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两种运动”原因的证明；
    _______记雷元星对地球自转与公转动力来源的40年思考。
                                 人民三日报：作者（三木就饭）；

    1964年秋，一个刚满13岁的男孩坐在湖北省松滋县第三中学初中二年级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天地间的各种科学知识。有一天，地理老师说：“我们居住在地球上，地球和九大行星都飘悬在太阳周围，沿着各自的轨道周而复始地旋转。”
    下课后，同学们就行星有没有固定轨道的问题争吵了起来，这位男同学说：“既然地球飘旋在太空，就不会有一条预定的轨道。即便它们各自都有公转运动的轨迹，其轨迹也不会是周而复始、固定不变的。因为政治老师说过，宇宙间没有任何事物是固定不变的。”
    10分钟的课间休息期间，参与争执的同学都涌到老师面前评理，老师斜瞟了这位男生一眼，把课本上画着行星轨道的那页翻到他面前，用教鞭敲着书面，并用挖苦的口气说道：“喂!雷元星,这书上画的还有错？到底是你教我还是我教你？嗯？”在场同学顿时发出了阵阵嘲笑, 这位名叫雷元星的男生立即埋起了头，脸涮地一下红到了耳根，自尊心似乎受到了强烈的伤害。40年过去了，当时在场的同学怎么也没想到,他们那轻快而爽朗的笑声还一直回荡在雷元星的耳边，竟然促使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道。
    一个中国少年的人生轨道注定要服从时代的安排，共承国家的命运，当雷元星刚刚跨进松滋县第一中学高中部的大门，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不得不离开课堂，到长江码头扛起了沙包，在洞庭湖畔做起了木匠，又到当阳、枝城修筑修路。此时夜空中的九大行星已全无踪影，他第一次迷失了自我，不知自己在跌跌撞撞地走向何方。
    1970年7月，雷元星已是“19岁的哥哥”，在河南南阳参加焦（焦作）枝（枝城）铁路通车典礼之后，他沉思在前往洛阳的列车上：“这火车有两条铁轨把它的双轮夹在里边，只能无条件地沿一条固定的钢铁轨道向北运动，天神并没为地球预修一条环绕太阳的铁轨呀！老师怎么知道地球在重复往年走过的轨迹呢？火车偏离其固定轨道之后，就会越轨翻车，造成人员伤亡，而地球偏离它往年的公转轨道之后会怎样呢？其它行星有没有过越轨的行为呢？彗星的轨道如此之扁，会不会是因为它们曾经擅自越过了原先的近圆轨道呢？天上的飞机航道也是预先规定好的？它每次飞行的轨迹会完全一样吗？这次就不能比上次飞得更低一点儿？风力就不能把它吹偏一点儿？”
    宜昌、沙市、武汉市的书店里，雷元星混杂在购书的人群中，他对红宝书似乎没有什么兴趣，挎包里装的尽是些有关天文理论的图书，这是因为他很想弄明白，到底这九大行星的空间分布是谁排定的？又是什么力量在维护太阳系的运行秩序？到底行星、彗星们有没有一条专供自己运行的固定轨道呢？
    在漫无目标的阅读中，雷元星渐渐把自己的兴奋点锁定到了哥白尼“两种运动”上，其一是地球的“公转运动”，其二就是地球的“自转运动”。这两种运动是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一书的核心，也是哥白尼对科学的主要贡献所在。从历史的角度看，近代科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哥白尼的“两种运动”学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科学文明。但是，哥白尼只是发现和证明了“两种运动”的现象，并没有找到产生“两种运动”的原因，后来的科学家虽然提出了不少假说，这些假说皆没有得到科学的最终证明，直到20世纪中叶，造成地球和行星自转与公转的力学原因仍然是谜。
    20岁时的雷元星是一个知识的贪婪者，他急切地想从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康德、爱因斯坦、哈勃、戴文赛等人的著作中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即找到哥白尼“两种运动”动力来源的答案，弄清是什么力量促使地球永不停歇地自转与公转，也要搞清地球到底有没有一条固定的公转运动轨道，太阳会不会永无休止地东起西落。面对以上这些问题，中外大科学家的嘴都闭得很紧，没有哪本书肯预先给他写出一个现成答案，他只能对那时的科普图书一次次感到失望。
