力学一直处于一种无人撼动的登峰造极地位。只是到了在19世纪中叶，这个由Leibniz最先提出却始终无人解决，因此被西方人忘却了的质疑，才又为著名力学家Mach重新提出。并且，这个在近代科学发展史具有重大影响，人们称之为“Mach批判”的重大科学疑难至今同样没有得到解决。
事实上，之所以在“反相派”营垒普遍出现“回归Newton力学”的认识不当，问题恰恰可以归结为你所说“自己不是以物理为职业”的，以及凭借这个完全不具“正当性”的理由试图掩饰的一切可能认识不当或错误。或许可以相信，许多人几乎完全不了解在近现代科学史中，围绕Newton“时空观”曾经发生的许多重大争论，没有充分注意Newton力学的整个“哲学基础”同样存在严重欠缺的问题，缺乏对无穷多个“惯性系”虚妄概念的必要警觉，意识不到因其必然导致丧失物质运动“客观性”基础的荒唐，最终对“唯物主义”的素朴信仰必然构成彻底否定，一个在逻辑上关系到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存在基础”的大是大非问题。坦诚指出，由于缺乏较为厚实的知识积淀，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理解Newton为什么必须呼求“上帝”的支持，无法理解许许多多西方哲学家为什么早已提出Newton力学潜藏“唯心主义”的倾向。基于大致相同的原因，你所附的文章才会使用《抛弃爱因斯坦相对论、发展牛顿物理》的大标题，并且特地在文章的结语，明确提出“用牛顿时空观进行物理学研究，探索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的断语，从而在实际上将自己置身于你正确反对的“唯心主义和创神论”迷途之中。
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如果希望真正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哪怕不求独立建树，仅限于提出真正力透纸背的批判和否定，仍然必须要准备化大的功夫。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单纯凭借小聪明是没有前途的。故此，在《崇尚“理性”原则、坚持“唯物论”诉求 —— 就燕山大学李子丰教授提出的若干“科学观”主张与其商榷》一文，我曾经向你提出中肯批评：尽管你的许多观念看起来吻合于“唯物主义”的素朴理念，并且往往给人以“不乏睿智”的鲜明特征，但是深究起来经不起严格的推敲。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则归根结底缺乏较为坚实的科学基础、必要的数学功底以及相关哲学素养的支撑，如果从“哲学理念”考虑，最终仍然只能以“直觉顿悟”待之，从而难以逃脱自己正确反对的“唯心主义”思维层次。因此，人们几乎不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符合于逻辑的理性判断：如果需要追究Newton“时空观”经历如此长时间为什么没有获得成功的疑云，重新探讨Newton的“科学观”隐含的认识错误，回答西方主流科学家早已指出却始终没有能力解决的Newton公式真实存在“逻辑不当”的质疑，并且，一旦真正能获得一种可信（符合于逻辑）的答案，那么，人们可以发现：所有属于Newton力学的认识困惑，同样只能逻辑地归咎于李子丰教授正确批判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及由此而必然引起的逻辑紊乱（与Newton“时空观”相关的具体论述，请参见笔者已经出版的多本著述）。
毫无疑问，揭示“相对论”的“神学”基础，彻底否定和抛弃“相对论”的荒谬，是人类认识进步的历史必然。但是，如果像人们往往看到的那样，仍然一味模仿或简单延续“相对论”式的思维，就事论事、人云亦云地批判“相对论”，那么这种批判将失去应有的意义，无法完成将中国科学从尾随西方科学世界的反常中解脱出来这个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还是那句老话：既然“相对论”建立在Einstein所说一对“矛盾事实”之上，只允许依赖于某一个人的“直觉顿悟”而存在，它必然从头至尾充斥着矛盾和悖谬，在科学以内几乎没有任何真正值得人们认真对待和批判的东西。因此，如果从科学本身考虑，彻底铲除荒诞的“相对论”并不是目标，更为本质的是需要人们诚实地面对产生“相对论”的历史背景，重新思考导致这个“神学体系”出现但至今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的许多物理学命题，揭示、探究和纠正西方科学体系乃至西方哲学体系的导向性错误和认识不当。
进一步说，人们必须以“历史拷问”的视角，追根溯源，认真检讨西方哲学自Aristotle以来的一系列基本理念，回答数千年来他们在“认识论”问题长期无法解决的认识困惑。在此基础上，努力使用“逻辑批判”的武器，重新审视自Newton开始主要由西方人构建的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抛弃包括无以穷尽“惯性系”的荒唐，严肃批判Poincare于20世纪初最先提出的“运动相对性”原理及其唯心主义基础和必然造成的逻辑紊乱（需要注意该原理潜藏的极大危害：因为对物质运动的“客观性”构成完全否定，所以对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必需的“客观性”基础相应构成完全否定），彻底铲除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普遍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约定论（公理化假设或第一性原理）”荒唐。继而，以一种求真务实、谨慎缜密的治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诚实地面对和妥善解决Newton力学体系、Gauss微分几何中承认“实体论”逻辑前提的前半段、偏微分方程理论、电磁学Maxwell方程、经典热力学理论、现代流体力学等一系列基础学科中，大量西方人经历数个世纪没有能力解决的“实实在在”科学疑难。
总之，人类逐步深化认识大自然的历史，就像一条绵延不断的长河，虽然充满迂回反复和曲折，但是绝不能把人类在认识反复中得以深化的历史割裂开来。20世纪的西方科学世界面对太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以至于他们只能无奈地拒绝以“逻辑自洽性”为本质内涵的理性原则、公然否定科学陈述必需的“实体论”基础，进而祭出连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也嗤之以鼻的“约定论”自欺，妄图凭借美其名曰“公理化假设”或者“第一性原理”的形形色色“独断”以掩饰大量认识不足乃至荒唐的普遍存在。于是，一部辗转迂回却从没有间断的人类认识史，只能以一切“独断论者”作为“共性”特征的粗暴和强蛮，撕裂为在“不同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之间彼此替代，一部相互断裂开来的所谓认识革命史。毫无疑问，今天人们需要做的正是把被扭转的历史重新扭转过来，正本清源，一点一滴地解决人类认识史中没有解决的认识困惑。

5. 切实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保持科学研究一份“平常心”的意境
与一些关心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朋友闲谈，我会常常告诉他们一个笑话：不在少数自以为发现了“相对论”的重大缺陷，从而以修正或反对“相对论”作为大任的读书人，言谈之中往往难以抑制或掩饰内心中一种搏击Nobel奖的冲动和兴奋。其实，如果注意到Bohr曾经公开宣称“20世纪的物理学唯恐不够疯狂”的极大反常和无奈，那么，同样只能将Nobel视作“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的一种具体体现，而这种“共同意志”的强权根本不能说明问题。事实上，任何奖赏隐含的“世俗化”倾向，必然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只能将人类的科学事业引入功利主义的歧途。人类永远不能说出比大自然更多的东西。因此，真正的科学陈述，必然是平实和素朴的。与其对应，科学工作者最最需要的恰恰是一份平常心，一份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必需的宁静和淡泊，与其相伴的执著、严肃和谨慎，以及严厉批判他人的真诚和容人尖锐批评的坦荡。相反，如果内心不能消除“名缰利锁”的阴影，就必然出现太多的亢奋、不安和痛苦。
毋庸讳言，涉及一系列最基本的科学理念，在我与李子丰教授以及他所说持反对“相对论”观点的“反相派（民间科学家）”之间存有许多与基本理念相关的原则性分歧和差异。许多年来，我的基础科学研究十分艰难，但是从许多“反相对论”朋友那儿得到了许多勉励和慰籍，并且不能不对他们中许多人向往科学的那份真诚乃至痴迷肃然起敬，更不愿意轻易伤害李子丰教授称之为“从中得不到任何益处”的善良的人们。但是，我同样不可能无视和回避彼此之间“道（研究方法）不同、志（科学理念）不合”的严酷事实，没有办法强迫自己与“反相派”的营垒为伍。
近些年，在我国出现了一大批“半职业”的基础理论研究者（一些与李子丰教授自述大致类似的“技术型”大学教师或相关管理部门的政府官员，我以往曾经当面将他们笑称为“票友”）；此外，还涌现许多“非职业”的基础理论研究者（其中有一些甚至仅仅接受过中等教育，但是他们因为发现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大量违背常理的显而易见错误、迷信和荒唐，并充满对于科学的真诚向往、激情和使命感，从而尽其所有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财力）。这些研究者往往有一个“共性”特征，这就是：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向往的基础科学研究之中，试图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揭示西方人所构建知识体系中的悖谬，并且希望以一种“立竿见影”的方式解决西方人长期无法解决的重大科学疑难，为了人类的科学事业和民族振兴做出一份真诚的贡献。
于是，总会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个别朋友专门致信给我甚至专程前来我处，希望与我交流，寻求我能够在学术上给予他们帮助乃至些微的精神鼓励。但是，最终几乎无不让他们大失所望：我没有办法隐瞒我的学术观点，不能不断然指出他们所用方法的不当和谬误，以至于所得研究结果即使局部来看似乎并无不当，可以体会到他们曾经付出的努力和智慧的闪光，尽管如此，就整体而言实际上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价值。每当看到让他们深深失望、扫兴而归的时候，我的内心同样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和忍受的痛苦和折磨。但是，出于科学研究的严肃性和严谨性，更是基于对人的真诚和尊重，特别是Sarton所说“在事关重大根本问题上面对无可逃避错误和矛盾时”的那份良心，我不得不说出诚实的话，向许多善良、真挚、具有美好心灵的人提出忠告，甚至想通过其他方式予以他们以补偿。这样，在所谓“主流科学家”和“民间科学家”的夹缝中，我往往不得不充当一名特立独行者的角色。（此处不妨揣测：应该是基于一种彼此感受到的重大差异，李子丰教授在介绍相关文献时，才会特意规避提及我写的任何东西。其实，即使对“相对论”的彻底否定以及相关论述有所不当，只能以“一家之言”待之，但既然是探讨“相对论”的文献总汇，况且洋洋洒洒其文献数量逾百篇之巨，恐怕也不应否认“一家之言”的存在。事实上，恐怕没有办法回避“志不同、道不同，不与同谋”必然带来某种交流的困难。但是，如果真的是为国家和科学计，岂不是格外需要彼此作袒露心灵的沟通？）
必须承认：尽管中国人不乏智慧，但是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恰恰没有能够首先诞生使用“形式语言”和注重“形式逻辑”的自然科学体系。从一个多世纪前的“西学东渐”开始，对于实际上承担了一个特定时代所赋予特定历史使命的“前几代”中国科学工作者而言，他们首先需要完成如何“大致看懂”西方知识体系，并将其“较完整介绍到”一个长期闭关锁国的古老土地上的问题。应该说，自第一代的邹容开始，到20世纪4－50年代回归本土的留洋学者为止，他们大体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特定使命。但是，随着中国人逐步摆脱闭关锁国、开始了解和认识西方文明的同时，本质上归咎于西方知识体系自身根深蒂固的种种弊端，以及数代赴洋东归的读书人仅仅承担“西学东渐”的特定历史使命，必然给这个曾经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留下甚至几代人都难以真正消弭的精神沉疴：一切盲从和崇拜西方，缺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尊、自信和自重，甘心自居无条件服从西方人所说一切的“尾随者”地位，甚至出现一些媒体特别指出“挟洋自重”的思想扭曲和精神畸形。
