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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科学为什么不能产生于中国
关于近现代科学为什么不能产生于中国的问题，我想首先要了解的就是近现代所谓的科学到底是什么。关于科学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在这里我不打算作出这样的定义，我想从一个实例来分析东西方科学的区别。
现在比较一下巴比伦和希腊的天文学方法。来自这两个文化的科学家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制订星历表，这就是事先提供人们感兴趣的天文学事实的表，例如星座、太阳和月球在整年里升起和降落的时间。巴比伦人使用的是归纳法，而希腊人使用的是非归纳法。对于巴比伦人，制订星历表用的是归纳律衍生的数字规则，根据确定的规则对常数进行加减，产生出若干组数字，以表示具有天文学意义的天体依次升降的时间。在这种科学中，我们仅在产生预见的抽象计算意义上有一个理论。但在说明恒星系统内现象的意义上，我们没有理论。从星历表重建的巴比伦天文学方法决不能产生关于宇宙结构及其部分运动的实在论假说，因为这个“理论”不能以所要求的方式实现这一点。单从常数的加减不可能提出物理假说。
希腊的天文学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欧多可塞（Eudoxus）的月球理论已经是在建立宇宙模型上走了一半，因为它的要素不是算术关系，而是几何学球体。例如，我们看到，为了说明月球的运动，欧多可塞提出了一个理论。他考虑也许有（也许可以设想有）三个天球，与地球同心，每一个天球在另一个天球内旋转。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走得更远，将欧多可塞的天球看作宇宙中的物理客体，天体的实在运动实际上引起了从地球上看到的天体运动。巴比伦天文学提供了一个“事实在思想中的助记忆复制品”，它的加减法（之字形函数）是竭其可能接近一种纯粹的归纳定律的科学。但是，巴比伦人不能说明星体被观察的运动。另一方面，希腊天文学理论既概括了事实，作为预见的基础，而且也令理论支持者满意地用某些机制的作用说明了这些事实。也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巴比伦人，事实是我们在天空看到的星体的相对位置。但对于希腊人，事实有微妙的不同。大多数希腊天文学家认为，当他们在夜里仰望天穹看到的以某种模式或系统运动的发光物体并不是从地球上看起来那个样子，因为我们仅从一个视点来看这星体系统。正是希腊的说明性天文学，而不是巴比伦的归纳天文学，发展为现代的宇宙观。
近现代科学基本上基于古希腊这种说明性原理，我们也知道，这种科学思想和中国、甚至东方例如巴比伦比较，都是有所区别的。中国的科学思想和巴比伦的近似，都属于神秘的数目论。
大部分欧洲学者把神秘数目论看作是纯粹的迷信，并且声称它阻碍了中国真正的科学思想的发展。一些现代的中国科学家也倾向于类似的观点，不过至少他们还有必须面对数千个未受任何现代科学观点训练、却仍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系统仍是有可取之处和生存能力的中国传统学者的借口。可是我们并不关心这个最后的问题以及有能力进行自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发现古代传统的思想体系是否单单只是迷信或只是一种原始的思想，它是否可能包含了一些中国文明的独特产物，如果有，它是否对别的文明的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一项对原始魔术的研究显示这似乎是以“相似律”和“蔓延律”这两项定律为基础的。依照“相似律”，相似可产生相似，而“蔓延律”是指曾经接触过的事物分开后仍然继续互相影响。而中国的五元符号相互关系正是建立在这两项定律上的，而且与这两项定律完全吻合。我们立即得出这样一个有关它们巨大的相互关系列表的主题的提示，它是魔术的。这些我们现在不需要详细地讨论，因为我们早已经注意到开始是魔术孕育了科学而且最早的科学家很可能是魔术师。毕竟，尽管魔术产生于神秘生活的种种裂缝并在生活中获取力量，然后它结合入了常人的生活并为其服务。魔术倾向于真实具体，它与真实有关。的确，魔术与技术、化学和工业有着同样的功效，它是一门“做事”的技巧。由于对魔术的实际强调，中国的符号相互关系正是一个魔术师联系技巧所需要的：他们把事物排入一个顺序并在没人知道什么将会带来成功、什么不会出现在任何魔术或实验过程中。一定是有什么指南在引导魔术师选择正确的条件而且是符号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这个指南。如果一个人在利用水做实验或是变魔术，他自然就不会穿红色的衣服，因为衣服是火的颜色。这样的关联可能只是直觉而并非其他什么东西，可是除此之外在当时他们又能怎样呢？