    失望往往是希望的发源地，既然西方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哥白尼“两种运动”的原因，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何不试着探索一番呢？1972年夏，雷元星将要到西南边境地区去从事有关无线电发射的技术工作，他在西藏拉萨捧起了一本北京邮电学院编写的《无线电基础教程》。与此同时，枕边还放着一本金祖孟教授编著的《地球概论》，这是他的业余爱好，他一直就想把地球自转与公转的原因搞清楚。
    喜玛拉雅山北麓的冬季，强劲的西风不分白天黑夜地刮，一吹就是两、三个月。有一次，雷元星把单位的一辆老北京吉普停在日喀则的街道旁，由于忘了拉手刹，等他回来找车时才发现，停下的吉普已被西风吹走了一百多米，保险杠顶到了路边的一棵大树上。
    拉屎撒尿都在思考哥白尼“两种运动”原因的雷元星突发奇想：这西风能把汽车吹走，把兰新铁路上的火车掀翻，难道就不会使地球向东的自转速度加快？如果这喜马拉雅山体是一张巨帆，难道西风对这飘浮于太空的“地球天舟”就没一点作用？地球自转的动力是否与这西风风力有关呢？而这天上的西风又是从哪里吹出来的呢？地球南北两条纬向西风带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纬向风的成因果真像课本上说的与“地转偏向力”有关？金星基本不自转，它表面的云带为何呈纬向分布呢？一串串疑问像乱麻那样堆进了大脑，一时间理不出任何头绪，矛盾与混乱纠缠得他无法自拔，有时甚至到了神志恍惚的地步。
    1974年的一个冬天，雷元星一边烤火一边对桌上的地球仪吹气，他想试验一下，看风力到底能不能把地球吹转。由于那只教学用地形地球仪表面是高低不平的，从他腮窝子里吹出的气流只能让“地球”加速旋转一会儿，当他对准地球仪上的科迪勒拉山系吹气时，地球仪转得稍快一些。他又进一步发现，地球仪上的洋流标线正好与西风带一致，科迪勒拉山系南北两处粗壮山带恰恰处在两条太平洋西风环流的冲击面上，北部的落基山脉与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就像是西风洋流涌出的一样。此时的雷元星开始暗暗激动，他相信自己找到了地球自转的力学原因，也无意间找到了造山运动的真正动力，这个动力间接来自于西风，直接来自于洋流，“洋流造山”的理论将在地学上取代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引起地球观的另一次革命。
    与一个国家的社会革命相比，宇宙观和地球观的革命要偶然得多，其影响却是全人类的。很显然，年方23岁的雷元星还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理想加幻想的阶段，虽然他注意到高峻的山体大多都处在洋流的冲击面一边，也能用风力解释洋流的运动与流向，但当问西风风力的最初来源时，他就一无所知了，因为绝不能说有另一个上帝像他那样用嘴巴在太空向地球吹气。
    为弄清地球三圈（北纬西风、赤道东风、南纬西风）大气环流的动力来源，雷元星开始大量搜读气象学书籍，其中叶笃正（院士）的《地球大气环流》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可在一字一句地读完全书之后，他并没有找到预期的答案，因为叶先生坚持的还是西方人的“热成风”理论，风最初是从地面刮起来的，最后又回到了地面，东风吹出西风，西风又吹出东风，吹来吹去都在地球这个系统之内，不可能对地球的自转速度产生任何影响，其道理如同抓自己的头发不能上天一样简单。