当然，局限于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需要人们重新采取一种“理性”的态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严肃思考和合理界定诸如杨振宁、陈省身等在世界华人圈子里有影响的人物。一方面，不能把不同研究者个体的“特性、人品”简单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在指出他们身上的许多重大弱点与不同缺陷时，又应该认识到这个“特定人群”必然呈现的某种“共性”特征，不应该对这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人物一味苛求。更为本质的，则是需要从立足于整个科学世界的大视野，意识到整个西方知识体系真实面对“空前认识困惑”的特定背景下，必须以一种“理性”的冷静，客观地认识、思考和评价这些代表人物的历史性印记。不仅于此，当时代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上再一次涌现“留学潮”的时候，可能它已经绝不只是“西学东渐”历史使命的简单回复。毫无疑问，对于国人特别是中国科技教育部门的当局者，或许特别需要对此作更多并更为理性的深刻反思：普遍存在“缺失科学理想”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已经严重地浸湿了年轻一代。
正因为此，现今中国大批“民间科学家”的涌现，首先应该视作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觉醒。同时，它还是人类科学事业持续发展之逻辑必然。并且，它终将成为中国人逐步摆脱“虚无主义”精神桎梏，开始学会“独立思维”的一个重要标志。事实上，当20世纪后期的中国大地骤然出现一个称作“民间科学家”的庞大人群时，人们同样必须以“历史审视”的特定视角，理性地对待当今世界范围内一个“堪称奇特”的现象。可以相信：中国大陆对于科学向往一种“群体式激情”的突然爆发，恰恰是一个虽然缺乏形式逻辑素养和现代科学研究传统却充满智慧和进取心的民族，伴随打破思维禁忌后的理性觉醒，甚至不妨视之为现代科学思想萌芽必需经历的一次真正洗礼。
更何况，仅仅凭借“职业”的不同，强行制造所谓“主流科学家”和“民间科学家”分野的方法无异于荒唐，它既不符合科学精神，也违背科学发展的历史真实。众所周知，华罗庚未成名前不过是一名中学生，他同样可能做出许多“职业数学家”力之不支的数学成果；而担任造币厂厂长的Newton以及曾经作为专利局普通工作人员的Einstein，同样可能成就为那个职业群体公认的“大科学家”是同样的道理。获取专事于“科学研究”的职业，或者获取某个“小团体”的科学奖励，并不绝然表示所做的一切就真的符合科学。相反，那些“职业科学家”凭借虚假的科学光环颐指气使，恰恰是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本原的亵渎。可以相信，那些习惯采取“以人议事”的方法、一切听从“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意志”的懿旨，以“科学共同体”所制定的法规作为判断“是非真伪”的唯一标准，却自以为承担“反伪科学”历史重任的勇士们，他们所做的一切同样应该归咎于他们因为完全不懂得科学而必然导致的简单冲动，甚至要足够的理由，怀疑他们对待“现代科学主流社会挑战者”那份强势和蛮横背后的功利主义色彩。必须承认：在职业选择和科学认同之间，绝没有任何必然的并且恒定不变的联系。每一个研究结果，都需要平等地经受科学规范的检讨。同样，没有一个能够永远体现科学精神、被固化了的以“科学共同体”称之的不变人群。过去并不能说明未来，即使获取Nobel奖也是如此。事实上，Nobel奖早已堕落为“科学共同体”用以操纵科学生活的重要工具之一，本质上几乎不具科学以内的任何实际内涵。
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往往“真伪”难辨，必须做出一种大致符合理性或科学精神的合理预判。显然，科学研究的真伪，绝不简单等同于对研究者所从事“职业”或所处“社会地位”的追究，也不在于是否曾经获得诸如Nobel奖之类看似高贵的奖赏，关键在于研究者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否真正符合科学精神，是否使用真正的科学语言，是否遵循科学论述的基本规则。提出“耗散结构”理论的Prigogine曾经获得1967年度的Nobel奖，对他的无端吹捧一度甚嚣尘上。但是，任何无视科学陈述必需的“客观性”基础，以“约定论”作为前提的杜撰本质上只能当“伪科学”待之。一旦Prigogine声称自己的理论可以无所限制地应用于物理、化学、生物学乃至社会学的一切领域，需要当作一种“普适真理”对待的时候，他已经置身于科学的对立面。早些年，Prigogine遭致西方科学主流社会的无情抛弃。只不过，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的理论体系存在“约定论”的虚妄，而是因为他违背了“科学共同体”共同制定的统一意志与行规。其实，如果稍仔细阅读杨振宁教授的许多文章，人们不难发现：杨先生几乎总是采取一种以“伟人言”立论，把经典理论某个实际上从未得到“逻辑证明”的形式表述作为后续推论的全部基础，甚至指望他人使用自己“读了一页甚至一行就读不下去”的所谓数学作为“推理”工具，那么，这样一种只能隶属于“独断论”范畴，本质上毫无逻辑可言的“断章取义”研究方法，必然与科学研究或科学论述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规则格格不入，并可以视为当今科学主流世界“伪科学恣意横行”的一种典范。此外，如果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检讨，那么，杨振宁教授所做的这一切，正是他竭力推崇他一再渲染“潜移默化、半懂半不断”的研究方法或心得，不断向年轻一代鼓吹“急功近利、实用主义”哲学理念必然造成的恶果，与最基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信仰背道而驰。
毫无疑问，如果人们希望对科学研究的“真和伪”做出某种合理预判，那么，其核心问题在于：
（1）首先，研究者使用的必须是规范的科学语言（众所周知，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存在Heisenberg曾经指出的大量矛盾。只是希望为重重矛盾的无理存在提供纯粹自欺的依据，量子力学才改变概念的本来意义或内涵，使量子力学的语言系统充满歧义，背离了科学语言的基本要素）；
（2）其次，相关论述必须符合科学论述必须严格遵守的“无矛盾性”规范（矛盾意味着自否定，必然导致荒唐和悖谬。然而，Einstein恰恰公然违反“无矛盾律”这个最基本的科学规范，把“相对论”建立在他所说的一对“矛盾事实”之上，轻信自己毫无道理可言的“直觉顿悟”，以至于整个陈述系统从头至尾充满矛盾和悖谬）；
（3）第三，并需要被视作一个最为重要和基本的判断准则在于，任何科学陈述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实体论”基础，相反，任何形式“约定论”的杜撰都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必须记住：人类永远不可能说出真正比大自然更多的东西。对于任何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陈述，它必然也必须隶属于那个被描述物质对象的自身，与形形色色研究者不一而足的“主观意志”歧见没有任何关系，并因此只适用于特定“物质对象”所构造的“有限论域”之中。于是，对于Gauss微分几何建立在“实体论”基础之上的前半段而言，若干陈述的“合理性”仍然逻辑地依赖于被称作“二维曲面”的几何实体，而绝不是真的渊源于Gauss“伟大智慧”的创造；相反，由于将全部推理建立在一个以“公理化假设”称之的“Levi-Civita向量平移”纯粹人为杜撰之上，Gauss微分几何的下半段、以及整个Riemann并包括陈省身、丘成桐所做的一切必然自始至终充满矛盾和荒诞。事实上，这不仅是许许多多需要解决的真实几何命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教授无奈坦言“永远不可能真正读懂这一切”的真实原因。毫无疑问，随意杜撰一个缺失“实体论”基础的“伪”科学命题，并热衷于在其上不断纠缠是一切“伪科学”的共性特征和核心内涵，并成为掩饰“伪科学”的基本手段；而对任何形式“约定论”的纵容，无论是美其名曰为“公理化假设”还是代之以“第一性原理”的称谓，都是对科学精神和人类理性追求的背离和最大反动）。
应该说，此处所说关于“科学真伪”的预判，不过是一些“初原、素朴并且自明”的基本道理。事实上，正因为对这些平常道理的违背，Bohr才会以“唯恐不够疯狂”的词语形容20世纪的物理学或整个自然科学体系。
然而，在需要严肃揭示和批判20世纪科学主流社会“背弃理性和否定实体论基础”的荒唐（应该将“荒唐”改称之“无奈”更符合实际和准确）的同时，令人完全不解的是：个别已经具有相当影响，并愿意以一种相当滑稽的方式将自己纳入“民间科学家”营垒的“半职业化”科学技术工作者，似乎同样喜好以虚妄的“天才人物”自恃，从而力求取代“科学主流社会”中他奋力抨击的“权威者”的地位。可以相信，如果这样一种期待之中涉及“特定人物”的更替得以实现，那么，它依然只是科学社会中发生了一种类似于“改朝换代”的轮回。并且，对于这样一些“民间科学家”而言，他们所持的理念，恰恰切合20世纪中后期西方哲学思潮一种曾经占主导地位，由Kuhn提出的“范式理论”主张：自然科学体系的发展没有理性和承继关系可言，需要界定为一种“认识变更”的“革命”过程，归结为某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共同理念”终将被另一个“科学共同体共同理念”所取代，一种“主观意识”范畴的革命。
当然，因为自然科学真正需要体现的只是不同形式“信仰、心理和社会思潮”的更换或革命，本来就没有“逻辑和理性”可言，所以无需对目前自然科学体系“大量矛盾”的普遍存在，以及对形形色色背离科学陈述必需“实体论”基础的“约定论（第一性原理或公理化假设）”主张感到讶异。所有这一切人们曾经视之为“反常”的东西，理所当然成为自然科学中的常态。进一步说，由于科学陈述没有严格意义的“真伪、客观性和可信性”可言，只能决定于某一个需要视作科学研究“领袖人物”或者必须以“科学偶像”待之的某个群体的共同意志。特别值得大家注意，直到进入21世纪，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代表人物的西方著名哲学家，R. Rorty仍然公开坚持他曾经提出一个称之为“种族中心主义”的哲学主张。在奥巴马都就任美国总统的年代，竟然会提出这样的主张看似十分荒唐，其实恰恰显示这位具有一定“分析哲学”基础的哲学家的天真和睿智。如果只能像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呈现给人们的那样，必须否定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基础和拒绝“逻辑相容性”原则，那么，Rorty提出的“种族中心主义”主张不仅在“思维逻辑”上没有任何不当，而且对一个“科学共同体”作为“最高裁判所”的无理存在及其潜藏的一切维护“西方利益”的本质做出一种力透纸背的揭露。毫无疑问，一个为杨振宁、何祚庥、方舟子等人竭尽全力予以维护的“科学共同体”体制，以及为了维护这个“小团体”的利益所设立的种种“审查考核评价”规章和办法，正是现今一切科学腐败的真正源头。
于是，随着20世纪后期中国大地一大群“民间科学家”的涌现，在他们渴求承担维护“科学纯洁性”的历史重担，期望严厉批判和纠正“科学主流社会”背离科学精神和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的同时，人们不得不保持高度的警惕，认真对待和尽可能防范这个新的群体可能同样受害于“功利主义”的影响，几乎难以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所造成的危害。不难看到，一些勇敢质疑和冲击“科学主流社会”的挑战者，在他们的内心难以掩饰一种充当“天才人物”的急切。而且，如果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考虑，许许多多挑战者与他们试图致力推翻的对手并没有任何本质差异，不愿意身体力行在基础科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的“追根溯源、循序渐进”规律，不明白这种研究规律的必然性根本决定于“逻辑规律”之使然。
正因为此，他们同样不愿意花费大的力气，首先真正读懂他们试图批判乃至希望取代的经典理论体系。（这与像杨振宁教授这样一些“科学主流社会”的代表人物坦言，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读懂他们试图维护的经典理论体系如出一辙。）一些挑战者急于求成，自以为稍有所获就喜形于色、难以自制。他们不愿意认真思考“逻辑前提”的问题，意识到在“错误立论”基础之上，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就无异于荒诞不经的简单道理。同样，他们无视现代数学体系的哲学基础存在众所周知的逻辑悖论，喜好“鸵鸟政策”的自欺欺人，不愿意理睬“决不可能因为某些‘人为认定’的提出，就真的可以免遭‘矛盾存在’困扰”一些本来不正自明的基本道理。凭借“直觉顿悟”构造“公理化假设”无疑过分轻松和容易。因此，他们似乎特别向往Hilbert、Riemann这样一些“公理化假设”的大师，热衷于追随西方人形形色色缺失“实体论”基础的无端揣测随风起舞。他们完全不懂得：只要是“约定论”的，无论是称之为“公理化假设”还是“第一性原理”，就已经置身于荒唐之中；并且，因为是“约定论”的，相应缺失“实体论”基础构造的约束，而任何缺失“约束”的陈述最终必然归于彻底悖谬，充斥着“主观认定”导致的歧义和矛盾。当然，他们不可能明白：寻找和发现“约定论”导致的矛盾和谬误过分简单和容易，而且恰恰需要将矛盾视之为一切“约定论”的本质属性。故而，他们往往把许多建立在“约定论（公理化假设）”基础之上，本质上不可能具有“正面建树”意义的“研究”看得过重，一旦发现经典陈述的某个矛盾或悖谬，或者解决了西方人杜撰而得只能视作“伪命题”的某个疑难，就真的把自己当作“天才”视之，并急于希望得到人们特别是西方职业科学家的承认。