现代学者把这类心理上的研究门径称为“联想思考”或是“同等思考”。这是一个直觉联想系统，它有自己的逻辑和因果规律。它不是迷信，而是一个有它自己的标准的完全合理的思想系统，不过当然，它与强调外在原因的现代科学思想特征的类型是不同的。它不把自己的思想分为一系列的等级而是平等地排列在一个“图案”中。其中事物并不是通过机械原因相互影响而是通过一种感应效应。
在我们讨论的中国思想中，“次序”和“图案”是两个关键词，或者你也可以说只有一个关键词“有机体”，因为符号间的相互关系、联系，《易经》中的六线形都是一个巨大整体的一部分。事物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活动并不一定是因为别的事物先前的行动如何，而是主要因为它们在千变万化的循环的宇宙中所处的位置被赋予了内在的性质，使其行动身不由己。如果它们没有按照那独特的方式进行活动，它们就会失去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与其他事物的联系（那些造就了它们的要素）将会改变并会把它们变为另一种东西。它们的存在依赖于整个世界有机体，它们通过一种神秘的共鸣进行相互作用。
李约瑟博士认为，希腊德谟克里特学派的方法可能是现代科学所必需的前奏，但那并不意味着将中国人的观点批评为纯粹的迷信是正确的。属于同一类的事物会相互感应或相互作用这个思想，在希腊也有呼应者。例如，亚里士多德声言，宇宙有三种运动：空间运动为同类相吸；生长运动为同类相互营养；质的变化则是同类相互影响。这种思想以及与之相同的思想，反映了希腊最古老哲学家的自然现象中的“爱”与“恨”的思想。但这儿必须强调的是，当希腊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后来偏离上述观点而走向机械的因果观念之时，中国的思想却发展为一种有极的观念。认为中国人对于宇宙的看法是原始的，这实在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宇宙是一个精确有序的宇宙，既不受某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的法令所主宰，也不由原子的无情的碰撞所左右，它是各种意愿的有机的协调统一，自发而又有序，颇像乡村舞蹈者，他们谁都不受法则约束，谁都不被别人所推动，而是自愿地相互合作。如果月亮在某一时间存在于某一星系，这不是因为任何人命令它这么做，也不是因为它在服从某个可以用数学来表达的规则或孤立的动因。月亮在那儿出现是整个宇宙有机体的自然模式使然，而不是任何其他原因。回顾整个时间长河，我们在德谟克里特观点的结尾处看到的是牛顿的世界，但我们却没有发现中国思想感情有类似的断层。继之而来的是现代的“有机哲学”，它源自20世纪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A.N.Whitehead）。
传统中国思想与被普遍接受的现代科学之间的对立，在彼此对于数字的使用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正如我们所应看见的，大量值得赞扬的数学成就当然是产生于中国，但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数字神秘主义或与他们的关联式思考相联系的数字论。这种数字论正如埃及的金字塔所代表的19世纪的联想一样——那里通道的交叉及长度都被视作未来时间的日期——为现代科学思想所不取，它在中国似乎也没有多少科学价值，但同等重要的是，它似乎也并没有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断言，甚至最夸张的无行与数字的联系也以其自己的方式存在过。显然他们在中国科学思想感情的发展中起过作用，正如欧洲曾出现使用法律程序审判动物这样的过分情形是“自然法则”观念的前奏。
东西方的时空观也是不同的。对于古代中国而言，时间不是一纯粹抽象的量，而是被分成不同的季节，每个季节又有各自的节气。不过，延续性也是有的，因为时间只以一个方向流动，而且在中国从未有任何倾向采用印度哲学家的时间循环说，即使印度的信仰在中国是有所知的。空间并不是一种向全方位延伸的抽象统一体，而被分成了东、西、南、北、中各个不同的领域，各自又与时间和五行相关联。东方永远与春天和木有关联，南方与夏天和火，等等。这种分隔的世界与伽利略及牛顿将几何空间和宇宙重力延伸到整个宇宙之前的中世纪欧洲十分相像。
对于古代中国而言，事物之间主要是互相联系的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在这样的一个系统中，因果关系不是各个事件之间的关联，而颇像现代生物学家所称的哺乳动物的“内分泌乐队”，在这个“乐队”里，虽然所有的内分泌腺都在工作，却不容易发现哪一种因素在起领导作用。我们应该清楚，现代科学需要这种“内分泌乐队”观念。但若撇开现代科学，很清楚，这样一种因果观念，即承上启下的观念依附于互相依赖的观念，统治了中国思想。