    虽然雷元星是属兔的，但他身上不知哪来的一股公牛般的犟劲，说不清经过了多少个苦思冥想的夜晚，有时见他突然从床上坐起，颠来倒去地转动着手中的地球仪，然后又抱着那个地球仪钻进被窝，默默进入到他那自由舒展思维翅膀的梦乡。有一次，半睡半醒的雷元星独自来到万丈悬崖边沿，手里抱着的地球突然周身长满了细软的绒毛，旋风把这长绒毛的地球吹得咯咯乱转，惊恐使他突然失足，一头栽进了黑暗无底的深渊……不一会儿，带着一身冷汉的梦中惊魂从被窝里钻出，两眼呆呆地回视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有了！答案找到了！地球近300公里厚的大气层就如地球仪表面附着的绒毛，每秒450～700公里高速的太阳风等离子流就是梦中的凉风，地球本身在以每秒29.8公里的高速绕着太阳公转，太阳风力只能作用在地球公转前进轨道上的一个侧面，白天区的大气层外表面承受着太阳风的压力，相当于地球在公转前进途中遇到了一个侧面阻尼力，这个阻尼力的方向与地球前进方向正交，与地球大气层向日面相切，正是这个相互作用力引起了大气圈层的西风环流，东风仅仅是赤道地面低空中的负西风。对！是西风吹起了海面的洋流，是西风与洋流共同包裹着地球自西向东旋转……”激动不已的雷元星赶紧拿起钢笔，生怕自己的推理过程在哪个意想不到的环节上突然中断。
    历经第一个10年的持续思考，哥白尼“两种运动”（自转与公转）中的前一种运动原因基本上弄清了，即太阳风对地球侧面大气圈的压力与地球公转运动共同造成了地球的自转运动。金星虽然在缓慢地自转，但它表面的大气运动方向同其公转轨道平面也是平行的，都在围绕自己的天体做纬向环流运动，这反而可以成为“风吹地转说”的另一项天文学证据。 
    然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太阳风的风力为何不把地球吹出原来的公转轨道呢？地球做公转运动的动力又是从哪里获得的呢？不把“地球公转”的动力来源问题搞清楚，“风吹地球说”就还是没找到立论的基础，因为“公转”是引起地球“自转”的必要条件，如果地球掉过头来反向公转，那么地球的自转方向也会改变，东风最终会裹着地球自东向西旋转，那时的太阳就真的要从西边出来了。
    1975年冬，雷元星在我国西南边境某机场登上了直飞兰州的军用飞机，从空中一路鸟瞰我国的青藏高原，一团团白云簇拥着一座座雪峰在舷窗下退去，几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史也在他的脑海里一幕幕掠过。青藏高原果真是印度板块向北挤出来的？印度板块向南抵的反作用力哪里去了？不高居于庐山之上，能看清庐山真面目吗？不站在地球之颠，能描绘地球的整体面貌吗？
    1977年深秋，全国恢复高考，26岁大龄的雷元星以日喀则考点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复旦大学哲学系录取。这时他已意识到，要真正弄清哥白尼“两种运动”的力学原因，单靠某大学、某系或某个专业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同时掌握天文学、气象学、海洋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高等数学、天体力学、流体力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甚至还要对各种宗教的“创世”理论进行分析比较，而要具备如此全面的科学文史知识，就只能从最基本的自然哲学啃起，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开始读起。
    1978年夏天，雷元星提了一挎包手稿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敲开了地理系主任金祖孟教授的家门，一是想登门拜望他心中“地学偶像”，二是想把自己关于“风吹地球转”的理论叙述给金教授听，希望得到该领域权威的鼓励与指点。不料话头刚刚打开，金教授就问他读过美国芒克的《地球自转》一书没有？雷元星回答说读过几遍，并当面指出芒克回避了地球自转的动力来源问题，尽管芒克概算了全世界火车运动对地球自转速率的影响，却忽略了洋流的运动，而洋流是地球表面最大质量与规模的全球性运动。金教授没有听完这位复旦学子对地球自转动力来源的叙述，真诚地劝他放弃这种没有学术前途的研究。
    好在上海是我国自然科学学科较为全面也比较集中的地方，不几年的功夫，复旦、同济、交大、上海市图书馆的相关借书卡上都留下了雷元星的签名，他初到上海的两三年间，发疯似地吞咽着一篇篇相关文献，摘录出一条条前人的论证与数据。此时，他已不再满足于对哥白尼“两种运动”原因的一般思考，而要把地球一层层剥开，把地球的来龙去脉看个一清二楚。