数学是科学陈述的语言和工具。不仅于此，对于用以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体系而言，还需要把数学视之为自然科学体系一个极其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按照西方哲学的习惯思维，赋予数学以一种特殊地位的思想并不正确。作为自然科学体系的一个分支，数学同样需要遵从科学陈述的共性特征。因此，人们必须形成一种理性判断，现代数学体系面对的困境和整个自然科学体系面对的大量认识困惑一样，它的核心问题在于：一旦否定包括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体系必须严格遵循的“实体论”基础，容忍形形色色“约定论”的杜撰，那么，一切将陷入主观独断必然导致的荒唐和矛盾之中。
事实上，人们可以使用无歧义的形式逻辑语言作严格证明：一方面，拓扑公理、建立在纯粹人为假设之上的Gauss微分几何后半段以及整个Riemann几何，它们就是一个完全荒谬和充满矛盾的陈述系统。当然，一方面，这同样是诸如陈省身这样一些“几何大师”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在讲述有一半不懂的东西”的无奈，以及这种无奈背后蕴涵的某种必然道理；另一方面，面对二维几何实体上“向量场分布”的物理实在，如何为其“梯度场”构造恰当的形式表述，以及如何使用“逻辑分析和逻辑批判”的工具，剖析Maxwell方程组为什么数学上无法求解，进而怎样重新构造恰当“形式表述”系统，即一个恰当“数学物理模型”等许多实实在在但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科学命题，那个牢牢把持科学“裁决权”的西方科学主流社会，不仅自己缺乏解决这些重大科学命题的能力，而且与李子丰教授针对中国科学现状所描述“自己不作为，也不让其他人作为”的丑陋如出一辙，摆出一付霸道蛮横的面孔，同样不容他人努力探讨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也恰恰因为此，笔者十分欣赏李子丰教授的敏锐和果断，在面对“第四空间、时间隧道、宇宙大爆炸”等本应视之一目了然的荒唐杜撰，却长时间为西方科学社会热议、而习惯于“尾随哲学”的中国科学界则唯恐落伍趋之若鹜，以至于严肃的科学研究完全降格为科普读物的随意想象时，他敢于作许多人所不敢为，公开以“伪命题”称之。但是，十分可惜的是如其坦陈，因为缺乏对哲学、数学和物理学较为广泛的了解和深厚功底，所以李子丰教授的许多论述原则上只能大致纳入“直觉判断”的层次。而且，同样如其所说，这种批判自然容易得到西方知识社会不少人的呼应，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批判缺乏一种真正理性意义的说服力，类似这样的议论不可能真正成为中国基础科学振兴的脊梁，同样需要切实防止将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引入一种“缺乏实质内容”的“虚假议论”倾向。
应该意识到：20世纪的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同样不能一概而论。不仅是Einstein、Bohr、Heisenberg、Dirac等理论体系的构建者，而且还有类似于Landau这样一些理论体系的阐述者，他们恰恰与Nobel奖获得者S. Weinberg、杨振宁之类本质上因为完全没有读懂自己简单认同的理论体系，以至于本能地曲意粉饰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做法完全不同。许许多多西方学者同样充满对于科学的真诚向往，他们深知知识体系存在的明显缺陷，以至于针对目前自然科学体系普遍存在矛盾的反常和无理不断向人们提出中肯告诫。一位最初致力于探讨数学和天文学，最终转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哲学界有影响的“非理性主义者”Feyerabend曾经尖锐而不无深刻地指出：只有“智障者”才会真的拒斥逻辑，所谓的“非理性主义”只不过要求人们实事求是地承认：人类“没有能力”真正做到符合逻辑而已。但是，这些诚实的“非理性主义者”却忘记这样一个简单道理：一旦公然拒斥逻辑和理性，那么，一切关于“怎样做才真正合理”的讨论，乃至他们自己主张的“合理性”也不再存在。理性是理智人类的永恒追求。中国科学要振兴，中华民族要能够真正步入世界民族之林，仅仅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把为西方知识社会许多诚实学者早已熟知，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充满认识困惑的真相告诉中国的一般民众，最终实现破除对“科学共同体”的迷信还远远不够，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做出切实的努力，解决西方人没有能力解决的众多哲学疑难和科学疑难。
必须始终牢牢记住：人类永远不可能说出比大自然更多的东西。因此，诸如“哥德巴赫猜想”之类，只能建立在“约定论”之上的一切研究和探讨，本质上就属于不值一提的“伪科学”范畴。无视数学基础众所周知的逻辑悖论，将中国科学的振兴寄托于“约定论”数学的胡乱揣测之上，显然是一批“不懂科学”却“寄生于科学”的管理者无视科学的基本准则、违背科学的良心和起码的科学道德，再一次糊弄中国大众的拙劣行为。在人们尚不知如何恰当建立数学体系哲学基础的时候，那些一直困扰西方人的“如何重新恰当认识Euclid几何、如何合理认识数系的拓展”等许多基础性的重大数学命题都不可能解决。
面对无尽大自然，对于一个笃信“实体论”基础的科学工作者，如果他真的有所独立建树，那么，可以断言：他一定能够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任何真实意义科学研究成果的获得，在逻辑上并非真的能够归于发现者的独立创造。充其量只是这个发现者可能拥有比别人多了一点机会，曾经付出更多努力，甚至也的确比一般人聪明一点，以至于能够最早发现其他人原则上同样可以发现，并且在逻辑上必须仍然严格隶属于大自然自身的一隅罢了。倘若不然，所谓的科学研究结果就一定是虚假的，与科学的本质内涵和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因此，一旦对这个平常道理了然于心，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自然会保持一份平和、冷静和信心。但是，对于“约定论者”则完全不然。研究者无以穷尽，人们提出的不同“人为约定”同样无以穷尽。然而，如果唯有某一个约定为真，可以并必须把相关陈述系统建立在这个特殊的约定之上。那么，提出这个约定的人，自然成为“超凡脱俗”的伟大人物，也难免为自己的“伟大创造”激动并欣欣然。毫无疑问，这才是一个认同“约定论”的西方主流科学社会，必然也必须渲染“天才论”的根本原因。仍然基于此，一个被称作“科学共同体”的特定人群，才可能为他们的最终“裁决权”取得合法的依据。当然，这同样是杨振宁教授之所以如此心安理得，享受他口口声声“上帝给予太多惠顾”的缘故。故而，人们面对两种完全相反的科学观，在科学追求、研究方法、认识理念等所有方面都彼此对立、南辕北辙。只要自觉接受自然科学必须拥有的“实体论”基础，就一定会诚实地维护自然科学必然内蕴的“公众性”特质（为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哲学家Peirce首先提出）；相反，如果认同现代西方科学主流社会的主张，建构和组织一个称之为“科学共同体”的小团体，将这个小团体的“共同意志”置身于科学之上，作为裁决一切的最高法条，他们自然就是“上苍”的代言人，理应充分享受科学。显然，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科学观，同样成为区分“科学真伪”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之所以重复这样的命题，只因为对“科学大师”一种习惯性的偶像崇拜，并不仅仅为“科学主流社会”专有。相反，它同样是“民间科学家”一种同样需要切实防止的错误倾向。而且，对于这个“特定”的人群而言，因为他们明显缺乏科学知识整体的厚实基础，通常无力掌握从事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必需的数学工具或分析手段，习惯于作更多“直觉意义”的判断，思维格外容易走偏端，因而往往潜藏把科学“神秘化”的更大倾向和危险性。事实上，这也是这个“特定人群”中的部分人格外喜好谈论老子、庄子，甚至把中国科学的进步寄托于“易经”之类另一种玄学的原因。因此，摆脱对“人”的谈论，鄙视对“科学偶像”的崇拜，努力探讨本质上“与人无关”的实实在在科学命题，始终成为科学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途径和永恒主题。
事实上，当李子丰教授在其所附文章中，指出在当今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一个“人数不多却神通不小，把持着学术走向，自己不作为，也不让人作为”的特殊群体，从而长期形成一个十分腐朽和无能的“学术权威”体制，并最终必然导致一个“无人搞科学、泱泱中华无科学”的可悲局面时，这个批判暴露了中国科学生活普遍存在的反常现象和亟待解决的体制性弊病。人们不难发现：要解决许许多多众所周知的科学疑难，其最大障碍其实往往并不在科学以内，而是那个与科学精神完全背离、异化为用以维护某些“享受科学”的“利益共同体”的腐败机制。但是，正如笔者在相关著述曾经指出的那样，面对所有这一切反常现象，还必须形成一种理性意识：中国科学腐败的真正源头并不在中国，在于肆无忌惮纵容“约定论”泛滥的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在于他们通过“刊物、大学排名、不同名目的奖励”精心编织而成的“科学共同体”运行机制。或者说，中国科学界普遍出现的反常和腐败，虽然有自身的体制问题，但是这种体制本质上正是西方科学世界把自然科学曲解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的缩影和必然结果。因此，在需要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反思30年来中国科学的发展历程，惩治腐败，创造有利于基础科学研究健康发展的必要环境时，同样需要一种“开放的世界性”的视野检讨一切，正视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在中国科学界代表人物的真实存在，肃清这种存在长期形成的导向性恶劣影响。
反思过去，其中一个最值得“职业科学家”和“民间科学家”以及科学技术管理部门的官员共同关注的问题是：多年来，我国从上之下对“Nobel奖”久盛不衰愈演愈烈的追崇和急切，不仅无味耗费大量钱财，与科学精神和科学追求背道而驰，而且恰恰表现一个“后进民族”因为理性严重缺失难以避免的幼稚和愚昧。不是推崇求真务实的精神，激励人们以理性和平等的态度，努力解决西方人长期无力解决的许多众所周知的重大认识疑难，而是默认理论基础大量认识前提的错乱，追逐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某一个奖项，将中国科学彻底引入歧途。一旦容忍将科学陈述的“合理性”完全寄托于“约定论”辩护的自欺，任何形式的奖励也没有丝毫科学以内的本质意义。相反，缺乏信心和勇气，不敢面对和正视西方人一个世纪、数百年乃至两千余年没有能力的解决的重大科学疑难和哲学疑难，那么，就永远没有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基础科学研究。再次指出：对于“Nobel奖”的盲目崇拜，恰恰表现为一个国家因为缺失科学研究的传统和积淀，却又急于求成，最终必然导致一种“社会性整体”层面的幼稚、狂热和冲动。对于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反常，不少外国友人早已向国人多次提出中肯告诫。但是，就是有个别如李子丰教授所说“把持学术走向”的大人物，他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祖国科学事业的崛起和振兴，他们内心唯一担忧的恰恰是一般民众的理性回归，由于“Nobel奖热”反常的降温而失去充分享受科学的全部资本。
显然，谈及我国科学生活中持续30年的“Nobel奖”导向错误，就不能不提到笔者前些时发表的文章，其中公开提出中国科学界存在“杨振宁现象”的问题。可以明确指出：杨振宁教授就是当今西方科学世界中，一个称之为“科学共同体”但本质上只能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全部目标的小团体，派驻在中国科学生活中的精神领袖。也可以说，杨振宁教授就是李子丰教授所描述腐败“学术机制”的总代表，一方面拒绝一切科学命题的讨论，另一方面却神通不小，一切为他沾沾自喜的“上帝惠顾”而服务。
