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http://19780117.bbs.xilu.com/

    这里不是我姥爷、姥姥的老家，更不是我爷爷、奶奶的老家，这里只能是我的孙子和外孙们的老家，因为这里是他们的爷爷和姥爷诞生的地方。 

    这是一个任何事情在这里都会变得比平常更简单，更直接的城市。这个城市里有很多美丽的东西，最美丽的东西就是水和空气的味道。这里的水烧开时，水壶膛内从不会象北京那般结满一层厚厚的白色水垢，且水质甘美。空气中也总是永远浸润着一丝丝透人心脾的清凉。然而，最有味道的东西却是这个城市里人的声音。这里的人们讲起话来，无论男女老幼，一概地洪亮如钟，堂音朗朗，并以压倒一切的绝对优势，在无论是音质，音色，音高，音准尤其是音量方面执全国其他城市所无法并提之牛耳，成为了这个城市绝对的一个标志和自信。以至每个离开这里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人十几年、几十年下来最难改变，最不愿改变的就是他自己的声音。因为绝对地没有必要。

    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会令外乡人看上去来得缓慢，去的缓慢。

    在这里，生命们总是缓慢地出生，缓慢地成长，人们也已似乎永远习惯了以这种缓慢的方式进行思考，走路和说话，最终无一例外地以这种缓慢的方式缓慢地死去。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招乎来，动手的那一刻。

    我出生的院子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杂院儿，一百多户人家，四五百口子人，房屋也多是些低矮破旧的平房，相互间杂乱地挤靠着，分割出院中唯一一条通向院门的大路和几条交错、串联在一起、长短不一的胡同。

    大路的中央，是院子的中心。这里有全院唯一的自来水管，一条黑色橡胶管子从一间小土屋面临大路的那扇窗户下面伸出来，懒散地低垂着头。窗户的左下角有一块玻璃被拿掉，换上了一块很厚的帆布帘。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小屋的外面总会排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桶，每只水桶或者每两只水桶的旁边都会卫士般地站着个人，为的是既看着自家的水桶，也看着别人。我的姥爷退休后曾当过一阵子更倌，我也就常陪着姥爷一起住在水房里。每到打水的时候，人们就从那个窗框被磨蹭得乌黑油亮的窗口伸进手来摸索着打开开关。通常，我喜欢从那些伸进来的手上去判断外面打水的人的年龄和性别。夏季，几乎每天都会有许多妇女端着自家那硕大的白洋铁皮的洗衣盆来到院中央，围坐在靠近水房四周的房屋的阴影处，舞弄着手中的肥皂，边嬉笑着，边用力地在木制的洗衣板上搓洗和摔打着自家的衣物。幸运的话，我偶尔还会透过窗口看见一些只穿着背心的妇女伸手进来时从领口显露出来的胸膛，好在外面很亮，小屋里很黑，加上窗户上糊着些姥爷拣来的旧报纸，所以外面的人很难发现这个隐没在小屋窗后的黑暗中正独自窥视的少年。

    院里的人们通常是规规矩矩地排着队打水，而且常常是有说有笑的。可有时也会忽然就为了点儿方寸小事儿转瞬间变得红脸红眼，狼嚎虎啸，全不管彼此是否熟得已经不能再熟，绝对毫不迟疑地就把水桶砸到那另一个烂熟的头上去。这种事儿一般只发生在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与女人之间，极少混斗。因为在东北，人们坚信好男不和女斗。更甚时，片刻之后，就可能会有闻讯赶来的拎着菜刀的妻子或者举着扁担的丈夫，或者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孩子、侄子和老子们，有多少算多少，从他们居住的胡同里狂冲出来，狂吼着，舍身相助。奇怪的是，这种大规模的理应断了几条胳膊几条腿的恶战却往往只是以某人擦破了些皮肉，最多是某人被打肿打破了脸而告结束。这种绝对理想的战果自然归功于众邻居们好奇之后的好心相劝，否则可能真的就不仅仅是掉下几条胳膊几条腿了。说起来全都是为了一句半句没有讲清楚的话。至于谁对谁错，谁丢了面子，谁吃了大亏，计划生育以前，院儿里的人都相信，人多力量大。

    本着这一原则，我的倔强的，农民出身的姥爷在我那可爱的姥姥的有生之年里一直因其仅仅产下了一女而暴躁和抱怨，以至于在我妈二十一岁上将远离父母单身一人的我爸从市京剧院单身宿舍中接回家作了上门女婿之后，依然肆无忌惮地从河北老家认领了一个同姓的外子。遗憾的是此子不甚争气，在姥爷千辛万苦地帮他跑下城市户口，并在铁路上某了个差事不久，即因贪污、盗窃等罪名进了监狱。自此，这段在深深地伤害了我父亲自尊之后的关系即告湮灭。到是姥姥本人在此种种压力之下不知何时就忽然间变得异常强悍起来，并且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些颇神奇的手段，使得那些即使有些跋扈的人家，即使绝对的人多，在姥姥的面前亦不敢恣意妄为。否则，一个不留神，被姥姥的大脚蹋进家门，便再难请出。爸爸曾在为数不多的几次与我个人的谈话中对此进行过逼真的描述。姥姥最拿手的绝活是，躺下，停止呼吸，口吐白沫不止，而且常常是紧闭起双眼激励哇啦地说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话，直到对方的脸由红变白，连连道歉后方才了事。你说吓人不吓人，儿时的我在领会了爸那略有得意的眼神之后，心中的豪迈之情自更不必言说。也就常会在被某家的半大小子欺负了之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在气鼓鼓的姥姥身后，和着半院子看热闹的人一路奔到那家人的门口，对着那早就闻风紧闭了的门伫立着，多半在这个时候，姥姥便会拉紧我的小手，对着躲在门里的人气壮山河地骂上一顿，望着姥姥那随风飘动的花白头发，和她那由于过分激动而微微颤动着的本就有些发胖的身体以及众多围观者们无声的窃笑，我稚嫩的童心里开始朦朦胧胧地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则是：人多未必力量大，玩儿命的人力量最大。令人欣慰的是，后来我妈把这条真真切切的大道理逐年地发扬光大了。此为后话。

    我的家正巧斜对着茅楼，正对着仓库，侧靠着水房，毫无疑问地就成为了全院儿中心的中心。不管是谁，只要一进大院的门，直直的第一眼便可以看见我家那棵有一大半已经长出了鸡窝的丁香树，以及五、六只雪白的在树底下闲逛的丰满肥硕的母鸡。我家的外屋（那时候大部分东北人的外屋即是他们的厨房）就在鸡窝的后面，外屋里的地面要比屋外的地面略低一些，靠近屋门口的地方立着一口半人高的水缸，旁边倒扣着两只摞在一起的铁皮水桶。地中央是一处用砖泥垒砌而成的灶台，台上面嵌着一口巨大的铁锅，旁边是一只木制的风箱。外屋的一左一右各是一间小屋和一间大屋，大屋既是卧室，又是客厅，除了几件简单的家具之外，在靠墙的橱柜上放着一对儿画有八仙过海图案的大青瓷花瓶，花瓶一侧的墙上挂着一面两米见方的镜子，镜子的上方画着一对儿游水的鸳鸯，下方整齐地排列着两行红色的小字，爸爸告诉我，这上面记的都是他和妈妈结婚时，大院儿里所有随礼（送贺礼）者的名字，后来这些名字自然全部成为了我妈用以决定选择是否给哪一家回礼的绝对证据。