    在复旦哲学系的课堂上，康德常常受到师生们的夸耀，称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是第一个替牛顿赶走上帝的英雄，是他“让”九大行星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绕着太阳盘旋。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却常从雷元星的口中发出：康德的“原始星云”不仅没有赶走牛顿的上帝，而且还需要另一个上帝帮忙，才能维持太阳系的现有秩序, 从“康德星云”中钻出的行星公转轨道并不是来自于牛顿的万有引力，而是来自于笛卡尔的以太旋涡，牛顿在世时就公开批判过这类观点，因为星云旋涡中不可能出现哈雷彗星的运动轨道。在地球自转的动力来源问题上，“康德星云”旋转的原始惯性不能解释地球自转速率的周期性变化，更不能解释木星、土星周围反向旋转的卫星，康德的“原始惯性”纯属无稽之谈。
    1984年秋，四川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的教职工宿舍里传出一个声音：“哥白尼‘两种运动’的原因全找到了！地球与其它行星公转运动的力学原因找到了！”已在该校任哲学教师的雷元星独自面对着墙壁，眼眶里噙着激动的泪水，一颗颗滴落了下来。是啊！从1974年起，整整苦思冥想了又一个10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把“地球公转”的动力来源问题弄清了！至此，哥白尼“两种运动”不再仅仅是世界公认的天文现象，一个中国人找到了这“两种运动”背后的力学原因，这能不让人感慨一番吗？
    雷元星是如何解释地球“公转运动”原因的呢？他是不是列了一个几十米长的数学方程呢？不是，他的解决方法就像捅破窗户纸那样简单。一开始，他在自家的北边阳台上画了个巴掌大的圆圈，代表一个直径为140万公里的太阳，然后用同样的比例在墙上印了107个巴掌，用以代表1.5亿公里（地球公转半径）的距离，再用圆珠笔在南边的阳台木门上点了一点，用以代表地球。当他要往下继续画火星时，就只好爬过阳台，把一个更小的点点到楼对面的树杆上。他没能依次把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画出来，因为这些星点只能是百米开外的沙粒，站在自家阳台上基本无法看清了。
    在墙壁上按真实比例画太阳系图的尝试给了他一个明确的信念：那个曾经训斥过他的初中老师还真该由我来教教了,书上画的太阳系图不仅有错，而且全都是假的。尤其是那些表达行星轨道的线条都没有考虑真实的比例，离“太阳巴掌”几米至几十米远的行星沙粒根本不可能拥有一条固定不变的公转轨道，地球更不可能年复一年地重复往年走过的轨迹，它的公转轨道不可能是一条封闭的开普勒椭圆线。
    经过一段时期的“达摩式”面壁思考，一个更为大胆的思想涌进脑海：要弄真正弄清哥白尼“两种运动”的原因，就必须去研究九大行星的起源，彻底摆脱康德“星云说”的误导，推出新的地球起源学说。而要论证地球的起源，首先就要说清现在地球物质的来源，重新认识地球与太阳的关系。若按现在流行的地球起源理论，地球与太阳都是同时从同一团“原始星云”或“宇宙奇点”中诞生出来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母体，是“同胞兄弟”的关系。可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太阳的质量比地球大33万倍呢？宇宙间果然有如此偏心的“母亲”？
    夏天常常是雷元星灵感大爆发的季节，他穿着一双塑料拖鞋，在仅50平方米的宿舍里踱来踱去，口里低声叨唠着一些天神才能听懂的密语：太阳风从这个巴掌大的圆圈里向四周喷射，这些等离子气体像海里升腾的水蒸气一样，浮升到了太阳系的边缘，在离太阳两光年的高空飘荡着，冷却凝结成了一圈稀薄的分子云层，这些含有不同元素的分子云层继续冷凝成固态晶体颗粒（霰）或雪花。
    雪花在相互碰撞中带上了静电，静电电荷的引力作用使它们聚合为雪团、雪朵、雪球、冰雹、大冰球、特大冰球、小彗星、大彗星，这些彗星群不可能再像云朵那样自由地飘悬在高空，而是一个个转化成了太阳上空的伽利略自由落体，并在重力作用下向太阳回落。由于太阳离它们太远，又在以每秒250公里的高速绕着银心盘旋，第一次没能落进太阳的彗星就会与太阳擦身而过，重新冲向太阳另一边的高空，在它第二次达到至高点后，又从另一面向太阳方向俯冲过来，最后形成了一条高度椭圆的彗星轨道。在大彗星一次次坠落的途中，相互碰撞必然引起彗星群之间的“兼并战争”，其结果必是更大冰冻天体的形成，这些天体就会演化成更低轨道上的外行星。