许多年来，不少中国媒体以及杨振宁教授所任教的清华大学大学生网站，对其大量行为失察的议论不绝于耳。但是，不少议论往往纠缠于平凡琐事、行事风格或个人品质，没有能够真正触及杨振宁现象的本质。正因为此，在中国的科学界，一方面，杨振宁教授始终扮演无所顾忌、颐指气使、呼风唤雨的角色；另一方面，我们科学技术管理部门的官员，由于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科学，以及对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和玩弄于他们股掌之间的Nobel奖盲目崇拜，长期处于无作为状态。事实上，许多大学生、教师以及一般民众，根本源于对科学无知以及与之相伴的Nobel奖情结，自然将其当作凤毛麟角具有华裔血统的“科学偶像”崇拜。应该说，正是利用民众对于科学的朴素感情，杨振宁教授才会感言自己得到了“上帝”过多的惠顾。但是，其要害远不只是必然浪费社会大量宝贵资源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自己不作为，也不许他人作为”的强权及其给中国科学造成的恶劣影响。与一般人受限于“知识层次、理论修养、见识视野”完全不同，杨振宁教授的所作所为应该看作一个彼此关联的有机整体，是故意而为之。虽然杨振宁教授同样存在自己所说“读了一页甚至一行就读不下去的数学”，以至于只能求助于“职业”数学家帮他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许多年来，他一直向中国的年轻学子宣传自己的那套极端“享乐主义”和极端“自私自利”的人生观，试图以此为自己情趣低俗开脱，从而给年轻一代造成极其不良的长远影响。并且，决定于自己的价值观，杨振宁教授才会特别推崇自己所说的那一套“浅尝辄止、似懂非懂”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从而与一切科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
纵观人类深化认识大自然的历史长河，肇始于20世纪的Nobel奖无疑过分平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且，即使“过去”曾经做出某种重大贡献，也不能由此证明“未来”的一切。更何况，正如李政道先生所说，物质世界的不对称才是永恒的和绝对的。故而，如果说当初人们对于“宇称守恒”的向往，只表示那个特定时代科学主流社会的思想过分幼稚，那么，杨振宁教授将只可能“条件存在、有限真实”的“对称性”形而上学化，只能视作理性认识的严重倒退。当然，这也是杨振宁教授即使求助于“职业”数学家，最终仍然不可能完成他的“规范场论”根本原因。美国科学哲学家Sarton曾经最为透彻和深刻指出：对“科学偶像”的崇拜是一种最坏的形而上学。此处，之所以又一次特别提出杨振宁现象，就在于希望人们形成一种理性判断：需要时刻警惕李子丰所说“自己不作为（因为腹中空空），也不让他人作为（强蛮无理霸道）”的“学霸式”人物。国人特别是我国的“强力型”政府，需要重新以一种符合理性、平和、冷静的态度，以横亘世界、纵贯历史的大局观，严肃对待我国科学生活中杨振宁现象的极大反常。否则，甘心充当千疮百孔西方科学体系的附庸，中国科学无法前行，永远遭世人嗤笑。（笔者于2008年12月间，曾经在自己的网站以《严肃对待我国科学生活中的杨振宁现象与严肃检讨杨振宁对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导向性错误》为题，郑重提出一个称之为“杨振宁现象”的严肃命题。）
不能把“物质决定精神”看作空洞的口号，它往往逻辑地被赋予一种“普适性”的意义。事实上，现代科学主流社会呈现种种腐朽没落现象，原则上只是西方自然科学体系面对太多认识困惑的某种必然，以至于只能凭借形形色色“约定论 —— 唯心主义”的自欺掩饰大量矛盾的真实存在。既然否定科学陈述的“实体论”基础，无需服从满足“逻辑自洽性”的理性原则，那么，真正的科学就不复存在，并且必然给Einstein称之为“理应从科学的庙堂被驱逐出去”的实用主义者，以及像杨振宁教授那样一些公开宣传“享乐主义、感激上帝惠顾”的职业科学家以“投机科学”的机会。但是，追名逐利不只是科学主流社会的专利。必须看到，一些自以为承担“批判主流科学世界”大任的勇士们，同样不愿意花费大力气在实实在在的科学命题之上，而喜好沉溺于缺乏“实体论”基础“伪科学”命题的炒作，以充当虚幻的“科学偶像”作为自身努力的目标。为此，在批判目前世界科学生活普遍存在学术腐败的同时，人们格外需要对另一种潜在的危险倾向保持足够警惕。
作为笔者多年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一系列主要研究结果的汇编，《自然科学体系梳理》一书的第一版出版于2004年。当时，之所以要撰写一本世界上几乎无此凡例的书籍，只是在笔者所任教大学主要领导的支持下，借参加当年秋季在北京召开“香山科学会议”之机，希望与会学者对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一个个西方人尚没有真正解决的实实在在科学命题予以切实的关注，并进而能够针对这些命题逐步展开严格科学意义的讨论。人们必须理性和客观地面对这样一种真实，主要由西方人所构建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不仅远未完善，而且由于太多矛盾的存在而陷入空前的认识困惑之中。因此，必须以西方人曾经引以自豪但却最终被他们无奈放弃了的“逻辑批判”武器，对主要由西方人所构建的自然科学体系进行一次“历史性和全局性”的梳理。意料之外其实也意料之中的是：这一命题一经提出，被李子丰教授称之为“维相派”和“反相派”这两个看似敌对的营垒几乎立即联起手来，予以许多情绪化的强烈批判和反对。虽然至今几乎没有任何人对其中的命题以及重新构造的结论提出批判或异议，他们共同反对的似乎只是“自然科学体系需要梳理”这个命题的本身。于是，这种现象再次告诉人们，把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者简单分割成“职业科学家”和“民间科学家”两个营垒纯属想当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和科学层面的本质内涵。事实上，一种与科学命题无关、决定于研究者“职业”的分野方法，反而会淡化目前科学社会矛盾、冲突和紊乱空前存在的严重性，掩盖了其背后潜藏的深刻内涵，并将针对科学命题必须进行的严肃探讨扭曲为不同人群之间永无结果的无聊对峙。事实上，正如开篇之始特地指出的那样，一切与“认识论”或“知识体系”相关的争论，最终必然归结为李子丰教授在其文章中明确提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对立。
值得指出，让笔者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作为此次香山会议三位主席之一、长期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陈佳洱院士，在会议结束时做了一个“曾经令笔者深为感动”的总结发言。在总结发言中，陈佳洱先生这样指出：“许多年来，国家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投入了相当庞大的经费。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做出来。现在看起来，恐怕真的要对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做一次梳理才行。”除了对需要对自然科学体系“进行梳理”的主张明确表示支持以外，他还特地告诫与会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绝不能急功近利，一定要化大的功夫，要有做20年冷板凳的思想准备。”
平心而论，陈佳洱先生所说其实并没有太多新鲜的东西。只是类似于马克思所作“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等许多曾经为大家耳熟能详，并理应自明的普通道理。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这些曾经视作素朴平常的普通道理已经被整个科学社会彻底遗忘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体制性”的浮躁和轻率，乃至“指鹿为马”式的公然欺骗。人们看到，诸如杨振宁教授这样一些以“科学偶像”自居的大人物，在心安理得享受“科学”给予他们的一切，把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异化为以“获取Nobel奖”作为最高目标和全部标志，以至于能够为其孜孜以求、沾沾自喜的“上帝惠顾”提供期待中的“道德和法律”依据时，他们向年轻一代灌输的一切必然与科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法则背道而驰。多年来，杨振宁教授不断公开宣扬低俗的人生追求，将科学研究定位于如何实现“个人目标”之上合理化。此外，还向年轻学子灌输他的所谓研究心得：鼓噪不必为“陷入自己完全不懂的事情”而担心，粉饰甚至推崇“在前沿领域里，你总是半懂半不懂”的浮躁和荒唐，把作为科学研究之大忌的“不求甚解”变作他所称颂的“潜移默化”捷径。毫无疑问，一旦丢弃科学理想，默许和纵容对“功利主义”这样一种肆无忌惮几乎赤裸裸无忌惮的宣传，追求科学真理的人类科学事业必然荡然无存，中国独立自主的基础科学研究更无从谈起，中国数代人孜孜以求的伟大民族复兴只能是永远遥不可及的梦想。根据杨振宁教授的逻辑，国人需要的只是他谆谆告诫的“震撼心灵科学宗教”情结，永远甘居西方人之后的“奴化”心态，接受20世纪西方科学主流社会的“约定论”主张，永远顺从“科学共同体”制定的一切法条，容忍和确信形形色色“公理化体系或第一性原理”的独断。（据报端报道，杨振宁教授近日又突发奇想，提醒国人要差不多30年以后才有“可能”获取Nobel奖。说白了，这个预测的潜台词之一是：中国人冥顽愚昧，实际上永远不可能有自己的基础科学研究；潜台词之二则是：唯有杨振宁教授自己才是绝无仅有、故而需要国人永远视其为“国宝级科学偶像”的伟大人物。）
科学研究，特别是涉及理论体系基础的科学研究，永远不可能一蹴而就，否则也不可能存在如此众多西方人无力解决的“世纪性和世界性”科学疑难和哲学疑难。操纵于西方科学主流社会的Nobel奖，被注入太多的“功利主义”色彩。获取Nobel奖不仅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恰恰是西方科学主流社会用以粉饰太平和维系“科学共同体”无上权威的麻醉剂。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的许多“反相派”人士，同样是“Nobel奖”的拥趸和狂烈向往者。从基本科学理念考虑，他们与他们所批判的Einstein在本质上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同样将自己的研究完全寄托于“直觉顿悟”的启示。正因为此，他们没有完全认识到：Einstein因为从来没有真正读懂Newton力学，无从回答Leibniz对Newton“时空观”的合理质疑；从来没有真正读懂Maxwell基本方程，所以根本不明白该方程完全不符合“数学物理模型”的必要形式和条件；由于完全不懂得形式表述“不变性”的真实意义，以及如何对形式表述是否具有“不变性”意义作判断，不知道如何区别“坐标系”和“参照系”两个内蕴完全不同的概念作区分，才胡乱提出Lorentz变换赋予Maxwell方程以“不变性”的妄想；以至于最终除了杜撰“时空观革命”这样一种纯粹“神学”意义的独断，Einstein几乎从来没有对经典理论真实存在的任何“不足、不当乃至错误”提出名至实归的批判。因此，尽管存在李子丰教授所说为“生存计”而不得不面对的众多艰难，但并不能成为科学论述放松“严谨性”要求的理由。进一步说，原则上并不存在因为自己不是一名“职业”的基础科学研究者，所以就能够为难以避免的“草率随意”提供借口。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和地域的入口处是如此的相像，这里容不得半点犹豫”。因此，人们必须认识到：只有愿意并切实付出极大努力，化大的功夫认真学习经典理论，必须首先真正读懂前人希望表达的东西，了解他们曾经面对的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继而发现和揭示经典理论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不当与错误，才可能真正解决前人没有认识到的或者因为时代局限性无法解决的众多认识疑难。否则，无论是被批判还是希望加以进一步发展，如果经典理论体系都没有认真读完，只是像杨振宁教授那样自满或自得于“一半懂一半不懂”的混混沌沌，并每每相信自己拥有洞察旧理论体系要害的“超人”智慧或天赋，那么，一切仍然只是延续Einstein或者现代西方科学世界使用的“约定论”思维方法，最终必然陷入Kuhn“模式理论”为自然科学所界定“不同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革命”的荒唐之中。而且，一旦相信凭借一己之力，已经“创造”出一个更为完备的“普适真理”体系，必然觉得距离最初制定“获取Nobel奖”的最高目标不再遥远，内心格外为自己遭受的许多“不公和艰难”忿忿不平。