中国的观念对西方科学的直接影响可能超过人们的估计。本世纪以对宇宙的更好理解，即视其为自然的有机体来修正牛顿的机械的宇宙观，这是一场运动，它代表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开始使用在自然科学及世界观研究中所用的各种现代的调查研究之方法。在生物学方面，它已终结了一场有关有机体究竟是由机械力所驱动还是从其他生物遗传而来的无谓的争论。然而，如果追溯这场运动的起源，可以发现，它不是开始于20世纪而是17世纪，发起者应该是哲学家及数学家莱布尼茨（G.Leibniz）。作为牛顿的无穷小微积分的共同发现者、现代象征主义逻辑的创始人，他想要设计一种将物质与形式相结合的运动科学。这最终导致他提出这样一种思想——宇宙中最最终极的存在是单原子元素，一种心理物理元素。单原子元素是不可摧毁的，与其他单原子元素没有因果联系，而是在它们自身的内部变化着。在宇宙初创之时，所有单原子元素是在一种预先建立的互相协调中完全同步生成的，之后各个元素自发地映现出所有变化着的存在，而不受一种反映中国自然观的哲学，尤其是当我们发现莱布尼茨在写给他的同时代人的一封信中提到，在植物的生长过程中，它现在的状况一定与它将来及过去的状况有关。因此有必要认识到莱布尼茨确实研究过12世纪朱熹的新儒家学派的翻译作品中的中国思想。事实上，这种引进的中国思想很可能对莱布尼茨制定他的哲学计划有现实的帮助。既然生物体的现代西方哲学观以莱布尼茨为主要奠基人，那么它也应承认中国科学思想所作的贡献。
然而，欧洲的有机宇宙观有一个方面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之前，那就是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的思想，它包括许多与中国关于宇宙形态的思想相同的观点，但它从来没有在同等程度上主宰过这种思想。西方观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宇宙与人体之间在各个部分都存在具体的对应；另一方面人体与其存在的状态相对应。这个思想最初似乎在公元前4世纪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后者是第一个使用“微观宇宙”一词的人。在他的《物理学》书中，他写道：“如果这能在生物身上发生，什么会阻止它也在宇宙中发生？因为如果它能在微小的世界中发生，它也会在宏大的世界中发生。”
这个观点一直持续到上古及中世纪的欧洲，虽曾有基督教神职人员反对它。它还渗透到伊斯兰教，出现在10世纪巴士拉城的“精诚兄弟会”的百科全书中，甚至在文艺复兴及现代科学来临以后，某些16及17世纪的自然哲学家仍然持有这种观点。但这些观点似乎是源自毕达哥拉斯，希腊公元前5世纪神秘主义者及数学家，而不是源自柏拉图，不论中国思想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犹太思想中也发现了这种观点，事实上，这种观点已传播得非常广以致人们想要寻找它的共同来源，追溯到毕达哥拉斯以及中国自然主义者之前的同时带有东、西方文明的思想源头。这样的源头或许可能在巴比伦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文明中找到。如果说在巴比伦的焙陶经文里找不到证据，那么这种思想可能不在经文里而在实践中，尤其是在占卜所用的方法中。巴比伦有一种广为传播的习俗，用部分或整个祭祀的牲畜来预告未来；在中国商朝，正如我们已知的，是用乌龟壳或牛和鹿的肩胛骨；伊特拉斯坎人及罗马人是用肝脏，而那正是巴比伦人更早使用的。在这个习俗的后面隐藏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即天和牲畜的各个部分可以分成各个区域，而未来的命运可以在这些区域的迹象中发现：事实上牲畜就是一个微型宇宙。空间和时间被分成独立的成分，预示着之后空间和时间的所有科学分隔，而在空间领域，小和大——小宇宙和大宇宙——互相反映、互相对应。
欧洲和中国的观点可能有各自的起源，但它们肯定呈现出某些相同点，然而也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在欧洲，原始的有机自然主义伴随着一个次要的相似观点，“状态小宇宙——大宇宙类比”，而两者都显示了欧洲“精神分裂”的特性——既要思考物质世界又要思考宗教精神。造物主上帝永远必须是机器后面的至高推动力：动物的有机体可以被对应到宇宙，但对神的信仰意味着永远要有一个“指导原则”。这是一条中国人显然不愿走的路。对于他们来说，之所以可用生物或宇宙的各部分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是因为有一种“意愿”：各个部分是自发地相互合作，甚至是无意识的，而仅这一点就足够了。因此，有机宇宙说有两个传统，两者走着各自不同的路。直到17世纪，当莱布尼茨欧洲小宇宙——大宇宙观点的继承人，在北京与耶稣会会士交流时，中国味道的观点才传入西欧并开始发挥影响。