    外行星的轨道是由其原来的多条彗星轨道合成的，轨道偏心率逐渐降低，当它们进一步接近太阳时，熔点和沸点较低的分子就会先后熔解与蒸发，体积不断变小，密度不断变大，最后形成了类地行星。随着星球上水H2O的出现，给生物提供了生存繁衍的条件，这个星球表面就会出现一个生物世界，当该天体进一步逼近太阳，海洋全部蒸发，失去了生物生存的条件，该星球就会像现在的金星那样，表面变成一个高压闷热的世界。最后，这颗死亡之星必将越过水星轨道，直接坠入太阳，在一块耀斑中重新化为等离子气体，随太阳风等离子流再次向太阳系边沿的云层浮升。这就是雷元星所描绘的行星起源、演化与消亡的全过程，据说，在《周易》、《奥义书》、《起世经》、《创世纪》、《古兰经》等古代典籍中，早已有了类似这个过程的记载。
    在上面的过程中，不仅哥白尼“两种运动”的原因能得到圆满的解释，而且与古地质学、古气候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符合得很好，甚至能系统全面地解开现代科学所面临的许多自然之谜。在完成了他的逻辑推导之后，雷元星花300元钱，买了一台二手五号铅字打字机，把他的全部思想装到了一册油印本中，书名定为《地球的沉思》，并自费向全国各地的学者赠寄。
    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大潮在全国涌动，社会对陈景润式的书呆子不再感兴趣，雷元星印的一百多本小册子也石沉大海，并没在中国激起什么科学的浪花，甚至没有听到任何反对之声。在一种极度失望的情绪中，他毅然离开了西南财大，到四川省委宣传部搞起了社会科学，为中国商品经济的起步摇旗呐喊。
    毕竟经济理论不是他的最爱，雷元星心灵深处仍然埋有做“哥白尼第二”的学术冲动。1988年，他找了个常驻深圳工作的机会，开始在粤海之滨观测信风的变化，又时常利用出差的机会，去海南岛  记录潮起潮退的时刻，并分析它与月中天时刻之间的关系。最后，他果断地抛弃了已被社会公认300年之久的牛顿引力起潮学说，重新肯定了与牛顿同时代的中国人王夫之提出的“地起潮落，地沉潮来”的论断。雷元星敏锐地注意到：地壳固体潮与海潮在时间上是异步、反相的，地核的上下蠕动是潮汐形成的直接原因，而地核起伏运动的动力可能来自于地月间的磁力变化，与牛顿的万有引力无关。
    80年代，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播放我国的卫星云图，从云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半球西风带对东亚大气环流的影响，也可清晰地看出我国季风的变化。它不仅说明季风的成因同西方气象学所说的海陆梯度风没有关系，而且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地球大气纬向环流与地球公转轨道平面的平行关系，进一步证明了“风吹地转说”的正确性。但那时的中央电视台硬是不把卫星镜头扭向南半球，人们无法看到全球风场的运动情况。
    1991年春，雷元星独自来到约翰内斯堡，第一次看到了南半球的星空，看到挂在天空北面的太阳东起西落，也看到了南非电视台播放的卫星云图。他登上开普敦桌山之顶，站在好望角的崖梁，满怀激情地敞开衣襟，拥抱着南大西洋的海风。他跳进伊丽莎白港，试探着环南极西风漂流的流速。他仰卧在德班海滨的沙滩上，贴耳侦听着南印度洋的涛声。到第三年回国时他才惭愧地发现，同机归国的政府官员都随身带有昂贵的南非钻石，而他带回的只是从德拉肯斯堡山脉上敲下的石头。
    1992年秋，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一架宽体客机稳稳地降落到了新加坡章宜国际机场，持旅游签证的雷元星住进了芳林公园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他对新加坡的城市景观似乎不感兴趣，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视，观看当地气象台所播发的卫星云图。雷心里想：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接近赤道线，一年四季都在赤道东风带的控制之下，云层应该从东向西移动。不出所料，当天新加坡刮着3~4级偏东风，卫星云图也显示出了相同的结果。虽然这个结果是地理课本上早就有的，但雷元星对它的解释却完全不同，他认为这是新加坡的地块比高空的云层向东转得更快造成的。