毫无疑问，人们必须形成一种自觉的意识：人类的科学事业是严肃和神圣的，科学研究需要扎扎实实的求学精神，需要厚实的理论基础和广博知识积累的支撑，需要严格遵循学习和研究必须遵循的循序渐进规律，需要从科学乃至哲学的每一个基元理念开始，一点一滴、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科学研究永远没有捷径可走，任何真实意义的进步，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和代价。那种浅尝辄止、好高骛远、急于求成的努力，与科学的本质格格不入。故而，此处针对李子丰教授“非职业论”所做的批评应该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基于“平常意识”做出的许多判断，往往与科学内蕴的“公众性”特质契合。但是，随着涉及的命题越来越多、复杂性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那种依赖于“常识意识”的直觉思维模式的可信性离人们的期待也越来越远。当然，这同样是笔者在不同场合一再指出，Sarton所指出的“百科全书式”研究方法并不是可以凭借主观意志的自由选择，而是所有基础科学研究者必须严格执行的不二法门。反过来说，如果问题真的如此简单，也不会成其为西方人一个世纪乃至数个世纪无力解决的“世纪性和世界性”难题，当然也不可能留给我们中国人以最终化解难题的“历史性”机遇了。不仅如此，任何一个概念即使看起来似乎天经地义，往往还需要学会对其自觉做出必要限制。如果没有限制，一个原来合理的理念仍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如果我们的“民间科学家”不过着眼于“表面形式”的变化，所有本质的东西依然如故，最终同样不可避免陷入“主观独断”的泥潭。这样的做法不仅大量虚耗社会乃至个人的资源，还会干扰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健康和正常发展。
总之，为了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逐步形成一种理性、正常和充满活力的环境，一方面，必须认真检讨科学主流社会太多腐朽没落的东西，加强科学理想和科学道德的教育，严肃对待杨振宁教授这样一些内心崇尚“实用主义”和倾心于“自我价值实现”的科学投机分子，彻底清算他们给中国基础科学研究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对于为此做出重要贡献的“非专业”人士，同样需要加强自身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知识的积淀，保持至关重要的一份平常心，切实防止真实存在的“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危险。在此基础上，需要彻底改变科学研究中“以言代法、以权威意志作为科学判断的唯一依据，从而一切只能围绕‘人’的褒扬贬抑乃至一种纯粹‘社会学’意义无休止争论”的严重扭曲；需要重新赋予科学以本原的“物质”内涵，重新确立符合于逻辑的“理性”原则，打破“人”的壁垒，彻底清除形形色色“科学偶像”的虚幻及其造成的恶劣影响，重新恢复“科学争论”和“科学探索”的常态，即构建“针对一个一个具体的科学命题，追根溯源，努力使用‘无歧义’的科学语言，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基本科学原则，进行充分交流、争论和反驳，逐个寻求答案并最终达致共识”的科学论证方法和评价机制。

6. 正视现代科学体系“种族烙印”的现实和赋予“反伪科学”以实在内涵
科学无国界。共同生活于地球之上的智慧人类，拥有共同的理性追求和理性向往。不仅于此，地球上所有不同种族的人民还需要团结起来，构筑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和接受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严峻考验。此外，科学陈述必须契合于自存的大自然。或者说，只有独立于不同研究者“主观意志”可能形成的一切认识歧义，才可能真正称之为科学。因此，人类的知识财富，理应逻辑地隶属于整个智慧人类。
但是，现今人类只能将“科学无国界”视作一种遥遥无期的理想化。首先，从科学以内考虑，面对无尽的大自然，目前人类的认识水平尚远未真正达致理性。特别是20世纪的西方科学世界公然纵容形形色色“约定论”思潮的重新泛滥，本来用作描述大自然的科学体系由于不具“客观性”基础而相应失去知识体系必须具备的“公众性”特征。这样，林林总总决定于研究者“主观意志”的杜撰应运而生，必然被注入只可能隶属于研究者“个体及其种族”的鲜明烙印。当然，更为根本的是，现今世界远不公平。一方面，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国家，他们的人民甚至无法保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霸占太多资源和拥有雄厚资本优势的西方世界，内心追求的只是怎样随心所欲享受人生，祈祷所说的“平等博爱”不过是求得某种心理平衡的需要。于是，无论从“客观真实”还是从“主观欲念”两方面考虑，人类的自然科学体系就是一个称之为“科学共同体”的利益群体手中的私器。人类对于“科学无国界”的真诚期待，不仅始终是从未兑现的空白支票、虚伪的说辞和不可企及的幻影，实际上还蜕化为《科学共同体》欺世盗名，维系其绝对权威地位的工具。
因此，许多内心善良、真诚向往科学、期待完成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国人，特别需要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纵观当今世界，它和人类对于“公平、公正、平等、和谐”的美好向往差之甚远；而且，在那种鼓噪一切都围绕“自我价值”的实现、公然将追求享乐视作“人类天性”的“西方文明”中，科学从来没有“无国界”可言，并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化作掠夺欺诈其他弱小民族的凶蛮武器。（顺便指出：国人目前盲目追求和努力效仿的“市场化”机制，其实同样从来没有真正的平等公正可言。这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单纯凭借“扩大消费刺激生产”的竞争机制，不仅只可能操纵在掌握最大财富的极少数西方人手中，成为极少数人榨取极大多数人财富的手段，而且后患无穷，由于极大浪费和摧残人类共同拥有的有限资源，最终只能加速整个人类的自我消亡。）
事实上，对于一个以“主流科学社会”称之的特殊“职业者”群体而言，尽管可以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善良正直、兢兢业业、心存科学理想，并且只是基于对“科学共同体”的信赖，或者只是基于对“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一种习惯性的强烈依赖，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那些被“科学共同体”界定为“第一性原理”或者“公理化假设”的东西，并以为非此而不能为。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一旦容忍“直觉顿悟”的杜撰，抽去科学陈述必需的“客观性（独立于研究者主观意志）”基础以及由此而必然内蕴的“公众性”特质，那么，一切只能像活跃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西方哲学家R. Rorty诚实预言的那样，人类的知识体系最终只能被赋予“种族中心主义”的本质。于是，科学无国界的箴言自然成为虚妄的谎言，而“科学共同体”需要视作某一个特定人群“利益共同体”的本来面貌暴露无遗。也只有此，当杨振宁以及何祚庥之类的大人物，手中总是持有两把完全不同尺子、扮演两种完全不同的面孔，以完全不同的标准对待国人和他们希望跻身于其中的西方科学主流社会的时候，人们才不会对他们种种“非理性”的行为感到诧异。
与此同时，人们必须认识到，能够击中要害，让这个只能视作“利益共同体”的特定人群真正惶恐不安的只能是：重新回答Michelson-Morley实验如何恰当解释、何为惯性系、怎样为数学体系构建合理的哲学基础等西方主流科学社会熟知却无法解决的命题，而绝不是许多“反相派”人士所热衷一种新的“相对论”对原有“相对论”的更换，这样一种不同“主观独断”之间的轮替。毫无疑问，既然你同样无力解决科学世界众所周知的认识困惑，那么，对于习惯于高高在上、操控科学话语权的“科学共同体”而言，他们怎么可能或者为什么必须接受“草根”们的另一种独断呢？正因为此，人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面对许多众所周知的科学疑难，科学主流社会严辞拒绝任何使用科学语言的严肃讨论，却往往容忍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神学理念”重新泛滥，试图给人以“宽宏大量、民主公允”的虚假印象。当然，这就是杨振宁教授、何祚庥院士之类的大人物虽然口诛笔伐“叛逆者”的浅薄、无知和愚昧，他们的内心却往往崇信上帝，直接或者间接地给“易经、问卦、求神”大行其道提供种种方便的缘故。可以相信，只有本着素朴和自然的“理性”意识，努力使用“逻辑批判”的武器，对整个西方知识体系进行一次“正本清源”的梳理，才可能动摇和摧毁一个异化为“利益共同体”的“科学共同体”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肃清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西方至上主义”在科学领域长期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流毒，解决许许多多西方人没有能力解决的哲学疑难和科学疑难。
一旦拒绝科学陈述（同样包括“数学体系”在内）必需的“实体论”基础、进而否定任何合理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相容性”原则，那么，科学已经在本质上不复存在，只可能蜕化为某个“利益共同体”共同意志的独断。被西方人称作“几何大师”的陈省身先生，在Princeton《纪念Einstein诞生100周年》的大会上曾经坦言“自己在讲述一半没有读懂的题目”。尽管可以视作“自由思想”的奇妙，但是不可能掩饰“自由思想”必然导致混沌无知的尴尬和本质。于是，不仅陈省身先生为现代微分几何所做的“巨大贡献”最终化作子虚乌有，而且以“约定论”为基础的整个现代微分几何被置于荒诞无稽的困境之中。（必须形成一种理性判断：人们永远不可能真正读懂建立在“约定论”基础上的人为杜撰。并且，这不仅是对数学知之甚少却总是以“数学家”唬人的杨振宁教授，不得不承认自己根本看不懂他需要使用数学工具的根本原因，同样，还是陈省身这样的“几何大师”不得不在自己几何学著述的最后告诫人们“无穷阶光滑可微”的几何实体并不存在，往往要代之以“离散集合”的缘故。）尽管如此，对于这样一些从来没有真正读懂前人所做，并且心甘情愿继续作永远无法读懂自己创造的“大师”们，西方科学主流世界从来没有吝啬他们的赞许。因为面对自然科学体系矛盾重重、千疮百孔的西方科学主流社会深深懂得：为了维系“科学共同体”必需的最高权威与相关利益得以继续存在，它的唯一基础就是不为一切所动的“盲从者”坚定信仰，特别是对Gauss、Riemann、Hilbert、Einstein等“主观独断”杜撰者，被杨振宁教授恰当描述为近乎“宗教情结”的信仰。
于是，人们看到：杨振宁教授在世界华人的小圈子里不断兜售“自己是当代物理学奠基者之一”的虚假光环，而这种被李政道先生斥之为“故弄玄虚、自夸自赞”的做法几乎完全违背西方“文明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难免遭致西方同行的发自内心的嗤笑。事实上，在“科学共同体”印刷的文件中，从来没有人认真理睬过杨振宁教授这样一种寡廉鲜耻的自我炫耀。尽管如此，除了李政道先生因为个人之间的争论，绝不会有人公开站出来谴责这种一般人羞于为之的自夸自赞，其缘由正在于更看重一个“命运共同体”彼此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并且，西方“文明社会”的这样一种做法也应该是大体合理或者是可预料的。既然主要由西方人所构建、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只允许被视作是“约定论”的，那么，与Rorty深刻揭示“种族中心主义”的真实一致，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只能属于西方人的，杨振宁教授试图混迹于“奠基人”的营垒，与历史的真实完全格格不入，只能成为许多西方人暗暗嗤笑的大笑话。如果对杨振宁教授特别引以自豪的“规范场论”重新考察，人们可以看到：它不仅同属毫无意义的杜撰，而且更为可笑的是：其得以存在的依据只是他自陈从来没有真正读懂的“微分几何”，以及他实际上同样没有真正读懂的“规范变换”。
毫无疑问，处于重重矛盾和认识困惑中的西方科学主流社会清楚地知道：随着世界的格局不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Rorty所说的“种族中心主义”主张，真实刻画了目前只能以“约定论”作为唯一基础的自然科学体系的本质，但是公开接受或展示这种真实显然极不明智。因此，为了维系一个与“科学本原、科学理想”毫无关联的“科学共同体”继续存在，他们恰恰需要所有像杨振宁教授这样一些名缰利锁，本来就没有真正的科学信仰和理性追求，被Einstein斥之为应该被逐出科学殿堂的人物。这些“高等东方智者”可能做的以及期望做的一切，无非是重复或延伸诸多西方“天才人物”的大胆立论。这样做，不仅绝不会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约定论”根基有任何触动，从而危及“自我人生追求”的实现，反而可以充分“出卖”自己的智慧，与那个一切以维护“至高无上”权威地位的“科学共同体”在各自利益最大化上实现双赢。进一步说，只要“科学共同体”继续容忍或依赖自然科学体系的“约定论”基础，那么，对于这个本质上早已蜕化为“利益共同体”的特定人群而言，他们真正需要的正是“盲从者”彻底放弃独立思辨能力的奴化意识，并一定会适时地给予他们无足轻重的奖赏。毫无疑问，这才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能够以一种十分滑稽的方式，得以长时间高高在上的原因。这个最高“仲裁机构”年复一年，对许许多多“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做出裁决并给予丰厚的奖励，但是，就是不愿意诚实面对众所周知的大量科学疑难，完全采取一种“鸵鸟”政策，拒绝回应“从每一个基元命题开始，对西方哲学、数学、物理学进行符合于逻辑体系性梳理”的重大命题，对在“理性梳理”基础之上已经取得一系列研究结果毫无兴趣。当然，无论怎么做，甚至公然否定逻辑和客观性都可以，但是，唯一不允许任何“东方人”做的是质疑、批判和改进西方人所构建自然科学体系的根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一些步入“美国科学界上层”的华裔学者，曾经不止一次讲述他们的艰难经历：只要出现对西方经典理论体系的基础提出怀疑或批判的苗头，几乎立即不能在美国的大学继续容身。）