我们现在该问五行学说是不是自然科学在中国发展的障碍？当然，正如我们已知的，五行学说可能导致荒谬，但这并不比欧洲的占星术与西方元素理论相结合的身体幽默更荒谬。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阴阳五行说并不总是不科学的。例如，五行之元素很好地对应了我们今天所称的物质的五种基本状态。我们可以把水视为所有液态，火为气态，同样，金可以包括所有的金属及半金属，土为所有的土地元素，而木则可代表所有的碳元素复合物，即有机化合物。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元素”这个词作为“行”的翻译从来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元素”的涵义太物质化，而“行”在一开始就清楚表达了它具有运动的意思。但“过程”或“状态”也不是“行”的确切译词，因为“行”并不是没有物质的含义。如果任何人企图嘲笑中国人这些思想的执着，他们不要忘了在17世纪的欧洲，新科学的拥护者不得不艰苦地与那些想要紧紧抱住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认为神圣的古希腊宇宙观。不过，在那个时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先进思想的先驱；只是因为时间的推移，它才显得落后，最后不得不被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所驱逐。中国的思想也是一样的：阴阳五行学说总的来说有助于科学思想的发展；唯一的问题是它们持续得太久：中国没有宗教改革，没有文艺复兴。
但当一切都讨论过后，可以很好地证明，至少小宇宙——大宇宙观念对西欧的新科学是有所贡献的。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的发现并不完全建立在心脏是一个泵这样的机械类比理论上，它也建立在太阳与地球上的水循环的气象过程之间的合作的类比：布鲁诺视大宇宙中的太阳就像小宇宙中人的心脏。这个观点与中国的非常接近，因为，与宇宙的类比一起，心脏就像一个泵的观点也与哈维同时期在中国出现。总而言之，中国的相关思想和宇宙类比说并不能使其在西方“新的、实验的哲学”中生存下来；用实验、综合推理以及数学方法来解释所有的自然现象超过了所有早期的科学理论形式。“不同空间的宇宙”这个古老的思想已被希腊几何学的“宇宙是一个统一的空间”理论的应用所驱逐。然而，随着对生物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以及对生物本质的认识的不断发展，莱布尼茨和中国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正在起一定的作用，虽然形式有所变化。
李约瑟指出《易经》至今仍然对中国人的思想具有那种强有力的影响，对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来说只是一种普通的知识。事实上，一个世纪之前学者们还在声称所有有关电、光、热或欧洲任何其他物理学分支的理论都包含在八卦之中。当然现在看来这并不正确；然而时过境迁，钟摆已经偏向另一个极端，以致亚洲的科学史因大多数中国学者和科学家对《易经》的忽视而遭受损失，他们都将它视为中世纪中国的愚昧。当然，必须承认虽然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有好的作用，但《易经》的精细的符号体系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障碍。一种新奇的分类法，然后什么也不再做，它只是一种巨大的“归类系统”，将所有的非常容易地分门别类“归档”，几乎类似某些时代的艺术形式妨碍了艺术家观察自然。
然而，有一个问题不能不讨论。为什么关于《易经》的有关的论述，在欧洲找不出相应物，且能如此经久不衰？答案能在“它是一个巨大的归类系统”中找到吗？它在中国文明中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是由于它所解释的世界基本上与中国的官僚主义的社会秩序相一致？抑或它之受欢迎是因为它是一种对于自然世界的“行政管理方式”？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答案即在此。当中国人说某卦“控制”了某一时间或某一现象，当某个自然物体或事件被说成是在某一挂的庇护下，人们自然就会想起那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都熟悉的字眼——“贵部之事”，“转交贵部作适当处理”，等等。
事实上，《易经》几乎可以被描绘成从合适的渠道通向合适的部门的一种组织机构，几乎是人世间的官僚体制的“天”的对应物，是人类文明所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秩序在自然世界中的反映。并且这种联系在中国思想并不是不自觉的。在理想化的被汉朝学者精密设计，并且在《周礼》中传下来的管制中，每个官名实际上都与一个季节有关，因而也就直接与挂有关。
可能我们所谓的“关联组织”思想的整个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官僚社会的一面镜子。不仅《易经》的庞大的“归类体系”，而且它的“符号关联”，其间万物都通过联系，或许能最好地描绘成对自然世界的“行政管理方式”。这样，我们或许应该理解道家将宇宙看作一个有机体的教义，以及希腊人的将宇宙看作原子的不同环境的反映的“原子世界”，因为道家处在一个官僚占统治地位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原子论者处在一个省城联邦和个体经商者的社会。