    1994年，雷元星揣着《地球的沉思》走进《科幻世界》编辑部，月刊主编耐心地翻看了这册油印稿，要求他按杂志上的文章风格作些改写，随后给他摘要连载了6期。尽管刊发的文章得到过著名科普作家郑文光先生的肯定，发行量超百万份的《文摘周报》也在头版转载过两篇，但毕竟是在“异想天开”栏目中刊出的，一些中学生读者把它误解成了“另类科幻”，并没产生什么学术影响。但这毕竟是雷元星30思维结晶的首次发表，其意义还在于为中国人证明哥白尼“两种运动”的原因赢得了率先发表的时间。
    1995年冬，允许年满30年工龄者提前退休的政策颁发下来，若把西藏高原的补助工龄算下来，雷元星的工龄已经超过此限，因心思长期游离在党政机关工作之外，组织上劝他写了份退休报告，从此告别了政治仕途，终于可以“全天候”地耕他的“科研自留地”了。
    1996年6月1日，一架波音747宽体客机正在马达加斯加上空往香港方向飞行，偶遇的高空气流使飞机颠簸得十分厉害，尽管机长没有下达遇到紧急情况的指令，坐在舷窗边的雷元星总感到要发生什么意外，他赶紧掏出签字笔，用中英文在纸上写了这样四句：“如有意外，请记住两人，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是波兰人哥白尼，发现地球正向太阳掉的是中国人雷元星”。写好之后，他叫来白人空姐，要她把这张字条装在飞机头部的黑匣子里。此时飞机已经平稳下来，空姐接过字条看了一下，并微笑着向前舱走去。
    1997年初，雷元星把省吃俭用的13000元抱进了四川天地出版社，很顺利地拿到了“自费出版”图书的合同。不几周时间，8000册《地球大揭秘》就摆到了新华书店的科普书柜上，《四川日报》、四川《读书报》很快对他的新书作了比较客观的报导。这位43岁的中年汉子长长地舒了口积压了多年的学术闷气后，开始准备返回南非的行程，因为他在比勒托利亚搞的“第10大行星观测计划”还在继续，为维持在非洲的旅行生活，他还有些生意上的事等着回去处理。
    一天凌晨4点，枕边电话铃声把老雷叫醒，这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喂！老雷，我昨天整夜没睡，一直在读你的书，真没想到啊，咱们在深圳共事那么久，怎么一点儿没有觉察出你在思考这些东西呢？你要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里搞原子弹爆炸呀？你脑壳里还装了些啥？……”对于雷本人来说，这是一个又一次改变他人生轨迹的电话；对于历史来说，这个电话无意间挽救了一个注定要湮灭的科学思想，也将为中国人在宇宙学领域争得一次至关重要的发言权。当时打这个电话的人是四川省新华书店图书发行公司的老总——江华荣先生，该公司正是《地球大揭秘》一书的总发行人。
    在江先生的全力资助和精心安排下，《地球大揭秘》很快被第二次印刷、第三次印刷。第二年，《宇宙大揭秘》、《人类大揭秘》先后在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地的读者也把一封封赞扬、肯定的信函寄到了四川省委宣传部，雷似乎在一夜间成了小有名气的科普写家。
    世界科学史表明，凡在科学上有所突破的人，其命运都是多舛的。雷元星也不例外，支持者说：“哥白尼从空间的角度发现了地球世界在宇宙中的真实位置，雷元星从时间的角度发现了地球的真实演化过程，两者的贡献一样巨大。”反对的人说：“雷元星指名道姓地向开普勒、牛顿、达尔文、魏格纳、爱因斯坦、霍金等科学巨人挑战，纯属狂妄之徒”。一时间，他成了中国读者心目中最具争议的人物。
    1998年春，四川省新华书店在新华宾馆召集了一个评审会议，请成都地区的专家教授们对雷元星其书其人各抒己见。从当时的反应看，雷的研究领域过于宽广，虽不能说全是对的，但他的书无疑是一座富矿，哪怕其中只有一个原理是正确的，那也是科学上的重大突破。由于与会者各有专长，知识面都集中在某些具体的学术领域，大都无法给雷元星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使得组织者在考虑下一步宣传推广计划时举棋不定，意见难以统一。