必须形成一种合乎逻辑的理性判断：一旦因为面对太多矛盾，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只能无奈地把自然科学体系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信念”的集合，完全抽去自然科学必需的“实体论”基础，否定一切合理陈述必须服从的“无矛盾”原则，那么，西方人主宰的科学世界永远只可能呈现“顺昌逆亡”的僵死局面。同样，如果这种局面没有得到真正改变，那么，国人热切期待的中国科学振兴只能成为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空话。许许多多“热心科学”的人士高举“反对伪科学”的大旗，但是当“何为科学”以及“何为伪科学”的前提性命题始终不得其解的时候，他们似乎完全不明白：主宰生杀大权的西方主流科学世界，正是当今一切“科学腐败猖獗、伪科学横流”的真正源头。如果说，连M. Kline这样一些几乎从不掩饰“西方至上”情结的数学评论家，都不得不站出来，痛斥目睹数学基础众所周知的尖锐矛盾，每年美国《数学评论》刊物仍然要罗列逾1万件以上重大数学研究成果的极大荒唐，不得不为许许多多的“数学家”一切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却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文章“对和错”而痛心疾首，那么，目前愈演愈烈的“学术论文数量”排名、全世界著名“学术刊物和大学”排名，以及“Nobel奖热”愚昧的持续发酵，所有这一切都与人类共同拥有的科学追求和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异化为催生形形色色“科学腐败和伪科学”泛滥的源泉和发动机。
国人必须认识到：当今世界远未和谐，在科学的“裁判权”和“话语权”已经没有任何公正性可言，完全被称之为“科学共同体”的极少数操弄科学的既得“利益者”完全控制的时候，那个原本属于整个人类用以描述大自然的“科学”自然早已不再存在。如果一般公众必须像杨振宁教授反复告诫的那样，只能以一种“震撼心灵的宗教情结”接受西方主流科学社会的独断，承认和服从形形色色“公理化假设”或“第一项原理”的人为意志，那么，建立在“约定论”之上的“科学”必然蜕化专横强蛮、为了服务和维护某些个“利益群体”的工具，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维系一种既有的秩序。
诚实和严肃地对待“什么才是伪科学”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科学事业以及我国科学如何发展的核心命题。如果以一种真正“科学和理性”的态度，重新考察方舟子先生、何祚庥院士这样一些“反伪科学”的斗士，那么，人们不难发现：无论他们内心的真实动机如何，但是他们所做和所说的一切与他们标榜的“反伪科学”没有任何关系，不仅是“只反强盗、不反赃官”的典型，还最终为滋生“伪科学”的腐败机制为虎作伥。不难发现，不仅因为西方哲学家至今无法回答“认识论”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即“何为知识、知识的基础、如何检验知识”等问题，所以对于甘心充当西方知识体系简单“尾随者”角色的他们，根本没有如何恰当解读“何为科学”的能力，而且更为本质的是他们根本不愿意严肃对待这个作为“反伪科学”必须解决的“正命题”的认识前提。当他们以“反伪科学”的斗士自居的时候，他们力图捍卫的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竭尽全力保护的也不是科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准则 —— 科学陈述必需的“实体论”基础和必须满足的“无矛盾性”要求，他们只是秉承科学史中林林总总“卫道士”的相同风格，依托被杨振宁教授称作的“科学宗教”情结或信仰，赤裸裸地站在“科学共同体” —— 某个特定“人群”的立场上，对违背或试图挑战按照这个特定人群“主观意志”所制定“行规”的一切行为给予最严厉打击。
虽然西方哲学体系至今无法回答“认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人敢于站出来，否定“科学是用以描述自存物质世界”这个最初原的合理认定。（为什么方舟子不愿意接受这个素朴的前提性认识，而仅仅关注一个逻辑上存在明显缺失的“伪科学”命题呢？）于是，既然“科学”是用作描述自存的物质世界的，那么，作为“科学”一个最最本原的要素或特性必然在于它的“客观性”基础，以及决定于科学“客观性”基础的“公众性”品质。（通常被人们称作20世纪初“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奠基人，实际上或许应该重新视之为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最后一位信仰“素朴唯物主义”的哲学家，C. S. Peirce特别强调知识体系必需的“公众性”品质。）因此，对于任何一名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即使他曾经做出十分巨大的贡献，并可以相信他的智慧多么超尘拔俗、不同凡响，但是，只要其研究结果可以视作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陈述，那么，这个研究结果已经不再本质地属于他自己，必然也必须独立于渊源于一切“主观意念”导致的认识歧义，从而在原则上可以也一定能够为所有的其他研究者同样获得。正因为此，当今社会普遍存在对于“科学偶像”的崇拜，不仅仅像Sarton所述需要视之为一种最坏的形而上学，而且完全篡改了科学的本来面貌。
故而，面对许许多多尚未解决的科学疑难，只有充分发挥“公众”的智慧，努力使用公认的科学语言，充分运用“逻辑分析”的工具，重新赋予它们以“实体论”的基础，并最终实现科学陈述必须满足“无矛盾”的要求。相反，如果像目前科学主流世界所做，蓄意为科学疑难添加越来越多的“神秘”面纱，将描述大自然的科学置身于极少数“科学权威”才允许问津的“象牙塔”之中，并且一切采取“以人议事”的方法，强化“科学共同体”制定的法规，要求所有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的裁决，甚至不断出现“学术权威也读不懂自己伟大创造”的荒唐，那么，科学也不完全成其为科学，必然造成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神学”大量泛滥。众所周知，主要由西方人构造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由于充斥太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冲突，以至于20世纪的西方科学世界不得不将科学陈述建立在形形色色的“公理化假设”或者“第一性原理”之上，凭借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也不屑一顾的“约定论”以掩饰矛盾的普遍存在，乃至最终只能把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公然定义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集合”的时候，这个只允许当作“信念集合”对待的陈述系统必然成为对“科学本质”的反动。因此，即使能够接受自恃为“反伪科学”斗士的方舟子先生的说法，可以并且只允许将“被说成科学的非科学”视作“伪科学”一个唯一恰当的定义，那么，主要由西方人构造和只允许称之为“科学共同体共同信念集合”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因为背离科学本质，自然成为“伪科学”一个最为准确的诠释和最为生动的注脚。
容忍和强化将“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意志”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意味着摧毁“科学”的两个重要基石 —— 科学陈述不可或缺的“实体论”基础和任何合理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自洽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科学共同体”是一群多么聪明的人，也无论他们的思维创造如何华丽、诱人和震撼，但是所有这一切必然与“科学”毫无关联。基于此，如果对西方学者通常所说的“Euclid几何公理”重新加以审核，那么，可以理性地发现：它们根本不具西方哲学家通常赋予“公理（axiom）”的一系列必要特质 —— 初原的、自明的、无条件的和直觉真实的（initial, self-evident, unconditional and intuitive-true），不能被简单地当作为大家共同接受的某一个“共设（postulate）”来对待，或者作为一个陈述系统全部推理基础的“第一性原理”来使用。或者说，人们需要重新形成一种理性意识，即使Euclid提出的几何学公理是正确的，被赋予“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的基本特质，但是它们仍然并不真正隶属于Euclid个人，而只能逻辑地隶属于能够为Euclid几何学所描述的形形色色几何实体，是Euclid对这些理想化几何实体所蕴涵“共性特征”的理性揭示。并且，即使历史上的那个真实的Euclid没有发现这些“客观存在”的共性特征，还一定会被另一些名字不叫Euclid的其他人发现。
事实上，正依赖于这些“几何实体”提供的支撑，Euclid几何相应获得一切科学陈述必需的“客观性”基础；与此同时，仍然依赖于这些“几何实体”的前提存在，进一步为Euclid几何学构造了必要的限制，使之能够与其他具有“实体论”基础的几何学陈述逻辑相容。当然，Euclid公理绝不像西方人通常所述是无所归依的“普适性”真理。基于完全相同的道理，因为Gauss微分几何的“前半段”仍然属于“实体论”的范畴，建立在真实的“二维几何曲面”之上，所以一般而言，Gauss此时提出的许多研究结果是有意义的和真实的。进一步说，Gauss微分几何前半段若干研究结果之所以真实和有用，恰恰在于它们不是像西方科学世界吹嘘的那样是源于伟大Gauss的伟大创造，而仅仅因为这些研究结果逻辑地渊源于并隶属于为其提供“客观性”基础的特定几何实体。正因为此，在Euclid几何和所谓的曲面几何之间，原则上不应该出现任何矛盾和冲突，无需也不能为“几何曲面”重新构造某一个“几何公理”集合。如果使用“数学语言”则是：曲面上的微分几何只是一般几何的特殊分支，可以视作一个称为曲面的“几何实体”对一般几何所构造“约束映射”的像。
事实上，恰恰由于违背一切科学陈述必需“实体论”基础支撑这个自明而普适的简单道理，Gauss微分几何的许多断言以及它的整个“下半段”都是错误的。不难使用严格的数学语言，做出任何具有需要数学基础的研究者都一定能够看懂的应该数学证明（绝不会出现陈省身先生所说“自己不明白自己创造”之类的荒唐）：一旦引入一个称之为“Levi-Civita平移”的纯粹人为认定，公然将整个微分几何学建立“约定论”基础之上，那么，由于缺失“实体论”基础的必要支撑，没有“实体论”前提构造的必要约束，一个纯粹人为杜撰的陈述系统必然从头至尾矛盾重重，充满子虚乌有的荒诞和悖谬。当然，这才是处处示人如何聪明绝顶的杨振宁教授不得不承认“现代数学读了一页甚至一行就读不下去”的尴尬，而被人当作“几何大师”的陈省身先生则坦言“在讲述自己一半不懂的东西”的真正原因。一旦将科学陈述建立在“约定论”基础之上，一种甚至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嗤之以鼻的理性自欺，这个陈述必然荒诞不经，最终只能异化为“神学”的虚妄。所以尽管丘成桐教授因为获得某一个西方人颁发的奖项，就自以为获得到处摆出一付“教训人”面孔的资本，其实，由于整个数学体系的哲学基础处于众所周知的矛盾和困惑之中，他像所有认同“约定论”基础的数学家一样只能是腹中空空，完全不明白只要否定“实体论”基础，就必然导致悖谬的普通道理。当然，国人更不能轻信丘成桐教授的建议：真的将中国科学的振兴寄托在他所说的那种数学研究之上。（一位在哈佛大学长期师从丘成桐教授研究微分几何、现在国内某重点大学担任数学学院院长职务的教授，曾于2006年邀请笔者赴该校针对现代微分几何的问题作学术报告。报告后的当晚，该教授指出笔者对微分几何的批判没有错。）也就是说，Gauss微分几何的下半段、整个Riemann微分几何，以及包括自称“讲述有一半自己不懂东西”的陈省身教授以及他的学生丘成桐教授所做的一切必然都是错误的，成为被误作“科学”对待的“伪科学”的典型。与此同时，在形形色色的“人为杜撰”得以随意滋生的同时，隶属于二维曲面“几何实体”之上，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重要几何学命题却至今没有真正解决。