希腊的原子论和推理几何是17世纪欧洲新科学基础的组成部分，正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温床在19世纪孕育出现代科学的始祖，产生了彻底的机械和物质的宇宙观。但自从那个时代以来，科学在向着更加现代化前进，一方面它要解释更加无比广大的宏观世界，另一方面它又要研究极其微小的微观世界，科学的范围已远远超过牛顿创立的宇宙图。这一切，加上生物学方面日益加深的知识，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注视许多科学观念，在这些观念中有机体都起了重要作用。我们现在发现某些有机体哲学是必须的，而这种哲学，用莱布尼茨的观点来看，起源于古代及中世纪中国的官僚社会。当然，这样一种现代科学的新形式并不能取代传统的原子——牛顿论体系，只是因为现代科学必须研究传统的牛顿理论体系所没有涉及的宇宙领域，这个事实才使新的的科学形式显得必要。于是，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的官僚体系和他们的有机世界观最终可能证明是自然科学世界观形成的必要因素。然而，即使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易经》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坏影响仍然存在，因此也就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历史矛盾，即，虽然中国文明本身不能产生现代自然科学，但离开了中国文明的特殊哲学，自然科学就是不完善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首先，专指由西方首发的近现代科学只是完整科学体系的一个发展阶段，如我们所知，西方近现代科学体系即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其间发生过革命，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我们实在不必以西方近现代科学之是为是，以西方近现代科学之非为非。其次，根据中国传统的科学思想，中国确实不能产生西方近现代科学的科学体系，因为这两者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第三，对于中国不能主动引发如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想的“遗憾”，不必耿耿于怀，科学是人类共同的成果，我们欠缺的部分，拿来就是了，西欧在中世纪根本就是科学蛮荒之地，他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拿来了本非他们传统的古希腊文明，建构了近现代科学体系，中国自亦可拿来西方的科学成果，结合自己本身的优势，创造出更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实在不必妄自菲薄，把老祖宗的理论遗产弃若敝履。
上面是就中国本身的科学传统来说明为什么中国不能引发如西方近现代科学革命的原因，下面，再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其外部原因。
我们首先看一下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关于科学革命的论述，然后再分析它到底说明了什么。
科学的根源可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古典时代的希腊和中世纪的穆斯林世界。不过，科学革命的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原因似乎在乎，只是在西方，科学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只是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才实现联合，互相促进。因此，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大大促成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