    1998年秋的某个下午，一条47岁的南方汉子只身摸进了中国科学院三楼，楼梯口旁边赫然挂着“地球处”的门牌，他见一位白面书生斜坐在办公桌前，便生咧咧地趋前献问，当得知这年轻人就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环发研究中心地球处的处座时，这汉子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本书来，用不着猜，这书正是雷元星本人写的《地球大揭秘》。“书搁那儿吧！我一会要去外地出差，看书后再同你联系，啊！”。这位20多岁的地球处长用三句话就把他给打发了。走出中国科学院的大门，雷元星像刚出大观园的刘姥姥那样兴奋，因为他此次来京，不仅拜会到了马宗晋、叶笃正、王仁、董申保等科学院院士，还亲眼见到了我们中国的“地球处长”，他要去哪个星球出差呢？他主管的地球与俺研究的地球会不会是同一个地球呢？……
    2000年元月3日，《科学时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张晓家的书评文章，题目是《由雷元星的三本奇书引发的思考》，该文以北京大学某副教授的名义，把“三大揭秘”提出的几大推论定性为“学院派伪科学”，并以挖苦的口气劝作者放弃这些科学幻想。不到两个星期，发行量较大的《科技文摘报》转登了这篇文章。雷元星的名字一下子暗淡了下来，那些原来支持他观点的读者深感失望与气愤，有的写信给雷本人，希望他顶住压力，有的还把电话打到该副教授家里，要同他理论一番。雷本人则表现得异常平静，半年后才给《科学时报》总编寄去了一篇《五点申辩》，希望澄清一下社会对他的误会。
    《科学时报》是中国科学院主办的报纸，时常用“宇宙大爆炸”之类的科学神话招揽读者，通常对什么“申辩”文章是不屑一顾的。雷心里清楚，一个科学爱好者没资格同一部宣传机器较量，再说他也没有时间来表达自己的委屈，因为科学决战的时机还不成熟，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学术理论搞严密，把地球的公转轨道方程拿出来，把天体的惯性运动、重力质量、万有引力等问题搞清楚，只有如此，才能面对将来出现的真正论敌，才能最后证明哥白尼“两种运动”的原因。
    2001年夏，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第一教学楼的会议室里不同寻常，雷元星面对着七八个专家学者，陈述着他的“风吹地转”、“季风环流”、“第二次蒸发”和“雨雪的成因”等论点。60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一位教授说：“‘风吹地球转’的理论成立，但在数学处理上还要再下些工夫”。还有一位50年代毕业于南京大学气象系的高工说：“雷关于‘季风与地转轴和地球公转轨道平面的夹角有关’的立论成立，现在用‘海陆气压梯度’理论确实不能说明全球性季风现象”。另一位教授坚决反对雷的“洋流造山”理论，因为他在美国亲自测量过墨西哥湾的海流流速，认定洋流对海岸的推力是微乎其微的。
    2002年，雷的支持者江华荣先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科学界到底怎么啦？明明老雷关于哥白尼‘两种运动’的证明是对的，为什么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呢？国家科学技术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改进科技成果评价体制的决定》，为什么对雷这样的‘小人物’不予重视呢？难道就因为他的书属于‘非共识’成果？可不可以搞一个‘非共识科学擂台’呢？老雷会不会在遇到强手时败阵呢？如果他的理论确实是真理，用什么办法把这一正确的学说传播出去呢？ 因担心老雷闹出什么学术笑话，江华荣先生又组织了20 多位高学历的年轻学者，对几本书的论题、论据、图表、公式以及各种推论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审读，并要求老雷对“行星螺旋轨道”理论重新进行更为准确、详细的阐述。