毫无疑问，不仅仅如李子丰教授曾经正确指出，一切关于“时间隧道、第四空间、宇宙大爆炸”的随意妄想纯属无稽之谈的独断，而且那些因为长时间存在于教科书之中，所以往往为人们当作“必然真理”对待的传统理念或者在教科书中已经长时间出现的许多习惯认识，只要缺失“实体论”基础的必要支撑，就同样没有任何理性可言，本质上无异于“伪科学”概念。因此，无论是希望担负“反伪科学”重任的斗士，还是期望为振兴中国科学做出关系的“民间科学家”，同样必须作一种理性的自我梳理，切切不要简单重复“西方主流科学世界”的错误，无视西方知识体系“认识论”基础的大量导向性错误，陷入试图使用“约定论”的错误取代错误的“约定论”的死胡同。否则，人类认识史中一场“去伪存真、捍卫真理、破除迷信”的严肃争论，只能异化为不同“信仰共同体”之间的恶性厮杀和无聊争斗。认识不到20世纪西方人所构建自然科学体系的“约定论”本质，期待中的“中国科学振兴”永远没有前途，只能将中国科学引入循环往复的歧途，还终将遭致世人的嗤笑。必须坚信：真正科学的必须符合逻辑，逻辑要求科学陈述必须服从“物质第一性”原理，并且，真正符合逻辑的一定是素朴的、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因此，切切不要把科学神秘化，更不要动辄以天才自恃。对于希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一份切实贡献的每一个中国人，真正需要做到的是：努力保持一种难得的平常心，努力读懂经典理论，从每一个基元概念开始，踏踏实实、认认真真解决西方人没有解决的大量认识疑难和科学疑难。
而且，人们不难看到：一些真正热衷于与“民间科学家”死缠烂打的，往往并不是主流科学社会中从事于具体科学研究的职业科学家，而是诸如方舟子、何祚庥院士这样一些自己从来没有进行过基础科学中的任何具体研究，几乎完全不懂得科学，当然也没有任何真正属于自己独立科学研究成果的“科学闲人”。事实上，当一些“民间科学家”总想凭借一己之智慧，希望使用几乎与Einstein完全相同的哲学理念，试图凭借“直觉顿悟”创造出一个新的“相对论”以替代旧的“相对论”时，那些掌控“科学话语权”并且被李子丰教授界定为一切出自于对“政治、经济和个人名誉”考虑的“主流科学家”们尽管不快，内心绝不会真正有所顾忌。因为既然只能视作一种信仰取代另一种信仰，也就完全没有正当理由，要求科学主流社会必须放弃他们原来的信仰。于是，两个看似势不两立的敌对营垒，却在一种“实质意义”和“方法论”层次上取得了统一。
人们必须牢牢记住：人类永远不可能说出比大自然更多的东西。诸如“哥德巴赫猜想”之类，根据某些“聪明人”的妄想所杜撰，必须建立在“约定论”之上的任何议论本质上就是不值一提的“伪科学”命题。毫无疑问，在面对尚不知如何恰当建立数学体系哲学基础的时候，那些一直困扰西方人的“如何重新恰当认识Euclid几何、如何合理认识数系的拓展”等许许多多重要数学命题都不可能真正获得解决。

近日读书，看到书中介绍一位名为Martin Gardner的95岁美国科普工作者。Gardner是出身于基督教徒家庭的“后无神论者”：他从最初的有神论到全然不相信基督教教义，他反对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嘲笑迷信者的愚昧。据说，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Gardner被视作“大名鼎鼎的数学家”和“反伪科学勇士”，但是自己却认为“因为并未解决什么数学难题，也无重大发现不能算作是数学家”。Gardner以“反伪科学”为己任奋斗了一辈子。他在针对“伪科学”所做的许多论述中，提出“伪科学”的十大特点（括号中所述为笔者添加的评论）：
（1）所用语言听似科学，却缺乏根据和证据（恣意杜撰诸如“时空变换、波粒二象性”之类的矛盾概念，破坏了科学语言必须拥有的“实在性”基础和必须满足的“无歧义性”要求）；
（2）对本来无可怀疑的事物采取怀疑的态度（独立于形形色色观察者必然造成的认识歧义，相应承认物质运动“客观性”的必要前提，以及承认“时间和空间”作为表现物理现象的共同舞台或Einstein所说“度量基准”必须具备的“不变意义”基本特征，……。所有这些本来自明的基本道理遭到20世纪西方科学世界的否定）；
（3）以逸闻趣事作为证据宣扬自己的观点；
（4）回避极可能推翻其假设的科学实验；
（5）热衷于议论那些人们无从评论或衡量的无稽之谈（以上三点，均为“约定论 —— 公理化体系或第一性原理”共同具有的基本特征）；
（6）不愿意正面摆出可供研究和有确定内涵的观点（因为杜撰语言、容忍种种人为约定的无稽之谈，相关陈述必然失去实实在在的内容）；
（7）无视逻辑上的混乱和矛盾（凭借“公理化假设”的随意杜撰，以及诸如“时空变换、波粒二象性”之类的语言革命，为矛盾和认识紊乱的大量反常存在提供纯粹自欺的依据。当然，这正是Landau之所以只能将现代物理学中的“数学严谨性”公然称之为自欺欺人的道理）；
（8）要求人们笃信其所言所语，却不必在意经验事实提供的依据；
（9）无视事实的束缚；
（10）否定知识的积累过程（否定人类知识体系必然遵循“批判性继承和承继性批判辩证统一”的基本特征，从而将人类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曲解为一种理念替代另一种理念的“认识革命”过程）。
此外，Gardner还指出“伪科学家”通常具有如下所述的五大共同特征
（1）自诩为天才（正如人们举目所见，不仅是Einstein、Gauss、Riemann、Maxell、Schrödinger、Dirac这样的泰斗级人物必须被“科学共同体”当作“天才”对待，从而为只能当作“共同意志”集合对待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合理性”提供必要依据，而且，甚至杨振宁这样一些本质上只是拾人牙慧的尾随者也几乎从不忌讳以“天才人物”炫耀于他人。正因为此，只能以“公理化假设”或者“第一性原理”对待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不仅仅是Sarton所说最坏的形而上学，而且完全堕落为现代神学。因此，只能像杨振宁教授谆谆告诫所说，要求常人必须以其渲染的那种震撼心灵的“科学宗教”情结，接受这些“伟大人物”仅仅渊源于“直觉顿悟”的伟大创造）；
（2）指责其他研究者都是愚蠢或者不老实的（当然，伪科学家中不乏杨振宁教授这样的人物，自己无力甚至也不愿意诚实面对实实在在的科学命题，在公众面前却总是扮演一付似乎出自天然的“大智、大觉、大慧者”面孔，承担给常人以“启示、教训和谆谆告诫”的天职）；
（3）叹息自己有如伽利略和哥白尼那样遭受迫害（截然相反，自恃为“上帝”的代言者，一旦混入“科学共同体”这个特殊的人群，只要严格遵守Kline称之为“不违反只能当作封闭行会行规”的誓言，实际上都在充分享受着科学，就是错了也根本没有问题，照样可以重大“数学成果”刊登在他们的“权威”刊物之上。除非是像Prigogine那样极少数利令智昏的不识时务者，最终遭到同伙的唾弃。像杨振宁教授那样的聪明人，尽管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忘记如何炫耀自己，却很懂得对象和场合，所以又总是在不断肉麻地吹捧那些比他名气大出许多的“天才”人物。正因为处置得当恰到好处，杨振宁教授才可能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自己特别在乎的“上帝太多惠顾”安之若素）；
（4）攻击爱因斯坦这样最受尊重的科学家及其发现的真理（除了Einstein、Heisenberg、Dirac等无法泯灭“科学良心”的开拓者，对于像杨振宁教授之类的职业科学家而言，他们只能不断教诲人们必须以“科学宗教”的情结去接受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所说的一切。一方面，他们对于现代数学、量子力学哲学基础处于众所周知的逻辑悖论之中，对于Einstein坦言只能将“相对论”建立在一对“矛盾事实”之上，乃至Bohr所述“20世纪的物理学唯恐不够疯狂”的种种违反良心的反常无动于衷；另一方面，他们绝不容忍对“科学偶像”的任何批评和质疑。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所有一切只能建立在对“科学偶像”的崇拜之上）；
（5）杜撰名词术语、文字艰难晦涩、近似疯话（面对诸如Michalson-Morley等实验所揭示的物理真实时，20世纪的西方科学主流世界并不是努力解决认识中许许多多暂时存在的困惑，而是致力于凭借杜撰语言和修改概念以掩饰和否定认识矛盾的真实存在。基于这种完全自欺欺人的错误思维导向，所谓“粒子又是波、时空变换和弯曲”不仅艰难晦涩，而且统统都是隐含形形色色“自否定”的疯话）。
于是，当人们面对20世纪自然科学体系大量矛盾存在，不得不公然否定科学陈述的“实体论”基础和拒绝符合于逻辑的“理性”原则，而Gardner却因为如其所说，只能充当一个并不真正了解自然科学的“科普工作者”的缘故，凭借对于科学的“素朴”理想，试图竭力赋予科学以“实在性”和“理性原则”的必要内涵时，从而得到了“科学共同体”的特别欣赏，被他们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
然而，根本问题在于：Gardner无视或者根本不懂得现代自然科学中矛盾大量存在的事实，他所做的一切仅仅渊源于他对“科学共同体”的信赖，吻合于他对科学本原及其美好品质的传统认识以及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但是，源于对科学陈述“实体论”基础以及符合逻辑的“理性原则”的坚定信念，Gardner针对“伪科学”所做的许多描述不可谓不入木三分，并且值得每一个科学工作者认真自省和警戒。与此同时，正如Gardner自己所说，他只是献身于“科学普及”的热心人，一位置身于自然科学研究以外的旁观者，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和知识积淀。因此，他的许多判断也只能当作一种“信仰”待之。或者说因为缺乏理性分析的坚实基础和实在内容，所以原则上应该纳入“直觉意义”的范畴，归结于他对科学乃至从事科学研究的职业群体充满的真诚信任和期待。
事实上，当许许多多“科学元勋”只能将他们的伟大创造归结为“先知先觉”的启示，从而为他们潜意识中深厚的“科学宗教”情结而深深震撼和感叹的时候，这位现代社会已经不多的“无神论者”完全不明白形形色色“伪科学”大肆泛滥的必然性，几乎完全不了解20世纪涌现“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无奈和真实背景。而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是：西方科学世界面对大量长期无法克服的认识矛盾和混乱，20世纪构造的数学、物理学理论体系中早已抛弃科学陈述必需的“实体论”基础，早已公开拒绝服从“逻辑相容性”原则，以至于只能凭借林林总总的“第一性原理、公理化假设”以自欺，建立在“约定论”的荒唐之上。故而，这个对人类科学事业充满信赖的“无神论者”几乎浑然不知：他对“伪科学”所做种种出神入化的描述，恰恰完全切合于他为之辩护的20世纪自然科学体系及其构建者的基本体征，从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充当了自己所蔑视的“伪科学”的辩护士。

7. 切实防止潜意识中“盲从西方”的思维痼疾和加快构建“科学论证”的可靠机制
尽管内心极不情愿，甚至痛苦和尴尬，但是每一位国人恐怕必须正视：在面对西方人的时候，通常难以真正排解一种难以言状的“自疚自惭”心态。反过来，不少举止文明的西方人，在与国人看似恭谨谦和的讲话中，往往难以掩饰一种“文明启蒙者”习以为常的清雅和自恃。其实，一种让中华民族痛苦了数个世纪的心结，应该视作“精神决定于物质”的逻辑必然，是近现代中国长期屈辱和落后的历史留给炎黄子孙的深切创伤，但是，国人更应该将其化作激励自己“自强自奋、踏实前行”的原动力。
既然落后是真实的，就不必忌讳这种客观事实的存在及其产生的实际影响。不难发现，如果人们认真阅读杨振宁教授的许多文章，其中几乎很少谈论科学命题本身的依据，更缺乏使用他所说“读了一页甚至读了一行就读不下去”的数学工具进行一些必要的演绎推导，取代它们或充斥于其中的几乎总是对某些“西方伟大人物”的夸耀，以及“因人及物”的前提性认定。也就是说，首先让人们必须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将一系列重要“人为设定”的提出者视作伟大人物，他们所做的种种猜测自然成为必须当作某种“先验性真理”来对待的普适真理；继而再要求人们以几乎完全类似的思维方式，将杨振宁教授当作“伟大人物”待之，接受他的先知先觉，再完全认同杨振宁教授所做无需任何演绎逻辑支撑的再创造。于是，杨振宁教授的再创造同样演化为一种“先验性”的真理，自己也顺理成章得以跻身于“当代物理学奠基人”的行列。当然，这同样是杨振宁教授不断为“科学宗教情结”而震撼，口口声声感激“上帝惠顾”的缘故。
应该说，由李政道和杨振宁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意识到“不守恒”是普适的、绝对的和永恒的，而“对称”则只能是相对的、有限真实和条件存在的。更何况“宇称守恒”作为“镜面对称”的衍生，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这个命题其实并不严密。因此，人们无需过度渲染这个“本应平凡”判断的价值。李政道先生对此曾经做过如下评价：“当然，并不是1956年发表的宇称不守恒文章突然改变了外界的宇宙，而是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根深的、错误的盲目见解！”应该说，李政道先生的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和中肯的。