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将科学定义为“通过实验和观察发展起来并引起进一步的实验和观察的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概念系统。”按照科南特的定义，“概念系统”构成科学的基础。显而易见，匠人缺乏“概念系统”。相反，这样的系统历来是哲学家（在近代以前的时代，知识分子通常称为哲学家）所关心的。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哲学家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既不了解，也无能力处理。他们认为自己是超脱世事的，把时间用于思索永恒的真理或试图使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成为人的头脑所能理解的东西。无容置疑，哲学家和匠人在某些时代里确曾一道工作，使复杂的历法、导航设备和古代的日程仪式得以产生。然而，实情仍旧是，直到近代以前，发展的趋势始终是朝着分离——朝着思想家与劳动者相分离的方向进行。
西方的伟大成就是使这两者联合起来。知道实际知识与了解潜在原因的结合，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推进了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成为今日的支配力量。
为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在西方呢？一个原因在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学者和艺术家强烈反对中世纪的整个生活方式，努力创造尽可能与古典时代的生活方式相似的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希望通过穆斯林和经院哲学家的变形眼镜来看古人，而是直接求助于原始资料，亲自掘起雕像、阅读原文。他们可以接近的不仅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这些学者曾促进了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各门生物科学中得到的鼓舞。医生们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伦的全部著作，博物学家们则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迪奥斯科里斯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但是，应该强调，文艺复兴还有反科学的另一面，巫术和对魔鬼的研究的复兴就是一个例证。
若无西欧的缩小匠人与学者之间的鸿沟的有利的社会环境，人类学识上的这些成果独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学革命。匠人在文艺复兴期间并不象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那样受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尤其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实用工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有这些行业都由自由民而不是象在古典时代那样由奴隶经管。这些自由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并不象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统治集团相距很远。文艺复兴期间工匠的地位的提高，使工匠与学者之间自文明开始以来一向非常脆弱的联系能得到加强。他们各自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工匠拥有古代的旧技术，并在旧技术上添加了中世纪期间发展起来的新发明。同样，学者提供了关于被重新发现的古代、关于中世纪的科学的种种事实、推测及传统做法。这两条途径的融合是很缓慢的，但最终，它们引起一个爆发性的联合。
欧洲的科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同时发生的经济革命。近代初期，西欧的商业和工业有了迅速发展。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随着远东、东印度群岛、非洲和南北美洲的新的海外市场的出现而大幅度增长。工业也取得了显著收益，尤其是在英国；英国采煤和炼铁业的发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这些经济上的进步导致技术上的进兵；后者转而由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受到科学的促进。远洋贸易引起对造船和航海业的需求。为了制造罗盘、地图和仪器，出现了一批新的、有才智的、数学上受过训练的工匠。航海学校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相继开办，天文学由于其明显的实用价值而得到认真的研究。同样，采矿工业的需求引起动力传送和抽机方面的进步。这证明是重新开始关心机械原理和液压原理的起点。同样，冶金业是化学取得显著进步的主要原因。日渐扩大的采矿业使新矿石甚至新金属如铋、锌和钴显露出来。分离和处理这些新矿石和新金属的技术必须用类推法找到，并以痛苦的经验予以矫正。但是，这样做时，化学的一般原理开始形成，其中包括氧化和还原、蒸馏和混合的原理。