    两年很快过去了，雷元星已经对哥白尼“两种运动”的原因思考了整整40年，不知不觉间，鬓角之际已霜丝初现，少年时代的科学梦想多了几分老成。一个年过半百的“大爷”将造访北京，他要用毕生的心血去再次叩响科学院的大门；他要用快要沙哑的声音去向首都的路人讲述，讲述中国人自己原创的宇宙故事；他要告诉天安门广场上的外国人，我们的地球正在向太阳掉落，人类应该停止一切恐怖与战争，和平和发展才能拯救我们共同的家园。
    去年冬，连续三天的降雪把北京城盖得严严实实，清晨，洁白的雪地托着一个黑色的身影，静静地伫立在我们报社的铁门右侧，等待着一位采编的约见。不用相互介绍，我上前握住了雷元星那双冰冷而又宽大的手，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这位倍受争议的“人物”。他个子不高，自慰是拿破仑的身材，黑发、黑脸间闪烁着一对黑色的眸子，黑衣、黑鞋外加一只黑色的布包，自嘲手中的三本黑皮书是从黑非洲带回的黑科学。在接过一杯热茗之后，我们很快拉开了预先电话约定的话题。
    “记得毛主席曾说过，没有谁，地球都照样转，你干吗要去追问地球照样转的力学原因呢？”雷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反问了一句：“毛主席还说过，东风必然压倒西风，我为啥不能问问东风何时才能压倒西风呢？”当谈到地球自转的动力来源是否重要的问题时，他拿起我写字台上的小型地球仪比划着：“任何旋转的物体都有一个转动惯量的来源问题，脚下有一只足球，你不踢它，它不会旋转，也不会运动，牛顿把弄转地球的力源归因于上帝之手，康德把地转的动力来源归因于原始星云预储的旋转惯性，两者都是一种假设，无法被观测证实，也与实际计算结果不符。他们都忽略了太阳风等离子流对高空大气圈的影响，也忽略了低空大气圈和水圈运动对地球自转速率的影响，……”
    “对不起，打断一下，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已经提出近400年，没有人发现他的椭圆轨道与实际观测不符，你雷元星凭什么要否定这条轨道呢？否定开普勒的椭圆轨道，是否意味着观测已经在天文学上不再重要了呢？”这是我给采访对象预备的一个难题，看看他将用什么理由来进行搪塞。
    “实验与观测是检验科学的唯一标准，也是永恒的标准。地球平均每年向太阳旋进了200米，400年旋进了80公里，而地球的平均赤道半径是6378公里，这80公里只是地球表皮的厚度，难以在短时期内被观测者所发现。如果把时间区段拉到2.5亿年，那么地球就会旋落到现在金星的轨道上，那时地球上的海洋也会全部蒸发，地球上将不可能再有任何生命。然而地球每年靠近或没靠近太阳200米，不仅仅是走哪条轨道的数学问题，更是一个力学性质的问题。如果地球没有每年靠近太阳200米，那么开普勒椭圆轨道成立，地球将在现在这条固定轨道上永恒地转下去；如果地球确实在向太阳靠近，那么本人的螺旋轨道成立，地球与其它行星、彗星的运动本质上是太阳上空自由落体的运动，火星必然走进现在地球的轨道，演化成为又一个充满生物的世界。”听了上面的解释，我把话题从老雷原先设计的思路上抽了回来，转而问他将用什么新的方法来敲开在京科学家的房门。雷元星诡秘地笑了笑，推说这是行业秘密。
    三小时的访谈结束了，我目送着这位西部的长者淡然地扑入寒风中，消失在等候9路公交车的人流里。回到暖融融的写字楼，又一次翻开雷元星留下的中英文书籍和资料，一连串新的问号不断地跳入脑海。言谈举止如此平凡的人真能成为科学上的“哥白尼第二”？若他真的弄清了地球自转与公转的动力来源，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有所突破或创新呢？当今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多是各国政要、商界大亨、艺坛新秀或各类明星，谁愿意花时间去认识一个四川的退休小老头儿呢？谁有兴趣去了解哥白尼“两种运动”的力学原因呢？哪些人会来关心一个名叫雷元星的中国人对此所做的40年探问呢？
                            人民三日报：作者（三木就饭）

2004年圣诞于北京   2005年春节首贴于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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