至于按照杨振宁教授所说，人们必须把创造的“规范场论”视作是对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做出的最伟大贡献，则纯属无稽之谈。此处，姑且不论李政道先生于20世纪末曾经正确提出“物质世界中非对称性普遍存在与物理世界对称性基础之间深刻矛盾”的重要事实，从而对“规范场论”的存在基础已经在逻辑上构造了彻底的否认，而仅仅从“方法论”角度重新解读这个被杨振宁教授称作的最伟大贡献。众所周知，构造“规范场论”的思维基础或逻辑前提有两个：一个是Maxwell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中习惯使用的“规范变换”假设，另一个则是以“Levi-Civita向量平移”假设为基础的Riemann几何。然而，这两个逻辑前提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杨振宁教授从来没有告诉人们这两个“人为假设”为什么成立的道理，没有任何符合逻辑的演绎证明，取而代之的只是对“人为假设”杜撰者无休无止的颂扬，让人们不加分辨和思索地去接受两个纯粹的“人为认定”而已。更明确地讲，由于缺乏严谨诚实的治学态度，洋洋自得于“一半懂一半不懂、浅尝辄止”的轻浮浅薄，面对自己看不懂的数学工具，杨振宁教授从来没有真正读懂过被他视作逻辑前提的经典理论。当然，凭借自己的小聪明，缺乏深厚科学和哲学功底的杨振宁教授更不可能明白：一旦缺乏“实体论”基础的支撑与相应构造的约束，任何纯粹“人为约定”在逻辑上必然隐含形形色色的矛盾，而在物理和哲学上是荒诞的。
因此，提出重新认真对待“杨振宁现象”的问题，原则上并不只是如何看待或评价某一个科学工作者“个体行为”及其影响，而需要视作如何理性对待目前中国科学生活一种“体制性”的缺失，正确看待整个科学世界存在严重“反理性化”倾向的重大命题。人们必须严肃地对待杨振宁现象，彻底肃清一个从不甘寂寞的“实用主义者”长期以来对科学精神、科学准则和正常科学秩序的亵渎、破坏和干扰。但是，如果以同样的理性思维准则，重新审视许许多多“民间科学家”所做的工作，那么，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当他们以挑战“科学主流社会”作为人生神圣使命的同时，却由于把科学“泛神圣化”的潜意识，以及没有或者不愿意花费艰苦劳动却急于希求解决诸多科学疑难的冲动，最终将自己置于与其“被批判者”完全相同的错误思维模式之中。
人们看到，个别自愿置身于“民间科学家”营垒的人士，只因为自己的文章为国外刊物使用，或者受到个别西方名人的褒扬与吹捧，就往往难以自制，禁不住充当“天才人物”的诱惑，急于同样充当置身于“科学神坛”之上的大人物，仍然是“科学偶像”崇拜顽症的充分表现。在这个特定背景下，目前出现“鼓励创新思维、数学是中国基础科学突破口”的提法，正是这种错误导向的产物。稍有不当，又会再次演变成中国科学的一场艰难。必须牢牢记住：任何缺乏“实体论”基础的随意假设与杜撰，本质上都隶属于“伪科学”的范畴。无视形形色色“公理化假设”或者“第一性原理”的欺骗性，热衷于在纯粹“人为约定”基础之上作“无穷推理”不仅永无结果，没有前途，而且延续这种模式，中国的科学研究只能永远降格为甘当西方“形而上学”思维和“约定论”荒唐简单“尾随者”的可悲角色。在上个世纪的后期，中国的科学生活曾经出现一场围绕“歌德巴赫猜想”吹捧“陈景润”先生的热潮。其实，跟着某一个外国人的“猜想”随风起舞绝不是中国科学的骄傲，而是我国科学界长期存在“尾随主义”思潮构造的一出闹剧，最终只能为世人所嗤笑。对于中国的数学家而言，要能够为人类的数学事业真正做出一份独立贡献，就必须正视现代数学体系的哲学基础长期存在的众所周知的逻辑悖论，研究和解决与偏微分方程理论以及曲面上向量分布相关的许多实实在在命题。只要是“约定论”的，由于缺乏“实体论”基础的支撑以及相应构造的制约，必然内蕴众多矛盾。在错误认识基础之上作“无穷演绎”永远没有前途，不可能改变错误的逻辑前提。
于是，人们需要看到：对于陈省身先生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华裔学者，他们能够在现代科学世界中立足已经相当难得。国人不应该轻易怀疑他们具有足够的真诚和品质。但是，当陈省身先生只能坦言“自己只是在讲述一半不懂的东西”的时候，同样需要看到：这不仅是一个时代属于“整个人类”的悲剧，它还需要被视作因为落后于世界，一个缺失独立科学精神和传统的民族的极大悲哀和耻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再一次屹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重新为整个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巨大贡献，必须首先彻底摆脱“尾随主义”哲学的精神桎梏。只有这样，才可能以基础科学研究中一种必需的“平权平等、自尊自信”的独立意识，对包括西方哲学、数学和理论物理在内的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真正进行一种“穷源溯流、追根究底”理性思索和逻辑批判，最终解决西方人长达数个世纪、甚至逾越二千多年没有解决的科学和哲学疑难。
在李子丰教授的文章中，还特别借用《伽利略电动力学》杂志主编说过的话，向人们陈述存在一个“从加拿大到南美、从欧洲到澳大利亚、从圣彼得堡到北京，相对论在‘空前成功’了近90年后仍然遭到如此广泛的抵制”的极大反常，进而指出这种抵制“声势之大、历时之久为历史上罕见”的烈度。毋庸置疑，此处的所有这一切陈述都是真实的，其动机也应无可非议，对于中国大陆方兴未艾的“反相对论”运动的确不无裨益，并似乎可望相应提供一种合法存在的依据。需要承认：涉及自然科学研究及其哲学基础的探讨，并且如何以一种“自觉”意识追求“理性原则（逻辑相容）”以及使用“形式化表述”方面，西方民族的确具有比我们远为深厚的传统。因此，认真学习和研读西方人的科学与哲学论著，努力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和启示，甚至在国际上建构一种“反相运动”的统一战线不能说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无视科学或哲学命题本身的真伪，不能彻底改变我国科学生活中长期存在“墙内开花墙外红”的反常现象，扭转潜意识中“仰仗西方人评述是非”的陋习，习惯于旁征博引一些缺乏实际内涵的空洞口号不仅于事无补，最终反而容易流于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形而上学。
可以相信，一个比轰轰烈烈群众运动远为深刻的问题可能为引用者所忽略，这就是：需要从整个自然科学体系乃至西方哲学体系一种更为深刻意义和更为广泛层面上，重新思考和认真对待“相对论”一目了然的“宗教化”反科学倾向的问题。而且，既然这场发生在西方人内部的运动如此强大和持久，但是为什么始终没有办法获得成功呢？难道仅仅凭借中国人的人数优势，掀起一场更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就真的能够揭示“相对论”问题的本质，彻底纠正“相对论、量子力学、Riemann微分几何”等陈述体系背后共同隐含的“约定论”基础，回答西方哲学家在“认识论”方面长期无法解决的认识疑难，并最终实现改变将自然科学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极大荒唐吗？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的“反相运动”以及期待中的“中国科学兴起”绝不能简单重复西方人的老路。
当然，这正是笔者以为值得花费如此多时间以及使用较大篇幅，提出与一系列基本问题与李子丰教授商榷的初衷。许多年前，笔者曾经收到过寄来的《伽利略电动力学》刊物，也接到个别外国朋友寄来的信件，向笔者表达共同解决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所面对众多疑难的友善愿望。但是，一般而言，对于不乏少数西方人所做不乏真诚的努力，可以相信几乎不可能出现他们期待中的好结果。一方面，许许多多的西方人几乎不可能真正摆脱长期形成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他们往往缺乏从“认识论”的本原开始，重新解决一系列重大“认识困惑”的能力、决心和愿望；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形成的“实用主义”思维定势，习惯于采取他们通常所说“认识革命”的疾风暴雨思辨模式，急于求成，不断在“一个极端认识与另一个极端认识”之间来回摆动。因此，归咎于西方思维一种形而上学的根深蒂固陋习，西方人在基础科学研究中难以真正形成一种理性判断：并非对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的一系列个别命题或提法作简单的或局部意义的否定，而是需要从“Newton力学、Gauss微分几何、Clausius热力学、Cauchy应力理论、流体力学的Navier-Stokes方程、Maxwell电磁场理论”乃至“古希腊的Aristotle形而上学”开始，抽丝剥茧、顺藤摸瓜，一点点解决西方人遗留下来大量科学疑难和哲学疑难。仅仅于此，才可能重新赋予科学以本来面目和哲学本原：人类永远不可能说出比自存大自然更多的东西，真正科学的必须逻辑相容，因为逻辑相容所以又一定是自然的、素朴的，并且最终容易为人们理性接受的。
如果允许把胡锦涛同志近日所说的“不折腾”用于此处，那么，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同样面对再也经不起“来回折腾”的煎熬，无需也不应该老是跟着西方人后面随风而舞。国人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的体系性贡献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中国人的痕迹，真正属于中国的独立自主基础科学研究实际上尚未真正诞生和形成。
李子丰教授与他的许多朋友所致力的“反相运动”具有毋庸置疑的积极意义。但是，必须认识到“反相运动”明显存在的局限性，远没有揭示目前科学世界所面对形形色色“非理性”困惑的本质。人们必须真正做出一种“理性”的跨越，正视西方哲学体系在“认识论”整体上长期存在的对立和冲突，意识到“相对论、量子力学、Riemann微分几何”共同存在的“约定论”错误导向，从而需要人们重新拿起西方人曾经做出开拓性重要贡献，却最终只能无奈放弃的“逻辑批判”武器，按照人类深化认识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批判性继承和承继性批判”相结合的基本规律，解决西方人无力解决的众多哲学和科学命题。
在20世纪的美国，G. Sarton是一位受人尊敬科学史研究者和哲学家，他曾经把“科学的偶像崇拜”公开称作一种最坏的形而上学，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但是，对于缺乏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本质上处于奉行“尾随主义”哲学的中国，应该说目前任何能够充当“科学偶像”的人也完全谈不上。但是，杨振宁教授作为某一个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长期活跃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之中，以天然的“科学偶像”自居，希望中国科学社会围绕他形成一种类似于“群峰拱岱”的局面，不断向国人灌输“一切服从西方”的思想，向年轻学子炫耀自己的“一半懂一半不懂”学习方法和治学态度，向青年人鼓吹“享乐主义天然合理”的人生观。所有这一切已经成为危害中国科学、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剂精神鸦片。正因为此，杨振宁教授的问题不能仅仅视作某种“个体”行为，而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人们必须严肃对待杨振宁现象的问题，认识到不消除杨振宁教授思想的流毒和影响，只能取消中国科学，将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再次置于一场浩劫之中。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具有悠久文明历史并具有反省力的伟大民族，具有坚韧的意志和信心、务实求真的踏实作风，决心和有能力解决西方人在哲学、数学以及物理学中许许多多众所周知，至今没有解决的认识疑难。中国科学得以新生和健康成长的当务之急是：清除虚妄的科学偶像，尊重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维护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切忌急功近利，尽快建立符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和使用“无歧义科学语言”的科学论证机制。
必须始终坚信：绝没有天才，任何形式的“约定论”都是对科学的根本否定；真正科学的，必须符合逻辑；真正科学的，一定是自然、素朴和最终容易为人们理性接受的。因此，要真正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能够尽快步入世界民族之林，要能够为人类的科学事业、为全人类的和谐真正做出一份属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贡献，一切从头来，踏踏实实、持之以恒，准备化大的功夫。
不当之处，请指正。

杨本洛

2009-1-19动笔，2009-2-10初稿，2009-2-18完成文字的若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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