这些成就给了科学家即哲学家以自信和信心，使他们坚信自己是一个新时代的先驱。
根据上面的资料，我们知道，西欧的科学革命，起源在于文艺复兴，而这个冠之以文艺复兴的文化革命，其原因居然是“学者和艺术家强烈反对中世纪的整个生活方式，努力创造尽可能与古典时代的生活方式相似的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文艺复兴在形式上其实就是复古。仔细考察文艺复兴的历史和科学发展史中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成就，很多灵感来源于古代的书籍，有的观点甚至是照搬古代人的思想。文艺复兴并非如通常宣传所言那么神圣，它其实就是把箱底的货色全翻了出来，精华与糟粕俱有。大混乱时期亦即大革命时期，思想的多元性和丰富多彩，往往在激烈动荡的时代中表现出来，其情形跟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争鸣和宋代随着民族主义兴起的理学一样。如果说中国也需要如西欧文艺复兴般的文化革命，我想不大可能走抛弃传统全盘吸纳外来文化的途径，因为中国非如西欧本来没传统抛弃不可惜，在事实上也做不到令全民族大换血，而事实只能和西欧的文艺复兴一样，打着复古的旗号方能成功。中国事实上经历了两次文化大革命，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次运动即使不半途而废，也是以非古为主流，我看其最终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在当时，就已经有些有识之士看出了这个问题，有回归的倾向，然不敌狂热主流。第二次就是众所周知那次，这次实际上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未竟之业，在否定传统文化上显得更激进，然而其失败的道理似乎跟上一次是一样的，到了后来，终于醒悟到搬出法家理论来接合文化裂缝，但是时不我待，呜乎哀哉！总之，以我的观点，任何企图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革命，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论巨大的历史惯性，其方向就是错误的，如果真的成功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将是人类巨大的损失，玛雅文明就是一个例子。
在中国的传统里，历来是崇信祖宗之言的，古典的理论被反复搬出来利用，被重新解释，用于诠释新的理论，无论如何，在中国，任何新的理论之提出，都必须用经典包装完好，方能生存和发展。正是这么一种历史传统，在中国自发地发生如西欧文艺复兴这类的文化革命，其实是不可能的事。
最后，我从唯物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尽管在中世纪的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基础都是基于同样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却发展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西欧是以分散、相对独立的小城邦为单位构成的封建制度，其名以上的统治者并不具有实际的、强有力的统治能力，故在历史发展到文艺复兴那个时期，各个地方有足够的能力摆脱束缚，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民主制度。反过来看中国，自赢秦一统天下，废封建置郡县，其城镇结构跟欧洲不同，欧洲是以城市为中心乡村为附庸，在中国则是成片的乡村因墟集而堆聚出城镇，城镇规模随着乡村状况而改变，城镇的手工业并非如欧洲般具有重要作用。欧洲以城镇为主体，自然倾向于发展商业贸易，中国以乡村为主体，倾向于自给自足，商业贸易处于从属地位，加上历来的压抑商人从政，商业的政治理念得不到实行，故此亦难如欧洲般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动的文化革命，就不能在中国发展起来。既然没有经济上的需求，科学革命亦不可能发生。
Tony Deng，2002年4月24日，广州
参考资料：
1.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2. [英]罗姆•哈瑞著，《科学哲学导论》
3. 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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